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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维健:千古永恒的佛天慈地---西藏的现状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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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6年7月10日)
    一、西藏的精神和政治中心达兰萨拉
    二、西藏自治区殖民主义的政府
     三、中藏会谈和达赖喇嘛的留在中国的大自治 (博讯 boxun.com)

    四、在慈悲中坚守独立自治
    
     “我们都同样是人类的子孙。我想要快乐,你也想要快乐。有此共识,我们就能建立起互敬和真正的互信,我们就能合作与和谐:有此共识我们就能阻止很多事情的发生。”
    
    达赖喇嘛(宗教价值与人类社会)
    

(一)西藏的精神和政治中心达兰萨拉
    
     一九五零年中共入藏后,虽然中共统治了整个西藏,从政治、经济到宗教文化,但是在藏人心目中的政府,仍然不是西藏自治区政府和在北京的中共中央政府,而是处在印度北部的一个小山村的达兰萨拉的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在西藏几乎所有的寺院和家庭,都公开的和隐匿地供奉着那个流亡在外将近半个世纪的达赖喇嘛的像,达赖喇嘛是他们的永恒不变的天神活佛精神导师。
     达兰萨拉这个昔日不为人知的印度北部山村,由着西藏流亡政府和达赖喇嘛,已经成为一个世界著名的和西藏不可分隔的圣地。自从一九五九年,达赖喇嘛因中共“平叛”和可能遭受的诱捕,带着政府成员和十万信众,翻越雪山来到印度。一九六零年印度政府将达兰萨拉拿出来作为西藏流亡政府的所在地。达兰萨拉是一个位于印度北部喜马拉雅山脉延伸出来山坡上的小镇,这儿的山峰终年积雪,气候和地貌和西藏相似,又和西藏本土相连,无论从地缘还是气候来说,都是西藏流亡政府理想的建立点。
     西藏流亡政府,是西藏政府的自然延伸,当年达赖喇嘛出逃西藏时,带出了七十几名西藏政府成员(嘎厦)可以说是一个完整的政府,具有不可替代的法统,而且它的行政权力和管制权,直接连结着住在印度各藏人定居点,和世界各地大约十几万的藏人,以及每年成千上万穿越雪山长途跋涉来到达兰萨拉的藏人。这些莱自西藏的藏人,在达兰萨拉学习朝圣,听上师讲经念佛接受达赖喇嘛的灌顶,然后又回到西藏去,这一切也是至今为止中国政府无法忽视它的存在的原因。
     西藏流亡政府在确定达兰萨拉为所在地后,达赖喇嘛对流亡政府进行了民主改革,他成立一个由民众代表的委员会,要求民众从西藏三区各选出三名代表,四大教派各选出一名代表。1960年9月2日,十三名当选的代表集聚达兰萨拉成立了西藏历史上的第一个人民议会,时称“西藏人民代表委员会”。这一天,也就成为法定的“西藏民主节”。西藏民主政府经过几十年的民主实践,在二零零一年开始一人一票的直选政府总理,流亡政府称为内阁部长。桑东仁波切击败了包括达赖喇嘛的哥哥在内的四名候先人当选为第一届民选政府总理。桑东仁波切是一位高僧,他曾担任过瓦那纳斯高级佛学院的院长,也是《西藏流亡宪章》的起草人。桑东仁波切的当选,表明西藏流亡政府已经成为一个高级形式的民主政府。
    西藏流亡政府设有:
    七部、二署、一委员
    
    宗教与文化事务部
    
    内政部
    教育部
    财政部
    卫生部
    安全部
    外交与新闻部
    选举事务署
    审计署
    政府公职人员之选任委员会
    
     西藏政府在流亡到了印度后,已不再是中共所宣称的那个由贵族和僧侣组成的农奴制的政府,而是一个民主政府。如果说,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的话,那么西藏流亡政府是中国最早的地区民主政权。在达赖喇嘛的强力推动下,1961年10月10日西藏政府颁布了《西藏民主宪章》徵求意见稿,其中规定根据《宪章》和议会的决定,可以罢免达赖喇嘛的职权,而在这以前达赖喇嘛的职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虽然这个民主宪章,遭到对达赖喇嘛深怀敬意的民众的强烈反对,但在达赖喇嘛的一再坚持下还是颁布实施。1965年议会又通过决议,宣布收回旧西藏原有的所有封爵。同年并指定了议会的工作章程,由此,西藏人民议会开始走向正规化,使西藏流亡政府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化政府。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虽然流亡在外,但作为一个民主政府,它在法理上和西藏那个由中共指定人马,组织起来的“自治区”政府相比更具有合法性。所以尽管中共认为西藏和台湾不同,西藏在自己的手里,不用怕它跑掉,时间越长对他越有利,而台湾已不在自己的手上,时间长就会自然而然地他离出去。但是,事情并非是中共想象的那样。
     达兰萨拉和印度其它地方的藏人社区,是一个不断地获得来自西藏和世界各地藏人补充的一个社会,每年有数千来自西藏的藏人,不断地把西藏遭受中共摧残的信息带到达兰萨拉。比如西藏的自然生态环境遭到中共掠夺和污染,西藏的文化遭到中共肢解和变质,西藏的社会遭到中共世俗化的浸淫,对中共的反抗遭到残酷的镇压。由着这些人数众多的藏人的现身说法,使达兰萨拉对西藏的情况是感同身受了如指掌。而许多身为中共的藏人干部,也都是身在汉营心在藏,他们把中共对西藏的政策和计划,都通过不同的渠道报告给达兰萨拉政府。比如说强巴赤烈活佛,他已官至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可以说已是中共的达官贵人,但是他的心依然是在达兰萨拉的达赖喇嘛那里。中共让他去寻找班禅的转世灵童时,他将寻找的每一步情况不是向北京汇报,而是向达兰萨拉汇报,从而使达赖喇嘛抢先一步在中共之前宣布了班禅的转世灵童,虽然他为此付出牢狱之灾的代价,但是他毫不后悔。他说他必须服从达赖喇嘛的意志,而不是中共的意志。 在藏民和藏族官员把西藏的情况反映到达兰萨拉的同时,到达兰萨拉的藏人也把达兰萨拉的政策和指示带到西藏执行。比如最近达赖喇嘛在印度时轮金刚灌顶法会上,批评了时下在西藏风行的兽皮毛衣,他表示以前藏人在他们的服饰里用少量的兽皮兽毛作装饰还不构成大问题,而现在把皮毛做的衣服当作时髦是既庸俗又不合时宜,是违背当今保护野生动物的世界潮流的。达赖喇嘛说:“当今知识发展、经济发达的时代,藏人的思想和行为却一步步落后。很多西藏境内的藏人,虽然没有什么内在的修养和知识,但却喜欢腰带长刀,身上裹着用大量虎豹等珍稀动物的毛皮装饰的服装,手、脖子上和头上戴满沉重的各种饰品,进行炫耀,并且戴很大的戒指,手指不能活动,如何吃糌粑?这些是一种庸俗、缺乏文化的表现,是藏人的耻辱。在座的境内藏人,在返回西藏时一定要告诉所有藏人说,达赖喇嘛对在西藏买卖和使用动物毛皮的行为感到非常羞耻,藏人也因此背着坏名声,这是不好的,应该要制止。”达赖喇嘛讲话传到西藏后,据一些藏人网站报道,2006年2月7日,安多、黄南、热贡地区的农民举行公开焚烧藏装镶饰水獭、狐皮、豹皮等的系列活动,并向在场藏人宣传他们的发心及缘由。热贡本地的大学生联合会和热贡智源网,也掀起在热贡地区开展拒穿昂贵皮饰、拒戴昂贵项饰的宣传活动。在拉萨冲赛康,一位买卖动物皮毛来做藏装的康巴商人,把他的店铺中价值五十万的獭皮、狐皮等当众焚烧,并发表讲话:过去认为金钱是最重要的,如今知道钱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生命。人的生命是宝贵的,其他动物的生命也是珍贵的。很后悔自己过去做了不少不利于其他生命的事情,从此再也不做这类生意。
     达赖喇嘛的时轮金刚大法会虽然在印度召开,但根踞藏传佛教规定,境内的藏人在法会期间只要专心祈祷、遵守戒律,即使不在现场同样可以获得殊胜灌顶。因此在中国境内的所有藏区,无数不能当场聆听达赖喇嘛传法的藏人,在这个时候都是一心向着印度的达赖喇嘛,他们或以口传心,以心传口,也以现代技术,传送复印件、打电话、发手机短信和 Email的方式传达法会的经文、戒律等等。使法会期间整个藏区的藏人在中共的眼皮子底下,与远在印度的法会和达赖喇嘛心心相印。使远在印度的每一次法会都成了藏人的名符其实的“西藏人民代表大会”。由于是心灵的感召,心灵的呼应,使中共对此束手无策。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达赖喇嘛住在达兰萨拉,但对西藏境内的藏人有着非常强烈的感召力,他们身在中共统治下,听从的却是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发出的指示和政令。由着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有着如此强大的感召力,如果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对于中共所持的不是和平的态度,不是对藏人所遭受的痛苦加以安抚宽慰,中共这些年控制西藏也绝不可能象现在这样平安了。这一点了解西藏实际情况的中共干部应该是非常清楚的,但是中共还是不断地指责达赖喇嘛是西藏的乱源,是分裂中国的罪恶魁首。
     不过西藏境内的藏人也好,西藏境外的藏人也好,对于中共长久无视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的和平路线,又届于西藏无论是在生态和宗教文化社会生活正在被中共改变的严峻现实,使他们产生一种时不我待的情绪,如果再这样无休无止地等待下去,西藏将被中共玩完了,就是共产党有一天跨台了,西藏也已面目全非,西藏也不再是昔日的西藏。于是,他们就会要求和逼迫达赖喇嘛放弃和平等待的路线,不但要求完全的独立,而且还会采取暴力行动来达到目的。而一个力量上完全不成对比的斗争,弱小的一边所能做的只有一条,就是恐怖行动。另一方面,流亡政府作为一个民主政府,他必须表达大部分人的愿望和要求,当大部分人觉得和平道路走不通时,流亡政府也只有顺应民意走暴力道路。就象最近巴勒斯坦在民主选举中,最为极端的“哈玛斯”获得民众的支持而大胜,组织巴勒斯坦政府一样。流亡政府也将由激进派来组成。再说目前流亡社区势力最强的组织,是西藏“青年会”。“青年会”的成员基本上是出逃藏人的第二代,他们在民主的环境中成大,又经过良好的教育,许多成员都是海外一流大学毕业的,有硕士和博士的学历,他们有强烈的西藏独立精神。这个“青年会”的纲领就是西藏独立。不过尽管如此,这个组织的纲领中还有一条,就是服从达赖喇嘛,因为在藏人中无论哪个组织和个人,不管他们的思想如何,都是把达赖喇嘛放在第一位的,是永远服从达赖喇嘛的。但是达赖喇嘛作为流亡政府和社区民主的创导者,他也必然会尊重民意,尊重流亡藏人的独立情绪。藏人的独立情绪也受到许多从其它国家独立出来成为一个国家的民族那样的事例所鼓舞。比如在西方政府中最支持西藏独立的挪威,它就是一个从瑞典独立出来的小国。由于相似的经历,使它成为西藏独立运动中最坚决支持的国家。在达兰萨拉有一个叫做“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从这个有一点拗口的名称中我们就可以知道,它是一个由挪威支持的电台,这个电台主要向西藏地区广播。再则“青年会”的成员,他们在自由和民主精神的熏陶下,不象老一辈藏人和来自中国的藏人那样,对达赖喇嘛顶礼膜拜,虽然他们也非常尊敬达赖喇嘛, 但是他们能够把对达赖喇嘛的尊敬和自由的信仰区别开来。西藏独立于否,对他们来说不是达赖喇嘛的个人意志,而是全体藏人的意志。而“青年会”的成员在西藏流亡政府中的人数多达百分之九十,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将成为流亡政府各部位的领导,民间意识就会成为政府的行政行为。而达赖喇嘛早已将权力下放给民主政府,民主政府有权否定他的主张也写进了宪章中。那时候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将会是一个指挥发动对中共进攻的一个中心,西藏也不会象现在这样的太平,中共的干部也不可能在西藏日日歌舞升平,西藏也不会象中共现在所感到那样,是实实在在地撑握在他们的手里,他们将穷于应付每天都有可能出现的袭击,西藏将有可能成为第二个中东。这并不是一个骇人听闻的神话,而是在逐渐向西藏逼近的危险。
     中共在西藏问题上一直采取的方法是拖延,他们希望达赖喇嘛去世以后,藏民失去了精神领袖,西藏问题就能够得到解决。但这是中共的一厢情愿而已。第一,达赖喇嘛已经将权力都移交给流亡政府,而流亡政府在几十年中,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民主政府,它完全可以在没有达赖喇嘛的情况下,领导海内外的藏人。桑东仁波切在当选内阁部长以后表示:流亡政府首脑的直选,从根本上免除了在达赖喇嘛去世以后,在下世达赖喇嘛产生以前的二十余年的权力真空。民选的流亡政府首脑既具有合法性又具有权威性。而事实上达赖喇嘛现在已很少顾问政事了,一切事务基本由政府说了算。
     达赖喇嘛去世问题一直是藏人不愿触及,但又不得不触及的大问题,达赖喇嘛虽然身体还非常的健康,但毕竟是近七十岁的老人了,他一旦去世,他的转世就会成为一个令人头痛的大问题。因此,可以肯定地讲,在寻找达赖的转世灵童问题上,中共一定会寻找确定他的转世灵童。届时一定会象班禅转世一样闹出一个双胞案来。对此,达赖喇嘛也甚感忧虑,他一度曾决定放弃转世,让达赖转世制度从他这里结束,但他又考虑到藏传佛教的传承,考虑到西藏民众的感情,使他左右为难。最近他表示是否转世交于藏族民众来决定,如果要转世的话,那么他的转世灵童一定不在西藏,而在他流亡的印度,因为十五世达赖喇嘛要完成十四世达赖喇嘛在流亡中未竟的事业。虽然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问题得到解决,但一个转世灵童到能够坐床听政至少也要十几年的时间,在这十几年的时间内,藏族民众也极需一个精神上的导师。由于藏民族是一个全民信佛的民族,无论政府作为民选政府有多大的权威性,可以领导他们的尘世俗事,但是他们依然需要一个精神导师,来作为他们的精神依靠,这是作为一个世俗的政府所无法替代的。达赖喇嘛的去世,依然会造成精神权力的真空,不过现在这个真空有了一个很好的替代人,这就是葛玛巴活佛。葛玛巴活佛是北京和达赖喇嘛都承认的转世活佛。噶玛巴活佛属于西藏四大教派中、称为白教的噶举派,達赖和班禅都属于俗称黄教的格鲁派。噶举派是历史上第一个创立活佛转世制度的教派,他在西藏佛教中的地位仅次于达赖喇嘛和班禅。而且在历史上噶举派还高于格鲁派,明朝初期所扶持的就是葛玛巴活佛所在的白教。公元1406年,永乐皇帝将最尊贵的称号 “大宝法王”(八思巴即获此称号)封给了噶举派的活佛。永乐皇帝自己也皈依大宝法王。在西藏从世俗角度讲,达赖和班禅是藏传佛教位居第一和第二的大活佛,大宝法王葛玛巴是位居第三的大活佛。而从佛教宗教教义角度,葛玛巴是继释迦牟尼、弥勒佛之后的又一位未来佛。据说,世尊释迦牟尼佛在《三摩地王经》中授记并预言:未来在印度的北方,雪域的西藏会出现一位戴黑宝冠的行佛陀事业者,他是过去诸佛、现在佛、未来佛等十方三世诸佛的总集化现,他以“噶玛巴”这同一名号化现人间利益众生,他把佛陀的事业一代代地不断传承下来,直到未来佛降生。他将在弥勒佛之后成无上正等正觉,为贤劫第六佛,名号——“狮子吼佛”。所以噶玛巴作为未来佛祖在宗教角度只在达赖喇嘛之上,不在其之下(达赖喇嘛只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所以从佛法的传承上来讲,噶玛巴作为藏传佛教的最高上师是有依据的,同时十七世噶玛巴是中国政府曾协助找到的转世灵童,并经国务院批准确认的,同样也为流亡政府所确认。他被确认后虽一直在北京受中共的教育,但是尽管如此,葛玛巴还是在二零零零年一月他十六岁那年出逃到印度投奔达赖喇嘛。由着他对达赖喇嘛的忠心和智慧,又被达赖喇嘛所器重关爱,他已普遍地被境内外的藏人看作是达赖喇嘛去世后的接班人。而且在达赖喇嘛去世前的那一段时间内,随着他的年龄增长和阅历的提高,他的权威还将进一步的提高。这样,从世事到佛事在达赖喇嘛去世以后西藏都不会出现真空,中共的一厢情愿必然无法达到。
    
