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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雍罡:五四反儒与毛泽东反儒的根本区别,以及之其他
(博讯2006年7月09日)
    (请感情脆弱的人,最好回避)。 众所周知,五四运动的反儒,是为了追求现代文明的‘民主与科学’,从而站出来反对‘传统家天下的农民政治’——专制儒教。与毛泽东崇拜西洋法西斯的一党专政——马列主义,而发动『暴民文革』的反儒,是风牛马不相及的二码事。所以五四的反儒,不论在政治意义上,还是在文化意义上,属于追求文明进步的反儒;是春秋时代的百家文革后,所出现的第二次文革,但它不属于人民文革,而是属于『民主文革』,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先进和伟大。所谓的文革,就是文化人进行文化的革命。譬如西方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都是属于文化人掀起的文化革命。譬如春秋和五四,也是如此。没有文化的无产阶级,它们怎么搞文化革命?而有文化,却没有文化素质的人民,它们又怎么可能搞‘人民文革’呢?。而五四的学生和文化人的反儒文化革命,才是真正的文革。直到今天,五四的『民主文革』,其伟大意义,远远超过了‘下跪绝食、要求改良’而被中共屠城’的六四学生运动。这二个是完全不同层次的学生运动。
    
     正因为五四运动“民主文革”的反儒,与毛时代“暴民文革”的反儒,是完全相反而不同的反儒;所以我们不能将之混为一谈。无人不知,毛泽东的反儒,不是为了追求“民主与科学”而反儒,也不是为了追求“自由和人权”而反儒;而是为了崇拜胜过‘专制儒教’的西洋一党专政——马列主义,从而用其不可一世的高傲心态,去蔑视和反对那个为‘家天下’而服务的『农民伦理政治』——孔孟之道;而毛泽东反儒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抛弃‘专制儒教’的低级版政治,更是希望 “我党我军我人民”,一起使用高级板的反动政治——马列主义,让中国进入一个由它领导的‘一党专政’新平台。所以毛泽东的反儒,是高级的反动政治,对低级反动政治的彻底抛弃。属于表面进步,实质比原来更加倒退的大反动;有着‘鸟枪换大炮’的加倍杀伤力。 (博讯 boxun.com)

    
     其实毛泽东的反儒,就如同手持WindowsXP的高级微软,从而蔑视Windows95的低级版微软,从而对之不屑一顾地抛弃是一样的道理。虽然毛泽东赞赏“霸王专制”的法家思想,蔑视“农民伦理政治”的儒家思想,从而赞美秦始皇一统天下的君皇专制;但它同样对秦始皇,有一种公开的蔑视和嘲笑,称“秦始皇算什么”?又称“我比秦始皇还秦始皇”。其意思是说,秦的君皇专制,不如我超级暴政的‘一党专政’;而秦的霸王地位,还不如我第三世界的教主地位。这就是毛泽东心高气傲反儒的真实动机;它并借五四的名义,将儒教狠狠地猛踩了一脚;而且踩得儒教体无完肤,可以说惨不忍睹,难以再被恢复。看来“坏事变好事”的老毛教导,还是有一定的道理。
    
     于是我们明白了,毛泽东为蔑视『农家伦理政治』的专制儒教,在表面上它在赞赏『霸王政治』的法家专制,其实它在推崇马列主义的一党专政。这就是毛泽东为什么要反儒的根本原因。所以我们不能相信民运中那些博学多才、学而无术的愤青怒老,进行颠倒黑白的胡言乱语,将毛泽东追求法西斯专政的反儒,与五四运动追求民主与科学的反儒,故意混为一谈而公开诋毁;借此以拯救“中国文化”的名义,企图恢复宋明清的下三烂‘汉文化’——即‘农民伦理政治’的专制儒教。
    
