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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很值得赏析一番----万润南转贴芦笛的文章/邓嗣源
(博讯2006年7月25日)
    万润南更多文章请看万润南专栏
    作者:邓嗣源
     (博讯 boxun.com)

     前一时期正值“文革”发动四十周年,很多人发表文章,对“文革”进行回顾和反思,这实在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几乎可以说,重要到再怎么强调也不会过分。
    
     众多文章中,有一篇引起我极大兴趣,即万润南先生转贴的芦笛的文章,题目是“从蒯大富赞江青说到‘人民文革’”(在博讯网的《百家争鸣》栏目中万润南的名下可查到)。此文很值得赏析一番,因为文中有些提法非常特别,既发人深思,又值得商榷。此文估计有三四万字,很长,故分六次转贴,但其要点,按我的理解可以简述如下:其一,“文革”是“受控的自发人民革命”;其二,凡“人民革命”都具有反动性和危害性,“自发人民革命”更为严重,人民介入愈多,危害性愈大,造成的灾难也愈大。
    
     有些人提出,有“两个文革”,一是“毛泽东文革”,二是“人民的文革”,认为对前者要否定,但对后者应予肯定,一般称之为“两个文革说”或“人民文革说”。芦笛的文章,先是肯定“文革”是“人民革命”,后又从根本上否定一切“人民革命”,于是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文革”。作者在写这篇文章时,带有很强烈的情绪,这也反映在全文的最后一句话:“不死的痞子阶级武化大革命万岁”,用这种语气、语言作为结束语,似乎有一种难以抒发的深重的悲情。
    
     除了以上所述的两点以外,作者还穿插论说有关民主、自由、人权等问题。如他认为,“文革”当中错过了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的机会,如他认为,“狭义的民主其实是和自由、人权相冲突的”等等。
    
     以上对此文的介绍虽然是最简单不过的,但我相信,人们已经可以感觉到,它的“有些提法非常特别,既发人深思,又值得商榷”,待下文涉及到某些具体的内容,人们一定会有同感:此文很值得赏析一番。以下就几个问题对此文提出商榷。

关于“受控的自发人民革命”
    
     此文写道:“文革……构成了人类历史上或许是独一无二的革命,也就是‘受控的自发人民革命’”,后文又再三强调这一点,譬如还写道:毛泽东“靠造神运动为他制造出来的上帝声望,直接诉诸暴民,制造出那场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受控自发人民革命’来。”
    
     人们一定会产生疑问,既然是“受控”的,怎么又是“自发”的呢?既然是“自发”的,怎么又是毛泽东“制造”出来的呢?
    于是只好耐心地看下去,希望此文能解答这一疑问,可惜,看到最后还是让人一片糊涂,文章结尾时,作者用“提纲总结一下前文的意思”,其中一条写道:“人民革命无非是两种,一种是列宁发明的由革命党严格控制的军队式人民革命;一种是法国大革命和文革那种自发革命。前者只能造出空前的极权国家,后者成功可能性很小,只会使得人民的盲目仇恨和破坏欲等兽性获得空前释放。”这么一来,“文革”与“法国大革命”同样被归在“自发革命”一类,前文所说的“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这一提法,被后文的“总结”否定了!作者这样写文章,跟他某些提法一样,使人觉得“非常特别”。
    
     此文始终没有对读者讲清楚,究竟什么是“自发人民革命”,似乎人们一看到这一词语就自然会明白的。作者只是再三强调“自发人民革命”是“根本不可控的”,所以作者就举出“文革”中“不可控”的某些现象,来说明为什么称之为“自发”的。
    
     此文说道:“文革……在本质上是自发人民革命,文革也体现了不可控的特点”。为此,还把“文革”与过去的革命运动加以比较,具体描述这“不可控”的特点:“中共过去的‘民主革命’和执政后开展的一系列的群众运动都是如此进行的:毛(泽东)一声令下,全国人民就立即齐步走,再一声令下,则全国人民立即立定,当真是如臂使手,屈伸如意……文革却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毛一声令下,全国人民却迟迟不动,他不得已只好发动‘大串连’,让革命学生免费流窜全国,把圣旨传到草根百姓之中去。等到全国人民一哄而起之后,他再下令让他们停下来,却谁也不听招呼了”。这段话是想告诉人们,“文革”跟过去的革命运动完全不同,人民不再听话,毛一声令下,人民不起步,再一声令下,人民不立定,可见其“不可控”。可惜,这话牵强附会,没有什么说服力。毛一声令下,人民不起步,这恰恰说明,人民根本缺乏“自发革命”的意向;再一声令下,人民不立定,这是很正常的情况。一场把全社会都搅动起来、规模如此之大、掺杂了众多复杂矛盾的动乱,哪能说停就停的?这只能说明“控制”需要加强,所谓控制,就是对偏差、越轨而言的,而且事实是,正如作者自己也强调的,毛泽东始终把大方向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不能因为出现偏差或越轨就断定为“不可控”,出现了偏差或越轨的情况而被扭转或制止,正好说明了,“文革”是毛泽东发动、制造、指挥、操纵、控制的,任何不听指挥、不受控制的“自发行为”一概必须制裁,而服从指挥、接受控制的“自发行为”被加以鼓励并纳入“毛泽东文革”的轨道。
    
