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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黄菊与温家宝的政治较量/邱蓬莱
(博讯2006年8月06日)
    邱蓬莱(沪)
    
     日前,一则来自中国半官方的消息引起了人们的注意,香港中通社6月15日述引消息人士表示,6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署名文章《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为实现「十一五」规划目标提供强大动力和体制保障》,是由中共政治局九常委共同圈审的,以显示中共领导层集体誓言坚持改革方向。中通社表示,由政治局常委一起圈审《人民日报》评论文章,为近年罕见。中通社表示,署名文章是针对“非主流意见试图全面曝光改革引发的新矛盾,从而质疑「市场化改革」本身。” (博讯 boxun.com)

    
    原来如此!六月五日的署名文章大有背景。此消息引起了人们多方揣测,其中之一便是,讨伐干扰改革的非主流舆论,何需如此大动干戈?人们怀疑事情并非像中通社消息人士讲得那么简单。更质疑泄露此消息一定别有意图。
    
    香港中通社这篇报道,意外地唤起人们的记忆,就在这篇《人民日报》署名文章发表的当日——6月5日,还发生了另外一件令国内外政经界震动的大事:今年三月获中国官方发言人证实生病住院,前后愈4个月未露面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副总理黄菊健康如常地与其它八个中央政治局常委一起出现在电视镜头前,参加了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大会。打破了此前国内外广泛流传的关于黄菊患绝症和涉案被查的各种传闻。
    
    这两件大事竟然是在同一日发生,这更是罕见中的罕见!如此罕见的集体圈审公开发表社论,包含了集体承诺、意见一致、对外宣誓等意思,不会是毫无由来,至少是一次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的结果;会议、社论,与黄菊的露面有什么关系?社论与黄的露面为什么要在同一天?社论的中心——坚持改革方向与黄菊有什么关系?谁作出的安排?这样安排有何用意?联系到近半年来国内发生的种种风波,显然,这决不是巧合,两者之间必然密切相关,有人所末知的重大内幕!
    
    有迹象显示,中国政府高层在此前近半年的时间里发生过一场激烈搏奕,并以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形式表现出来,引发了相关领域的一场震荡,最终导致最高层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们就相关问题作出了重大决策。事件的主角就是黄菊,焦点正是那篇署名文章的中心——坚持改革方向。关注中国金融改革的观察家指出,近半年来,围绕着数项重大金融改革开放项目,中国政府的态度出现了颠覆性的反复,走出之字形的轨迹,表明政府在金融改革开放的问题上出现过重大分歧。
    
    线索
    
    去年尾,两个外资金融机构收购事件成为全球金融界注意的焦点。一是美国花旗银行与中国平安保险公司等三方竞购广东发展银行,花旗力争广东发展银行控股权:以32亿美元的出资额购入广发银行85%股权。这突破了现行的外资参股中国银行不能超过25%的上限的规定。了解跨国公司行为的人们知道,花旗银行此举绝不会是无的放矢,一定是事前己经获得中国金融高层主管的默许的,否则决不会开这种史无前例的玩笑。尤其是花旗为了参予广发行的竞购,对解除与合作方浦东发展银行签订的排除条款,竟付出了高额代价。二是瑞银集团要求参股北京证券百分之二十的股份,仅持有北京证券的少数股权,却要求取得北京证券的管理权。(以17亿元人民币购入北京证券20%的股权。而北京证券拥有4.77亿元人民币资产,2004年亏损1.6亿元人民币。)外界评价,瑞银集团计划收购北京证券20%股份的交易被视为外资进入中国证券业的样板。
    
    这是两则中国金融改革开放的具有标志性的事件。它将突破现行的金融禁区,可能开创一个中国金融界崭新的时代,对外显露巨大的市场前景。而黄菊正是中国金融政策制定者、掌舵人。
    
    追踪事件过程
    
    据外报报道,瑞银集团收购北京证券股份的谈判早在去年7月就已开始,交易正式宣布日期是在去年9月份。又据中国的经济观察报2005年12月31日报道: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和广东省政府各派出两人参与了12月29日晚上在广州召开的会议,会议确定以美国花旗集团为首的中外资财团已赢得对广发行的入股投标,获准以32亿美元的出资额购入广发银行85%股权。一位在北京的消息人士指出,该事项仍需得到中国国务院的最后审批。这些表明,去年年底前,这两个标志性的项目均己获得了初步确认。只待国务院的最后审批,似乎前景光明。
    