     【中国】,是中华民国的简称和缩写。所谓的中国文化,就是中华民国的文化。而四九年前的中国文化,就是反对二千年君皇专制的共和文化;就是反对汉文化儒教的五四文化;就是宣传三民五权和南京宪法的民主文化;就是反对文言文、反对裹小脚、反对留辫子、反对八股文、反对包办婚姻、反对闭关自守的‘新文化运动’ 的新文化;就是提倡信仰基督、追求自由、享受时尚、发展民生、大办工业、开发商业、解放妇女、扫除文盲、引进现代化技术的‘新生活运动’的新文化。这些文化,才是真正的中国文化。而先秦之前的易道精神、六经文化、封建共和和诸子百家,不是中国文化,更不是儒徒的汉文化,而是属于华夏民族的“华文化”。
    
     但封建共和,被外来移民国家的西匈奴后裔——秦始皇所灭;而其他的华文化,被宋明清的农民学者和农民政治人士——即儒徒所灭;而中国文化,被苏维埃连锁政权的汉奸共产党——湖南蓝回回血统的毛泽东所灭。今天剩下的是伪中国的党文化。这就是中华民族的不幸、悲哀和羞耻。
    
     由此我们明白,那些表面鼓吹“中国文化”的儒徒,其实跟宣传‘中国文化’的内容,却丝毫无关;只是借“恢复中国文化”的名义,在宣传‘汉文化’的专制儒教。这种‘挂狗头买羊肉’的行为,如同当年莫斯科的中山大学,挂中山大学的招牌,却搞马列大学,里面根本没有任何孙中山的民主思想,恰恰全部是在宣传、教育和培养——马列文化、苏维埃政治和百分之一百的布尔什维克。这如出一辙的偷奸耍滑,是当今一群相信“农民伦理政治”的酸儒徒之所为,我们不能对之相信。
    
     虽然当今的儒徒,用其‘失落、妒忌和仇恨’的心态,在反对高级反动政治的马列;就像当年的毛泽东,用蔑视的眼光,在反对低级反动政治的儒教一样。但儒徒在反对中,却学会了莫斯科的中山大学——那一套‘挂狗头买羊肉’的把戏,让我们众人,再次跌破眼镜。它们干脆堂堂正正的说,我们要旗帜鲜明地恢复宋明清的汉文化——专制儒教,这也不是很体面吗?
    
     说白了,假冒伪劣的勾当,决不是共产党制造的;而是历代儒徒打造出来的;只是在‘伟光正’的英明领导下,将之变本加厉地发扬光大,到了极为可恶的顶峰。如同“推卸责任,指责别人,埋冤对方、规矩他人”的恶劣行为,完全是来自于虚伪仁义的儒教,而不是来自于阶级友爱的共教;只是邪恶的共教,将之发展到了最高极点,使之成为“专政别人、革命别人、强迫对方、逼迫他人”的恶行。至于“替人作主”的行为,是儒教和共教的共同搞人、玩人、整人和害人的拿手把戏。其孔孟儒教和马列共教,如同【圣经】中阿拉伯的以撒、和以色列的雅各,是一对‘小的欺负大的’——孪生兄弟罢了。
    
     过去的儒徒,多数是农民学者和农民政治人士。今天拼命鼓吹儒教的新儒教,据可靠情报传替,多数来自于穷山恶沟出生和小城镇出生的农民学者。所以它们对高档次的民主政治,难以接受;面对现代文明的『基督民主共和』信仰,却非常的陌生和反感。所以它们的表面,都在追求民主共和,而其内心的根本,还是比较喜欢农民政治的儒教;或暴民政治的共教。在民运中,也有这样不少的人。所以它们在兴林轰隆地追求民主时,面对临门一脚的关键时刻,就立刻出现了软趴趴;不是提出‘儒教救国’,就是提出‘佛教救国’。或者提出‘新马教救国’,并对之津津乐道,在网上以‘民主自由’的名义,进行反复地宣传;而且它们的彼此,却谁都不认同谁。活得好累!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还不是受‘穷相、酸相和刁相’——这一农民心态的政治思维所至。不象我们华夏复国人士,就活得比较轻松和简单。虽然彼此之间的观点,也很不同,但大家的政治主题和政治大方向,却始终高度一致的清晰和自觉一致的统一,即共同追求民主复国:认同‘三民五权’的民主公家理论,认同‘南京宪法’的民主公家宪政,认同‘中华民国’的民主公家国。……然那些习惯‘农民政治思维’的民运人士,会私下盘算来,盘算去,不是向农民起义军的共产党诏安;就是投靠小农民造反的台独势力;或者干脆搞“自我一套、推倒重来”的传统农民政治,提出建立自己理想的私家国。
    
