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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的民族败类问题/发华知
(博讯2006年7月26日)
    
    张学良本为土匪军阀的公子哥儿,声色犬马,荒淫无道,文韬武略,一无所长,还是中国人最鄙视的“大烟鬼”,却在26岁上当了上将军。此乃中国式“子承父业”的典型范例,古语云:“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盗匪之业,两代也就该玩完了,张学良也堪称表率。不过我们不会忘记他还干过两件好事,其一是“易帜”,知道自己撑不起更大的旗,识时务地顺了大流,换得顶“副总司令”的帽子戴戴,也算不赔本的生意;其二就是在老蒋的支持下,抵抗了苏联的武装侵略,可称虽败犹荣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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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在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出尽风头的人物,何以称其为民族败类?理由仍有二:
    
    第一,举世闻名的“九一八”事件。这个事件的罪魁祸首,非张将军莫属,当年就有“不抵抗将军”的骂名,举国之报纸杂志一片谴责之声,唯独老蒋学得点基督教的皮毛,不伦不类地做了一次“农夫与蛇”,给了张将军反咬一口的机会。
    
    翻翻历史记载,我们知道,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法西斯得势的时代。日本也不例外。1930年9月,日本军内的FQ军官组织“樱会”抛出政纲,抨击日本内阁在《伦敦海军条约》谈判时的妥协,狂呼要“建立强有力的政府”,并与军队外的法西斯蒂沆瀣一气,煽动“倒阁”。11月14日“爱国社”行刺总理大臣滨口,使之身负重伤(后于次年8月26日死去);“樱会”则策划1931年3月20日举行军事政变,拥戴陆军大臣宇垣一组阁。由于“稳健派”势力甚大,FQ们内部分歧,“一夕会”认为在日本国内政变成功的可能性不大,应首先取满蒙,到中国东北先下手。最后因宇垣一本人动摇而流产。“一夕会”决心以“解决满蒙问题”为突破口,在军部法西斯分子永田支持下,“一夕会”骨干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等安插到关东军,陆军参谋本部又制定了《满洲问题解决方策大纲》等两个文件,规定在必要时“不得不采取军事行动”,冈村宁次等负责在本土支援,石原、板垣在沈阳策划。
    
    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内也有以东条英机为首的FQ军官,关东军总司令本庄繁等主要将领属于关东军内“观望派”,他们服从于国内“稳健派”内阁,但也惹不起手下这批有军部后台的FQ军官。他们不断在东北寻衅,意图在于制造点激励以与国内那些法西斯蒂比出高下,也鼓励他们不懈努力。1932年3月中旬,顾维钧作为国联李顿调查团成员抵达沈阳,本庄繁数次邀约终与顾秘密会面于小馆,本庄繁告诉顾维钧,“九一八”事变只是这伙FQ密谋策划的事件,调动军队也只有二百人而已。如果当时东北军给予抵抗甚至痛击,那么他们必将受到惩罚。但没想到这伙人轻易大获全胜,一下子就把整个关东军中下层鼓动起来,还使国内特别是军部那些FQ气焰嚣张,“稳健派”受到极大冲击。不排斥本庄有为自己开脱之嫌,但日本国内法西斯势力受到极大鼓舞则是不争的事实,他们立即策划在10月21日出动陆海军航空队袭击内阁会议,杀死首相及内阁全体成员,拥戴荒木贞夫成立军政府,但又一次因泄密被“稳健派”瓦解,“樱会”的桥本五郎等骨干被拘留。当时任日本首相兼外相的币原委托重光葵带密信给代理外长的顾维钧,也描述了专横跋扈的“少壮派军人”制造的沈阳事件导致军部气焰嚣张,民众示威不断,他的内阁一直致力于限制放肆的满洲少壮派,此次事变给他的内阁造成极大压力,恐怕会垮台。币原尤其担心的是,无论谁继他组阁,都只会使事情更坏。果然,没多久这个内阁就垮台了。
    
