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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需要一种什么样的人民导师?/武振荣
(博讯2006年7月03日)
    武振荣
    一、 从网友的一个帖子想到的:
     《独立评论》上围绕茉莉 一篇文章,网友五雷轰顶发表了一个帖子,说:“: 茉莉的致命弱点就是文革时不给中国八亿人讲人权民主观念,现在才来马后炮.”。 (博讯 boxun.com)

    意思是说,“文革时期”中国社会没有一个可以给“八亿人讲人权民主观念”的导师。如果说这个看法中包含着价值的话,那么我认为它便可以颠覆“毛泽东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导师”的传统观念,表明了“文革研究”上他跳出了历史局限性的圈子,可以拿到一个民主的观点。但是就在这帖子的后面,又出了贝苏尼一个反对的帖子,说了一种与之相反的话:“不是马后炮,是亡羊补牢。要是到现在还不讲人权民主,未免太那个了”。就是从上面两位网友的争论促成我写作这一篇文章,至于说此文能否说明问题,那就只有试一试了。
    
    二、 民主需要人民的导师吗?
    
    民主肯定需要人民的导师,如果我的话没有错的话,那么在近三百年的历史中,人类社会已经出现了的那些伟大的导师不都是出生在民主的社会吗?包括被我们一些中国人认为是“专制共产主义鼻祖的马克思”也是如此。我们假设1818年,马克思不是生在德国,而是生在中国(此时的中国是嘉庆23年),我想他除了留一条大辫子,成为中国王朝制度的一个“跟班者”(培根语)外,谁会想到他把自己的思想传遍了半个地球呢?
    
    民主是需要导师的,这一点是肯定的,民主若是一个大众品牌的东西的话,那么在大众参与的同时,一些高级设计师的参与设计就非常重要。事实上,若按事物的本性分析,专制制度很难产生导师一级的人物,因此专制制度一旦奉一个人物为导师,那么其他的真正有可能成长为导师的人物就自然地被专制的铁盖子给压死了。因此,专制制度在豢养些思想上的“跟班者”后,就只允许奴才存在了。所以,毛在临死前发现七亿中国人中竟“没有几个懂马列的”,一点也不奇怪,他倒是说出了一个实情。
    
    三、 需要怎样的人民导师:
    
    民主不需要马克思这样的导师。这样的导师“相信世界只有一种真理,而且自己掌握了这个真理”(马克斯。波恩语),把全人类置于非真理的境地,是很骄傲的。于是相应的是,“明明不是上帝的人偏要去扮演上帝的角色而导致残酷后果”(哈维尔语)。可见,民主需要另外的一类导师,这一类的导师虽然也认为自己手里掌握着真理,但是他不认为这种真理具有排斥其它真理的性质,因此,就存在着一个想与人讨论和商量的心态,正因为如此,讨论和商量的结果必然要引出一个导师的小群体,而在这个小群体中,就不可能产生出一个可以裁判真理的人。于是,民主竞争的意义也就出现在了设计民主的人们的中间了。依据人的本性,任何一个思想家都想说服别人,在这个问题上,任何思想家都和马克思一样;但是谁也说明不了所有的人却是一个事实,于是,民主的思想家就同马克思分道扬镳了,因为他们之中的已经居于主流地位的思想家在作为了别人可能也拿着真理的假设之后,就不对他人实行精神上的“穷追猛打”,而那些已经处于了非主流状态的思想家也就在思想上有可能立于和前者“对抗”之地位。
    
    因此,我们如果对民主的导师们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的话,那么,这样的人物当中没有一个是继承了18-19世纪绝对哲学精神的人,在哲学的源头上,他们更多地与休谟、康德所挑起的怀疑主义哲学有关,因此美国哲学家詹姆斯说他们是“软心肠的人”的话是对的。既然是这样,那么我把议论转移到我上面说的问题上来,在民主的理论中没有一个导师可以主张“八亿人”都“错误”的就是不言而喻的问题了。在这里,如果说存在着一个这样的导师,他认为可以给“八亿人”上一堂“人民主权观念缺乏”这一课的话,那他不就是马克思的复生吗?也就是说,这一堂民主的课是这样的布局的,即“八亿人”都生活在错误之中,而存在着一个可以矫正这种错误的一个导师。又如果在今天这个导师认为人民要发展民主,就必须“亡羊补牢”式的先补上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的“八亿人”“民主人权观念”的“缺失”这一课,是不是就要求凡是参与了那一场运动的人都得经过一场民主的“洗脑运动”,而这个“洗脑运动”到底进行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方可为止,又有谁说得上来呢?既然在这里,我们可以把那些在理论上可以成立的“八亿人的错误”摆出来,那么对这个课题的解决,不也就是意味着现在和将来的十三亿人的“正确”吗?
    
