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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亦武: 锈蚀的歌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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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6年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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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讯 boxun.com)

    
    在为丁子霖所著《寻访六四死难者》写自由写作奖推荐词的时候,我想起了一个叫“阿音珂”的地名,这是南疆阿克苏附近的维吾尔人村落,以疆独分子经常出没而著名。
    
    我是2005年8月初抵达的,本来是要追访一个流放者,可待我自几千里之外赶到阿克苏,那吃尽苦头的老人已躺进了坟墓。沮丧之余,我就在当地晃荡了几天,去了塔里木河与阿克苏河两岸的好几个城市、团场。也去了白杨树遮蔽下的贫瘠的阿音珂。
    
    在我看来,南疆的主要特征是辽阔和死寂,无遮拦的沙漠、戈壁之间,人类比蚂蚁更渺小。可正是这些蚁民,开垦了可与沙漠、戈壁相媲美的棉花地和劳改农场,将成千上万劳改犯丢进去,就如向太空中抛了一把沙子,转眼什么都没了。
    
    那天,我与一位熟悉维族风俗的朋友结伴,包了一辆出租车,正午时分离开了街面空荡荡的阿克苏,沿南面的国道下行。接着又偏离国道,顺着一条新水渠走。再接着,在棉花地边颠了半个多钟头,才拐上村庄与村庄之间的狭窄土路,不大一会儿,就进入了阿音珂。
    
    正是下午两点半,阳光猛烈如子弹。可格外高大的白杨林是悬在天空的屏风,抬头看,叶子鱼群般闪烁着。村口有几个维族小孩在玩泥巴,一见有车,就站起来。我探头朝他们做了个讨好的鬼脸,车就直驱村头了。
    
    车熄火了。现在我们站在十字土梗上,不时有叮叮当当的马拉车擦身而过。我注意到一个包花头巾的小姑娘,坐在车头,从白杨林深处摇摇晃晃地过来,感觉很美,就要从背包里掏相机。我的朋友马上抓住我的手腕制止。我们退至一边,等近了,才看见小姑娘的马车上躺着一位老大妈。她们继续摇晃了十几米,才在一堵划着红十字的土墙根停住。小姑娘下车栓好马,就扶起老大妈进门了。
    
    一大堆维族人在我们左边,站或蹲着,目光鹰一般犀利。而右边的槽形烤炉上,羊肉串散发出阵阵香味。“5毛1个,”摊主的汉话极其生硬,于是我们一人要了一大把肉串和肠串,扯得呲牙咧嘴。我的朋友边嚼边与周围的维族人搭话,用的是有许多弹音的维语,我一个字不懂。不过据我旁观,维族人交流的方式相当含蓄,表情少,哪怕是赞许,也只是嘴角微笑一下,而鹰眼的犀利照旧。
    
    用罢肉串餐,我们在村子里闲逛了一会儿,却总觉得不自在,似乎到了一个极其陌生的国度。到处是挂着厚门帘的低矮土屋,到处是鹰眼的逼视。除了我们的鞋底摩擦路面的轧轧声,周围一片寂静。连给这块地方添些情趣的马拉车也不来往了。我明显地感到,汉族人要融进来,比沙子要融入生铁更难。“走吧,”我说。
    
    朋友也无可奈何地笑了。可正当我们回头,却突然从身边响起一声呐喊,接着是停顿,再接着,才是一阵比奔马还急的琴声。我一下子就傻了,犹如寂静的大地裂开了嘴,朋友后来说,那声喊炸起时,我起码蹦了一尺多高。
    
    我却不记得。我只记得自己被琴声吸引过去。朋友在背后跟着喊着,直到我一把掀开10米开外的一间土屋的帘子,朋友才一头从我的怀里挤到前面,用维语高叫:“打搅了!”
    
    我醒过来,意识到自己闯祸了。朋友忙不迭地道歉,我却忙不迭地赞美。里面沉默了一分钟,终于传出生硬的汉语:“请进吧。”
    
    
    昏暗的屋里,羊膻味令人窒息。我不由自主地咳嗽,一只手立即递上一碗茶。眼下,我们坐在了四个维族人中间,臀下是铺着毡子的大通炕。我的朋友以极快的语速和他们交谈。我乘机观测,见两个维族青年戴着圆帽子,中间横着一把冬不拉琴;另一个宽肩,方脸,显得很有派头,手边立着一只鼓,还有一个是小老头,垂着脑袋。
    
    我的朋友大约比较聪明,因为他们交谈了五、六分钟以后,气氛缓和下来,叫阿不都的方脸伸出大手将我连腕子握住,还笑着说了句维语,我的朋友也笑着翻译道:“汉族还有艺人吗?”
    
