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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九三年》——就顾准问题/武振荣
(博讯2006年8月12日)
    武振荣
    (一) 何谓顾准问题:
     (博讯 boxun.com)

    《九三年》是世界名著,对之发表的评论文章可以说是汗牛充栋,若说是本文的议论有一个不同点的话,那就是副标题中所提出的“顾准问题”。顾准先生(1915-1974年)在生前并没有发表过专门评论《九三年》的文章,但是他却对《九三年》一书中所表现的思想做了一个非常简单、扼要的说明:“《九三年》(雨果著)是马克思——列宁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型”(见《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
    
    我们知道顾准先生不是文学评论家,他是比文学评论家专业更为广泛的广义上的思想家,因此,他对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在他写作此文的年代里所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的问题的非常见解就有着那个时期的中国思想家们所很难达到的高度,如果把这事情和他写作此文的1974年特定背景联系起来思考,一个政治上受监视的人能够提出这样的思想,就是非常的不容易的,问题不仅仅是这些,事实上顾准先生没有活到言论控制有所放松的年代时,所以他并没有变成一个和他的同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的“诉苦者”,把自己的水平不遗余力地用在了反对专制主义个人和否定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方面,相反,他在学术上采取了一种当时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们所望尘莫及的方式和方法研究中国现代政治事件和政治运动,并使这种研究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准,从容不迫地进入了中国人民现代政治生活的深层次;而在此之前,这样的层次是中国那么多的自视为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人所不曾进入的。
    
    顾准先生在理论和思想上的独到之处是许多受迫害的中国知识分子所根本不具备的,因此他在死后不久便声名鹊起,许多人给他送上了“独立知识分子”、“自由主义大师”等头衔,但是我认为这些都是“强加”于他的,顾准的真正价值就在于他是一个民主的思想家,一生就认准了民主的价值,并且在努力不懈地思考民主问题,可以说是一位民主主义的大师。因此,我们在这位大师身上看到的是一种在其他知识分子身上很难发现的肯定的、进步的历史观与学术思想,特别是他对许多知识分子所异口同声地反对的“文化大革命”也能够说出自己非凡的见解。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之一他却没有象邓小平那样从自伸感受出发“全面彻底的否定”文化大革命,而是在批判中有肯定,认为对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民主应予以制度化的思考”,甚至在“文革的武斗的两派”中,他看到了“社会主义的两党制”。正因为他有着这样非凡的洞察政治问题的天才和能力,因此在研究无产阶级专政,揭露和批评它对人造成的压迫的同时却没有“否认”和“否定”它,这样他就和伟大的雨果一样,虽然写作出了批评和批判法国大革命的文学名著《九三年》,但并没有由此而变成法国大革命的反对者。如果说他俩到底是有区别的话,在雨果那里,这一批评和批判采取的是文学的方式和方法,并且表现在长篇故事中,而在顾准这里,它却是“思想的”、只言片语的和画龙点睛的。
    
    (二)故事梗概:
    
    《九三年》一书取材于一七九三年法国大革命的最血腥的时期,写出了一个完全的文学的虚构的故事。这个故事的组织和情节之展开,就今天我所读到的资料看,不存在任何的生活中的“原型”,虽然其中的主要人物也许是对许多“原型人物”的“加工”的结果,但是其中的三个主要人物,革命派的西穆尔丹、戈万和保皇派郎特纳克侯爵的个人恩怨和生死斗争都完全是一种文学上的虚构,在最后的一出故事中,这三个人在救火海中的三个孤儿时使已经分明了的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完全在对人的关照中给模糊起来的情节是百分之百的杜撰,没有任何的真实性,是地道的“传奇”。在写这一节时,书的内容是这样:“拉杜(戈万的手下的革命军官)站在下面,惊喜万分,伸手接过梯子,紧紧抓住它,喊到‘共和国万岁!’侯爵回答‘国王万岁!’拉杜底声说‘你怎么喊都行,胡说八道也可以,反正你就是仁慈的天主’。”这样一来,作者就“在革命的绝对性之上”,套上了“人的绝对性”。于是,伟大悲剧的最后一道幕布正是在这个时候才无情地落下了:戈万因为放了火中救孤儿的侯爵而被仁慈的、事实上同他的“父亲一般”的也曾经在过去救过他两次性命的老师——西穆尔丹以革命的法律处死了,就在戈万死的那一刻,即当断头台的刀落下的一瞬间,西穆而丹也开枪自杀身亡了。可见这是一出典型的一七九三年法国革命的悲剧故事,揭示了“革命在给世界切肢,所以才有九三年的大出血”(本文引文若无出处,皆是引自《九三年》)的法国情势。
    