     十分奇怪的是,作者有时竟然会忘乎所以,在具体地、淋漓尽致地描述“受控自发人民革命”之时,又把“自发”的可能性给否定了。请看以下引文:如果“描述这种奇特的‘受控自发人民革命’,那么,文革类似于电磁场现象。伟大领袖是那磁体,不通过任何有形介质,就在真空中把磁场传播到神州大地的每一个角落之中,而八亿子民就如同无数指南针,根据那无形的磁力线调整自己的定向。由此可见,这场革命受控的前提乃是参加者的高度自律性,也就是无数磁针们根据‘毛主席革命磁力线’来决定自身定向的无限忠诚。”这段精彩文字正好否定了“自发人民革命”的可能性,它强烈地引导读者发出如下问题:如此“高度自律”的“八亿子民”,哪有胆量、哪有心思、哪有时间去搞另一场“不可控”的“自发人民革命”呢?在如此强大的磁场中,能出现另一个“不可控”的“磁场”吗?指南针的动作怎么可能是“自发”的“不可控”的行为呢?“自律”不正是否定了“自发”吗?
    
     其实,“受控的自发人民革命”是作者杜撰的,作者愈是想说清楚它,就愈是显出前后矛盾或自我否定。在我看来,根本就没有什么“自发的人民革命”,如果说有什么“人民革命”,那也是某些精英强者制造出来的。古今中外任何社会里,民众弱者的自发性的反抗事件从来没有停止过,正因为是自发的,所以也是零星的,称不上什么“革命”,更谈不上什么“改朝换代”。要构成一场革命,必须是有组织的、有领导的、有谋划的、有目标纲领的社会运动,这必须有一批崛起的精英强者,所谓“乱世出英雄”者,为了取得更高的权力和利益,利用民众弱者的不满和反抗,加以组织领导、谋划指挥、宣传鼓动等等,才有可能。所以,专制统治者不会害怕民众弱者的自发性的反抗,哪怕每年有几万起抗争事件,也无所畏惧;他们最怕的,是某些“可能崛起的精英强者”,把民众弱者的自发性反抗组织起来,制造出一场“革命”来!
    
     尽管作者在“自发”、“自律”、“受控”、“不可控”等说法上前后矛盾,不过,有个问题却始终存在我的脑海:作者为什么要再三强调“自发的人民革命”这一点呢?
    仔细阅读全文可知,答案就在于,作者要论证:凡是“人民革命”都具有反动性和危害性;而“人民革命”有两种,其中“自发人民革命”的反动性及危害性更大!尽管这种“自发的人民革命”从来就没有过,但作者似乎看到它还将发生在中国大地上,所以在文章的最后,他要满怀悲情地用反话发出郁闷的呼喊:“不死的痞子阶级武化大革命万岁!”
    
     下面就来看看,作者是怎么论证的。

关于“人民”及“自发革命”
    
     为了论证“自发人民革命”具有更严重的反动性及危害性,此文作者先要论述“人民”是什么。
    
     此文说道:“经过文革的人,应该都明白‘人民’到底是怎么回事”。随后,作者提到移居西方以后阅读过托克维尔等“洋权威”的著作,又接着说:“他们说的那些,我早就在文革中再痛切不过地感受过并自己总结出来了。记得我当时的感觉只有两点:一是原来暴民问题并不是中国特有的问题,而是全人类的普遍现象;二是这些学者没有亲身经历过暴民运动,其理论总结能力竟然赛过绝大多数有着丰富感性经验的亲历者,不能不让人叹服人家出类拔萃的思维能力。”
    
