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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龙:我对曹天予告周国平一案的证言
(博讯2006年9月06日)
    
    本证言涉及中国一桩关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X小组”的公案,叙述周国平如何交代了曹天予的“罪行”,然后又在四十年以后诬陷是曹天予出卖了别人的精彩史事,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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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小组是1963年由北大哲学系1962级学生郭世英(郭沫若之子)、社会青年张鹤慈、孙经武和北京第二医科大学学生叶蓉青组成的文学团体。后郭、张、孙、叶被公安机关带走,郭、叶不久被释,郭世英下乡劳动(文革期间被造反派拘押,自高空坠落而死);张、孙被劳动教养。中国大陆学者、郭世英的同学周国平在自传《岁月与性情》中,指另一同学、现为美国波士顿大学副教授曹天予为“告密者”,利用和出卖了郭世英。曹得知后十分愤慨,在2004年8月5日《南方周末》,对该书情节和观点提出异议。此前,张鹤慈也曾指责曹为告密者。曹访谈发表后,陈志尚撰写《讲明事实真相,还历史本来面目》,张鹤慈撰写《不要逼死人说话》、《谁是谁非》、《跨过底线的曹天予》等文指出曹为X事件中“告密者”;曹天予则先后撰写《周编“自传”与往事解读》、《答陈志尚》等文章回应,依据的主要材料是曹在1964年被打成反动学生时的交代材料。
    
    从“X小组”案发后传讯其成员,到我与校保卫部和公安机关共同研究该案涉嫌人的表现与处理时为止,发现他们所交代、揭发的问题,并未超出原公安部门所掌握的材料;包括“叛逃”事在内,都是按公安机关已掌握的线索予以追查的。尤其对曹天予,陈志尚总认为他态度不老实,即使承认和交代了问题,也是被迫的,还说过曹天予交代问题的态度远不如与郭世英和“X小组”关系密切者、遇事能主动反映情况的一、二个学生。阅《岁月与性情》后,可确定周国平即此一、二人中的一个。这也为1979年6月中共北京大学哲学系总支《关于曹天予1964年定为反动学生问题的复查报告》所确证。
    
    曹天予后委托张思之等律师向周国平及出版《岁月与性情》的长江文艺出版社提起诉讼。2006年3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定曹天予状告周国平侵害名誉权证据不足,驳回曹之诉讼请求。曹不服提起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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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证言
    
    谢龙
    
    (证人:谢龙,男,76岁
    
    身份证号码:110105193006275811
    
    工作单位、职务: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已离休
    
    通信地址:北京市北京大学畅春园52楼202号邮编:100871
    
    联系电话:(010)62752332
    
    电子邮箱:[email protected])
    
    尊敬的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合议庭全体法官:
    
    作为本案纠纷的历史见证人,当时我任哲学系党总支副书记,主管工作范围中有安全保卫一项。为了对历史负责,便于法官了解当时的真实情况,我愿向法庭作证并接受质证,同时对一审时其他证人发表的与事实真相不符证言进行纠正性的解读,对我证言的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
    
    2005年12月22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审理曹天予、周国平一案,我曾出庭为原告曹天予作证。我的证言,全部属实,详见有关书面材料。但是2006年3月17日的判决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5]二中民初字第07490号),却判定曹天予状告周国平《岁月与性情》有关内容对其名誉权的侵害证据不足,因此驳回曹天予之诉讼请求。对此,于判决前我曾就2006年1月18日李经纬法官和吴以钢律师的谈话要点,向吴律师反映过自己的意见(附后)。现补充说明的是,这次未能依据有关基本事实判决,我作为原告证人也有一定的责任。有关情况概述如下,供贵院在受理原告上诉、按基本事实断案时参考。
    
    我作为原告证人,开庭作证之前因忙其他事,未亲自阅读被告周国平《岁月与性情》一书,仅从原告和原告律师处间接得知,书中说“X小组”案发由于曹天予“告发”所致,因而我只就这单一情节出庭作证。当法官问我是否看过周国平的《岁月与性情》,我如实回答:“没有看过,但了解其有关内容”。加以听说“X小组”案至今公安部仍予保密,有关文件作为“绝秘”资料,我于开庭前曾向原告律师提出过内部或不公开审理的建议,因此证言尽量不涉及当时我认为与该案无直接关联的事实。此案判决后,读了《岁月与性情》,才认识到我的证言有不足之处。
    
