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评论] 页面有问题?请点击打印板-》打印版                  [推荐此文给朋友]
[博讯主页]->[大众观点]
   

“文革”四十周年祭悼国法之殇/杨岸达
请看博讯热点:文革四十周年

(博讯2006年7月26日)
那一刻我们中国(大陆)全体人民都成了现行反革命

    
     四十周年前的今天,中国大陆爆发了一场震惊了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登峰造极的运动形式,其前所未有的动乱内容,使本来就没有在中国大陆完全建立发育成型的法律架构体系,顷刻之间就轰然坍塌。只到今天,中国的“文革”巨痛,也并没有完全随着发动者的消失而消失,完全随着终止者的结束而结束。因此它始终就更是一个十分值得我们民族深刻反思的重大课题,如果我们不仅仅需要的只是一种为了忘却的纪念的话。 (博讯 boxun.com)

    这场史无前例的前所未有的自上而下的运动,其最特殊的独特之处就在于;除了毛泽东之外,当时的任何中共领袖都不会也不可能去干这件天翻地覆的事情!其特殊的性质是唯他独有,唯他是从,终究是与他人(同时期的战友们)无法共有共享共续的。这就决定了毛大爹踌躇满志的将“文革”列为他自己一生中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而且是最为特别看重的一件大事。因此,“文革”本身这种形式也就只能随着他的存在而存在,随着他的消亡而消亡。我们可以说:没有毛泽东,便没有十年“文革”。但我们无法说:没有毛泽东,便没有新中国。
    平心而论,据实求真的说,抗日战争胜利后,在斯大林的苏联共产党强大有力的支援与帮助下;在中共各级干部努力奋斗及武装斗争不断胜利的前提下;在各民主党派及各界广大人民群众多方的有效的配合下;加之那个对立面国民党政府官僚机构自身的不断腐化下。即算当时已经没有了毛,中国共产党的最后胜利也只是时间方面的问题了。因为这件事的发展与结果,是中共同仁们可以共有共荣共续的。
    而“文革”却完全不同,这件事一旦没有了毛,便就不可能发生;一旦发生后没有了毛,便就难以为继了。所以说“文革”是毛的“文革”。是唯他是从,唯他独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一件最能体现他个人性格的代表性“杰作”,应该是符合其逻辑性结论的。第一件事,建立新中国,没他,终可。不然我们也就是太小看了那个掌控拥有国家庞大资源的苏维埃政权的苏共智慧和力量了,以及中共其他领袖们的能力与他们的干部队伍的作用了。而第二件事,想发动“文革”却非他莫属,是因为他个人此时已经完全具备驾驭这个国家政治的全部力量与条件,而且再不会受到外界的任何影响。他在,事成;他去,事亡。
    当他的战友们与共产党以及民众,把他神化到那样的历史高度与神圣地位时,那他就必然势不可挡了。(请神容易送神难,抬桥容易放桥难了。)一个较明显能说明此例的是:就是毛大爹号召全国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少年,“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大张旗鼓的宣传与兴起。而要“向雷锋同志学习”,最重要的实质的精神之一,就是“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林彪)这实质上也在为后来毛老人家发动的“文革”,打下了一个极其有力的十分重要的思想楔子。(后面还要谈到)
    因此,他一旦发动了“文革”的开始之际,广大青少年就积极地响应他的号召,献身“文革”的运动,就决不是一种“无厘头”的盲目行动。革命就是一种最大的道德。听毛主席的话,就更是一种最大的道德。(那时候的中国民众早就忘了革命胜利后听宪法的话,做宪法下的好公民才是一种最大的道德;人民政权建立后维护公民最基本的人身权利才是一种最大的道德。)而现在最伟大的领袖毛老人家又对广大的青少年委以革命闯将与革命小将的使命,委以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重任。“天下者我们的天下。”“谁主沉浮,我们,我们!”大家所以积极的投入新时代的革命洪流中,就是当时的人们最时髦最流行也最坚决的一种历史抉择。
    外人评论“文革”时说,“为什么社会上大多数人曾经能够违反最基本道德的原则,而跟着伟大领袖走。”(魏格林语)这与在此之前国家的革命宣传与红色教育,把后一代训练与灌输成了“狼奶养大的一代”—“红色狼孩”是很有关联的。(有关培养红色革命接班人的五个条件,要经风雨、见世面,不做温室里的花朵等等的意识染色方面的教育酝酿了这一切。)何况那时候党的所有报纸无不高调宣传,“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生活在毛泽东思想时代的这一代人是多么幸福自豪!多么幸福自豪的一代人啊,能不跟着给他们带来最美好时光的伟大领袖走吗?那他们不是脑子出了毛病吗?
    “文革”初期的打人抄家,破坏文物,大批判会上对当权派与各类精英人物及问题平民带高帽子、挂大木牌,剃阴阳头,上街游斗等等的人身侮辱,以及后来抢军械搞武斗的“派战”等等现在看来匪夷所思的事,不但在当时的人们心中谈不上什么“违反最基本道德的原则”。而且在当时的多数的情况下,很多的人们都会认为那是很英勇道德的革命行为。何况当时人们正处在那种被强调起来的阶级斗争的氛围中,“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的残酷无情”(雷锋日记)的宣传中,以革命的名义与人民的名义的行进当中呢?当然,这些因素还只能得出的是部分的答案。
    “文革”之所以可能被毛老人家全面发动起来,除了毛老人家的韬略心计,个人权威,民众崇拜诸多因素外。也是与毛本人的一种特质,一种致命的自负,一种不要法制法律的“无法无天“的致命的自负分不开的。尽管这种致命的自负在中共其他的领导人身上也或多或少的或隐或显的存在,但谁也没毛老人家体现的那么的彻底与集中。所以说“文革”是毛的“文革”也是这个道理。但这种自负,毕竟仍然是一种致命的自负。(另一方面也可以解释为自以为是的掌握了社会发展规律的必然性以及是终极真理代表的化身,再加之个人意气、负气行事等)当他毛大爹还在世时,尽管已完全的处于“文革”期的压倒性的最高巅峰时,仍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更震荡国人的“九一三”林彪事件,也就不言而喻了。而一旦他毛大爹不再在世时,追悼他逝世的大会一过,他的亲人亲信立即被抓被捕,他的路线没多久就被人家颠覆,也就更证明了这一点。
    为什么说“文革”的发动是毛大爹不要宪法法律,无视法治的一种致命的自负呢?一种思想精神狂妄虚夸的致命的自负呢?我们如果从法治及法律的范围和角度,去切入去深究去解读,我们就可以获得这样一个更深层更理性也更值得反思的历史文本:“文革”之伤乃是最大的国法之殇!
    毛泽东曾说,“民法,刑法那么多条记不得了。宪法我是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了……(意味着讽刺的是,当时的民法刑法加上宪法就那么多页还记不得。[实际上也不要记,只要做什么事情不忘宪法精神就行了,就是天大地大了。] 却要号召人们争当学“毛选”积极份子,读那么厚的雄文四卷及红宝书语录,就不当心文化水平比他老人家差得多的人民群众能记得下来。)毛又说:“我们每个决议都是法。开个会也是法……我们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不靠这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它们的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参见全国人大常会办公厅研究室资料)
    那一套是什么呢?主要就是奉旨运动,奉旨斗争,奉旨革命,奉旨夺权,奉旨大批判,以及相关的最高指示及中央的红头文件。经历了“反右”,“四清”,“文革”的人们应该是很有切身的体会的吧。尽管“文革”与“反右”及“四清”等有着截然不同的运动形式,但那种悖法鄙法的致命的自负的内在特质,却是完全一致的。
    刘少奇老人家也说,“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看来实际靠人,法律只能作为办事的参考。南宁会议,北戴河会议的决定,大家去办就是法。上海梅林公司搞“双反”,报上一登,全国展开。”(同上)两位最高的国家领导人都这个样子的看待国法,那宪法及法律在人民共和国的地位与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事实上,当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最根本的天圣国法—“五四”宪法诞生后的不久,她就离她无法去庇护的人民,人民也无法去遵守她的日子,渐行渐远了,直到她后来完全的被自无人眷顾,懦弱寂落。而那种“无法无天”的彻底的不要法治的致命的自负,也就开始了一种从膨胀到衰弱到消亡的过程,只不过是广大人民也只得跟着被陪绑,付出的代价过于长久过于庞大过于惨痛罢了。
    当那场以言定罪的“阳谋”导致几十万人成为右派(主要是年轻人与青年知识份子)及他们的亲朋好友跟着被连累遭殃时,往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吃苦头受活罪的日子就多了起来。甚至于连过苦日子的
    那个六十年代初,饿死的成千上万的中国人都与此有一种内的关联。如果当时的宪法真正具有神圣的不可侵犯性,能真正做到言论自由,集思广益,真正能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那怕还只是一种学术争鸣也行)那不管后来的过苦日子是“三分人祸,七分天灾。”也好,还是“七分人祸,三分天灾。”也好。但是由于有了大家的争鸣与批评,并且能完全受到了国法强大的保护,无论是不是决策层治国方面出了差错,统治集团面对天下的不同意见与压力,也就会警惕的多,清醒的多,采取的预警防患与补救措施也就会有力有效的多。(如大跃进期间能听取彭德怀元帅等人的意见。)那么大面积饿死病死的农民兄弟们也就会要少得多。
    以近几年的“矿难”事件为例:面对“矿难”的频繁发生,引起了社会多方面舆论的激愤与抨击,(网络“网鸣”也功不可灭)决策领导层也不就重视得多了吗?(包括对孙志刚事件的处理,不就废了一条恶法吗?)这不也就验证了法律范围内的言论自由的威力以及对生命关爱的民主力量的一种内在作用与关联吗?
    据一些老矿区的老人回忆说,过去经济计划时代的“矿难”也并不鲜见,但为什么影响不会这么大,舆论不会这么尖锐,法律不会这么介入,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当时就只有一家之言,既要掩盖单位的政治影响不佳,又要考虑不能给新社会的制度抹黑。所以矿区一旦出事,把井一封就完事,救人算不了什么,国家集体财产是第一位的。死几个人算不了什么?救什么救?财富创造者的生命能值多少钱?(特别在那个低工资低消费,高积累高贡献的年代。)反正受难者的家属们及要存活下来的人们,在国家面前,在集体面前,在“要奋斗就会有牺牲”的革命事业面前,是没有什么个人发言权的。靠至高无上的宪法与法律去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自己的应得的利益,并去抗议由于官僚原因造成的灾难,那是想也不曾想过的事情。
    宪法先沉默,人民免开言。国法已殇,实际上遭罪的当然不仅仅就是那些路见不平,争鸣相助的言说者了。那些沉默的大多数中的人也同样难逃厄运。从此非正常死亡的事情就多了起来,离奇了起来。(还不包括那些早成了落水狗的地富反坏右份子及家属亲友等异类们)先是一些不同意见的人们及问题百姓,然后就是大大小小的当权派与各行各业的知识份子们,然后再就是国家主席,元帅将军,部长省长们的惨遭厄运了。更为痛苦是那些不幸的人们虽然并没有触犯什么法律,却付出了不可渡让的生命,并还仍要被戴上万人唾骂的不赦罪名。
    别以为我们亵渎与戏弄了法治,我们就将不会受到惩罚,历史总会用一种合乎她内在演变的逻辑形式让我们无去可逃,让我们付出比本身事物成本应付出的代价,还要更沉重痛苦的多的。
    如果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五四”宪法还真正活着,还不至于坍塌到那种名存实亡的地步。那么,就不会有五七年的抓右派整人运动;就不会有彭德怀等反党集团被惨遭迫害的冤案;就不会有过苦日子那种大面积的人口死亡;就不会有“文革”十年之伤中的各种非正常死亡的人们;就完全不会有国家主席等人的亡于非命。这其中也包括毛大爹就不会这么过早的离开人世,以及他的夫人也就不会有那种牢狱之灾,并最后也只好选择了自杀。
    啊,那种不要法治的“无法无天”的致命的自负的历史车轮,一旦不要法律刹车似的滚滚开动起来,它就会无情地神经质般地碾过及翻倒所有车下车上行动的人们,谁能逃得过这种“飞蛾扑火”般的致命的自负的宿命呢?
    当然,领袖们也还有记得宪法的时候。(比起领袖们来说,人民群众就还差劲多了。群众一旦权利受阻时,连去想到宪法的那个记性都没有了。人们那时候在“文革”运动中见过两派争斗的群众及一些知识份子和当权派们被斗争与批判的情景。不管当时是被别人揪出来定罪的,还是自觉革命后觉得自己有罪的。所见之处,从没见过有大家向宪法及法律低头认罪或者讨要公平的;所见之处,看到的都是大家向毛老人家低头认罪,向毛老人家请罪及呼求他老人家来拯救自己的,特别是那些身处绝望之境的人们。看看那些自杀的人们在临死之前留下的遗言里,还高呼毛主席万岁,就知道那是什么样的一种哀况了。)
    当毛老人家遇到党内不同意见时,他也还会带着党章与宪法到会陈词:“请你们回去也找党章和宪法看一下,那是讲民主自由的,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又不遵守。”又说:“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如果算得话,那么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许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参见全国人大常会办公厅研究室资料)假如老人家的公民权利受到任何侵害的话,他这么说一点也没错。问题他老人家的公民权利是否真受过侵犯?问题是他老人家是否曾想到过别人的言论自由,别人的公民权利与公民身份呢?假如连他老人家都没有了言论自由,那些平民百姓还会有什么言论自由呢?当他的权利也许受到阻碍时,他想起到了宪法与党章,想到了言论自由。那他大权独揽,如日中天时,他老人家会想到宪法与党章吗?会想到他人的公民权利与言论自由吗?会想到那些以言获罪的,早被打入牢狱的国民们的公民权利与言论自由吗?会想到新生共和国宪法庇护下的所有公民权利与言论自由吗?他肯定会想不到的,不然他就不会搞那场旷古未闻的“文化大革命”了。
    当法律对自己有利时就讲下法律,但法律对自己不利时就不讲法律,甚至还大肆的去践踏法律,这绝对不是一个具有现代公民意识的革命者所为。一种国家性的惩罚必将迟早地会降临到,这个梦寐以求的想跻身入现代化国家行列中的中华民族身上。
    可惜毛老人家说上述那种要“民主自由,言论自由”之类的话题时已经晚了。他做不成或者说他从来就不想做成这个共和国的公民。(一个真正共和国的真正公民,是必须知道在捍卫自己公民权利的同时,也必须同样的要去尊敬别人的公民权利的,因为这是我们大家共同拥有的一个公民共同体。别人之伤便是自己之痛,因为这个社会就是由你我他共同构成的,大家的公民基本权利是同等的。)他骨子里就只具备一种革命或人治的基因,而不是法治或公民的基因,所以革命胜利后,在一个新的国家十分需要法治法制法律的伟大建设与全面管理时,他自己却早就已经达上了一条不归之路,自己上了“自己”的贼船,从此也就只能一头走到黑了。
    “文革”就这样的以“无法无天”的自负登场,却以另一样的“无法有天”的致命收尾。毛老人家亲自几乎打倒了他战友们中所有的同仁或诤友,包括那个所谓“睡在身边的中国式的赫鲁晓夫”—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但却又“意外”的地遇到了他老人家的另一个最亲密的战友最要命的一击!而最后连那个真正睡在自己身边的夫人,却成了他几乎所有战友们与部下们的阶下囚!这一切不都在验证了那个不要法治的“无法无天”的致命的自负的最后的荒谬吗?