     一个民族被压迫得太久,他们的和平愿望又长久地被拒绝的情况下,要他们不产生独立的思想是十分地困难的。在达兰萨拉有一句广为传播的嬉说:“在达兰萨拉只有一个人不赞成西藏独立,这个人就是达赖喇嘛。”从中我们也可以体会到达兰萨拉的流亡藏民,他们的民主意识,已到了可以和自己最为敬爱的至高无上的神圣的导师开玩笑的地步了。他们如何还能接受中共的一党专制主义的统治。
     达兰萨拉的流亡政府不但是一个民主的政府,而且还是一个廉洁的政府,他所领导下的流亡社区是一个社会低保福利的社区,虽然日子清苦,但吃穿医疗教育无虑,民众有着高度的道德操守,一心向善慈悲为怀。对于此,凡是到过达兰萨拉的人都会有深刻的印象。
     如果我们将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作一个道德指数的评分,相信西藏流亡政府所属的藏区应该是最高的,在西藏社区虽然论生活条件还相当的差,甚至有不少的乞丐,但几乎没有偷抢和其它刑事案件。在达兰萨拉街头所摆的小摊,晚上是不收回去的,蔬菜水果用布盖一下也不是防贼,而是防野狗,设在达兰萨拉的法庭,几年中只审过一次案子。流亡政府十分重视教育,西藏难民刚到印度时,尼赫鲁让西藏难民到印度学校就读,当时达赖喇嘛考虑到保存西藏文化的重要性,而谢绝了尼赫鲁的好意,而建立起自己的学校,除学习英语以外也学习藏族文化,几十年发展下来,流亡社区的教育已建立起除大学以外的教育体系,所有在校的学生,无论是本地还是从西藏逃亡过来的,全部不用学费实行义务教育制,学生不但不用付一分钱的学费,而且所有的生活费也全部由政府开支,一个学生一个月大约要化费政府二千卢比,另外还发给学生一百元的零化钱,而老师的薪资只有三四千卢比一个月,而且许多老师特别是外籍老师都是义务教学。医疗保健上流亡社区虽然还没有实行全面的免费医疗制度,但是卫生部规定六十五岁以上的老人和新近流亡到流亡社区的藏人都能享受免费医疗,僧侣和学生只收半价。而且医院的分布也十分地均称,并不是都集中在达兰萨拉,流亡社区共有八所大型西医院四十一个分院和六十八所门诊医院,共一百十七个医疗单位。在实行教育免费和医疗基本免费的情况下,流亡政府官员的生活却是十分地艰苦,他们不论官级大小,工资一个月基本都在一百美元左右,住房条件远远没有学校教师来得好,而政府官员有很大一部分毕业于印度和美国名牌大学,但他们都放弃了海外优厚的薪金,回来参加流亡政府工作为藏民服务。
     在印度的西藏流亡政府,是一个民主的政府,它所领导下的流亡社区,是一个有着社会福利和保障的社区,他们沐浴在达赖喇嘛的慈恩的阳光下,等待着有一天回到他们念兹在兹的西藏。

