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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评中国共产党:对思想的禁锢和扼杀(上) 陈世忠
(博讯2006年6月25日)
    
    谨将此文献给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温家宝。并愿此书成为七千万中共党员的党课教材。
     “让思想冲出牢笼”,是〈国际歌〉中的名句。可是,一贯把〈国际歌〉奉为党歌的中国共产党在禁锢思想,扼杀创造性地探索真理方面采取的手段却是无所不用其极。从反胡风运动到号召大鸣大放,“引蛇出洞”搞“阳谋”,以至后来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几乎无不是从抓思想犯罪开始的。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当年鲁迅如果活到他掌权的年代,只有两条出路:不是沉默,就是坐牢,哪里还能写出《纪念刘和珍君》和《为了忘却的纪念》等投向敌人的匕首呢?他们是名副其实地把思想连同人(勤于独立思考、敢于表达不同意见的人)一起关进牢笼。毛泽东口头上常说,要提倡独立思考,好话坏话都要听,要听得进逆耳之言,要闻过则喜,不要文过饰非等等,甚至说过“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不让人说话,自己早晚要垮台”,真可谓好话说尽;可是实际上,在整个中国共产党党史上,还没有一个人因为提出与毛泽东不同的意见而有过好结果的。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前三年,亲笔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雷锋身上无疑有许多好品质。乍看起来,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向他学习有什么不对呢?可是,问题恰恰在于毛泽东这么一号召,就意味着以党中央的名义全面肯定了雷锋。在号召大家学习雷锋的艰苦朴素、扶老携幼、爱护同志、关心群众、助人为乐、无私奉献等等优点的同时,毛泽东故伎重演,又一次暗中贩卖了不可告人的私货:号召大家像雷锋那样绝对崇拜、绝对信仰毛泽东毛泽东指到哪里,雷锋就打到哪里!哪管毛泽东的指示是对是错。总之,是绝对盲目服从毛泽东!果不其然,经过三年的思想准备和舆论导向,“学习雷锋”已经深入人心,再也没有人敢于对“学习雷锋”提出半个不字。对于毛泽东来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机成熟了。就这样,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再一次掀起学习雷锋精神的高潮,而雷锋精神的核心就是“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学生”。这话乍听起来似乎没有什么毛病。稍加推敲,发现又是在贩卖私货。雷锋对毛主席的热爱和崇敬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自己承认:“毛主席怎么说,我就怎么做。”试问这不是十足的盲从又是什么?而这时候,过去口口声声要求共产党员独立思考的毛泽东终于流露出他真实的想法。他对斯诺说:“还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的。”他亲口对林彪说:“还是你说的对,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可见,在中国神州大陆泛滥成灾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完全是他自己一手操纵、鼓励、培植起来的,也完全是他的政治需要! (博讯 boxun.com)

    很简单的一个问题是:如果雷锋活到文化大革命,他会怎样做呢?他会对于一下子打倒这么多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出任何异议吗?他会对于所谓的阶级敌人产生一丝一毫的慈悲和同情心吗?不会的。他的信条是“对待阶级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在后来的“三支两左”中,一心想当毛主席的好学生的雷锋还不是“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毛主席指到哪里,我就打到哪里”?还不是“用生命和鲜血来誓死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决不会对毛泽东的任何一项指示提出异议,即使偶尔有哪怕一点点疑惑的一瞬间,也会赶紧自我检查、自我反省,认为肯定是自己错了,肯定是自己的阶级觉悟不高,学习领会毛泽东思想还很不够,今后要更加刻苦地学习毛泽东著作,紧跟毛主席干革命!因此,号召“学习雷锋”就是发动文革的思想基础、舆论准备和总动员,而且确实收到了毛泽东等预想的效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学习雷锋运动,就不会有文化大革命!就不可能顺利地发动和开展文化大革命!但是可悲的是,直到现在,谁一提起雷锋身上如此致命的要害,就会有一大批人起来拚命反对,硬把事情歪曲成“反对学习雷锋。”其实,这种做法也正是中共中央的一贯伎俩:偷换概念,偷梁换柱。借用苏共中央当年批评中共中央的一句话说,就是“中国同志常常把别人从来没有表述过的观念,强加给对方,然后再对它进行批判,与之作斗争。”然后呢?就像阿Q似的洋洋得意,自以为得胜,可以班师回朝了。
    关于什么是“雷锋精神”的辩论,至今有其现实意义。正像当年《人民日报》社论所解释的那样:学习雷锋,最主要的就是学习他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因此,如果毛泽东活到今天,他是绝对不会同意,说学习雷锋居然可以不包括学习他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居然可以不包括学习他发动和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整套思想、理论和实践的。因此,时至今日,尽管学习雷锋运动的内容已经起了"与时俱进"的变化,但是,万变不离其宗,首先是要求全党全国人民像雷锋那样,丝毫不打折扣地听党的话,做党的驯服工具,鹦鹉学舌般地机械重复上级指示。不需要独立思考,不需要“凡事都问一个为什么”。这样的战士,这样的党员,这样的干部,这样的人民实在是太容易领导、太容易支配、太容易愚弄了。那样一来,当领导岂不是太容易、太省心了?因此,尝到了甜头的中共中央后来再三强调要求全党全国人民“在思想上和政治上自觉地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它仍然是“学习雷锋”运动的翻版。
    其实,愚民政策并不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发明创造。连古代的历朝帝王也早就懂得“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个道理。1960年夏天当我们留学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学生毕业回国时从中央首长的报告中听到的是:要求大家绝对相信中共中央的绝对正确!这两个“绝对”毫不掩饰地坦陈中共中央的绝对自信和对于广大党员和全国各族人民的绝对服从的强烈要求!
