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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太阳的殒落--毛泽东逝世30周年/刘放
(博讯2006年8月30日)

“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诗经·魏风》

“被太阳燃烧,当血红的海奔流。” ――俄罗斯电影《毒太阳》
     (博讯 boxun.com)

     又是九月九。中国人与九月九,有着特殊的因缘。但中国民间的九月九,是农历的九月九。农历九月九是重阳节,民俗是登高的日子。古人结伴登高,在山上饮酒高歌,并有在头上插花的习俗,“菊花须插满头归”,是何等的喜庆欢乐。现代人则在重阳日登高求转运,希望有一个好的开端,吉利的开始。
    
     阳历的九月九,是另一个日子,与农历的九月九无关。但在近代史上也是极其重要的日子。一九四五年的九月九,八年抗战胜利,日本在对华投降书上签字,向中国政府正式递呈《降书》。
    
     三十年前的九月九,即公元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泽东主席在北京病逝。这个日子对中国人民来说,其重要性不亚于日本投降。
    
     我清楚记得,三十年前的这一天秋高气爽,风清云淡。乡间的稻禾已经吐穗,但仍是一片青绿。这是难得几天的秋闲,也是在那个年代里难得的几天清静日子。没有大批判会,也没有战天斗地的大规模生产活动。也不知为什么,下午生产队里没有排工,男人女人都在自留地干活,牛儿也不用犁地,悠闲地在田埂上吃草。
    
    谁也没有料到今天会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情。
    
     下午四点多钟,村里的大喇叭突然响了。通常,这个时候是没有广播的。先是一点沙沙声,接着,隐隐约约传来哀乐声。我心里动了一下,但也没有什么大的震惊。只是想,又不知谁逝世了。这年头,哀乐不断,领导人死了一个又一个。先是一月八日周总理逝世,后来是七月六日朱德逝世。这回会是谁呢?人们猜测着。
    
     哀乐停了。接下来的中共中央《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公布了让中国人民和全世界极度震惊的消息: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毛泽东主席逝世。
    
     在田间地里的人们都不约而同地放下了手中的活,站了起来。人们在震惊的同时,第一个反应就是,是否听错了?
    
     在此之前,人们只知道毛主席身体健康,红光满面,神采奕奕。毛主席万岁的标语口号到处都有,铺天盖地。绝大多数中国人对他的健康状况一无所知。在许多人心目中,他就是神。
    
     但是大喇叭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这个消息。哀乐过后是讣告,讣告过后是哀乐。千真万确,毛泽东主席逝世了,红太阳殒落了。
    
     由于过度的激动,我象受到电击那样整个人都麻木了。有那么几分钟,连思想也停止了。我不说不动,什么也不想做,就这样站着,听着,也不知道广播在什么时候停止了。
    
     就在这一刻,我已经完全意识到他的逝世对历史将意味着什么。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天道将变了。而且将大变,天翻地覆的那种变。我不是什么先知先觉者,这么浅近的道理,我相信在当时的中国有许多人心里都明白。
    
     然而所有这一切都只能在心里想。说不得,道不得,万万说不得。
    
     也并非所有人对红太阳的殒落都没有一点预感。早在“四·五”天安门运动时,北京民众就已经在那些诗词中发出了“秦皇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的警示。在这些人心中,这个神已经死了。一般而言,这一年一月八日周恩来总理的逝世,已让许多中国人心里蒙上阴影,隐隐约约有种人去楼空,时移事易的伤感,“四·五”运动更是某种变数的前兆。
    
     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家中接见了巴基斯坦总理布托。这也是他一生最后一次接见外宾。消息见报时,附上一张接见时的照片。我是在第三天读到的《人民日报》。一看到这张照片,我就惊呆了。他老人家坐靠在沙发上,面容憔悴,表情麻木,连头都快耷拉下来了。很明显,已是风中残烛,将灭之灯了。
    
     此时我父亲正好回乡休假。他也看到了我手中的报纸。他先走到门口,警惕地望望四周,然后关上门,小声对我说:“不行了,快了。天柱都倒了(意思是脖子都支撑不住脑袋了)。”又再三嘱我不能在外乱讲。
    