    老人家主要想打倒的对像,那个所谓对立面中的另一个最大的悲剧式人物刘少奇主席,终于也有了想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时刻。当他在“文革”中被揪斗受尽羞辱的时候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你们怎么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我个人也是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破坏宪法是要受到法律严厉制裁的。” (同上)刘主席老人家这时对宪法的尊严与公民的权利已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只是深为可惜的是为时已经更加的晚了。两个主席都要那个讲话权。一个说:“准不准许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一个说:“为什么不让我讲话?”看来领袖们也都明白言论是自由与权利之母,可惜大家做不到以法为大的讲话,而是只能做到以权力为大的讲话时,悲剧就由此产生了。
    宪法早殇,公民何立!正如西哲卢梭所言:“一旦法律丧失了力量,一切都告绝望了。只要法律不再有力量,一切合法的东西也都不再会有力量了。”那种不要法治的致命的自负绝对不是为了去伤害自己的,但他在去伤害别人的同时,却最终也会同时伤害到自己。
    刘曾认为的“大家去办就是法。”“文革”也是一种广大人民群众热烈响应伟大领袖号召,积极参入的“大家去办就是法”的群众运动,是毛一句顶一万句的“继续革命”的法,是毛的最高指示及阶级斗争为纲的法。毛的“我的一张大字报”验证了刘的“报上一登,全国展开。”他立马就被残酷无情的打倒了,并被永远地开除了党籍,却还要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连入土为安的那点权利与自由都没有了。
    “一切都告绝望了”。同时一种更为隐性的绝望还笼罩着这个共和国的民众身上。她们或许能感受到那个高处不胜寒的冰冷,却已经感觉不到自己“身在苦中不知衰”的悲哀了。他们由于那种垄断性的封闭性的宣传误导与自身盲目及狂热,不但要横扫国内的一切牛鬼蛇神,杀出一个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新世界,还想要去拯救世界上三分之二的穷苦大众,还要去担起反对“帝、修、反”的革命重任,去完成解放美帝国主义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霸权统治下的人民的神圣历史使命。他们生活在一种“水中捞月”的革命自勃中与“吠影吠声”的红色意淫里。(在这个“无法无天”的致命的自负中的民众自己,也含有一种群体性的致命的偏执。)
    大人物们还有平反昭雪的那一天,苦尽甘来的那一天。(由于当时信息垄断的独享,大人物们或许历经苦难还知道原因出在那里,不过复出后会不会彻底的清算过去与痛改前非,那又是另一回事了。)但那些小人物们呢?那些所谓的问题平民百姓呢?那些生活在最低层的小民们呢?他们的不幸,他们的蒙冤,就永远的历史无痕了。平反对于他们而言永远是一种天方夜谭,他们从来就没有这种奢望,认命就是他们一种“好死不如赖活”的唯一选择。
    哪些在苦日子中被饿死的千百万的农民们,四十多年以来我们的那个人民政府还会记得他们,那个时候的政党团体还会给他们的家人那怕只是一言片语的慰藉?就算这是被那个曾经的苏联老大哥的逼债所致,造成了中国这种大面积的人口死亡的惨状。那我们就更有理由年年要用国家纪念日的日子去凭吊他们,去寄托全国人民的哀思之情,以体现我们的爱国主义精神,以体现我们的阶级仇民族恨!那当然是不可能的,把责任推向别处,只不过是我们领导们一种惯用的习惯性的藉口罢了。
    这个从来就没有把宪法与公民这四个最神圣的大字,深深烙印在自己国家魂灵之中的民族,高高耸立在自己人民精神家园之上的民族,是不会有自己的独立思维的内在之光的。(那个打下血色江山的最高掌权者,也就更不会主动地去承担自己那份应该承担的最高国家责任的。)人民被革命被折腾被压得喘不过气来时,还自以为是跟着一个团队的先锋者在悬崖边狂奔,以为这里离太阳最近风光无限,殊不知万丈深渊就在脚下,继续革命的陷阱就在身旁,谁都随时会有摔得粉身碎骨的可能。(如前有大跃进的共产浮夸,后有“文革”初期的红色妄为等)而更可悲的是后面的民众队伍,还根本不知情的在前仆后继的向前涌着,高呼着革命与万岁,还不时在责怪那些最先的跌倒者或被人推下者,指责他们心怀有鬼胎,立场不坚定,信念不虔诚等等。自己不知被殇,却先帮人之殇。“集体无意识犯罪”就这样给这个新中国人民打下了最早的烙印了。
    但事态的厄运还远远的没有完。致命的自负的某种惯性还停止不了自己的脚步。历史可以在某个时候成为被人任意打扮的小姑娘。但法律最终却不会成为被人任意打扮的小姑娘。(除非你永远不要法律)如果有人非要强制地打扮她,她就会愤慨地朝你说呸,朝你的尊容做着怪脸,朝着你脊背嘻笑着你的一种愚蠢,用她独有的方式嘲弄你!震惊中外的“九一三”林彪事件的终于爆发了,这就成了这种最深刻生动的历史注脚!
    当时,全国人民都被震撼的目瞪口呆,无处言说!毛大爹的又一个最亲密的战友,人民的副统帅,法定的接班人,竟然暗杀毛统帅未遂,叛国投敌不成后,葬身于异国他乡了。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这个国家的中央开始脆弱得那么可怜,连在报刊上直呼其名的点林彪元帅名字的勇气都没有了,仅只敢笼统地冠以刘少奇一类的政治骗子加以声讨。(这刘与林实在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真是“自负难在,致命渐成。”了啊!
    刘的所谓反对毛,罪名还只是党内走资本主义主义最大的当权派、中国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总头目、叛徒、特务、内奸、工贼等等,莫衷一是。但刘毕竟没有对毛诉诸武力,实施暗杀。而林彪是对毛诉诸武力的人,(尽管谋害未遂)那就更是罪恶滔天,罪该万死了。套用林元帅以前自己说过的话,“谁反对毛主席,全军全党全国人民共诛之!”当然,还不要全国人民共诛之,他就不存在了。
    但人民又如何认真的面对这一切呢?人民其实还来不及有自己真正的全面思考,实际上就被同时押上了法律与道德的审判台了。只是人民已不知道去认真的面对自己罢了。
    “文革大乱,国法早殇!”“九一三”那一刻,全体中国人民也终于成了现行反革命!全国人民都成了反革命!?你当然绝对不会相信也绝对不可能承认的事情。那不是冒天下之大滑稽吗?七亿中国人民又怎么可能一下子全部成了现行反革命呢?这真是天方夜谭中的天方夜谭了,天下之大滑稽中的天下之大滑稽了。
    其实我们早就是一个红色的天方夜谭的国度了,(粮食放卫星,亩产上万斤,全民大练钢,全国轰麻雀……)其实我们早就是一个革命的天下之大滑稽国家了。(看看那些官场整人的悲喜剧及右派们定指标获罪行的故事及《一百个人的十年》等等系列的黑红色记忆的书籍就知道了)全国人民都成了现行反革命也没有什么好稀罕的呀,,谁叫你不幸生在中国?
    “生命不息,自问总在。”那就先让我们认认真真地对照下当时党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俗称“公安六条”),特别是第二条规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根据这个公安六条,如果我们真正做到一是一二是二的话,钉是钉卯是卯的话;如果我们真正诉诸法律,实施法律,严肃法律的话;如果我们不偷换法律概念的话,不把法律法规视为可有可无的东西的话;这个《公安六条》的“凡是……。”也就是说,不管是任何人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地点在任何情况下,林彪同志“秘密”反对毛主席,林彪是反革命;毛主席“公开”反对林彪同志,毛主席也是反革命;那么我们全国人民紧跟毛主席“公开”反对林副主席,也同样是反革命了。(这就像不管是任何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任何情况下,你偷了我的东西你是小偷;我又偷了你的东西我也是小偷;大家都偷了东西,那我们大家就都是小偷一样。)真是“洪洞县里无好人”了啊。我们全国人民就这样一下子全成了现行反革命了。
    历史就这样充满着一种天下之大滑稽,一种天下之大吊诡。那个“公安六条”真是杀气腾腾,所到之处无不把有“反骨”的他人整得人翻马仰,九死一生。但是,这个恶法的滥定者们怎么也绝对不会想到,以后有毛与林冲突这件事的发生,要不然你就是打死他,他也不会搞出这个恶作来。那真是把领袖和人民还包括自己都套进去了吗,开了一个银河系的星球大玩笑了。
    当然,有人会说这又是另一回事情。就像我们小时候看“欧洲社会主义的一盏明灯”的那个小国的电影里那句台词一样:“墨索里尼,总是有理,总是有理。”需要理由的时候我们可以脱掉一切伪装的裤子,还给了自己一个最充足的解释:“我们已经换上了最华丽的“皇帝的新装”了”。可一旦发现情况对自己不利了,就又可以解释这是另外一回事了:“这“皇帝的新装”的衣料真好,薄的都可以把对方的肉身看得清清楚楚。”我们就这样活在一种随时不要任何原则的辩证法中,一种长时间的可以随时调换的玩魔术似的双重标准之中。
    是的,这的确也可以说又是另外一回事。那个时候的共和国的宪法保护不了国家主席。同理,党中央国务院的“公安六条”这条“文革”中的恶法,也同样不可能对就是法定了的接班人林彪元帅格外垂青。权高位重的大僭法者说你是革命你就是革命,说你是反革命你就是反革命。
    “九一三”之前,谁反对林彪谁是反革命;“九一三”之后,谁不反对林彪谁也就是反革命。一切都只能以毛老人家的意志为意志,以毛老人家的利益为利益,以毛老人家的革命为革命,以毛老人家的需要为需要,以毛老人家的转移为转移。毛老人家早已超越了一切法律之上。毛泽东就是法!那个“公安六条”此时对毛大爹而言,对国家宪法而言,都不过只是一种画虎类狗,狗尾续貂,对牛弹琴,多此一举的恶作罢了。
    “万能的上帝能创造一个重得连自己也举不起来的石头吗?”如果能创造出这个石头的话,那个万能的上帝又怎么举不起这个石头呢?如果不能创造出这个石头的话,那又怎么说这个上帝是万能的呢?我们中国人就这样的陷入了一种恶政恶法(这个‘恶’也可作动词用)的悖论之中了。
    面对那个党中央国务院的“公安六条”,“要关心国家大事,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中国民众,谁还敢去较这个劲?那个提倡最讲“认真”二字的中国共产党人,谁还敢去认这个真?就是党中央国务院的“公安六条”又如何?对号入座又怎样?反革命帽子总不可能往七亿人民头上扣。(尽管扣不下,但不准人民群众乱说乱动还是做到了,那时谁还敢对“九一三”事件公开发表自己的异议!)是法律嘲弄了我们,还是我们嘲弄了法律?是法律无法面对我们,还是我们无法面对法律?
    历史这时完全看清楚了的是:在绝对权力面前,此时的中国无论是善法,还是恶法,全都成了跪伏在地上瑟瑟发抖的婢女了。此时此刻你还想说宪法与法律,无论是从正面说还是从反面说,她(宪法)都成了一堆黄草纸了,黄草纸还可以擦屁股,但宪法这张纸还能擦什么呢?
    难道宪法真是一张纸吗?当人民把宪法看成一张纸时,这个宪法下的人民就全是一种“赖活”了。难道这真是宪法的过错吗?当然不是,宪法是由政党带领人民制定的最伟大的国家圣器,是一种法定的为人民服务的最好民族神本,她源于多数人又制约所有人,她生于多数人又保护所有人,她创于多数人又赐福所有人。如果她真成了所有公民们内心最敬仰的大爱女神,那就是国人有福了。可此时的那种国家宪法下的那种中华人民又究竟怎么了呢?
    “言必信,行必果。”宪法言必信了吗?公民行必果了吗?中国就以这种巨大的历史反讽与无奈的现实,再一次证明了我们民族有不了真正的宪法,成不了真正的公民。人民也只是一群穿着“皇帝的新装”的臣民而已,只是不同的是,他们的上身还挂着一件“共和”的红色纸衣罢了。要说人民成为了真正的公民,面对宪法及法律又无法真正自圆其说;要是干脆承认自己是臣民,到也还是说得过去,可又如何面对人民共和国那五个用人民血汗染成的红色大字,可又如何面对那些无数仁人志士革命先烈以及他们对民主自由的理想与正义平等的事业义无反顾的追求与献身!
    我们如何自处?我们如何出去?写到这里,想起了那个身处国事之央的周恩来总理,他在处理完林彪事件之后,面对人民大会堂冷漠之壁的嚎啕大哭!他在那道白墙上看到了什么?他看到了宪法女神的身影了吗?他在那处空荡的房厅中思过了什么?他思过了国法之殇后的痛苦了吗?那是一个什么事情没经历过的男人,什么世面没见过的六七十岁老人,什么棘手问题没处理过的国务院总理的嚎啕大哭呀!他老人家的内心又如何自处?他老人家又如何面对他的国家、他的人民、他的党、他的战友、他的学生、他的自我?面对这一切,他老人家能不惊天动地的大哭一场吗?他还真哭出了一丝国人的人性!
    而此时的中国人民呢?她会去细想吗?她会去深想吗?她敢去细想吗?她敢去深想吗?人民昨天还在激情万丈的振肩高呼,誓死捍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而今天就可以丝毫不费力的变脸,连想都不要想就万众一心地吼叫着“打倒林彪”!万众一词地高喊着林彪“罪该万死”!个个都义愤填膺地恨不得把林氏父子千刀万剐,碎尸万断,遗臭万年。这个如此训练得只会发扬“痛打落水狗”精神的民族到底怎么了?昨天还可以那样热烈激情地对一个人说誓死捍卫,今天转眼之间就可以又这样冷酷无情地要对同一个人说誓死打倒?我们怎么可以做到如此的面不改色心不跳的转换呢?不说传统文化中的什么“一诺千金”,“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的美德,也更不说早已忘了的古人《弟子规》里的“凡出言、信为先、诈与妄、妥可焉,话说多、不如少、惟其是、勿佞巧,奸巧语、秽污词、市井气、切戒之。”的古老教诲。中国人在“文革”中再砸烂“四旧”,再与“传统的观念作最彻底的决裂”,再忘记和蔑视传统中美好的东西,也知道“誓死”这两个字是何等的份量!也明白“誓死”这两个字意味着什么?这就是深深表示我们将不顾一切,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要去做的事情呀!人民今天说誓死捍卫这个,明天说誓死捍卫那个,而实际上什么也誓死捍卫不了。一个不会誓死捍卫建国之根,立国之本的国家圣法文本(宪法)的人民,一个不会誓死捍卫最至高无上的最神圣权威的现代国家精神图腾(宪法)的民族,而只会把革命口号喊得响彻云霄的民族,语言暴力发挥得淋漓尽致的人民,最终是什么也不会去誓死捍卫的,这里面也包括誓死捍卫人民自己。
    “九一三”那一刻,对于同一个人,昨天还可以喊誓死捍卫,今天可以喊誓死打倒那个人民—她那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地誓死豪情,只不过是最终是把自己的民族道德国格撕破了一个再难遮丑的大岔口了,除了落出光腚腚的屁股外,还剩下什么呢。她针对别人也针对自己,连安徒生童话里那个小孩子在人群里大喊大叫地说,“皇帝没有穿裤子。”的那份纯真朴素与思维勇气都全没有了。皇帝没穿裤子还不可怕,最可怕的是万众哄笑别人的民众自己也没有穿裤子。因为人民毕竟是这个共和国的绝大多数啊!(写到这里,人们也许就知道很多“文革”过来人为什么不忏悔“文革”了,集体忏悔?人民何立?领袖何处?一个从来就没有在国家宪法精神家园的栖身之处安身立命过的国民,能准备好那种忏悔吗?)在那个国法已殇的最盛的年代,民众除了演演革命的木偶皮影的活剧,当几回红色的“集体裸哄”的看客之外,她们还能做些什么呢?“九一三”之后,人民在狠命的抽打林氏父子的耳光时,实际上也狠狠的抽打了自己一次耳光。只是她已经麻木的感觉不到痛楚罢了。
    “国法已殇,民众之病,集体原罪,你我难赦。”人民在把林氏父子同时押上了历史的耻辱柱,在道德上也同时把自己押上了那个历史的耻辱之柱。(这里面当然首先也就包括了毛老人家)林彪父子逃脱不了那个“无法无天”的致命的自负的人治宿命,人民其实也同样逃脱不了那个“无法无天”的致命的自负的人治宿命。“真理再向前跨一步就是谬误。”“革命过度就必然产生反革命。”更何况那些还在继续陷入在个人崇拜与个人迷信的浪潮中,迷失在那种所谓“继续革命”的漩涡处的人们。
    国法殇兮,无法依兮;国法殇兮,有法难兮。国法殇兮,执法悖兮;国法殇兮,人权痛兮。一个国家,一个制度,特别是一个新生的国家,一个新生的制度,最大的人民痛苦就是莫过于国法之殇的痛苦!最大的民族伤害就是莫过于神圣宪法的被伤害!“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家宪法大厦不立,人民何处庇护栖身?如果人民还意识不到这一点,那就是她还没有睡醒!宪法一旦被践踏被颠覆,就是“覆巢之下无完卵”了。人民就从此也就再成不了真正的公民了。她只能成为一个“臣民、顺民、愚民、乖民、暴民、刁民、痞民、媚民、寡民、衰民、贱民、僭民、妄民、卑民、劣民、恶民、伪民、孬民”等等,就是永远做不成一个宪法意义上的真正公民!永远就别想去获得那个最神圣的政治人格上的最荣耀称谓。
    但有一个人,一个至少还是不想当臣民与愚民的人,一个在那种虎视眈眈的极权之下及人民对人间之“神”顶礼膜拜的时候,还敢于独立思考与行动的人。(尽管他也许同样做不成公民)这个人就是林彪将军的儿子—老虎林立果。林立果的“联合小舰队”的“五七一工程纪要”这篇文章,只到今天读起来也还是那么发聋振聩,震撼有力,犀利深刻!是至今无人能及的在那个动乱期间全面声讨毛司令部所导致的“全面内乱”的最掷地有声的一篇战斗檄文!以至有些人们一直到今天也还怀疑这篇文章的真伪,怀疑在那个在政治上全封闭的全垄断的年代里,这班也难免被历史局限的年轻军官们也能写出这么有份量的文章。
    当然,林立果们的所作所为—试图暗杀毛老人家,扭转“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那种全社会内伤的恶劣之势,以诉诸武力的方式彻底结束的“文革”,无论今天站在那个角度评价,暗杀这种恐怖行为毕竟是一种恶法(这个‘恶’作动词用)的悖法的行为。但是在那个“无法无天”的致命的自负的年代,他们的所作所为并非完全没有一种道义上的意义,用自己的一种非正常的军事行动去终止另一种非正常的社会大乱,是一种不得不为之的悲壮之举。(当然,从全民产权的角度,林立果等人无权动用全民所有制下的国家资源与公共权力,去组织自己的联合小舰队与全民选美;就像毛老人家也无权动用全民所有制下的国家资源与公共权力,去发动亘古未有的“文革”一样。由此也可见,全民所有制在计划经济时代实则也只是一种癔想与虚妄。计划经济时代实际上相当部份体现的也只是一种权力所有制,尽管革命者的初衷不是如此;尽管她实际上也还不完全是;可是一旦那个掌握政权之手要这个所有制屈服特权时,她却往往又最善于以人民的名义行权和以国家的名义买单。)
    众所周知,林彪等人是毛泽东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最重要的成员之一,作为这个司令部的副统帅后来“起义”,去反对这个司令部的正统帅以及其它成员的那种逆法与妄为,颠覆“文革”,终止“文革”,应该可以说是后来的“文革”结束者的一种先行吧。套用那时流行的一句革命口号叫作:“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被蒙蔽的林氏父子,尽管也做错了不少事情,(那个年代的上层哪个人没有做过错事,那个人没无理意气的整过别人。)但终究忍受不了那种“无法无天”的致命的自负的所引起的那种极致的大乱与重负。为什么就不能说这些有所作为的军人们,是一群在“内乱”中反戈一击的义士或者是一批想及时结束“文革”的功臣呢?
