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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的迷失与中华民族的消亡 (图)
(博讯2006年7月16日)
    
中国传统文化的迷失与中华民族的消亡

    凡是人为的而非自然产生的东西都是文化,包括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文化因素浩如烟海,不是所有的因素都能起基因作用的。能担此重任的有三个: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生活习惯。这些因素越是成熟,就越稳固,力量也就越大。
    
    报纸上有人说,中国传统文化要失传了,要发生断层了。如果这是真的,当然就严重了。但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否会断层,不决定于学习和吸收了多少外来的东西,而决定于这个民族的文化基因是否保存了下来。
    
    以前没有人说过文化基因,不过,它是一个客观存在。它是一个民族最基本的文化特性,是能使一个民族千秋万代永远保持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个性。有了它们,一个民族就存在;反之,则消亡。
    
    中国历史上,一个民族的存亡往往与军事上的胜败无关,最后起作用的倒是文化基因。我国历史中宋、辽、金、元一段,契丹人在军事上颇不弱,占据了半壁江山,建立了辽国,但是,这个民族最终烟消云散了,他们融入了汉族。继起的女真人推翻了辽,建立金国,军事上也厉害。可是,女真人也消失了,也融入汉族中去了。他们完全放弃了自己的文化,而全盘接受了汉族文化。《聊斋》的作者蒲松龄中文那么好,文学素养那么高,可现在还有多少人知道他是女真人?就是统治全中国200多年的满族,也大半融入了汉族中,现在除了极少数人之外,绝大多数人已经放弃了自己的民族文化,而完全汉化了。
    
    那么,什么是文化基因?文化是一个大概念,有一种学说认为,凡是人为的而非自然产生的东西都是文化,包括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文化因素浩如烟海,不是所有的因素都能起基因作用的。能担此重任的有三个: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生活习惯。这些因素越是成熟,就越稳固,力量也就越大。比如语言文字,一个民族的文字越是悠久、完美,它所记录的民族记忆就越丰富,就越是不容易被其他文字所冲垮。契丹文字的历史很短,一冲就垮,现在没有人认识了。满文比契丹文历史长一些,相对比较稳固,不过也几乎消亡了。
    
    语言文字不仅是交流的工具,其中还隐藏着一个民族的思维习惯和审美情趣。比如汉语比较简约、灵活,有时还有朦胧美,给人留下想象的空间。而英语则比较严谨,有时候还有些古板。说到苏联,他们必定要在前面加一个前缀:“前”。汉语就不必,因为谁都知道苏联已经不存在了,叫做不言而喻。汉语像国画,英语像油画。
    
    因此,语言的消失不仅失去了交流的工具,同时也丢失了一个民族精神行为的特点,从而危及民族的生存。
    
    我国始终没有成为一个宗教国家,宗教信仰这个基因比较弱,但有其它两个基因在,同样产生了抵御“溶解”的巨大作用。我国在海外的移民,不管是二三百年前的老移民,还是刚出国门的新移民,也不管是在哪个国家,都喜欢“聚族而居”,各地的唐人街就是一个标志。究其原因,就因为语言相通,生活习惯相同。宗教因素虽然比较弱,却也发挥着宗族凝聚的作用,几乎所有老移民聚居的地方都有关帝庙。移民聚居的现象,不仅中国人有,其他国家的移民也有,但以中国人为最,因为中国人的文化与其他民族的文化差距太大,很少有共同的地方。所以,许多国家都有抱怨,说中国人喜欢生活在自己封闭的圈子里。据说在洛杉矶唐人街,有的华人祖祖辈辈生活在那里,但至今说不好英语。圈子是自然形成的。西方人不喜欢和中国人住在一栋楼里,甚至不喜欢住在一个社区。他们嫌中国人炒菜散发的油烟和“难闻的气味”,嫌中国人喜欢在楼道里堆放杂物,嫌中国人说话嗓门太大。150年前,有数万华南农民在澳大利亚金矿淘金,白人一闻到咸鱼气味就想吐,躲得远远的。这些,他们都受不了,而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恰恰是适于他们生存的环境,如鱼得水。
    
