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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苗:站在启蒙巨人肩膀上维权—第七次中道论坛主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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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6年8月09日)
    
    
     (博讯 boxun.com)

    楔子
    文革毛泽东也在启蒙,至少有这一部分的内涵:内心深处闹革命。这是用政体和大多数人暴政强制积极自由的。作为梁启超新民说的衣钵传人,毛知道,没有良好的教化,没有内心具有德性的公民,就没有良好的政体。这是亚里士多德的思路。中国近代的严复、梁启超也是这样想:先有好公民,才有好宪政。毛是梁的继承人。
     四五一代的说法恐怕来自小枫《这一代人的爱与怕》,我看到陈子明《囹圄文集》序言也
    定义了四五一代。四五一代呢,也在搞启蒙,分成两个阶段,80年代的和90年代的。80年代的文化决定论其实还是严复、梁启超思路,没有好的文化就没有好的宪政,也没有自由。别看告别文革反思文革,80年代与文革启蒙时代其实是很接近,80年代是用道德来启蒙,而文革是用政治来搞,内容有些不同,但是从革命道德到自由审美道德,但是从政治效果和思维方式是一样的。90年代才意识到积极自由的危险,以柏林的两种自由在中国的传播为标志。但是90年代还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还是用启蒙唤起的方式,来唤起对积极自由的警惕,对消极自由的向往。也就是还是上课的模式,不管是学校,还是社会舆论,还是看到一个个自由主义的老师在讲堂上口吐莲花,从来不肯走下讲台。
    
    
    两个阶段:80年代和90年代
    
     80年代是文化决定论的时代,是反政治的政治的时代;90年代制度决定论的,是开始面对政治的时代,以军宁的公共论丛为代表。80年代90年代都是四五启蒙的年代,是不管文化,还是制度,都落实于改造人心。柏拉图和梁启超都同样认为,制度可以培训良好的公民,是为训政说的来源。90年代的改造人心,有点微妙,带有反启蒙和启蒙混合的特征。反启蒙是90年代对80年代和文革时代的改造人心和积极自由有很彻底的批评,启蒙是这种批评,还是诉诸于人的内心的改变,让人警惕积极自由,学会宽容,把自由当作一种生活方式。
     80年代到90年代,是从癫狂走向清醒和温顺的过程,市场经济作为审美和政治成熟之间的过渡阶段,也帮助启蒙获得极大的说服力。90年代的启蒙有一部分诉诸于人的利益,例如经济自由主义论证人性自私,还有很大程度自由受益于财产权观念的推广。
    98年开始的左右之争,是80年代的文化决定论和90年代的制度决定论的一场决战。在98年开始颇有冥冥天意的意味,98年,一个9,一个8,与90年代、80年代,这个类似太有意思了。左右之争就9和8的争论。文化决定论到了90年代,转化为新左派,如今还余音袅袅,倡言什么通识教育。文化决定论从最激进的叛逆者变为保守主义者,180度大转弯不知道是如何形成。制度决定论倒是保留了延续性。
     朱学勤在凤凰台世纪大讲坛有一个长文,就谈制度决定论如何胜过文化决定论。秦晖也写过类似的文章,而且最近一两年对这个问题特别在意。80年代把90年代贬低为经济的时代,这是文人的自抬。要从知识细节的进步来看,以李泽厚为代表,虽然思想火花充溢,但是颇为粗陋,其自恋的本钱在于那是一个饥饿的时代,连粗糠都是美食。90年代属于已经吃饱的年代,学术和知识精细了很多,但是若非有市场经济和启蒙的联手,启蒙获得实际上的社会政治力量的支持,恐怕不是拥有青年美好初恋记忆新左的对手。
    四五启蒙从影射批判开始,例如对柏拉图、黑格尔,霍布斯、卢梭的批判开始,带出自由主义,89年后,因为开枪英美保守主义和经验主义得到了强化。上海有个民间学人杨国成对我说,当时对文革的反思与柏林的多元主义非常吻合,他呢一开始是从柏林告别政治,最后发现还是必须有政治,于是回归到施密特和施特劳斯。
    柏林的流行,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划分,有着中国自由主义者的生命体验在里面支撑着。但是这种生命体验是一种巫术,并不是理性的,一种断裂术,把邪恶的过去驱除出历史,是一种驱魔术,没有勇气面对过去的邪恶,而是最大恐惧地打发掉,用妖魔化和诅咒的方式遗忘掉。不过这种力量确实推动了后来改革和市民社会的开放。例如法制的提出,就和恐惧有关。你读彭真和邓小平的回忆,就可以看到,很大程度上与西汉的周勃一样,坐过大牢,面临生死边缘,才知道法律的尊贵。我一直这么说,霍布斯的“人对人是狼”与利维坦,和文革之后统治的恢复和四五启蒙的兴起极为相似。
     维权运动是进一步推进,也就是把90年代的启蒙精神贯彻到底。90年代他们无法贯彻到底的就是自身,也就是启蒙的自我关照,也就是反启蒙能够反别人的启蒙,不容易反自己的启蒙,因为90他们的肉体记忆,生活经历,社会氛围都容不得他们来内省,尤其是文革的暴死威胁。他们能够对自己身上的文革记忆或者80年代的文化决定论看得比较清楚,毕竟一个时代的人有他的屁股,看不到他们屁股下面的地方。如果说共产党文化和传统士大夫精神对他们还有影响的话,也内化到启蒙运动本身的内部,而不像80年代的文化决定论和共产党在启蒙之外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80年代精神饥饿,90年代温饱,到了21世纪维权运动的时候,就是吃得太饱了,已经被太多的美食和市场经济的消费主义弄得没有胃口了。这个时候启蒙也就该停业了,或者换一个招牌经营其他产品。维权时代的诉求是正义,而不是精神启蒙。精神安顿,在大超市里啥都有。什么儒家、基督教、道家、马克思主义。维权运动是制度决定论的延续,是90年代结出来的果子,而不是80年代的。如今已经不再局限于让人知道什么是自由,而是想让自由生根下来,从精神长出肉身。
    维权运动带有去政治化的特征,是奔向乡下,重建公民社会的,从精神气质上来说,带有80年代反政治的政治气质。80年代的基因,在隔代再次显露出来。同时是直面政治的,不再对文化依赖,所以更多的是90年代的果子。
     维权运动是启蒙运动的自我克服,自我限制。 启蒙运动是青年的,政治幼稚,满脸青春痘,而维权是中年运动,政治成熟,有了胡须。青年特别美好,80年代的启蒙知识分子尤其怀念,甚至都舍不得走出80年代。有一次我和张旭东谈甘阳清华演讲三统说,我说三统没打通,在圈内没有说服力,张旭东说甘阳至少表达了一种欲望和激情。可是二十多年了,甘阳还是在表达了一种欲望和激情,批评别人政治幼稚,就没看到自己在文人的欲望和激情之中无法自拔。陈家琪在《二十一世纪》三边会谈有个千把字一个小短文,告诫不要怀念昔日美好了,并且在《法的精神:启示神学与政治神学》中,谈到政治幼稚的美学向政治成熟的法学过渡。
     我在《2004年十大维权人物》把右派学界领袖徐友渔和新左学界领袖汪晖并列撮合。左右之争没有胜负,爱争理论上可以继续争,也不需要什么共同底线,但在社会现实上可以都去做事,都去搞维权。维权与左右都是兼容的。我丝毫不赞同什么底线之上合作云云,底线的意思是首先统一思想,然后一起诉诸行动,还是带有思想垄断的色彩。无需统一思想,只要不反对维权,都欢迎,无需搁置争论,一边骂架一边搞维权。即使儒家这个意淫专制的无药可救的大坏蛋,那一天也像插手维权,也非常欢迎。
    