    《九三年》这一本书的特别之处又在于,故事的组织和开展虽然是“传奇”的,但是《九三年》事件的背景却是非常真实的,书的第二章“孔雀街的小酒馆”中“坐着的三个人”:罗伯斯庇尔、马拉、丹东是那个时代人叫“三巨头”的真实人物,于是这本书中的人物就具有其它的书没有的特点,真正的历史人物和虚构的故事中的人物被作者作了统一的处理,以至于使读者们有可能认为西穆尔丹、戈万、朗特纳克和“三巨头”一样的都是九三年的真实人物,而发生在他们之间的事件也是历史的真实事件。这样的一种写作方式具有中国批评家所说的“瞒天过海”的性质。
    
    《九三年》实质上是一种“传奇故事”,不同的是它没有被安排在“传奇的时代”中,而是被组织在一个真正复杂、伟大、微妙的真实的一段法国历史中,就为正确地理解这一段历史,汉译本给读者们作了这样的介绍:“雨果在写作之前阅读了尽可能多的材料,做了充分的了解历史背景的工作。关
    于大革命时期布列塔尼地区的叛乱,他看了皮伊才伯爵的《回忆录》(一八0三-
    一八0七),杜什曼·德斯波的《关于朱安党叛乱起源的通信》(一八二五),从
    中借用了人物、名字、方言土语、服装和生活方式的细节,还有各个事件。关于救
    国委员会的活动,他参阅了加拉、戈伊埃、兰盖、赛纳尔等人的回忆录。关于国民
    公会,他参阅了《日通报》汇编。他研读了米什莱、路易·布朗、梯也尔、博南的
    著作;博南的《法国大革命史》保留了一条书签,上写:“一七九三年五月三十一
    日,关键局势。”这一天成为小说的出发点。他还使用过拉马丁的《吉伦特党
    史》,阿梅尔的《罗伯斯比尔史》和他的朋友克拉尔蒂著述的《最后几个山岳党人
    史实》,另外,赛巴斯蒂安·梅尔西埃的《新巴黎》给他提供了一七九三年的法国
    生活和堡垒建筑的宝贵材料。雨果并没有让这一大堆材料所左右,而是驾驭这些材
    料,创作出一部生动而紧张的历史小说。应该说,雨果对法国大革命并不陌生,他
    生于一八0二年,父亲是拿破仑手下的一个将军,而母亲持有保王党观点。雨果的
    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经历了大革命的变迁。对于这场人类历史上翻天覆地的社会变
    革,他有切身的感受。不过这时雨果早已改变了早年的保王派观点,他从四十年代
    末开始已成为共和派,他是以资产阶级共和派的眼光去看待这场革命的。“
    如作者所云:“传奇也具有真实性。传奇的真理不同于历史的真理。然而,历史和传奇都有同一个目的:描述过眼云烟的人背后的永恒的人”。我的看法是,在通过《九三年》这个法国人民的革命故事理解那个“永恒的人”的问题上,顾准先生的思路是很有指导价值的,在他的“原型论”中,所有沿着法国大革命的道路前进的民族在理解本国的革命和由革命所引起的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时,一种批评、批判而又不导致“否定”的思想才是难能可贵的。其实在《九三年》中,雨果对大革命的批评和批判已经上到了很高的程度,但是它并没有由此而给予后人一个“否定”革命的思想,因此所有在这一本书中读出了“否定论”意思的人都是在原著之外加上了个人想象。
    
