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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法与减法/武振荣
(博讯2006年8月08日)
——关于建立中国思想市场两条根本对立的方法与主张之分析

    武振荣
     一、 问题: (博讯 boxun.com)

    
    1966年以前,相对于人民而言,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居文化和思想上优势地位,但是经过了1966年被叫作为文化大革命的运动(我叫66政治大解放运动)后,共产党无可奈何地丧失了这个优势,于是,到邓小平改变政策的时候,“黑猫白猫论”是对这种事实的承认。因此,我们若从这个时候划一条线,中国共产党此后就一劳永逸地就失去了在文化和思想方面领导中国人民的能力和权力了,其统治的行为中也完全地丧失了文化思想的“功能”,统治形式也已经彻底地堕落为古老的了。
    
    正因为如此,在中国有能力建设中国思想文化市场的人就是中国异议人士和民运人士了,但是如果说这种纯粹的政治上的分类不足以解决思想与文化的问题的话,那么对以上的两种人打乱作新的分类,就事出于必然。大体上可以这样地看,在上述两部分人,一些人以“清场”为目的,主张在现有的文化思想中“减去”“错误的”、“不正确的”、“反动的”东西,以为正确的思想腾出空间;另一些人则认为应该本着“扩大”思想文化“仓容”的方法,主张在“增加”新的思想量的同时,不以已有的东西“出局”为条件,实行思想和文化上传统的“包慌”政策,使那些“错误的、“不正确的”,甚至是“反动的”思想(如毛泽东思想)有立足之地。
    
    第一种方法的代表的言论有“革命有害论”(刘晓波的《喉舌思想的始作俑者——孙中山》),“狼奶论”(袁伟时)和民运人士第一共和的“儒马精神论”,他们的观点虽不仅相同,但是有一点却是比较一致的,那就是对于那些已经被我们中国人民曾经接受了的思想和文化采取一种“否定”的态度,认为只有彻底摆脱了它,中国人的思想和文化进步才有希望,否则的话,中国的专制和专政体制就不会结束。显然,我是反对这样的主张和看法的。
    
    二、中国需要建设一个怎样的思想文化市场?
    
    我的回答是:采用中国近代伟大思想家朱熹的“包慌”政策,建设一个不但不“淘汰错误思想”而且是“错误思想”“准入”的这样的“大市场”。依据这样的精神,我们就不是要否认儒家的文化,也不是要把马克思主义“淘汰”出局,亦不是不给毛泽东思想留下生存的空间,而是不在刻意这样作时努力扩大民主和自由思想的“数量”,努力提高它的质量,增大它的市场占有率,“使真理的力量在市场竞争中被接受”。因此,在这样的行为中,我们对于那些在过去的时间中曾经统治过我们中国人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只要解除了它的统治所赖以施行的“武装”即可,而不是使用特殊的权力把它从“市场”上彻底消灭。如果说我们中国人在此之前已经有了一个思想方面的经验与教训的话,那么人的“错误的思想”(那时叫它资产阶级思想)是不能够用政治的方法“消灭”的——难道我们忘记了吗?今天当我们在宣布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错误”的时候,我们同样应该汲取它不可能用非思想的方式“消灭”之的教训。
    
    一条“错误”的思想,在人类思想建设过程中可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的问题,伟大的密尔在他的《论自由》的不朽著作中已经有了论述,我们现在应该做的事情就是不再重复对人类已有思想作出“正确”与“错误”的分类,从而避免自己象共产党人一样地把宣传“正确思想”当成“光荣的”,把坚持“错误思想”当成“可耻的”。
    