    如果说林彪知道林立果的“五七一”工程纪要,那是林彪文革“不识庐山真面目”的一种觉醒!如果说林彪不知此事,完全是林立果一帮青年军官背着他所为,那恰恰说明这班青年军官有自己的独立思想,叛逆个性,并不为当时的“文革”轰轰烈烈的表象与态势所迷惑,以及父辈们的没有人性只有革命残酷性的历史情感所束缚遮蔽。(如“文革”残酷斗争中加深了对彭德怀元帅诸人的无情打击等等)因此曾有山野村夫们高度评论林立果等人说,从来就不相信什么“老子英雄儿好汉”“虎将门下无犬子”等等之类的“豪言壮语”,但却始终认为林立果是一个当代英雄,一个叛逆好汉,一个真正的有血性的爱恨情仇的高干子弟,一个中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真正有自己思想行动纲领的红色十二月党人,一个唯一敢于试图用诉诸武力的这种方式来结束毛老人家“无法无天”的胡闹及“文革”动乱的人。
    也许,这种说法太富于传奇色彩与文学美化了,但人们不得不承认,至少在客观上不得不承认,林立果们的所作所为,用自己的那种方式颠覆了“文革”的正义性与正确性,并加速了早日结束“文革”历史的进程步履,同时也悲愤地为中国现代历史之链留下了极其重要的紧紧相扣的一环。
    事实上,“九一三”事件的爆发,严格的说是“五七一工程纪要”的那些思想言论的锋芒所指。(前者只是给人感到无比惊心,后者却使人感到一种道理,一种启迪,一种思想,一种使人质疑的动魄。)她不但宣判了毛与“文革”的破产;而且从客观上宣布了,社会主义在中国不说是全部失败,至少是相当多部分的失败;而且还同时为后来的“四五”天安门事件及“文革”的失终有得的结束乃至往后的改革开放,搭建了一个不可或缺的历史设置与铺垫。
    历史之链是一环紧扣一环的,当其中的一环完全断裂或扭曲时,历史的走向就可能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林立果们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及“九一三”事件的来临,就为这种历史走向之书,添写了极其重要极其关键的一页。否则,毛的“文革”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完全不可能只继续了五年以后,就会得到“恶有恶报,善有善报,时间一到,一切都报。”的颠覆与终止。当然,好多年过后受惠于“文革”结束了的人们;受惠于改革开放的人们;是很难认同自己境遇的改观是与林氏父子的抗争有一种内在的历史关联的,那怕是一丁点儿人们也不会认同的。(不过话说回来,不是由于林氏父子的这种特别所为,毛老人家的性命及“文革”再延续一个五年计划,或许还根本不要延期这么长,中国的历史就真不知道会如何改写了?这一点恐怕是没有人不得不承认的。)是的,现实的人们是只会以成败论英雄的。林彪父子的失败了,而且失败的很惨。(身首异地,死无葬身,头颅被外族沸煮等等。这总不是国人的一种骄傲吗?)但他们只是失败于一种以非法对非法的状况中,他们不得不失败于那种“无法无天”的致命的自负的悖法年代,这难道仅仅是他们的悲哀吗?
    母法已殇,子法命难。当国家宪法根本无法用法律之器来衡量每件国家是非时,当国家宪法完全无力用法律公器庇护所有公民的基本权利时,(无论是高官还是百民,无论是生者还是逝者。)我们就始终无法在法律的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来善待每一个人,无论这人是生者还是死者。就是进入了二十一世纪国人们,也还是太倾向以现实的成败来论英雄了。既便算是如此,如果我们还想用中国传统精神文化中“实事求是”的这种思想精髓去评“文革”,而不能用实事求是的思想去评林彪父子,我们就会评不出一个完整的“文革”;我们想用一种反思救赎的内省之光去反思“文革”,而不去反思“九一三”事件,我们也同样是得不出一种全面深刻的反思。祭“文革”必祭“九一三”。这不仅仅是说林氏父子与“九一三”事件是“文革”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也不是说林立果们是那个“唯毛是从”几十年以来形成了的政治常态之势中,唯一的一个既敢于试图对毛老人家直接诉诸武力的人,(毛一旦与他的老战友们发生点什么冲突时,就老爱说重上井冈山打游击之类的话,好像人民军队就是他的私家军似的,[其实真正缔造这支军队的主要力量是“八一南昌起义”的周恩来、张国焘、朱德、贺龙、陈毅也包括林彪等人及那批部队。不然为什么建军节要定在“八一”这个日子。这支军队原本是从国民革命军起义与分离出来的,原本国民革命军与人民解放军本来就是一家嘛。如果那位读者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找一找这方面的资料来论证一番。这是另外的话题了。] 没想到这回毛老人家到真碰上了一个初生之犊不怕虎的小青年了。)而且还有自己思想行动纲领而特别不同凡响的后生;而更重要的是中华民族的宪法涅磐凤凰沐火重飞之后,法治劫后余生上的重建意义的所需。(用求是的衡器与法律及道义的标杆,去重估与评价林彪父子的法律道德意义,也是对宪法的尊敬及宪法自身的威严所需。)否则,我们国家连犯了这么创伤巨大的民族错误都是白犯了。
    毛的“文革”在“九一三”事件沉重的阻击下,还步履蹒跚地继续了几年,(但已经不得不请出那个曾定为所谓的党内第二号的走资派人物—邓小平老人家出山来收拾乱局了。从这里也可见毛老人家给下的走资派定义并没有什么标准,一切以我是瞻,为我是从就行了。)个人崇拜与个人迷信的裂口已经撕开,不过却也仍然还在紧捂着落丑之处,用自负的跛脚趔趄而行。而更重要的是“文革”始终动用国家资源与国家机器支持与庇护的这种个人崇拜与个人迷信的态势还在继续进行着。这里再说下雷锋。因为全国宣传雷锋叔叔的事迹,使人们对毛的个人崇拜,更是最先在道德上起了一种全社会的推波助澜作用。雷锋不但是一个爱做好事的道德楷模,但更是一个只“听毛主席的话”的革命战士;毛大爹要让一个的军人的雷锋,成为一个精神上只忠于他的政治的雷锋。雷锋叔叔的“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的带哲理性的名言,与毛老人家提出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时,就进一步使“向雷锋同志学习”与“无限忠于毛主席”画上一个最同质同构的政治等号。不但突出了一种传统的“舍己为人”的精神美德与革命的“专门利人”的道德优势,而且更主要的是呈现了一种特别巨大的政治符号的导向作用。(要是提出全国好好学习宪法,做一个宪法下好公民就好了。但这是不可能的。做一个宪法下好公民就有向法律诉求自己基本权利的一面,如言论自由等,这是毛老人家不可接受的。而做一个“毛主席的好战士”就肯定要“听毛主席的话”,连结婚那种最具私人性的个人之事,曾经也要与忠不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挂上钩来,你就从这里管中窥豹可见一斑,当时的政治革命渗透到民众的日常生活,是到了一种什么样的所谓纯正氛围了。)全国人民“向雷锋同志学习”,最终就是要争取一个“一切服成毛主席,一切为了毛主席”的革命接班人,既平凡又伟大,被革命染红了思想的民众们又谁不向往呢。(那时我们还小,一边学习雷锋叔叔做好事,一边也与小伙伴纳闷,雷锋叔叔做的好事火车也装不完,那他怎么去做好本职工作,那他怎么还有什么时间去当好一个士兵呀,尽管这么想也并不能阻碍我们去以雷锋叔叔为学习榜样。以及互相争论是毛主席大还是刘主席大,一个是党的主席管几百万人,一个是国家的主席管几亿人,最后争到大人们那里,大人们支支吾吾也不敢正面回答,也无法正面回答,这是另外的话题了。)
    所以,“文革”一开,毛老人家号召人们起来革命,起来造反,“对敌人要像严冬一个残酷无情”,(没有老师不会叫自己的学生不去好好学习雷锋的,也没有老师会想到那些学雷锋的学生后来会打老师打的那么凶的,不然这又怎么体现这种红色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们的革命行为呢。)切合了毛老人家说要打倒谁就打倒谁了意图,“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信仰毛主席!无限崇拜毛主席!”。“四个无限”的个人迷信的魅力就这样狂热的无情的突现了。后来有从此看出端倪的网友戏言,说号召全国人民“向雷锋同志学习”是毛老人家的第三十七计。不管这是不是毛老大爹的三十七计,是不是毛老人家的一种政治套路,却可以肯定地说这为毛的个人崇拜与个人迷信,在民众中间特别是广大青少年之间的精神思想上,奠定了一道不同寻常的道德蓄势与政治基础。
    问题是仅仅只是个人崇拜与个人迷信还并不可怕。更可怕的是毛老人家僭用了全民所有制下的国家资源与国家力量,去人为地扫清各种对他个人非崇拜的障碍,去为他的个人崇拜与个人迷信披荆斩棘的进行造势,去用国家力量与公共权力强化、神化,不容质疑地去抬高那种个人崇拜与个人迷信的神圣性光环。
    如“文革”初期,毛老人家就成功地在天安门广场八次接见百万红卫兵。但如果不动用国家资源,指示铁道等部门无偿的为他们提供交通工具,住宿场地等等,让广大的学生们北上串连朝见,南下串连造反,那么多连平时坐公共汽车都囊中羞涩的青少年学生们,(就是十多年以后,人们看“文革”结束以后出的一部电影—“都市里的村庄”中的一个女孩子,为了上班不迟到,竟然掏钱去坐出租车赶班,引起银幕下的一片唏嘘与钦佩,就可见当时青工们的经济是何等的匮乏,这就更不要枉论十多年前的那些学生们的经济状况了。)是根本无法到各省市地去煽动革命与造反的,去捍卫毛老人家的革命路线的,去完成他老人家“文革”的政治意图的。
    又比如,尽管他老人家当时有一呼百应的威望,让“文革”中千百万积压在一起毕业的学生们响应他的上山下乡号召,去“大有所为”的广阔天地农村中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去实施他反修防修的所谓伟大战略部署。但是如果最终不运用国家机器动迁广大知识青年的城市户口。(如果你不下乡,就表示这是不听毛的话,再三动员不去,就可能强制迁移你的户口等等。)加之国家宣传机器强大的造势与各基层组织的有力行政配合下,(不下去就是对抗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对抗无产阶级革命等等。)可以设想不要几年后,(特别是九一三事件以后)广大知青的返城风潮,就会一拨高过一拨的提前涌现。不说绝大多数至少是相当多数的知青们,就会迅速返回城镇,滞留城镇。(不少知青当时千万百计的弄个病假证明返城就是明证)因为,谁都知道那个城市户口的含金量,比起这个农村户口的含土量,毕竟有天壤之别,千钧之重。而且相对地对知青来说,也意味有更多的生活自由与文化认同。(比喻城里就毕竟还有父母亲友,家乡温暖,朋友友情,电灯,自来水等等。)正是这个体现国家力量的户口动迁制度,制约了知青们选择的行动,(对农民们的束缚就更厉害了。你能凭什么进城?你如果城里没有亲戚的话,无粮票吃饭不用说,你也没钱住招待所。就是有钱的话,你也别想坐卧铺、住宾馆、搭飞机,因为那是要有县团级以的单位开出的证明与介绍信才可以的。可见在那个对农民是什么都没有的年代,经济上的匮乏导致政治上的限制是何等的等级森严,等等。不像现在你农民兄弟有钱的话,住七星级的宾馆也是你的自由,等等。)使他们不得不扎根农村,惆怅寂寞,青春懊悔了。(这一代知识教育断层对这个曾经知识教育文化匮乏的民族损失就更不用说了,过去是革命中断学业,现在是无钱难以上学,这都是一种国耻。这是另外的话题。)所以说,人们对毛的个人崇拜与个人迷信,除了传统的基因,个人的敬仰等元素外,动用国家资源与国家力量的宣传造势与强制执行的“组织崇拜”更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崇拜出于内在的敬仰,已经演化成了“崇拜出于恐怖”了。(康德)那个时候,谁还敢说不喜欢毛主席,更不要说不崇拜毛主席了。那种铺天盖地的对毛老人家及对毛老人家思想的宣传,可以淹灭任何人甚至包括他的党。(先是党中央毛主席,后来就变成了毛主席党中央,由此可以窥见个人权力是如何地更进一步的凌驾在党的集体之上了。)
    崇拜不崇拜毛主席,不但是个要不要革命的问题,而且也是个想不想生存的问题。为此,打老师、批人物、斗校长,造反有理,是为了听毛主席的话;(毛鼓励女学生红卫兵“要武嘛”)砸“四旧”、毁文物、打人抄家、斗“黑五类”,是为了纯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对各种公开的隐藏的敌人作无情的斗争,是为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打倒各类大小走资派与知识学术权威,制造遍布神州的冤假错案,是为了毛主席的阶级斗争年年讲、天天讲、日日讲的需要。崇不崇拜毛主席已成了革命不革命,道德不道德的分水岭,警界线了。“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专政的力量使谁还敢说半个不字。革命的道德优势使谁还敢有半点异议。
    当然,这种登峰造极的个人崇拜与个人迷信又是与民众的公民意识长期的缺位分不开的;又是与人民的宪法精神严重缺失分不开的;那种个人崇拜与个人迷信已经超出了法律的范围。你说不崇拜毛主席什么的,(还根本不要说什么反对与异议)专政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早就已经高高地悬在你的头顶上寒光闪闪了,你政治生命就离出血不远了。(“文革”结束后,长沙的一个小孩子,在当时的华主席名字上用硬币上画了个叉,就落了个被枪毙了的下场。人们就可以想象到在“文革”期间,不崇拜我们全世界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老人家,会是个什么下场了。)
    人民从来就没有在内心深处服膺过宪法,宪法也就从来没做到认真保护好她的人民。缺少了现代公民人格与公民国格意识的国人—人民一旦跪伏在地,侏儒就必显高大,连猴子也会在我们面前显得高大。更何况我们的骨子里,还深深怀有一种被革命隐蔽了的传统专制文化痕迹的帝王情结呢?我们不敬佩与服膺那个神圣的宪法女神,而只会崇拜甚至迷信一个人间的垒彻出来的“神”,我们就只有那么一种命定了。
    当然,在任何时代任何时期的任何群体,都会有一种英雄崇拜情结,都会有自己的偶像崇拜甚至偶像迷信。但是在法律的范围内的个人崇拜是一回事,而超出法律的范围的个人崇拜又是另一回事。在当下,你可以崇拜这个人,崇拜那个人,你可以今天崇拜这个人,明天崇拜那个人,后天又再崇拜另一个人,谁也不会剥夺你的这种个人自由,对你以阶级斗争为纲。而在那个“文革”时代,这是似乎是完全不可以想象的事情。超出法律范畴的个人崇拜与个人迷信,不管披着多少华丽的外衣,鼓噪着多么革命的词藻,往往都是一种对法律的僭越,对权利的僭越,也是一种僭越的权力。这种压倒性的以极权为后盾的个人崇拜与个人迷信活动,往往是建立在伤害别人打击别人的基础之上的,而最后演化成一种逆法悖德的粉墨登场的权力象征。人民群众一旦只会崇拜了人间的神,往往最后吞噬了别人之时也吞噬了自己。
    “没有那一股政治力量能与他共事始终。他是一个怀疑狂,虐待狂。他的整人哲学就是一不做二不休,一旦得罪人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人。”(五七一工程纪要)毛的亲密战友(成了反革命的彭德怀等人及刘与林等等)与学生同志(陶铸、田家英诸人等等)最后又落了个什么样悲惨结果;不少忠于毛或谈不上崇拜,但却一点也不反对毛的人落了个什么下场,(自杀前或被屈死前还高喊毛主席万岁的人还少吗?)不是有了历史的血染背书吗?从没经过宪法精神与法律意识完全洗礼了的中国人民,一旦染上了这种专制的致命的流毒,一种规模巨大的自以为是的特别狂热的“集体无意识罪孽”疯长,也就在“文革”这里找到了一种最合符自己的个人文化的温床了。这个古老的民族尽管有了几千年的封建文明成长史,不过她仍然没有长大,(她在精神思想上到更像一个缠了脚的长不大的小脚男人,那种皇权的专制官场文化束缚力与禁锢性太厉害了啊。)尽管她有时也很像个老道的成人,也只不过是个伪成人而已。她还是个类人孩。因为自从辛亥革命以来,她自己始终铸造不出一个共和国家的现代公民。
    需要着重的说明的是:“文革”中学生们,特别是工人干部群体的参与者,以及后来形成的保造两大派为主的和各种派系的群众运动之间的斗争,除了出于对毛的热爱及信仰及对党与革命事业的忠诚之外;除了人们对运动的观念与思想的认识不同之外;还有一个很大层面的冲突,实际上是一种利益的博弈,一种对政治待遇与既得利益的博弈。当时国法早已被殇,宪法早已名存实亡,人民群众早已不可能通过宪法与法律的渠道,去诉求自己的公民权利,去维护自己的公民权益;去控诉自己所遭遇到的不公与不幸。(如领导层的官僚主义之类的打击迫害,给群众政治上排队划线,在人们之间分成左中右、落后份子、搞黑名单、整黑材料等等)只有通过组织的方法或另外一种形式(五七年的那种鸣放是不可能了的)来伸张自己的义愤,来改变面对的不公。而毛老人家“文革”的兴起和他老人家号召大家,去对他的那个对立面的走资派造反时,就一时也给了人们这么一种难得的机会与可操作的平台,从而把自己受屈的矛头指向当权派们了。而当权派又有自己的群众基础,或者说是一些既得利益多一些的群众基础,一种新形式下的派系的斗争,也就不可避免的以群体“内乱”的形式全面爆发了,民众相互间的自残也开始有了新的演义。尽管有些不公与不幸并不完全是某些当权者所为,而实质来说更是那个体制的原因。但人民群众没有不二法门,只有通过“文革”这种特殊性的形式,把这种不公与不幸倾泻到那些当权派的身上,革那些曾经是革命者的命了。而这些当权派一旦又成了毛老人家要打倒的走资派,(或者曾犯有某些错误及污点)那他们在群众运动的大批判中就更不可避免地首当其冲了。