     “人民”到底是怎么回事?作者“在文革中再痛切不过地感受过并自己总结出来了”:原来,“人民”就是“暴民”,而且,这就是所谓“出类拔萃的思维能力”作出的论断。
    
     在文章中,作者不至一次地把“人民”和“暴民”混同起来。在描绘“人民革命”时,常有这类句子:“伟大领袖直接发动暴民”,“一场人民革命,只有以革命党作为神经系统,以指挥军队的方式去指挥暴民”,毛泽东“靠造神运动为他制造出来的上帝声望,直接诉诸暴民”等等,一而再、再而三地把“暴民”等同于“人民”。
    
     有个最明显的例子,文章中列举了“文革”中的一些暴行:“点燃捆在阴茎上或插在阴道里的鞭炮、将赤裸的躯体按在撒满图钉的地板上……”等等以后,作者马上接着写道:“这些事可是人民干出来的,并不是共干(疑是《共党干部》的缩写)或是伟大领袖干出来的。这就是真实的人民,并不是诸位拜民教徒想象的那个崇高的、善良的、全知全能、绝对正确的上帝。”
    
     作者怀着极大的悲愤如此说道:这就是“真实的人民”,就是什么暴行都干得出来的“真实的人民”,这种种暴行跟发动革命的伟大领袖没有关系,跟共产党的领导干部也没有关系,完完全全是人民“自发革命”产生的恶果!作者由此也以鄙视的语调教训那些赞颂“人民革命”、把“人民”奉为上帝的人,并冠之于“拜民教徒”的尊号。
    
     在用事实证明“真实的人民”就是“暴民”以后,作者进一步从“群体行为心理”的角度,来论证“自发人民革命”之所以产生最反动、最危害之恶果的机制,为此作者化了不少笔墨,其中有这样一段“总而言之”:“当个体自发(请读者注意这“自发”二字)形成集体时,唯一的驱动力就是情绪,理性说服毫无作用,而煽动群众效果最强烈的情绪就是仇恨,一旦群众被仇恨刺激起来,则立刻要出现互相攀比竞赛的恶性循环,最终使得大家彻底丧失神智,变成丧心病狂的野兽,什么灭绝人性的勾当都能脸不变色心不跳、毫不犹豫地干出来。”
    
     作者通过以上的论证,要人们相信:“人民”、亦即“暴民”,其个体“自发”组织起来以后,一个个的都变成了“丧心病狂的野兽,什么灭绝人性的勾当都能脸不变色心不跳、毫不犹豫地干出来。”
    
     作者要人们想象一下:“自发人民革命”就相当于自发组织起来的成千上万只野兽,那是多么残暴、多么野蛮、多么黑暗的景象啊!
    
     但是,可惜得很,作者的论证在一开头就错了,他在把“人民”等同于“暴民”时,就已经犯了一个常识性错误,连一般知识青年都不会犯的常识性错误。按一般的常识来看,人民这个语词,是某一社会或某一区域群体中所有人的总称,如中国人民,上海市人民,青浦县人民,太湖乡人民等等,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运用这一语词的。如果要具体地分析“真实的人民”,就会看到人民由各种各样的人组成,每个人拥有的财富、社会地位、知识才能等等都不相同,由此可以大致区分出某些阶层或阶级,但是每一个阶层或阶级都只是“人民的组成部分之一”;也可以从各人的职业来区分,如公务人员、自由职业者、工、农、商、学、兵等等,但是每一行业都只是“人民的组成部分之一”;也可以区分出少数一部分人,称之为“暴民”,如足球流氓、黑社会帮派、流窜的不法分子等等,这一类暴民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里都是存在的,相对于人民当中盼求安居乐业的大多数人而言,这少数暴民专门喜好闹事、捣乱、施暴,并通过这些行为获取利益。每当社会出现动荡之时,就是这类暴民施展身手之日,故而这类暴民屡屡成为所谓“革命领袖”的工具,但是,暴民只是“人民的组成部分之一”,而且是很少的部分。
    