    但是,要求像雷锋那样绝对相信中共中央的绝对正确,其最基本的出发点就是相信毛泽东(还有他后来的接班人)永远是真理的化身,是绝对不会犯重大的原则性错误的。那么事态发展是否证实了这个前提的正确性呢?
    中共中央领导人不是常说:“实践出真知”吗?不是常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那么,中共建党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实践证明了什么呢?只证明一点,那就是毛泽东自己所说的:“高贵者最愚蠢!”在共产党统治的年代,试问还能找得到比党和国家领导人更加“高贵”的人吗?或者进一步说,还有比党中央主席或者党中央总书记更加“高贵”的人吗?在民主集中制的掩盖下的“一言堂”里,党的一把手永远是名副其实的“一言九鼎。”不论他的主张、他的论断多么荒谬,全党全国人民只能说好,不能说坏!1964年,本人在监狱里递交给党中央的《谏党》中说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今日之中国,毛主席你老人家连放个屁都是香的!”此后四十多年来的无数事实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的病根子不幸被我言中了!
    不是说“卑者无甚高论”吗?中共中央历届领导人哪里听得进不同意见?大家回忆一下,马寅初提出所谓的《新人口论》,据说一开始,刘少奇周恩来都认为有道理,可是就是不合毛泽东的心意,一下子被否了。毛泽东批判马寅初的新人口论说:“这些人只看到人是消费者的一面,却没有看到人是劳动者、是财富创造者的一面。众人拾柴火焰高。人多好办事。”他把马寅初和马尔萨斯相提并论,把马寅初提出的《新人口论》故意歪曲成《新马尔萨斯人口论》,,还诙谐地说:“你们俩都姓马。”马寅初的名字从此变得臭不可闻,他被迫辞去北京大学校长的职务,一辈子成了挨批挨斗的活靶子。后来,人口问题果然严重地拖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后腿的最大难题,其后果一直持续至今。
    大家回忆一下,1957年响应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号召,参加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的广大知识分子提出的意见里面有多少真知灼见和金玉良言,可是惯于反覆无常的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一巴掌把55万到70万(最新总计说是300余万)党的铮友打成右派分子,硬说他们是阶级敌人,一下放就是22年。据说还是毛泽东发了“善心”,没有把他们按照敌我矛盾处理,而是宽宏大量,把属于敌我矛盾的“右派分子”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问问那些在农村变相劳改22年的所谓右派分子吧!那些受到所谓宽大处理的“右派分子”们和他们的家属那22年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由此可想而知,如果真是按照敌我矛盾处理的话,又该是什么样更加悲惨的结局在等待他们!是所谓的“右派分子”错了吗?当然不是。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还有下面大大小小的基层组织的头头们错了!说得轻一些,是他们觉悟不高,有眼不识金镶玉,或者是私心太重,感到被提意见的人们打中了要害,面子上下不来,因而恼羞成怒,不但听不进,不但不接受,反而倒打一耙,说是要坚决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就从右派改正的比例来看,这场荒唐的闹剧也是毫无道理的。有的数字说,未被改正的右派有几十人,有的数字说,未被改正的右派有三千人。即使真的是三千右派,而被打击人数却高达七十万到三百万人,这里岂止是“宁可打错一千,不能放过一个”呢?