    群众的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暗合了毛的反走资派斗争,形成了一股汹涌澎湃的批判洪流合力开来践踏社会秩序。借“文革”之风,似乎是一种革命在摧枯拉朽的冲击一切,义愤挟着非法,非法中似乎又含着某种正当。此时的人们把自己的不幸,自己的不满,自己认为不好的东西,自己认为不公的遭遇,全部归咎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身上,以至于最后演化成这个国家与民族,就像变成了一个饱经虐待的老怨妇似的,把一切的罪恶都归咎于刘少奇及他的反动路线身上,地富反坏右身上,牛鬼蛇神身上,帝修反身上,封资修身上,万恶的旧社会身上,腐败的国民党反动派身上等等。唯独就不去审视制度、去追问自己、去反省这个制度与自己。
    一些民众借“文革”之机起来造反,本来明明是一种对自己公民基本权利的伸张,明明是一种对官僚主义者迫害的反抗,也只能以反走资派的名义进行,而不可能直接地展开对官僚主义者的批判。这是因为毛与刘的本质之争,并不是反官僚主义之争。人们只能在没有法律轨道诉求的情况下,乘“文革”之风,借“文革”之力,去反对走资派及走资派身上的官僚主义,而不是反对所有当权者身上的官僚主义。
    实事求是地说,任何官僚主义毛病,都是所有的官员阶层(干部队伍)所共同拥有的,无论是中国的所谓走资派还是非走资派,是西方执政之类的“象党”还是“驴党”,有当权者的地方就难免有官僚主义错误,有官员就有官僚就有官僚主义乃至更严重的官阀集团,这也就像有何种职业就会有何种职业病一样,只是轻与重,多与少问题,用何种方法去制约与减少的问题。但是西方行政机构或国家机器的官僚主义毛病,是可以通过国家法律与法律程序以及社会舆论的临督,来制约来调整来解决的。而我们国法已殇,根本不可能去通过法道与言道来疏通厘清这方面的顽症,这也就使民众只能通过所谓的“文化大革命”这种形式去“大民主”般的伤筋动骨了。更大的民族内伤也就这样形成了。
    如前所述,有官员阶层干部队伍的地方就难免有官僚病症,但毛大爹的“文革”主要是反当权的走资派,而不是反对所有当权的官僚主义者,(他自己的官僚主义特权思想还犯少了吗?如大跃进,过苦日子,违反自然规律的与天奋斗等等。)所以,人民群众起来造反有理,批判官僚主义,也只能在毛老人家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轨道进行,稍有越轨的行为和独立的思想,就难逃其被镇压的厄运。(最具独立意识的青年思想家遇罗克的悲壮命运;“文革”中湖南工人造反组织“省无联”与写“中国向何处”杨小凯的悲惨下场;这些都是被人们认为当时最具政治水准的一批工人与学生,我们可以从其所遭遇的反革命下场略见一斑。)
    毛老人家“自上”的革命可以在专政之上肆意妄为,而民众“而下”的造反却只能在“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中遵命进行,这里面就有一种本质的区别。因此,所有本来就应该向宪法及法律诉诸的公民基本权利,此时也只能通过“文革”以革命的名义,向毛的思想,向毛的路线,向毛本人以及他的班子诉求自己的权利了。所以王力雄先生后来说中国当时有两个“文革”,一个上层的“文革”,一个下层的“文革”,也是有其道理的。上层主要面临的是政权掌握在谁手中的问题,而不是国家法律有无的问题,所以上层就有个有法不依的问题;下层主要面临的是群众的(公民)权利受侵犯的问题,而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所以下层就有个有法难依(或者说无法可依)的问题。“上梁不正下梁歪”。上层有法不依,你独裁还不如我独裁,越乱越好;下层无法可依,你革命还不如我造反,乱中夺权。这两股扭力就这样形成了一种新的合力,在互戕着我们的民族。
    但有一点必须明确,从某种意义一来说,“文革”当时的上下之间,保造之间,尽管有不同的地方,但他们之间更多的是一种同质不同构,而不是同构不同质的内在罢了。无论你是反当权派,还是保当权派,是以纯正的原旨的毛“文革”路线去反走资派,还是以借反走资派的名义去反官僚主义派,或亦说本身就是反对各种形态的官僚主义派等等。你既不能通过法律规章及法律程序去进行,也不能通过自己对革命与造反不同理解来进行,而最终这些都只能纳于毛大爹的“文革”的政治意图来进行,纳于毛大爹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轨道之中,(当时限制成立全国性的群众组织就说明这个问题)否则你就离反革命不远了。(曾有人认为“文革”的保造两派之争,是一种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两党制雏形,推演下去或可以形成一种社会主义内部的两党制态势。这实质是不可能的。根本原因是我们无法做到“欲建共和大厦之高耸强大,必筑其法治基础之坚固厚实,必浇其公民框架之稳重挺拔。”这一宏基伟业。也许将来我们建成了一个强大的法治社会主义国家时,这种人民或民族内部的和而不同的良性博弈的社会政治局面可以形成。只是不知道历史的“时间窗”还给不给这个机会。)但是这个下层的“文革”,民间的“文革”,最终是要为那个上层的“文革”,官方的“文革”服务的。毛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唯己性质决定了这一点。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文革”中的造反派组织也好;保守派组织也好;左派革命群众组织也好;非左派的革命群众组织也好;少数派的造反极左派群众组织也好,少数人的保皇派红色恐怖组织也好;那些曾被打成反革命组织或后来又平反或者没平反的群众组织也好;以及各行各业各地各界的形形色色的群众组织也好。不管他们的“文革”的初衷,最开始呈现的是出于一种社会的义愤也好;革命的激情也好;隐性的个人利益也好;明显的正当诉求也好;挟私利的个人报复也好;不明真像的受蒙蔽也好;被煽动的群体仇恨也好;身不由已的江湖义气也好;等等。人们之间的争斗不管呈什么样的状况,不管表现的如何义愤填膺,口诛笔伐,单纯轻信,韬略诡计,还是上升到你死我活的残酷无情的派别武斗和政治恐怖之中,大家可以把一切罪错都归咎到刘少奇诸人及刘的路线身上,就是不能也不会对毛老人家有半点怀疑,人们的一切苦难全都来自别人,却都与这个最高的第一领导人毛和体制无关。一切可允许的群众运动与政治行为都通过毛的强大的权力机器与垄断宣传,(“四大”是有限定的,特别是“文革”初期过后。什么时候都是绝对不能针对毛大爹与炙手可热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绝对的纳于一种“做一个永不生锈的革命的螺丝钉,”(雷锋)“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林彪)“党叫干啥就干啥”,“做党的驯服工具”(刘少奇)“一切为了毛主席,一切服成毛主席。”“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等等的单向度纯思维的轨道之中。人民的权利除了向毛大爹及毛的权力路线诉求,难道还可以向宪法与法律及其它的什么东西诉求吗?何况人们从来就没有意识过自己是神圣宪法下一个大写的公民,也就从来没有向国家法律与法律程序诉求的自我权利的习惯。(五七年的右派早就不准乱说乱动了,那些被利用了的染红了的革命红卫兵们却不具备起码的公民意识。)何况当时的公检法等司法部门早已被基本被砸烂,宪法此时是连一块遮羞布的作用也起不了了。国法早已伏地,“四个伟大”高耸。毛泽东权力的至高无上与共和国宪法地位的萎缩卑下,就这样地形成了如此巨大的现实与历史的反差,而在这个反差中的人们,最后真是应验了那句老话:“亡,百姓苦;兴,百姓也苦。”到头来无人可以幸免。当然最苦的还是那个芸芸的平民百姓们了,你别无选择,你无处可逃。
    你不革命就要被淘汰,(那个时候的逍遥派是不可重用的,所谓革命与上进的人们也看其不起的。)你要造反就只能在那个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挟制中进行。(否则你犯了罪还不知怎么回事,如一些著名红卫兵头头的牢狱命运,一些“文革”中所谓“运动犯”的下场。)而不可能是在国家的宪法框架内进行。因为在国家宪法框架内进行就必须有法律程序了,在国家宪法框架之内进行的就只能是一种改革与建设了,而不可能是革命与破坏了。
    “文革”中是没有依法办事的。因为依法办事必然要与“继续革命”发生本质上的冲突。一言敝之,毛老人家是很看重自己的那个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并且认为是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历史性里程碑。可惜这个理论一开始就陷于了一种不能自圆其说的谬误之中。简而言之,首先,革命是主旨,是主本,是主题;而专政是这个革命主旨、主本、主题的一个分旨,一个副本,一个副题。革命是个大法统,大系统,大工程;而专政只能是这个大法统大系统大工程中的一个分支,一个分系,一个分项。所以我们不能说专政下的革命,而只能说革命下的专政。不能主次不分,主谓不分。这就像我们可以说汽车或火车下的轮子,而不能说轮子下的汽车与火车一样。如果非要那么说轮子下的汽车与火车也可以,那就是出事故了,车被撞翻了,四脚朝天了,要被人强行拖走了。人们只能说革命下的专政,而不能说专政下的革命也就是这个道理。否则,这种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必然导致那个专政上的革命走样与异化。那么,这种专政下的革命还会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吗?(“文革”中的三支两军就是例子)其次,无产阶级专政也好,人民民主专政也好,理论上的诠释都是体现多数人的专政,那么多数人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个继续革命的参入者是多数人还是少数人呢?如果是少数人参入的话,这个继续革命还有什么意义?如果是多数人参入的话,那么多数人专政下的多数人继续革命又会呈现出什么呢?增加更多的社会成本不说,却原来是多数人也是不相信多数人的,还要在专政之下才能继续革命,多数人的专政是这样的针对多数人的革命的呀!那还可能是一种多数人(无产阶级等广大的民众)的专政与革命吗?理论总是灰色的,唯权力却总还是那么赏心悦目。理论在唯权者面前不在于它的道理与逻辑性,只在于它是否能为唯权力者马首是瞻。理论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穿着红色披风的男人味十足的雄起伟岸的官爷,可是里面却躲藏的是一个猥琐不堪的龌龊太监。结果,这种无产阶级专政只能过渡到少数人甚至是某个人的专政了。这种少数人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实质上就是国家机器这个专政工具由少数人掌控,并以人民与革命的名义,来代表所谓多数人们去革人家的命。这种继续革命是纳于某个集团或某个个人的意志之中的。一旦人们的这种“继续革命”有所越轨与偏离,这个专政之剑,就会直逼你的脊梁,让你“只准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地去按专政者的个人意志部署行事,这无论是对敌人还是对自己人都是如此。所以说“文革”的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是广大劳动民众的专政,无产阶级联盟(包括农民阶层)的专政。他的实质只能是某个集团与某个个人—大家长说了算的专政。个人的权力与个人的意志早就已经凌驾在国家的母法与子法之上了,以红色僭主的专政神功代替了最能代表人民意志与公民权利的国家宪法,只不过她又很善于以人民的名义昭示天下罢了。
    应该厘清明白的是,专政与法律都有它的一定的同一性—强制性,但它们之间的本质差别是:专政是以掌权者的个人意志的恣意妄为的不需程序的武断强制;而法律则只能是以宪法精神下规定的法律程序的适当裁决。另外,法律是针对所有社会成员的,包括制定者自己。无论谁触犯了她,都要按法定罪,所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也。而专政就是只针对他的人,甚至是特定的针对某些集团与个人的,所以,谁拥有了这个专政工具,谁就拥有了这个支配他人的一切权力。并以革命或人民的名义进行。而这时候的宪法及法律就连“筛糠”的份儿都没有了。
    当然,“法律对革命家是没有约束力的。革命就是破坏现行法律的。”(单世联)不过,这只能对砸烂一个旧世界而言,而不能对于建立的一个新世界而言。革命在此之前可以不承认任何法律。但是革命一旦成功地推翻了一个旧社会,就必须相应地建立一个新的制度和新的政权,以新的法制秩序去建设一个新的国家,以新制定的最神圣的宪法去保障每一个人的至高无上的公民权利。而在这个时期还以所谓的革命手段去否定、扭曲、矮化宪法与法律,去继续革命,去造反有理,这是对革命本身的一种僭权,一种篡位,一种作乱,一种旧历史的复制。
    革命的政党执政后带领了全体民众制定了新的宪法,而自己的领导人又不带头去遵守她,爱戴她,拥护她,而是去破坏她,蔑视她,否定她,那她自己就不但是亵渎了她的现在,而且也是否定了她的过去。当然,共和国的建立并不就意味着革命的立行消失。但新的革命(改革)的产生,各种新生事物的形成,也都只能在宪法的框架内调整和法律的程序中进行,这才是真正的人间正道。一旦超越了这个宪法的制约与法律的程序的所谓革命,就只会导致一个民族的互残,一种人民的自戕,就是对共和国的一种亵渎与反动。因此说“文革”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也是这个道理。
    毛老人家曾说:“我们就是秦始皇加马克思。我们比秦始皇还要厉害一百倍。”(大意)这真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最伟大的红色幽默独白者呀。毛主席怎么不讲点别的?(一个曾十分崇拜过毛老人家,信仰过共产主义的朋友说,他意识形态方面内心最痛苦的事,就是莫过于看到了毛老人家的这句话了。)一个两千多年前的封建皇权专制主义的作俑者大暴君秦始皇,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与一个共产主义的现代理论(无论你信不信仰她)的奠基人大思想家马克思兼容的;一个代表着官僚私有特权的封建皇权专制主义,是无论如何也无法与一个代表现代人民公有制的科学社会主义兼容的;一个代表着少数人官僚统治阶级利益的皇权专政,是无论如何也不可以与一个代表着多数人民主的无产阶级专政兼容的。这同时也说明了,再是最伟大的革命者也可能被历史的胎痕异化成一种反面。(斯大林高调的“共产党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人”与希特勒鼓吹的“日曼尔民族是最优异的人种。”都不管是不是一种自我神化,但绝对不排除有一种嬗变成自我魔化的可能,何况大家本来就都是有七情六欲的人呢?。)毛大爹也同样逃脱不了中国那个博大精深无以复加的,以封建皇权专制主义为主的,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占统治地位的传统官场文化的精神桎梏与意识渗透。他赢得了权力却成了一种权力的俘虏。祖国的万里山河成了“风流人物”的江山了。看了他评林彪时给革命旗手—他的江青夫人那一封信时,就明白他也早就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了。可笑的是他还说在中国没几个真正懂马克思主义的人,却又要大家“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他那么庸俗化的解释“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表面像是用通俗化来诠释马克思主义,其实却是一种很深沉的歪曲。古老的小农意识的农民起义与新生的无产阶级革命毕竟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一个是改朝换代,一个是制度全新。除非那个旧制度掘墓人的革命,只是以无产阶级革命的名义,或亦是用一种“伟大的土地改革者”的路径,或亦是用一种“冰其淋式的马克思主义”方式,来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罢了。毛老人家一旦说出了我们就是秦始皇加马克思时,他就再不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了,他就在亵渎了羞辱了马克思及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当然,我们不能由此就去否定其他的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当然,马克思的理论也并不是不能修正。想举起叩开那道科学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大门的,原旨正宗的马克思主义的魅力就在于:她不可能也没有动用过任何一种国家的力量与权力,去宣传去要求去强迫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去接受去服从去布道她,而是由于广大民众的先进份子出于一种民众的利益与道义及信仰,心悦诚服地心驰神往地去学习去追随去发展她。但她一旦开始成为了一种官方的权力的马克思主义,她异化了的可怕与悲剧之处的表现就在于:你一旦异议和怀疑了她的理论,你的政治生命便身处一种人生的危险之中了。马克思主义一旦成为了一种官方的权力的法定的意识形态之后,社会的意识形态的森林就死了,人们的思想树苗也殇了,那么人还能成为一种什么样的活物呢?马克思最喜欢的名言:“怀疑一切。”这个怀疑一切当然也包括怀疑马克思自己及马克思主义。但“怀疑一切”并不是否定一切,更不是打倒一切,而是一种怀疑之后的扬弃。怀疑一切是为了接近真理。怀疑中诞生真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也要发展,而且也还要在怀疑中去发展。但绝不是去用秦始皇的封建皇权专制主义精神去怀疑去结合去发展,不然,不衍生出一种革命的变种—“文革”才怪呢?