     我相信,任何一位有常识的人,不会同意把“人民”等同于“暴民”,也不会同意把“暴民”的恶行说成是“人民”的罪行。
    
     至于作者从“群体行为心理”的角度所论证的,或许可以称得上“暴民群体行为”,不过这里必须强调,它跟一般民众弱者的自发性反抗事件是有区别的,跟在特殊背景下爆发的社会革命也是有区别的。一般民众弱者的自发性反抗事件,可能会伴随着出现“暴民群体行为”,但那是少量的、短时的、局部的,目前中国每年发生七万、八万起群众自发性反抗事件,至今尚未发现有一则报道说,群众“变成丧心病狂的野兽,什么灭绝人性的勾当都能脸不变色心不跳、毫不犹豫地干出来”。在革命爆发时期,社会处于大动荡的、失去控制的状态,“暴民群体行为”会更加严重,特别是当“革命领袖”有意识地利用他们的时候更是如此,但是,革命的目的是夺取最高权力,是要“改朝换代”,而“暴民群体行为”与这个革命目的是相背的,制造革命的领袖们不会都看不到这一点,而任凭“暴民群体行为”泛滥。再说,在革命爆发时期,“暴民群体行为”造成恶果的罪责,一方面要由暴行施加者承担,另一方面应由把他们作为工具的革命领袖们来承担。作者的论证,只是给“暴民群体行为”加上一顶子虚乌有的帽子,即“自发人民革命”的帽子,然后把造成恶果的罪责加到“人民”的头上。这样的论证不但无法令人接受,还会引起人们的疑问。
    
     比如我就有疑问,实在不明白,此文作者为什么对“人民”会有这种偏见?为什么在他文章的字里行间,会透露出对“人民”的切齿之恨?

关于中西方的“人民”的概念
    
     此文作者先从“真实的人民”这一角度,正告“拜民宗教”的教徒们:你们把之奉为上帝的“人民”就是“暴民”;随后,作者又从“人民的概念”的角度来教训“拜民教徒”们:把“人民”奉为上帝,就导致独裁、专制!
    
     此文作者写道:“这里尽可能简明扼要地说一下我对‘人民’这个中国人最拎无清的概念的认识吧。在我看来,西方的‘人民’概念和中国的‘人民’的概念有个最本质的区别,然而没几个人意识到这点。西方人心目中的‘人民’是一个个的、具体的、清晰的芸芸众生,每个人都是‘人民’,而中国人心目中的‘人民’则是一整片的、抽象的、模糊的实体,每个人都不是‘人民’。在西方,‘人民’可以落实到每个人头上,而在东方,‘人民’乃是类似‘法轮’、‘气功场’那样不可捉摸的非人类神物,无法落实到每个人头上去。一言以蔽之,西方的‘人民’乃是个形而下的(也就是世俗的)观念,而东方的‘人民’乃是个形而上的(也就是宗教)的观念。”
    
     这段话,读者先要明白,作者说的西方的“人民”概念,也就是他对“人民”概念的认识,也是他自以为“拎得清”的认识。
    
     可是,作者的论述让人更加“拎无清”。什么叫做“每个人都是‘人民’”?什么叫做“每个人都不是‘人民’”?在我看来,人民既然是某一社会或某一区域群体中所有人的总称,或者说人民指“所有的人”,那么从逻辑上讲,“每个人都是‘人民’”这一说法是无法成立的,应该说:“每个人都是人民的一员”。相反,“每个人都不是‘人民’”这说法倒是成立的,因为“每个人”当然不是“所有的人”!如此看来,若是西方人真的认为“人民”概念即“每个人都是‘人民’”的话,那么西方人的概念是“拎无清”的,而中国人的“人民”概念倒是“拎得清”的。不过实际上,不管西方人还是中国人,在这一点上不可能有“最本质的区别”,而是都认为:“人民”和“每个人”所指是不同的。
    
     所以,作者一开始就在逻辑上显得混乱,可是,作者还继续混乱下去。请看作者怎么写:“在西方,‘人民’可以落实到每个人头上,而在东方,……无法落实到每个人头上去。”这话是什么意思?“落实”是什么意思?“‘人民’可以落实到每个人头上”是什么意思?难道,“人民”是某种荣誉?或者是某种权利?因而可以“落实”到每个人头上?难道,作者的脑海深处,也认为“人民”是某种崇高的、有价值的、可以分享或拥有的东西,因而可以落实到每个人头上?这究竟是什么东西?这种对“人民”概念的认识,岂不是更让人“拎无清”?
    
     至于作者写道:“在东方,‘人民’乃是类似‘法轮’、‘气功场’那样不可捉摸的非人类神物”,这种话近乎有点胡说八道了,不必当真。
    
     作者在以上这种逻辑上混乱的论述以后,马上得出结论:“一言以蔽之,西方的‘人民’乃是个形而下的(也就是世俗的)观念,而东方的‘人民’乃是个形而上的(也就是宗教)的观念。”随后又写道:“中国的‘人民’则是faceless的全知全能上帝”。这样的结论所依据的是逻辑上混乱的一堆语词,怎么能叫人信服?我不知道读者们是否搞清楚了,对“中国的‘人民’是上帝”这一点是否搞清楚了,至少就我来说,不清楚,我不清楚“中国的‘人民’是上帝”这件事。我清楚的是,中国几千年来,有一种传统观念,把百姓视作“子民”、“草民”、“暴民”、“乱民”、“愚民”、“野人”、“小人”等等;我清楚的是,中国几千年来,有一种传统观念,把天子、帝王奉若神明尊为上帝,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国的所有电视台,还有一些海外华人电视台,几乎天天在播放着一种呼喊:“吾皇万岁万万岁!”这些对于“人民”及“领袖”的传统观念,才是中国的实际情况,而且是不需要加以论证,每个人都可以“拎得清”的。
    