    如果我们简单地认为民主运动仅仅是一个反对共产党的运动,那么,我认为“革命有害论”、“狼奶论”和“儒马精神论”都是很好的理论,不但不值得批评而且应该发扬光大之,但是我们如果理解中国民主运动有着一个为中国的未来政治制度建设基础,而且也有着一个文化和思想的“大市场”的建设任务的话,那么我们对中国人民大众过去所曾经熟悉的思想采取一种“清场”的办法能否奏效则是一个问题。问题的要害是,某种思想如果是以专制的方式强迫我们中国人接受的,那么在这里要“打破”的东西就不是思想本身,而是思想所借助的“专制权力”,因此在这里应当反对的东西是后者,而不是前者。中国民主运动反对的不是某种特定的思想而是特定的政治权力,但是,作为个人,反对任何一种思想,这又是人的权利中的事情,而民主运动是不应该过问的,只是当这种反对的行为在已经被认为是民主运动的方向的时候,情况就另当别论的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要反对的,但是若是要采取全民“洗脑”和全民“吐奶”的方法,我是反对的,我认为批评其中的非价值部分的同时,剥离出其中的价值的部分——这才是我们应该掌握的方式,绝不能够使我们回到我们已经走了出去的那个历史的“错误的做法之中”,要批的“资产阶级思想”没有批倒,要坚持的“无产阶级思想”反而被丢掉了,使我们的思想处于白版的状态。
    
    三、经验与教训:
    
    欧洲启蒙运动其所以在现在被我们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看成是一个否定中世纪成果的运动,那种其实是马克思主义的偏颇的看法,不是一种很深刻的思想。欧洲启蒙运动在批评、批判了中世纪宗教蒙昧主义的同时,开始了古代学术和文化的复兴,而在这一复兴中,西方开始了近代化的过程,出现了城市运动、大学运动以及我们所说的科学复兴运动,这样以来,我们在一个“黑暗”的时间中,好象又看到了它所包含的光明。因此,欧洲启蒙运动的主流思想实质上是在中世纪文化的基础上增添了新的东西而已,并不是象我们某些受到流行马克思主义蒙蔽的人认为启蒙运动前的欧洲社会就真正是“黑暗时代”。这样以来,我们看到的欧洲启蒙运动的事实,就不是对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全面否定”,而是倒发现了在欧洲旧有文化的基督教基础上增加了新的文化内容,希腊哲学,罗马法律甚至阿拉伯文化这些古代的东西被成功地“加添”到基督教文明中来了,并且变成它之中的组成因素。在认识上述问题时,如果我们换一个视角的话,那么充满了躁动、不安甚至暴力的中世纪,却事实上变成了欧洲社会近代化前之阶段:“精神”上的“准备时期”。
    
    对于一个乞讨的人来说,他手里的打狗棒之价值对他来说,可能是至高无上的,这个道理我们现在都懂,但是我们若是把上面的“人”换成“民族”,把“打狗棒”换成“文化”,我们会怎么样认识它就不好说了。在这一方面,日本人对此问题的认识倒是为我们中国人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子。谁都知道日本天皇是人,但是在日本国的从古到今的历史中,日本人都认为是他是“神”,到今天日本科学的发展在世界上也可以说是居一流的水平,但是日本国科学家和日本人民几乎对这“万世一系”的原始、野蛮、迷信的东西照样奉若神明。“日本人向来也有一个迷信,以为他们的国体,他们的民族,是世界上哪里都找不出来的,是神造的。皇帝就是神的直系子孙,所以能够“万世一系天壤无穷”。自从欧洲的科学思想,输进了日本以后,那些科学家,应该渐渐和迷信离开,把这种神话,用科学的研究法来重新整理了。却是学者里面,现在还有几个靠迷信过日子的人,把这些神话照样认为一点不错的事实”。(戴季陶《日本论》)。
    
    朱子学在中世纪的中国是官学兼显学,被许多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视为造成中国落后的祸根,但是在明末清初,它被逃亡到日本国的朱子瑜先生带到日本后倒变成了后来明治维新时(汉学)的主导思想,也就是说明治维新前后,日本只是用肯定的方式“增加”外来思想的数量,而不是用否定的方式“减少”本国的思想的原有量,于是“汉学”、“兰学”、“西学”很快地就在日本形成了“市场”,出现了一个多元的、复杂的文化架构和局面。
    