    就在我写作这篇文章的今天,中国社会上许多反对革命的人(包括否定辛亥革命)却不断地从《九三年》一书中引用那些他们认为可以“否定”革命的话,特别的不说,就拿下面的一段话,就被次引用过多次,好象雨果的思想是:革命就是以恶报恶,以怨抱怨,革命者命活该如此:
    
    当路易十六被判死刑时,罗伯斯比尔的生命只剩下一年半,丹东只剩下一年零
    三个月,韦尔尼奥只剩下九个月,马拉只剩下五个月零三星期。勒佩勒蒂埃·圣法
    尔若只剩下一天。人类的气息是多么短暂而可怕!
    对于没有读过《九三年》原著的人来说,他们在读到上述话时,一定会想象雨果和自己一样是一个“否定”法国大革命的人,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他们只要是读了原著,就不可能产生如此的误会的。因为在这一本书中,作者明确无误地提出了议论文章中常有而在小说中不常见的论点:“革命是神的意志”。
    
    (三)“革命是神的意志”:
    
    与同时时代的英国学者伯克不一样,雨果不是一个否定革命和反对革命的人,但是在《九三年》这部不朽的作文学品中,作者却一反那些只善于从正面歌颂和赞扬革命的人的方式方法,得出了一个被革命的原则更高的人道主义的原则,并且杜撰出来一个故事来展开来对这个原则的说明。因此我们若是就字面的意义而不是就书中的思想的去读,那么,它无疑是对革命的一种声讨和鞭鞑,但是你只要认真地研究了它,那么你就会发现,作者用书中人物戈万的话已经说出了他个人的意思:“伟大的事业正在酝酿中,此刻的革命的所作所为是不可思议的。在看得见的事业的背后是看不见的事业。前者掩盖了后者。看得见的事业是粗暴的,看不见的事业是崇高的。这很奇怪,但也很美。”
    
    就顺着这样的思路思考问题,那么,革命中“看得见”的部分好象是人的恶的产物,表现了人在解放状态中因为旧秩序的崩溃而发生的不可抑制的恶的极度膨胀,结果是赤裸裸地杀人,既杀反革命的人,也杀革命者自己,如我们今天许多二流的文学作品和三流的理论文章所写的那样,岂至是“粗暴”,简直就是“犯罪”。但是作者所说的那个“看不见”的部分其实却是“神的意志”的体现和安排,有着人一时间难以解释清楚的内容,从而使作品给以人伟大的启示和遐想。革命不是一种简单的人事安排,也不是一个随意的人的决定,因此在分析革命的时候,仅仅抓住人是不够的,而作品中的故事就是要引导人去体会冥冥中的“神意”。
    
    在书的第二章,作者特别写作了“巨剑号”轻型巡洋舰上的大炮脱开所引导出来的一场灾难,对于“神的意志”的不可知性和不可测性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描述:
    炮组中,一门二十四斤重弹的大炮脱开了。
    
     这大概是海上最可怕的事故了。航行在大海上的战舰最怕的就是这个。
    
     一门大炮,挣断了缆绳后,就突然变成一头奇怪的、超自然的野兽。机器变成
    了妖魔。这个庞然大物在轮子上跑动,像台球一样冲来撞去,随着船的纵横颠簸而
    起伏摇摆,来来去去,跑跑停停,似乎在沉思,接着又跑起来,像利剑一样从船的
    这一头冲到那一头,快速旋转、避开、逃跑、直立、碰撞、打洞、扼杀、消灭。它
    仿佛是击墙的撞锤,而这个撞锤是铁的,墙是木头的。物质完全自由了,这个永恒
    的奴隶似乎在报复。我们所称作的没有生气的物体仿佛突然将内部的邪恶全部发泄
    了出来,它失去了耐心,暗暗进行古怪的报复。无生物的愤怒是最不留情的。
    