     虽然作者论说的中西方“人民”概念的区别,是不能让人信服的,可是作者还要从“人民”概念的不同,一下子跳到社会制度的不同。作者写道:“这基本观念的区别,导致了东西方对‘人民国家’理解的巨大区别。西方的人民是一个个的凡夫俗子,其利益千差万别,所以既不可能由一个人民领袖来代表,也不可能由一个政党来代表,只能以妥协方式,由人民的不同阶级、集团各自选出自己在某个特殊时段内的临时代表,共同作出涉及公众事务的决定。在无关公众的领域里,则每个人都是人民,谁也无权管他的闲事。而在东方,人民乃是一个形而上的神物,不但可以由一个政党来代表,而且甚至可以由大祭司(亦即所谓‘人民领袖’)一人来代表。”
    
     这段话说到中西方社会制度的区别,西方是民主,而中国是“一个政党”或“一个人”代表人民,也就是专制与独裁。但作者认为这区别是由“人民”概念的区别而造成的,或者说,在中国,由于把“人民”奉为上帝,所以导致专制与独裁,这真可以说是颠倒黑白了!这就等于在说:中国人哪,你们为什么一直处于专制与独裁的统治之下?是因为你们中国人把“人民”看作上帝!你们把“人民”看得太崇高了!如果你们把“人民”看作为愚昧无知的暴民,你们就会摆脱专制与独裁的统治了!就会走向民主了!
    或许,这正是此文作者的心声,否则,他就不至于在描绘“真实的人民”就是暴民时,会透露出深重的悲愤!或许在他看来,中国实现民主化的最大障碍,就是:中国人至今还不明白,“人民”是愚昧无知的暴民!
    
     据我看来,为什么在中国,可以由“一个政党”或“一个人”来代表人民?其原因之一,就是那些占统治地位的、拥有特权的精英强者们,创造了一种关于人民与领袖的理论,几千年来,这理论虽然用不同的语词表述,但其精要是相同的,他们还坚持不懈地把这种理论灌输给人民,成为传统观念,其大意是:人民是愚昧无知的,人民的素质是很低的,人民只顾自家利益、只看柴米油盐、只求安居乐业;人民不知道怎么争取、保护自己的利益,人民甚至不知道自己的“根本利益”在哪里;人民不通礼教、不懂仁义,如不严加管束就是一堆乱民、一群暴民;人民是不能过问社会、国家事务的,人民只配、只求有个英明领袖来治理他们;这领袖是至高无上的、拥有绝对权威的,因为他的权力和地位是“天”授予的,因为他打下了江山、夺得了天下,“天”就授予他这权力和地位;因为他是无所不知的、无所不能的圣人,他是最伟大、最正确、最英明的,他手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他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他是人民的大救星,他代表人民的“最高利益”和“根本利益”,他是人民的父亲,人民是他的儿子,人民必须服从他,忠于他,跟随他,谁反对他,就是犯上作乱,就要满门抄斩,就要天下共诛之……等等、等等。
    
     在中国,被“神化”的不是“人民”,而是“领袖”、“圣人”、“帝王”,被崇拜的不是“人民”,而是“领袖”、“圣人”、“帝王”;在西方,领袖是凡夫俗子,领袖无不犯错,领袖无不以权谋私,领袖必须通过人民的选举产生,选出来以后还要接受人民的监督等等,中西方二者的区别之一即在于此。

关于“民主”
    
     让我们再来看看,此文作者对于“民主”说了些什么。考虑到作者把“人民”等同于“暴民”,那么,在民主的问题上,他一定会有“非常特别”的提法。
    
     作者写到有关民主的“基本规律”:“1、人类社会只能采用精英来管理,国事只能由精英决定。民主和独裁政体在这上头并无差别。两者的区别只在于由谁来任命这些精英。2、因此,“民主”决不可能是什么“人民当家作主”,永远只能是精英当家作主的“间接民主”(亦即所谓代议制),而不是由人民直接决定国事的“直接民主”。3、无论是全民公投,还是议员代表人民决定国事,都只能在严格的程序框架内进行,人民必须受程序严格制约,而不能随心所欲地制造程序。4、如果不顾这基本规律,试图让百姓直接过问国事,则不仅要遇到不可克服的实际运作困难,而且必然要导致比暴君统治更可怕的世上暴民专制,法国大革命和文革都是最生动的例证。”
    
     果然,此文作者认定:“民主”决不可能是什么“人民当家作主”。是啊,这当然是作者的心声:人民是暴民,不能让暴民当家作主!
    