    无庸讳言,“文革”初期广大民众某些方面,主观上出于对各类官僚主义的愤慨,想通过这场运动中的所谓大民主形式,诉求自己的正当权利,抵制所遇的不公对待,而去运用“四大”的这种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这个最低级的民主形式的行为并没有错。但是,由于中国的历史进程一直没有进入到一个较成熟的公民社会阶段,这种对官僚主义的批判,对自己公民权利的保护,只能切入和契合了毛大爹的“文革”中主要对所谓走资派批判斗争的部署与内容,才能滋生和搭配一种符合自己利益的行为与形式。人们在那一种貌似公允的似是而非的“文革”前,就存在一种所谓的正统的革命思想,也进一步在“文革”中发扬了一种更革命的光大。再是对自己的正当不过的利益的维权,也只能用革命的语言去呐喊,而不能用法律的用语来伸诉;特别是在“文革”中都要与反对刘少奇、走资派、刘的反动路线、修正主义联系起来,以革命的名义进行着。否则,“要斗私批修。”(最高批示)要狠批“私”字一闪念,要“灵魂深处爆发大革命。”(林彪)要个人完全服从集体等等最时髦的革命词藻,就会把你批判的狗血喷头,说你见利忘义,让你无地自容。民众公正的合理之私,也就这样被革命纯正得越来越成了万恶之源了。人民似乎早就忘了,不管个人利益还是民主利益,是出于私心还是出于公心,人们首先就必须拥有一种公民权利,而这种与生俱来的公民权利,就必须与生俱来的被这个国家强大的宪法所保护的。可是国家宪法从来就没有好好的做到这一点,所以人民也就不可能再向宪法诉求什么,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与阶级斗争的鼎盛时期。中国大陆的人们自上而下的都不可能通过国家宪法与法律渠道去捍卫自身的公民权利,人们的那些伸张、诉求、抵制、愤慨、反抗、造反及各种不同的意见,顶多也只能演变成一种伤害了别人,却并没得到自己应有的权利回报的哀鸣;顶多也只能蜕变成一种满足一时的利用与发泄一时痛快的虚脱;顶多也只能嬗变成一种民族的大面积的相互自戕,各自报复,群众斗群众,干部整干部的悲惨之境。
    “文革”中的“四大”也好,再加上另一个“大串连”成为“五大”也好,毛大爹运用了全民所有制下的强大国家资源与专政力量,想要你搞你就得搞,你不行也行。革命闯将,造反小将等桂冠让孩儿们戴个够,带得你找不着北,只看到红色,就像公牛一样的只看到红色就热血沸腾的猛扑过去,其实那是那一位革命马戏团的骑手,用手中的一块小红布在逗你玩;想叫你停你就得停,你不停也得停。尽管你这时自我感觉极好,感到自己真正是天下的主人了,“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做谁做了。”谁主沉浮?当然是舍我其谁,非我莫说了。可红卫兵红总司令毛大爹把大手一挥,“是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了。正常的知识教育就从此与你十年无缘,还狗屁什么“天下者我们的天下”,什么革命的青春无悔了啊。毛大爹对红卫兵学生组织是如此,对其它的工人组织和群众组织也莫不是如此。需要“越乱越好”时就号召人们造反;一旦达到目的时要“大治”了,这些组织一律解散。(当然也会招安一些人)从“文革”初期的“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泛滥,到“文革”后期的“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滥觞,就很说明了这个问题。
    来也不要任何的法律程序,去也不要任何的法律手续。反正人们的所谓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稍有不慎,不合圣意,就大祸临头了,(中央文革主要成员,关、王、戚、陈等与早期造反派们及其它派别的头头的下场就是注脚。)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就会把你砸个稀巴烂。当然,这个铁拳从真正意义上来讲她并不是无产阶级的。那么多的学生组织也好,工人组织也好,造反组织也好,保皇组织也好,难道他们就不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吗?难道他们会把自己的铁拳砸向自己,会让自己的阶级对自己的阶级专政吗?
    所谓“文化大革命”,所谓继续革命,最终都只能是一种奉旨革命,一种奉旨造反,这个“旨”就是毛老人家的政治意图与个人意志。一个国家的人治就这样达到了顶天无极的巅峰了,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人们只不过是一群蠢动浮躁的牛犊,专政就是那个牵着牛鼻的栓子与绳索,毛司令部及“文革小组”诸人则是驱打这群牛的鞭子,而最后紧勒这个绳索权力的最高决策者,鞭打驱赶这群牛怎么动来动去的人,理所当然的就是“四个伟大”的毛主席了。
    尽管就是如此,这当中也仍然充满着是一种背谬中的背谬。“九一三”事件的存在,嘲弄了所有参入“文革”运动的人们都穿反了衣裤,竟然还在手舞足蹈的为自己的舞姿优美感到十分自豪。就像当时流传在民间的一个红色幽默的政治笑话一样:“一个有颇有一定的所谓政治水平的农村大队妇联主任,在公社批判大会上痛斥林彪时慷慨激昂地说,“林彪这个人真坏,毛主席对他那么好,培养他做自己的接班人,还把红色江山给他坐,他竟然还要去暗害毛老人家,还要叛国投敌。更不能容忍的是,他在逃跑到那个只有土豆烧牛肉吃的苏联之前,竟然还要偷偷地捉走了毛主席的三只鸡,(听中央文件有误,把林彪偷偷坐三叉戟出逃,听成是偷了三只鸡逃走了。当时很多国人不知那三叉戟是啥玩意儿。)你看他这个人吝啬不吝啬,可耻不可耻。这样小气的人将来还怎么可以当国家的第一把手。是可忍,孰不可忍。林彪不死,天理难容。好在毛主席真有福气能洞察一切,使他的阴谋还没有得逞,要不然我们过上幸福生活的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就又要吃二遍苦,受二遍罪了,真是太危险了啊!同志们,你们要警惕啊!”说完还没来得及声嘶力竭地带领大家高喊“打倒林彪”的口号,就晕倒在了桌子旁边,她被饿昏了……。”其实没有什么一遍苦二遍苦的,当时中国人能过上苏联的那种土豆烧牛肉的日子就很不苦了,就不会发言时饿得晕倒在桌子旁边了;其实也没什么一遍罪二遍罪的,一个国家没有权威神圣的宪法,没有公民基本的权利,就是一宗最大的活受罪。
    法律保护不了国家主席刘少奇;法律保护不了共和元帅彭德怀;法律也同样的保护不了法定的接班人林彪。林的罪名之一是想当国家主席。一个做过元帅,副总理,党的副主席的人想当国家主席有什么错,更不要说有什么罪了。国家宪法不也规定三十六岁以上的公民就可以当国家主席吗?(当不当得好又是另一回事了)自己不想要人家当就不想要人家当,何必莫须有呢?到是林彪不想当国家主席是有错了,一种道德之错,一种责任之错。一个泱泱的共和大国,怎么可以名不正言不顺的长时间不设国家主席呢?一个公民想当国家主席也是一种罪,实在是羞辱了这个国家,实在是羞辱了这个人民,实在是羞辱了这个民族。然而此时的林副统帅是不可能拿着宪法和党章与毛正统帅论理去的。因为这个时候的宪法与党章都早已成了红色僭主们的抹布了。林彪没死在国内还真算得上是一种幸运了,不然真还不知道要给自己及亲人与战友们部下们带来多大多少的侮辱呀。此时的人民也更不可能拿着宪法与党章去说事情了,也更不可能运用“四大”这种最低级的民主形式来展开一场大辩论了。(实际上也从没发生过,如对刘少奇的问题就从来没有允许大辩论过。)尽管当时的有不少民众充满着困惑与质疑,不少人也认同“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内容,但更多的人们只是早已成了一个被关在围墙睡得太久的狮子,她由于某个原因,偶尔惊醒了一下,打了个长长的哈欠,又睡眼朦胧地昏昏欲睡了。她也许活得太累太困了,受得伤害太大太久了,需要再睡五百年。尔后大字报虽然还有些,(绝不敢对“九一三”有异议)除了在一些地方小打小闹外,或奉“文革小组”的旨意写几张标语口号式的打倒某某的大字报外,基本上也是一种苟活了。
    但天意还在。总有一种精神在替天行道。那地平线地上的春雷在缓缓地滚动而来,尽管是等待一种历史契机地缓缓而来,但毕竟在酝酿着一种蓄势待发的力量,几年后那个春雷终于在天安门广场的上空中炸响:再一次的宣告秦始皇的封建专制主义时代将一去不复返!(九一三实际已宣告了一次)同时也就宣示了“文革”结束的日子即将来到!历史之链就这样让充满吊诡的北京上空的“九一三”轰鸣,和充满义愤的天安门广场的“四五”春雷前后呼应着。这就是历史。一种历史的前言与后序。
    但历史到了今天,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在中国互联网也普及化的今天,只是没想到的是,竟然还有不少人向往“文革”初期那种“四大”和群众运动的所谓大民主形式,认为那是一种真正的民主,使人不得不感到,中国的民主是太少了,还是人们真不懂“文革”,或者是还没有学会民主。也许兼而有之吗,一个太没有了自由的人,滥一次自由又如何?就像一个从来就没闻过女人味的老光棍,做一次牡丹花裙下的风流鬼又如何?不过总还是觉得那个饿得发慌的人,是在丢了蛋糕去捡画饼,想再来一次精神上的画饼充饥望梅止渴罢了。
    可以毫无夸张的说,今天中国互联网出现的各种网站,各类文章,网友跟贴,个人博客等等网络文化。无论是政论,时评,杂文,随笔,批判,争鸣,辩论等等,其内容之广泛,观点之深刻,理论之新颖,说理之到位,批判之水平,氛围之宽松等等,都是“文革”初期的那种“四大”根本无法比拟的,网络的社会触角与自由锥度也是过去所不可以思议的。尽管网上“文革”那种“大批判”文化模式还时有体现,政治言论方面还设有不少禁区等等。但只要你真正有兴趣与追求的话,你还可以把你的文章,你的网络大字报贴到境外的网站上;你如果还懂外语的话,你还可以用外文贴到国外的网站上;你还可以用电子邮件群发,使更多的人看到你的文章。甚至用文化大串连去引发一件社会事情,也以互联网的形式做到了。如征集中国人集体签名反对日本“入常”这件涉及他国的事情,人们通过网络大串连就迅速地做到了这一点,并且很快就征集了上千万名网民的签名,而且还根本就没发生多少社会成本。
    无可讳言,网络民意与网络民主离现实社会的宪政与法治仍有距离,但是作为缺少法治洗礼与民主熏陶的国人来说,如果还不好好的珍惜与拥抱这个“上帝赐给中国人最好的礼物”,(维权人士李健语)就等于国人再一次放弃了一次新时代文化的新启蒙洗礼;再一次放弃一条走近宪政,法治,民主的切口与捷径。网络是虚拟的,但她产生的社会效果并不是虚拟的。因为她本身就是社会的一部份,新的一部份。
    网络文化(包括网络技术文化)吸引了我们的参入与交流,她拉近了我们的距离,增加了我们的见识,开拓了我们的思路,刷新了我们的意识,启迪了我们的觉悟,理顺了我们的沟通,强化了我们的承受,尽管网络不尽人意的事情仍有发生,如对一些名字名词的过滤,政论网站的屏蔽,敏感话题的删除等等。(这方面某些国人就好像是一个从没见过男人的超级处女,连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都会脸红发颤,[就不要说是听到男人的粗话了]都敏感得不得了,所以,政治上的所谓敏感话题就特别多。某些官方就好像一个受过伤害的有心理病状的万分腼腆敏感的老姑娘一样,一听到了一个男人的声音就以为强奸来临,真是生命不能承受男权之轻呀。)但互联网毕竟打开了一个不同凡响前所未有的窗口,一扇更能使广大人们切近民主与法治的入口。(不少法律网站与法律博客的产生就是例子)我们没有理由不去亲近她,而是去拒绝她。就像我们没有理由不去亲近阳光和雨露,而去拒绝阳光和雨露一样。而只有通过这个入口与平台接受更多的阳光和雨露,才能汲取更多的先进的文化与现化的文明的养分及熏陶。
    中国国民就目前而言也只有通过网络的文化,(希望有更多的“文革”中的过来人,通过网络来记述与描写自己曾经亲自经历过的你的那个“文革”。告诉人们“文革”期由于有人偷偷教唱苏联歌曲就成了反革命教唆犯而入牢狱;有人想唱外国爱情歌曲只能躲藏防空洞里偷偷学,以免成了中了资产阶级流毒的坏份子等;告诉后代那时也有人为了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纯洁性,而把自己的同学打死,最后又悲壮的高呼“毛主席万岁”,倒在另一派的同学的枪口下等;告诉下一辈的人们,那时想求进步或靠组织培养的人谈恋爱还要问阶级出身,有些结婚还要经组织认可及批准方可进行,结婚的对像是要与个人的前途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联系起来的,等等。让下一代人听听,他们今天会视为神话与天书的那些过来人的故事,但不仅仅只是为了博得他们一种怪异的笑声。)我们也才能更多地更深入地了解“文革”,剖析“文革”,懂得“文革”,反思“文革”。才能更好的把昨天历史的巨大创伤转化成今天历史的巨大进步。否则,真是脱化成了一种“文革有罪”却“文革无训”的历史虚无了。这个民族也许永远只有记忆而没有教训了。(如记忆都没有了就更不要奢谈教训了)这也就验证了林立果《五七一工程纪要》的那段话:毛“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毛生前自己“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毛死后别人帮他“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如嫁祸于林与江诸人身上)活着有人给他做替罪羊,死后有人帮他找替罪羊。从这个意义一来说,毛主席他老人家真的是太伟大太伟大了,因为大家“其实都是他的替罪羊”。(五七一工程纪要)另一个能比较并也可以引伸的教训是:“文革”中砸烂“公检法”,固然是一种有法不要或无法可依的“群众运动”的非法治行为;(开始公检法是替罪羊,斥之是镇压革命群众的刽子手等等;后来砸烂者是替罪羊,指其打砸抢行为是反革命是坏分子所为等等。)但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强调依法治国的今天,各司其职的“公检法”却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却又是另一种“组织霸道”的人治行为。站在这个“组织霸道”的非法治立场,去否定去指责那个“群众运动”的非法治行为,要么是五十步笑一百步,要么是一百步笑五十步,其实是我们都没穿好法治的裤子—臣民们的“皇帝的新装”罢了。
    “文革”发起四十年了,“文革”也结束三十年了。站在一个共和国的立场,从现代社会公民文明的意义来说:法,里外不是法;人,便里外不是人。这就是“文革”结束后乃至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应该深深怀有的一贯坚持的反思态度与深刻教训。“文革”十年产生的一个最大的最严重的社会恶果就是,国家宪法精神与法律道德尊严的彻底坍塌与完全无待,而人治却获得一种淋漓尽致无以复加的膨胀与释放。如果今天的法治和民主的阳光仍不能高高地普照与沐浴祖国每一处地方,伟大的宪法精神和公民意识,(套用一下“文革林彪的那类语言)还不能溶化在我们的血液中,落实在我们的行动上,“文革”及“文革”的那类幽灵便依然还大有徘徊的地方。
    记得胡耀邦先生在“文革”结束后不久曾说过,要消除“文革”特别是在精神道德方面的损失,还要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努力才能弥补过来。(大意)当时的感觉是还很不以为然,几代人的艰苦努力?还不至如此吧?胡耀邦先生也太过于言重了吧!现在回过头来看看,到是一点也不觉得过分了,还真被他老人家言中了。
    只要这个国家始终没有把宪法的权威真正的确立,始终没有让公民本位与公民意识的普及,始终没有使道德文明被宪法精神与公民人格所映照所托起。她的社会就始终难以形成一种公正强大自由和谐的政治局面。这就像一个社会不去强调国家与人民去遵守宪法,敬仰法律,却大力的号召全民去大讲道德,弘扬道德并完全地唯此为大。这也就类似于要一个小孩白天上课可以开小差,打瞌睡,骚扰同学;晚上却要这个孩子点灯读书,加班复习,就是蚊子疯咬,也要精神抖搂的把作业做完。完全是一种本末倒置、颠倒主次、有碍心身的意识错位。完全是一种“围棋盘里下象棋—不对路数”的行为悖异。
    国法已殇,道德难生。无论你这个民族是以革命的名义,改革的名义,传统的名义,人民的名义。她那浩劫过后的后遗症—道德迷乱精神危机就会长时期的恶性存在。当下的道德沉沦,精神缺失,信仰危机,既是与转型期的阵痛分不开的;也是与“文革”期滋长的人治之虫死而不僵的乱像分不开的;更是始终与宪法精神,法治文明,法律道德的严重缺陷分不开的。这里面就有一种一脉相承又互为因果的关系—那就是轻视法与法的精神!法治及法律等制度源于道德,又是道德文明守护的最后底线。试想,法律作为一种钢性的强制性的社会准则和硬约束,人们都做不到的话,那么,作为一种软性的规劝性的道德标杆和软指标,人们又能做到几许?法律都不怕的人,还会敬畏道德吗?
