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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教养,告密,法院、、读盧雪松的“我自己的...”有感/张鹤慈
(博讯2006年8月14日)
    
    张鹤慈
     (博讯 boxun.com)

    一劳动教养。
    
    盧雪松因为在課堂上講到林昭,而被劳动教养。劳动教养这个50 年的怪物,依靠攫取被教养人员在岁月和鲜血,还生气勃勃的活者。
    
    劳动教养就是为了林昭这些右派分子发明的。为了 50多万的右派的处置,不知道是那个天才发明了劳动教养。毛泽东虽然公开说他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但他到底还是不敢明目张胆的把这 50 多万右派全部判刑,于是,就有了,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就有了,劳动教养是最高行政处分等等的癞痢头打伞,有那么一点法而同样是没有天。这个劳动教养的发明,处理者为学校,机关,厂矿,街道。而执行者是公安机关,北京是公安局五处。开始的劳动教养和后来的强制劳动【强劳】类似,中共成立了十三处,替代了劳动教养原来的功能,把社会的闲杂人员,收容强制劳动。使劳动教养升级 ,变成真正的准劳改。有些人怀念毛泽东时代的低失业。其实,毛泽东时代几乎使零失业。人们没有就业的自由,也同样没有失业的自由。
    
    中共给了基层任意剥夺个人自由的权力。最高行政处分的处理应该只在原来的单位里执行,而不应该把只受到行政处分的人被进监狱。还美其名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我在的十几个劳动教养的地方,几乎全部是五,六米的高墙,几千伏的电网,和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开始的劳动教养是没有期限的,后来的管理者发现了无期难与管理。这也是为什么地狱要有十八层的道理。十八层的地狱,使已经下地狱的人,依然有向上一级升迁的希望,也依然存有被送下一级的恐惧。而教养无期,使人丧失希望,也就消除了恐惧。这时的管理者就想到了,和劳改一样的劳动教养也变得和劳改的判刑一样的有期。按问题的严重程度,分为从半年到三年。但以前劳教的日子不算。劳动教养的变化,似乎和右派过不去 ,所有被订为劳教三年的右派,后来又和有劳动教养开始时一样,都又成为了无期。和我一起,一呆就是十几年。
    
    看到 盧雪松写的:"二 ○○五年九月十四日,我接到《劳动教养决定书》(长劳字二 ○○五年第五二三号)、《劳动教养所外执行决定书》(长劳字二 ○○五年第二十号)。"劳动教养也还是与时俱进了一点点。当年叫做劳动教养通知书,不叫什么决定书。而且,劳动教养只有保外就医,但没有象劳改一样的有监外执行这一说。看了盧雪松的文章,知道长春在八个半月,已经有二十个劳动教养所外执行。占522 个劳教人员的百分之四,劳动教养居然也有了徒有形式的名誉教养。
    
    劳动教养在不同事情,不同地点,有着非常大的差别,不同的时期指的时外面的大气候。不同的地点,一般是按离北京的距离成正比。下面的一个真人真事,是一个能说明问题的黑色幽默:一个农民被劳教,解除劳教后回到了农村,后来,农村的生活太苦,眼睛饿的发绿的他又故意惹事,又进了劳教所。他没有想到的是,劳教所和外面是同步的恶化,他非常的后悔,因为在外面,饥饿的农民可以消极怠工,但到了劳教所,同样的是饥饿,专政机器使你必须高强度的劳动。
    
    劳动教养最大的变化是在 1964年,现在我也不知道是谁的主意,文革中也没有听到有人为此事挨批判。 64年,突然提出区别两类矛盾,劳教的所规,也把认罪认错,改为认错服教。上面下令,把所有的劳教和劳改分开。北京所有的劳教人员,全部集中,转吉林白城。北京只留下一个劳教所:辛店,作为新收站,和留下一些特别的人,如华侨,右派等。这本来应该是好事的变动,对我却成为灾难,我和孙经武一直象作为未决犯一样的不允许见面,我们当时是属于特出人物,都留在北京 。但北京劳教就此一家,我们虽然被分别关在前后院,我们还是见了面,还要不少人帮我们传信。这就导致了我被延长劳教,后来就赶上了文革
    