     此后几天,我看见村里的几个老者也在拿着报纸指指点点偷偷议论这件事。几个年青伙伴也曾试探着跟我谈论此事,我只是摇摇头不置可否。我们家乡号称文化之乡,教育相当普及,农民大都能看书报。所以知道此事的人不少。
    
     据说当晚的电视也播放了这则新闻,但当年即使在城市也极少有人有电视机,所以能看到的人少而又少。多年之后,才知道各地都有人对这个新闻议论纷纷,有的人因此而被治罪。例如,有两个中学老师也是在看到新闻后谈论此事。其中一个说,主席接见外宾时直流口水,看来身体有病。另一个说,报纸登出来的照片,看来是身体不好。就这样的话被揭发出来,给扣上了攻击伟大领袖的罪名。
    
     他们被日落前的余晖所灼伤。
    
     这个新闻在铁幕中撕开一道小小的缝隙,让人们窥见了封锁极其严密的毛泽东健康的真相。这件事再也难于隐藏了。
    
     与此同时,民间也出现大量有关毛的流言。这些流言似是而非,似真似假,带有中国特有的浓厚的神秘文化色彩,至少,这也反映了一定的人心民意。散布这些流言在当时有杀头的危险,但奇怪的是民间总是还有人通过一些渠道四处传播。而此时,告密者也比前大为减少――对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共同关注,使人们重新走在一起。
    
     首先,有传闻说,根据毛泽东姓名的笔划推算(毛泽东三字的繁体字加起来刚好二十八划),他在位有二十八年,从一九四九年登基算起,到一九七六年刚好结束。
    
     另一个传闻则说,以共产党的“共”字推算(毛是党的主席),“共”字拆开是廿八。毛泽东在位也是二十八年。这些流言象是签语,预示着一切都已是不可逆转,是不可抗拒的天命。
    
     这一年三月八日夜间,在东北吉林地区降落了一次世界历史上罕见的陨石雨。陨石雨散落的范围达五百平方公里,现场雷声隆隆,满天火光,如世界末日。其中有三块陨石的重量超过一百公斤,最大的一块重达一千七百多公斤。
     这次陨石雨也引起许多流言,说这是天人感应,三块大陨石是显示有三个大人物去世。最大那块陨石则预示毛将去世。中国传统神秘文化从来将人间帝王将相对应天上星宿,历代史官对重要的流星陨石都有记载,并作测算。
    
     七月六日,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开国元勋朱德元帅逝世。朱德与毛泽东虽然早已疏远,但其与毛早年的合作关系亲密无间,故其特殊的历史地位无人能比。井岗山时代的红军,为朱、毛共同创建,时称“朱毛军”。因此,朱德的逝世又引起许多流言。如说:“朱毛朱毛,猪(朱)死毛脱。猪(朱)之不存,毛将焉附?”意示毛泽东也将不久人世。
    
     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三时四十二分,河北唐山发生七点八级大地震。一道蓝光闪过,雷鸣滚滚,地动山摇,唐山这座城市瞬间夷为平地。至少二十四万人失去生命。天降劫世,举世哀伤。这是世界地震记录四百年来最惨重的一次灾难。这次灾难加上上述几次事件的累积,人们震惊之余,普遍感到将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人心躁动,大家都焦虑不安。社会上更是流言四起。传得最多的一句话是:要改朝换代了。
    
     中国人的这种心理,主要是受传统文化影响。在史籍记载中,每有朝代更迭,必是天有异象。其中记载最多的是地震,及水旱灾害。无非都是什么山崩地裂,洪水泛滥之类(七、八月间,河南也发生特大洪水,据传有十数万人死亡)。这一年的“种种不祥,非止一端”,确是很奇怪的。
    
     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经过十年文革动乱,国民经济已频临崩溃,社会停滞不前。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一场又一场的阶级斗争,打倒刘少奇林彪事件,批林批孔批宋江,武斗,上山下乡等等,人们饱受精神困扰与煎熬,已经感到精疲力竭,无所适从。许多人理想已破灭,信念已动摇,对前景充满悲观。此时人心思变,向变。人们自然而然的希望终结这场噩梦,彻底改变现状,期望着有一个新的美好的开端。然而,不破不立,所有这一切,都必须是在破除旧秩序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当然,至于日后发生的巨变是否人们所期许的,则是另外的事情了)。
    