    从周国平《岁月与性情》所述,他对曹告发“X”,并不是出自直接的了解,而是自己的猜疑或听别人所说。因此判案时理应考察有关情况的来源。其中的关键是,周猜疑或听别人说曹告发“X”事,为当时的知情者陈志尚所“证实”。书中93页说:1963年“5月中旬的一天,……我隐约感到,是曹告发了X,后来陈老师向我证实了这一点。”未看该书前,在时间上,我原以为是曹天予起诉周名誉侵权之后,陈志尚才予“证实”的。因此,我的证言着重于自己所了解的基本事实,即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要求北大党委保卫部配合追查“X小组”在先、牵涉到的学生包括曹天予等交代“X小组”问题在后;而对其他事实,均以与该案无直接关联而未向法庭提出证词。现从《岁月与性情》有关内容来看,陈志尚早在周国平写《岁月与性情》之前,就已“证实”曹天予有“告发”“X小组”之事。但据我所知,陈志尚的“证实”纯属“杜撰”,现将有关事实补充如下:
    
    (1)从1962年曹天予、郭世英入学到“X小组”案发,即1963年5月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要求北大党委保卫部配合追查“X小组”之前,曹天予没有向公安机关、校保卫部检举过“X小组”。这不仅是我个人的记忆(自1955年我一直担任北大哲学系总支副书记并兼保卫委员);因为2005年原党委保卫部部长尔联柏逝世前,我曾就此事当面与他本人核实过;进而,还通过北京市公安局的同志间接询问当年曾参加审理该案的同志,他们都证实我的记忆无误,即在案发前的确无人向公安机关检举、揭发过“X小组”的问题;陈志尚也从未向我或党委保卫部或公安机关反映过曹天予检举、揭发“X小组”的事。如果案发前有“告发”或检举“X小组”这样“重大”的事件,陈志尚作为支部书记、班主任,按照组织原则,理应向我汇报。当然,直接向校保卫部和公安机关汇报也无违组织原则。问题是案发前他根本未向校保卫部和公安机关任何人汇报过这样的事。这是我直接了解并于作证前已予核实的。
    
    (2)1963年4、5月间“X小组”案发,公安机关于5月初要求北大党委保卫部配合追查。从原告律师查到的1964年9月8日中共北京大学委员会《反动学生曹天予的定案材料》以及1979至1986年的复查《报告》和平反《决定》来看,这是一个错案。有关《报告》和《决定》认为对“X小组”立案追查本身就是错误的,特别是把有关“X小组”的学生之间的正常思想交流“上纲”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活动而谈话或传讯,名义上是为“核实”和取得“口供”,实际上是逼迫其“成员”或“涉嫌人”按错误的思路交代、揭发问题。这本身就构成了对他们的伤害或迫害,使他们被迫陷于破坏同学之间正常交往关系的“圈套”。当年哲学系参与公安部传讯“X小组”案涉嫌人曹天予和与周国平等人谈话的直接操作者,是支部书记兼班主任陈志尚。他对这个错案的执行负有具体操作的责任。我虽未与当事人直接接触,但因截至当年9月将这项工作移交给另一副书记之前,我是哲学系这项工作的主管,所以对这个错案的执行我负有不容推卸的主要责任。
    
    从“X小组”案发后传讯其成员,到我与校保卫部和公安机关共同研究该案涉嫌人的表现与处理时为止,发现他们所交代、揭发的问题,并未超出原公安部门所掌握的材料;包括“叛逃”事在内,都是按公安机关已掌握的线索予以追查的。尤其对曹天予,陈志尚总认为他态度不老实,即使承认和交代了问题,也是被迫的,还说过曹天予交代问题的态度远不如与郭世英和“X小组”关系密切者、遇事能主动反映情况的一、二个学生。阅《岁月与性情》后,可确定周国平即此一、二人中的一个。这也为1979年6月中共北京大学哲学系总支《关于曹天予1964年定为反动学生问题的复查报告》所确证。
    
    该《复查报告》对曹不予平反结论的主要依据,其中就有周国平1963年7月14日揭发曹的材料和1964年揭发、批判“反动学生”曹天予时周对曹的揭发:说曹为“X小组”郭世英等人“送情报”,于63年5月9日把陈志尚代表组织企图向曹追问“X小组”事的情况透露给了郭世英,造成“消灭了罪证”或烧毁了x集团的材料的严重后果;周揭发曹曾告诉郭世英“x集团的问题不是陈老师一个人在搞,而是整个机构在搞”等等。特别是周国平还揭发曹天予企图使周与曹一起“与组织对立,对组织隐瞒真相”(见该《复查报告》所引《周国平1963年7月14日的揭发材料,1964年8月的揭发材料》),这些都是曹并未告发“X小组”的证据。至于陈志尚曾向周国平透露该案是“周恩来亲自处理的”,书中第95页述其到公安局海淀分局被传讯回校后,陈曾向他说:“你知道是谁在处理这件事吗?你知道了会大吃一惊的!”虽未具体讲出周恩来的名字,但当年能将“机密”向周透露,的确表明陈在配合公安机关操作这个错案时,把周国平当成可信赖和依靠的对象。周通过和陈这样的交往,肯定知道曹天予不曾告发“X小组”,也肯定知道此案的直接操作者陈志尚当年并没有把曹天予作为“告发者”,而是作为主要的“怀疑”以至“打击”对象。
    