    但是,今年初,国内已经持续数月的反对对外贱卖国有资产的呼声忽然越来越高,在舆论界的各媒体广泛报道下,推向了高潮,矛头又泛指向了中国政府的系列改革举措。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面对这股来势汹汹的讨伐,另人意外的是政府的喉舌——主流媒体沉默不语。这表明,他们没有接到权威部门的明确指示。外刊报道,中国官员表示,领导层允许公众对外资入股中资银行一事公开抨击持续数月,他们对此感到颇为惊讶。外界普遍认为中国政府、中共中央对此没有做为,助长了声势。
    
    中国的领导层发生了什么事情,人民不得而知。1月中,外国传媒发自北京的报道称:就最终批准美国花旗集团牵头的财团以30亿美元收购广发银行控股股权一事,中国政府高层正展开激烈的争论。
    
    显然,舆论压力击中了现政府的要害——惧左,政府在一系列改革上的立场发生了动摇。二月,人们看到,政府的态度开始出现了转变:一个征兆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数位要员一起屈尊向高调唱反的某教授征询对的意见,并获得主流媒体广泛报道。(以后,在三月的人大会议上最终决定将推延到明年审议。)
    
    接着2月下旬,海外媒体传出了黄菊生病的消息,第一个征兆是本应由黄菊主持的国务院工业安全生产会议,温家宝出面主持。接着海外各种关于黄菊的各种谣言风起,不一而足。2月27日,国外传媒广泛转发了英国《金融时报》文章,标题是:中国最高金融主管病重,银行业改革可能推迟。文章说,由于主管金融工作的政治局常委黄菊患病,因此,将由温家宝直接负责做出政治决定,是否取消外资股权限制,允许花旗收购广发银行控股权。
    人们猜测,临阵换帅,政策要转向。
    
    3月中,两会期间,政协会议发言人吴建民公开证实了未能露面两会的黄菊生病住院。
    引人注目的是温家宝在两会新闻发布会上声称,国家应该保持在商业银行中的控股地位。对此,国外舆论似乎还不敢肯定中国政府的金融改革开放方向出现了反转,亚州华尔街日报说,温家宝的此番声明未必适用于广发银行,因为该行属于“股份制”银行。此外,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亦提到了要坚持改革开放,似乎也支持了这种说法。
    
    但事实如此,中国金融改革政策确实发生了变化。春江未暖鸭先知,花旗银行开始了救亡行动:
    3月20日法新社上海电,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开始斡旋美国花旗银行控股收购广东发展银行事件。在写给中国外交部的一封信中,老布什写道,“我以个人的名义诚挚请求中国政府支持参与广东发展银行收购过程中的美国公司。
    
    美国传媒更造舆论称:预计胡锦涛在四月访美期间可能会向布什政府表示,同意花旗收购广东发展银行,以作为中国在开放服务领域方面做出的重要让步。给花旗“亮绿灯”还可能有助于减弱美国政府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不断施加的压力,而中国政府已经明确表示不会对这一要求做出让步。(合理推测+巧妙施压)
    四月胡锦涛访问美国,承受了包括要求人民币升值在内等继续进行金融改革的巨大压力。
    
    黄菊仍在职
    
    人们注意到,4月中旬,中国的各大证券媒体同日头条报道了黄菊的呼吁:股改决不能停。当日上海指数冲破千三点大关。这说明,黄菊并没有象各种传言说的那样停止了一切活动。人们感觉,黄菊生病住院中发出的这个呼吁显得悲壮、无奈和执着,似乎在说,既使其他改革停了,股改也一定是要的。5月份新华社亦报道,在中国金融出版社成立50周年时,黄菊曾为其题写寄语。与此同时,海外的媒体和谣言却没有给黄菊留下“活路”,冠之以内幕的各种消息俱称:黄患的病——肯定是绝症,黄涉及的案件——一定是重案,总之决无复出的可能。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黄菊身处险境和一些人幸灾乐祸的心理。香港信报后来评论说, 在过去半年左右的时间内,黄菊虽然没有公开亮相,但官方传媒仍然会披露一下他给某个会议做指示,给什么书题词之类的消息,目的无非是要证明黄菊并没有因其身体状况不佳而从中共政坛消失。
    
