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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杭州袁浦镇委员会的荒诞文件看村民自治制度/吕耿松
(博讯2006年8月01日)
    前天,杭州市西湖区袁浦镇浦塘村的一位农民代表将一份袁浦镇党委的文件(复印件)拿给我看。看了这份《中共杭州市袁浦镇委员会文件(通报)》(袁委通[2006]1号)的文件,真是让人又好气又好笑。说实话,共产党的文件我见过不少,还没有见过如此荒诞的文件。跟我一起看过这份文件的还有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的昝爱宗先生,他的结论也跟我一样:荒唐得很!
    
     该文件的题目是《关于陈洪荣同志严重违反规定擅自召开“村民代表会议”错误行为的通报》。通报宣布:“经镇党委研究决定,对浦塘村村委会主任陈洪荣严重违反规定,擅自召开‘村民代表会议’的错误行为作出严厉批评,并进行全镇通报。”文件所称的陈洪荣的“严重错误”是:“7月2日,陈洪荣以‘研究五号浦道路拓宽’等事项为名,未经村‘两委’班子集体讨论,擅自以村委会的名义,自写通知、自写盖村委会公章、自发通知,于7月3日组织召开‘村民代表会议’。考虑到浦塘村情况比较复杂,陈洪荣擅自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可能引发村民之间的纠纷、冲突,给浦塘村的稳定、发展带来严重后果,镇党委获悉后,及时召开浦塘村班子成员会议,研究可能出现的问题,防止过激行为的发生。其间镇主要领导多次打电话叫陈洪荣参加会议,但陈洪荣拒绝接电话。7月3日上午8时,镇党委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又一次找陈洪荣谈话,明确指出其错误的严重性以及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但陈洪荣一意孤行,仍擅自组织召开所谓的‘村民代表会议’(全村村民代表会议三十四人,参加这次会议的村民代表二十一人)。会上,讨论了陈洪荣提出的‘五号浦道路拓宽’等四项内容和以陈国彪为首的部分村民代表提出的‘对十五年的村财务账目进行全面审计’等六个问题,并签名形成所谓《村民代表会议决议》(陈国彪等人提出的问题除要求任命支关林为验收员和今后一切事情都要由村民代表讨论决定外,均为陈国彪等多次在信访中提出,区相关部门都有明确结论的事项)。” (博讯 boxun.com)

    
    这个所谓的陈洪荣的“严重错误”,包括程序和实体两部分。从程序上来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的规定,陈洪荣作为村委会主任负责召集村民代表会议并不违法,而如果要由村“两委”来集体讨论,反倒是违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共三十条,其中第二十一条规定人数较多或者居住分散的村,可以推选产生村民代表,由村民委员会召集村民代表开会,讨论决定村民会议授权的事项。村民代表由村民按每五户至十五户推选一人,或者由各村民小组推选若干人。《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第十一条规定:“人数较多或者居住分散的村可以设立村民代表会议。村民代表会议由村民委员会召集”。第十二条第二款又规定“村民代表会议至少每六个月召开一次。有三分之一以上村民代表提议,应当及时召集村民代表会议”。这个地方法规明确规定,村民代表会议由村民委员会召集,在特殊情况下也可以由三分之一以上村民代表提议召集。陈洪荣是村委会主任,参加会议的也有大部分村委委员,而这次会议实际上也是由参加会议的村民代表提议召开的。 因此,在程序上来说,陈洪荣的做法是完全合法的,那么,为什么袁浦针党委要说陈洪荣的做法是“严重错误”呢?因为陈洪荣不是共产党员,召开这次会议没有经过村党支部同意,也是将村“两委”中的“第一委”(村党支部委员会)撇在一边,这就引起了镇党委的干涉。《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三条是这样说的:“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进行工作,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依照宪法和法律,支持和保障村民开展自治活动、直接行使民主权利。”这条规定是违反宪法的,因为宪法规定村民委员会是自治组织,任何其他团体不得干涉,所以有相当多的学者把这一条款称为是一个伪命题,是一个由制度安排造成的根本无解的命题。认为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就不应该出现有关党支部的条款。
    