二、西藏自治区殖民主义的政府
    
     我们现在所说的西藏自治区,已经不是实际意义上的西藏了,真正意义上的西藏在藏人眼中的西藏是大西藏,包括部分四川、云南、青海、甘肃等地。中共在汉化西藏,分而治之的政策下,继承了国民党时期对西藏的划分,并将卫藏和康区的部分土地建立起“西藏自治区政府”将其分属在各省,成立藏族自治洲。应该说现时的西藏是一个支离破碎的西藏。西藏只是一个行政区,实际的西藏应该是所有藏人生活的藏区。
     中共的西藏自治区成立以来基本上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民主革命”时期,第二阶段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第三个阶段为“拨乱反正”时期,第四阶段是现在的“改革开放时期”,基本上和中国的其它地区相同。
     中共是一九五零年十月七日由十八军副政委王其美任司令员兼政委,陈竞波任参谋长的选遣部队四万余人,分八路向西藏进军的,他们向西康首府昌都发起只有八千余人的西藏军的攻击,他们打死了一半以上的藏族军后,占领了昌都,抓获了后来成为中共政协副主席的阿沛阿旺晋美。在昌都被中共占领后,“西藏大会”召开了紧急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决定了由十四世达赖喇嘛担负西藏的政教领袖,并由西藏外交部发表正式声明,向全世界昭示,西藏民众将以达赖喇嘛为首抵制中共对西藏的侵略,呼吁世界各国以和平的手段制裁中共对西藏的侵略,但是刚成立不久的联合国根本无暇顾及中共对西藏的入侵,西藏政府意识到没有国际社会的支持,西藏是不可能和中共大军相对抗的,在形势的逼迫下西藏政府只得派已在中共手中的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五人代表团和中共会谈,但是没有给于阿沛阿旺晋美全权代表的资格,所有事宜都必须向西藏政府请示。但是在中共代表李维汉、 张经武的威逼恐吓下,阿沛阿旺晋美在没有向西藏政府汇报下与中共签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只就是后来所称的十七条。虽然阿沛阿旺晋美在签字中强调,这只是他个人的签字,而不是代表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但是对中共来说,这种强调根本没有任何意义。他们立即宣布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已经达成了和平协议。西藏政府和达赖喇嘛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否认其协约的合法性,是一份未经西藏政府和达赖喇嘛认同的非法文件。“十七条”虽然是一份在威逼下和未经最高权力认可的文件,但十七条 “给于中国军队进入西藏的权利和中国负责西藏外交事务的权利,但也规定了中国不变更西藏原有的政治制度,保证对达赖喇嘛和班禅固有的地位以及职权维持不变,对于西藏人民给于区域自治的权利和宗教信仰自由,尊重西藏的风俗习惯,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不采取强制手段,而是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后解决。”“十七条”其内容比起后来中共在西藏所实行的统治来说是相当的温和,也许当时中共刚取得全国政权不久,处在于日中天时期,因此,还有这样的一点雅量,但中共后来根本没有实现在十七条中对西藏的任何承诺。
     十七条签订以后,以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政府还希望中共能认识到,这十七条由于没有受到西藏最高当局的认可,是一个无效文件,还须坐下来重新认正,但是后来的情况的发展已没有了可能,中共的军队很快地占领了整个西藏,首都拉萨也在他们的掌控之中。于此同时,西藏也出现了全面的反抗运动,拉萨举行了全民抗议中共入侵西藏大会,并以大会的名义要求中共退出拉萨。而中共面对反抗运动进行了血腥的镇压。为了使藏人的血不要再流下去,达赖喇嘛答应了中共让他当一个没有权力的“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主任”并前往北京。当时还处在少年时期的达赖喇嘛亲身感受到了毛泽东的暴戾。在到北京后达赖喇嘛处在有可能被中共软禁北京的危险之中,这时有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印度总理尼赫鲁邀请达赖喇嘛前往印度参加释加牟尼圆寂二千五百周年纪念活动。从而使达赖喇嘛逃出了北京的控制。达赖本想就此流亡印度,但是因当时到印度访问的周恩来再三向印度保证改变西藏的状况,于是达赖相信了周的保证回到了西藏。由于周的保证使西藏的状况一度得到缓和,但没有多长时间,中共对西藏开展了所谓的民主改革的社会主义运动,使西藏和中国的内地省份一样。以中共的说法是使处在农奴制社会的西藏,一步跃到了社会主义。
     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大批西藏以前的政府官员和僧侣贵族被召去开会而失踪。当时达赖喇嘛受到中共拉萨军营的邀请参加一个文艺晚会,民众由于担心达赖喇嘛被诱捕,于是将布达拉宫包围起来,不让达赖喇嘛去参加这个晚会。达赖喇嘛和嘎厦政府也预感到可能要出事。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达赖喇嘛决定带领嘎厦政府出逃西藏,到印度建立流亡政府。在达赖喇嘛和嘎厦政府到达印度后,也有近十万西藏民众到达了印度。从此,达赖喇嘛嘎厦政府和部分民众,开始了长达将近半个世纪的流亡生活。而在半个世纪的流亡生活中,达赖喇嘛把西藏的佛教思想,从雪域高原带向了世界,而他自己也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成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
    
     中共在西藏实行所谓的民主改革,就象破坏了中国原有的乡村经济和城市资本主义经济结构那样,也彻底的破坏了西藏原有的政教合一,经济相对平等,以神主导的社会。建立起一个与原有社会完全格格不入的,从苏联照搬过来的取消私有制社会主义社会,一个以共产党说了算的专制社会。与西藏原有的社会相比,无论是物质生活还是社会制度,不是前进了而是倒退了。
    
     有关原有的西藏中共的说法是:“旧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度,严重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西藏经济长期处于极其落后的状态。农业生产基本上是使用“二牛抬杠”的木犁耕地,牦牛踩场脱粒,在少数地方,还保持着“刀耕火种”、“烧荒肥田”的原始耕作方式。 1952年,西藏亩产粮食平均只有80公斤(15亩为一公顷),人均占有粮食125公斤。牧业基本上是靠天养畜,自然灾害经常造成牲畜大批死亡,1952 年全区牲畜总头数仅为974万头(只)。旧西藏的民族手工业也十分落后,现代工业更是一片空白。旧西藏交通险阻,行路艰辛,贷物运输、邮件传递全靠人背畜驮。横贯西藏的雅鲁藏布江上,只有明朝时残留下来的几条铁索桥,没有一座能通车的桥梁。英国人送给达赖喇嘛的汽车,由于没有公路,只能将汽车拆了用牲畜驮到拉萨。能源状况落后,至1950年解放前夕,仅有一座125千瓦的水电站断续供电。经济的落后和农奴主的残酷剥削,使人民群众处于极端贫穷和悲惨的生活境地。仅就首府拉萨来说,民主改革前城区只有两万多人,城周围住在破烂帐篷里的贫民和乞丐就近千户。监狱不供犯人伙食,戴着手铐、木枷的“囚犯”沿街乞讨。无家可归者冻饿倒毙街头的凄惨情景处处可见。” (摘自《西藏的主权归属与人权状况》)。用西藏自治区主席列确的话来说:民主改革废除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废除了生产资料的封建农奴主所有制,西藏从封建农奴制社会一跃进入社会主义。百万翻身农奴当家做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拥有了对土地、草场、牲畜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极大地焕发了生产的积极性。所以,民主改革40年来西藏最大的变化是,西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从而解放了生产力、发展了生产力,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西藏人民拥有了生存权,拥有了广泛的发展权。然而这里除了他所说的中共破坏了原有的西藏制度以外其它全是谎言。
     西藏流亡政府的文库中所记载的中共入藏前的西藏,和列确所说的完全不同:“过去的西藏社会,它的制度的宽松可以和当时亚洲地区相妣美,它的转世制度非血缘世袭,不仅如此,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和历代许多达赖都降生在农民和偏僻乡村的一般平民家庭,达赖下面的僧俗等行政官员,俗官大部分虽产生于世袭家庭,但是职务不是世袭制,僧侣行政官员则大部分来自社会的多个阶层。同样在西藏寺院的制度中,也给人民以平等发展的机会,任何一名儿童都有入寺为僧的权利。在各寺院中拥有最高权利者大多数都是来自一般平民家庭。”从经济上来说:“档珠曲忠是西藏最贫穷的人家中的一个,她说;我是中共所说的农奴家庭,我家的六口人,拥有围墙院落的二层楼房,楼下是关畜牲的,有四条牛,二十七只羊,二匹骡子,还有四亩半农田,家人在吃穿上没有任何困难,同样当时在我们那个地区连个乞丐都没有”然而目前西藏仅拉萨就有乞丐近万人。“最近流亡到達兰薩拉的一位西藏人指證;在西藏藏人乞丐人數每年不斷增長。近幾年在拉薩八廓街就至少有六十余名乞丐長年行乞。到了薩嘎達瓦等宗教節日,在拉薩行乞的超过一万人,擠滿了八廓街。 ”西藏倒底在“民主改革”以后生活状况如何,我们从时任中国人大副委员长的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给中共中央的“七万言书”最能够清楚地了解到实况。他在“七万言书”中说道:“藏族地区由于多种原因掀起的叛乱,在其平息时农牧业生产遭受很大的损失,不言而寓给群众生活造成了困难,有些地方把大多数有劳动力的男人逮捕关押,因而使劳动力严重减少,所剩下的妇女老人和小孩,也由于亲人被捕关押极其焦心而无法心情舒畅地搞好生产。在人民公社运动中,所有的私有产品都变为公有,使藏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伤害。班禅指出:当时民众说人民公社每个人只剩下一身衣,一床被褥,一碗一筷三样私有产品。当时广大劳动民众,每人每月只有十斤左右的口粮,有些地方还不到这样的数。由于口粮极少以最低限度的生活也不能勉强吃饱,只能拿牛、马饲料食来吃,最后树叶、树皮、草根、草籽也拿来吃。因为体弱一些小感冒和小传染病就会引发大批的死亡,有一些是全家都死光。班禅还激动地说到他回西藏时那些遭受苦难的藏民拦着他长跪不起,流泪向他哀呼:“勿使众生饥饿,勿使佛教灭亡,勿使我雪域之人灭亡。”班禅的“七万言书”可以说是对中共西藏民主改革,使百万农奴翻身得解放,过上幸福生活的最好驳斥。九二年流亡到印度的僧人巴丹加措说:“中共统治西藏三十三年,使西藏的富人变成了穷人,却没有使西藏的穷人变成了富人”。他的话可以说一语击中了中共的谎言。
     从五九年开始的西藏“民主改革”,是对西藏社会的结构性的改变,也是对西藏地域行政区进行重新划分,使原有的西藏变成四分五裂的西藏,使西藏处在中共的分而制治的状态之下,并培养出一批汉化的藏族干部,协助他们治理西藏。中共在西藏除派大量的军队驻守以外,还派了大量的汉人移民到西藏,以此改变西藏的人口成份。于此同时中共还创作出大量的文艺作品,来歌颂西藏所谓的民主改革,欺骗汉族人民,把西藏描绘成一个野蛮的奴隶社会,是解放军拯救了西藏人民。电影“农奴”中残酷的奴隶主挖掉了奴隶强巴的眼睛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故事,使对西藏过去一无所知的大多数汉族人信以为真。还有一系例的颂歌,如表达农奴翻身得解放的“翻身农奴把歌唱”,歌颂新西藏的“逛新城”都成了汉族人随口而唱的歌曲。
     文革以后,中共开始拨乱反正,1980年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到西藏视察,在德国的藏人联合会的策旺诺布表示,当时胡耀邦看到劫难之后的西藏感到颇为震惊。“胡耀邦当时痛心地发现,1980年的西藏,藏人的生活水平竟还不如1950年失去独立地位前的西藏。”胡耀邦在公开场合向藏人表示道歉,他承诺藏人将在政治、文化和宗教领域获得更多的自治权利。在这种缓和的大气氛下,西藏流亡政府特使曾多次应邀前往北京,进行非正式会谈。1981年,胡耀邦提出的一份西藏问题五点建议中,甚至谈及达赖喇嘛的回归问题。然而由于胡耀邦受到作为一个共产党人的局限,他所谈及的达赖喇嘛的回归不是回拉萨,而是回北京。把藏人心中的神囚禁在汉人的京城,对于藏人来说,是比流亡在印度不能回来,更不能接受的事。西藏流亡政府当然拒绝了这个条件。但是胡仍然不失为一个中共党内对藏民族最有同情心的领导人。胡耀邦在西藏考察期间,在向西藏人民承认了极左路线严重破坏了党的少数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统一战线政策等,给藏族人民带来了许多苦难。同时,也决定采取措施改变西藏的现状,发展西藏的经济。
    