    金融改革的标志型项目颠覆性的反转
    
    5月初,香港报刊报道,中国银监会国际部副主任罗平5月3日表示,外资参股中国银行不能超过25%的上限的规定适用于外资在中国银行业的并购活动,这一规定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无关。
    
    5月10日香港经济日报报道,花旗财团收购广发85%控股败北。内容说,中国可能重新启动有争议的广东发展银行控股拍卖。中国银监会昨天在广州的会议上将这一决定通知了广发。重开拍卖的决定将标志着花旗牵头的财团竞购广发85%股份的行动失败。报道说,花旗集团的举动违反了中国管理国内银行中外资股份的现有法规。法规规定,国内银行的外资总体持股上限为25%,单个实体持股上限为20%。
    
    简直是强辞夺理,既然违反现有法规,为什么还要允许这样的谈判持续数月之久?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政府违反了对外默认的某个承诺,改变了立场。号称全球第一的花旗集团在耗费了巨大的财智,击败了所有的对手后却与胜利无缘,这条世界金融大鳄不幸真的成为了笑话的中心!
    
    以上这些扑朔迷离的报道,给人们留下的线索是:
    一、围绕的金融改革开放的社会舆论反映到中央领导层,击中要害,高层展开激烈的争论。尽管领导者们高调宣布改革开放不动摇,但却明显放慢了步伐,某些方面甚至退回到原来的台阶。
    
    二、现行金融政策的领导者黄菊在激烈的争论的时候病了,尽管事实表明这个病并没有使他停止某些方面的工作,却不能出席“两会”这个顶极重要的会议,以表现中央决策班子的高度团结统一形象。
    
    三、无论谁是黄菊病期的继任人,显然是由温家宝最终负责做出了政治决定,国务院改变了黄菊主导的金融改革的标志性项目的决策,亦既停止或暂缓了相关的改革计划。花旗财团收购广发85%控股权败北,而瑞银集团计划收购北京证券方案亦遭搁置。
    
    结论:如果我们把两项金融改革项目的颠覆性反转视为一场政府高层争议的结果的话,那么不难看出,黄菊生了政治病。可能是被动的,也可能是主动的。没有证据显示黄没有生病,但从他病中仍频频发出指示来看,病无大碍,而他精心设计开拓的金融改革的标志型项目出现颠覆性反转说明,如果不是金融改革大权旁落,那么就是他“泡”病了。从他复出后的工作看,决无屈从这种颠覆的可能。
    
    6月5日开始——事件的新转折
    
    如果对黄菊生政治病倘有疑意的话,那末,在6月5日随着黄菊的公开亮相和政治局九常委集体誓言坚持改革方向的社论发表这两个事件的同时发生,中国金融改革开放方针的再一次明显转折,金融改革标志性项目的败部复活,为此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6月13日外刊报道,中国金融改革将有大动作。报道说,目前在亚洲投资银行界存在着一种忐忑不安的兴奋:它们正密切关注与外国投资中国金融业有关的“猫捉老鼠”游戏的进展。银行家们认为,中国政府即将作出一些重大的政策决定,这些决定有可能引发一波海外投资热潮,并加速中国金融业改革进程。这些决定涉及由花旗集团牵头的财团对广东发展银行30亿美元的竞购,以及瑞银集团拟议中对中国国内券商北京证券2亿美元的投资。“谈判似乎已到了最后阶段,”一位驻香港的银行家表示,“我感觉,有关方面将于近日宣布决定。”
    
    一个令外国投资者倍受鼓舞的迹象是,上周中国共产党官方喉舌媒体《人民日报》号召党员们“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一些分析人士对此的解释是,政府试图平息那些对外国投资的批评声音。
    
    南方网6月19日消息:黄菊:中国将按承诺继续稳步扩大金融业开放。黄菊见中国银监会国际咨询委员时说,中国政府将坚定不移地推进金融领域各项改革,按照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承诺,继续稳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
    
