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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主政治中的“我”/武振荣
(博讯2006年6月29日)
    
    (一)与专制政治对比,民主政治是为“我”的政治:
     (博讯 boxun.com)

    民主政治是一个为“我”的政治——这话的意思是说,民主政治允许“我”按照自己的偏好去任性地趋利避害。就这一点来说,民主政治中的“我”是自由的人。民主也是需要“教导者”这样的角色存在的,但是它和专制政治中的同类角色不同,不需要“我”强迫服从,“我”也没有对它做权威性认可的必要。因此它在“我”眼里就只能够是一个“劝善的”,至于说到“我”想不想去行善,那完全是“我”的自由。
    
    可见,当民主落在了“我”字上时,“我”就不需要什么“邓小平的理论”、江泽民的“代表”和胡锦涛的什么“执政七谋”了,统统的不要!“我”在这里应该是“赤裸裸的”,不需要什么包装,更不需要戴上什么时代面具!“我”有思想,虽然它达不到思想家的程度;“我”有感情虽然它不如艺术家那么丰富;“我”智慧,虽然它不及科学家那么深邃;“我”有成为“我”的一切别人猜不透的那个由上帝之手所创造出来的秘密,因此,“我”即使一个普通人,电视上没有“我”的形象,广播里没有“我”的声音,《名人录》上没有“我”的名字,但是在民主的这一票上,“我”的分量是同思想家、艺术家、科学家以及那些政治要人、名家、名嘴、名脚、名腿……等一样地重要。有一个学者就曾经写道:“在群体中,人们总是倾向于变得智力平平,在一般的问题上,40院士的投票不会比40名卖水人所投的票更高明”(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学》)。所有的人都在“我”字上被拉平了——这是民主的最主要的意义!现在,对于那些所有在中国说“要建设民主”的人,欲辨别他们之中的真与假,抓住这一点就可以区分了。
    
    (二)两种方法:
    
    目前中国民主的队伍中,事实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对待“我”的方法:一种是认为现在的“我”是“专制的我”,因此存在着一个把“专制的我”改造成为“民主的我”的任务;另一种不这认为,它以为“我”无所谓“专制”,也无所谓“民主”,问题是应该争取把分散状态中的“我”组织到民主的运中去,把“我”最后地安顿在民主运动之中。
    
    第一种方法实际寓设着对所有的“我”,即广义上的“人”,进行一种“彻底改造”的“工程”,而这个“工程”在复杂性方面和可操作方面都可以与共产党的工程相比肩。但是要说是有区别的话,也在于以下的问题:共产党进行这一项工程所依靠的是数以千万记的所谓由“民族优秀分子”组成的“先锋队”,而民主的改造“工程”却仅仅是依靠一部分自认为很有“良心”的知识分子,这些人认为“良心的力量”是可以促成这一宏伟的“工程”的最后完成的。在实现民主的事情上,他们对广义上的中国人民作了这样的一种理解,以为所有的人和他们一样地都是社会上的“有闲阶级”,也就是说普通人不必为生活、生存而辛苦奔波,象他们这些靠“专业”吃饭一样的人,可以有空把玩历史上的那些是是非非,并且在饭后茶余之际对之发表精细的看法,从而提高自己的生活品位。因此,在争取民主的时候,普通人不是起来战斗,而是跪下来“谢罪”、“忏悔”……。
    
    第二方法的基本态度是:不评价“我”,而直接地肯定“我”。以为“我”已经是有了很漫长历史的“我”,所以在今天的环境中,不是要判断和评价“我”的是是非非,而是要力促“我”进入民主的运动;这种运动的历史若是与孙中山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战争出于一源的话,那么从1966年起,当“七亿中国人”在被迫中喊出了一个“我”字时,民主的“我字头语式”就已经形成了,中间经过1976年的“4-5运动”,1979年的民主墙运动和1989年的伟大风波,它是完全地“成熟”了,所以,“我”只要再鼓一把劲,就可以大功告成!“我”的内容已经是满满的了,不需要添加什么,也不需要取掉什么。
    
    (三)“我”出头之历史:
    
    “我”是历史中出来的“我”,因此“我”的历史即使充满了污泥浊水,它是“我”经历中的东西——这已经就构成了它之基本价值。这种价值虽然和历史上所有的东西一样,也有着一个“他出”的意义,但是一旦意义建设之后,它就可以自给自足。在中国,“我”搞民主的历史可以分成为两段:即迫不得已的拿起“枪杆子”的历史和自觉自愿地拿起了“笔杆子”的历史。这两段历史现在没有被“我”贯通时,民主就处于低潮,相反这种历史一旦若被“我”贯通的话,那么中国民主化的时日就屈指可待了。
    