     对此,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呢?只好请出此文作者崇拜的西方“洋权威”了。《韦氏词典》够得上称为“洋权威”的吧,其中有《民主》的条目,写有五点,这里引用第一点:第一,A:由人民统治,特指多数决定。B:一个政府的最高权力归于人民。这个权力是通过人民代表的机制直接或间接行使。这个人民代表的机制通常包括定期的自由选举。
    
     “人民统治”,“最高权力归于人民”,这样的语言,不但肯定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意义,而且比之更为鲜明、更为有力!
    
     我想,读者完全可以作出跟我同样的判断:此文作者的观点不但“非常特别”,简直是在跟民主唱反调!而且,他的反调唱得很具体,譬如他说:“国事只能由精英决定”,是这样吗?美国的议员、州长、总统的产生应该说是国事吧,进一步应该说,这是一切国事中最大最重要的国事吧,而这“最大最重要的国事”,正是由美国人民参与决定的,那些“决定国事的精英”是否被授予这权力,正是由人民参与决定的。社会应选精英来管理,这话说得对,但“国事只能由精英决定”这话,是与民主唱反调!再譬如此文还说,不能“让百姓直接过问国事”,这话太奇怪!百姓“问国事”的权利,是宪法有关人权、自由的条文所确认的,不存在“过”与“不过”的问题,更无须规定“直接”还是“间接”,此文作者认为“让百姓直接过问国事”就是“不顾民主的基本规律”,即等于说,民主的“基本规律”与“百姓问国事”的权利是相冲突的,也是与人权、自由是相冲突的,难怪作者声称:“狭义的民主其实是和自由、人权相冲突的。”
    
     有个现象,我感到很奇怪,在一些受到自由、民主的社会环境多年熏陶的中国知识份子,会发表一些贬低或曲解民主的观点,譬如“正义比民主更重要”,“共和比民主更重要”,“中国的百姓素质低,不能搞民主,一搞就会乱”,“狭义的民主其实是和自由、人权相冲突的”,等等。从此文作者身上,我似乎看到了产生这些观点的原因,即在这些人的内心深处有种担忧:百姓的多数是素质低下、愚昧无知的,“多数决定”是要出乱子的。此文作者不过是说的更严重一些而已,譬如他说:“让百姓直接过问国事,必然要导致比暴君统治更可怕的世上暴民专制。”
    
     此文作者为了表明他究竟担忧的是什么,并为了消除这种担忧,还制造了一个“悖论”,并提出解决的办法,他说:“悖论在于:‘往日穷人矮三分’是最值得同情的,而‘今天要作顶天立地的人’则是最可怕的。解决这个悖论的唯一办法是把穷人‘提’起来,和大家一边高,而不是让他们‘翻’起来,爬到众人头上去作主人。”
    
     请看,他担忧的是“穷人要作顶天立地的人”,穷人要“爬到众人头上去作主人”,他担忧的是,被他鄙视的暴民、愚民,会爬到象他这样的精英们的头上去!所以他要呼吁“‘民主’决不可能是什么‘人民当家作主’”,他要呼吁:不能“让百姓直接过问国事”,他要呼吁:“永远只能是精英当家作主”。
    
     请看,现代人类思想宝库中的民主理念,就是这样被曲解并贬低了,或许,这就是很多人向往的“中国特色的民主”吧?
    
     其实,他的担忧是无的放矢,他所说的“悖论”也并不存在。要知道,“穷人矮三分”,这是从来都没有改变的事实,中外古今(包括西方),哪个国家里的穷人不是“矮三分”?要知道,“把穷人‘提’起来,和大家一边高”,这是从来都不曾有过的事实,中外古今(包括西方),哪个国家里的穷人与精英们“一般高”了?更不要说穷人爬到精英们的头上去了!“从来都没有改变的事实”与“从来都不曾有过的事实”怎么会组成“悖论”呢?又怎么成为解决“悖论”的办法了呢?
    