    2006年6月21日国内媒体报道,瑞银初步获准收购北京证券20%股权。瑞银集团昨日表示,该瑞士银行去年提出向国有券商北京证券注资2亿美元,收购其20%股权,目前它“已经收到”针对该提议的“预批函”。
    
    6月23日,国际传媒报道中国可能“放宽外国金融投资限制”:2006年6月22日,正在北京访问的美国前商务部长唐.埃文斯表示,中国今年可能提高该国较小规模银行的外国投资上限。埃文斯是在游说北京加快开放金融业的一系列会议结束时作上述表示的。
    
    埃文斯说,他认为中国可能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放宽外国投资限制。他预期对全部外国投资者25%及单一外国投资者20%的持股上限,在向5大国有银行作出任何变动前,会在一些较小的城市和股份制银行中先行放宽。他说:“我在离去时的感觉是,对于较小的银行,这一步伐将加快。”
    
    文汇报7月12日报道,陷于僵局的广东发展银行重组最近有突破性发展。消息人士披露,六月激活的新一轮重组报价谈判已经完成,花旗集团同意把自身竞购股份由原来的四成五减至两成;出让20%股权给战略投资者中国人寿集团。花旗很可能与战略投资者达成秘密协议,将广发行的实际控制和管理权交给花旗集团,而花旗也将在未来广发股份转让中享有优先权,以等待中国政策放松后,可实现对广发的实际控股。
    
    这里,人们看到,携坚持改革决不动摇的“尚方宝剑”而复出的黄菊,表现出了怎样的勇气和魄力,将过去数月笼罩在金融界的阴霾一扫而清。将被颠覆的东西一下恢复过来,这一点连朱熔基先生恐怕也自愧莫如。
    
    事实证明,6月5日发生的这两件大事确有紧密关系。人们可能会有多种推演,但毫无异议的是,中共政治局九常委集体圈审后公开发表社论,为黄菊复出、重掌金融改革作了定调铺路。
    
    最高层会议的结果
    
    按照中国加入世贸协议的规定,今年年底前中国金融业必须全面对外开放,包括外资对银行业的控股权。那末按照金融改革的的进程,先行放开外资对中国中小银行的控股权试点是一件十分重要的工作,可以获取经验教训,以免措手不及,防患于未然。持平而论,黄先生所作所为是适当的,及时的,具有前瞻性的。反思“颠覆”的理由,在当时的局势下,若以平熄社会争议,顾全稳定大局为据,缓行金融改革似乎也不无道理。谨记:稳定压倒一切这是最高原则。决断权在温家宝手里。而作为主管金融的国家副总理,硬抗是不可能的,生病是黄菊最好的选择之一;当然,黄菊也可以选择服从,但是以旁观者立场看,以稳定大局这种并不实际的理由要求黄菊改变原订的方案,很可能使他失去领导中国全融改革的机会和金融改革教父的名誉,亦使他在众多属下,跨国集团和美国政要面前丢脸,失去不久可能退休后的本钱。总之,失去居副总理位辛苦五年可能获得的创“政绩工程”的机会,或许还有其他什么。至此,人们似乎找到了黄菊“生病”的充分理由,和黄菊在整个事件中扮演的角色。
    
    按照行政程序,事件产生于国务院层次,理应由国务院总理作出最终裁决而执行。但是,随着黄的生病,表明国务院的解决办法陷入僵局,分歧矛盾已无法调和。作为一个排行第六的政治局常委,黄菊在国务院的地位是无人可以取代的,也是无法愈越的,任何有关黄菊的决定,必须提交到政治局常委会讨论。而黄亦可能提出这样的要求,同时,在海内外有关黄的传言越演越烈的情况下,领导层出于稳定的需要,也不会漠视事件的发展,因此,一个合理的推断是:必然有一次或数次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相关事件。
    