    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一个主要的错误就在于它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古代文化采取了一种全面否定的态度,于是,文化上的“增加”的问题就在此变成了一个“减少”的过程了,因此在新文化运动的后期,许多原先的“旗手”们大都产生了一个“反悔”的心理,真正把原先的反对古代文化的角色坚持下来的人是为数不多的。这样的错误在将近一百年后的今天对我们若有着警示的作用的话,那么,把目前的中国民主运动不要变成一个精神、文化、思想上的“减少”型运动就是最关键的。
    
    四、如何处置、处理儒、马、毛问题:
    
    要认识上述三种思想压迫我们的原因不是因为这些思想本身就可以压迫人,而是它借助于可以压迫人的国家权力,因此,在这里思想的压迫问题可以转化为国家权力对人的压迫,解决的办法就不是要消灭某思想本身,而是要解除它赖以压迫人的国家权力。这样的问题如果作了如此处理,我们就回到了民主的最本初的思想上:即“国家不能自诩占有真理”(费稀特语),而不是我们要把以前曾经由“国家占有”的“真理”宣布成为“谬误”。在这里,一个民族的“思想解放”的问题,不是一个“否定”性质的问题,而是一个“开放”的问题和不断地扩大思想容量的问题。因此你如果真正地认为在中国只有除却了儒、马、毛三种思想,中国才会有希望,恰恰表明你还是处在毛泽东思想的“被专制”时期,尽管你在情感上和心理上对这种“专制”已经是深恶痛绝,只是,你到底还是它之中的人。
    
    不可否认,在过去的时间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确对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方面造成了巨大的负担和压迫,以至于我们普通人在回忆起这一段历史时,都有一种不知怎样过来的感觉,即使这样,我还是要说造成这种事情的最主要的因素是无孔不入的“专制权力”,特别是渗入到了思想、文化领域的“专制权力”,而不是某些特定的思想本身就有这样的东西。在一个单一的思想的社会中,任何一种思想,哪怕它是非常和平的甚至是中庸的(如儒家的学说),也有可能被当成为实际上的“统治”人的东西。但是在一个多元的思想的社会中,任何一种思想,它即使具有“统治人的功能”(如马克思主义)也不能够对此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造成压迫或者威胁的。在这里,思想的“数量”的问题是止观重要的,它若是达不到“多”的要求,那么它就会压迫人。基督教、儒家学说在历史上曾经压迫了人类的原因就在于它们是一个“单一的思想”,舍此之外,没有任何的解释。若对这样的问题想通了,那么依我之见,我们在民主化的今天不是要在中国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连根给拔掉”就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了,我们要“拔掉”的东西是“单一思想”的东西,而不是它变换了的品种。
    
    在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对于那些思想上的“门外汉”来说,“拔掉”某一家思想的行为也许是可嘉的,但是对于稍微通晓思想的人来说,“拔掉”行为的本身就是属于不正确的事情。因为思想和自然界的风一样,有着一个自然的“消长”的问题,不是某些人的一相情愿所可以左右的。所以对某种思想的“围剿”的后果反而使它的生命有了意想不到的发展,而某种被提倡的思想若是被人为地推到了“主导地位”,却会降低它的价值。
    
    如果我们采取正确的看法,把1911-1949年的中国社会看成是一个“社会大动乱”时代,那么这个时代的一个特点就不是中国人民对“思想”有什么需求了,因此在这个时代结束后,中国人民对“思想”“需求”的现象可以在“毛泽东思想的普及现象”中见其一斑。我的意思是说,这个蒙昧时中既产生了代专制思想对人民的统治(这是现代的、新型的统治),又开启了中国人民在思想和精神方面的“步调一致”的追求于寻求,和“无思想”时代比较起来,中国出现了一个重大的进步。在这里对毛泽东思想的批评、批判如果不是为了进步,而使要回到“无思想”的历史中去的话,我们的路子就完全地走错了!
    