    
     齐鲁的“胡耀邦传奇”一书中讲到:胡耀邦专门召开了自治区干部大会,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提出“为了实现建设一个团结、富裕、文明的新西藏这个总目标”,应该做好六件大事。在这一对西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讲话中,明确要在两三年内扭转西藏贫困的局面,五年到六年超过西藏历史上最好的生活水平,十年要使西藏有比较大的发展,群众生活水平有大幅度的提高。胡耀邦时代确实给西藏带来了一希望,但是随着胡的去世,胡对西藏提出的目标大部分没有实现,但西藏的经济倒是确实发展了。《西藏的民族区域自治》白皮书中说:“国家对西藏的发展在资金、技术和人才上给予了特殊的支持。1984年至1994年,国家投资、全国9省市援建西藏43项工程,总投资达4.8亿元。1994年至2001年,中央又直接投资建设了62项工程,总投资达48.6亿元,15个对口支援省和中央各部委无偿援建716个项目,资金投入达31.6亿元。2001年中央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决定进一步加大对西藏发展的扶持力度,在国家第十个五年计划期间由中央政府投资312亿元,建设117个项目,并给予财政补助379亿元。全国各地支援西藏建设项目71个,资金投入10.62亿元。据统计,西藏自治区成立以来的近40年间,西藏财政支出共计875.86亿元,其中的94.9%来自中央补贴。近10年来,共计选派各级援藏干部2000多人,援助资金及物资101.66亿元(不含中央同期的117个援建项目的资金)。中央政府和全国各地的支援极大地改善了西藏的生产和生活条件,促进了西藏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虽然中共的统计数历来含有大量的水份,但是从有水份的资料和到过西藏的人所带来的信息可以看出西藏的经济确实是得到大幅度的发展,但是这些经济上的发展和内地的发展一样,并不是平均地让大部分人得到好处,改善了普通民众的生活,而是将好处集中在一小部分人的身上。如王力雄先生统计,以1997年算北京给藏族人的钱平均每人每年达1410元,也就是说藏族人什么也不做,就比内地许多省份的老百姓的平均收入要高出许多。从1994年至2004年,中央政府对西藏直接投资加大达504.41亿元。统战部副部长朱维群说,“十五”期间,中央对西藏的建设项目投资、财政补贴和全国各地对西藏的援助,总额超过722亿元人民币。
     中共在西藏的投资项目据统战部统计,仅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后,就有62项国家投资的建设项目和716个全国援建的项目,但这些投入所建立起来的许多东西,并不是藏人所需要的,比如说湖南援藏是一尊12米高的毛泽东像,这不但不是对西藏的支持,而是对西藏民众的极大侮辱。再比如西藏十大建筑之一的体育馆,藏人的体育活动根本不在体育馆内进行。还有高尔夫球场等和藏人无关的建设。而且那些建筑起来的西式高楼完全和西藏的文化传统不符,改变了西藏原有的建筑风貌。目前的西藏首府拉萨,已经是一个相当内地化的一个城市,大量的现代化建筑。到西藏去的记者说,在拉萨街头要拍一张具有西藏风貌的照片,已经很难找到一个角度了。大量的汉族移民,大量的娱乐设施,酒吧、卡拉OK、妓院充斥拉萨的街头,更为离谱的是竟然在布达拉宫前面进行色情性的时装秀这样的东西
    。世俗化的浪潮甚至连西藏的佛门静地都不能幸免,佛寺成了中共赚钱的地方,要买高价门票才能入内,如最著名的大昭寺历来是藏人拜佛见神的地方,有许多人千里超超,千辛万苦磕着长跪来到这里,但他们却因没钱买那张七十元的高价门票而不得入内,这实在是对普渡众生佛的最大亵渎,是莫大的罪过。
     中共这些年对西藏的投入虽然是事实,但是除一小部分受益者以外,藏人并不满意中共对西藏的投入。因为大部分人从经济上得到的好处是极其有限的,再说中共在经济上给于藏人援助的同时,却摧毁着他们的精神生活,文革后西藏的佛寺重建和恢复了不少,但是基本上成了旅游景点,而不是宗教场所,藏人的信仰自由依然得到压制。
    中共对西藏的建设,说得好听是建设,说得难听是破坏。不但如前所述是对文化和社会的破坏,也是对环境的破坏。西藏的经济发展造成了环境的破坏状况十分严重,据西藏流亡政府有关专家研究发现,西藏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的主要原因是,中共五十年来对西藏矿藏资源的疯狂开采和大量中国人移民到藏,使西藏脆弱的生态功能失调所制。西藏本有四千多个湖泊现在干涸了一半,著名的安多青海湖水位每年持续下降、青海湟鱼大量死亡、草原沙漠化、大面积的森林砍伐等等都使西藏的环境遭受了严重的破坏。据统计从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八五年间,仅从所谓阿坝藏族自治州运往中国内地的木材就可以环绕地球十三圈。矿藏的开采也导致环境的严重破坏,据统计,仅尼玛县金矿开采以来,已破坏优质草场47025亩,因开采车辆压坏的草场25500亩。最近中共有关报导,在“十一五”计划中,格尔木市可能成为中国西北最大的铁矿和多金属采选矿基地。格尔木地区发现的金属矿种有55种,占全省已发现125种矿产的44%,占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已发现86种矿产的64%,其中,已经探明的铁矿床资源占全省已探明资源量的50%以上。据悉,格尔木地区的铁矿潜在价值有47亿元。另外,格尔木地区探明发现的铜、铅、锌、金、锑等资源的储量也非常可观。已经开钻开采的格尔木庆华矿业公司肯德可克铁矿是格尔木市,2005年引进的一个最大的多金属矿产资源开发项目。这个项目於2005年8月份开工建设,一期工程投资6.8亿元,每年可开采铁矿250万吨,二期工程计划在2008年动工建设,最终年产量将达到500万吨,加上年产数10万吨锌、铅、铜产量的生产规模,在西北没有一个地区能和格尔木相比。可见西藏已进入一个深入的全面开采期。最近即将全面通车的青藏铁路,对西藏的自然资源的开采将会进一步地加强,它所带来的生态破坏将难以低估。中共这些年来虽然对西藏有着大量的援助,但在援助的同时,又带走了西藏多少资源和毁坏了多少生态,则是一个无法估计的数字。
     自然的破坏对于西藏人来说还不仅仅只是一个生态的问题,而是一个民族之魂所遭受的戮害,对藏族人来说,万物有魂万物有神、山水草木动物皆是神,而这些神都是西藏民族的保护之神,人一旦弄脏或破坏了它物,人就失去了保护,并会受到威胁和死亡。这种自然之神的思想是西藏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所以无论因破坏自然生态带来多少经济上的利益,对于自视来世而不是现世的藏人来说,不但不是利益而是如同汉族人掘祖坟那样的天灭之灾。当然对藏族人来说最戮心的,还是对他们的信仰摧残。
     从1951年中共军队进藏所谓的“西藏和平解放”到1959年西藏所谓的民主改革前,西藏实行政教合一的制度,藏传佛教是藏人的精神生活支柱,西藏的僧侣是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主要阶层。以中共马列主义唯物论思想来看,这是一种不符合唯物主义的神权体制,从而开始了摧毁藏族的社会政治文化信仰体制的民主改革。据统计,西藏“民主改革”前,西藏自治区境内共有2711座藏传佛教各宗派寺院,114103名僧尼,其中上层活佛约4000人,僧尼总数约占西藏总人口的10%。其他藏区僧尼人数比例与此大致相当,如:青海省境内共有722座寺院,约57647名僧尼,其中活佛约1240人;四川省境内共有747座寺院,约93700名僧尼;甘肃省境内共有369座寺院,约16900名僧尼,其中活佛310人;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境内有24座寺院,3233名僧尼,其中活佛34人。这里还没有统计内蒙、新疆以及内地的藏传佛教寺院及僧尼数。藏族地区4573座寺院中的僧尼人数多达285583人,经过六年的时间根据1965年的统计只剩下553座寺院,6913名僧尼。(统计数来自尕藏加的《中国西藏基本情况丛书—西藏宗教》)
     中共在摧毁寺院的同时,还对僧人进行肉体和心灵的摧残,强迫他们政治学习,强迫他们互相揭发,强迫他们毁坏达赖喇嘛,甚至强迫尼姑和尚进行性交。对于那些稍有不满的僧人,即牢刑待候,被关被杀的僧人不计其数,其行为可以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最近出版的“劫杀”一书,作者唯色不但访问了七十多名遭受迫害的藏人,还整理发表了她父亲在文革中利用军人的身份拍下的近三百张有关文革中西藏遭受劫杀(劫杀是藏文革命二字的发音)的照片。对于相信来世的僧人来说,中共对他们心灵的摧残要远远大于肉体的摧残,《雪山下的火焰》作者班旦加措说道:我在监狱里三十三年所遭受的痛苦,不是饥饿,不是脚镣手铐,不是毒打,不是警棍电击,而是出卖和揭发别人的拆磨。党要大家表忠诚,要求每个人检举他人,这就造成有些人对难友上线上网的指控,和子虚鸟有的诬陷,我最怕这种批斗和惩奖大会,说了假话害人,不说假话害已。但是一开始害人,害了一个就会再去害一百个,精神堕落了。挨打是可怕的,但是一个人的肉身打伤了还能痊愈,精神一旦失落了,就永远失落了。所以虽然佛教不能杀生,但我还是选择了自杀,我想这样至少可做到不出卖人了。在西藏要做一个真正的僧人,就会成为一个政治犯,他们要么被赶出寺院 ,要么就进监狱,那些现在还在寺院做僧人的藏人,不是出卖了自己的良心,就是在佛面前,在良心和罪恶之间饱受煎熬拆磨的痛苦之人。
     中共对西藏僧人监管在胡耀邦时期得到了缓和,也是中共对藏历史上最宽松的时期,但好景不长,八九年十世班禅喇嘛在视察文革给西藏造成的灾情时,在他的驻地日喀则突然病逝,因为死得很突然,西藏人心震动,传闻四起(甚至有说班禅喇嘛是被陪同他返日喀则的胡锦涛下令毒死的),三月五日拉萨爆发了自一九五七年以来最大规模的流血冲突,骚乱持续了两日,胡锦涛为此大开杀戒头戴钢盔在拉萨街头指挥戒严部队。这次镇压是由大昭寺升起一面雪山狮子旗所引起的,当这面雪山狮子旗升起以后,藏人就围在大昭寺不肯回去,当几十名僧尼走出大昭寺时,外面的群众就和她们一起涌上了大街,形成了一支抗议的队伍,他们高声呼喊著口号:「坚决要求严惩迫害宗教人士的凶手!」「处死杀害藏人的武警!」。对此中央认定是西藏要求独立的先兆,决定进行镇压。但是当时的地方干部和公安对此有保留意见,他们觉得如果一旦进行镇压,以后汉藏关系紧张,倒霉的是他们。
     八九年的西藏暴动镇压行动是由武警执行的,镇压的过程极其残酷,现代化武装的军人,对付赤手空拳的僧尼和市民,在街巷中的僧尼和市民,几乎是象靶子一样地被武警射击,在挨家挨户的搜查中,还打死了不少无辜的市民。在血腥镇压后的三月十一日,自治区公安厅和西藏军区联合向自治区党委报告了自三月五日以来市民的伤亡及被押人数:“截止三月十日,拉萨市民共有三百八十七人在骚乱中丧生,其中多数是被枪弹击毙致死的。七百二十一人在骚乱中受伤,其中伤势较严重者一百二十六人。三百五十四人失踪。两千一百多人被捕或在押。宗教界人士八十二人死亡,三十七人受伤,一百多人失踪,六百五十人左右被捕或在押。外地藏人死伤数正在统计中。武警方面到昨日(三月十日)已向公安厅、局系统移交了一千二百三十六名被捕人犯,其他人犯仍在武警处关押-----”
    “八九”抗暴运动主要成员都是僧尼,僧尼可以说是藏族的知识份子,是藏人精神上的载负者。在这以后,中共对僧人的监管更趋严密和残暴,不但严格控制僧侣人数,更要僧人学习中共发的“新戒律”,而且必须表示与达赖决绝,要承认西藏自古就属于中国,只有通过学习的僧人才发给证书才能呆在寺院里当僧人,至使那些不肯违背良心,受不了羞辱的僧人难以呆在寺院里继续为僧。在中共僧人“新戒律”下,仅桑东巴日寺就有二百多名僧人被赶出寺院,只留下了十二人。而留下来的僧人,除出成为已是旅游景点的寺院中的点缀以外,他们又能做什么呢?他们只能是寺院中换香添油,打扫卫生的世俗工作人员。
     中共对藏人镇压也好,收买也好,除极少数以外,无论如何是改变不了他们的心的,就是那些已被中共封了官,成为中共统治西藏的既得利益者,他们的心里依然不是中共而是达赖喇嘛,可以说是身在汉营心在藏。在西藏作家唯色的笔下有一位退了休的藏族官员,在退休后立即奔赴达兰萨拉去觐见达赖喇嘛,唯色在访问这位老人时是这样描写的:“一间不算宽敞、也不华丽但洒满金色光线的屋子里,他和江央班登神态谦恭地候于两侧,而被拥于中间的,正是所有虔诚的藏人最熟悉、最亲切、最渴望的人——达赖喇嘛。这照片是1999年3月拍的。是我见到的达赖喇嘛最近的照片。他真的老了,他已经老了,老得太快了。当我声音哽咽地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看丹增皱纹密布的眼里也含着泪水。他叹了口气说,江央班登哭得可厉害了,我从来没有看见过我的儿子这么哭过。然后丹增又笑着说,‘衮顿’很喜欢江央班登,你看,他还捏着他的耳朵呢。可不,照片上,衰老的笑呵呵的达赖喇嘛一只手挽着丹增,一只手正捏着江央班登的大耳朵,在他的身后,是一个金光闪闪的形状优美的奖杯——诺贝尔和平奖奖杯。”从唯色的笔下我们可以看到,西藏的现实是共产党无论给藏人多少好处,他们都不会忠于共产党的,他们忠于的只有流淌在他们血液中的,对达赖喇嘛的忠诚。对此,作为无神论的被欲魔缠绕的共产党人是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的。他们理解不了藏人,又如何统治得了藏人,枪口下的统治换来的只能是口服心不服,甚至是心不服口也不服。这就是中共统治西藏近五十年的现状。