    在上述描写中“物质完全自由”了的话所连带出来的后果,事实上对一七九三年革命中,人完全自由了的事情的做了一种隐意的说明:因着革命,突然自由了的人的行为和意外脱开了的大炮行为一样,都是“最可怕的事故”,而《九三年》就是对它的描写。这样以来,在阅读本书的时候,你是正面“看不见”革命的“崇高性”的,因为它被掩盖在“看得见”事物的“背后”,所以最好的读者那就是通过对表面“粗暴”的事物的分析而自己去独自地体验事物内部的“崇高性”,这样以来,《九三年》又为那些只会理解字面意义的肤浅的读者们留下了一个“否定”革命的绝好的口实,好象伟大的作者雨果就是一个革命的“否定论者”。目前,在海外中文民主网站上出现的那么多的引用《九三年》中的话批评中国革命的作者们中间,哪一个不以为雨果是“否定革命”的人呢?
    
    革命虽然有着相当多的外观上的人的“设计”,但是,《九三年》一书告诉我们的真理却是:革命不是出于人的制作,虽然革命无疑是由人的手作成的。至于我们要分析“革命是神的意志”这一句话,不要以为雨果就是一位天主教的神甫,他用宗教的语言交代文学中的问题。不,他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又是一个杰出的思想家,因此,反映在《九三年》中的这个论点有我们常说的“科学”的含义在内,他说:“这个意志是一种思想,一种无法驾御的巨大思想,它在上空的暗处吹动。我们称之为革命。当这个思想经过时,有人被压倒,有人被抬起,有人象泡沫一样地吹走,有人碰到礁石上粉身碎骨,”其中情形就和巨剑号上脱开的大炮要凶猛地砸伤谁一样,好象是一个意外的或者偶然的事情。
    
    (四)两条原则和一个主义:
    
    把革命过程中时常出现和发生的残忍,归之为革命者和革命阵营一方面,是许多“革命否定论”者们的共同思想和共同观点,但是在《九三年》一书中,我们其实是找不到这样的思想的,因为如果说这一部小说有一个显著的特点的话,那就是革命中的残忍出于革命和反革命双方互动的关系和行为之中,有着一个迫不得已的意思在内的,也就是说革命者在革命过程中其所以变得非常残忍,不是仅仅关乎革命一方的事情,是革命与反革命逻辑和原则斗争的结果;而这种结果在革命过程中又从一个不容让步的过道中流出。书中革命者(即公社)的口号是:“决不宽恕!”保皇党(王公们)的口号是:“毫不留情!”而双方对自己的口号都是绝对的信奉和忠诚。因此可以这样说,革命创造了人物,人物们反过来了创造了革命。不论是前者的代表人物西穆尔丹、戈万,或者后者的代表人物朗特纳克,都是书中所描写的正直而富有同情心的人物,是革命把他们变成为死对头,每一方都把自己的生的希望之宝,押在了对方必死之上。可见,这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的责任了,是处于革命事件中的人的一种必然的担负,卸是卸不掉的。
    
    革命和反革命都需要原则,这些原则又造就了革命者和反革命的人。西穆尔丹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人物,他“有一颗纯洁但忧郁的良心”,当过教士,“品德高尚而具有真知灼见”,他对穷人的同情之心,表现在他做常人不能够做的事情上,书中说他“专门去亲吻胧疮”,“以一种可怕的柔情关怀受苦人”,就是他这样的一个人,在审判自己的学生兼儿子戈万时,断然决定处死他。这样他作为叛乱发生地平叛的最高领袖,勇敢地担当起了革命的责任,做到了法不容情,大义灭亲,而侯爵在有机会逃跑的时候而放弃了逃跑的原因是他救被他自己当作人质而扣压的三个孤儿的性命,这事情感动了戈万,于是他就依然决然地放了这个他在此前一心要消灭掉的敌人,而自己甘愿受革命法律的惩罚——上断头台。
    