    启蒙的主奴哲学
    
    知识分子与民众之间的上尊下卑的关系,什么时候都存在。即使启蒙最讲平等,启蒙政党的权力就是建立在人们翻身当家做主的唤起启蒙之上,可是还是要讲服从党的领导。似乎在启蒙者看来,启蒙政党的政治领导权并不是人间的,而是来自先验的,是属于不能用平等价值和启蒙来检验的。启蒙政治中的上尊下卑,搞得比较隐秘,把它放到比较黑暗的地方,思想的死角,让大家不容易去说:你都违背了你自己的旗帜和承诺。别看共产党把自己的政治领导权在宪法写得清清楚楚,但是它的来源是念咒: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一种巫术,来自黑暗的心灵角落的力量。
    启蒙实际上与自由有着很大的冲突,例如启蒙政治对自由的妨碍,形成牧人式权力。知识分子包括启蒙政党和外围的启蒙知识分子,这些都是掌握话语霸权的启蒙精英。前者是获得政治暴力的启蒙精英,后者是掌握文化权力的启蒙精英。二者之间的逻辑结构是一致的。
     没有主奴之分,就没有启蒙运动。启蒙知识分子在民众之前代表统治者,在统治者面前代表民众。人民低于启蒙知识分子,启蒙知识分子低于统治者。这与古代士大夫一样,在皇帝面前代表人民,在人民面前代表皇帝。
    启蒙运动有着两层特征,一层是超越历史和当下的道统性。另外一层是奴性,思维方式上的奴性,例如喜欢成为幕僚,替党考虑,例如反对废除收容遣送,也是拿着国家利益说事,还有例如张维迎的补偿论,也是拿着国家长远利益说事。这类幕僚很爱国,有第二种忠诚,甚至第一种忠诚,都卖身了还在盗用道统的名义,张维迎就是最好的证明。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特征,就是上书要求政治体制改革,一方面代表民意,超越于党国体制,另一方面却是奴才向主子的建议。很容易读出两种混杂期间的感觉。对这种道统的守护,往往成为为专制背书。
     启蒙虽然隐含着哲学高于政治,代表着道统,但是在中国更多体现出来是奴性,尤其是当下。在改革开放初期乐观的时期,奴性和超越性还是相当平衡,现在处于怨气四起的时期,体现出来是奴性。改良和改革的话语,告诫人们不要充当闯进花店打破花瓶的公牛的话语,凸现出来的都是奴性。用韦小宝的话,胜笔甚少,败笔甚多。
     启蒙和维权之争,很关键点也在于此。一方面自由主义反对专制,另一方面却怕花瓶被打破,恐惧大船沉没,宁可专制也担心维权走向革命,走向无政府主义。很多启蒙知识分子,尤其是经济学家,就用自己的精神领导权为专制背书。
    维权运动超越启蒙的地方是,在民众之前不再代表统治者,而在统治者面前代表民众。是启蒙的奴性不断下降,超越性不断上升的过程。维权运动不再关心统治者,我在《维权去政治化是一场核聚变》中引用米奇尼克的话说,新的形势要求必须发展出一套面对公众而不是面对当权者的表述,告诉人们每一个人自己该怎么做,而不是对当权者说如何改进他们本身。他希望社会立即和直接接管起自己的命运,扎根于生活的领域,只有谈判的时候才和政府打交道。
    