    袁浦镇党委处理陈洪荣的根据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健全和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的意见》和中共杭州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村级民主政治建设的意见》。这实际上是共产党上、下级的两个文件,是共产党对村民自治的粗暴干涉,也是共产党打着民主的幌子对民意的强奸。前一个文件有所谓“规范村级民主决策的程序”:由村党组织、村民委员会、村集体经济组织、十分之一以上村民联名或五分之一以上村民代表联名提出议案;由村党组织统一受理议案,并召集村党组织和村民委员会联席会议,研究提出具体意见和建议;由村党组织、村民委员会组织实施民主决策事项的办理。后一个文件则规定“进一步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乡镇党政一把手是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工作的直接责任人”,给了乡镇党委在“村民自治”和“民主管理”的幌子下对农村进行独裁统治的权力。前一个文件由于有“国务院办公厅”作陪使其具有某种法律效力,而后一个文件尽管打着“市政府办公厅”的旗号,但从级别来看,“市政府办公厅”相当于一个县级单位,没有颁布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的资格,所以乡镇党委对农村进行独裁统治的权力是非法的,因而袁浦镇党委对陈洪荣的处理也是非法的。
    
    实体部分就是通报所说的“陈洪荣提出的‘五号浦道路拓宽’等四项内容和以陈国彪为首的部分村民代表提出的‘对十五年的村财务账目进行全面审计’等六个问题”,其核心问题是“陈国彪等多次在信访中提出,区相关部门都有明确结论的事项。”
    
    据了解,浦塘村原来是个负债村,后来由于杭千公路、袁富公路建设使村里结余了1500万元的土地补偿款。村里用这笔资金先后改造、兴建了农业水渠、村主干道、老年活动室、农贸市场和标准厂房等项目,还“借”给了镇里几百万元。由于建设项目中相关问题不清晰,以及“借”款未还等问题引起村民猜疑,在去年的村委会换届选举中,村民们多次到省、市、区群体性上访(其中二十多人受到公安机关处理)。为解决浦塘村问题,杭州市西湖区委派出九个部门联合调查组驻村进行了近两个月的调查,省之江会计师事务所对该村近三年的帐目进行全面审计,并将调查、审计结果向全村公布,但结果仍引起大部分村民不满。在今年4月7日的“民情恳谈会”上,村务公开监督小组组长陈国彪翻开中央、省、市的文件,对照审计报告就土地补偿使用、村主干道硬化质量、补偿资金的分配、工程项目招投标、债务偿还等提出十余个问题,要求村干部作出解释。据说,本来“发言比较热烈”的恳谈会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袁浦镇党委的文件说,陈国彪等提出的这些问题,“区相关部门都有明确结论”,但陈国彪等大部分村民还是不服,他们已对党支部完全失去了信心,于是就发生陈洪荣“踢开党支部闹革命”事。如前所述,这是大部分村民的意见而不是陈洪荣个人的主张。据村民说,陈洪荣是个胆子比较小的人,没有大部分村民的支持,他绝不敢造次。
    
    杭州市西湖区袁浦镇党委粗暴干涉浦塘村村民自治事件表明,中国的“村民自治”、“草根民主”完全是子虚乌的,是中共政权对中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欺骗。一些善良的西方政治家曾天真地以为中国农村真的存在着“民主”、“自治”。据说美国前总卡特也一度受中共的欺骗,称赞中国的“村级民主”。我是在农村长大的,当过十年农民;1991年至1992年在浙江省海宁市公安局实习期间,我跑过十多个村庄;1993年至1996年我联络浙江省二十四个县的农民同刊登“特种经济作物”虚假广告的媒体打官司时,跑过这些县的许多农村。我的切身体会告诉我,乡(现在大部分乡都已改为镇)党委书记和村党支部书记都是中国农村的独裁者:乡(镇)党委书记是一个乡(镇)的独裁者,村支党部书记是一个村的独裁者。在天高皇帝远的农村,他们就是皇帝。他们的专制程度,甚至超过了江泽民、胡锦涛,堪与毛泽东相媲美。他们的权力,是党给的,而不是农民给的。自1988年颂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后,中国农村开始搞“民主选举”,但实际上那是虚假的,因村长(村委员会主任)权力是很小的,他还不如一个村会计(村会计往往和村党支部书记是一伙的)。在有些村庄,由于家族的势力或村长本人性格特别强悍,或其他面的优势(如很有钱等),村长的权力可能会超过支部书记,但这样村长要么被上面赶走,要么被“培养”成为党支部书记,因为共产党绝对不会容许权力落到非党员手里。如果共产党真的要让村民自治,要在农村实行“民主管理”,最能让人信服的办法就是削弱农村党支部的权力,或干脆取消农村党支部。如果真的做到了这一点,我倒建议民主国家的政治家到中国农村去走一走,看一看。否则,就是来了也毫无意义。
    