    大学者胡适说过,“人性是不容易改变的,公德也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故救济之道不在乎妄想人心大变,道德日高,乃在乎制定种种防弊的制度……制度的训练可以养成无私无弊的新习惯。”大思想大革命家陈独秀,晚年在反思苏共的斯大林的暴政专制时,也认为主要不在于斯大林本人的道德,而更主要的是在于真正民主法治制度的成功与否的建立和完善,等等。
    宪法制度的道德,才是更好的滋养个人道德并有普遍意义的摇篮。作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的人来说,大多数都是凡夫俗子。圣德、圣言、圣立,对人们而言只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更何况有些道德标高只有极其少数几个圣人再能做得到的。但这个沉默的绝大多数人,只要能真正做到尊宪守法,并在接受国家法律强大的约束力管理时,又能得到这个国家法律强大的公正力庇护时,(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基本保障)这就无论是站在国家方面,还是站在个人方面;无论站在社会方面,还是站在个体方面;这对任何一方来说,都是一种最大的道德了,一种最大的公德与私德了。
    还有什么能比国家制度道德和宪法道德,导致社会道德和公民道德而更科学更先进也更道德的事情呢?还有什么能比遵守宪法与法律确定了的游戏规则去作为而更科学更先进也更道德的事情呢?否则,无论什么“文革”中的“斗私批修”,“思想改造”等等,还是改革开放中的“精神文明建设,”“依德治国”等等,尽管某些方面是出于管理决策层的主观好意,也难免只是成了一种“拿了秤杆忘秤砣—不知轻重”的想法,更何况某些人讲道德只是对人不对己呢?两千多年以来,从传统的国教儒家的忠孝仁礼;到民间的《弟子规》、《三字经》;到蒋老人家的“新生活运动”;到毛老人家的“世界观改造”、“精神原子弹”的培育;到百姓学雷锋、干部学焦玉禄;到“文革”前的各种“德育”灌输;到“文革”中的“狠斗私字一闪念”;到改革开放的“五讲四美”、“反对清神污染”、“精神文明建设”;到学孔繁森榜样、学牛子儒模范;一直到今天的“以德治国”、“八荣八辱”的国育等等。几千年的绵绵不断,谆谆善教,承前转后,举国上下,大张旗鼓,铺天盖地,不遗余力,精疲力竭等等的道德教育,真可谓是“舀尽三江之碧水,也难洗净我精神之垢污。”
    而法治教育就是从辛亥革命算起也不过百年时间左右,但她却一直步履艰难,收效甚微。加之现代的法治文明也是一件舶来品,又一直存在着一种水土不服的问题,而我们民众的传统心理又对打官司之类视为一种丑事,“有理无钱莫进来”的陋习更是使人想回避她,更主要的是人治的天性与革命的天性都排斥她,因而在法治教育(包括公民常识教育)这种现代文化文明的普及方面,我们中华民族真是做得太不重视,太不尽力,人微言轻,沧海一粟了。而我们如此的重德轻法,倚德卖德,对德治教育是如此的偏重,对法治教育是如此的漠视,(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也开展过几次普法教育,特别是近年各种电台报刊网络媒体也多了这方面的频道与栏目,这当然也是种不小的进步。但是与德育这方面的对比而言,法育这方面还是做得太不够了,太相形见绌了,“拿着车票进戏馆—太对不上号了”,特别是在公民常识教育方面。))至使我们今天还不能做到先法后德,偏法重德,法德并举,相得益彰。还不能意识到“举头三尺有神明,脚踏五步崇法律。”将是一种正常社会的法治常态,这不但是与我们每个人要达到一个现代社会的公民地位是极不相称的,而且这也是与我们(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与国际接轨)迈向世界的现代政治经济大国地位是极不相称的。但只要法治法制法律不能有效的到位,以为全凭道德教育就可以改变人,就可以净化人,不亚于是一种“骑马时间少,擦镫时间多—本末颠倒”的意识,严重的就更是类似于一种沐猴而冠,缘木求鱼,饮鸩止渴的方式而已,而在多数的情况下,最终也不过是一种“海市蜃楼”般的幻影与臆想罢了。从“文革”一开,群众集体无意识悖法,对以阶级斗争为纲高于一切的响应认同;到“改革”以来,人们认为除了妈妈不是假的,什么东西都可能是假的民意担忧。不就都是一种很确实的有普遍意义的例证吗?不就说明了没有法的介入与限制及法的教育精神溶入与烘托,道德在现实面前最终也是如此脆弱的那样这样的不堪一击吗?“民不畏法,又何以以德畏之!”腐败泛民之佐证也!
    从“文革”到“改革”中的许多问题的滥觞,都是与宪法精神萎缩弱化和法律文明苍白无力所导致的必然后果。从过去的冤、假、错案,残酷斗争,相互报复,唯成份论等等;到今天的假、冒、伪、劣,部门寻租,官官相护,身份歧视等等;从过去的烟酒开路,人身依附,领导批条,假以革命,以派划线,拉关系走后门成风;到今天的买官卖官,权钱交易,有钱乱为,无钱不为,乱收费用,潜规则的无所不至;从过去的公费大崇拜,(遍地的毛大爹的塑像,上亿万的毛的像章及红宝书等)公费大串连,(国家无偿的提供交通工具等)公费大武斗,(动用人民军队的枪子弹药,军用器械等。)公费大批判,(各单位提供的文印纸张,礼堂场所等。)等等的内乱;到今天的公款吃喝,公款用车,公款玩乐,(含旅游)公资滥用(如国有单位的小钱柜,帐外账,偷利税等等)等等的乱内。无一不是体现了一种非正常的不合法的滥用了人民的利税(特别是农民的血汗钱)和动用了民族的奶酪。尽管表现的方式有所不同,但它们之间都有一种内在同一的衣钵相传的共同悖法之处。(对照一下“五四宪法”以来的所有宪法就行了)这也是任何一个进入现代国家的公民社会无法想象的事情。
    一个真正执政党的真正意义在于:她在真正成功地破坏了一个旧世界以后,她就必须逐渐地全面地成为一个善于现代化建设的民主法治的政党;而不是成为一个最终只会善于破坏与制肘,而不会善于现代化建设与管理的革命的政党或人治的政党。这方面有两个层面值得我们深刻反思。一个层面是:无论是要平民百姓及党员群众当“驯服工具”,“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的阿斗也好;还是要号召民众造反,小将革命,让群众运动成为“文革”动乱的大批判推手反潮流英雄,最后又沦为“文革”的牺牲品也好。这都是由于在国法已殇的状况下,没有宪法主体与公民本位的根本原因所致。另一个层面是:这个共和国的一代、两代及三代的领导层及她的干部层(特别是她的干部层),绝大多数的都来自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古老最庞大的农民阶级及农村这个小农社会,完全可以说,我们不出三代人,都是那个农民的后裔而不是市民的后裔。按理说,无论过去的领导层还是现在的领导层,都应该是对农民及农村最有感情的。(如果不知道依宪治国这种最佳选择,却多少应该知道根据“五四”宪法,农民们的迁徙自由就是一种宪法自由。)但问题是对农民有感情,却不善于用宪法的架构与公民的权利去领导他们,庇护他们,而是用小农意识的人治结构与官体本位的权力意识去统治他们,折腾他们,其结果就是农民永远就是农民了。新中国发展工业几十年了,农民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好几亿人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四亿多变成了九亿多,也算是一个世纪一个世界的奇迹了)这也就成了所有在进入现代化进程的国家的一个特别的异数了。(改革开放后有了较大的改变,农民们变成各类业者、企业家、商人、农民工等等,毕竟是一种社会进步,尽管那种宪法的自由,对他们还没有完全的实现。)那些对农民又没有什么感情,而又爱用小农意识去统治他们束缚他们的领导者们就更不应说了。他们只为了自己笼子式的管理方便,又不善于用法治去引导农民,保护农民。(还有一个原因是,小农意识的领导者们由于自身的缺陷,既不善于也没这个能力用法治意识与法制方法,来驾驭来管理来领导这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与进程。)用小农的意识治理小农的经济,就老是陷入一种要么一管就死,要么一放就乱的恶性循环中;要么就是种种的大轰隆的折腾;(如大跃进的滥伐树木与共产农家的一切铁器的去大练钢,毁了多少祖先几百年留下的青山绿地不说,还为后来种下了多少祸根等。)要么就是种种的人为扩大的限制;(六、七年代农民们进城摆个小菜摊,都要当成资本主义尾巴来割等。)两者都不按规律办事,但又还要让他们治理下的农民们,成为国家原始积累的最大承担者,而最后却又不去反哺这个最大的阶层。农民真苦,农民真难,农民真危险,就不但成了计划经济时代中,也同样成了市场经济中,呈现的一道悲伤线了。究其根本原因,就是国家始终没有把这个世界最古老最庞大的农民群体,看成是一个社会的公民群体,即用法律管理他们,又用法律保护他们。
    他们成不了公民,难道我们就能成公民吗?站在法治的立场与人道的原则上,他成不了宪法下的自由公民,你也就同样成不了宪法下的自由公民,因为我们同样拥有一个共同的宪法太阳。如果那个太阳只能照耀自己而不能照耀别人,那是一个太阳吗?如果只能你能感受到太阳的温暖而别人却感受不到,你真能心安理得的感到一种幸福自豪吗?城里人拥有了那个户口含金量,虽然比农民的户口含金量高得多,但却仍还是一个根本没坐稳了的公民,(当国家要你“下放”与“下乡”时,你那敢据理力争而不去。)顶多是多了一份生存权罢了。作为一个公民共同体来说,他一旦在天地之中受到伤害,你就能在天涯之边获得安逸吗?人治的基础与逆法的根源就这样异常强大与超稳定起来,“人治”驱“法治”,“劣币”驱“良币”也就成了社会长时期间的一种常态与定势了。(就像计划经济时期,由于“剪刀差”等等对农政策,农民的钱与农村的物,就实际抵不上城里人的钱与物等;就像市场经济时期,法律不到位的情况下,非法的假冒伪劣的产品盛行,就可能使合法的货真物美的产品滞销等等。)当然最后受损的主要是广大消费者自己了,你此时还能说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了吗?公民之殇,是所有人之殇啊!
    因此,有的网民在深刻指出,过去的“文革”十年就不要说了,那是一个真正法治的国家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但在改革开放的现在,我们社会中所面临的问题,(尽管确有不少是前进中所面临的问题,)不是“三农”问题,不是医疗问题,不是教育问题等等,而更主要的是法治的问题,应该是切中了一定的时弊的。在一个法治常态的宪法下自由的国度,上至最高处的国家领导,下到最低层的挖矿民工;大至最有钱的富翁,小至最无钱的穷者。我们不可能在权力(某种职责)与金钱(某种价值)人人平等,但我们的公民人格与公民权利是一致的,在法律面前人人是平等的。没有了哪个国家法治的常态,没有了那个公民的人格与公民的权利,不怕你官做的再大,无论你是在台还是下台,你都很容易成为一种权役者或权役者的牺牲品。也不怕你再如何富有,无论你的钱来得容易还是不容易,你都很容易成为对权势的一种依附或成了只能欺负贫困者的孬富人。而有了那个国家法治社会的常态与公民人格权利的保障,无论你权高位重还是区区百姓,无论你财富盖顶还是捉襟见肘,不管你生活在祖国天涯海角的那一个角落,你都是一个自为自在的公民英雄。只所以说是个公民英雄,就是你作为一个公民最基本权利的神圣性;就是这个整体国家与所有公民的神圣性;就是大家都把对方的公民最基本权利的神圣性,视为自己的最基本权利的公民神圣性;是无论任何组织与任何个人何时何地都不能容有任何冒犯的事情。但是,只要那个没有宪法主体与公民本位的中国官本位人治怪圈不除,任何人一旦有意无意的卷了进去,可以说没有一人可以净身而出而不受到一种伤害,就是局外人仅仅只吸了那种二手烟也难免痛苦。
    当今,那种“文革”式的以权代法以言代法的人治幽灵,再也没有过去那么登峰造极造极了。但它还仍在用另一种方式(如过去以“文革”的方式一样,后来又以“改革”的方式一样)在时隐时显的掩耳盗铃般的左右着人们的意识,在台前台后的扬幡招魂般的支配着人们的命运。曾经在官场上风行一时的说法,“为政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就被一些所谓大小精英们奉为行动圭臬。给人的感觉真好像又要回到了那个腐朽没落的清朝时代了。
    中国搞社会主义就是搞得再没出息,要去也要去到那个比封建主义进步得多的资本主义呀,再怎么也无论如何不要回到那个最后代表着封建皇权专制主义的最腐烂最败坏的清朝皇室时代吧。难道中国社会主义搞了这么多年(那怕就是没搞清楚),连孙中山们推翻清朝的辛亥革命也不认了,还要恢复到那个我们后脑勺吊晃着一根猪尾巴式辫子的羞辱国族的时代吗?那就真是对不起孙中山的革命,也更对不起武装过我们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了。不说那些辛亥革命先烈的鲜血白流了,就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诠释,不是早就鲜明地指出,资本主义社会要比封建主义社会进步得多,高级的多吗?又何见于那个封建皇权专制主义最后的最腐朽没落的清室皇朝呢?