    无论本庄所言是否完全属实,历史记录却明白地显示“九一八”之后日本主战势力的猖獗:关东军不足四个月便占领东北全境,接着出兵华北;1932年1月28日,意欲超过关东军的日军在上海发动进攻,当天蒋介石即发通电:“国亡即在目前,凡有血气,宁能再忍?我十九路军将士即起为忠勇之自卫,我全军革命将士处此国亡种灭,患迫燃眉之时,皆应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为革命尽责任,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决心,以与此破坏和平,蔑弃信心之暴日相!中正与诸同志久共患难,今身在野,犹愿与诸将士誓同生死,尽我天职。”次日即又命令何应钦调第八七、八八两师中央军组成第五军,任命自动请缨的张治中为军长率军参战。并电令张治中:“以19路军名义抗战”,并务必与19路军“团结奋斗,任何牺牲在所不惜,以完成革命之使命为要。”国军拼死抵抗,日本方面开战司令盐泽幸一少将曾当众夸口:“一旦战争发生,4个小时即可了事。”结果打了一周,他被免职还得了一个“大嘴的盐泽”之雅号;次任司令野村中将又打了9天被免职;三任司令植田中将被张治中打了个反包抄,也丢了官。第四任司令干脆换上原陆相白川义则大将。此战持续到3月3日,日军三易主帅,伤亡数万,终于接受调停休战。停战后不久,白川大将被韩国临时政府及戴笠协助的韩国义士尹凤吉炸死于上海。若不是淞沪抗战的打击,“全面抗战”恐怕不会拖延到1937年了。令人叹息的是,中国那些历史学家们竟然可以从中总结出老蒋破坏十九路军抗战的“历史”来!
    
    在日本国内,“九一八”出人意料的巨大胜利给刚遭受“十月事件”沉重打击的法西斯蒂以鼓舞,他们立即策划,在1932年2-3月制造了“血盟团”事件,枪杀了“稳健派”骨干大藏大臣井上准之助和三菱重工理事长团琢磨;5月15日进而袭击首相府,打死首相犬养毅,并袭击警视厅、政友会本部、三菱银行等多处地方,发布《告国民书》,推举出预备役海军大将斋藤实组建“举国一致政府”,从此结束了日本政党政治,举国走上法西斯化道路。可以这样说,“九一八”远不止占领东北那么简单,它对于日本军国主义化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只需看看制造“九一八”的那帮家伙,包括原本还持观望态度的本庄繁,后来在日本军国之地位就该明白一二。石原莞尔得意地说:“满洲事变实质上是昭和维新之前驱。”所谓“昭和维新”,指的就是“五月事变”摧毁了日本实施了八年的政党政治,建立起推行法西斯主义的斋藤实内阁,这个内阁大力扩大军需生产;镇压一切反法西斯人士,日共也是这个内阁摧毁的;确认“满洲事件”合法承认“满洲国”;下令攻打热河并确立侵华方针;退出国联威胁要实行“焦土外交”。在“九一八”的鼓舞和斋藤内阁的纵容下,日本国内法西斯团体如雨后春笋,右翼势力迅速膨胀,直至1936年建立起极端法西斯政权。“九一八”对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起到的“催化剂”作用,绝不是一曲《松花江上》可以唱完的,张少帅的历史作用也绝非“不抵抗”可以包容得了的!
    
    而且,关东军本来只是日军中不入流的杂牌军,朝鲜人占了这支部队兵员的相当部分。有了“九一八”,关东军声威大振。其实这支部队除了打张学良的东北军厉害之外,在哪儿都不咋地,山下奉文率领关东军主力决战菲律宾,战死者多达59.2万人,是整个太平洋战争中阵亡最多战役。大约是为张学良开脱,也为苏联红军添彩,中国的学者们把关东军的战斗力吹上天去了,就连斯大林也觉得可笑,他告诉蒋经国:“在长春25名苏联军人就解除了日军两个军的武装,日军不会抵抗。”顺便说一句,中国的历史学家拼命吹嘘1945年8月31日苏联红军东宁堡那一次小战斗是“二战最后一战”,其实山下奉文在吕宋岛打到9月2日才投降的。
    