三、中共和西藏流亡政府的会谈和达赖喇嘛的留在中国的西藏大自治
    
     中国大陆作者王力雄先生曾经对西藏问题说过一句非常精湛的话:“达赖喇嘛是解决西藏问题的钥匙。”因为达赖喇嘛是西藏的灵魂。达赖喇嘛凭着他的慈悲,凭着他的睿智和博大的胸怀,成为当今世界无可争议的宗教思想大师,在物质文明高度发展,但又是暴力、犯罪、战争、灾难等可怕的事无时不在的今天,他提出了慈悲是世界和平的基础的观点。也基于这样的观点,他对西藏问题多次在不同的国际场合,包括美国总统在内的各国国家元首面前,明确地表示:西藏追求的不是独立,而是名符其实的高度自治,以及希望北京当局同意以“一国两制”作为西藏自治的基础,并就有关自治问题与北京当局展开谈判 。但是,中共对此完全不予理会。仍然一如既往地通过各种形式,颠倒黑白指责达赖喇嘛是西藏独立的罪魁祸首,歪曲达赖所提的“一国两制”是企图恢复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全然不顾西藏流亡政府已是一个高度民主的政府,这样一个全世界都知道的事实。为此,达赖喇嘛在与克林顿会谈时再三表示,他将寻求与中共间的互信以获得西藏的自治,他与中共最大的障碍在于北京领导人对他的怀疑,他与中共之间最重要的是建立互信,问题就能解决,因此,在某些时候我们需要更大的耐心。在今年藏人1957年反抗北京统治的暴动47周年大会上,达赖喇嘛又再次发表声明,表示他将继续努力争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框架之内解决西藏问题。并呼吁中国建立一个更开放的社会,实行新闻出版自由和政治透明。同时也表示他有意愿到具有悠久的佛教传统的中国朝圣,并亲眼看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生的变革和发展。 但是对于达赖喇嘛出自心肺的真诚声明和出自一个佛陀的善意,中共始终不为所动。
    
     达赖喇嘛所提出的西藏自治,曾经和中共的西藏政策有过一次机缘,那是在文革结束,邓小平主持中共政权以后的一九七九年。当时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我们和西藏流亡政府除出独立以外什么都可以谈”的方针。并计划让流亡政府组织六次访问团,让流亡政府了解今日西藏实况,作为谈判的基础。但是中共没有想到的是,一九七九年正是中共对西藏进行空前大劫难刚刚结束之时,当西藏代表团到达西藏进行考察时,所看到的是一个劫后余生、满目疮痍的西藏。几乎所有的寺院佛塔都成了断垣残壁,诗文经典也都成了残纸断章,老百姓的家庭是人亡家破,生活形同乞丐,他们在流亡政府代表面前长跪不起,痛阵中共的暴行。面对乡土,面对同胞,代表团的成员泪流满面,群情激奋,他们无法克制自己的情感,与自己的同胞一起沉浸在痛苦和愤怒之中。他们将所见所闻拍成录影带,带回到印度,向流亡政府和流亡藏人汇报。随同流亡政府考察的中共官员,面对藏人诉苦申冤对中共的仇恨,面对藏人对达赖喇嘛虔诚的顶礼膜拜的巨大场面时,使他们感到大为震惊。当第二批代表团到达西藏时,群情更为激奋,中共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藏人和汉人在对待共产党的态度上是绝然不同的,当文革结束邓小平拨乱反正后,迎来的是汉民众对党的感激之情,那些被劳改二十年的右派更是以“母亲错打了儿子,儿子怎么能记母亲的仇”来表达他们的感情。中国的老百姓只要共产党对他们稍微好一点,他们就会感激不尽,昔日所有的苦难无论是杀父之仇还是夺妻之恨都会淡忘。但是藏人不同,他们是另一个民族,共产党对藏人的洗劫和迫害,是民族仇恨。当中共意识到这一点以后,立即以西藏代表团挑拨群众、破坏祖国统一为名在半途中将其赶回印度。代表团回印度后,即将所收集到的资料向国际社会申诉,中共在西藏所犯下的种族灭绝罪,激起了国际社会的公愤。至此,中共感觉到自己是弄巧成拙,于是切断了与西藏流亡政府的勾通,从此再也不相信流亡政府。无论流亡政府多么希望与中共重回谈判桌,但是中共一直不予理睬,一九八九年的西藏抗暴运动,又加深了中共对西藏流亡政府的敌对情绪。这样的对立情绪一直到二零零二年才发生了变化。
     在中共与西藏流亡政府采取完全敌对的时期,却是西藏流亡政府得到国际社会巨大关注时期,大批的国际民间和政府组织,访问设在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和他们的社区,欧洲议会还通过成立了一个有关西藏问题的协调小组,这个小组这些年来对促使中共改善西藏的人权,和双方的会谈上起到很大的作用。目前,在三十多个国家的议会中设有支持西藏的组织,有些国家的组织规模甚至达二百多人,同时还有六十多个国家三百八十多个民间支藏组织,这些组织的成员大多是社会专业人士和名流,另外还有四十多个国家九百多个传播西藏佛教的团体。达赖喇嘛每年都要频频到世界各地访问演讲,主持法会,其声誉到达与日中天的地步,至使西藏问题已经成为了一个国际化的问题。在巨大的国际社会压力下,中共政府为了扮演开明形象,不得不开始与流亡政府接触。另一方面。这些年来,中共对西藏进行了巨额的投资,西藏的面貌有很大的变化,特别是拉萨的建设,已经成为了一个现代化的新城,由此,中共也增加了它的自信心。
    