    启蒙与政治化
    改革是一个发条橙。有两层的意思,一层是具有电影《发条橙》中催眠作用,到革命之前没实现民主之前,你会发现当局都会宣布自己改革,都在经济增长,改革已经成为一种信仰,一种没有任何理性的信仰,一根最后的救命稻草。另外一层就是政治发条,由政治发动,距离长短取决于政治,绝对无法脱离于政治。
    房奴这个词用得很好,把目前住房改革的政治意图说出来,把你捆住。市场经济就无法脱离政治性,例如当局规定外资不得超高49%,例如涉及国家安全的垄断行业绝对不会放开,还有例如《反垄断法》删除行政垄断这一章。经济与政治之间是一个发条,可以松一些,但是绝对不会拉断。改革开放看起来是不断放松,但是最后的线团都是政治手上,所有的改革都是政治发动的。
    去政治化仅仅是目标,而不是现实,不要把目标当思考的出发点。市场经济和启蒙都追求去政治化,走向法律化,可是目前形势确实相反。例如宏观经济调控,国八条等等都是用政治代替法律。例如股票市场未来的风险,用法律和经济手段能解决么?还有目前的政府机构改革,这些用经济手段能够解决,像张维迎说得给补偿就万事大吉了?目前去政治化与政治化并轨。
    去政治化是我们追求的目标,而不是现实,不能当作思考的前提。我写了一个《中国教育的去政治化与政治化》,回顾中共如何处理政治与教育的历史,把教育的问题推倒到政治性上来,然后再来考出如何去政治化,界限如何。这是给田路的《领导者》写的,发到网上,就被一些被启蒙败坏脑袋的朋友指责。他们这些人谈到教育那就要独立于政治,在他们看来我现在这样推倒重来,回到政治性上来,重新全盘考虑就是政治不正确的。他们认为,唯一正确的立场就是坚持捍卫教育的独立性,也不去想一想目标是如何达到的。
    有一次《新闻周刊》论坛请李泽厚谈超女。我去瞅热闹,也说了几句。我提到如今的文艺从过去的政治化走向去政治化,但是还是在政治的阴影之下。那么是继续不惜一切代价挣脱政治发条,还是作出谨慎妥善的政治决断,利用政治阴影来达到去政治化的目标?把非政治化当作现实已经实现的前途,至少是不能接受的。
    政治当然有毒素的。从来都是要毒药的地方有解药,危险你也得去冒。不入地狱,焉得虎子?来喋喋不休地说,要警惕,太危险了,你们要远离政治。可是远离政治,能解决问题?不要以为不看或者看不到,不听或者听不到,可就安枕无忧。地下已经深渊了,毒蛇在咝咝吐舌头,躲避到哪里去?
    林毓生说,到了文革结束之前,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是道德/文化深层结构的。文革之后的五四启蒙,还是自由主义士大夫,还是道德/文化深层结构的,表现为启蒙民众的精神领导权的矜持。
    我们受到保守主义的影响,想让自由主义戴上法律的面具,进入政治进入历史,而不是赤裸裸的。这也是托克威尔在美国找到法律人和司法贵族,在民主和精英之间,找到了平衡点的精神。自由主义戴上法律面具搞维权,成为政法系,承担的是美国法律人的精神领导地位和政治地位。
    
    启蒙毒素对脚下土地的侵蚀
    启蒙运动用一套技术性和程序性的规定来替代当代社会的复杂情况,把抽象覆盖在具体现实之上,是在提升具体现实,提升个人的道德成为公民。覆盖而丝毫没有考虑与现实的抵牾,例如对民族主义幼稚自由主义就强行对立,而且幻想能够征服,以为写文章就能打倒他们。
    理想和现实之间,不能太远,也不能太近。太远变成理想是理想,现实是现实,如何卖力地搞启蒙,烟尘四起,一百年之后,发现还是外甥打灯笼——照旧,甚至是王小二过年——光景一年不如一年。例如前面说的乌托邦主义。太近理想和现实眉毛胡子一把抓,理想对现实就没有提升的能力,例如中国国情论就是后者。维权是把理想和现实拉到和谐的地步。
    启蒙在一个方面,推出乌托邦。讲西方宪政如何如何,然后以此把中国的具体情形打压下去,例如说指责中国现在不是宪政,而西方宪政如何如何。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出版后23年写的《政治论》中说,用直接地说明政治实践与道德、理性是何等的冲突,来攻击政治,这是无济于事的,这种说教每个人都信服,都不能改变每个人。乌托邦的政治后果就是急躁而没有人政治训练的暴动,没有带来秩序和和平,反而带来动荡不安。个人都信服,都不能改变每个人,其结果每一个人都是认为自己有权替天行道的圣斗士。
    乌托邦主义还有一个后果是造成丧失主体性,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把西方,例如美国抬上天堂,把中国打入地狱。如果中国人被打入地狱,没有了权力意志,没有了勇气,那还如何上天堂?很奇怪的是把中国打入地狱,越发证明美国在天堂,越发证明美国的月亮圆。那就一种巫术。就像打老婆的醉汉,打老婆能打出美好生活么?证明美国的月亮圆是要去学习它,自己都成了狗屎,那如何去学习?
     我不是太喜欢启蒙的人说别人说犬儒。这种指责是在制造对立。看不到沉重的现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难和负担。当然更多的人喜欢谈论民族主义,喜欢谈论台海问题,这些问题可以引起自己兴奋,但代价比较小。而维权的代价大多了,又于自己关系不大,不关心非常正常。我呢管自己做什么,不管别人犬儒与否,用利益而不使用道德批判唤起他们。
    