    我曾卖过艺,当然懂顺水推舟,就从背包里抽出折叠的洞箫,拼接成完整的一支。维族人将手在衣角擦了擦,接过去观赏了一圈,又转了回来,示意我表演。我就随便吹了一曲。观众们兴奋起来,拍罢巴掌,还递过一茶碗伊梨白酒,我仰脖灌下,很辛辣。
    
    维族人又接着唱了一首古歌,一人主唱,三人弹琴与击掌相和,意境非常深远。我被迷住了,就开始一口接一口吞白酒,搞得脸红筋胀。当歌声嘎然而止,我的目光正转向透入小窗的一线阳光。“该你了。”我的朋友轻声提醒。我将竹管凑拢嘴边,手指温柔地触摸着,《天安门母亲》的旋律流淌出来……
    
    不知吹了多久,也许几分钟,也许真有从1989年6月4日到2005年8月这么长。恍惚之间,我觉得隐隐的鼓声从时间长廊的底部响起,犹如冤魂的脚步。在不断增多的游魂的围困中,我不得不张开了喉咙——
    
    
    孩子啊,
    
    你在阴间还冷吗?
    
    大雪纷飞,
    
    染白了母亲的头发,
    
    枪声已远血已枯,
    
    孩子啊,
    
    你在阴间孤独吗?
    
    
    鼓声剧烈起来,又像是渲泄,又像是控诉。悄声细语的冬不拉渗透进来,如女性内心的哭泣,葡萄一般,一粒接一粒。我的脸上也铺满葡萄似的泪,我抽搐着唱——
    
    
    母亲啊,
    
    你在窗下对谁说话?
    
    长明的灯,
    
    留给孩子取暖吧。
    
    人世茫茫墓园青青,
    
    母亲啊,
    
    你的叫喊有用吗?
    
    
    最后两句歌词我反复了三遍,维族人的喉咙也发出了哦哦的呻吟,鼓声止息了,箫声又起,游丝一般,在另一个我们迟早都得去的世界穿行。然而活着的时候,我们却尽可能地远离那个世界,虽然那儿有我们的亲人,有弹痕累累的星星和月亮,血已经生锈了,一片片剥落了。
    
    我把酒气全唱没了,而灵魂却还在天边醉着。它借我的口,向四个维族人倾诉。16年前发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那场屠杀,坦克一辆接一辆地进来,夜幕之下,鸦群般一大片一大片的钢盔。“30多万军队,”我舌头有些打卷,我的朋友此刻也是诗人,他情绪激动地同步翻译。“与军队对峙的,不知多少万市民和学生。”
    
    “后来呢?”
    
    “后来的北京城,变成了一座大兵营。老百姓叫杀怕了,都躲在家里。再后来,秩序在刺刀下恢复,街上又出现了行人。屠杀变成了风波,老百姓被组织起来学习中央文件,与政府保持一致。不愿一致的,就关起来。我也被关起来了。”
    
    “你不是在唱歌吗?”维族人不太理解。
    
    “这个歌是后来唱的。是为一位失去孩子的妈妈而唱。这位妈妈叫丁子霖,她唯一的孩子才17岁,就被军队给枪杀了。所以她不想活了。可她还是从不想活中活了下来,要为死去的孩子讨一个公道。十几年,她联络了100多个不幸的妈妈和爸爸,搜集刽子手的罪证,将这些血的见证写成书,留给后代。”
    
    “有很多孩子被杀吗?”维族人的问题有些天真。阿不都还补充道:“那年我去乌鲁木齐,看见大街上学生游行呢。我还知道维族学生吾尔开西,他爸爸是当官的。”
    
    “现在也不知道有多少孩子被杀。不过,丁子霖妈妈的书里,已记载了一百八十多个死难者名字,及遇难的经过。这非常了不起,所以我为她,也为100多个和她站一块的妈妈写了这个曲子。”
    
    “这么难过的歌子,有多少人愿意唱呢?”
    
    “至今为止,就我一个人唱。大家都不愿意难过,大家都愿意在阳光下活着。”
    
    “我今年28岁,我也愿意活在阳光里。”阿不都沉吟道。“如果我今天与黑暗一块,也是为了我的孩子明天活在阳光里。”
    
    “你在吟诗吗?”
    
    “没有。那么好吧,我唱一首我们维族的诗。你们的妈妈失去了孩子,你听听我们又失去了什么。”
    
    阿不都闭上了眼睛,手指如细微的波纹,在鼓面颤动了几分钟,喉头的啜泣才切入,扯得我们的心尖也一颤一颤的。他终于启唇低吟——
    
    
    我的祖国在哪儿?
    
    我的故乡在哪儿?
    
    我的情人在哪儿?
    
    
    他每唱一句,都拖出哦哦哦的尾音,那种维族人特有的、被压在戈壁下几十年的郁闷,如苦涩的咸水,缓缓漫了上来……
    
    
    我的祖国在流淌中。
    
    我的故乡在流淌中。
    
    我的情人在流淌中。
    
    
    他还在“流淌中”恋恋不舍,我却早已沉入塔里木河任性的波涛了。我想,这是南疆维族版的《天安门母亲》,因为那场大屠杀,我们汉族人的祖国、故乡、情人又何尚不在流淌中?我曾随刘晓波去丁子霖家拜访,当谈到大家梦寐以求的民主社会有一天果真降临,我们这些人怎么办时,刘晓波说,他还是做撰稿人,或者去教书,他喜欢教书。而丁子霖却盯着墙上的孩子遗像说,到那时,我和你们蒋老师就隐居了,把北京这块名利场留给那些想做英雄的人。我问为什么,丁子霖说,或许那时的人们就不再需要痛苦的记忆了。
    