    我虽然对民主的东西知道得不是很多,但是我敢保险在民主的导师们中间,不会出现一个把现代的一个国家或者社会中的人民都置之于错误境地的人,因此,在分析某一个时期的人民的政治运动和政治行为时,民主的导师们是不会重复当年的流行马克思主义者们所犯过的那种错误的。因此我们认为,如果用民主的思想和民主的方法去分析1966年的中国政治运动时,绝对不会得出一个“八亿人错误”的结论的。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已经有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而这种结论的最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邓小平,他对文化大革命的实质性看法就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七亿”(一般的正确地说应该是“七亿”)中国人受到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影响,于是,“在一个错误的领导下,进行了一场错误的”、“没有任何革命意义”的“社会大动乱”。而现在某些自称“民主”的人,也是随着这样的说法在发表议论。曾宁在最近发表的《‘文革’是‘人民’被诱奸后的耻辱》一文中,就这样地说道:“一个没有‘犯罪感’、‘罪恶感’的国家和民族,是一个没有希望、前途的国家和民族”。好家伙,问题已经上到了这样的“高度”,听起来,挺是吓人的。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作者的意思当真,那么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好象需要一个可以使“人民”对“犯罪”、“认罪”的事实产生出相同的认知的导师。也就是说在这个导师的教导下使我们的民族对在40年前的那一场被人“诱奸”了的事情上作出一种事后的认同,以防止“人民”再一次地“被诱奸”。结论是,在40年前和40年后,“人民”好象是永远需要一批在政治上可以保证自己不“被人诱奸”的“伟大导师”了——试问这样的事情人民可以接受吗?这样的导师需要吗?
    
    在现代社会中和现代条件下,如果认为存在着指导人民“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正确的这样”的导师的话,那么,这就与民主相差十万八千里了。一个信奉自由的人可以说这样的话,可以用一个自己的观点得出“八亿人的错误”——这是完全可能的事情,这样的事情也说不到他们这些人的什么“疯狂”,因为自由主义允许一个人对抗全世界、对抗全人类、对抗社会上所有的所谓正确的东西和事物,但是民主却不允许任何的民主的思想家和理论家作这样如此“超越”人民觉悟和人民思想的水平的事情。因此在人类的生活中,你要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你所有可能受到的限制只是来源于你自身,除此而外,你是受不到什么限制的,但是你要变成一个信仰民主的人,或者说是一个民主主义者,那么你最基本的一条是要建立起对人民的敬意和对人民的事业的敬仰,缺乏这些最基本的东西,民主就与你不沾边的了。
    
    说实在的,我是在2004年3月份才“出道”的,因此一些人读了我的文章后,感觉到我说的民主很离奇,很不好理解。其实呢?我在写作民主的文章时是抱定着一个也许与别人不同的目的,那就是我若说民主就不离中国的事情。我认为现在最省力和最不费事的事情是说民主的时候抱一个现成的民主的本子(它如果是美国的就最好),然后给这里面“灌”上一些我们中国人的“教训”就够了。用一句土话讲,这叫“热剩饭”。我认为在一个世纪前,要说民主离不开西方,这是可以理解的,在毛泽东革命的时候,他也要搬马克思这一尊西方的神,也是情有可原,但是在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时间内,我们若还是被这一套给套住了,那就是我们的损失。因此,我个人在研究这一段中国人民的历史时,就警惕自己不要落入前人的窠臼。所以,由我说出来的民主就缺乏“标准感”,而那些熟悉“标准民主”的人对于我的这一套不感兴趣就在情理之中。
    
    四、 就事论事:
    