    (3)1963年5月,北大党委保卫部与公安机关研究“X小组”成员的处理时,我曾参与。党委保卫部尔联柏(部长)和高连瑞从公安机关立案起多次约我酝酿和研究对郭世英等人的处理问题,为此还由我出面于5月4或5日与郭世英的父母郭沫若和于立群交谈过(主要谈追查“X小组”事,也谈到将来处理问题),地点在友谊宾馆,陈志尚并未参加。在尔、高与我研究对郭世英的处理涉及曹天予时,根本没有曹在案发前检举过“X小组”这一情况或说法。相反,我们都怀疑曹在交代“X小组”问题时隐瞒了真情,应继续追查。1963年6月对“X小组”主要成员郭世英和张鹤慈、孙经武等人处理后,公安部也曾建议继续追查并处理“X小组”其他涉嫌人,主要是曹天予的问题。1964年,我不再分管保卫工作,对曹天予划为反动学生的具体情况并不直接了解,仅知经过一年的追查,1964年把曹天予定为反动学生;而周国平1963年7月14日和1964年8月揭发曹的材料,则成为曹天予被定为幕后操纵x“反动小集团”的“反动学生”、开除学籍并送劳教的主要“罪证”(有关情况详见原告律师查到的中共北京大学委员会1964年9月8日《反动学生曹天予的定案材料》、1979年7月18日《关于曹天予1964年定为反动学生问题的复查报告》和1986年6月20日《对〈关于曹天予一九六四年被定为反动学生问题的改正决定〉的复查决定》)。
    
    1986年6月20日北大党委《复查决定》明确指出:“1964年11月北京大学将曹划为反动学生的决定,是错误的,应予以彻底平反”,并对当年定曹为“反动学生”的第一条“具体罪行”为“积极组织和支持反动集团,处心积虑地与党争夺青年,企图逃往国外”,也予撤消。实际上,这是北大校党委对1963年把哲学系一年级学生郭世英等人的正常交往(“X小组”、“x刊物”等)定为“反动小集团”的“平反”:认定追查和处理与“X小组”有关的学生是一个错案,认定并承担了错把“X小组”定为“反动小集团”的责任。
    
    (4)2005年7、8月,二十多年前参加过北大“落实政策”工作的任宁芬(“文革”前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副书记,后曾任北京大学党委统战部部长、北京市委统战部副部长),曾几次跟我谈到,当年给“曹天予错案”平反受到过较大阻力,阻力主要来自陈志尚。任宁芬说:1979年陈坚持“X小组”作为“反动小集团”有确凿证据,并认为曹当年在揭发、批判中态度不老实,因此不能平反。任宁芬提到:不予平反的主要依据之一是周国平的“揭发”,即1964年陈志尚动员和组织揭发、批判曹天予的“罪行”时,周国平曾揭发曹为“X小组”郭世英等人“送情报”,把陈志尚代表组织企图向曹追问X小组事的情况透露给郭世英,造成“消灭了罪证”或烧毁了x集团的材料的严重后果;揭发曹曾告诉郭世英:“X集团的问题不是陈老师一个人在搞,而是整个机构在搞”;揭发、批判曹天予企图使周与曹一起“与组织对立,对组织隐瞒真相”,等等。周的揭发,是1964年曹天予被定为幕后操纵该“反动小集团”的“反动学生”、开除学籍送劳教的主要“罪证”,也是1979年复查时坚持“维持原结论”、不予平反的主要依据。
    
    任宁芬又说到:1979年哲学系总支不同意为曹天予平反的同时,还驳回了曹天予本人在多次申诉中说他的案件纯属“政治陷害”,要求对陈志尚等同志“追究责任”。对此,任宁芬认为:陈志尚对此一直耿耿于怀,甚至怀恨在心;在x案发四十多年后,竟公然伙同周国平,无中生有地诬蔑曹“出卖”X小组成员郭世英,这是打击报复。任宁芬认为:陈志尚当年利用学生之间的矛盾动员相互揭发批判,破坏了学生之间的正常关系;如今事隔四十多年,不依据1986年6月20日北京大学党委对曹所作的“彻底平反”的《复查决定》,对当年学生之间的矛盾予以缓解和协调,反而与之相违。任宁芬还认为,如果陈志尚进一步作不实证词激化“矛盾”,不仅违法,作为党员也是违背组织纪律的,因为这种行为和1986年北大党委为曹“彻底平反”的《复查决定》完全相悖。对此,我完全同意。2005年8月陈志尚给我打电话,问我是否要为原告作证时,我曾把任的看法作为我个人的意见向他提出过,并强调1963年的错案,他虽有执行的责任,但哲学系应由我承担主要责任,还表示我们都有责任去缓解受其影响至今学生之间尚未消除的“矛盾”。
    
