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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学文: 个人自由的界限与公众人物的责任—兼论“拒郭事件”前后余杰与王怡的卑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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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6年7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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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自由的界限与公众人物的责任
    ——兼论“拒郭事件”前后余杰与王怡的卑劣
    —还学文—
    
    有一段时间了,我一直在观察着晚近踏上信仰之旅的余杰们,自奉蒙了神的拣选,当仁不让地替天行道的等等种种乖张之论。个人的信仰在他们手里一时化为宗教裁判的利器,毫无顾忌地横扫着他们视为异己的一切。
    于是不由得想起著名物理学家马克斯•波恩的一段话,相信世界上只有一种真理,而且自己掌握了这个真理,是世界上一切罪恶的根源。这也是一种信仰,一种极权制度所赖以存在的心理基础和思想根据。极权的恶,不仅在于残害与毁灭个人,它还摧毁了一个社会赖以生存的道德伦理和行为规范,把专断的思维以及心理模式铸入人们头脑和心灵、制约人们的行为方式,腐蚀社会生活。于是,一本敬畏与谦卑之情的宗教信仰,一变而为无限地膨胀个人和无度地讨伐异己的根据。我注视着这种因皈依基督教而更无约束的乖张,看不出他们这荒腔走板的信仰之旅还要向何处去。
    终于,发生了这一次的“排郭运作”,这样一个无论社会伦理还是政治行为规范都无法容忍的事件。这是余杰们那长期未得否定和清理的专制文化心理的一次恶性爆发,我虽然不觉得完全意外,但卑鄙以致如此,恶劣以致如此,还是令人震惊。
    
    从白宫的新闻发布以及余杰、王怡、对华援助协会和李光柏在郭飞雄公开信之后发表的公开文字中,可以确定这样一个没有争议的基本事实:
    应美国对华援助协会和中国法律与宗教研究所邀请,上述四人在参加于华盛顿举行的中国自由状况高峰会议期间,2006年5月8日从对华援助协会的傅希秋牧师获知,美国总统布什决定5月11日上午10点半在白宫椭圆型办公室接见参加由对华援助协会和中国法律与宗教研究所在华盛顿哈德逊(HUDSON)研究所举办的“中国自由高峰论坛”的中国大陆代表团成员。由于余杰和王怡的有效阻挠,通过促成这次会见的对华援助协会,成功地将郭飞雄排除出会见。
    
    
    党同伐异
    
    看过余王二人在“排郭”事发之后的辩解,禁不住从牙缝里鄙夷地挤出两个字,“卑鄙!”
    他们竭力强调与郭飞雄有意见上的分歧,似乎这样一来,无论怎样的作为,都是天经地义的了。以至于甚至在他们被迫回应的文字中,都见不到丝毫的愧意。大千世界尽是不同,即使局限于个人的意见与行为,“不同”也不必是势不两立的理由,更不能成为必欲除之而后快的根据,更何况这里涉及的是公众事务。为(wéi取第二声,作动词用)公行为的准则是公共利益,对公众人物而言,以“同”、“异”为抉择,是不能容许的犯规。美国总统布什要会见的是中国人权活动人士,他们并不质疑郭飞雄这一身份,那么那些“不同”又有什么相干?君子可以和而不同。或者他们与郭飞雄之异已形同水火,所以不惜党同伐异。既然“排郭”不能光明正大,那么,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余王结党置郭飞雄于死地背后所营之私究竟为何?
    
    在这次整体的行程中,余杰王怡都是客人,反客为主,是违背常情的。而他们竟能裹挟邀请他们并且促成会见的主人对华援助协会和傅牧师,迫使他替他们背书,代他们犯过,因他们受累,玩他们于股掌之上,还美其名曰,所以如此,是为“傅牧师所在机构的影响负责”。而早在得知布什会见消息之前,王余二人便已预先约谈傅牧师,要他不再以对华援助协会的名义为郭安排任何见面或其他机会,因为他们认为“教会维权机构不适宜再介入其中”。对于来自大陆的主内新人这种反客为主、攻势凌厉的干预,没有经历过共产党文化的人难以料想于万一。“排郭”的运作给傅牧师到底造成了什么影响,一句“基督徒也有犯错的时候”就尽在不言之中了。假公器图私利,不择手段、不计后果地把郭飞雄恶斗出局在先,强把布什与中国人权活动人士的会见做成“基督徒之间的私人交流”在后。事发之后,王怡声色俱厉地声讨“谋略”;余杰理直气壮地以神的名义,引圣经的话,说他“对所有的攻击和辱骂不做任何回应,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自己不知道”。他们言必称上帝,而上帝不过是他们随心所欲的工具。你看他们信什么呢?信仰爱和公义,还是信仰共产党的斗争哲学?信仰能够变形至如此,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为什么不要政治反抗?
    