    中国宪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城市和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的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居民选举。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同基层政权的相互关系由法律规定。”这是一条宪法原则,这一原则从表面上没有什么问题。但如果仔细分析一下,最后面这句“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同基层政权的相互关系由法律规定”就大有文章,中国的一些基本法律中都有这样的用语,这就是共产党玩弄法律的巧妙之处。在法治的名义下,共产党要给自己的专制统治留下空间、留下借口。根据“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同基层政权的相互关系由法律规定”这句话,就有“法律”出台来规范城市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同基层政权的相互关系,城市居民委员会一切听街道党委的,村民委员会一切听乡(镇)党委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三条规定,党支部要在农村“发挥领导核心作用”。这条规定实际上1999年3月中共中央下发的 《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第九条的翻版。该条第二款规定:“村党支部讨论决定本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现在这条规定换汤不换药地变成了“法律”,成了村民委员会一切听乡(镇)党委的“法律依据”:党支部是村里的核心领导,村委会不是“核心”,非核心理所当然听核心的;村党支部“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进行工作”,首先是服从上级党委的领导。经过这样一拐弯,“城市和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的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宪法原则就被架空了。再来几个诸如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健全和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的意见》和中共杭州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村级民主政治建设的意见》这样的文件,通过立法上的技巧,使之变成“模糊法规”,也就是共产党的所谓法律,就把这条好听的宪法原则给废了。不仅对村民自治如此,对宪法规定的游行集会示威、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宗教自由都是如此,既立牌坊,又做婊子。
    
    村民自治不是共产党发明的,而是早就有了。村民自治是地方自治的一部分,也是它的基础。现在中国在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有所谓地方自治,而在绝大部分地方是没有地方自治的。地方自治的概念是二十世纪初清政府“预备立宪”时,为了推行新政从西方国家引入的。1905年6月,清政府派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在考察期间,载泽等对英国的地方自治尤为关注。回国后,他们建言朝廷在中国尝试地方自治。清政府于光绪34年12月27日(1909年1月18日)颁布了《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共9章112条),同时颁布的还有《城镇乡地方自治选举章程》(共6章81条)。这是中国法制史上第一个有关地方自治的法律,也是有文献记载的一“地方自治”概念正式引入的肇始。 民国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将乡村自治纳入地方自治制度,从而贯彻了孙中山三民主义理论。按照孙中山的构想,县为中国传统的国家行政管理单位,地方自治也当以县为单位,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目的。在孙中山思想的影响以及当局的推动和宣传下,一些省份纷纷进行乡村自治实践。山西省推行乡村自治最早,各地视其村制为乡村自治制度的范例,纷纷效仿。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前,阎锡山就将山西村制(村政)与三民主义联系起来。随后,他进一步修订了村制法规,完善了关于村民会议、村公所、息讼会、监察委员会等的制度规定,这是村民自治在中国的第一次引入。1928年12月,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专门召开民政会议,检讨了乡村自治的意义和运作方式,审议通过了《限期实行乡村自治案》,在全国推广乡村自治。我们读小学的时候,常读到国民党乡长、保长、甲长如何作恶多端,横行乡里的课文,尽管这大多是诬蔑,但也没有听说过有国民党的村支部书记、乡党委书记之类的党官作恶。
    
    共产党建政后,在农村搞“人民公社”对农民实行奴役式统治,农民成了农奴,党的书记实际上成了农奴主。现在,虽然有《村民组织法》,也搞“民主选举”和“村民自治”,农民虽然多了一些自由,但只要村党支部和乡(镇)党委还在垄断农村权力,农民仍是变相的农奴。因此,一些学者大胆提出要“重构”村民自治制度,制定《村民自治法》,以取代现行的《村民组织法》。在新法中,要把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撇开,不让其介入农村权力结构。只有这样,才能实行真正的村民自治。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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