    阿不都还在继续低吟——
    
    
    我没有祖国……
    
    我没有故乡……
    
    我没有情人……
    
    
    我不禁拿起箫来。我这个汉族人,要用这个流传了几千年的乐器,为坐在我身边的呜咽的维族人添一点点安慰。当无边的岁月淌过这支竹管,我希望这些与我们一样经历过屠杀、改造、迁徙、灭绝或连根拔起的异族兄弟,能够歇下来,凝视月亮在水中的影子,或者苍茫大地在宇宙中的影子。我希望大家忘掉汉语和维语,都相对无言,这时,彼岸就会如云如风,迎面拂来,就会感觉到死去亲人的再次吻别。
    
    我和我的朋友也应和着阿不都,祈祷一般唱道——
    
    
    我的祖国在哪儿?
    
    我的故乡在哪儿?
    
    我的情人在哪儿?
    
    
    我还添了一句“我的真主在哪儿”,阿不都居然听懂了,眼睛一亮,倾过身子问:“你也信我们的真主?”我想起了圣雄甘地的箴言,也为了不让他失望,就点头。阿不都笑了。
    
    接着他凑到我身边,低声说自己是潜在的疆独分子。我的朋友吓了一跳。阿不都连说没关系,每个南疆维族人都是潜在的疆独分子,或许有一天,他手里的鼓和琴,会换成枪和子弹,眼泪会换成鲜血。于是我的朋友受不了,与他争论。阿不都说,我知道你是农一师的子弟,你的爸爸,或者爷爷,是跟王震进疆的。你的爸爸,或者爷爷,跟王震一样,是刽子手。你们把我们世世代代繁衍的地方给占了,你们连戈壁滩也不放过,我们不同意。我们一个人起来反抗,你们就杀全家;十个人反抗,你们就杀全村子。还一个村接一个村,用小钢炮狂轰滥炸。王胡子的兵都是土匪,杀红了眼,妇孺老幼都不放过。我的朋友嚷道,我承认我的老一辈手上沾过维族人的血,但他们受的是共产党的教育,解放全中国,新疆也是中国的一部分。他们也是远离故土,到这不毛之地上来,凭什么,就凭的是戍边守土的理想。如今他们都老了,可一听 “新疆独立”,也会马上拿起枪来。阿不都冷笑道,你的枪呢?我的朋友悲哀地回答,我没有枪,军人的后代不一定是军人。我补充道,土匪的后代也不一定做土匪。
    
    空气中的火药味儿太浓了,我就换话题道:“阿不都,你刚才唱的是一首古歌吗?”
    
    阿不都摇头:“是我创作的歌。”
    
    “有多少人会唱?”
    
    “不知道。”
    
    旁边一直沉默的小老头此时插话道:“阿不都的歌传得可开啦,沙漠边的维族人会唱,外国的穆斯林也会唱。”
    
    我点头道:“我还以为是《天安门母亲》的维族版呢,却没料到你们维族比我们汉族更长记性。”
    
    “什么意思?”
    
    “你们的历史在歌谣里面,你才20几岁,就通过自己创作的曲子,牢牢记住了50几年前的血和泪;而在内地城市长大的汉族年轻人,已差不多如独裁政府所愿,淡忘了16年前的血和泪。由于信息的封锁,一般老百姓根本不知道丁子霖,不知道100多个妈妈年复一年的叫魂。”
    
    我的朋友不愧为诗人,他说:“什么维族汉族?什么你们我们?上次屠杀与这次屠杀真有区别吗?新血迹掩盖了旧血迹,人们就只记住了新血迹。更大规模的惨案发生了,人们马上就忘了零星的、区域内的惨案。”
    
    我却在心里问:“刚才那场音乐的意义何在呢?只是徒然增添无根无国无家的痛楚吗?”
    
    一阵汽车喇叭声传来。接着,厚布帘被掀开了,一个罩着碎花袍子的维族少妇领着两个孩子钻进来,与客人寒暄后,就上大炕坐下。我还没弄清谁是这屋子的主人,就明白告别的时候到了。
    
    出于民间艺人的礼貌,我与我的异族同行们紧紧拥抱。阿不都从他的兄弟头顶摘下圆帽子,扣住我的脑袋。
    
    出了门,斜阳如瀑布浇遍全身。我眯缝着眼,朝不远处的出租车走去。我知道阿不都等人还立在背后,但我没有回头。在这个曾经充满敌意的维族村庄里,我感觉亲切,甚至有些伤感。四周的鹰眼还是那么犀利,但是一切都变了。我终于明白塔里木河为什么每年都在改变河道,明白了在这块面积相当于整个欧洲的大地上,人和飞禽走兽都极度渴望自由。
    
    而阿不都们,也许第一次通过一个汉族艺人,聆听到天安门母亲那地老天荒的声音——
    
    
    人世茫茫墓草青青,
    
    母亲啊,
    
    你的叫喊有用吗?
    
    
    
    2006年7月20-21日于云南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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