    正是因为战火中的三个孤儿的生与死,不但突然间改变了残忍的革命领袖戈万,就连戈万手下的革命战将杜拉也在这一刻把旺代地区这位反革命的叛乱的总头目说成是“仁慈的天主”。于是,在革命与反革命的两条原则的冲突中象雷电一样地闪出了一道人道主义的亮光,使得铁石心肠的革命者和反革命者都被它最后的击倒在地,并且使两坚定的革命领袖由此而丢失了性命。在这里革命被文学超越了,“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
    
    此刻,我们分析这一部作品,认为它对两条对立的革命与反革命的原则的守护情况做了一个现实主义的交代的话,那么,在书的最后一页中出现的烈火中显现的人道主义的一节却是理想主义的“空来”一笔,如果说这一笔所描写的事情是“幻想”的,那么作者在对革命人物的现实主义的处理中突然插进了这一笔,而这一笔又导致了书中革命代表人物的生命之毁灭,就成全了对革命的文学批评和文学批判的最高境界。对这种境界的最蹩脚的理解是:“革命吞噬了自己的儿子”。
    
    (五)革命领袖:革命的“签名人”:
    
    就“看得见”的事情来讲,革命肯定是一小撮革命阴谋家策划于密室的行为,而在第二章“孔雀街的小酒馆”中,作者就写了三个人秘密策划革命的情形,把一个文学的故事,用文学创造所能够允许的方式处理得天衣无缝,安排到他们的口里的话,事实上都是这三个历史上的真实人物所可能说出的话,如果说其中的某些句子是针对他们的性格采取了“对号入座”的方式的话,那么语言与性格的吻合——这就是雨果的作风,但是这样的作风如果不被研究,肤浅的读者们在此就可以得出一个很简单的结论:革命不过是革命家的阴谋而已。
    
    其实呢?“革命是神的意志”这个思想在本书中存在着一个演绎的问题,演绎中就产生出了另外的说法:“革命是无名氏的行动。”这样的话的意思和我们中国人所说的“革命是人民的行动”的话具有相似性,因此分析它就不止是理解法国革命,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用之理解中国的革命。在我们过去的认识中,革命虽然被看成是人民的事业,但是革命中的人民与领袖的关系是教条的、生硬的,也是一成不变的,无论是在国民党的宣传或共产党的宣传中,革命都好象是出于革命家的“设计”,而在革命的最初阶段,这样的“设计”是一种“密室”行为。但是在《九三年》一书中,革命不是没有被“设计”,而是革命没有是按着“设计”它的人的“设计”发展,象脱开了的大炮一样地有它自己的“自由”,按照它自己的规律和路线发展,而革命家在这样的事情面前,就显得好象一个傀儡似的了。
    
    在〈〈九三年〉〉的故事中,革命和反革命虽然都是被“设计”中的事情,譬如朗特纳克侯爵是从英国乘船秘密入境的,目的是策划旺代地区的保皇势力发动叛乱,颠覆巴黎的革命政府,巴黎人民委员会的决定是派西穆尔丹为特别代表,派戈万为指挥官前去平叛,可见反革命和革命都在“设计”中表现出领导人物的“智慧”,只是在革命的实际进程却又不时地出现“设计”中根本就没有的事件,并且在通常的时间中这些未曾被“设计”的事件往往改变了革命的原来的状态和性质,发生了非领导人物所能够控制的情形,有的时候这种情形可能是一桩比较大的事件,可是呢?在“神的意志”中,有时候它却是非常非常细小的事件。在革命与反革命的长时期战争中,处于战火中的人民流利失所,家破人亡,可能是平常的事情,因此如果说在旺代——这个革命与反革命斗争白热化的地区出现几个孤儿,也许是最常见的事情呢?但是在〈〈九三年〉〉中,也正是因为出现了身陷火海的三个孤儿,才完全彻底地打乱了革命与反革命的“计划”,为救孤儿,叛乱首领朗特纳克侯爵停止了逃亡行为,冒着被抓的危险救出了孤儿,而革命的首领戈万也因着三个孤儿被救一事,而不顾革命的法律和纪律竟然放走了在押的侯爵……,这样以来,革命与反革命的全部“设计”就被三个故儿给搅局了,于是“神”好象是对人发出了直接的命令,使他们心中的人的那一道人道主义的亮光象闪电一样地苏醒了在残酷的杀戮中已经泯没了的人性,使革命领袖和反革命叛乱头目都忘记了自己的本性,而在爱护儿童——特别是孤儿——的事情上实现了人的价值。
    