     二零零零年九月九日,达赖喇嘛委托的四人代表团访问了北京,流亡政府新当选不久的首席部长总理桑东仁波切,为了营造祥和的气氛,要求民间及海外援藏团体,停止各项抗议中共的活动。但是这次代表团的访问,尽管流亡政府作了很大的善意,但是代表团和中共之间基本上没有作任何的会谈,代表团也被中共矮化为一个私人性质的旅游观察团。代表团可以说没有得到任何的收获就回到了印度。
     从二零零零年始中共与达赖喇嘛特使团的会谈已达五次之多,第五次在北京的会谈依然是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达赖喇嘛特使洛地嘉日和格桑坚参率领的代表团抵达北京,和中共方面举行第五轮会谈,在没有进展的情况下中途休会到桂林等地作了几天访问,再重开会谈,同样也无进展,唯一的结果就是双方都认为气氛良好,保持接触继续安排会谈。中共方面还表示除这五次会谈,实际上达赖的二哥已到达中国十几次,双方的联系是十分密切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及西藏流亡政府驻美洲的代表扎西旺堆,对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说,“最近流亡政府两位特使与北京当局之间的对话是坦率的,而且双方的对话正趋于稳定和频繁,他对此感到鼓舞。”这次会谈西藏方面提出了达赖希望能到中国作一次朝圣,但是中国方面对此也没有任何回答。对于五次会谈,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中文部主任达瓦才仁是这样总结的,以前几次的会谈有由浅而深的特点,因此流亡政府对这次会谈抱有较大期待。他说:“第一次和第二次谈不上什么和谈,主要是我们到那边去看一看,一次是到西藏,一次是到中国各地。第三次和第四次就开始接触到实质性问题。会谈中双方已经比较了解对方的想法和分歧的重点,西藏流亡政府在这次会谈中将提出合理的、中共政府完全可以做到的要求。第一,西藏流亡政府要求的仅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内的自治。也就是说,我们要求的是兑现中共政府在宪法中规定的条款,对西藏人落实这些条款。中共政府不需要额外对宪法进行任何的改动,因为这本来就是他们已经承诺的东西。第二,整个藏民族要求一个统一的行政区域。现在藏族一半以上的人口和将近一半的地区都被划出西藏自治区以外,也就是划并到其它的省份。这是从满清和国民党政府时代开始的‘分而治之’策略的延续。如果西藏作为一个共和国或者平等的民族,中央政府就没有必要对西藏实行这种殖民者对被殖民者,或者统治民族对待被统治民族的政策。这种政策根本没有理由保持和延续下去。”
     从中共对西藏的五次会谈的情况来看,我们有理由认为中共根本上没有和西藏流亡政府会谈的诚信,只是虚与委蛇而已。中共之所以愿意会谈,是对世界压力下的一种回应,也是一种欺骗。它对西藏问题的解决,完全是一种拖延的手法。而且尽管中共在双方的会谈上创造一种和善的气氛,但是并没有为此,在西藏对忠于达赖喇嘛的僧人和民众放松镇压。中共是一边把西藏的家长们请到家里来作客,一边在客人的家里打他们的孩子。这样的会谈连对客人最起码的尊重都没有,怎么可能有结果呢?
     在五次会谈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接触下,达赖喇嘛提出想以宗教的身份回国,希望去中国做一次朝圣活动,北京方面在沉寂了一段时间后,中国政府高级宗教事务官员表示,如果达赖喇嘛明确表明摒弃西藏独立的立场,北京可能会允许达赖喇嘛访问中国。叶小文还表示,双方可以就达赖喇嘛访华问题展开讨论。 西藏流亡政府外交部长洛桑年达对叶小文的这种说法感到困惑。他说:“无论是达赖喇嘛本人,还是西藏流亡政府都已经多次表明不要求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因此我们实在不确定为什么中国政府还是不能确信我们的动机。”尽管如此,西藏流亡政府依然表示这是北京方面的一个积极的回应。在这之后,因胡锦涛即将访问美国,向美国转示一个开明的态度,北京又通过西方媒体表示,达赖喇嘛将可能在五月份到访中国,去藏传佛教圣地五台山朝拜。西藏流亡政府也为此再一次作出善意的表示,向海外藏人和支持西藏的组织呼吁,不要在胡锦涛访问美国期间进行抗议。但无论达赖喇嘛访问中国能否成行,我们仍然有理由说,这是中共在无数次的无赖式的拖延术中的又一次。因为,他的前提是达赖不坚持西藏独立,但又不管达赖喇嘛的多次声明和立场,就是指鹿为马,一棍子地打死达赖喇嘛和平自治的立场。 结果事实又一次地表明,同意达赖回中国作宗教性的访问,只不过是胡访美前,施放的一颗和平烟雾弹。胡访美回国后事如泥牛入海悄无声息,后来也许觉得这样不了了之难以对国际社会有一个交待,于是就指责达赖支持西藏僧侣毁坏神像(拉萨甘丹寺的护法神像),这被看成是达赖喇嘛的阴谋。其实西藏“雄天”护法神存在已三百多年了,历来是藏传佛教各派都反对的一个邪教,达赖五世时已开始反对这一护法神。结果共产党竟把它拿来作为达赖煽动僧侣闹事的事件,间接地表示取消达赖访问“五台山”的原因。紧接着在4月召开的所谓中国首届佛教论坛上达赖被斥责为“分裂祖国”,接着6月在拉萨召开的“人大”,主题是“揭批达赖分裂主义政治集团罪行”。达赖喇嘛所寻求的不是西藏独立,寻求的只是西藏文化和宗教的保护,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事实,但是共产党就是颠倒黑白。最近在接受“亚洲周刊”采访时说:“我有时半开玩笑地说,我不寻求独立已经说了千百遍了,就像念六字真言一样经常在念,他们还是不相信。”
     今年中国民主运动在柏林召开“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大会”,邀请西藏流亡政府派代表参加。这次会议新疆独立组织“东土尔其斯坦共和国”和蒙古独立运动都派代表参加了。而一向与中国民运保持良好关系的西藏流亡政府却因怕中共中断与流亡政府的接触而没有派代表参加。西藏只有一个政府以外的刚选举进入流亡政府议会的独立人士参加这次会议。他对流亡政府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感到遗憾。对流亡政府对中共的绥靖政策进行了批评。他说与中共谈判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藏族民众,只有与中共开展斗争才能取得独立。他的观点代表了相当多的藏人思想。
     纵观中共对西藏的统治,我们可以说西藏以前面对的是一个凶神恶煞强盗式的中共,现在面对的是一个皮笑肉不笑的无赖式的中共。前者让藏人感到的是愤怒,后者让藏人感到的是无奈。
    中共和西藏的会谈,牌确实在中共这一边,因为西藏掌握在他们的手中,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西藏在中共的统治之下,也逐渐汉化了,世俗的力量正在潜移默化之中,尽管反抗没有中断过,对达赖的忠诚也无法割断。而流亡政府除出它的历史地位和巨大的道义资源以外,也确实没有什么牌和中共可以相交锋。所以会谈只要中共不诚心,就不可能有结果。流亡政府面对这样的会谈是无可奈何的,他们也明知这样的会谈,无论次数有多少,都不会有实质性的东西,但是谈总比不谈要好,谈虽然没有收获,但总知道中共在想什么。
     既然中共和西藏流亡政府的会谈牌在中共,那么要改变目前这种会谈的状况,只有在中共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才能发生变化。那么中共会不会发生变化呢?答案是肯定的,当然会发生变化,而且时间也并不会太长。中共政权是一个失去道义,没有政权合法性的政权,这个政权能够使它存在的原因,靠的是他的军警,是军事力量来支撑的,另一方面是靠经济的增长作为补充的。中国的经济已经持续增长了十五、六年,按经济的规律,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不会超过二十五年,也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增长也最多只有十年的限期,而且这还是指正常的情况下。中国的经济增长一当停顿下来,所有积蓄的社会矛盾就会发生总的暴发,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光靠军事力量将难以保持它的政权。当中共政权出现风雨飘摇之时,中共对西藏的强硬姿态就会改变,它极需解决西藏问题,来得到国际社会对它的支持,也极需要达赖这样的人物来稳定它的政权。这时,它就会放弃对西藏的绝对统治,来满足流亡政府所提出的请求,因为只要达赖和流亡政府回到西藏,中国的西南地区就会稳定而不成为乱源。这对稳定中共政权极为重要。而如果中共在这场危机中倒台了,中国新成立的政权,就不可能再是一个集权政权,它在政治形式上必定是民主政治,那么西藏的自治在民主的框架内,成为一桩极为自然的事了,民主的政治形式之一,就是地方有相当大的自主,在中国各省都具有相当自主的情况下,西藏作为中国一个完全不同于汉民族的少数民族,他的自主权当然更大,甚至可能成为一个基本上独立于中央政府的独立地区。这时候,西藏人就能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
     西藏流亡政府,如果从中共政权即将出现的危机去分析,对于目前的会谈,就不再是无牌可出,当然前提是中共认识到自身的危机。那么中共会不会认识到自身的危机呢?我们从中共目前对台湾的实质性态度中,就可以看到中共确实已认识到了自己的危机。中共对台一再强调,如台湾出现改变现状的事实,中共就要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中共的反分裂法规定“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造成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或者发生将会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或者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国家得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纵观陈水扁的言和行,其实早就符合反分裂法的规定,到了中共动武的底线了。但是中共依然只是虚张声势地叫喊几下,就没有了下文。中共不是不想打台湾,如果中共能打台湾的话,不等陈水扁说话,早就动武了,现在无论陈水扁如何放话,如何挑衅它都不动手,是因为它很清楚自己的危机,这一仗不能打,台湾没打下,它自己先完蛋了。
    
