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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惧怕媒体成为“第四权力”/冼岩
(博讯2006年7月18日)
    在自上而下组织起来的社会中,面对矛盾与不谐之音,政府的本能反应是回收权力,加强控制,让全社会只剩下同一种声音。于6月24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中的一项规定“新闻媒体违反规定擅自发布有关突发事件处置工作的情况和事态发展的信息或者报道虚假情况,由所在地政府予以处罚”,就体现了这种趋势。

    政府的本意是通过控制声音发布的渠道来消除不谐之音,保持社会稳定。但这样做的效果未必能如人意。为了加强控制,政府只能强化自身权力,包揽事务,其直接后果是导致政府机构越来越庞大、所须承载的功能越来越繁多、官僚群体的数量与权力都急剧膨胀,社会的负担越来越重。中国的行政机构改革往往无疾而终,机构越“精简”,官员越多,行政管理费25年增长87倍,根本原因在于政府管得太多。事权不减则机构不简,行政“消肿”只能是一句空话。

     政府不是铁板一块,各层级、各部门、各个人都有其独立利益。不断膨胀、越来越不受制衡的权力往往导致自我利益的膨胀,成为制造官民矛盾、中央与地方(或部门)矛盾的根源。媒体多次披露的“政令不畅”,就是政府内部利益分化的产物;而当前突出的由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引发的社会矛盾,背后往往有权力利益膨胀的影子。政府包揽事务本是为了加强控制,解决矛盾,但被强化的权力往往会制造新的矛盾。这种矛盾的“内卷化”表明:被强化的解决手段已经成了不断制造问题的根源,这条路很容易走到极限:当制造矛盾的速度快于压制矛盾的速度时,就走不下去了。 (博讯 boxun.com)

    天生万物,各有其用。人类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都有其特殊功能及其自我运行机制。政府只是社会的一部分,只能承载其中的部分功能,不能包揽一切。即使是在权威体制下,权力的运用也应有其边界,那就是不能过度损害社会自组织的功能与发育。政府过分强大意味着社会其它部分的弱化,意味着部分功能的丧失,只能由政府来代劳,但政府可能有心而无力。这正如人体的各个器官、组织,大脑能够控制、支配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如果连心脏的博动、血液的流动、汗液的排出都要由大脑来控制,结果不是大脑无力负荷,就是人体功能紊乱,自然的协调被打破,难以为存。《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对新闻媒介的限制,以及最近全国律师协会对律师介入群体性案件的限制,某些地方的政府部门对律师介入重大、敏感、群体性案件的“规范”性限制,在保持声音同一的同时也限制了新闻媒体、律师群体为弱势群体代言、监督制衡行政权力、维护公共利益的职能。这种社会功能的丧失导致权力只能自己约束自己,难以受到外部的、自下而上的监督;民众无力保护自己,只能接受政府的保护。权力自我约束意味着自上而下、由少数人监督多数人,当这种监督失效,权力对民众利益造成侵害时,由于缺少中间的调节与制衡机制,往往导致官民矛盾激化。近几年每年多达几十万起的群体冲突事件,表明政府已无力替代社会的自组织形式,无力包揽一切。对待矛盾自古疏胜于堵,当政府将一切不同声音都视为需要消除的噪音时,原来可以调和的矛盾就可能演变成不可调和的冲突,虽然暂时被压抑,但其能量始终不会消失;当政府大包大揽时,一切矛盾最终都会指向政府,任何问题都可能上升到政权、体制的高度,从而失去缓冲与调和的余地。

    政府对社会自发力量尤其是舆论的提防,一方面是担心“添乱”,另一方面是惧怕其成为新的、独立的一种力量,即西方所谓的“第四权力”:如果政府对舆论批评无动于衷,必失民心;如果闻风而动,舆论就成了可以调动政治权力的另一种权力——这种担心其实没有必要,只要体制不变,舆论的力量再大,仍然是处于政治权力的控制之下。只要舆论危及政权,随时可以叫停。但只要舆论没有直接针对政权和体制,就应该容忍、乃至鼓励其对现实问题的批评、揭露。这种批评揭露可能降低人们对现状的评价,但同时也会使人们对政府更加充满期待。最重要的是,只有充分发挥舆论的监督功能,才能弥补现行体制缺少自下而上监督这一根本缺陷,使社会具有一种自我修复的功能。这种自我修复功能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具有结构弹性的关键。

    在现行体制下,自上而下的功能很强大,自下而上的反馈却有限。因此这种体制在具有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的同时,对权力自身的约束却成为软肋。缺少自下而上的作用机制,社会就不能自行运转,一切都有赖于自上而下的推动。在缺少自我修复功能的刚性结构下,小的伤口会随着时间被不断拉扯、扩大,矛盾冲突会累积成致命危机;而在能够进行自我修复的弹性社会,创伤会自动弥合,矛盾冲突纵然事发频繁,也不会伤筋动骨,危及政权与体制。不必惧怕媒体成为“第四权力”,如果舆论成为权力,那么它也是一种完全不同于政治权力的“干净”权力。流水不腐,因为它是自下而上的,开放的,所以它是难以被腐蚀的。它在具体问题上可能表现出偏激、偏颇、偏差,但由于相互制衡,它在整体上不会堕落、变质。舆论的开放度是衡量全社会开放性与活力的温度计。

    由此可见,社会有序运行存在两种模式。一种是由政府大包大揽,控制一切;另一种是由社会的各种自组织形式各自承担,政府提供规则秩序,居中协调。前者可称为纵向模式,后者是横向模式。在传统农业社会,由于人类活动的协同程度低、变化节奏慢,纵向模式已经能满足需要。但进入工业化的市场社会后,由于政府所能承载的功能有限(超过一定限度后,政府制造问题的速度快于解决问题的速度),纵向模式面临挑战。历史上西方工业国家在工商阶层的主导下,建立了横向的社会秩序模式,充分发挥国民个人、群体以及自组织的功能,对政府权力形成有效制衡与有益补充,终于建构成当代宪政民主的有效治理体系,社会的长期稳定与持续进步得到保障;而亚非拉一些后发展国家,或因循传统,或出于本能,习惯于由政府权力来包揽、控制一切,虽然能够暂时快速地压制不同声音,但随着社会自组织的削弱,社会自我调节的功能越来越差,政府权力本身也越来越成为制造麻烦的根源,稳定与发展的可持续性难以预期。如果说前一条道路代表了好的市场化社会,后一种就代表了坏的市场化社会。

    在工业化阶段,任何国家都面临怎么使社会治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难题,面临着走向好的还是坏的市场化社会的道路选择。经济的市场化意味着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它在客观上要求社会声音多元,通过不同声音的磨合、协调达到和谐共振。中国现在就处在这一历史进程的关口,由政府包揽一切、压制不同声音的路子似乎简单有效,但容易走的往往只是下坡路,它可能将中国导向经济上权贵资本主义、政治上集权专制的陷阱,亚非拉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殷鉴不远。

    中国执政党的目标是保持社会稳定,进而实现和谐社会。由政府全面控制、保持单一声音的和谐只是表面现象,其下可能潜伏着地火的奔腾,各种偶然因素都可能诱使危机喷发。政府应该学会放手,将社会的事交还社会,培育、扶植社会自组织的发展,容忍不同声音,引导各种声音相互磨合最终形成共振,由共振达成的和谐才有良好的适应性。这条路起步不易,但却是向上攀升之路,它能导向光明的前景;只要走稳、走好,中国社会的长期稳定与持续进步就可以预期。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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