     无的放矢的担忧,并不存在的“悖论”,文章写成这种样子,此文作者又一次显示出他的“非常特别”。
    
     这里,我要劝他们一句:莫要担忧!人类社会演变的历史,表明了一个不变的事实:占优势的总是精英强者,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拥有特权的也总是精英强者;民众弱者总是处于劣势,民众弱者拥有的权利总是处于一般及一般以下的水平。这个事实,未来恐怕也不会改变。
    
     我还要对中国所有的精英强者进一言:莫要担忧!就是实施了民主化的进程,你们还是占优势的,你们的特权还会拥有的;莫要担忧!虽然民主对民众弱者是有利的,民主明显地维护民众弱者的权益,但对精英强者更是有利的。为什么?说一个不是秘密的秘密:有关民主、法治、人权、自由等理念及其实施办法,都是精英强者的发明创造,都是精英强者中具有开明和进步思想的杰出人士的发明创造,在他们思考、构想、推敲这一整套理念和办法之时,民众弱者中的大多数,连受教育权也没有,哪有那种文化知识水平?试想,精英强者的发明创造,怎么会对精英强者不利呢?
    
     当然,仅仅劝一句、进一言,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是,中国的精英强者们必须转变观念,接受新的观念,才能适应民主化的世界潮流。西方精英强者中的大多数,正是树立了这些新的观念,才坚定不移地推动民主化进程。

由此文引发而必须讲的话
    
     此文之所以引起我极大的兴趣,就是因为它反映出作者的观念,即关于“人民”、“精英”、“民主”等观念,实在是相当混乱和片面,在我看来,作者并没有真正接受西方的新观念,关于这些新观念,下面将尽可能简单地加以叙说,当然不免会有所疏漏。
    在专制社会的环境下,精英强者中的一小部分握有绝对的权力,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权力和地位保证他们拥有最多的财富,同时,这权力和地位也成为“天下英雄豪杰”争夺的目标。精英强者之间的争权夺利,不可避免地要激化为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而且总是采取暴力的手段来解决争斗,以致给社会带来动荡和战乱,生命和财产遭受巨大损失,甚至导致社会的衰退和解体。这不但使百姓遭殃,对精英强者来说,也是得不偿失,对整个社会的稳固发展,则是最大的障碍!一定要改变这种情况,一定要创造出新的组织、管理社会的理念和办法,消除这一障碍。
    
     在专制社会的环境下,精英强者把民众弱者看作是天生的被奴役者,把民众弱者作为他们争夺权力和财富的工具。特别在争夺最高权力的战乱期间,争斗的双方都对民众弱者威逼利诱,尽可能抢得更多的粮草和炮灰;争夺的双方为了争得更多的民众弱者,都利用民众弱者的自发性抗争,都高举“替天行道”或“为民作主”的旗帜,并煽动对另一方的仇恨。
    
     民众弱者的自发性抗争,在任何社会都会发生,而在专制社会的环境下,这种抗争更是普遍,更是激烈。不过,民众弱者的矛头,主要针对直接受其剥削、压迫的精英强者,抗争的目的也只是改善自己的生活境况,并不企图争夺天下或改朝换代。民众弱者的自发性抗争,一方面虽然被拥有特权的精英强者视为洪水猛兽,但另一方面,却为妄图争夺天下的精英强者们创造了条件,这些精英强者利用民众弱者的不满和反抗,加以组织领导、谋划指挥、宣传鼓动等等,其中有的就演变、发展为改朝换代的“革命”。民众弱者的自发性抗争,对整个社会的稳固发展,也是重大的障碍!
    
     要创造出新的组织、管理社会的理念和办法,必须解决这两大障碍:一是精英强者使用暴力夺取绝对权力的争斗,二是民众弱者的不满和抗争。如何解决?其焦点在于,如何对待民众弱者!西方的精英强者们,正是在“如何对待民众弱者”的问题上,树立了新的观念,才创造出一套“民主、法治、人权、自由”等理念及实施办法。
    
     过去的精英强者只知道把民众弱者当作工具,而历史的经验教训使一部分精英强者认识到,他们争夺的主要是权力和财富,而民众弱者就是权力和财富的源泉,精英强者所争夺的,实质上就是民众弱者。其实,这很容易理解,作为一千个人的统治者或领袖,与作为一万人的统治者或领袖相比,哪个拥有的权力更大?哪个拥有的财富更多?争夺到、并稳固地拥有一千个跟随者,与争夺到、并稳固地拥有一万个跟随者相比,哪个精英强者更强大、更能取胜?
    