    “时至今日,作为政治文革的一页,已经翻过去,再不复生;但作为一种精神文化—文革却无形地潜入我们的血液里。”(冯骥才)今天清朝廷皇室戏的强大盛行,是否能说明这一点,又以另一种形式的精神文化无形地潜入我们的血液里了呢?这么写不是跑题好远了吗?皇帝老爷的古装戏,又如何会与“文革”的精神文化张冠李戴地搅在一起了呢,何况“文革”的造反精神是“要与传统的观念作最彻底的决裂”的呀,你不是别有用心拿“文革”的那种方式扣帽子,就一定是患了一种不可救药的历史色盲症。别有用心“文革”式的扣帽子到没有,历史的色盲症可能到是患的不轻,不然又怎么会从那个清朝时代的“义和团扶清灭洋”运动,看到“文革”运动中的“火烧英国大使馆”事件之间,是有着何其相似的方面呢?也许我对冯老师认为“文革”已进行了二千多年理解错了吧。清朝的皇室戏的文化精神是的确与“文革”的文化精神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前者多少是一种传统的文化艺术表演而已,后者可是一种现实残酷无情的血色浪漫革命。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冯老师认为,“作为政治文革的一页,已经翻过去,再不复生;”是真的言轻了啊。人治极权的百足之虫会那么轻易的变僵的吗?不然那个二千多年的封建皇权专制主义也太不深厚了啊,也太不超稳定了。那个“文革”之巨痛,也就太容易化解太容易痊愈了。就对那个“政治文革的一页”来说,假如毛泽东是对的,那江青等人便没有错;假如毛泽东错了,但要给江青等人定罪,那毛泽东就更要罪上加罪。如果亲自领导与发动点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火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总司令都没有罪,而仅仅是紧跟毛泽东总司令摇旗呐喊的马前卒与旗手的江青等人却都成了十恶不赦的罪犯,这叫国人如何面对历史,如何面对社会,如何面对法律,如何面对道德,如何面对他人,如何面对自己,如何面对一种逻辑上的自圆其说。这就好比是有人在放火烧屋,我们不怪那个放火的人,却怪那个点燃了的火把,简直就是本次倒置,是非不分,“拿着鞋子当帽子—上下不分”,睁着眼睛说瞎话了。所以从这个角度说,冯老师关于“政治文革的一页,已经翻过去。”的说法还为时过早。只能说大面积大规模悖法的政治文革已经基本结束。但不少局部悖法的政治历史还仍没有远远彻底结束。所以就有了前面的“无法有天”的说法;就有了毛生前死后都“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的说法;就有了还没完全翻过去的“政治文革的一页”,在新时期就会呈现出另一种人治的翻版文本的说法;当然这不仅仅只是一种说法。
    今天,“文革”人治式的一言堂大家长制,的确是一去难以复返了。但是,另一种人治式的一言堂的小家长制,却仍在不少单位、企业、组织的顽强的存活下来。如有被伏法的官员说,“到了我这一级的干部就没人可以监督了。”“要是真正有了监督,我也不至于落到今天坐牢的这种下场。”等等之类的说法就很有代表性,也表明了法治的缺位及滞后性,人治之虫的死而不僵及顽固性。事实上不少官员的倒下也恰恰了证明了这一点。不然,那么多的纪委、检察院、监察部,审计部门等等国家的监督部门,会让那么一个小小的小家长(市长),豪言出那种“到了我这一级的干部就没人可以监督了”的壮语来呢?(万恶的腐朽的传统的封建专制皇朝,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爷也不敢说出这种话呀。)真正履行职守的纪、检、监、审等等各部门及他们层层设置强大的监督存在与职责把关,早就会让这类小家长们战战兢兢知道,作为一个人民的公仆,就是关在这个国家监督的笼子里的公仆,千万别说没人可以监督你了,就是连对你的私生活的监督,也就都会使你强烈地感到,比较那个没有任何政治职务的老百姓的自由而言,你这个公仆的某些自由就会要少得多。如果我们真正从法治上做到了这一点的话,也许那时人们才完全可以说,“政治文革的一页”将彻底的翻了过去而再不复生。
    如果说“文革”是典型的奉旨革命,奉旨造反。那么今天的奉旨解难,奉旨治病,却时有所闻。如一些信访事件,如一些冤假错案,常识的不能再常识了,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如刑亚盖所谓杀人蒙冤遭陷害案;如李文娟税务举报遭报复打击案等等。)就是得不到有效的处理,非要国家最高领导的批复甚至是多位国家领导的批复,才能得到曝光与解决。真不知那多么的县团级、市厅级、省部级政府及各级相关的司法部门做什么去了,难道没有国家领导人的亲自批示,就没有法律可依,法律可循了吗?难道这些个案问题,非要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的亲自介入才能引起重视吗?难道国家的问责制与渎职罪就如同虚设成了一纸空文了吗?难道法治在我们这个二十一世纪的民族眼里,就还是那么的低下卑贱,而人治还在我们的心里,就还是显得那么高贵权威?难道这个几千年的古老的人治老爷,还会越活越年轻越有活力;而新生的法治少年还会出现一种越活越衰老越呆痴,并且屡见不鲜地被得到一而再再而三的验证吗?由此可见,人治型的官僚主义的顽症,是如何的泛滥盛行,目空一切;如何的我行我素,肆无忌惮。这种奉“旨”治国的人治现象,难道不也是在“依法治国”都写进了神圣的宪法里的今天,一种民族的悲哀吗?一种法治的悲哀吗?
    坎尔罗说,“法律仍是改革的主要力量,是解决冲突的主要渠道。”我们民族如果还不能从古老的人治大国走向新生的法治大国,各级政府还不能基本做到依法行政,依法治理所辖的社会区域,并最终建立一个宪政民主与法治自由的和谐国家,我们就最终不但从思想精神上否定不了“文革”,而且最终从历史道义上也否定不了“文革”,(这里主要是说的那个“下层的文革”)同时还很难巩固与发展改革开放几十年以来所形成的正面成果。
    “法律只有被信仰,才能被切实地遵守。”(哈罗德)我们中华民族只有用一种宗教般的法治信仰之光,从更广阔更深远的历史图景审视“文革”与“改革”,也许我们才能得出一种更有科学性更有人文性的共识。在人民共和国里,没有法治、法制及法律的任何革命与改革,不管人们的主观愿望如何,是必然要遭遇某一种“革命”陷阱与“改革“陷阱的,人们一旦走不出或绕不过这种陷阱,并且陷入其中而难已自拔,就会被这种难已自拔的困境,大大的干扰了改革开放的正常步履;就会形成一种新的或者说是事倍功半,或者说是得不偿失的局面;(作个小小的悖法方面的比喻,如企业的环境污染,国家就收了那么一些税收,但造成的河流污染,土地污染,更可怕的是对人及动植物的生命与身体的摧残等,其损失是根本无法用经济价值可估量的,其经济价值的所得,永远赶不上环保效益的所失等等。)就会不断地产生一种负面的放大的逆化,来抵消与侵蚀改革开放中积累的正面成果。只是到这个时候人们才发现,这个社会的成本付出的也真是太大了啊!只是特别感到奇怪的是:这个在过去很贫穷而现在也不很宽裕的民族,却老是能有那么一种超大规模超负荷交学费的能力,有那么一种世界最强盛的富国也没如此的人民买单的气魄,并好像还能心安理得地默默地广泛深远地承受起这一切?!这真是一种不可名状的不可思议的了不起呀。
    直到被网友启发指点,追溯剖析以往的历史,特别是女真族统治与“殖民”中国大汉民族的历史,才好像有一些释怀。一个社会历史文化没有我们先进;(女真族不像我们汉族有几千年的成熟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没我们先进;(女真族是半奴隶半封建社会,我们汉族是完全的封建主义社会。)社会生产力没有我们先进;(他们是游牧文明生产,而我们汉族是农耕文明生产,这点最重要。)而整个大汉民族的版图,人口,军队人数与军事战斗力(那时明军已有了大火炮)更是女真族无法项背。大汉民族一起吐口痰水,都可能要淹死他们,又怎么可以被他们打败,被他们彻底征服呢?结论只有一个,我们大汉民族腐烂到了明末时,是彻底的烂成了污秽之朽木了。所以,连军队加在一起,都不过只有二三十万人口的名副其实的少数民族,完全征服统治上亿人的大汉民族两百多年,也就不足为怪了。不过我们还能用国教文化同化了他们之后活了下来,人民的承受能力有如此的旺盛力,有如此的遗传性,有如此的同化性,也真是太有不非同一般的生命力及被虐性了呀!她往后还有什么样的苦难又不能承受呢?交点整体民族学费与整体人民埋单还不是区区的小事一桩吗?
    但问题还不在这,一个落后的民族征服一个先进的民族,按常规是不可能给这个原本就比她更先进的民族,带来更多更好更先进的东西。(如以前的教科书所言,法国的拿破仑征服他国虽然也带去了一种民族伤害,但至少还给被征服国家带去了一种更先进的资产阶级文明与资本主义文明。)女真族似乎也给这个大汉民族注了一剂强心针,带来了一种什么盛世,但那乃不过是一种历史性的回光返照罢了;她给这个大汉民族带来更多的是一种摧残;她统治了这个同化了她们的那个先进的大汉民族;却又始终视那个先进的大汉民族为家奴;而自己却又最终担负不起这个统治者的责任:一个万里迢迢跑来的八国联军的几千人及岛国日本的军队,就分别把这个拥有几亿人统治权的皇朝,打得落花流水,俯首称臣,割地赔偿,受尽耻辱,不也就被证明了满清皇朝是一个更使中华民族更加彻底的朽烂腐败了的朝代吗?(在此申明一下,笔者并不是认为一个少数民族的代表人物,就不能作为一个多数主体民族新的统治者。只是作为一个统治者,不管是什么样的统治者,你就必须最终去承担你自己作为一个统治者的最高责任,你放不下又担负不起这个国家与民族的最后重任,你必然就会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可你却还恬不知耻还要把自己的腐败与衰弱,完全理解为别人的欺凌;还要如此的对待这个主体民族,去“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用民众的生命与热血跟着你“城门失火,殃及池渔”;还要人们对你高唱圣歌,感恩戴德,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统治德性呀。)
    正本清源地看,明朝的封建专制主义使大汉民族彻头彻尾的烂了,而清朝的封建皇权专制主义,却使她治下的这个主体民族更加彻头彻尾地烂了。直到先知先觉们的出现,并意识到满清腐朽的极权制度及传统的专制文化,根本不可能自救图存,变革图新,更不要说强大崛起。孙中山们三民主义革命和陈独秀等人的“五四”运动及他的学生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应该就当时来说,是给国人拿来了一剂最先的走向世界与国际接轨的健体强心的先进大药方。但是由于这个民族政治文化内部的自身消化功能系统出了大问题而难以求全。(政治文化肠胃消化系统大溃疡等)为了中国的现代化的崛起,她一方面急切地需要汲取西方文明的太阳之光,沐浴、滋养、化合、强壮自己;(美利坚合众国林肯的民有民享民治思想与欧洲的社会主义[含马克思主义]等等,都是西方文化文明,也是唯有西方文化文明才能产生的一个新文明大价值体系的一个部分,一个分支等等。)她另一方面又由于自身的准备仓促(救亡超越启蒙)与消化功能的排斥性,加之那个极权专制主义对中国现代化革命的暗肘与僵化;一方面我们中华民族近百年的确也取得了不少伟大的成绩;(如中华民国的成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如对外的抗日战争最后的胜利与今天中华民族内部的两岸经济合力不断的发展等等。)但很多方面又往往失误不少,往往是事倍功半,而不是事半功倍;往往是得小于失,或者是得不偿失;而一般很难做到的是得大于失,或者是有得无失。民族付出的国家成本与社会代价太大了,由于太成不了正比,也就大大的是那么的不近人意。内忧外患的社会动乱期不说,而在曙光初现的社会平稳期,却不能成功的建立一种长久大安的法治民主社会,(无论建立的是法治民主资本主义社会还是法治民主社会主义,不说是一种终结性的成功,至少也是一种历史阶段性的伟大胜利。)其结果是我们往往强调的是集体主义,却往往最后演化成的不是公民集体(共同体)的强盛,而是集权乃至极权的个人独裁主义的盛行;我们往往强调的是反对个人主义,却往往并没有做到把自私个人主义反掉,反而把那个国家宪法法治之下的那个公民个人主义(法治自由主义)完全反对掉了。国法之殇,就不但成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之哀,也成了一种极大的公民之哀了。
    改革开放期间,胡耀邦先生提出的“共产党也要在宪法的范围内活动”,赵紫阳先生企望的是“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这些平实无华的话语,难道不是劫后余生的对“文革”浩劫的一种大悟大彻吗?难道还不能给改革开放的人们一种真知灼见的启迪吗?只是深为痛苦的是,这两位中共总书记的命运,也同样再次逃脱不了那个人治怪圈魔力的戕害,特别是赵紫阳先生的遭遇。
    “文革”后复出的改革开放的开拓者邓小平曾清醒地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一个较多。一个较少。“这个历史特征决定了我国反封建民主革命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杜光:必须继续肃清封建专制主义—纪念邓小平“八一八”讲话25周年)也决定了彻底否定“政治文革的一页”及其精神文化的艰难性,同时还决定了改革开放的复杂性与变异性。
    在中国,传统的封建皇权专制主义以小农经济为基础,以它独有的文化基因与韧性,在新的时代不断变换着其手法与脸谱,借民主之光,上专制之市;假以革命,实为伤民;以特洛伊木马病毒,对民主法治之脑,攻城掠地,借刀杀人,“一经潜入,后患后穷”;使公仆嬗变成官僚乃至官奴;官僚机构过度臃肿,广大民众不堪重负;人民的利益被其“死机”与侵吞,人民还要提着钱袋帮着其数钱,帮着其买单等等。
    我们比较一下他人,人家英吉利诸国的资本主义革命是成功的,她保留了王室,却一点也没保留那个封建皇权专制主义。我们的辛亥革命及中国式的现实社会主义革命却是一种跛脚的前行,(有其痛苦受挫的一面,也有其顽强向前的一面;有其只要赛先生一面,也有其不要德先生的一面,所以说是“跛脚的前行”。)我们一方面尽管推翻了少数民族统治的封建清室皇权专制,另一方面却又相当多的隐性地保留了封建皇权专制主义,给人的感觉只不过是一种常带着革命的面具,一种极善于红色的“变脸”罢了。她成不了一个法治的新人,却仍还是一个人治的旧人,一个顶着红色幡旗的人治下的伪公民。我们的国家主流意识常常爱说,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选举是一种虚伪的作法,是由少数人专政掌握着国家机器操纵选民的结果。这里先不说别国的人民伟大不伟大,有没有政治的觉悟和公民意识,是不是那么容易被人操纵。只说人家那个代表少数人利益的政客都不怕多数人的选举,而我们这个一贯体现多数人利益的代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先锋队,却仍怕上了那个被其代表着的多数人的民众的选举?岂不怪哉!还能凭什么硬说人家的选举是一种虚伪呢?就算人家的确是一种虚伪,那我们拿过来让她不虚伪成不成;我们拿过来去伪存真去粗存精行不行;我们拿过来除弊兴利为我所用地去为选民服务—为人民服务可以不可以呢?