     这一切的原因,可能跟它们从小出生长大的环境有关,使得它们的为人,无法明白如何‘从容和理性’。但这一切跟它们出生的血统,几乎没有任何关系。
    
     农民就是农民,农民起义军的共产党,再如何崇拜高级反动政治的法西斯,最终还是没用——走农民政治的黑社会治国。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在文革中,那些批小资而狂热和兴奋的民众,与其说是受农民政权的共产党影响;到不如说受农民穷酸意识的影响所至。当年来自于大城市插队落户的知青,对农民们的感觉来说,即兴奋又妒忌又害怕。如同小农民看见城里的美女,即强烈兴奋的喜欢,又有对她的高贵妒忌,又害怕自己养不起她,这一内心复杂的矛盾是一样的。
    
     在海外,当我们接触那些农民出生、小城镇出生的留学生,不管它多么聪明,多么读书一流,而且也见识了不少世面;但只要和它一相处,就立刻能感受到那种酸相、穷酸、刁相农民习气。除了它的专业之外,与它谈其他的问题,它不但滔滔不绝,海阔天空,然其内容和质量,却相当的俗气;蠢话连篇。而且还相当地自以为是,又非常的固执,而且死不认错。尤其先入为主,几乎是它们主要特点,所以一旦它信了儒教或马教,这一辈子是不会轻易放弃的。所以它们对党国的忠心,比共产党还坚定;这跟民运中的诏安分子是一样的。但这些人的内心,确实都很善良的;除了小家之气外。
    
     反之,再看类似非农民出生的张学良,就完全不同了。虽然它抽鸦片,玩女人,勾结共产党、出卖民国政府;而且从小也学习儒教,之后笃信佛教。但在贵人的引导下,就能从容地改信基督,至死不受中共诏安,决不接受荣华富贵待遇的回国,并承认当初对不起蒋介石,对不起东北三省,对不起中华民国。这也可能又跟它出生的环境有关。
    
     于是我明白了为什么中华民国,会被穷酸的农民们推翻,因为承受不起民主共和的洪福。于是我明白了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在羡慕上海的同时,却又莫名其妙地妒忌和害怕小资情调的上海人。原来它们如同农民看城里美女的心态是一样的。其实上海人的精明,无非是“我不占你便宜,你也不要用朋友和兄弟的名义,进行装疯卖傻地占我便宜”罢了。而这种要求公平相处的生活精神,与西方文明社会的公民精神,是完全一致的。但这种文明的生活方法,会严重刺伤那些内心‘穷相、酸相和刁相’的人,引发它们的愤愤不满和怀恨在心,从而四处去丑化上海人。
    
     所以在过去,我始终不明白,文明的上海人,在现代文明的社会里,它们究错在哪里?难道就因为上海人在中华民国时代,与世界文明国家的公民生活接轨,就成了推翻中华民国后的千夫指罪人?讲小气,西方洋人更小气。而那些假装豪爽、内心脆弱、遇事紧张的某些外地人,哪一个不比上海人更小气?由于上海人是文明人,所以它能象绅士那样,敢于‘从容、理性’而又婉转地告诉对方,你我都是千篇一律的小气凡夫,最好不要搞骗人的江湖义气,请你遵守小市民的文明规则,谁也不要占对方的便宜。难道这也成了上海人的罪恶?要对之进行千夫指的漫骂?真是莫名其妙,荒唐透顶。
    