    大家回忆一下大跃进年代的一幕幕荒唐闹剧。什么“十五年赶美超英”啊,什么钢的年产量从535万吨一年翻番到1070万吨啊,什么砸烂铁锅和铁门、家家户户用小炉窑大炼钢铁啊,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啊,什么“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啊,什么“亩产万斤放卫星”啊,什么“到人民公社集体食堂吃饭不要钱,不限量”啊,什么“粮食吃不完,没处存放怎么办”啊,什么“徐水公社两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啊,等等等等。今天后人回顾这一切,觉得毛泽东和他领导的党中央简直就是一群白天说梦话的精神病患者。尤其是毛泽东本人,他自己是农民出身,虽然是富农,也不至于对于中国农村的基本情况一无所知到连亩产万斤的天方夜谭也信以为真吧!当时即使真有像大文学家郭沫若和大科学家钱学森这样的马屁精跟在背后推波助澜,但是你毛泽东本人总不至于连这么点主见也没有吧!最最简单的常识是,如此密植的亩产万斤、几万斤、十几万斤的大面积稻田或麦田,还能不能通风了?还可能不把庄稼焐死吗?人民日报刊登了据说是亩产十六万斤的丰收稻田,好几个孩子坐在收割好的稻捆上,试问有哪一个“高贵者”对此提出过质疑?这就是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领导水平!再进一步问一句,为什么基层干部敢于如此放肆地弄虚作假呢?投其所好啊!君不见,凡是在农业政策和农村粮食问题上说点真话的农村干部没有一个不挨批判的,没有一个不受到党纪和行政处分的;而吹牛浮夸者则相反,一个个平步青云,官运亨通,飞黄腾达。既然如此,那么“一级骗一级,一直骗到党中央”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呢?“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有喜欢坐轿子的,才可能出现愿意抬轿子的,问题的根子还是在毛泽东自身。如此而已,岂有它哉?
    大家再回忆一下,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黄克诚等人的意见明明白白是正确的。特别是彭德怀,真的是“我为百姓鼓与呼”!尽管如此,他的发言还是很有分寸,相当温和。举个例子,就说大炼钢铁吧。彭德怀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有的人说大炼钢铁得不偿失,我是不同意的,应该说是有得有失”云云。其实,明摆着是得不偿失,祸国殃民,怎么会是“有得有失”呢?应该说,彭德怀给自己的领袖已经留足了面子,可是就连这种“五十步笑百步”的批评意见毛泽东也听不进去,反过头来把原来倡议召开会议的宗旨从“反左纠偏”一下子改变为“反右倾”,一巴掌把曾经同生死、共患难的亲密战友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扣上反党集团和军事俱乐部的头子等大得吓人的帽子,接下来就是在全党全国范围内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抓小彭德怀,掀起了比1957年反右斗争更加猛烈、波及面更加广的反右倾运动。仅凭记忆,好像是又有三百万人受到冲击。至于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头面人物,毛泽东当然是毫不手软地把他们真正打翻在地,让他们至死也翻不过身来!这才是名副其实的“非置于死地而后快。”更加严重的是,本来已经日益明显的左倾弊病不但没有得到纠正和遏制,反而在“反右倾”的国策指导下,继续沿着左上加左的歧路快马加鞭地把全党全国人民引向经济崩溃的深渊!至此,本来还有一线生机的几千万饥民已经注定难逃“遍地饿死殍”的悲惨厄运了!不是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也不是所谓的苏联逼债,更不是难逃的宿命,恰恰是毛泽东还有他的追随者们的愚蠢和固执、执迷不悟和私心膨胀书写了共和国历史上非正常死亡人数的新纪录!不是刚刚批判了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吗?现在毛泽东倒是找到了更加行之有效的控制人口的高招了。事有凑巧,过了近半个世纪以后,江西省芳林村小学校发生爆炸,炸死62名因为缴不起学费而不得不替学校制造炮仗来创收的一至三年级小学生。事后,当地的镇长说过一句永远载入史册的“名言”:“就当是进行了一次计划生育!”我不知道,1959年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是不是也有闲情逸致用类似的混话来为自己的罪责开脱?