    (5)现已九十五高龄的北大哲学系老教授周辅成,“文革”后、八十年代起同曹天予和周国平都有过交往。2005年8月,周老在得知曹天予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周国平《岁月与性情》有关内容名誉侵权后,主动(由他做东)约两位老同学相见叙旧,并建议不提“起诉”事。据周老说:当时周国平在电话中说《岁月与性情》的有关内容再版时可予删节,并约定了具体时间,地点则在“四川饭店”或北大“勺园”。周国平还去约请陈志尚参加。但过了两天,周国平在电话中说陈志尚“拒绝参加”;又说《岁月与性情》有关内容完全是事实,绝不能删节,除非撤诉,否则不予考虑。周老表示陈不来就请周一人参加,并再次强调不提“起诉”事,但周却以“有事”为由,拒绝邀请。事后,周老向我议及,这是陈志尚阻挠了老同学的“和解”(周老原来打算把“相见叙旧”,作为庭外和解的第一步)。周老还认为法庭判决不论谁胜谁负,都有损两人的名誉,并影响学术研究的正常进行。2005年9月,我曾当面向陈志尚提出:他这样作,是对当年“X小组”错案所造成的学生之间非正常的“矛盾”,不但不主动地去缓解,反而不择手段地随意捏造事实去“激化”,有意破坏周老基于对学生的真诚关怀所约定的聚会,同时这也违背1986年北京大学党委对曹所作的“彻底平反”的《决定》。
    
    以上是就周国平《岁月与性情》书中关于曹天予“告发”X小组的记述与事实不符处所提出的证据。书中有关内容之所以是“凭空杜撰”,主要在于陈志尚给予“证实”的情节,不符合事实,特别是陈不顾曹天予是X错案受害者,更不顾当年自己坚持认为曹天予极不老实(被迫交代、虚假“认罪”)、把周国平“揭发”曹如何向郭世英送案发“情报”作为定曹为“反动学生”的主要罪证这些历史事实,在当前变化了的历史条件下,竟然伙同周国平,颠倒是非、凭空捏造,把曹说成是“X小组”的告发者、出卖者。这不是一般的“凭空杜撰”,而是蓄意诽谤、侮辱和打击报复的违法行为。
    
    至于被告周国平本人,当年虽未遭大难,但也是受害者。仅从他与陈志尚的交往较多、主动积极反映情况等等,因陈是班主任和党支部书记,本人也是执行组织决定,不能说是主动或有意参与迫害其他学生。但是事隔四十年,为错案“彻底平反”已二十年,在公开出版的回忆录中,周国平竟隐瞒自己明知的历史真相,借助陈志尚的“证实”,把当年由于自己揭发而遭难不次于X小组正式成员张鹤慈和孙经武的曹天予,反诬为“告密者”或“告发者”,并拒绝九十五高龄的周辅成老先生的“和解”举措。这表明,《岁月与性情》关于曹天予“告发”“X小组”的记述,其“凭空杜撰”,意在诽谤、侮辱曹天予,损害他的名誉。同时,这也表明,书中所说“发现有不合事实的地方”,希望“指正”,以便澄清“疑点”(见该书第105页);并反思参与批判曹天予的行为是“丑恶的”、“非正义的”,“由于偏激和无知,客观上充当了这场斗争的一个工具”(见该书第103页)等等,形同虚设,不能据以抵消其对曹名誉权的侵害。
    
    另听说2005年12月22日陈志尚出庭为被告作证时,曾在既没听又没看我作为原告证人的证词情况下,向严肃的法庭无根据地发表“谢龙作伪证”的言论。对此,请予核实。如确有其事,我认为这是陈志尚无根据地公然对原告证人的人格、名誉的诽谤,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有鉴于此,特依法要求:陈志尚对在法庭上公然诽谤谢龙的事实作出书面道歉。而对曹、周案有关证词的事实依据等情节,本人愿当庭与陈志尚作平心静气的对质,以利于司法机关进行正常的诉讼活动。
    
    原告证人(签名):谢龙 2006年8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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