     “精英强者所争夺的,实质上就是民众弱者”,这是一条“隐性原理”,认识到这一原理以后,才会真正懂得,若要成为更强的强者,若要获取更大的财富,那么你的所作所为,必须让民众弱者真切地、实在地得到更多的权利。当这一原理被愈来愈多的精英强者们所认识以后,就渐渐发展出诸如“人民统治”、“最高权力归于人民”、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人权、自由等)、回馈社会、社会保障及社会福利等理念。
    
     在解决争夺最高权力这一最大障碍的问题上,要树立新的观念,杜绝少数人拥有“绝对权威”的状况,铲除专制制度,权力必须受到限制与监督,要让更多的精英强者能参与追逐最高权力的竞争,而这种竞争必须在公开、公平的、和平的环境下进行。上述指出的“隐性原理”,为这些新观念的树立打好了基础。谁来限制并监督权力?向哪些人公开?怎样才是公平的?怎样才能和平地产生及更换最高权力?正是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当上述“隐性原理”被愈来愈多的精英强者们所认识以后,“人民统治,多数决定”这一民主理念的确立,也就水到渠成了。既然,民众弱者就是权力和财富的源泉,既然,精英强者所争夺的实质上就是民众弱者,那么,提出“最高权力归于人民”,让精英强者们在人民面前公开、公平、和平地进行竞争,谁得到人民中大多数的支持,谁就赢得到最高权力及地位,谁失去了人民中大多数的信任,谁就下台,等等诸如此类的观念及其办法也就应运而生,并逐步深入人心、逐步完善。
    
     民主的要义,在于“人民统治,多数决定”,这两句缺一不可。去掉“人民统治”,只提“多数决定”,那么民主就会被曲解为一种程序、方式、作风等等,到处可以套用,譬如什么民主管理、民主作风、民主决策等等,都是对民主的曲解,抹杀了民主最重要、最本质的部分,即抹杀了“人民统治”的权力问题,似乎民主是对已经掌握权力的人而言的,是当权者的作风、做法的问题,至于这些当权者的权力来自何处?与民主无关,这是不折不扣的对民主的歪曲。去掉“多数决定”,只提“人民统治”,则变成为空洞的口号,谁都可以写在自己的大旗上招摇惑众。要知道,人民不可能有完全一致的意愿和意见,所谓“人民的利益”及“人民的意愿”等等,都只是空洞的语句,没有具体的对应物,但是大多数一致的意愿或意见,是可以具体化并加以落实的。“人民统治”亦是如此,所谓统治,是通过对国家、社会的重大事件的决定来体现的,特别是对于最高权力的产生、更替、监督等重大事件的决定来体现的,要设想人民能对这些重大事件作出完全一致的决定,是荒谬的,只能是“多数决定”,这里的“决定”不是领导或领袖作出的某项决定,而是“人民”在作决定,是对国家、社会的重大事件作决定!
    
     还必须强调的是,对于“多数决定”这一点,是不容有丝毫动摇或犹豫的。首先,尊重多数人的意见,这是所有具备起码理性的人都能接受的。其次,如果具体分析“人民的意见”,可以发现有多种意见,但其中,多数一致的意见只有一种,而少数人的意见却可以有多种,让多种“少数人意见”来和平地作出决定是不可能的事,除非用强制性手段甚至暴力来作出决定,“少数决定”必定导致暴力。再说,“真理总是在少数人手里”,那是谁也说不准的,中国的精英强者都以为真理在他手中,却说民众弱者素质低下不懂真理,那是大白天说梦话!最后,一滴墨水足够污染一杯水,但一滴墨水何以污染大海?以上几点说明,“多数决定”对于“人民统治”的具体落实来说,是最合理、最合情的、最容易实施、最平和的一种理念和规则,可以说,检验民主化是否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看能否坚持“多数决定”这一理念和规则。
    
     民主,不管有人说什么狭义的、广义的,从它的要义来讲,与人权、自由是相互一致的。没有人权及自由的民主是假民主或反民主,没有民主制度的保障,人权或自由只是空谈,当然,这里也不能忘记,法治与民主、人权、自由一样,都是同一思想体系的组成部分。
    
     总之,对任何社会而言,民主化的进程,都伴随着思想观念的更新,特别是精英强者的思想观念;对任何社会而言,怎样启动民主化进程,怎样稳固发展、逐步完善民主化进程,起主要作用的是该社会的精英强者;对任何社会而言,民主化进程无法启动,其主要原因,在于该社会的精英强者的素质低下,他们当中的知识精英的观念更是惊人地落后,至今还制造出种种所谓理论来阻止民主化进程,而这些理论早就被历史证实了,是有害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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