    我就故意不提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了。我也顾不得提所谓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对电影《武训传》和《清宫秘史》的批判,对梁漱溟的批判,对俞平伯的批判等等,这样的例子实在是比比皆是,不胜枚举。你说毛泽东在思想理论问题上,特别是在路线、方针政策问题上的专横跋扈和霸道,容不得半点不同意见,究竟和封建社会的帝王有什么差别?而这中间几乎每一次思想政治战线上的斗争,都是以由毛泽东和他的支持者对于一大批有识之士(士者知识分子也)的学术主张或不同政见给予致命打击而告终的。你们知识分子好提意见不是?我就狠狠地批判你们、斗争你们、以势力压你们!这也是为什么毛泽东从心底里不喜欢知识分子、竭力贬低和丑化知识分子的重要原因之一。于是,广大知识分子日益变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生怕说错哪一句话,惹得龙颜大怒,说不准什么时候就惨遭没顶之灾。这种动辄得咎的恐惧心理与封建王朝的伴君如伴虎哪里有一丝一毫的区别?而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广大知识分子更成了斗争的活靶子,除非你看风使舵,甘心卖身投靠,几乎都逃脱不了挨批挨斗、批倒批臭的厄运。被戴上“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臭老九”的帽子,下放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这几代生不逢辰的知识分子的普遍遭遇。知识分子如此,党员干部的命运难道就好一点吗?所谓“文化大革命”就是对一切敢于独立思考,敢于不听毛泽东的话,敢于不遵从毛泽东指示办事的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的集体惩罚。
    毛泽东有一句名言:“只许他们老老实实,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若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他还说:“我们的民主,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表面上看,毛泽东似乎还是主张民主的。因为共产党的民主是最广泛的人民民主专政。仅仅是人数只占百分之五的阶级敌人享受不到社会主义的民主罢了。这个提法是很有欺骗性的,它很容易被那百分之九十五的属于人民范畴的群众所接受。因为,人有自私的本能。既然我属于人民了,我被承诺享受民主了,我就很少去思考那百分之五的得不到民主的人的痛苦,特别是那些不幸出生在地主、富农、资本家、反革命、坏分子家庭里的子女们的痛苦。他们究竟有什么罪过,从一生下来就注定了要被划入另册?我们已经非常习惯于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可是我们几乎从来没有想过,还有相当一批人,他们唱的却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可是有了新中国,就没了我的家!”在这里,我暂且不讨论这一部分人的悲惨命运。就说那百分之九十五的属于人民范畴的群众。他们总算是应该享有民主权利了吧?可是,实际上,这里的“人民”二字是像橡皮筋一样有着很大的伸缩性的。什么叫做“乱说乱动”?说穿了,就是除非你永远不说话。只要你一开口,说出来的话不符合毛泽东的心意,你马上就变成了“自外于人民”的反动派!你不信吗?看看哪一个右派不是“祸从口出”的?再看看,彭德怀身为政治局委员兼国防部长,地位何等显赫!在庐山会议上如果他一言不发,或者也像绝大多数与会者一样,一切顺着毛泽东的意思说,管他老百姓的死活,他当然也可以继续当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也就不至于忤逆龙鳞,惹下弥天大祸,一下子被划进了“敌人”的范畴,到死也翻不过身来!因此,在共产党的统治下,你得以享受的“民主”权利仅仅是顺着共产党的意思歌功颂德、举手赞成、甘当花瓶摆设、当橡皮图章的权利。不信,你若胆敢越雷池一步,你就试试看!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人民的真正概念。人们通过伊拉克被推翻的前总统萨达姆候赛因在最后一次大选中居然能获得百分之百的选票这个荒唐事实足以看清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所谓给大多数人民以民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是毛泽东的又一名言。多少次上当受骗的经验教训,再加上中国共产党一贯提倡和强调的“驯服工具论”,造就了党内外一大批不动脑筋的懒虫。紧跟毛主席闹革命,即使执行错了也没有执行者个人的责任,反正有党兜着呢。以后还是照此办理。结果造就了一大批思想上的懒汉,一大批盲从者,更造就一大批看风使舵、两面三刀、阳奉阴违、溜须拍马的阴谋家。
    就这样,使得共产党员本来不高的素质进一步迅速退化,变成思想上的懒汉。这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选拔干部的标准相当于近亲繁殖,使得共产党作为整体,智商越来越低,使得领导干部变成“高贵者最愚蠢”并非偶然,地位和利害关系的权衡使然。明明局外人看得清清楚楚的事情,当权者、当政者偏偏看不出来,下属们则是故意装作看不出来,这就使党中央不可避免地做出一个比一个更蠢的决定来,反而要全党全国人民无条件地服从和执行。特别是号召大家要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和党中央保持一致。连思想上也不可以有所保留,连“腹诽”都不允许!大家不妨回忆一下:建国以来几乎绝大多数的重大决策都是错误的,可是,凡是批评或抵制错误路线、方针、政策的人几乎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凡是坚决执行错误政策路线方针政策的人几乎没有一个是被降级使用的,可能只有文革是唯一的例外。一帆风顺、一贯正确、夜郎自大,“唯我独革”形成的高人一头的优越感是造成他们总犯重复性的错误的病根。作为执政党和它的领导人,承认错误和纠正错误是需要巨大的伟人般的勇气的。可惜从毛泽东、邓小平到江泽民、胡锦涛,无一例外地都不断地以他们自己的实践行动证明他们缺乏这种勇气和精神。
    不妨举个小小的例子。问一问当今在最高领导层面上的那些政治局常委和委员们,问一问当今在最高领导层面上的那些党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们,你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表现如何?你们中间有谁曾经抵制过毛泽东的错误决策?你们中间有谁曾经采取什么行动反对过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你们中间充其量也只不过是有个别人曾经敢怒而不敢言而已。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可以称道的壮举?更多的人恐怕连“敢怒而不敢言”的觉悟也没有过。就连上届领导人江泽民也只是窝囊到因为说错了一句话而吓昏过去,然后就去担任中国援助罗马尼亚的专家组长,到国外去当逍遥派,远离“文化大革命”;或者像李鹏那样每天向毛主席请罪而已。其他人更是等而下之,实在是乏善可陈。
    可是就是这些人,直到现在还是不接受教训,还是喜欢稍加扩大了的一言堂。“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不让人说话,自己总有一天会垮台”,毛泽东的“哼哼教导”你们究竟学进了多少?