     可以想象,这些无知的少数外地人,在推翻中华民国的面前,肯定也是起劲和得力的勇士。这是农民穷酸心态的思维所造成的。所以才会导致这类人,会迫不及待地去羡慕文明的同时,又在迫不及待地妒忌文明;害怕文明;和反对文明。有人说这类人是傻鄙,这可不能这么说;但‘傻刁’是肯定的。农民思维的穷酸之士,确实多数都是‘又傻又刁’的家伙。搞民主共和,遇上这样的人,你注定要倒霉的;因为它们比共产党人还坏。何以见得?因为当今的共产党人,通过特权腐败后,个个都发了财,成了党国的贵族,所以它们财大气粗,学会了或明白了什么是‘从容和理性’,比那些羡慕上海骂上海、羡慕欧美反欧美的傻刁——强多了。所以当共产党出现大危机的时候,我们去说服它们搞民主复国,比说服民运中那些农民思维的【三种人】,将容易得多。
    
     那些白天在反欧美,晚上在千方百计联络去欧美的人,以及那些早上带头在反日,下午赶紧去卖降价日本货的人,与其说是人格分裂的小鄙崽子——人渣,到不如精确的说,这些人是人穷志短而造成它们酸相、穷相、刁相的农民心态,从而导致它们不知不觉地变成了下贱的人。其实这类人,跟‘人渣’没有任何关系;只是有点象而已。所以凡是真心搞民主的人,跟那种“有点象”的人,最好敬而远之,慎之交往。没有它们,民运会更好,有了它们,民运会更糟。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否则到时,自讨苦吃的不是它,而是你自己——活该!
    
     什么叫流氓,什么叫痞子,你去问问那些反民主复国的【三种人】,就自然清楚了。流氓痞子,是历代农民政治人士,在仁义道德的宣传下,所干出来的绝活。而今天那些不信民主复国的人,有几个人对流氓痞子不感兴趣的?只是它们的目前,还太嫩罢了。所以你不要小看它们这些“不能从容、缺乏理性、却能夸夸其谈、还能装疯卖傻、有着农民心态和思维”的政治人士。除非你象能西方的基督民主人士那样,用基督的公义博爱,不仅能高贵的包容它们,而且也有严厉的手段,能惩罚它们。否则,你将死在它的前面。因为所有死皮烂活的农民政治人士,都有这个害人害己、害国害民的下三烂功夫——搞人。
    
     有农民精神、思维和心态的人士,其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感恩心,没有信任感;要么一味的逆来承受,要么得理不绕人的不可一世,以及一味打算自己的一切,如何不被人利用,而去多多地利用别人。
    
     所以,为了不再相信农民思维的民主政治,你就要毫不客气地、高贵严肃地地拒绝“传统农民伦理政治”——儒教,明白它们所说的‘中国文化’,纯粹是指东道西的胡说八道。同时,更要认清那些恶骂‘五四’和指责‘六四’娃娃学生的愤青怒老,不管它们来自于党国社会的,还是来自于党国民运的。这类人,不少是被共产党的狼奶喂大,有那么一点博学多才,却是学而无术的政治神经病。凡是身心健康、头脑正常的人,千万不可对这些口水滔滔、夸夸其谈的言论,去轻易相信;否则你将被迷惑而糊涂,也会神志不清地信以为真。
    
     为了民主复国的早日到来,我们必须严肃、清楚、明确的指出,对那些基本的政历史事实和政治概念,再也不能用‘约定成俗’的借口,为儒徒和共徒的长期瞎编和伪说,进行别有用心的顺水推舟,而对之似是而非的公开保护和公开辩护。因为中国的民主政治,再也不能因为农民思维的习俗,将之没完没了地和稀泥和捣浆糊下去了。
    
     所以我们在此呼吁:远离那些农民政治心态而装神弄鬼的政治大神!远离农民思维而装疯卖傻的政治流氓!若要真心诚意接受欧美高贵的文明政治——‘基督民主共和’,那么你就必须时刻留意、处处提防你身边的那些农民思维的政治人士,所鼓吹的新儒教救国、新马教救国、新佛教救国、以及鼓吹‘自我一套、推倒重来’的新私家国的救国论。否则你将功亏一篑,并深受其害。
    
    请相信,民主复国的新中国,决不再是那些具有农民心态和农民思维的政治人士,所乱来的政治舞台。
    
    华夏复国人士王雍罡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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