    余杰和王怡两人毫不隐讳,他们“排郭”,就是要撇清与民主人权运动干系,还以圣经的名义提出一个自己为名正言顺的理由,“不能介入政治反抗运动”。自诩追求和捍卫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却要与人权政治撇清,岂不是掩耳盗铃?自由,作为一种由制度保障的权利,请问,哪一种争取自由的行为在极权专制的压迫下能够免于成为政治反抗呢?2000年前,如果不是基督教的形成不能见容于当权者,耶稣怎么会被钉上十字架?如果他们尊重历史,就不能否认,波兰的天主教运动是直接面对共产党专制的最广泛的政治反抗。要求和捍卫基本人权成为政治反抗,在极权制度下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今日中国,或者追求自由,那么就无法回避政治反抗;要么“顺服掌权者”,那就免谈自由。这中间没有灰色地带可供顺服当权者在自由的旗帜下藏身,尤其是涉及到对专制制度生死攸关的信仰与言论自由。余杰王怡不至于糊涂至此,不明白他们自己是从政治反抗起家并从中积累起政治资源而成长为公众人物的。因此,今天他们“排郭”这种强烈撇清政治反抗的表态,显然成为“顺服掌权者”的一个明确信号。
    
    会见“私人性”的想象——余杰的一厢情愿
    
    为了辩解“排郭”有理,包括对华援助协会在内,事后一直谎统称布什总统的会见是与基督徒的会见,余杰的公开声明中更刻意称之为“基督徒之间的私人交流”,虽然被排除于“运作”之外的会见参与者李光柏明确表示,傅牧师告知的是,美国总统布什决定会见“中国自由高峰论坛”的中国大陆代表团成员。
    余杰居然想出以“团契”性和“私人”性为“排郭”护驾,理由是,“会面的地点不是公事公办地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而是温馨轻松的总统私人会客厅,参与会面的其他白宫官员亦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似乎不是美国总统布什的正式会见,而是基督徒布什的查经班。自以为是的余杰居然没有事先核对一下关于会见的美国官方文本(白宫的五月十一日的新闻发布)“President George W. Bush meets with Chinese Human Rights activists Thursday, May 11, 2006, in the Yellow Oval Room of the White House”。我们设想,他应当明白,布什以美国总统的身份在官邸白宫内的活动就决定了它的非私人性,而且也应该了解“Chinese Human Rights activists”的意思是“中国人权人士”而不是其他。那么,作为人权人士的郭飞雄先生参与会见就是题中之义,把他排除在外,才是“不适宜的”。此外,把白宫新闻发布中“Yellow Oval Room”(橙黄椭圆厅)解释为总统的私人会客厅,也欠缺基本的逻辑一致性。照余杰,如果椭圆形是办公空间的标志,那么不正表明这间橙黄椭圆厅是正式的公共空间吗?而“温馨轻松”的气氛也不必为私人性空间所独有。
    在“排郭”大功告成并且尚未被揭露出来之前,余杰记录整理的“与布什对话”(不掌握原始资料,当然无从判断,这是余杰的“记录”,还是他的创作),就已铺垫了所谓会见的“私人性”,是防患于未然吧。
    布什总统说:这是我私人的会客室。我通常在这里接待我个人的朋友,我曾经在这里两次会见了达赖喇嘛。你们是勇敢的人,是我的朋友,我很荣幸在这里会见你们。我非常愿意倾听你们的声音,你们的信息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即使如此,这段话也无助于为余杰背书。“私人”也罢,“个人”也罢,这个布什总是美国总统吧,尽管无须排除他可能同时也是这一会见中并非以私人身份出现的达赖喇嘛的私人朋友。
    我既不愿设想:余杰并不真的相信他总统会见“私人性”的文本,不过是用来作“排郭”的挡箭牌,果真如此,那就是公然的欺骗;也不乐见:他是诚实不欺地向公众陈述自己所相信的真相,以为自己真是贵为美国总统的私人访客而进入白宫的,真是那样,他的智力就大成问题了。不幸的是,或者二者必居其一,或者二者兼而有之。无论如何,这都是对余杰一向自诩所代表的自由民主的理念和真心追求它们的人群的不幸。余杰“私人性”的精心设计,是示意当权者“不反抗”的政治秀,所谓“基督徒之间的温馨会面”到头来不过是一件遮掩自己的皇帝的新衣。
    余杰还不无得意地提到,会见中他建议“美国政府和国会对某些美国公司在中国的行为有更多的约束和监控”。他是不是把美国总统错当成大独裁者了?布什告诉他,对于私人,美国政府不能施行监控,只能希望“在舆论和股东的压力下”,使这些公司停止他们的错误行为。知名的余杰对于民主政治常识的无知,实在是始料未及。感谢冥冥之中有天意,自欺与欺人都不能长久。
    