    现在中国有这样的一种声音却很时髦:“枪杆子革命的时代是错误的”,言下之义,中国人民只有同这一部“错误的历史”脱离关系,划清界限,才有可能得到民主。其实呢?这是对民主的一种错误的认识和错误的理解,和民主本身没有任何关系。但是,问题就在于无论怎么说,这在中国已经是形成了风气的东西,因此一些人就很容易地把它同民主捆绑在一起来研究,殊不知这是“帮”了民主的“倒忙”。
    
    在政治上,民主只要理出一个“我”就可以的了,并不要求对“我”作出深入的探讨,以求最后地对“我”定位。我们如果对这一点不掌握的话,那么我们在寻找“我”的历史的时候,就有可能失败,因为你所能够找出来的历史一定不是“干净”的,它如果不是出于“污泥浊水”就是充满“罪恶”,所以你拒绝这样的历史就好象是很有道理的,其实,关于这样的历史,西方社会的古代圣者奥古斯丁早就说过:“我们是出于屎尿之间”。基于同样的道理,如果你要给“我”歌功颂德的话,也很难奏效,因为“我”本来就是平常意义上的“我”,你即使认为“天地之间,惟‘我’独尊”也改写不了已经过去了的数千年历史的哪怕一页。
    
    在上述历史的第一段时,民主无意识压迫了“我”,使“我”离开自己的价值要在“我”之外去寻找民主,好象它本身就是“我”的“归宿”,而没有使它成为“我”的“旅店”,就差这么的一点,民主就出了毛病,好象它是一个阶级、一个政党或者一伙人的“私物”,而不知道它本身就是人类的一种“公器”。职此之故,当民主的第二段的历史上已经出现了“我”和“我字头的语式”时,民主就意味着“成熟”了,但是问题又出在了,如果我们视“成熟现象”为大多数人的“犯罪”,民主就与“我”擦肩而过了。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具有100多年丰富的民主历史的中国人民其所以过不了民主这一关,原因也只能够从“我”自身方面寻找的好。道理是:“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人必自辱,而后人辱之”。
    
    (四)“我”的连带物:“他”:政治上的自由结社:
    
    政治上的“我”有两重性格:既刚强,又软弱。就“刚强”而言,“我”可以托起全世界,而不需要任何外力的支持;但是就软弱来讲,“我”若不和多个类似的“我”(也就是“他”)结合,“我”将一事无成,到最后,“我”甚至连站立的力量和能力都丧失了。因此“我”在独立表现的时候就有一个可以看得出来的“规律”:“我”的意义表现得愈彻底,和别人结社的愿望就愈强烈。1966年、1979年和1989年的现象就是如此,政治上的“个人英雄主义”事实在同时呼唤着政治上的“集体主义”精神。
    
    正因为这个“他”是“我”在政治上表现自己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所以在“我”的政治历史上,“我”和“类同”的人的结合是必然的,和“我”不一类的人的结合也是不可避免的。就此而言,在历史上,“我”同毛泽东、同周恩来、同赵紫阳结合的历史都不应该被我们忽视,简单的以为它是历史上的“我”的“不足”,不知道这是“足我”的一种形式就非常错误,在未来的中国民主运动中,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也许会遇到新的同“我”结合的当权派。在民主的运动中,这样的一种“结合”有着对民主运动“减压”的功能,也是民主运动中的正常现象,因此,我们在总结民主运动的经验的时候,切忌不要用“否定”的眼光看待它。
    
    “我”在受压迫的状态下,所有的“我”都是千篇一律的,就同我们刻画中的奴隶的面孔基本上是一样的道理相同,但是“我”在获得了自由表现的时候,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于是,“我”就面临着分类的可能,结果呢?就可以分出两大派或者三大派……,在这里分类是必然的,因此在分类的事情上有没有“理论”可以出示就无关重要的了。在民主的理论中,其所以不深究人为什么分派的原因,只在于人们懂得了分派的必然。人在自由的状态中要分派,就好象水要往底处流,鸟要往天上飞,鱼要在水中游的道理是一样的,用不着再去多说。因此多党制——不是人故意地设计出来的,而是在政治上政治制度不得不迁就人的本性的结果,迁就的过程就是多党制的出现。华盛顿在他的八年执政时间中就非常地讨厌在他的管理下已经就形成了初步规模的派别斗争,他想利用革命的道德力量来最终地战胜这种派性,结果他失败了,美国的民主政治没有多久就变成了派别政治。这样,几千年以来政治上的恶:派性,却变成了民主政治进步的唯一的永不枯竭的动力了。民主政治其所以能够永葆其青春而立于不败之地原因就在于此。可是,在今天我们许多中国人在发现我们中国民主的事情的时候,遇到了全民广泛分派的问题就傻眼了,就大骂派性,并且给派性戴上毛泽东曾经“制造”的“资产阶级”的帽子,这不是蒙昧主义的表现,又是什么呢?
    