    
    启蒙缺乏自我限制
    
    我在《自由主义如何获得政治领导权》一文中提出,自由主义是最具有反省精神。今天我们坐下来反思启蒙,是把启蒙的精神贯彻到底,贯彻到启蒙者的身上。这当然也有我所说的启蒙启蒙者的成分在。
    启蒙运动造成如此之大的问题,在于自己没有节制,没有自我反思,自我克服。启蒙知识分子探照灯照不到自己,缺乏自我解剖的灵魂。例如余杰王怡排除郭飞雄事件,一向自为是自由主义者和基督徒的王怡出事后,还用什么自由主义学理和基督教教义为自己遮丑,也不问问自己在排除郭飞雄的那个时刻,到底符不符合自由主义者和基督徒的最低标准,也不问问自己这样的行为暴露了自己的本质,在公共领域将作为公众否定它们是自由主义者和基督徒的标志。我不知道他们内心确信自己还是自由主义者和基督徒,但是这个没用,应该认公共层面的共识,他们还确信自己是上帝呢。
    还有例如卢雪松事件中的告密学生问题。对于启蒙知识分子来说,如果学生不是被定义告密,那么将无法产生那么大的道德批判力量。启蒙运动是黑白分明的,非常本能地精通施密特的划分敌我。很奇怪的是,这些批判施密特的人无师自通,而且只做不说,嘴巴上还要把自己行为所遵守的施密特那种学说得很无耻,以此抬高自己。即使学生不是告密,为了启蒙政治,为了自由,也必须摸黑成“告密”。为了自己而去设定一个敌人,没有敌人也要找来敌人,这里不容分辩,也不容理性来分析到底是不是告密者。如果进行理性分析,就对整个敌我之分的政治神学产生了威胁,启蒙政治的道义暴政就面临瓦解。因为荒谬所以相信,理性突破了黑白分明,启蒙运动的脊梁骨就被打断了,再也不命令式说话,而是恐惧怯懦之中。启蒙运动要么是无敌霸王,要么是谄媚小人。
    启蒙运动这里就偏离了自由主义以人为目的的根本价值。自由主义不能允许无辜的牺牲任何一个弱者,任何一个异端嫌疑,或者在道德上暧昧的相关者作为牺牲。启蒙运动相信,没有把告密学生牺牲掉的道德独断,就不会有道德底线。看来道德底线也是要吃人,吃人血馒头的。
    启蒙运动诉诸于积极自由,把所有的美好价值,包括消极自由,老说自由民主宽容是什么生活方式。老说华盛顿如何,西方如何,意在通过言辞的力量来人心改造,从而从整体上或者最大部分地提升现实。这里充满着唯心主义色彩,认为人心一变,现实也就改变了,人心能够支配现实。在实际政治层面,则是诉诸于人心的改变,形成道德或舆论压力,来改变政治现实。这种方法对于政治事务,尤其是民主政治,确实比较有效,所以启蒙会在民主政治在近代兴起的时候大放光芒,有其道理在。然而启蒙与民主政治的结盟,是大多数人暴政,包括道德暴政和政治暴政的来源。
    启蒙要实现自我限制,避免自己成为启蒙精神的障碍,避免自己成为大多数人的暴政。在吐狼奶的的过程之中,避免自己肚子里面也滋生了狼奶。
    2004年11月,我到成都,搞第二次成都讲座,谈公民维权,题目是《我的政论写作——这两年的自由观察》,谈到拒绝启蒙写作。萧雪慧问了我一个问题,大意是现在为了反对专制,需要大众参与,越多越大的唤起启蒙,力量越大,你如何现在就要求限制唤起启蒙。我的回答是:随着政治腐败,唤起启蒙和越多人参与都不成问题,我们必须更应该为未来考虑,需要考虑的是未来如何防范大多数人的暴政。现在去唤起,并且没有自我限制,对未来来说,更达不到目的。我们需要有一个原则贯穿现在和未来,那就是宪政和法治原则,而不是去唤起民主。
    杨小凯的《政治随想录》中提到,打倒暴政的暴力,必须是比现在暴政更为强大邪恶的力量。那么现在自我限制的维权运动力量稍微小一些,但是也避免自己走火入魔,成为混世魔王祸害中国。
    自我限制的革命,是通过建设性来破坏,而不是通过破坏来建设,后者无法建设。破坏性的革命,无法将革命时期的自由许诺兑现,必须不断镇压敌人,镇压异端,把军事状态渗透到和平时期,例如这三十年的改革,还是军事化的战争。革命的惯性太大,就拗不过来,原来没有自我限制,搞得力量太大了,自由的目的就为手段牺牲了。
    
    
    把共同体爆破掉的工程
    这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 经济拆国主义,经济学家反对共同富裕论,反对相对公平感,走极端,在已经非常
    贫富分化的情况下,强调继续分化。而共同富裕和相对公平是改革共识,也是一个共同体的地基,经济学家们就是要拆掉。启蒙运动背后有个话语权的暴政,有一种自恋满满的狂妄:就是民众必须听我的,放弃个人的抱怨。张维迎就是这样说,民众要理性。包括你的正义感,自我救济自我防卫的想法都要按照我的指挥行事,要理性维权,要理性讨薪,连自焚都不行。
    二、自由卖国主义,把情绪性的东西,例如反共当作理性,作为启蒙的前提和目标。自己一厢情愿的,而不是理性的。自由卖国主义的意思是说,既然是祖国被霸占了,我们宁可毁掉,你去爱国,就帮助了敌人。总之你的爱国是错的。
    启蒙运动充满着建构理性色彩,而且狂妄,相信不管自己如何说民众必然服从,能征服民族主义情感。要知道激情只有激情才能对抗,启蒙是无法对付激情的。举个例子,我原来也赞同私有财产,并且想去论证私有财产从长远来看也是民众的利益最大化,并且谴责民众只关注短期利益。其实不然,除非这种说法你用了宗教的方式,否则都无法说服民众。
    施密特在《罗马天主教于政治形式》中说,真正的贵族恰恰重视大众,重视人民的信仰,启蒙知识分子是地道的假贵族,蔑视大众和常识理性,表现出一种非人道的自大性。
    在《改革死刑判决》发表之后,隐居万圣书园里的“见识分子”刘苏里拉我聊天,当时恰好碰上戴晴。刘苏里问戴晴,从80年代开始知识分子的地位是如何一步一步下降的。尽管刘小枫对施特劳斯的哲学解读,把哲学当作人类最高利益,把哲学家抬到最高的位置,但是无法挽救知识分子颓败完蛋的趋势。
    