     当前西藏所面临的是时间问题,是汉化和世俗化和达赖喇嘛的老去,中共所面临的是社会矛盾尖锐化和权力的加速腐败,流亡政府所面临的是民族和文化危机,中共所面临的是权力和统治危机,流亡政府以慈悲之心在化解危机,中共以暴力在阻挡危机。
     中国也许永远无法获得藏族民众的心,但是它却有办法将西藏逐渐汉化。汉化的第一方法是将大量的汉族人口移民到西藏,以及对西藏民众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使西藏地区的人口结构发生质的变化。据西藏自治区人口调查办公室发布“2005年西藏自治区人口抽样调查主要资料公报”,截至2005年11月1日零时,西藏常住人口为276万人,汉人仅18万人,占比为6.52%。但是西藏流亡政府有着完全不同的统计。首先,流亡政府所说的西藏是包括康区、安多在内的,藏族人口总数不是中国政府所说的仅在西藏自治区的276万,而是公历一九五九年十一月,由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果中,"西藏自治区"为一百二十七万三千九百六十九人,"西康省"即康区为三百三十八万一千零六十四人,所谓"青海"和甘肃省的安多地区为一百六十七万五千五百三十四人。三个数字相加,则西藏三区总人口数为六百三十三万零五百六十七人。在一九八零年,西藏流亡政府估算在整个西藏地区约有750万左右的中国移民。现在应该可以肯定,中国移民的数量要超过这个数。而且这些汉人的人数还不包括中国驻藏的军警在内,因此,目前整个藏族地区的汉人人口已经超过了藏族人口。西藏的人口本来说是藏族的一个大问题,因为宗教上的原因,藏族的很多男女出家为僧尼,从而使藏族人口不能增长。对于藏族这样的有着特殊文化背景的民族,本该无须和内地一样实行计划生育,虽然中共表面上的政策是如此,但实际执行下依然和内地一样。虽然在人口统计上由于流亡政府很难拿出最新较详细的最新数据,从而使中共的统计数成了西藏人口的现身说法。
     据西藏政府透露,每年有大约5万移民进入拉萨。青藏铁路开通以后,会有更多的汉人到西藏去找工作。从北京到拉萨已不再是遥不可及,坐火车只有四十八个小时的路程。 据旅游部门估计,青藏铁路开通以后每年将有二百五十万的人到西藏旅游,这个数字和西藏自治区人口几乎相等。
     西藏人口问题虽然难有一个确切的资料,但是在西藏汉化方面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共统治西藏以后,虽然在中小学实行藏汉双语教育(文革时一度取消了藏语教学),但高等教育依然是汉语教学,因此所有想读大学的藏人就很少学习藏文。在电视、广播、报纸、杂志方面也基本上处于汉藏二种语言各为一半,但因着实际生活中,不学好汉语就找不到工作,在西藏所有的事业和国家企业单位都需要汉语,录取藏族干部职员的首要条件就是要会说汉语,因为不会说汉语无法与汉族干部同事沟通。这样的客观现实,造成了许多藏人只懂汉文而不懂藏文的现象。就拿著名的藏族女作家唯色来说,就只能用汉文来写出藏族人的感情和爱憎。现在就职于流亡政府的官员达瓦才仁,他流亡到印度时还不会藏语。
     世俗化是西藏目前面临的另一个大问题。中共是一个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输入马列文化的党。作为一个连自己传统文化都不尊重的党,如何让它尊重其他民族的文化呢。当大批的汉人涌进西藏,汉人的习俗也自然地带进了西藏,影响着西藏的民风。在物欲的引诱下藏人也开始抽烟喝酒,穿时装唱卡拉OK,追求现代时髦的生活方式,这种世俗的生活态度正在改变西藏社会。当然世俗化的问题,在当今世界也不仅仅是西藏的问题,而是全球化的问题,在物质高度发达的今天,全球可以说都在世俗化。
     汉化、世俗化是西藏社会面临的重大危机。这也就是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所感到的最大的忧虑,从而感到解决西藏问题的迫切性。
     在西藏面临着重大危机之时,中共也同样地面临着重大的危机。这个危机就是中共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统治,因制度所造成的社会矛盾处在总爆发阶段。中共内部的分化和外部民众的反抗,已时时在威胁着它的政权,中共政权已如同坐在火山口上,随时有可能崩溃。04年据公安部统计,有将近八万次民众抗暴事件发生。05年所爆发的次数虽然没有公布,但从几件被报导出来的抗暴事件的规模和性质来看,其数量一定超过04年。还有法轮功的抗争发难、家庭教会在打压中的发展,异见人士对自由民主的紧逼,及其内部贪官外逃数量的增加和资产转移的加速,还有香港的民主发展,台湾陈水扁和马英九对中共的左右挟攻,都使中共的危机在加速爆发。
    就中共而言,看起来与西藏流亡政府的会谈牌在中共手里,但是他们不要忘记台湾问题上的教训,如果不失时机地利用手上这张牌,时机一过这张牌就会变得一无是处。当年蒋经国开放党禁、报禁的开明执政时期,是中共与台和谈统一两岸最好的时机,时任中华民国总统的蒋经国进行党内外改革开放路线,并派出人员与中共接触示好。当时蒋派已经退职的教育部长阎振兴,与他的旧好全美华人协会的李耀滋并通过陈香梅联系邓小平表达和平会谈的愿望,蒋经国是邓小平在苏联中山大学时的老同学这一层关系,使国共两党有了第三次的合作可能,当时中共完全可以利用从大陆退到台湾多年的国民党官兵的思乡之情,让蒋经国率部回国,实行两党联合治国,这一方面了了蒋家反攻大陆的心愿(不以武力反攻大陆,而以两党和解完成反攻大陆),从而也完成中国的统一。但是中共没有利用当时这样好的形势,而是仍然以中央政府的心态,把国民党当作打倒在台湾的残匪对待,虽然"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实现统一大业"代替"解放台湾",并提出“一国两制”,但是仍然以胜利者的姿态,以中央政府的地位来对待蒋经国所发出的和平愿望,致使蒋经国无法接受,直到蒋经国去世,李登辉当政,台湾开始去中国化,台湾政权开始掌握在没有大陆情结的台湾人手里,从而开始了台独路线。中共方如梦初醒,再提出两岸统一时,时机已过,中共已错失良机。
    以台湾作借鉴,目前中共和西藏流亡政府的会谈和当年蒋经国时代有相同之处,在流亡政府这一方面,流亡政府和流亡的藏人有迫切回到自己家乡的思乡之情,有达赖喇嘛这样愿意在中国大统一之下的自治路线,中共只要有诚意,西藏问题就能解决,但是如果中共无视目前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的善意,无限期地拖延会谈,一当达赖喇嘛去世,西藏流亡政府开始以独立为诉求号召藏人,那么西藏的情况就可能变得和今天的台湾一样,再来谈西藏的自治就象“一国两制”谈两岸的统一,变得非常的困难了。而且中共即使不倒台,但政权的控制的能量也会越来越弱,直到无法顾及西藏的独立运动为止。
    
    中共和西藏流亡政府的会谈,拖的时间越长,解决难度就会越大,时间也不会永远对中共有利,可能是适得其反。但是如果中共不固执己见,换一种思维考虑西藏问题,中央政府只掌控外交,其他一切交由西藏流亡政府管理,让西藏成为在中国的一个无军事的和平特区,成为在中国领土下的一个宗教特区,成为一个中国的自然生态保护特区,使西藏问题不再成为中国的问题,中藏双方都其乐融融,如达赖喇嘛所说:“如果我们留在中国,那么我们是好兄弟”,这样有多好呢?
    中共如果能够看清世界民族和国家的历史的话,应该去好好考虑达赖喇嘛的和平自治的建议。因为只有达赖喇嘛的建议才能免于西藏从中国脱离出去。而西藏脱离中国与否又直接关系到新疆和内蒙的独立问题。中共如能让西藏实行完全的自治,让达赖喇嘛回到西藏,让西藏流亡政府回到西藏,通过西藏全区的选举,将西藏交还给藏族人自己治理。那么因着西藏自治的模式成为新疆、内蒙的榜样,使中国的三大少数民族能够从西藏的自治中看到,留在中国境内的自治要比独立出去更能使他们的民族得到福祉,这样他们也愿意以自治的方式留在中国的版图内了。因此西藏问题的解决也直接影响到新疆和内蒙的问题。否则一当中共政权崩溃,没有强权压在少数民族身上时,这三大少数民族地区必然会宣布独立。等到中国社会在民主的框架内恢复正常后,已经不可能让这些已经宣布独立的三大少数民族重新回到中国。如果新成立的民主政权,还带有强烈的民族情绪就可能引发一场战争,就象苏共倒台后,苏联解体,俄罗斯成为一个民主体制的国家,对于车臣的独立,俄罗斯还是一样派兵镇压,最终成为一场恐怖战争。
    其实对于西藏的问题,我们已到了不能仅仅以孤立的态度来考虑西藏问题的时候了。2006年5月在柏林召开了一次“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大会”。这次大会有一个令人注目的发言人,他就是日本著名的政治学者殿冈昭郎。他发言的题目是“中国少数民族是东亚问题解决的起爆剂”。他在发言中直言不讳地表示:在中国的民主化过程中,中国的三大少数民族地区西藏、新疆、内蒙将脱离中国而独立。在这以前台湾的李登辉对中国未来的设想,也是把中国分成七块。不但台湾、西藏、新疆、内蒙要独立。而且还有东三省的满州,以及华南华北都要分开。虽然从现在看来李的提法过于异想天开,但是在历史上的中国不是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局面,也不能说绝无可能。李登辉和殿冈昭郎对中国分裂的设想并不能说只是一个下台总统和一个政治学者的设想,这种设想是代表一种政治势力的,绝不能因此小觑。
    因此,趁着达赖喇嘛还健在,以达赖喇嘛的影响力来解决好西藏问题确实是使中国不致于分裂的重要前提。但是,中共有这样的历史远解和高度吗。整个中共领导层都抱着在台上一天撞一天钟的心态,他们的思想和心态只能使他们近视地对分裂进行武力镇压。他们不会从中国的长治久安,以一种宽阔的心胸去思考西藏问题,至少在胡温这一代,看不到这样的可能。作为共产党总书记的胡锦涛是一个曾经双手沾满了藏人鲜血,背负着藏民族罪行的人,这样的人,如何会感受藏民的民族痛苦和理解藏民族的文化精神呢,胡又是一个只有权力欲没有历史感的人,这样的人,又如何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来看待国家的分裂和统一呢?没有这样的文化感受和历史制高点,中共对西藏的僵化政策就不会改变。中共对西藏的政策可以说,不是在推进与西藏的亲和力,而是促使西藏民众下定决心走向独立。