    民主政治有时候表现为一种极其简单的形式的东西,对于它我们甚至可以用“一人一票”这样的简单的原则去概括,但是民主制度要能够维持自己的有效运转却同时地需要大量的艰深的理论和深邃的思想,这些东西的研究如果表现为可见的出版物的话,它即使汗牛充栋也还是远远不够的。这样一种极其矛盾的现象决定民主需要一定数量的思想家和理论家,而这些思想家和理论家的成果又好象存在着一种故意的冲突,于是,在民主思想和理论之中,人们就寻找不到“统一”“统合”的东西了。就这样的事实着眼,我们怎么可能在民主的体系中寻找到一个“统一”或“统合”的有关人民错误的东西呢?如果就“民主”的观点而言,某些人宣布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人民是错误的,共产党革命的时期的中国人民仍然错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人民更是错误,那么,正确性不就是为这些“宣布者”所掌握了吗?而民主——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恰恰是要排除这种掌握了“正确性”的人的。
    
    如果把民主看成是一个科学的东西,那么它的基础必须建立在“人民是正确的”这样的“假设”之上,由这种“假设”所展开的演绎,即使可能作出人民在某一种事情上是“错误”的结论,也不能够由此而动摇上述“假设”奠定的基础。这样看起来好象是矛盾的,其实它才构成了民主的要义和精华。就这样的意义讲,在目前的条件下,人民要进入民主就没有一个可以被看做是真实的“门槛”是需要跨越的,可是,而在30年以前,所有的“民主门槛论”都曾经风行于一时,许多人都认为它言之有理。就此去观察问题,某些人认为在某某条件具备后,或者人民的觉悟提高某某程度后,中国才有可能实现民主的说法都是陈年老话,没有任何的新意,因此我们大可不必去留意和在意它。
    
    在实现中国民主的事情上请不要把中国人民对40年前的文化大革命的“认罪”“忏悔”当成中国有没有前途,能不能现实民主化的条件,也不要把现在中国人能不能“洗”掉共产党已经灌到了人民“脑子”中的东西作为衡量民主成熟与否的标准和依据,也不要把中国人对共产党“仇恨”的程度看成是民主的晴雨表……,人民在进入民主的事情上只要认为他自己应该有一张和别人价值一模一样的选票就是已经了解了民主和懂得了民主,因此这个时候的民主就不可能对之提出“你要如此这般”的什么要求了。在民主的大选时候,有的选民在走向投票站的时即使唱着“文化大革命好的”歌曲(在60年代它是中国的流行歌曲),或者打着共产主义的旗号,你拒绝得了他的投票行为吗?我断言民主的票箱对他应该是“开放”的。
    
    民主的一个意义是对于普通人来说,真理应该是“普遍”的,不允许有任何的例外;但是它另一个意义是,对于民主的导师们而言,真理却应当是“个别”的,甚至有一百个人有一百个主义才好。所有研究民主的人若还是在上述的问题上处于暧昧的状态,那么怎么可以指望他得着民主的真理呢?民主的眼睛不辨认人民的错误,这个意思不是说人民没有错误,而是说对待人民的错误应该提倡一种人民的自由主义,任何的强迫性质的教育而为之的“人民错误”都是不好的。
    
    再还有一件事情,譬如人民要推翻使他们“厌倦了的政府”,一些人认为人民应该出示足够的理由,否则人民的行为就没有正义可言,殊不知这是完全错误的一种看法,正是这样,目前有一部分“搞民主的人”才认为谁若把中国共产党说得越坏,他的民主性就越强和越高,而根本就不知道在反对政府的行为上一个有理由的反对和没有理由的反对是不分轩轾的。在这里“厌倦”就是理由,不管引起“厌倦”的原因是出于“个人的恩怨”还是出于人性之恶,亦或出于一种道德的高度。
    
    五、就人而论:
    
    就以毛泽东为例子来讨论问题。我认为在文化大革命的整个过程中,实际上存在着两个毛:一个是多少具有民主意义的人民导师的毛和一个完全意义上的专制的毛,而一个文化大革命就把他撕裂成为两个人了。
    