    中共中央不厌其烦地用胡罗卜加大棒驱使全国各族人民不断重复毛泽东思想的又一“精髓”:“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党,光荣的党,正确的党。”换句话说,它总是要求全党全国人民绝对相信、绝对服从他们的所谓绝对真理。凡是稍有不同意见的就被打成某某分子,帽子满天飞。而且实际上是无情打击,残酷斗争。就连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右派分子吧,也是绝大多数下放劳动22年,不让他们从事自己的专长。这个损失不仅对右派分子的个人、家庭、亲属,而且对于党和国家也是极大的。可是,时隔不久,又犯同样的毛病,把本来就是正确的彭德怀等等敢于说真话的人打倒,为的是扫除障碍,便于推行他们那一套错误的政治主张。接下来的反修、文革、反对精神污染等等,无不如此。总之,他们一次次地大规模制造冤假错案,然后则迫于形势,纠正错误,但也仅仅是对于蒙受不公正待遇的党内外同志加以纠正而已。而对于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犯同样性质的错误却始终没有找出根源来,只是局限于就事论事。其实,根本问题在于:私心太重;自以为是,从来没有自以为非的谦虚精神。不知道反思历史经验,不懂得听听反对意见有好处。“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这个道理不是不明白,可是私心太重,不敢付诸实施,说白了,就是担心“林彪往哪里摆呢?”
    四十二年前,我曾批评毛泽东“好话说尽,错事做绝。”这样说,当然是给他老人家留足了面子,另一方面,也和我在监狱的具体处境有关。其实,毛泽东干的岂止是错事?!他的坏事干的还少吗?最近我读了一本英文书,题目只有一个字:《毛》。作者写道:“希特勒杀人,是因为他们是什么人;斯大林杀人,是因为他们做了些什么;而毛泽东杀人,则是因为他们想了些什么。”不是让思想冲出牢笼,而是相反,把思想囚禁起来,因为所谓的思想罪,也就是因为思想不合统治者的要求而抓人、关人、杀人、折磨人!因此,我建议对于毛泽东的言论和毛泽东思想应该进行一次实事求是的大清算、大甄别、大批判,并且编辑成集。首先把明明白白属于毛泽东思想而被邓小平及其后来者采取实用主义、故意排除在外的言论和指令(特别是毛泽东在十年动乱期间的全部言论、指示和战略部署)重新还原为毛泽东思想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其次,毛泽东曾经讲过许多很好的话,很有教育意义的话,有时甚至感人至深。可惜的是绝大部分他没有身体力行,我们没有必要因人废言。此外,毛泽东还讲过许多似是而非的话,乍听起来,似乎振振有词,其实不经一驳:毛泽东还讲过许多极其荒谬的话,类似痴人说梦的胡话,但是,由于出自他的口或手,就变成了金科玉律,“句句是真理”了,毛泽东的言论和毛泽东的行为一样,对中国老百姓的毒害之深,简直是罄竹难书。此外,还有少数像“泼夫骂街”般的流氓腔调,就太不值一驳了。但是,令人担心的是,时间久了,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一代,恐怕根本不知道这位所谓的“世纪伟人”居然还有这么多的语言糟粕。这里仅举一例:青年朋友们,你们可曾听说过,在伟大人物的诗词里居然还能出现像“不须放屁”这类的语句?真难想像,外国翻译工作者翻译到此处该出现何等样的困惑心情。真可谓“他老人家放个屁都是香的”呀!所以我殷切希望志士仁人们尽早把系统整理和批判毛泽东思想这件事做成!