    当那些关东军FQ不断在东北制造事端时,张学良只会装傻。相反,他的心思全在内地抢地盘之上。东北军主力十几万人都调入关内对付石友三,他自己也于4月18日入住北平,在顺承王府里与赵四小姐共渡温柔。七月剿灭石友三。顾维钧看不下去了,仅从报纸上的消息里,顾便看出来日本人将在沈阳动手,日本方面要求解决的“三百悬案”,张学良始终不置可否,连谈判也懒得进行。顾维钧认为这无异于向日本人奉送口实,应该积极应付,认真谈判,消除日本军人的借口。但两次书面表达,一次面谈,甚至估计日军会攻占沈阳。但张学良根本不当回事,认定日本人不过吓唬人而已。其实二百日兵攻打北大营时,开始打炮放的是不会爆炸的空弹,一遇抵抗就龟缩,“九一八”很可能变成又一次“寻衅”。结果是,正在北平看戏的张学良,授权给正在给老爹祝寿的荣臻,下的命令是“挺着死也不准抵抗”,这才有了“九一八”。几十年来都在编派神话,说是有老蒋密电令。故事一个接一个被证伪,就连张本人也急了:“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例如说9月12日老蒋乘专列与张专列交会于石家庄车站,蒋告诉张“不抵抗”。可当日及前后日蒋在南京、苏州活动记录按小时分钟存有档案,所会见人员有名有姓记录在案;又说事变当晚张电话十几次请示南京,蒋答复“不抵抗”。妙就妙在老蒋那晚坐军舰正前往南昌,南京也联系他不上;再改口说是张用电话请示军委会,熊斌传达蒋令“不抵抗”;然而顾维钧作证,直至19日上午开会,张根本没向南京作过任何通报,还是顾在会上提议被采纳这才报南京的。而且,在19日两次会议后负责起草电报的章士钊、汪荣宝也有描述,那份电报还在,张学良竟然是拿“我军抱不抵抗主义”当成他的功劳陈述的。
    
    退一步说吧,后来在锦州、热河,中央政府一再严令坚守,张学良继续不抵抗。史家们描述了张下决心在锦州与日军决战,还计划乘胜收复沈阳,但自12月25日起十天内,张连续七电请示蒋介石,却遭阻止,导致锦州失陷。编故事时却没查资料:蒋已在12月15日被逼宫下野,没可能去“阻止张抗日”了。有时读那些专家们写的历史,还不如去读《山海经》或《淮南子》,要么就去读安徒生,就算《哈里波特》,至少还能得些乐子。
    
    第二,制造“西安事变”。这个事件一发生,全世界只有陕北与东京欢呼雀跃。就连斯大林也立即指责说是张学良勾结日本制造的阴谋。几十年来,我们那些知识渊博的历史学家们喋喋不休地重复两条:其一是“逼蒋抗日”;其二是“迫使蒋放弃剿共政策”。两者都是弥天大谎。
    
    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日本对华侵略,唯一的目标就是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央政府;假如蒋政府不抗日或消极抗日,日本根本不需要发动这场战争,所谓抗日战争也就根本不存在了。而中国国内一切反对中央政府的行动,都是日本军国主义所欢迎的,“西安事变”也不例外,之所以后来日本改变态度,仅仅是因为“和平解决”。说得直率一些,日本反对的是“和平解决”而不是“西安事变”。冈村宁次在他当时给军部的报告《关于迅速解决日华事变作战方面的意见》中,明确写道:“敌方抗日势力之中枢,既不在于中国四亿民众,亦不在于政府要人之意志,更不在于包括地方杂牌军在内之200万抗日敌军,而只在于以蒋介石为中心、以黄埔军官学校系统的青年军官为主体的中央直系军队的抗日意志。只要该军存在,迅速和平解决有如缘木求鱼。”
    