    文革中也有一次区分两类矛盾,从小偷小摸,到杀人放火,都是铁杆内矛,政治犯,一律是敌我矛盾。当时反革命的日子可想而知,这也许可以算作中国监狱中的人民文革
    
    这次回北京,在北京中级人民法院,作为证人和北大的陈志尚一起时,听到他说,作为主席的他所在的什么中国人权协会,曾经讨论废除劳动教养。反对者的理由是,如果废除了劳动教养,中国的劳改人员的数目就会太大了。这个理由的确是充分有力,一语道破了天机。劳动教养是偷偷摸摸的劳改,所以,这个方便,省事的任意剥夺人权的做法, 50 年不变。这个比劳改还要方便的专政工具,的确是使有的人爱不释手。如此看来,盧雪松的"我自己的維權之路" ,仍然会是一条崎岖和漫长的路。
    
    
    二告密,法院。
    
    卢雪松事件使告密成为热门话题。正好去年年底我回国,为了周国平和曹天予的官司。官司的中心也是告密。
    
    这次回国,收获不小,法院的经历是其中之一。在监狱十几年,却从来没有和法院打过交道,这次可以算作一次补课。我和孙经武,周国平在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门口留影时,感慨不已。法院非常的漂亮,不记得是谁告诉我,现在的法院很有钱,不知是国家的重视,还是吃完了原告吃被告,可能是两者兼有。但总之是让人感到时代的变化。法院是共产党在 49年以后就一直有的旧东西,但律师在 49年后,是如恐龙一样的绝迹了。今天的数万的律师,是时代的进步。过去的法院,是关门的秘密判决,所谓的公审,其实只是公判,如果被告要说几句话,也是事先批准,甚至是授意的。今天,我能够自由的出入法院,而且。虽然我不知道法院,律师,原告,被告有什么幕后活动,但我的证词,是没有人干涉的,当然,如果我一定要说出什么和共产党叫真的话,一定会被法官制止,但我 的证词,事先没有人审批,就这一点,也可以说是进步。因为来的人太多,原来的法庭容纳不了,换了个大的法庭,这也是进步。来的人不是政府批准的,或特意挑出来的,如过去的公判大会,把一些准犯罪分子集中在前几排,在公审时受教育。总之,过去的法院的一切,是从上而下的,像拍电影一样,事先有脚本的。今天的法庭允许录音,录像。允许记者采访。当然,几天后,同时是这个北京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北京市王付市长时,就完全和过去的传统一致了,又回复了封闭,秘密的暗箱作业。
    
    有人说,今天的中国在法律的架构下,已经完全没有活动的余地,除了街头抗争,没有依法维权的可能。我的看法正好相反,中国法律抗争的活动有着非常大的空间。
    
    我们说,现在的中国,是权力在政府,道义在民间。这次周,曹的官司,不但两个当事人,都放弃,或是不敢采用政府的权力标准,而是采用了民间的道义标准。更值得指出的是,在今天的中国,法院也不得不采用民间的道义标准。这似乎是一个奇迹。
    
    官司本身不复杂,周国平在他的新书中,提到在1963 年,和周同时北大哲学系的学生曹天予告发了X, 告发了郭士英和我们。曹天予否认这一指控,向法院提出告诉,告周国平诽谤。
    
    官司不复杂,本来想弄个水落石出也应该很容易。只要打开公安部的档案,曹天予到底告密没有,告的是什么内容,就一清二楚了。但是,原告和律师打不开公安部的档案,被告和他的律师也打不开公安部的档案。应该有权力调公安部打案的法院,也同样无能为力。这个案件按理法院是不应该接手受理的。同在一个政府,公安部说这是国家机密,是不可以碰的案件。法院为什么还要碰?
    
    第二个热点是,周国平对曹天予,当年的告发,用了出卖朋友。周国平在书中用的告密一词是官司的关键。周国平对告密行为,是用了民间的道义标准:告密意味着对朋友的出卖,背叛。而这个提法是严重的违反了中共的官方的标准。不论是四十年前,还是今天,告密,告发,或曰揭发检举,都是共产党鼓励,甚至是奖励的。是共产党要求人们,甚至是强迫人们去做的。揭发反革命是每一个公民的责任。所有的揭发检举,都视为对罪犯的教育挽救,是使罪犯不至于滑向进一步的深渊。周国平在书中用了出卖,背叛,在中国共产党的官司中,是不用开庭,就已经输定了。但这场官司,周国平赢了,共产党的法院判决,一个严重违反它的权力基础的人赢了官司。曹天予在官司中提出了五十万的赔偿要求,他如果采用中共的揭发检举的标准,他可以轻而易举的胜利,但他宁可不要这五十万,也不敢用中共的标准。这里,我们看到了民间道义的力量。
    