    作者告诉我们:“革命似乎是大事件和大人物相结合而成的共同事业,其实不然,它只是事件的结果。事件在花费,付钱的是人;事件在口授,签名的是人。……戴穆兰、丹东、马拉、格雷瓜尔、罗伯斯庇尔不过是记录员。这些巨大卷页的非凡而阴森的撰稿人有一个名字叫:‘神’!”今天在顾准先生的思路的指导下,我写作这一篇文章的用意也在于要说明:我们中国人在思考和理解革命的问题上要打破把革命看成是革命者的“设计”这样的一个简单的观念。在过去,当革命受到“歌颂”时,“颂歌”实际上都是唱给革命家听的;今天当革命受到了“批判”时,所有的“批判”也就当然是冲着革命家的。于是,我们对革命的“歌颂”或者“批判”都没有深入到“神的意志”的层面,也没有对“无名氏的行动”做相应的理解,只因为这样,我个才认为有必要写作《论“九三年”》这一篇文章。
    
    (六)关于革命的悲剧结局问题:
    
    《九三年》中描写的西穆尔丹和他们的贵族学生兼干儿子戈万都是非常典型的革命家,虽然他们是一个文学中的人,但是作者把他们放在一七八九年开始到一七九三年白热化时期的法国革命中去行为,那就不能够被我们看成是“杜撰”中的人,如果说这样的革命家是血有肉的“人”的话,那么由他们充当主角而演出的《九三年》法国大革命就有声有色。因此阅读这样的作品,就可以造成对法国大革命理解的文学模式。所以《九三年》不止是一篇小说,而是一篇兼或解释和说明革命的小说,在文学创作和政治思想上都达到了至高的境界。因此,此书的结尾就是一个特别值得分析的部分。
    
    在分析本书的故事时,如果不是在最后的关键时刻出现了三个现身与战争火海中的孤儿,那么革命的结局就不会偏离一般人的推测,趁着由火引起的慌乱,反革命叛乱的头目侯爵就会逃之夭夭,而这样的结局也都符合革命与反革命势力的较量还要继续下去的逻辑和事实,但是这本书在这个最为关键的时期没有这样写,而是在一般人的看法中革命家是“铁铸”的性格中创作出了一个非常意义上的人格和性格的反常:在革命中,一如既往地执行革命任务的人突然间地背离了革命情感、革命逻辑和革命的常规而作为出了完全违背革命利益的事情而,于是,革命家偏离革命轨道的事件就被揭示出来了,戈万在人的意义上实现了人性圆满的同时却事实上变成了革命事业的叛徒,也正是为了惩罚“叛徒”,西穆尔丹才勇敢地撕破了个人情面,而坚持以革命的法律处死戈万。于是,在这样的一瞬间,革命家内部的分裂的现象被作者写了出来,但同生活中的分裂不同,这种分裂没有任何的个人义气和个人恩怨的因素,完完全全都是与革命相反的人道主义之力量的结果,只是,我们不是在革命中所发现的人性的恶的方面发现了它,相反,我们却在革命中反常的人性的善的方面看见了它;如果文学的东西和纯粹的政治性质的议论有一种区别的话,那么我们以为《九三年》所提供的文学方式描述的革命在可信性上似乎要比政治性的论说要好一些。
    