    远者不说,1936年7月10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二中全会,决定成立国防会议,蒋担任议长。他在会上讲话称:“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扰我们领土主权,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订立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欲订承认伪国等侵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关头。我们如遇有领土主权再被人侵害,如果用尽政治外交方法而仍不能排除这个侵害,我们一定作最后之牺牲。”8月24日,日本强行要在成都设立领事馆,遭到成都人民坚决反对,并打死了两个蛮横的日本人;9月3日,广东北海人民又打死一名以开药店为幌子的日本间谍。日本借机发难,在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与张群交涉时,蒋介石命令张群必须态度强硬;接着日本大使川越同张群谈判时,张群非但不理会日本的无理要求反而提出反要求:“《塘沽》、《上海》两协定之取消、冀东伪组织之取消、华北非法飞行之终止、察绥伪匪军之消灭及走私停止等等问题,系我方最低限度之要求,均应同时解决。”从9月15日到12月3日七次谈判始终坚持不懈。其间10月8日老蒋亲自对日本大使川越郑重宣布:“张部长之意见,即系政府之意见。华北行政必须及早恢复完整。”对于老蒋在西安事变前的态度,难道还需要张学良这样的“不抵抗将军”来逼他抗日吗?一枪不放就把东北拱手让给日本的败将“逼蒋抗日”,就如同店铺失火,老板不许救火,反倒是吃里扒外的店小二绑架老板,逼他下令允许救火一样荒唐。
    
    越来越多的历史资料证明,张学良搞事变,抗日只是幌子,根本在于他真以为苏联会支持他当上“张杨共”三位一体的“西北联合政府”头头而已。他早就与中共秘密谋划,要“起事”的,甚至谁知斯大林一纸电令斥之为日本间谍,中共也奉命变调,竭力执行“和平解决”之成命,张将军出力不讨好乱了方寸,这才演了一出“赴京请罪”的戏来。
    
    至于“迫使蒋放弃剿共政策”,更不知从何说起。自打1935年王明在莫斯科以中共名义发表《八一宣言》起,蒋介石就不断派出要员与中共联系,要求和谈,1935年11月,在苏联的王明很可能领会了斯大林的旨意,自行发表了《新形势与新任务》,首次表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并明示要联合蒋介石共同抗日。鉴于斯大林多次拒绝表态让老蒋剿灭中共,为了解决中苏之间在这个问题上的僵持,老蒋也想有一个解决办法。得知王明的文章信息,老蒋马上于12月下令驻莫斯科武官邓文仪,以他的私人代表和国民党中央代表的双重身份,通过苏联政府及共产国际联系,与王明就国共合作、抗日救国问题进行了谈判。邓文仪同时还与苏联远东军司令布留赫尔元帅秘密谈判,就“中苏共同防止日本侵略”问题交换了意见。这两次谈判情况都密报蒋介石,老蒋非常重视。感到必须以更高的层次交换意见,于是指示陈立夫同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接触,寻求建立抗日秘密联盟。他的如意算盘是以国共合作为筹码,换取同苏联的秘密抗日联盟。苏联大使表示赞同老蒋的意见,但建议陈立夫以老蒋私人代表身份去莫斯科,直接与斯大林面谈。老蒋立即批准。陈立夫即化名于1936年1月绕道欧洲,到德国等待斯大林批准再赴苏联。不过,斯大林显然更期待中国单独抗日,不打算让苏联卷入与日本的对抗,哪怕可能引起日本的怀疑都必须避免。陈立夫等到四月,依然不见斯大林批准进入苏联,只得打道回府。
    
    至于在中国国内,蒋主动通过多渠道寻觅与中共和谈,张学良自始至终处于国共两党谈判人员的节点上,完全清楚谈判进程。但他已在六月秘密加入中共,并一直考虑把队伍拉走,当时充任张秘书的中共联络员刘鼎回忆,张学良七月初告诉刘:“我跟周(恩来)先生谈过两次,彼此了解,干脆跟你们合在一起,丢开手干,大有可为。”并修书一封,交刘鼎带往陕北:“恩来同志:弟此间必须准备整理,须六个月功夫,如时机迫切,那就例外了。‘贵我两方,屡生误会。必须互谅互信而调整之。’外间情况等等,嘱刘同志面达。特此敬祝 努力 并乞带问候诸同志为盼 弟张学良启 尔后用李毅”此亲笔信原件至今仍在。关于国共两党在西安事变前的和谈,拙帖另有描述,附于本帖之后,盼有兴趣者不吝指教。(2005.8.24发华知)
    
    原文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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