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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興庭:飄飛的蒲公英也該有春天——對農民工子女“上學難”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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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6年8月06日)
    
    
     ● 彭興庭(南昌評論家、江西財經大學研究生 歐洲導報社張英供稿 原載國風網歐洲導報版http://www.guofeng.info) (博讯 boxun.com)

    
    一、農民工子女的“邊際人格”是怎樣形成的?
    
    據國家統計局資料顯示,到2005年末,我國流動人口為14735萬人,外出務工的勞動力已經占到了農村勞動力的30%。這其中,舉家在外務工的勞動力約2500萬,隨同父母進入城市的6歲至14歲的義務教育階段的兒童總數已經達到2000萬。
    
    然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一項針對中國流動兒童的抽樣調查顯示,我國流動兒童失學率達9.3%。在已入學兒童中,有半數不能“及時入學”,超齡上學現象嚴重,近20%的9周歲孩子還在上一二年級。在9個被調查的城市中,有20%的流動兒童無法進入當地公立學校學習,6周歲流動兒童未入學的比例達46.9%。這些資料觸目驚心。歷史經驗表明,當移民長期得不到主流的認同時,他們雖然居住在當地,但並不能從更深的精神、文化層面上認同自己的身份。當認識到“與其他人有所區別”時,尖銳的衝突將難以避免。
    
    針對不同種族的移民問題,美國社會學家R•E•派克在上世紀20年代曾提出“邊際人格”理論。“邊際人是指一個人由於參與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群體而在思想上產生矛盾與衝突,陷於兩難境地的人。它既不能對其中任何一種文化群體的價值標準忠貞不渝,又不能為它所認同的任何一種文化群體所充分接受。”派克的邊際人理論,無疑是對中國流動人口最好的解釋:農民工和他們的子女寄託在兩個不同的群體中,但又不完全屬於其中任何一個群體。
    
    雖說邊際人格不能簡單地視為扭曲或不良的人格,但是,在公立學校的硬門檻和被排斥的心理門檻中形成的兒童邊際人格,則主要是扭曲的。有專家曾指出,“流動兒童約束力空乏而自尊水準降低,自我歸屬感缺乏而焦慮不安、自我否定,由於受歧視,他們的社會信任度也在下降。”這就是流動兒童“邊際人格”的真實寫照。農民工子女健康人格的塑造,關鍵取決於兒童的社會化過程。我們知道,在義務教育階段,家庭和學校是兒童社會化過程中的兩個“重要社會化他人”,無論哪一個缺位、越位或不到位,都將可能給兒童的人格造成重要影響。
    
    這讓我想起不久前武漢市教育局的一個通知,據報導,武漢市教育局決定,從今年9月份起,在全市10所學校的起始年級開展農民工子女就學單獨編班試點工作。儘管有該教育局的官員不斷強調,對於農民工子女獨立編班,不應該簡單地停留在“是否遭遇歧視的道德批判”上,而應該進入“研究如何切實有益農民工子女健康成長”的理性探索階段。但是,這個“農民工子女獨立編班”,在我看來,是個徹頭徹尾的餿主意。不但有可能造成新的階層對立,從單純的教育意義上來看,也絲毫不利於農民工子女獨立人格的培養。
    
    農民工和他們的子女來到城市,目的是要融入城市社會,並在融合的過程中漸漸消弭鄉村與城市之間的種種鴻溝。如果把他們與城市的孩子區分開來,這何異於在城市又分一個鄉下人和城裏人、窮人區和富人區。這些農民工子女一旦缺乏與不同人群的交流的途徑,被固定在自己的圈子裏,必定會生長出與其他圈子不同的思想觀點和看法,這樣的結果,是鴻溝越來越深。事實上,這種策略也永遠也脫不了“歧視”的罪名。一旦分班,一場運動會,一場考試,一個教師的調動,一項學校的政策,都會有意無意中演變成鄉村與城市之間的競爭甚至鬥爭。這樣的後果,難道不可怕嗎?
    