    我这里采取宋永毅的“文化大革命是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的观点,对毛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支持红卫兵造反的行为作出一个“越出”“共产党集体智慧”的解读就是正确的,只是我们在分析这一行为的时候没有发现其民主性。1966年8月,毛仅仅是承认了人民对共产党社会的不满的这个现状,并且没有去追究人民为什么不满的原因,因此,当他认为共产党不可能站在人民运动的“对立面”打击和压制人民运动时,他就自然而然地破坏了这个社会在此之前为人民的“革命化”所设置的种种障碍(他以前是这种障碍的主要设计者之一),于是,一个中学生只要在政治上作了“我已经革命化了”这样的一种再简单也不过的政治表态,毛泽东就相信了他们。在这里,从纯粹的“智慧”的角度看,毛泽东太愚蠢了,也太好哄了,对一伙政治上乳臭未干的娃娃们的政治表态的信任已经是达到了荒谬的程度,但是,就民主的角度看问题,恰恰是这种“荒谬”构成了民主的导师们对人民在政治上的认同的前提。
    
    对上述问题的进一步分析,你就会发现,在1966年以前,一个人即使干了一辈子的共产党革命,也只有在讣告上才可以被称之为“无产阶级的革命者”,而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普通人(只要你不是“地、富、反、坏、右”)一个随便的、轻松的“我是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政治“表态”就可以成功变成为一位“无产阶级革命者”。于是,他就可以同这个时候的林彪周恩来等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了”——民主的平等的意义也就出现于其间的了。没有这样的政治上的人与人的平等,你就是“一人一票”,又和民主有什么关系呢?如果说40年前的中国和今天的中国,民主还是处于创造阶段的话,那么民主的精神就必然要体现在这种运动式的人与人的平等上面,这是民主建设的基本的一步。如果说这种“政治平等”在此前的辛亥革命和共产党革命运动已经“许诺”给人民的话,那么1966年人民要求共产党“还愿”也不失民主之意义。就此你去理解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主要的语言:“造反有理”,“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凡镇压学生运动都没有好下场”等等,就知道他事实上在政治上“放纵”甚至是“纵容”人民,而没有给人民提出他们自己根本达不到的要求,也没有为人民的运动划定“条条框框”(事实上他一再鼓励人民要努力“打破条条框框”),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就可以说是符合民主导师不苛求于人民这样的性质了。
    
    但是,在1969年4月1日以后,毛就变成另外的一个人了,这时他完全违背了自己在此之前对待人民的态度,和今天网站上那些对人民进行“口诛笔伐”的个别人一样地对待人民,说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资产阶级派性”的“大毒蛇”“缠住了身子”,如果不摔掉它,就可以断送人的政治生命,其危言耸听也够吓人的。完全的把文化大革命中的他原先认为“革命”的人民放到了“错误”的一边,并且要求人民立即“改正错误”(这和今天那些叫“人民忏悔”的人是穿了连裆裤的),于是他就由一个多少具有民主性质的人变化成为一个完全的专制统治者了,其思想也完全地蜕变成为专制主义。因此目前所有在民主网站上大喊“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是错误的”的“先声”是由毛泽东发出的——这种历史的事实谁个可以否认得了呢?毛的这一种变化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发生的,是我们中国社会上的一种“公共事实”,而许多研究毛的人在对这样的“公共事实”缺乏研究的情况下去挖毛的隐私,这不是走错了路又是什么呢?
    
    因此某些人自以为自己说“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是错误的”话,好象是一种“新声”,其实它旧得很,是37年前的毛泽东的声音的“继承”,尽管这些人自认为是清一色的坚决的“反毛派”。如果说这其间多少也有一些变化的话,那么毛认为文化大革命中的人“中”了“资产阶级”的“邪”,他们则认为“中”了毛泽东思想的“邪”——这就是差别,这种差别可以说是“五十步笑一百步”。
    
    六、民主的导师:戴冕旒的人
    
    冕旒是“天子的礼帽和礼帽前后的玉串”,这样的东西的用意是旨在遮蔽天子的视线,使他的目光不要因过于的锐利以观察到人的“里面”去,把人“看透”,因为哲学的道理在这里表述为:“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这就是说古代帝王认识事物时有一种节制的使用智力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恰恰在现代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如果说马克思、黑格尔这一条哲学绝对主义的路线告诉人们人类智慧之光可以穿透人世间的一切事物的话,那么人类把自己的智慧发挥到极致就可以换来人类生活的一片光明了。因此解决人类的秘密问题,就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和流行马克思主义的“致命的自负”(哈耶克语)。民主的导师们恰恰不是这样的,因为他们在聪明方面和古代的帝王是一样的,认为对人类生活中的许多问题,不应该以“自负”的态度和精神去追求“至察”的境界。
    
    民主作为一种制度,也是经不起“至察”的。譬如说民主制度是一个按时按届换人换马的制度,因此每到大选的时候,就那么匆匆的几月选举的准备时期,而选举的希望又寄托在公民某一天的匆忙地投票活动之上,试问:一个国家的最重要的政治领导人的产生就凭借那么一场匆匆忙忙的选举;选举时,选民们又被选举煽动起来的气氛闹得焦躁不安,有的人甚至失去理智,这样的方式和方法难道可以指望着出“英明领袖”,更不用说“英明领袖”又必须是能说会道之徒?
    