    五、结论:一个放空自己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民主化原本是要我们民族从思想和精神上丰满起来,但是现在,由于我们对民主理解的偏差就出现了另一种现象,即我们好象是不断地要放空自己。因为我们在利用“批判的武器”时若不能跳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局限,就会非常容易地把批判变成一个“否定”的过程,于是,我们对于自己已经熟悉了的那些东西的价值若不能作为准确而正确的评估时,就可能导致我们对它的“否定”,问题又在于如果“被否定”的东西若还可以在“否定过程”中真正地化为零,那么也许我们不会放空自己,只是当被批判的东西在事实上不因为“否定”而失去自己的存在的时候,情况就另当别论的了。
    
    在前毛泽东时代,我们因为已经“拿”到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这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对于中国的儒家文化采取了“全盘否定”的做法和态度的,是不是我们中国人就与儒家的东西彻底地脱离了关系呢?回答显然是清楚的:我们在“否定”了儒家文化的价值的同时,却又完全地甚至可以说是“全面”地恢复了它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非价值成分。因此对比地看,无论在韩国、日本、新加坡或者我们的台湾,当儒家文化在没有象垃圾一样地从它们的生活中被剔除干净时,这些国家或地区不都是成功地实现了民主的变革吗?这样的事情就非常好地告诉我们民主化问题不是要在古今诸多的文化中去区分哪些文化是好的,哪些又是坏的,而是要给各种文化精神和思想提供一个使它们“公平交易”的“市场”。
    
    民主化的问题在今天是解决中国共产党一党专制的问题,如果把这个“政治”问题要用我们过去熟悉的那种一种错误的方式方法转化成为“文化的”、“精神的”、“思想的”问题,我们就只能放空自己了,但是,如果不是这样,而是我们在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批评与批判中寻找到了中国人民政治成长和政治进步的历史,并且藉着这种历史把我们从那种“单一思想”的泥潭中如何走了出来的经验与教训组织在我们当前民主化运动的过程中的话,那么21世纪我们中华民族的复兴就不会再是纸上谈兵的事情了。我设想再过30年或者50年,目前我们一些中国知识分子所批评的我们在文化方面的种种的不足,也许会在那时的人们的心目中变成为我们民族复兴因素的不可缺少和替代的东西呢。
    
    我理解那些把毛泽东看成是“妖魔鬼怪”的人的想法,也体谅得了那些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邪灵”的人的苦衷,我同时也认为民主的批评和批判可以包括这样的东西,但是,我只是指出这种批评和批判作为“个人”和作为“民族”是有重大区别的,作为前者,它没有任何值得非议的地方,但是作为后者,就不能够说同样的话了。作为一个具体的“个人”,任何人的一个思想都可能在没有历史的条件下成立和创立,它允许林彪式的“天马行空、独来独往”,但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思想就必须要有一种历史(而不论它是什么样的历史)。因此在今天,衡量我们民族在文化与思想上成熟于否的标准是我们中国人民如何对待自己过去的那一段蒙昧历史。如果我们认为蒙昧历史之于我们中国人民没有任何价值,那么我们就假设自己是“没有价值的人”,这样以来,民主化——这个人类历史上“空前有价值”的伟大事业不就是排除我们自己吗?
    
    我对民主是这样理解的,就是说,在人类历史上只有民主的制度才可以组织那些乍看起来是完全矛盾的价值,因此在民主中人们才可以自由地寻找到自己偏爱的那种价值,并且也可以用自己的偏好去维护它。正如科恩在40年前所言,只有在美国,公民可以自由地阅读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列宁的《国家与革命》、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而不犯禁(《论民主》根据大意引用)。
    
    2006-8-8 _(博讯记者:武振荣) [博讯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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