    经济学家的启蒙
    
    吴敬琏等人老是吹嘘改革取得了多大成就。 可是目前的小进步,到底是不是进步,应该从整个改革历史大框架来看,从未来的眼光来看。当下的一些小成就,可能是未来的大灾难。整个因果链尚未完成,现在就别吹嘘什么成就。从过去的眼光来看,例如说原来使用粮票,现在不使用了,这有什么用。
    一个强盗把一个人剥光衣服,所有的一切都把他抢走,然后把他扔到荒野里,野狼来了要吃他,强盗让野狼吃掉他的腿,但是留下了他的命,并且给他装了一个朽木做的假肢,难道这个人还要感谢他?对现有成就的看法要到未来的结果,要放到邓小平的大框架下才能看到,如果避免了革命发生,才有效果,如果会引起巨大动荡,那还吹什么牛。
    经济学家无非是说,你作为民众,是无知的,对自己的事情也处理不好,无法判断自己的利益,而我作为公共知识分子,能够领导你们,带领你们,比你们更能够替你们做出判断,什么是对你们有利的,什么是对你们不利的。这可是了不得的事情,是对经济学基本假设和价值追求的彻底颠覆。经济学有个基本假设,就是认为每一个人都是理性的,能够判断自己的利益。难道说自己的东西被偷偷地卖了,而且钱款也被他人占有了,这一点芸芸众生自己不能做出判断?这可是天生的,不用思考,傻子都知道的。经济学追求的是经济民主,难道自己的东西没了,在政治领域已经被割了喉咙,凑在网络上呐喊愤怒几声还不行,这还没到要求经济民主的地步,我们的经济学家就慌了。
    黑格尔说,不管是谁,不必成为鞋匠,也可以弄清一双鞋是否合脚。我承认不能把事情推到极端,例如说芸芸众生可以做出判断,就认为民众可以决定一切事情,实行人民主权至上,或者说民众有局限,就成了傻子,啥事都由经济学家管理。像判断自己的东西是不是丢了,自己有没有获得好处,这些是无需经济学家操劳的,经济学家纵然口吐莲花也欺瞒不了芸芸众生。
    经济学家为权贵资本主义背书,成为理论上的看门恶狗。要打死看门恶狗,才能进去。我认为改革本身的政治正当性需要经济学家的背书,例如纳粹德国就需要施密特和海德格尔为他们背书。政治正当性的战争,本来就是知识人之间的战争,只有一方战胜了另一方,才能获得普遍性。所以首先针对经济学家是没错的,经济学是权贵资本主义的看门狗,没有解除,如何攻击权贵资本主义。明明知道现在的舆论自由限制的局限,可以用学术讨论的名义骂经济学家,而不能骂权贵资本主义,如果说首先要骂权贵资本主义,岂不是不让骂了?既然经济学家在公共空间曾经享有巨大声誉,成败两萧何,如今被老百姓毁了,那也非常正常。   
    
    缺乏彻底的经验主义气质
    
    表面上看90年代的英美自由主义,彻底提倡经验主义。其实不然,有一个死角,那就是不能区分启蒙者自己和大众。也就是君子与小人之分。
    启蒙运动没有幽暗意识,没有自我限制意识。启蒙内涵着暴力倾向,认为哲学很容易渗透到大众那里,没有一个不可距离的鸿沟,当不着急的时候,就慢慢地启蒙,当着急时,就操起武器启蒙。要是认为民众最终是无法启蒙的,那就彻底绝望,就不会悲壮地拿起武器,血流成河。
    如果一个民众懂得了启蒙精神,就脱离了大众的范畴,变成了知识分子。这种量变并不能引起质变,也就是大部分的大众是无法成为哲人的。启蒙的内在激情,启蒙知识分子自我实现的不朽欲望、生命有限性和形势的紧迫性,造成启蒙就诉诸于暴力,也就是启蒙会造就出一种敌对状态,一种紧张的敌我关系,在启蒙与启蒙对象之间,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精英与大众之间。而且启蒙运动反对的自然状态,例如等级,为了启蒙的实现,也会琵琶半遮面地出现在启蒙知识分子中间。启蒙与自然状态形成辩证关系,互相对立,又互相依赖。
    启蒙运动,没有进入专制的体内,不敢进入围城里,就政治正当性和政治正当性,就合法性和合法性进行搏斗,而是自以为占据政治制高点,把敌人搞成邪恶,把自己搞成神圣,这样意淫地战胜敌手。而没想到对手与他们一样也占据道义制高点,也把自己搞成神圣,把敌人搞成邪恶。这样是两个城堡之间的占据精神高度的战争,是在爬山,看谁站得高,如此撕裂了民族国家。
    自由主义的启蒙,形成各种价值碎片,例如自由的定义是什么,民主的定义是什么,各持不同的想法,然后互相打假。如此遗失了自由主义政治的整体性和政治性,没有一个根本的框架,都变成了井底之蛙,尤其是被启蒙起来的一些自由主义粪青。
    自由主义的言说第一二代还是说理,都了后来,尤其是遭遇到与现实的抵牾之后,就变成歇斯底里的划分敌我,表现为战斗性和护教,主动放弃宽容的特征,去进攻别人。
    