    邓小平有一句话说对了,毛泽东思想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啊!光是毛泽东一个人,即使他想一意孤行,他也是不可能为所欲为的,因为他的错误思想会遭到全党的抵制。可是,为什么没有抵制呢?为什么抵制他的错误的力量,相比之下竟是如此弱小呢?就是因为全党全国人民总体上说,都像〈邹忌讽齐王纳谏〉里所说的那样:天下人无不私你也,无不惧你也,无不有求于你也!把这个故事借用到庐山会议以及后来的历次思想路线大交锋,都颠扑不破地证明了恩格斯的名言。他说:“机会主义,不是个别人的背叛、堕落和罪恶,而是带有时代的特征。”把这段话说得再明确一点,那就是党中央集体的良心背叛。在所谓“顾全大局”的招牌下,掩盖着自己卑微、怯懦的灵魂,自私的保命哲学和甘心充当帮凶和奴才的自贱。就连旧社会都知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个道理。这些据说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共产党人怎么会把一个独夫的威望和脸面放在比几千万人民群众的生命更重要的地位呢?还是以庐山会议为例,彭德怀是个身经百战的军人,他并不是轻易屈服的人,更何况他的批评意见明明是对的,为什么最后还是放弃了原则,违心地投降了呢?从他本人的自述中可以看出,当时接连有好几批同志(想一想,能在庐山会议上劝说彭德怀的人该是什么样的身份地位!)来找他,再三劝他以大局为重,要顾全大局云云!结果是众所周知的。可是,如果反过来想,当时不以大局为重,不顾全大局又能怎样呢?刘少奇说过一句有名的话,后来成了他的一大罪状。他说:“你篡党还不如我篡党!”所谓“篡党”,本身就是封建思想的反映。设想一下,当时在庐山会议上,如果彭德怀的正确批评意见真的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支持,从而使毛泽东的错误得以清算和制止,也就是说,与会者就是不“顾全大局”,把毛泽东请下台了,换上彭德怀刘少奇或者随便哪个别人来接替他,又会怎么样呢?天塌得下来吗?不会。可是,至少当时他那一套极左的错误做法会得到纠正,中国农村起码可以少饿死几千万饥民,而且后来毛泽东也就没有可能肆无忌惮地搞他那一套反修防修、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等极左的荒谬政策了,中国的建设该少走多少弯路啊!这不比维护毛泽东的个人威信的“大局”重要得多,有益得多吗?共产党的领导人因为犯严重路线错误而被迫离开领导岗位,这在中共党史上几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怎么扯得上什么“篡党”呢?按照这种逻辑,毛泽东在1935年遵义会议上不也是篡了党了吗?所以,刘少奇所说的“你篡党还不如我篡党”只不过再一次暴露以毛泽东刘少奇为代表的中共中央高层领导成员思想深处极其浓厚的封建帝王思想罢了。回头再说毛泽东自己,他不是不知道,他搞的三面红旗出了大毛病。他也不是不想在庐山会议上纠左,可是当彭德怀对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提出批评时,特别是提到“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时候,毛泽东沉不住气了,他意识到,如果彭德怀的批评意见获得与会者的共鸣的话,接下来就不可避免地会从阶级立场上分析批判他推行的错误路线。毛泽东担心他这一次也逃脱不了被迫辞职或被解除职务的命运。而这是他绝对不能接受的,他是绝对不甘心承认自己失败的。他深深懂得,失去权力就失去了一切。因此,尽管违心,他也要拿不是当理说。他一定要施展出浑身解数,歪曲对方的发言,不惜断章取义地抓住彭德怀万言书中的一句“始作俑者”,把它故意引伸到下一句:“岂无后乎?”再进一步把这句他自己引伸出来的话联系到他的大儿子毛岸英死在朝鲜战场上,一面暗示彭德怀没有尽力保护好他的儿子;一面又利用他的儿子的死来煽动情绪,硬说彭德怀讽刺他“断子绝孙。”这一切招数果然奏效,果然赢得了与会者同情的眼泪,果然把与会者的怒火从他自己一手造成的崩溃局面转移到提出批评的彭德怀头上,来了一个大翻盘,使自己得以起死回生,转危为安,保住了自己的王位不被“篡夺。”在这里,当人们重温历史时,清楚地看到毛泽东个人品质的恶劣,他不惜拿牺牲千万平民百姓的生命为代价,也要“硬着头皮顶住”彭德怀等人的正确批评;在这里,人们也清楚地看到中共中央的高官们是如何在冠冕堂皇的“顾全大局”的言辞下,不惜拿牺牲千万平民百姓的生命为代价,来保持党中央的所谓“团结一致”的。试问这样的表面上的“团结一致”、“安定团结”或者“稳定压倒一切”究竟对谁有利?究竟对中国人民有什么好处?他们这种为了自己的身家性命,不惜拿原则做交易的恶劣行径,完全背离了“共产党人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鄙的事情”的信条,也完全暴露了他们对待真话和真理的真正态度。
    我在1980年写给中共中央的一封信里说:“我有权问党中央委员和省‘部级以上的领导干部:你们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不妨扪心自问,我为防止文化大革命都做了些什么?为了防止文化大革命,我本来可以做些什么,可是为什么却没有做?我痛惜,为什么“恨不抗美死,留作今日羞”的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竟然会如此孤立?为什么“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的共产党员只能出在基层?”