四、在慈悲中坚守独立自治
    
     在近代史上西藏是一个不幸的民族,它虽处在雪域高原,但又夹在三个大国之间,中国、俄国、英国殖民下的印度。成了这三个国家的势力的觊觎之地,另一方面由于处在神权的藏人,完全没有现代国家的概念,所以没有利用现代的国际法来为自己争取到国际地位,使西藏在国际法的地位上处于劣势。但是西藏又是幸运的,有着自己得天独厚的条件,那就是西藏的自然条件,西藏的缺氧的高原气候,使它的大部分地区都不适应汉人居住。由于西藏高原奇特多样的地形地貌和高空空气环境以及气候系统的影响,形成了复杂多样的独特气候。除呈现西北严寒干燥、东南温暖湿润的总趋向外,还有多种多样的区域气候以及明显的垂直气候带。空气稀薄,气压低,氧气少。海平面在摄氏零度气温条件下空气的密度是每立方米1292克,标准气压是1013.2毫克。平原地区空气密度与气压值与海平面相差无几。而位于西藏高原的拉萨市(海拔3658米),空气密度是每立方米810克,年平均气压652毫克,分别是平原地区的62.64%和 64.35%,比平原地区少或低三分之一强。平原地区氧气比较充足,每立方米空气中含氧气250一260克,西藏高原每立方米空气中只含氧气150- 170克,夏季气温最低的地方,其中尤以藏北为最,夏季七月气温大面积低于8摄氏度。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使其他民族的人很难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下来,否则早已被列强瓜分了,也轮不到中国来吃这块肉。中国虽然有着大片的地区与西藏接壤,但陆路进藏依然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当年进藏的中共军队大批地死在了雪域高原。由于气候的使然,中共的移民政策受到极大的影响,中共的几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包括胡锦涛在内都在任上因适应不了西藏的气候条件而回北京的。许多西藏的汉族官员,每年差不多一半的时间以开会看病各种不同名目回内地,他们只要有可能就不会愿意呆在西藏。一些汉族商人为了赚钱不得不忍受当地的严酷气候,但是一旦赚钱后,他们就即刻回到自己的家乡。因此由于西藏的独特的气候条件,使得西藏的汉化实现起来有相当的难度。因此,汉化的问题虽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不会影响到西藏民族的存在。但是如何应对中共统治西藏日益精致化的暴虐统治,在中共倒台以前保护好西藏的文化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中共倒台是必然的,是时间问题,但什么时候倒,还有多长时间却是很难确定。那么在中共倒台以前,西藏流亡政府如何作为呢?当然不是无所作为等着共产党垮台,应该有积极的行动,促使共产党早些垮台。西藏的佛教文化,慈悲为怀的精神,已经确定了西藏不可能采取暴力抗争,特别是达赖喇嘛的和平精神已经影响了世界,西藏现在之所以得到国际社会的大力支持,是和达赖喇嘛的和平路线分不开的,在国际反恐的今天,无论被压迫的民族具有多大的正义,但是只要实行恐怖主义都得不到国际社会的同情。西藏的力量和中共相比悬殊实在太大,所以武力反抗是以卵击石,走恐怖路线虽然有很大的威慑力,但最终因得不到国际社会的支持,也很难有好的结果。车臣反抗俄国的统治,虽然有着民族独立的正义,但是他却没有因此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爱尔兰共和军的反英也是一样反抗多年但始终走不出困境。因此,西藏自由独立运动,所走的应该是达赖喇嘛的非暴力的和平路线。虽然这些年来,达赖喇嘛的非暴力路线,没有带来什么实际的结果,致使许多藏人不再相信达赖喇嘛的和平路线。但是不坚持达赖的和平路线,同样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在中共的武力下,藏人只有更多的牺牲。那么在和平与暴力之间是不是有第三条道路可以走呢?在此不妨与藏族朋友作一个简单的探讨。
     不合作运动是弱者对强者的一种对抗方式,在流亡政府所在的印度,一个世纪前,圣雄甘地发起了一场"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以抗议英国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和自身的解放。当时,他以苦行僧式的方式--剃着光头,赤裸上身,以和平忍让的方式与英国殖民者展开斗争而取得了胜利。西藏作为印度的邻居,作为文化和宗教都有着传承关系的国家,学习这种不合作的和平方式来反抗中共的殖民统治,应该说是很自然的事,虽然印度和西藏有着相似的被另一个民族压迫的痛苦的经历,所不同的是,藏人所面对的是一个比英国殖民者要凶恶野蛮十倍的中共政权,所以要开展相同的不合作运动的难度也大十倍,但这并不是说这种不合作运动就不适合藏人了。
     藏人的不合作运动可以说已经成功地开始了,这就是如前所述,最近达赖喇嘛在印度时轮金刚灌顶法会上,批评了时下在西藏风行的兽皮毛衣,当作时髦的庸俗又不合时宜的作风。当达赖喇嘛讲话传到西藏后,安多、黄南、热贡地区的农民举行公开焚烧藏装镶饰水獭、狐皮、豹皮等的系列活动,并向在场藏人宣传他们的发心及缘由。这场运动可以说是一个成功的开始,虽然在运动开始后政府也不允许藏人在公开场合进行,但它却没有办法进行有效的阻止,因为藏人毕竟烧的是自家的东西,虽然明知这种行为是来自达赖喇嘛的呼吁,是与政府对抗的行为,但也没有办法。如果从烧皮毛的行动中我们深化下去,藏人就有许多和政府不合作相对抗的事情可以做。比如现在中共对寺院的僧人进行严格的人数控制和思想控制,那么就可以号召所有的僧人,不到寺院去在家为僧,或者在寺院什么也不干,来它一个空庙运动,来它一个门前冷落车马稀,不当僧人,共产党总不可以强迫你当僧人,在寺院里不干活或少干活,共产党也拿你没办法。也可以号召藏人不做共产党的干部,让共产党找不到藏人作干部,来点缀它的民族政策。在经济相对自由的今天,不做共产党的干部做一些生意应该没有生计问题。再比如号召藏人说藏语,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说藏语,管你汉人听不听得懂,就是坚持说藏语,让汉人要在西藏生活必须懂藏语,好比中国移民到海外必须说英文一样。藏人不说汉语,懂汉语也不说汉语,共产党也是没办法的事,唱歌也不唱共产党的歌,只唱自己民族的歌曲。在穿着上不穿汉装坚持穿藏装,这也是共产党一点没有办法的事,总之在和共产党一切可以不合作的地方尽量地不合作,共产党虽然知道是与它对抗,但也没有办法。在与共产党不合作过程中,也防止了西藏的汉化和世俗化。从烧毛皮运动来看,达赖喇嘛应该有着这样的号召力,事情可由流亡政府有部署地安排去做。
     当然不合作运动,并非中共就束手无策,中共仍然会将那些他们看来是不合作运动的组织者逮捕,以莫须有的罪名给予判刑,但是它却没有可能将所有不合作的藏人全部判刑,中共的监狱虽然不会空下来,但是他们却不能做到象现在这样维持一个表面的汉藏共治西藏的局面,他们只能自唱独脚戏,直到他们唱不下去的时候。这时候中共和流亡政府的谈判的牌,就不再全部掌握在中共手里,流亡政府就有和北京讨价还价的余地了。
     不合作是在和平理性非暴力基础上的一种运动,这样的行动人人可做,在任何情况,任何场合都可以做,而且不会要付出什么大的代价,牺牲的只是表面上的虚位和可以用其它方式换得的金钱。但这个行动要的是全民族的共同意志和共同行动。要形成如果有少数人仍然依附中共,依然不配合不合作,那么让他成为民族所指的败类,把他们看作民族之耻与他们断绝来往。
    
     西藏的未来独立与否,在民主成为世界的价值观的今天,那是西藏民众自己决定的事情,一个民族可以和另一个民族结成一个国家,也可以独立成为一个国家,结合了可以分开,分开了又可以再结合,一个民族他有自己选择的权利,民族的独立与否的最高价值判断,不是什么大一统的国家概念,而是一个民族的福祉。一个民族历史上独立与否,有无和另一个民族结成一个国家,有无和其它民族有着联姻关系,有无被另一个民族占领统治成为殖民地这都不重要,只要这个民族的大多数人都有独立的愿望,就能成为正当的理由,完全不必纠缠历史。西藏的历史地位作为一个民族的独立并不重要,它只是作为历史学家的研究问题。如果要纠缠历史,欧洲那么多国家在历史上怎么分得清彼此,都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他们可以成为一个个完全独立的国家,也可以统一货币,成立欧洲议会。
    
     藏民族在尔虞我诈的国际关系中,在以人肉作炸弹的恐怖民族主义中,他单纯质朴得象一个未经世事污染过的小孩。民族遭受如此大的劫难,民众承受如此深重的苦难,依旧不改他们那份可爱的质朴真诚。苦是前世带来的苦,福要今世修来世的福,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他们不求物质享乐,而求心灵的愉悦,他们认为心灵的烦脑和浮燥,均来自对物质的依恋,只要不执着物质的享受,心灵就会获得幸福和平静。对给他们带来苦难的敌人,他们不是满怀仇恨,而是满怀慈悲,以慈悲之心来对待处处伤害他们的世界。这样一个崇尚心灵之美,满怀慈悲之心的民族,却被中共当作落后野蛮不开化的民族来对待,真是阿米陀佛!
    
    西藏民族作为一个佛教民族,在他们的心中只有佛,佛没有国界,没有国家,佛是来普渡众生的。达赖喇嘛是和平之佛,普渡众生之佛,他和他的僧众,今生今世来普渡我们众生,来消除我们心中的仇恨、愤怒、妒嫉、贪婪、自私,要带我们渡到愉悦、宁静的佛国天堂,让殊途同归的各个宗教彼此尊敬,让世界各国领袖成为朋友,让“全球人类结成一家”。
     西藏的慈悲、智见和西方的自由民主一样,已是人类共同的思想文化财富,因此,保护西藏,就是保护人类的思想文化财富。
    
    当我写完这篇文章时,得知胡锦涛将在今年7月1日登上青藏铁路首班豪华氧气列车进军西藏。那一年胡锦涛进藏戴的是钢盔,现在带的是氧气罩,于中共来说,从头盔到氧气罩是否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呢?一个靠氧气存活的生命还能维持多久?
    
    谨以此文献给受尽苦难的藏族兄弟
    
    2006年6月25日完成
    2006年7月1日修改完毕 [博讯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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