    生活习惯也是一个大概念,包括衣食住行等等。其中最稳定,最能起作用的是饮食习惯,其它都作用不大,甚至没有作用。比如穿衣,我们早已全盘西化了,七十年代还有“毛式服装”,现在基本没有人穿了。而旗袍实际上不是汉族的服装。住房也已经西化,古民宅成了吸引游客的稀有“物种”了。至于行,从人力车三轮车自行车到汽车轮船飞机都不是中国固有的。这些,都没有影响中国人作为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民族存在于世界。人类生存有两大需求,一曰食,二曰色。饮食习惯堪称文化基因,它稳定,有力。中国人吃西餐,一天两天可以,三天四天就受不了了。其他民族也一样。九十年代初,我曾陪同一个伊朗代表团访问北京、西安、深圳和上海。一路上,各接待单位好吃好喝招待。开始的时候他们还能忍受,后来就不行了。到了上海,他们派代表私下里和我商量,能不能给他们来点炸薯条加可乐,其它都可以免去。
    
    在澳大利亚,听说有一位华人女子,移民不过十来年,入了当地国籍,因为英语比较好,又在当地公司任职,还嫁了一个老外,就口口声声说“从来不和中国人交往”。但有人发现,她常光顾中国餐馆。此事在华人圈子里传为笑谈。第二代移民就开始变化了,他们没有语言障碍,和当地小朋友吃在一起,玩在一起,饮食习惯和行为方式都本土化了,渐渐的,汉语也说不好了。华人把这一代称作“香蕉”,外面黄,里面白。我曾采访过一位第三代华人。他连一句中国话都不会说了,一口带澳大利亚腔的英语,每天早上带个三明治,驾车上班,每周打一次网球,但他说还是喜欢吃中国菜,这是因为她母亲用心良苦,硬是在去世之前教会了她那白人儿媳妇做中国菜。我估计,再过一两代,他这一支就会完全本土化,不变的只有皮肤了。
    
    风俗习惯,四时八节,属于生活习惯的范畴,它可以唤起一个民族的共同记忆,发挥粘合剂的作用。“清明时节雨纷纷”,家家坟头飘白纸,端午粽子,中秋月饼,重阳登高,春节团圆,民族味道浓烈醇厚。但它们现在正经受着考验,一些节日淡化了,一些节日消失了。农历三月初三,古时候称上巳之日,古人是要庆祝的。现在,没有几个人知道这个节日了。我老家的人,这一天还知道吃大蒜炒马兰,说是这样可以一年没有蚂蚁上灶。人们哄抬洋节日,大肆制造气氛,想起来可笑。圣诞节是人家的宗教节日,我们许多非基督徒大凑其热闹,岂不可笑?这无异于挖民族的根。梁实秋先生在《旧》一文中对此有尖锐的批评。他说:“最可怕的是,倡言守旧,其实只是迷恋骸骨;唯新是鹜,其实只是摭拾皮毛,那便是新旧之间两俱失之了。”
    
    宗教信仰凝聚一个民族的最好例子是以色列。犹太人流散世界各地两千多年,丢失了本民族的语言和大部分生活习惯,却顽强地坚守着自己的宗教信仰,以及与宗教有关的那部分生活习惯。宗教信仰告诉他们,他们的根在巴勒斯坦,在锡安山,一定要回到神赐给他们的“流着奶和蜜”的土地上去。他们果然回到了故地,重新立国。在此之前,他们已经根据古希伯莱语文献,借鉴其他民族的语言,结合现代生活的需要,赋予了早已死亡的语言以生命,创造了新希伯莱语,作为国语推广。我国开封也有一支犹太人,但他们不但丢掉了语言,也丢掉了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三个基因都没有了,以色列就不承认他们是犹太人。他们的血统无疑具有犹太成分,也就是说生物基因还存在,但没有用,文化基因消失了,就不能被原先的民族所接纳。
    
    能成为文化基因的,都是那些渗透到普通百姓日常生活中的、最基本的文化因素。文化因素越是基本,其基因作用就越强。那些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没有直接关系的文化因素,其实作用并不大,如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日本接受了西方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日本民族依然是日本民族,并没有变成美国人法国人。法国和英国历史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化相似,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也大同小异,可两个民族的特点依然鲜明。所有这些,全都是因为起基因作用的文化因素没有变。比如法国和日本都十分重视本民族语言的保护。
    
    人类总是不断前进的,在前进的过程中,物质文化要变,精神文化也要变。精神文化是物质文化的反映,同时要为物质文化服务。中华民族在崛起中,不可拒绝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但是,基本的东西不能变,如文化基因。文化基因丢掉了,民族将随之消亡。
    
     来源:棒喝时代(博讯记者:万感)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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