     也可以说,此时人心已与天意暗合。因此,毛的逝世是我意料中的事。但临到真的发生,还是觉得有点突然。
    
     有意思的是,据多年后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此时在中南海里的毛泽东,也同样对频频出现的异象十分敏感。他自己也隐隐感到大限临头,时日无多了。事实上,从“九·一三”林彪事件发生后,毛的精神心理已受到沉重打击,导致大病一场,生命一度出现危险,是被抢救过来的。此后很长时间里,他的健康状况都不好。到了一九七六年,情况更是每况愈下。他的身上已不得不经常插着几条管子。早些时接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森的女儿、五月接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都是在贵宾进门前几分钟才拔去输氧管的。只是,这些情况都被严密封锁,大墙外的十亿中国人对此一无所知。如前所述,人们都以为毛主席身体健康,红光满面,神采奕奕。
    
     当吉林天降陨石雨及唐山大地震时,他都心情惆怅。毛泽东通读经史,对这些事太熟悉了。他一生反迷信,并不表示他自己不迷信。针对这些异象,他向身边的工作人员孟锦云、张玉凤解释“天人感应”,谈论天命。 朱德逝世时,他也非常伤感,对张玉凤说,朱毛朱毛,朱去了,我也不久了。又引用一句民谚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个去(按虚岁计,他是八十四岁)。下回该是我了。
    
     他对生死有时表现得很达观,有时也表现出脆弱的一面。他毕竟也是人。而且是疾病缠身的老人。是人就有七情六欲。据说一次在小电影厅放映革命战争题材的影片《难忘的战斗》,放到一半时,他触景伤情,竟嚎啕大哭,以致在场的全体工作人员都一起痛哭,电影也就无法放下去了。
    
     九月十八日,毛泽东主席的追悼大会在北京举行。全国各地大小机关都设灵堂,举行全民追悼。农村则以生产大队为单位设灵堂追悼。
    
     我们大队的灵堂设在小学校操场的一个土台上。这操场与土台平时也是群众集会的地方。土台后面布幕上挂着围住黑纱的主席遗像,一条长长的黑色横幅写着“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的白字。遗像两旁摆满了花圈和长青松柏。几个荷枪实弹的青年民兵表情严肃地站立在土台两边。
    
     大会开始了,人们早早就来到小学操场。大家的左臂上都戴着一个黑色袖圈,是由生产队统一买来的黑布临时剪开的。会场庄严肃穆,全场鸦雀无声。连小孩子也乖乖地伏在母亲怀里不敢出声。这在农村的会场中是罕见的。追悼会气氛凝重,紧张得有些叫人喘不过气来。
    
     有人在擦眼泪,也有些人哭起来。事实上,全国每一个追悼会场都有人在哭泣。而数年后,北朝鲜领袖金日成逝世,平壤劳动广场几十万人哭声动地,更见哀切。然而,正如大家所知道的,许多北朝鲜人冒死外逃,此后更出现一批批的难民潮。
    
     哀乐过后,党支书记致悼词。 然后,是向毛主席像行三鞠躬礼,与毛主席告别。人们以生产队为单位,排着长队从土台一侧台阶上去,依次走到台中央向遗像弯腰三次,向毛主席鞠躬。首先是由大队书记、大队干部带头,也是作为一个示范,让大家跟着这么做。
    
     人们一个个走上土台,又一个个鞠躬。这些事都做得很认真,很仔细,生怕出一点差错。而且,必须是一个人一个人单个的做,不能几个人一起做,不能滥竽充数。这也不是你愿不愿意做的问题,你没有选择。干部们、民兵们就在台上看着,台下也是众目睽睽。在这个非常时期,任何的差错都将带来难于意料的后果。按当时的宣传口径,这个时候是阶级斗争最尖锐复杂的时刻,全国军队也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在以后的一段时间,不时有法院布告贴出,一些阶级敌人在主席逝世期间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污蔑毛主席,被判处徒刑,其中有些人被判处死刑。这些人都成了红太阳殒落的殉葬品。
    