    “我痛惜,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是被全党一致打倒的;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永远开除刘少奇党籍的决议又是一致通过的;第二次打倒邓小平的决定又是一致通过的。怎么就没有一个政治局委员敢于挺身而出,拍案而起,说‘他妈的,老子当年干革命,就没有打算活到今天!想想多少牺牲的战友,我个人安危算得了什么?大不了不就是不当这个官吗?这顶政治局委员的乌纱帽我不要了。彭德怀就是对的。要下我跟他一起下!’”
    是啊,人可能或多或少有点私心。可是,面对全国人民的饥寒交迫,人命关天的局势,有几个高官能够哪怕稍稍忘一下小我呢?而保全自己的保命哲学到头来不仅让毛泽东从容不迫地收拾了彭德怀,而且更加肆无忌惮地放手推行他那一套极端错误而荒谬的政治路线。到头来,在庐山会议上充当帮凶、狠狠地对彭德怀落井下石的人们也没能保全自己。姑息迁就的逻辑结果就是“下一个就轮到你了。”果不其然,七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他们中间大多数人的下场比彭德怀更加凄惨,有的甚至死无葬身之地!这或许也是历史对那些做违心事的高级干部的惩罚和嘲弄吧?只是有时觉得这种惩罚和嘲弄未免过于残酷了。
    这些人不懂得一个简单的道理。故意把几千万中共党员和十几亿中国人民培养成“螺丝钉”和“驯服工具”的党中央忘记了一个朴素真理:给广大党员套上绝对服从、驯服工具等紧箍咒不仅不利于党员政治素质的提高,而且还可能成为别有用心的人运动群众的工具。请看,大家从来没有听说过,毛泽东、邓小平之流也要当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吧?不,登上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宝座的特殊党员,不但不当螺丝钉,而且要当拧动螺丝钉的神!一个已经不新鲜的笑柄是,共产党开会,先唱国际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接着唱“东方红”:“他(毛泽东)是人民大救星!”好一个有本事陷千万人民群众于死亡的大救星!
    给广大党员套上绝对服从、驯服工具等紧箍咒还可能成为别有用心的人搞宫廷政变的工具。这样说绝非危言耸听。打开苏联历史和苏共党史看看,戈尔巴乔夫是在什么情况下宣布解散苏联共产党的?和中国共产党一样,苏联共产党也把自己的党员培养成俯首贴耳、百依百顺的驯服工具。他们对自己的上级组织除了说“是”以外,已经没有任何词汇可用了。事实是,八个身居要职的共产党领导干部决定趁戈尔巴乔夫在黑海度假未归之机,发动突然袭击,把他软禁起来,宣布他患有重病在身,无法视事;同时宣布成立紧急状态委员会,实行真正的“篡党夺权”。但是,他们的计划不够周密,没有及时把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也一网打尽。由于叶利钦以俄罗斯总统的合法身份,大声疾呼,号召人民和军队抵制他们的倒行逆施,终于使政变阴谋彻底破产,并把戈尔巴乔夫全家平安地接回莫斯科。这里要讲的是当时的苏共中央和苏联共产党在这场闹剧中起了什么作用。八个阴谋家盗用苏共中央的名义,向全苏联各级党委发指示,号召大家积极支持紧急状态委员会。什么理由呢?还是老调子:戈尔巴乔夫患有重病在身,无法视事云云。这本来是一个极其浅显的一戳即穿的谎言。明明昨天戈尔巴乔夫还好好的,计划第二天返回首都,按原计划和各加盟共和国的总统们共同在联盟条约上签字哩,怎么会突然病重到无法视事的地步?就算是真的病了,起码电视记者可以赶到病床边请总统讲几句话呀!至少有助于消除疑虑吧!没有!可是全苏联百分之九十九的党组织竞相发表声明,表示支持紧急状态委员会,好像生怕显得在如此大是大非问题上不够积极主动似的。在如此庞大的两千万苏联共产党员队伍里敢于提出质疑的勇士实在是凤毛麟角、屈指可数。这就是说,长期受到苏共中央所谓党性原则教育的广大党员和各级党组织,已经蜕变成是非不分、光会顺从、连自己合法选举产生的总书记和国家总统都保护不了或者不想保护的程度了。世界上还有比这更荒谬,更可耻,更令人痛心的吗?后经查明,苏共中央的确积极参与了这次政变阴谋,依据宪法将它取缔是合理合法的。至于广大党员呢?他们没有经受住这次严峻考验,绝大多数人都吃了败仗!