    如果说过去的民主和现在的民主本身就存在着一种先后的联系的话,那么,在目前我们要求民主化的过程中,要故意地割断其间的联系,就必然造成了我们所搞民主的萎缩。因此,我认为:我们在发现了“我”出世的历史之后,就不会为“我”还缺少什么而犯愁了。现在的问题是:“我”需要向过去那样地证明自己的存在——只要有了这一点,民主就会出现不同的气色的,但是若是绕过了这一点,认为“我”是一个有待创造的,或者说是一个很不完全的东西,那么等着吧,要实现民主也许得一万年之久啊!正如我在刚刚写作的《只差一分》的文章中所讲的,民主必须要当下立断,容不得半点的迟延和犹豫。
    
    (五)“我”的解放:刻不容缓:
    
    “我”是政治上的受压迫的人——这就是中国的事实,面对这个事实,我们——中国民运人士——就只能够提出政治上解放人的问题,因此我们若是和社会上那些糊涂的“有知识、有学问”的人的看法一样,认为中国的问题是发展经济的话,那么谁有办法可以向我们证明只有在现代奴隶制下经济才会发展呢?中国的问题,不是等待经济发展了再进行政治的变革,而是只有通过政治的变革才能够创造出经济发展所必须、必要的条件!在这个问题上,民运人士要整理自己的思想和思路,不应该受到社会上那些异议言论的牵制而不得自由。
    
    政治上解放人的事情在我们的中国已经有了先例,因此,我们如果是愿意向自己的历史学习,那么,我们是有足够的“资源”可以发展、充实和提高我们自己的。如果说解放的运动是需要造成一个伟大的风气和伟大的气候的话,那么民运人士就应该是我们社会中的呼风唤雨者。因此,我们在其它方面也可能是“外行”,但是我们在“呼唤”民主政治运动的“风雨”方面就应该是“行家里手”。就历史的经验而言,在1966年的政治大解放运动中,毛泽东为运动设置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的一个高台阶,但是,我们的学生、我们的工人、我们的市民、我们的农民以及那些数以万记的普通干部不都是成功地“跨”过了它吗?
    
    40年过去了,为中国民主运动有能力设置“台阶”的人早都已经死光了,因此,中国民主运动现在事实上没有“台阶”了,只要我们每一个人愿意迈进一步,就可以堂而皇之的登堂入室了!这一次,进步了的“我”是不需要披任何的一张政治之画皮的,就是一个“赤裸裸的我”的“出场”,一“出场”就立即要求“演主角”,不再会有政治上的扭扭捏捏的现象了;而在40年前,这个政治上的扭扭捏捏现象就是跳“忠字舞”。今天,我们即就是需要再跳一次“忠字舞”,对不起,所“忠于”的那个“太阳”不是别的,就是“我”!
    
    如果说“世界上没有什么救世主”——这一句话,现在没有过时的话,那么,解放“我”的问题就只能够靠“我自己”了!因此,这个是一场真正的、彻底的“自己解放自己”的政治运动,在这个运动中只要“我”吸取了第一次解放运动的经验与教训的话,那么这一次解放之于“我”已经是没有弯路可走的了!因为这再一次的解放和第一次解放相比,已经产生了我们常说的“历史进步”的问题,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事情是早先的行为,“我”已经是这一条人民解放解放之路的继承者了,因此,“我”的任务是在前人作为的基础上修平它、修直它,使它变成“我”的“康庄大道”!
    
    (六)“我”处于等待状态:
    
    几乎可以说所有的“我”都处于等待状态:“我”认为共产党政权已经是一个过渡中的东西了,非被人民推翻和取代不可,但是“我”却同时又认为“时机好象不成熟”,需要等待——这就是中国的“现实”。研究这种现实,我们就可以不会轻易地转向。如果说这种等待的心态同时也关联着对于未来的民主的不信任的心理,那么,我们研究在目前的形势下如何强化中国人对民主的信任,就是一个任务;对于这样的任务,我想除了我们可以有效地进行人民民主历史的挖掘工作外,可选择之项就所剩无几。也正是对这个问题的正视,海外民运人士能够干什么的问题就可以被我们整理出来了。
    
    和国内热爱民主的人相比,我们有研究方面的自由,有发表的自由和讨论的自由,但是这种自由若不被我们滥用的话,那么我认为:我们之逞能的东西就不是在民主问题上只发表自己的“高论”,而是有目的、有计划地去研究中国人民的那一段历史,到目前为止这一段历史虽然是“专制”的、没有自由的,这一点我们都知道,只是有一点,我们不太注意或不太在意,那么就是:“自由的历史就是没有自由的历史”(阿克顿勋爵《自由的历史》中译本54页)。
    
    在争取民主的伟大斗争中,一部即使失败了的“我”的历史之于“我”,也是难能可贵的,因为,谁都知道“失败是成功之母”。现在如果“我”可以从这一部失败的历史中重新站立起来,“我”在政治上“等待”的现象就应该彻底地结实了!未来的民主在“我”掌握之中的信心就可能加强!
    
    2006-6-29 _(博讯记者:武振荣) [博讯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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