    
    乐观气氛和物质条件
     从康德那里可以知道,启蒙有个心理基础,就是进步论,相信历史是往好的方向走的。如果不在相信进步,相信王朝末日即将来临,那启蒙看起来就比较可笑。
    有一次三味书屋公民半月谈请了原来费孝通的学术助手谢文博士来主讲。谢文博士谈了对改革的乐观看法,讲座来了很多上访的人,对从自己经历出发对乐观看法进行反驳。
    什么才是主流,是谢文还是上访人,是乐观还是民怨?哪一个是普遍的,是积极乐观的,还是底层悲观的?共产党自己都谈和谐社会了,还乐观呢。民怨会成为主要的社会情绪,怨气会弥漫整个中国。
    启蒙的物质性条件,那就是言论自由,启蒙知识分子在中国很容易倾向于主张言论自由先行一步。启蒙是要面对民众,尽管民众接受不了启蒙精神,能接受的就是似是而非的一些激情。但是当下中国,启蒙与民众的关系会被切断的。不可能像五四运动一样,知识分子的一个言论,爱如何说,老百姓都可以在报纸上看到。没有言论自由,启蒙都是知识分子在书斋中进行自娱自乐的虚拟,影响有限,最后的瓶颈都无法突破。
    
    
    对暴力和例外状态无能
    
    《胡适与自由主义》的作者认为,胡适那一代自由主义为什么失败,其原因在于没有处理暴力和革命问题,自由主义没有自己的解决方案。维权不过是想尝试解决这个问题,力图避免这一次自由主义运动的失败。道德和积极自由,无法面对社会大问题,政治上的大规模整治罪恶,例如我在《通过审判萨达姆惩罚大规模政治罪恶》所思考的那样。
     当社会结构还没到变革的时候,那就是启蒙就是聚集怒火,煽动仇恨,你叫民众醒来以后干什么,除了在网络上辱骂之外,一次一次上火之外,时间没到还能干什么?
    近代以来,人们以自由的名义,推进的是自由以外的事业,启蒙与其说罢人带到自由的境界,还不如说罢人带出自由的境界,这是积极自由和启蒙造成的罪恶。
    可以说启蒙就等于积极自由,维权等于消极自由。不是启蒙,而是财产权和欲望,不是公民教育,而是维权,才能恰如其分地达到启蒙的目标,培养独立自由的公民,进行政治训练。启蒙和公民教育使自己蒙蔽,自己形成的阴影:例如带来的牧人式权力和专制,而维权没有。
    