    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的情况外界无人知晓,但大致不外乎:公说公理,婆说婆理。温提稳定压倒一切等等,而温先生大搞宏观调控3年,成绩差强人意,自己心知肚明,软肋多多,众常委们虽不同系统,条条块块,自下而上,犹其是地方系统反映强烈,常委们或感同身受亦有目共睹;相比之下黄的优势明显,同时,小平“不改革就没有出路”等讲话亦可为黄的论点提供坚实的依据;那么,或支持或反对或议而不断或明哲保身,众口一词是不可能的。这种情形之下,维护大局稳定是最重要的。那么关键是维护所谓金融稳定的大局呢,还是在非同寻常的社会舆论纷争之中,维护中央领导统一稳定的形象?答案是明显的,再找出一个圆满的办法,既安抚弱者又使双方体面下台,僵局打破,罕见又罕见的事件“应蕴而生”。黄菊复出、重掌金融改革,6月5日人民日报社论反映了政治局常委会议的结果,社论是要平息常委们的争议,统一他们的认识。这些似乎就是香港中通社的消息人士想表述、而又难以启齿的重大内幕。
    
    读一下那篇社论,人们发现,支持改革是主题,但是又加上了一大堆限制条件,实际上为当政者的操作提供了进退自如的依据。于是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打起步灯,向后退;高调宣传继续改革,暗地里设障——前进不得,现实情况就是这样。如果有谁小看京官们的柔道本领,那会尝到苦头的。金融改革项目延续到今天的情况,说明了这一点。而京城所谓“正宗派”的保守、无能,从李鹏时期沿至今日,有目共睹。
    
    谁是最后的赢家?
    
    整个事件中,黄菊似乎赢了,他表现了原则性却失筹码。否则,十七大或许还有他的空间,至少他在中国第一大商都,一步一个台阶升到第一把手所锻练出的敢做敢当的实际领导才干、经验,以及国际观是各诸侯及部委出身的官员们无法望其项背的。相比之下,温家宝的履历表中,在部委办之间连蹦带跳,蓄意培养却失于地方行政一把手历练的缺陷,引出了所谓“政令出不了中南海”的著名笑话。他操办的宏观调控,象过了期的中药汤剂,一连三年,喝得全国倒胃,各省官员避之若瘟,却仍然无效。如果未来的半年多依然如是,那么,在十七大上,确实需要舆论及从领导到诸侯的顶力相助了。胡锦涛焉能不急?
    
    而以全局的观念来看,在十七大的布局中,温家宝似乎成功的战胜了一个潜在的对手:
    6月尾,香港报纸在的标题下报道,“现时统领中国金融事务的是国务院副总理黄菊。内地政界不少人都推测,今年初身体曾一度抱恙的黄菊,在明年底举行的「十七大」会议后,将不会再担任金融事务总舵手一职。到底由谁来接掌,便成为北京政商界近期的热门话题。当地人士分析,现任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是理所当然的热门人选。但近年较少露面、现任国家开发银行行长的陈元,随时可成为接替黄菊的「黑马」。”
    
    今时,有关黄菊的各种噪音越来越大,同时,温家宝的“旧鞋”歌咏声起。人们记起,上一次是在年初,反贱卖论热时,中国舆论忽然唱起了温家宝“十年旧衣”的颂歌。这些都很象是十七大战略布局的一部分。
    谁对谁错,谁赢谁输,人们并不关心,争议、争斗的存在是最重要的。
    
    利益集团的问题
    
    温黄之争表面已经清晰了,就是按照原订方针继续改革,还是暂缓改革。如果有人一定要追究深层次的原因——所谓利益集团的问题,那么,事情似乎对温不利。迄今为止,所有的传言,没有揭发出黄与花旗有直接或间接的肮脏交易内幕;倒是花旗的最初对手——平安保险公司与温的家族之间有着一段流传已久、说不清楚的关系。…….
    
    附:黄菊官方简历
    
    196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长期在国有企业工作。曾任上海中华冶金厂副厂长,市石化通用机械制造公司副经理
    1982年至1983年任上海市第一机电工业局副局长。
    1983年至1984年任上海市委常委、市委工业工作党委书记。
    1984年至1985年任上海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
    1985年至1986年任上海市委副书记。
    1986年至1991年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副市长。
    1991年至1994年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
    1994年至1995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市长。
    1995年至2002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
    2002年至2003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2003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注:应作者的要求,已将文中涉及的新闻来源作了调整)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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