    最不能理解的,是中共的法院,居然也采用了民间的道义标准。在今天,在卢雪松被告密而劳教时,在今天,中共仍然是肯定告发,告密,肯定揭发检举时,在今天,中共仍然是把不对反革命罪行的揭发,视为包庇犯罪时,居然在一场涉及告密的官司中,法庭也和原告,被告一样的,把中共肯定的告密说成是坏事。这个官司,不是曹天予告周国平,说你把我当年对郭世英的挽救,说成为出卖,背叛。不是法院追究周国平对揭发检举的诬蔑。而是,原告曹天予,被告周国平和法院,三方面一致的认为,周国平说了曹天予告发,问题的关键是告发一事是否属实。如果周国平说了曹天予告密,而曹天予没有告密,则周国平就伤害了曹天予的名誉。这说明,三方面一致认为,告发是叛卖,是可耻的行为。说一个人告密,告发,不是按中共的标准,是公民的义务,是应该受表扬,奖励的行为,而是按民间的道义标准,视告发为出卖的小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级人民法院,今天居然违背了中共的权力标准,而采用了民间的道义标准。这是今天中国道义力量强大的明证。
    
    从 49年到今天,我把中国的政治斗争粗分为三个时期。 49年到反右,这是政权初立的报复期,不论是对原来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还是民主人士,知识分子。这是执政党的主动出击的时期,是寻找敌人,制造敌人的时期,除了反右,是真正有了一些反对的声音,其他的如土改,肃反,镇反,三反五分,公私合营,到文化界的胡风,武训传,红楼梦的愈平伯等等,完全是统治者的折腾。敌人是被动的被发现,被制造出来的。
    
    第二个时期是以 59年的彭德怀事件开始,到文化大革命。这是执政党在内部寻找敌人,制造敌人的时期,彭德怀的事件有点类似反右,也是真正有了一些反对的声音。从反右倾,四清,到文革,斗争的重点转到了党内。毛泽东在 58年,因为不满小脚女人的经济方针,亲自上阵,他这个只知道帝王权术的痞子王,收获的是几千万人的冤魂。在毛泽东自己知道他搞的天怒人怨后,他的唯一的精力就是他的王位的稳定。他病态的寻找着一切对他王位有威胁的人,对社会上的虾兵蟹将是没有兴趣了。文化革命是党内斗争这以点,几乎没有什么人不同意,但很少有人指出, 4, 5和 6。4 也是党内斗争。没有党内的严重的分裂,就没有 4,5 和6 ,4。所以,我把文革后到 89年的 6, 4。也算作第二个时期。事实是,文革结束后,党内斗争仍然是国内的主线:两个凡是,三种人,精神污染等等。
    
    第三个时期,是执政者被动防御的时期,在第二个时期,因为矛盾在党内,和因为毛泽东文革使执政党的合法性的资源几乎完全丧失,民间的反对力量开始出现,在第三个时期,民间力量的壮大,执政者已经是处在防守的状态,稳定压倒一切的提法,已经是从主动进攻,到被动防御的明证。为了稳定,执政者仍然没有停止对他认为会威胁政权的人的迫害。执政者还会神经过敏,甚至歇斯底里的制造敌人,但这和第一时期的进攻姿态是完全不同了。现在的说法:权力在政府,道义在民间。执政者已经在他过去全面控制的领域里,作了无可奈何的退让。开放后的中国,科技是世界变小,内外的两种力量,使中共今天处于守势。
    
    如制服,军服,警服一样,中共的权力标准,也是上班穿上,下班脱去。原教旨主义的马列主义者,在中国今天是龟毛风角,成为濒临灭绝的稀有物种。茶余饭后的民间道义标准的泛滥,已经是见怪不怪的事了。但今天,中共的法庭,居然也被民间的道义标准攻占。这说明,今天的中国,法律的抗争仍然有巨大的空间。
    
    
    张鹤慈 12 、8 、6 墨尔本 _(博讯记者:hshssada)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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