    
    启蒙常识的吊诡
    
     启蒙常识“对理性的坚守”是非理性的。启蒙常识是一个非常吊诡的说法,自由主义既然是常识,那为什么高于非自由主义的常识,高于专制的常识?常识是民众都能知道的,为什么处于蒙昧状态民众的常识不是常识?秦晖先生的道理无非说,自由主义的常识是理性的,而非自由主义的常识是非理性的,理性高于非理性。
     自由主义定位为常识,也就是消弭了从宗教那里获得神圣光芒时,认为自己是降尊迂贵,为了启蒙民众,让民众明白而说大白话。可是成为了大白话,民众凭什么相信这些常识?民众能抵达理性么,不能。那只能相信大白话的人,只能相信这些启蒙者的人格权威。那么到底是理性,还是知识分子的人格权威,才是民众眼中启蒙真理的源头?从《自由主义无需论证》开始,秦晖就开始意识到要捍卫话语领导权。自由主义无需论证的意思,就是听我们的没错,别怀疑。所以说启蒙常识还是蒙昧。
     把真理说成大白话,民众就听懂了?除非是民众内心深处的道理,如果是,并不是大白话,而是神圣的自然法,也就是必须带上超越的色彩,那不是大白话了。
    民众听得懂的大白话,如何处理“正确理解的利益”这一概念呢,难道就不承认民众有喜欢欲望,喜欢短期利益?启蒙大白话虽然致力于解决启蒙知识分子与民众之间的矛盾,但是经验主义贯彻得不够彻底,总是处在一个模糊状态之中:民众要相信精英说的自己心中揣着常识。那就是启蒙大白话是说,民众自己心中有无尽宝藏,只是等待知识分子开发而已。说明启蒙主奴哲学还在,虽然减轻了,但还是无法避免启蒙运动自身的走火入魔。
    如果说自由民主常识要被民众接受,就必须戴上法律面具,转化为权利话语。所以启蒙运动本身并无法逾越知识分子与民众之间的鸿沟。秦晖教授在意识到启蒙的困境,在启蒙运动内部解决,在继续启蒙中反思启蒙,那是小脚女人走不远,也不顶用。
    按照胡适对五四运动的总结,启蒙走向政治是“看到学生是一个力量,是个政治力量”,所以各大启蒙学派都“拼命拉住中国的青年人”,于是“就变质了,走向了政治道路”。
    启蒙回避了走向了政治化,例如秦晖,尽管一直坚持自由高于主义,但是还是隐含着藏起来的政治呼吁。秦晖不直接对青年人学生说话,但是通过报纸,行使导师的领导权,对全国爱好自由和平等的人民喊话。
    秦晖和李少君在世纪沙龙的争论,值得重视的是,李少君说秦晖抱怨这些年没有人听他的。说明秦晖还是有政治上诉求,把自己当权威性普遍性的诉求。这也无可非议,这本来就是启蒙的内在冲动之一。李少君当时对秦晖这种抱怨有些想法,在《天涯》发了我的《从立法者到阐释者——致秦晖教授》,还特意给我打了电话。
     我在这篇文章中提出好几个大问题:一、启蒙者的自我定位是一种神话;二是现代公共知识分子的源头是维权,而不是启蒙。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如此坚决地告别民粹,没有替代品,嘴巴说说无所作为,是导致未来民粹最大原因之一:一方面因为以对立的姿态进行批判刺激了民粹倾向,另一方面浪费了时间。
    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是:即使民众可以听秦晖教授的常识,也都接受了,可是权贵资本听么?如果权贵资本不听他的,那么秦晖希望注定落空。如果不听,除非秦晖教授就在书斋中不希望他的学说转转化为推动中国进步的力量,否则,不是秦晖也是他的弟子被迫民粹化,因为不提供民粹的替代品,而且与民粹主义对立。政治层面诡异的事情多呢,例如甘阳80年代激烈反传统,如今却成为文化保守主义者,与民粹主义对立完全可能走向民粹主义。
     如果秦晖教授认为权贵资本听他的,那他就必须假设人性善,这就对自由主义冲击太大了。秦晖的公正与常识,隐含着呼喊“人民站在秦晖一边”的政治诉求,很容易蜕变出现秦晖不愿意出现的东西。如果启蒙对权贵资本主义没用,仅对人民有用,那么其政治效果是纵火犯。
     秦晖为了对付启蒙的困境,除了把自由主义下降为常识之外,还为了克服消极自由转化为积极自由,在《继续启蒙之中反思改革》中把启蒙理解为群己分界,这种探索值得赞扬,但是如此不遵守学术规范,令人头大。要说自由是群己分界,要说启蒙与群己分界远着吧。
    我认为秦晖的学说寻找的并不是什么公正,而更准确的说是改革时代的公共利益。秦晖所有关于改革时代的所有思考,都可以归结到这一点,这是贯穿他所有思考的龙脉。这也是他可以嘀咕没有人听他的底气所在。
    只有民族国家和上帝才能让权贵资本主义屈服公共利益、自由等美好价值之下。在民族国家危亡时,例如清末甲午中日战争失败后的百日维新,或者民族国家对外拓展,对外殖民,例如韦伯对德国提供的解决方案,这时候自由、公共利益和民主、这些启蒙的亲戚和朋友,才被权贵资本主义接受和服从。我把这样的时刻,叫做宪政爱国主义时刻,这样的时刻是短暂,没有多久权贵资本主义又开始背叛,又把自己的私人利益掩盖在公共利益之上。
    上帝是宗教的,依赖于权贵资本家的恐惧和敬畏。这我没有办谈。只有政治才能对抗政治,人民站在秦晖一边,形成政治压力,当然有可能迫使权贵资本主义屈服。那也只有人民获得民族国家和上帝的宝座是才有可能。而启蒙运动把民众搞的地位很低,除非如我说变为民粹,把民众当作上帝,形成人民宗教,那才是有力量的局面。尽管秦晖教授异常警惕民粹,但是其学说距离民粹并不远。樊百华还说过我指责秦晖民粹,其实我是在推论,其政治结果或者政治走向。
    
    
    启蒙与传统的关系
    
    启蒙知识分子在深层思维结构,还是道德文化论。自由仅仅是积极自由,甚至90年代连消极自由也转化为积极自由来使用。四五启蒙是现代的,而启蒙知识分子却是古代的,带有极为强烈的士大夫色彩。讲公民知识分子的徐纪霖,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谈李慎之是最后一个士大夫,我觉得并不是在表扬,而是在批评李慎之。陈子明写了李慎之与新道统的文章,意图塑造五四到四五的启蒙的新道统。与古代士大夫在皇帝面前是仆奴,与百姓面前是道德导师一样,李慎之的新道统还是殷切切于“当局自身的是否刚性的”天问,在百姓面对代表知识导师,在当局面前则是知识仆奴,例如其很得意的位置是邓小平的访美顾问。这种新道统为极权背书,1949年储安平等那一代自由分子的投奔,同时也反对它,可以批评党天下。
    士大夫精神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精神。相当于法国的文人精神,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具有道德上狂妄,缺乏真正的英美经验主义品格,可以高喊并指责别人,就看不到自己没有谦卑。缺乏自我解剖的能力,具有过分的乌托邦色彩。
    中国问题在四五一代身体上的烙印,与我们的身体烙印是不同的。我们基本上是在不断开放和有限自由的获得的社会条件下,没有四五一代童年对社会主义的美好感觉和经历文革暴死的恐惧。四五一代是从社会主义中生长出来的,代表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一致性的撕裂之旅,我们并不是。读徐友渔的文革记忆,朱学勤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就知道他们是从社会主义走出来的,所以与李慎之感情特别好。
    有一次我和范亚峰开玩笑说,要是李慎之还在,那我们就死翘翘了。维权运动与启蒙运动,是在启蒙精神进入洞穴中的政治效果方面的升级换代。李慎之作为的象征礼仪性的人物,与自由主义哲学与启蒙精神并没有太大的关系,而且实际上是被四五一代树立起来,去连接过去获得道统,和在公共空间作大影响的工具,是四五一代启蒙运动的符号。所以我说维权要在站在李慎之肩膀上进行,这样体现了维权运动与启蒙运动的延续和更新,李慎之的公民教育是一个语言中的巨人,搞了一百多年还没放弃希望十足屡败屡战的形象工程,而维权运动如果不是站在仰视的位置,而如果是站在他的肩膀上,把形象工程的道义资源注入维权,那维权就如虎添翼。在《2004年十大维权人物》我写道李柏光时,我认为李柏光从一个启蒙知识分子向维权人士的转化,维权这里蕴含着用法律和自然法公民教育,不再是用自由民主价值,而是把自由民主价值戴上法律的面具,转化为权利和利益来公民教育。这样在维权的同时完成了公民教育,而在公民教育的同时,弊端太重,搞不了维权。
    启蒙是一种政治浪漫主义,只记得自由,忘记了面包。启蒙必须戴上法律的面具走到民间,从政治浪漫走向政治成熟,从精神中走向肉身。维权运动是后改革时代为自由主义的政治辩护,也在残酷无情的历史法庭中为中国自由主义不会再一次失败的抗争。
     维权是改良的腾挪。这是围棋中的手筋。我们要抛弃自由主义在启蒙运动和市场经济之中已经下重的一些棋子,挪到专制最脆弱的地带做活。不要舍不得。在法律和对方体内做活,在对方体内生长出来,利用对方的自由主义因素,例如改革开明派。孙悟空进入了妖怪体内,除非妖怪杀死自己,否则都干瞪眼。
    