    个人自由的界限和公众人物的责任
    
     “公”还是“私”,这就是问题的症结。对于公众人物, “私人性”的权利和“公众性”责任如何界定?——他们“私人性”的权利在那里结束,他们“公众性”的义务从那里开始?
    余杰王怡今天“排郭”的恶行始自公私不分,继而假公济私。公私分明,不仅是中国文化传统的要求,也是现代生活中不可违背的准则。一方面,私生活要受到社会和国家的保护,不容他人旁顾;另一方面,它必须严守私人性的分际,以他人的同等权利和公共利益为界限,不得逾越。
    就从所谓“基督徒的私人会见”一说谈起。
    宗教,如果仅就信仰而言,那么它是个人的选择,是纯粹私人性的事务。个人选择各个不同,彼此平等;即使是公众人物的信仰,同样如此。没有谁的个人信仰有权用来评判他人的信仰以致干预公共事务。然而余杰王怡们一直假公众人物的身份,毫无约束地放任他们个人的信仰长驱直入于他们所及的几乎各种公共事务领域,从自己对其所知不详的信仰出发,肆无忌惮地使用全称判断批评及至攻击自己实际上知之不多的中国历史、传统和文化以及中国人的全体,去批评中国的现状,去批评社会政治,以为他们个人的信仰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至上的,甚至主张他们的神也要主宰民主政治,不禁使人有时光倒错之感。孰不知近代宽容便是从宗教宽容—尊重个人信仰的自由与不同信仰彼此间的平等与宽容—开始的;有了民主政治、有了政教分离,宗教和世俗社会才告别了黑暗的中世纪,使个人的自由和社会的和谐成为可能。余杰从会见在座的都是基督徒就得出结论,说非基督徒没有资格参与,不仅愚蠢之极,而且十分有害。布什的会见作为美国的国家政治,并非以他个人的信仰为取舍。民主制度不允许政治人物以私人利益,包括个人信仰作为公共政治的基础,他的义务与权力的出发点是宪法,不是圣经,更遑论他的个人信仰。因为信仰不同而被排除在公共政治之外,绝不是正当的理由,而是不正当的歧视,是任何一个民主国家宪法所确保的平等权利所禁止的。这是民主政治的常识。信仰是信仰者个人的私事,他自有宣传自己信仰的自由,但没有侵犯异己权利;可以评人论事,但不能要求以一己的信仰为准。只要是在一个不再是绝对封闭的社会,就没有哪一位知名人物,可以凌驾于公共准则之上而不受到公众与社会的监督和约束。
    信仰,超出个人的范围,就进入了宗教的领域,一个社会和公共事务的领域,就和其他任何一种自由权利一样并且一同成为公共政治的一部分。任何一种置身公众事务之中的言论和行为,就不再是言论者和行为者私事,而具有公共的和社会的意义。退一步说,即使是在被运作成为布什与中国三个基督徒的会见中,余王也绝非如余杰所一厢情愿的是作为以基督徒个人,而是以社会知名的维权人士的名义。多年来美国总统第一次会见中国的人权活动人士,对于中国大陆的维权活动,对于一切基本人权和自由受到侵害和剥夺的中国的个人和群体来说,这都是一次难得的机会,把他们的情况传达给外部世界,引起国际世界的关注并得到他们的声援。基于这样的公众利益,受邀参见的,不再是余、王、李、郭个人,而是受托的公众人物,在这里他们没有听凭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左右的行为自由,必须受公众利益的约束。他们别无选择,只有前去并且共同前去赴约的义务;在维权的共同前提下无论有什么分歧,都不能成为排斥郭飞雄的理由。“排郭”伤害的当然不只郭飞雄个人,“排郭”伤害和背弃的是郭飞雄的维权活动所及的人群,包括像基督徒同样有权要求和维护其信仰自由的法轮功修炼者。
    他们必须对自己的行为承担政治责任:或者自觉地从公众人物的位置上退下来;或者继续走下去,投怀到他们所顺服的当权者那里—他们在“排郭”之后应当归属的所在。
    
    2006-6-25于德国 埃森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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