    西穆尔丹,不记个人恩怨,也不念戈万以往的革命功劳(他身为贵族而投身革命,并且在革命中屡建功劳),而坚决的以断头台的方式结束了戈万的生命——如果小说就此而结局,也许不会太出于读者们的想象的,但是要知道伟大的作者们在写作的时候,一般是不照顾普通人的想象和理解的,由他们创造出来的不朽的文学作品往往有一种对人的庸俗性可以造成致命性摧毁的功能,所以伟大文学作品才可以把人的情趣和思想提高到一个很高的水平上。就此去读《九三年》,它的结局可以说是出于“神来之笔”的:
    
     刽子手让他(戈万)在摇板上躺平。他那可爱而高傲的头被卡进可耻的颈圈。刽子手轻
    轻挽起他的头发,然后按动弹簧,三角刀起动了,先是缓缓滑动,然后加速,一个
    可惜的响声……
    
     与此同时传来另一个响声。一声枪响与铡刀声相呼应。西穆尔丹刚刚掏出腰间
    的一把枪。当戈万的头滚进筐里时,西穆尔丹对自己胸前开了一枪。血从他嘴里流
    出,他倒下死了。
    
     于是后者的黑暗融于前者的光明之中,这两个悲壮的姊妹灵魂一同飞上了天。
    
    西穆尔丹执行了革命的法律,维护了革命法律的尊严,可以说是尽到了一个方面的革命的最高指挥员的责任,也明明白白地排除了革命行为中的那些革命要坚决反对的个人私情和个人恩怨,可以说把革命家的形象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程度,但是如果说这一切也不过是为要获得这种革命在人间的虚荣的话,那么西穆而丹就不是西穆尔丹了。他其所以是西穆尔丹就因为他的生命是在戈万的生命被剥夺的那一刻“同时”失掉的,和戈万不同的是他自己剥夺自己的生命,这个过程即没有开头,也没有结束,而是在一刹那间完成的,是一个非常高贵的自我的杰作,这样,书中没有写出来的内容,即西穆尔丹在决定处死戈万后决心同戈万的“灵魂一同飞上天”的过程就被完全地省略了,于是,革命过程中的这样的事情也就只有革命的“制造者”——“神”知道了。
    
    这样以来,你回头去阅读戈万死前和西穆尔丹所进行的那一番谈话,就是“两个悲壮的灵魂”在离开肉体前的一次交通了。就在这一次交通中,根据书所提供的线索,我们完全可以有理由断定将死的戈万并没有意识到将要对他执行法律的“亚父”(请原谅我运用中国词)此刻也同他一起进入了死亡的境界。于是和戈万的死相对比,西穆尔丹的死的悲剧价值就显得特别“崇高”,他作为革命导师兼革命的最高领袖,不能够亏欠于革命,他作为戈万的“亚父”,不能够亏欠于戈万,作为一个教士出身的人不能够亏欠于“神”,作为一个人不能够亏欠于人道主义——这就是他自杀的意义。他是一个充满了意义的人,但是意义之中的某些意义是如此地冲突,以至于在一个人的身上必然要分裂开来的事情就决定了他的命运的悲剧性质。因此,在作为人的时候没有办法现实已经上了他身的意义,所以就出现了生命的分裂,而最具有悲剧意义的却是这些分裂在被人窥破的一秒钟前都要戴上“和谐”的面具。
    
    在“两个悲壮的灵魂一同飞上了天”的话语中,《九三年》一书就结束了。作者在对西穆尔丹的死没有做哪怕一个字的评价时就卷上了一七九三年这一副革命与反革命激烈斗争的历史画轴,所有欲评价西穆尔丹之死的人,都不得不使自己再一次地回到书中去……。
    
    2006-8-12于韩国首尔市 _(博讯记者:武振荣) [博讯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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