    “越少區分他們,就越對他們有利”,我同意這種看法。混合班,雖然看起來參差不齊,似乎也比較難教,但我想,在通往城市化的大路,這樣的成本是必需的。千萬不能在鄉村與城市之間劃一道界限,一旦劃定,就將難以超越。對於決策者,我的建議是,眼光應該看遠一點,應該站在更高的高度來審視農民工子女問題,而不能只注重眼前的管理輕鬆和教學成績,太過於功利的做法,一點也不理性。
    二、不能讓“流動的花朵”繼續“弱勢”
    
    2003年,國務院轉發的《關於進一步做好進城務工就業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工作的意見》指出:“流入地政府負責進城務工就業農民工子女接受義務教育工作,以全日制公辦中小學為主。”在這個意見明確了解決農民工城居子女問題的責任人:當地政府和當地的公辦學校。按道理,當地政府承擔數目巨大的民工城居子女入學經費是理所當然的,因為農民工為當地經濟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就拿上海來說吧,有調查顯示,375萬外來人口是上海經濟發展的重要活力因數,他們對上海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在10%以上。
    
    農民工在城市做著城裏人不願做、不屑做的工作,還要交納數目不小的稅費、管理費,而且,他們還在城市消費,拉動著城市的經濟增長,他們的子女為什麼不能享受與城裏孩子相等的待遇?我們必須承認的是,農民工也是納稅人,他們理應該得到納稅人本應有的國民權利,其中就包括子女平等受教育的權利。飄飛的蒲公英也該有春天,《現代教育報》記者朱寅年說:“人們往往把這樣一批學生叫做‘流動的花朵’,而這些‘流動的花朵’,也是祖國的未來,他們有權利選擇在祖國的任何一塊土地上愉快地開放成長。”
    
    然而,這個《意見》畢竟只是一個“意見”,它還不是法律,在現行的教育經費分配制度下,當地政府所能支配的教育經費是以常住人口計算出來的。而且,根據《教育法》,當地政府也沒有義務承擔非本地人口的教育經費。無法實現流出地和流入地教育經費的流轉,這是農民工子女入學難的第一道門檻。此外,如果某些學校人為設置一些擇校費、贊助費的話,農民工就只能讓孩子回家,或者到一些簡陋的民工子弟學校,實在沒辦法就只好讓孩子輟學。
    
    很顯然,在這個社會轉型時期,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遠不止是一個“上學難”就難解釋的。它是諸多社會矛盾的綜合體,是社會劇變的產物。一方面是僵化、保守的傳統教育體制,另一方面,則是加速轉型的社會和不斷提升的城市化進程。實際上,農民工子女上學難問題遠不只是一個義務教育的範疇,它還與戶籍管理、財政制度、稅收政策、社會保障、公民權利等一系列社會、政治、經濟問題相聯繫。
    
    要徹底解決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首先,就是給予農民工以國民待遇,通過改革戶籍制度,實現城鄉的一體化。正是城鄉二元結構的存在,使得農村人口子女無法得到與城市學生同樣的受教育權利,也只有消除了與戶籍相關的利益關係,改變戶口與就業、醫療、社會保障、住房以及教育等公民利益掛鈎的不合理現象,才能最終讓農民工子女上學難回歸一個純粹的教育問題。其次,進行教育財政體制改革,打破以戶籍為基礎的教育經費劃撥制度,從而合理地配置現有的國有公共教育資源。這只是硬體上的準備,更重要的是,城市必須以開放的、積極的姿態,來迎接農民工和他們的子孫後代。
    
    教育學者肖力認為,農民,是中國社會中最大的文化處境不利的群體,他們在升學、就業、社會福利保障等方面遠遠沒有受到平等的對待。現在是知識社會,知識社會的一個顯著特徵,就是社會群體間的差距源於知識差距。在知識的汲取和學習中處於弱勢的群體,無疑將會在社會競爭中處於劣勢。流動兒童的教育問題不解決,農民工的“弱勢”就會繼續延續到他們的孩子身上,階層流動和構建和諧社會就會成為一句空話。□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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