    既然是这样,但是人类却要为争取和维护这种经不起“至察”的制度而努力奋斗,稍有懈怠就可能丧失它。而我们所说的民主导师,就是具有维护民主制度的专业职能的人。从这个方面去体察问题,我们对民主的导师们不把自己的智慧投放到“上帝”所管辖的事务上去,就有了一种深刻的认识。这不仅仅是他们不愿意浪费自己的智力和精力,而是在于他们知道对这些事情投放了巨大力量不但收不到预期的效果,而完全有可能导致专制。就这样的意思讲,民主政治在通常的情况下不会过分认真去对待人民错误的问题。在有民主的地方,人民是被一分为二的,因此在民主的话语中,“正确”与“错误”的东西就转化成为“多数”与“少数”的关系了。1966年的中国政治运动就发生了这样的现象。因此若运用民主的方式和方法,那么“错误”这个东西好象就需要另外的定义,一个现代法学家说得好:“自由亦包括做出错误选择的自由”——这话就值得我们中国那些脑子已经僵化了的人好好的领悟。
    
    上面的意思是说在“人民错误”的问题上,民主的方式和方法不需要太认真和太固执,可以采取一种马马虎虎的态度,也好抱一个得过且过的心理。因此那些参与了人类民主设计的大师们在研究人民可能错误的问题上的确是下了功夫的,但是在对待本民族的民主过程的看法时就不一定要寻找出一种人民的错误历史。而在今天,中国社会一些自称“有知识”的人对这个问题是完全暧昧的,他们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胜国(中国也是战胜国)对战败国的那种一种方式搬到了我们民族内部的事务中来,而完全不知道其间的事物性质的差别,认为只有用对待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同一方式对待我们中国过去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人和事,才好象才解狠,完全不知道这种过分的方式有可能把力图运用这一方式和方法的人闹到一种惟独他们自己正确,别人好象都是错误的境地,殊不知这是滑向专制的一条道路,而民主就是要杜绝它的。
    
    民主不是一个人设计的,民主是经历过数代人的设计才变成为今天的这个样子的,但是这个样子如果说也存在着一个时刻变化的问题的话,那么它就是如哲学家所说的“零散工程”了,任何一个设计师(这是真正的设计师,不是邓小平那样的冒牌“设计师”)对民主的贡献都是“零碎”的,不可能产生出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那样的人。就这样的意思讲,民主的价值只有一个,也是统一的,但是民主的理论却有多个,并且具有相互对立的性质。
    
    现在我们中国的问题不是没有“进口”民主的国外理论,也不是我们没有认真地研究它,更不是我们自己没有民主的书本理论,而是所有这些理论都与我们中国近一百多年以来的民主革命历史和民主运动历史相脱节,也就是说,我们在接受外国的民主理论方面不落后,但是我们是绝对忽视了民主的理论如果在今天还不是从中国的“土地”上产生出来的,还象一百年前那样的是“舶来品”,那怎么可以产生出我们中国的民主呢?因此我们现在并不是要一些站出来给我们中国人弄出一个什么新的民主主义的东西,而是我们需要相当数量的一批人把我们自己民族在近一百年、五十年、四十年、十七年以来的经验与教训成功地总结出来,使民主的东西能够成功地表现出我们中国的色彩。这就是说在世界民主的话语中,应该有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语言和语式。就这个意思说,我们中间也许产生不了民主的大师,但是我们至少需要一批相当数量的民主教师;这些教师在教育人民之先,存在着一个向人民的历史以及历史的经验学习的问题,用我们过去的老话讲,叫“先当学生,后当老师!”
    
    2006-7-3 _(博讯记者:武振荣) [博讯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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