    英吉利是世界上最没有成文宪法的一个民族,但却又是一个最具有宪法精神的民族。而我们是个在世界上短期内变动与改动宪法最多的国家,却又是一个最不具有宪法精神的国家。中国革命面临的一个悲剧是,中国的封建皇权专制主义,由于是个历史过于悠久,过于庞大,过于深入,过于隐藏的千年老妖,(就像个个都有帝王思想,人人难成公民意识一样。你注意人们在看清皇朝庭的皇帝电视剧戏时,看到那种体现皇恩浩荡的故事情节时,有人的面部呈现出的就像自己被春风沐浴一般的那种开怀惬意的表情,就可以一叶知秋地看到一种民族的传统心理的沉垫状态了。)这就往往使我们少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是去联合另一个在我们这个国度上也是少年的资本主义,(她却是要比那个传统老妖进步的多呀)去共同反对那个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传统老妖;而往往是联合这个落后腐朽顽固不化的千年老妖,要么去反对那个新生的资本主义;要么去反对那个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包括民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更进步这里暂且不说,但至少都比那个封建皇权专制主义进步千万倍。)所以,人治精深,法治粗浅。要么产生的是一种人治(权贵)的社会主义;要么产生的是一种人治(权贵)资本主义,就是产生不了法治(公民)社会主义和法治(公民)资本主义,也就可见那个千年老妖是何等样的太有魔力及那个少年中国是何等样的先天不足了。还有一种原因是少年资本主义与少年社会主义都是新生的舶来品,而古老的封建皇权再专制可恶,却是本家的千年老古董;传统的官场文化再腐烂龌龊,也是自家的敝帚千金,都对后人们太具有一种绝对的亲和力了吧。因此,继续肃清传统的封建专制主义流毒,不但是社会主义整个初级阶段的首要的重大的任务,而且也仍是“当前的一项刻不容缓的紧急任务。”(杜光:同上)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现代国家为人民服务的最好的圣器就是宪法,现代社会真正地要做好为公民服务就是法律之器的完善完美。唯此,道德上的为人民服务的强烈诉求,才能真正的做到有的放矢,真正的落实到每个公民的社会日常生活细节中的实处。否则,顶多也只是一种形而上的道德表演而已。比喻,一个贫困家庭的子女不能享受到国家《义务教育法》所赋予受教育的权利,未满十六岁就辍学外出打工糊口,但一到春节这个地方的领导又拿着红包去亲自慰问这个家庭,你说这种隔靴搔痒的道德诉求又有多大的意义;你说这种不用法律亲民去落实人家公民的基本权利—义务教育法赋予的权利(免交学费等),而却用这种恩赐行为来感动群众,来表示在关心群众生活,是否更像一种法律管理不作为的舍大求小的作秀;你说这种不去体现法律关爱而只会用一种传统的道德优势怜悯,是否更像是一种丢了西瓜却去捡着芝麻的得不偿失;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呢?前者的“鱼”对这个失学小孩的贫困家庭而说只是一种小利,杯水车薪。而后者的“渔”却对这个失学小孩的贫困家庭而言是应该享有国家赋予的一种公民的权利,是种大利,是种根本,那就是法定的给予与救济及庇护。
    随着国家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地推进,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由于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分享不同,和中有分,同而不和,交叉博弈,更呈多样性、复杂性、变化性、细化性等等。不靠国家的法律的规范、准则、调整、保护、裁决去处理,而是靠人治专权的办法(如三拍干部,拍脑袋,干;拍胸脯,我负责;拍屁股,开溜。)来决定,更多的社会性问题与冲突及和而不同的诉求,是难以理顺与妥协解决的,(实施人治专权的办法有时表面上看是压了下来,是稳定了下来了。)而拖延与积累下来的遗留问题,终究是会给社会留下很大隐患的。特别是对我们这个拥有十三亿人口大国来说。法治、法制及法律是担负一个国家现代化管理制度构建的头等重任的。在法治的框架里的网状管理与在人治的笼子的集中管理,尽管都含有一种强制性的约束力,但本质的意义是有完全不同的天壤之别。前者是既制约人,又要充分给予人的自由与发展空间;后者是既束缚人,还要严厉控制人的自由与潜力存在。
    过去的领导多讲“为人民服务”,现在的官员爱谈“三个代表”“以人为本”。但是每一个公民的最基本权利都实施不了的话,国家的法律都保护不了的话,(如过去农民就无法进城经商就业等等)或者法律颁布的又执行不了的话,(如现在的义务教育法,劳动法等等执行不了,等等。)这些治国的理念最终也难免成为了一种实际上的舍近求远纸上论兵而已。(如理论上对法治的抽象肯定;实际上却是对人治的具体肯定。)国法已殇,神圣的国家宪法都保护不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每一个人最基本的公民权利,或者说完全做不到,或者说做到了但是还不完全到位。(如过去对农民的政策,通过“剪刀差”;“一平、二调、三无偿划拨”;城市职工的低工资低消费等等,使国家积累了上万亿的财产,有力的支援了国家的工业建设。但一旦国家有难了,城市人员下放,知识青年下乡,遭遇不测时就把风险全部转移到了农民身上。可那时农民一旦受灾遇难,不说政府及时性救灾,就是实在饿得不行了,想外出讨米的权利都没有,还要被地方政府组织围堵抓人,以免给制度抹黑,造成很坏的社会影响等等,这些都是小农意识人治专权的笼子式的管理的必然恶果所致。如现在,城镇的非正常下岗失业的问题;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资产非正常分流,不让职工共同公平参入分享的问题;强征农民的土地的问题;农民工子女进城就读的国民待遇问题;农民税收过重的问题;(有些已经在解决中)等等。)特别是拖欠农民工人们的工资问题,更是令世人瞩目。
    旧社会是黄世仁逼债杨白劳不成,要霸占人家的女儿固然可耻,但杨白劳毕竟还欠了人家的债。而现在欠农民工债的主要源头是人民政府,反过来是债主的农民们却讨不到那些典型的血汗钱了,有些讨工资还要遭遇这些政府工程或政府政绩工程的长时间的拖欠,因而导致的各种不幸与麻烦,[如追讨工资由此引起的承包方与警察们的追抓打骂等]真是现在欠债的政府,猛于过去讨债的黄世仁了呀,真不知那些人民政府的高楼大厦是建在谁的背脊上的啊。如此匪夷所思,(也许是太孤陋寡闻了吧,小时候的教科书控诉万恶的资本家,好像还没听说过资本家是如此这样拖欠工人工资的事情呀。)可一些很有政府工程政绩的领导还老爱说什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那还不也是一种“拿着豆腐去顶台脚—不顶事”,那又有多少实际意义呢?
    综上所述,这些问题无论是过去式的还是现在式的,都是严重的与国家法治的缺失和执法的空位紧紧相关的。无法可依的去做与有法不依的去做,最终都会成为了一种舍本遂末丢车留卒的高态势成本的社会管理模式。引用国家统治层的一些主流词汇来点缀地来反复地强调说,如果国家不能通过法律去落实“为人民服务”的主要路径;不能通过法律去构筑“三个代表”的强大平台;不能通过法律去搭建“以人为本”的沟通渠道。总之,就是说不能善于用国家宪法及法律这个利器,保护好人民群众中的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保护好国家与社会的整体利益,我们实际上得到更多的只是一种事倍功半或得不偿失的结果。比喻说,有的人自以为是认为,有些国是与社会大事的处理,通过科学的论证与法律程序的过程,通过民主的协商方式,办事太慢,意而不决,错过时机等等,反而失去了集中力量好办事的优势,是种官僚主义的表现。殊不知几个最高领导人的按个人意志拍板,集中力量虽然办事快,由于无视民主的科学的决策,却深藏着一种更深更大的官镣主义隐患,一旦种下祸根,真是后患无穷,就是经过几代人的事后努力,也再无法弥补过来。所以,可以这样说,没有法治、法制及法律的强大拥抱与制衡护守,无论是“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三个代表”的理论;“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构建,都是很难呈现出一幅最新最美的民族图画的。因为,对于广大的人民群众来说,一种不科学的承诺,一种无“法”兑现的承诺,就是永远无法靠得住的承诺。
    用法治的图解去进一步诠释“为人民服务”,“三个代表”,“以人为本”,是否可以进一步得出这么一种认识:最大最好的最到位的为人民服务,就是法定的为公民服务的宗旨性;就是宪法赋与每个公民最基本权利的不可剥夺的神圣性;就是为了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伤害的立法服务与执法保护的国家相关部门的不可回避的庄严性。(行政与司法的不作为就是一种非严肃性,更严重的就是一种触法了。)
    总而言之,那些“假、冒、伪、劣”的生产经营行为;那些污染山河,危害人民生命健康的企业行为;那些寅吃卯粮,吃光祖先资源,以牺牲子孙后代为代价的国家行为;那些成为拖欠农民工血汗工资的政绩工程的政府行为等等。不但在很多方面悖法谬德,也就根本代表不了最先进的生产力;那些滥用国家税收及社会基金的,贪污侵吞国家财产的,乱收各种法人与自然法人费用的,让人民的血汗钱—国家税利脱化成“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款旅游玩乐”、“公权谋私”等等,不但在很多方面违法逆德,也就完全代表不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最根本利益;那些唯权是瞻唯权是大的人治极权的专制文化,那些博大精深无以复加的传统的官场套路文化,那些浸染到社会的各个方方面面的“潜规则”国人文化等等,不但在文化意识上很多方面与法律文化意识相悖,这也就更无从代表那些人类最先进的文化文明。特别是人类共有的最先进的文化之一—法治法律文化及法律道德文化。
    而唯有合法的最能体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科技含量最高的生产力,才是代表了最先进的生产力;而唯有能被国家最公正的法律制约,又被国家最强大的法律保护,每一个公民的最基本的权利都能得到最充分的展现,才是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最根本的利益;而唯有最能体现公民人格的尊严与国家权限严肃的法治法律文化及法律道德文化,才是人类最先进的文明文化之一。而只有这种宪政民主文化与法治自由文化的强大崛起与广泛深入,才能最大限度的用法的精神及法定的意义,去巩固与发展最先进的生产力,去保障与争取人民的最根本利益,去更好地沐浴和呵护我们每一个公民的生存生活质量与社会的人文关怀。因为民主与法治不但只是一种文明而且其本身就更是一种文化,一种最先进的文化。
    只有让宪政民主文化与法治自由文化和法律文化及法律道德文化,公民文化及公民道德文化,构成了一个国家与民族最绚丽多姿的先进文化图景中,最重要组成的部分及要素,我们才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拥有最先进文化文明的国家。而没有这种最先进文化文明阳光般的照耀和温暖,雨露般的滋润和沐浴,不要说我们最终难成一个拥有最先进文化文明的国家,就是连一个拥有文化文明的国家也远远谈不上,因为这方面仅仅是有了几千年的历史文化文明,还是远远不够的!(一个国家的各种民族文化,宗教文化,世俗文化,历史文化等等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的,而唯有法律文化与公民文化,则必须是我们这个社会完全同一的共同拥有的。)
    也许我们可以说体现道德的代表,只能代表自己。而体现法治的代表,才是一个最根本的既能代表自己也能代表别人的社会性代表—那就是宪法及宪法文化及法定的为人民服务。如此,“以人为本”,就能成为法律意义上的“公民为本”;“和谐社会”就必然是共和国的“法治社会”;“依法治国”的(社会)科学发展观也就才能从宪政民主与法治自由的轨道上,合上了与时俱进的时代步履。“为人民服务”,“三个代表”,“以人为本”虽呈现各个不同时期的政治理念,但它们之间也含有一种内在一致的一脉相承的道德诉求,无论这种政治理念与道德诉求是如何的美好,如何的可爱,如何的宣传,如何的称赞,但也只有通过善法的强大及法律的全面到位的布道,才能由此获得一种公民生活的日常拥有,而不只是一种国家社会的口号喧哗。但也只有通过宪政民主与法治自由,才能真正地找到了自己“政治正确”的位置与方向,才能真正在人类文化文明遗产(含本族文化文明)里与西方文化文明(含马克思主义)中“取经”之后,修成一种大圣大爱的正果。
    “文革”十年留给了我们很多难以忘怀的黑红色的记忆与教训及遗产,如革命异化,个人迷信,道德偏执,群体派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历史虚无,夜郎自大,坐井观天,经济停滞,自以为是,闭关锁国等等,真是无一不到了极致;其中人治极权的登峰造极与法治国道的荡然无存,更是到了一种“瓦釜雷鸣,黄钟毁弃。”的无所不用其极的境地。我们要记住“文革”,就要特别的要记住这一点,就要特别的记住至高无上的宪法与光明正大的宪法精神,曾经离吾国吾民的我们是如何的远去。
    没有任何人可以让我们依附。而只有依附在宪法女神的怀抱里,才能获得一种做人的尊严,一种公民的慰藉,一个是大写的人。无论是国家元首,还是流浪乞儿,只是社会的职责与生活的选择不同,但是大家的公民人格却一律平等。这就是宪法赋予与生俱来的每一个人的共同的权利与尊严。我们可以是工人、农民、士兵、学生、商者等等;也可以是企业家、公务员、政治家、学者、官员等等,尽管社会的分工与职责的不同,但我们首先却有了一个共同的身份—那就是公民。
    “国家主权,以民为本;公民不立,主权内伤。”宪法是一个国家管理人道的根本,民众政治服务的源头,一旦人们缺陷了她,所有的企求与诺言,都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水之源。所以捍卫与维护国家宪法,就是捍卫与维护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就是捍卫与维护全体人民的基本利益及国家的尊严。
    在“文革”发起四十周年的今天,在改革开放也进行了这么久的今天,尤其要达成这样的共识:“法治不立,必生怪胎。”我们必须学会拥抱宪法,这个至高无上的安身立命的神器般的法宝,从而去杜绝一切人间悲剧再一次在我们身边发生。马克思说:“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使人不成为其人。”反过来,人民共和国的宪政民主与法治自由的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珍重人爱惜人,使人成为其人。
    “佛光普照,人生慈悲;国法建制,大爱有源。”我们的内心深处,只有善于去誓死捍卫人民共和国的神圣宪法时,而不是只会去誓死地捍卫某一个人某一个集团时,我们这个民族才可以说自己,是真正走向了成熟与文明,健康与自信的时候。
    也许我们是个正面看像一个成熟的老人,背面看却又像一个幼稚的孩童。然而,却更像是一个银币的两面,一个伪成人与类人孩都兼备的民族的两面。一方面,伪成人有伪成人的自以为是:无论那伪成人有多么邪恶,仁义;龌龊,道德;虚伪,正经;狡诈,聪明;奴性,滥权等等,但她最终也还是“自己”抵消了自己,成了一种长不大的苟活;另一方面,“类人孩有类人孩的人生满足。”“但是,无论自觉,痴情,笃信,善意,童心有多么美好,个体参与合众的民族社会里,最值得称道的是个体能够免于匮乏和恐惧,是个体能够与社会有效(文明的成人理性)的交往沟通,是个体有着成人般的关怀和责任,有着成人般的自信与参与。这种现代公民形象或文明人格。”(余世存)这种“文明的成人理性。”“这种现代公民形象或文明人格。”就是自重与珍爱的每一个公民权利与公民人格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就是要用我们的血肉之躯及灵魂去拥抱那个至圣至善的宪法精神。
    那里有真正的宪法,那里就有我真正的自由;那里没有真正的宪法,那里就更需要我去追求那个真正的自由。这是神的意旨,这是吾国吾民近代无数的先驱先烈仁人志士在天之灵的最悲切的呼唤—“共和国一切权利属于人民!”
    终究,“我们不会被恐惧的驱使进入一个无理性时代。然而,人类并没有因为前车之鉴而停止毁灭的道路。”(卡夫卡.陆)我们会继续着一种悲哀吗?我们会继续着一种悲剧呢?这个古老的类人孩会用一种救赎式的目光,站在钢筋森林般的城市与广袤无垠般的乡村,伸出他的双臂向着苍穹中的大法之神高呼着:我们长大了吗……。
    谨呈拙文,祭“文革”十年!祭国法之殇!!并以此深切悼念中华民族一切非正常死亡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
    杨岸达
    二零零六年五月十六日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博讯相关报道(最近20条,更多请利用搜索功能):
  • 槟郎: 读史——纪念文革40周年
  • 华夏复国谈文革/王雍罡
  • 逍遥派说文革/高尔品
  • 武振荣:我在“文革”研究方面曾经使用过的几个概念
  • 对“从追随专制到逃避自由 —— 对文革到六四历史时期的再思索 仲维光”的文章的选评(下)/张鹤慈
  • 归根结底,“人民文革”是实践问题,不是经院讨论的问题----对“人民文革”再说几句/王希哲
  • 仲维光:从追随专制到逃避自由-对文革到六四历史时期的再思索
  • 黄河清:文革中保皇派杀人于无形——记梅凤琏之死
  • 历史真实的再现与新文革派的兴起——纪念文革四十周年/季年
  • 黄河清:我是新疆文革造反派——文革人民线索的见证
  • 三言两语说“文革”/武振荣
  • 徐友渔: 我对“文革”的总结和反思
  • “文革”是“人民”被诱奸后的耻辱——中国文化再批判/曾宁
  • “文革”是“人民”被诱奸后的耻辱—中国文化再批判/曾宁
  • 我在“文革”研究方面的点滴体会/武振荣
  • 黄河清:刘国凯教我“三年文革”、“人民文革”理论
  • 什么是“人民文革”?这就是“人民文革”!/王希哲
  • 刘晓波:从文革到六四看中国民主化的困境
  • “人民文革”简要问答/王希哲
  • 中共严控文革等大事类影音品出版
  • “红色教育”令人毛骨悚然,肃清文革余毒仍然任重道远
  • 胡平:文革中有过言论自由吗?—文革“大民主”辨析
  • 胡平:评毛泽东热—写在文革四十周年
  • 胡平:反思文革认清极权专制的本质.....
  • 西藏召开文革式批斗达赖大会
  • 民间文革博物馆隐然成形/曾慧燕
  • 江棋生: 汲取文革教训 不容践踏人权
  • 俄媒体:中国至今未吸取文革教训
  • 光明日报刊登邓小平关于“文革”的论述.
  • 中共强迫让公众淡忘文革历史
  • 《前哨》总编称 否定文革等于否定中共
  • 十年文革两百万冤魂两亿人受冲击
  • 四十年够不够反思文革?
  • 记者无国界:以新闻审查和镇压面对文革四十周年
  • 曾金燕:玛尼石堆-文革-历史的记忆出现断层?
  • 中国学者:应总结文革反思其教训
  • RFA文革四十周年综合报道(图)
  • 文革記憶的消費與替代
  • 甘肃庆阳:重演“文革”闹剧——主管处长的舅舅秘密优先拿到国有资产?/肖石
  • “文革”闹剧还在上演-甘肃庆阳大搞“人人过关”
  • 我从文革中得到什么?


    点击这里对此新闻发表看法
  •    
    联系我们


    All rights reserved
    博讯是畅所欲言的场所、所有文章均不一定代表博讯立场
    声明:博讯由编辑、义务留学生、学者维护,如有版权问题,请联系我们。另外,欢迎其他媒体 转载博讯文章,为尊重作者的辛勤劳动以及所承担风险,尊重博讯广大义务人士的奉献,请转载时注明来源和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