     轮到我时,我也机械地、麻木地弯腰,鞠躬。但我还是用眼睛的余光瞥了一眼领袖的遗像,他依旧微微笑着。我知道,这也是最后一次,我向他弯腰了。按现在的话说,是拜拜了。
    
     操场的另外一侧,黑压压地跪着全大队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他们的头低得很低很低,在向毛主席请罪。基干民兵们手拿竹枝做成的鞭子,不时地抽打着那些头抬得稍高的人。这些贱民们大都有一定文化,他们也许意识到了,也许没有意识到,这是他们最后的苦难了。只须再熬一熬,就到头了。
    
     而那些“黑五类”的子女,则被集中在学校的一个教室里,接受训话。他们既没有资格向毛主席鞠躬,也没有象他们的父母那样跪地请罪。他们从娘胎里一出来,就莫名其妙地成为低人一等的贱民。他们处处受到歧视,没有政治权利,连结婚成家也成为问题。他们一般受教育到小学毕业,初中就很难有机会上了。而他们中,有许多人都天资聪明,勤奋好学。但他们的文化程度都低于他们的父母,整整一、两代人成为文盲或半文盲。一九七七、七八年恢复高考,我们地区没有一个地富子女考上大专院校。
     巨大的变化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来得快。
     十月六日,以叶剑英、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消息传来,举国欢腾。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都是毛泽东的亲信,江青是毛的妻子。粉碎“四人帮”的实质意义不言而喻。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三十年后,这层纸至今还是无法捅破。
     春回大地,万象更新。铁树开花,枯木逢春。至少当时的情况是这样。
     一九七七年七月,邓小平复出。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正式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与此同时,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运动在全国展开,大量的冤假错案陆续得到平反。
     一九七七年冬季,全国恢复高考,共有五百七十万学子报考,这一年招收了二十七万多名大专生。其间发生多少动人故事。我也是在七八年考上大学的。
     一九七八年九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发出五十五号文件,宣布给四十多万右派分子平反。除个别人外,这些打进地狱二十多年的受害者全部恢复名誉,安排工作。但许多人已没有等到这一天。仅甘肃夹边沟劳改农场一地,即有数千右派分子因饥饿、折磨而死。后来又有消息说,右派分子实际人数有三百多万。
     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全国几百万地主、富农分子,以及数以千万计的地富子女,从此不再是贱民,不再是鬼,成为真正的“人”。同样,他们中许多人没有等到这一天,早已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成为冤鬼。其中土改、文化革命被打死杀死最多,最保守的估计被杀死几百万。在文革中,有的县、公社将他们及其家属不分男女老幼全部斩光杀尽。
     一九八三年十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宣布人民公社全面解体。八亿中国农民摆脱桎梏,得到土地(虽然只有使用权),重获自由。
    
     这期间还发生了其他许许多多的事。如千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大返城,后来的出国潮。再后来的资本家堂而皇之地加入共产党。等等。
    
     天翻地覆,乾坤扭转,沧海桑田。所有这一切变化,都是在毛泽东逝世后发生。倘他在世,这种变化就根本不可能。一人之心,万人之心。亿万人的生死安危,系之于一人之身。有史家认为,中国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应是结束于一九七六年。
    
     显而易见,如果毛的逝世推迟,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也将推迟,中国将错过若干年宝贵的改革时机。
    
     对国民个体而言,受到影响的程度则轻重不一。比如说,如果毛晚一年或两年逝世,就意味着有些人将因超过年龄而失去上大学的机会。这些人中包括张艺谋等一大批优秀人才。他们也将遗恨终生。
    
     转眼间,毛泽东逝世已三十年。却是盖棺仍未定论。千秋功罪,谁与评说?然而无可否认,几千万人失去生命都与他有关。同时,他对中华传统文化、道德体系的全面破坏负有直接责任。但把这些问题孤立起来简单地归咎他的个人行为也不尽客观。
    
     不管爱他的人,恨他的人,都无法改变这一事实:毛泽东是历史巨人,他的历史痕迹无法抹去。
    
     不管是肯定他的人,还是否定他的人,都必须承认这一现实:尽管还挂着他的像,打着他的旗号,而实质上他的思想、方针、路线、政策已经被完全否定,今天的社会与他那一套早已是南辕北辙。
    
     三十年后,社会的剧变异变带来新的矛盾产生新的危机,也使有些人重新思念他。但可以肯定的是,人死不会复活,时光不会倒流,这样的历史不会再重演。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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