    启蒙已病,维权当立
    
    吴稼祥在《中国当代自由主义述评》中说,自由主义之于中国,好像是一个穷家里娶来的漂亮媳妇,好看不好用。自由主义的文章阅读时挺快活,放下文章想一想就难过。第一是因为理论和现实的反差,第二是因为几乎没有一篇文章告诉我们,中国怎样才有他们所要的自由。
    .徐友渔《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指出,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提供了清理专制残余和流毒的启示和思想资源,但并未提供“中国向何处去”的答案,甚至连可以直接运用的理论也没有提供。我们所谈到的自由主义经典著作,重点往往放在逻辑证明自由的价值,不自由的理由不管多么强词夺理也是站不住脚的,从来没有现成的理论,说明东方专制主义型的国家如何从不自由变得自由。
    施特劳斯在《什么是政治哲学》中说,传统的哲学家用与从前不同的鲜明而直率的观点去观察政治事务,他们用有知识的公民或政治家的观点看待政治事务,并明确地看到这些人所不能清楚地看到或一点也看不到的事物;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同有知识的公民或政治家一样朝着同一方向看,看得更远一些,此外并无别的原因。
    我在《2004年十大维权人物》中谈到徐友渔,就说自由主义戴上宪法法律面具来说话。在这篇文章中,我认为启蒙变为公民来参与公共事务,把政治自由主义中反对专制的怨气和激情磨练成熟,避免法国文人进入政治的毒性,保留其优势。没有维权运动,启蒙的良好结果将丧失殆尽。
    施特劳斯批评启蒙运动,把哲学赤裸裸地直接放入洞穴,和政治结盟,或者与开明君主。例如伏尔泰,或者民众中,例如卢梭。哲学与政治的结盟,就变成了意识形态,哲学政治化,政治也哲学化。按照徐友渔先生的诊断,新左的影响力较多在于学院内的年轻学子,自由主义的影响力在于公共舆论界。可是如果自由主义直接进入洞穴,与公共舆论结盟,就产生奇怪的情形,例如赞同私有财产入宪,把私有财产绝对化,这是国内公共空间出现的。在海外公共空间就出现自由卖国主义,支持台独。所以自由主义作为哲学本身,并不适宜直接进入公共舆论界,来批判公共事务,而应该戴上法律的面具,用权利和自然法语言来言说。
    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情。一代人又一代人的不同的生活体验,尤其是生活基础已经发生了重大情势变更。对于老一辈的对自由主义的探索和对宪政主义政体科学的研究,基本上能够开拓的领域不多了,能够有较大发展的是,把老一辈的政治自由主义当作目标,从康德转向黑格尔,获得历史质感,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努力。所以我们能够超越四五一代的是,不再站在西单民主墙前面,而是站在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上,找到伟大政治运动留给我们的身体烙印,激情和见解,把这些反刍上升为89一代精神。
    政治运动必然留下伟大的精神遗产,法国大革命至今两百年,挖出多少金矿。可是89之后,人们都干什么去了。年轻学生在肉身参与89,至今也尚未把身体烙印,激情和见解作好好的研究。当现在四五一代愤怒的时候,他们是回到天安门广场上;当他们思考的时候,却回到了西单民主墙。当初的学生现在还是学生,还是四五一代的附庸,至今还是肉身参与,还没有精神参与。
    施特劳斯《什么是政治哲学》中说,一切政治行为的目的,不在于保守就在于改革。当我们希望保持现状时,便要预防向更坏的方向转化;当我们期待变革时,则希望情况变得更好些。维权同时希望保持现状和期待变革,避免了向更坏的方向转化,同时促成情况变得更好些。
    维权并不是来破坏启蒙精神的,而是来成就的,让启蒙精神长出肉身的。耶稣说他来到世间,并不是为了破坏摩西律法,而是为了成就。用维权运动来取代“敌启蒙”的启蒙运动,是为了拥戴和维护启蒙精神,其着力点在于启蒙运动的政治效果,当启蒙精神进入洞穴转化为启蒙运动时,就进入我们的射程。
    默罕默德经曾经召唤一座山到他身边来,山不动。默罕默德说,既然山不来,那我到山那边去。搞维权是到山那边去,到民众中间去。 [博讯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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