    可见,一心想把广大党员和广大人民培养成“螺丝钉”和“驯服工具”的中共中央,很有必要从苏联和苏共中央身上吸取教训。一旦真的把全体党员干部和老百姓变成了听话的驯服工具,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容易驾驭,可是长期恶性循环的结果却是:到头来连自己的领袖都保护不了!刚刚十年媳妇熬成婆的胡锦涛不可不防啊!(待续)(
    在这里,我们不妨进一步分析一下,什么是“持不同政见”,什么是“持不同政见者”呢?望文生义,所谓“持不同政见者”就是在政治问题上和统治者、当权者持不同的观点和意见。就是和党中央的政治决策持不同意见。试问,彭德怀是不是“持不同政见者”?刘少奇、邓小平、陶铸是不是“持不同政见者”?“三家村”、彭陆罗杨是不是“持不同政见者”?胡风集团、右派分子、马寅初等等是不是“持不同政见者”?当然是。否则,毛泽东为什么要打倒他们?那么,从这些例子来看,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持不同政见”究竟是好还是不好呢?如果早听从了这些“不同政见”,中国不是早就好了吗?至少也不至于发展得像后来那么惨!
    可是,在毛泽东年代和在共产党统治下,“持不同政见者”从来是个贬义词。毛泽东和共产党不提倡,不赞成不同政见和持不同政见者,对他们极尽围攻、镇压之能事。可是,不同政见和持不同政见者是客观存在。且不说你中国共产党大小错误不断,人家当然要反对!退一步说,即使你的某一项政策对了,也不能要求十三亿人民都异口同声地拥护啊!这不是强人所难或自欺欺人吗?既然你如此不能容忍不同政见和持不同政见者,那么好,不同政见和持不同政见者就不得不从公开转入地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安徽省三十几户农民就包产到户问题签订的生死同盟协议。带头的就是村长和支部书记。他们发现只有包产到户才能使农业生产力得到解放。可是当时的极左政策又不允许。怎么办?大家团结一致,阳奉阴违,表面上还是集体生产,夜晚各干各的,包产到户。结果果然收成喜人。事实证明他们做对了,后来成为抵制错误指导方针的好典型,名扬全国。试问他们不也是和当时的党中央不一致吗?他们不是典型的持不同政见者吗?然而,他们并没有因为阳奉阴违而受批评或处分。可见,所谓持不同政见主要就看你坚持的主张是对还是错?并不总是坏东西,尤其是在现阶段的中国。所以要允许,要鼓励人民和党员独立思考,敢于提出不同意见,尤其是在重大决策问题上提出不同意见。真正地,诚心诚意地,而不是虚假地,引蛇出洞式地欢迎逆耳之言。身体力行“言者不但无罪,而且有功”的政策,广开门路,共产党这个队伍才有可能起死回生!
    与“持不同政见”相反的是“持相同政见”。也就是说统一认识,统一观点,统一步调,统一口径,统一行动等等。比如说,在批判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时,在批判右派分子和反右倾时,在反胡风问题上,在对待三面红旗的态度上,在反修防修问题上,在中苏论战中,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六四惨案的态度上,在镇压法轮功问题上完全和中共中央保持一致,这样的党员干部应该算是最听话的党员干部了吧?可是他们对于这个党和对于中国的建设事业有什么好处没有?一点也没有!只不过是一批可怜的、自私自利的、随波逐流的、毫无主见的、吠影吠声的、后知后觉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应声虫罢了。
    我曾在工厂劳动过三年,后来落实政策去大学任教。离开工厂前夕,和党支部书记有过一番谈心。她比我大几岁。她感叹地说:“唉,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在那个时代,不要说指出毛主席有什么错误了,就连想也不敢这样想啊!”我也实话实说:“历年来,我们党的不幸就在于,像你这样的党员太多,而像我这样的党员太少了。”也可能正因为这个缘故,我始终也没有入党。
    
    为什么有一种说法,说党中央高层领导中90%以上都是卑鄙的呢?因为只有在每一次政治运动中紧跟党中央,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而且在实际行动上表现出色,比方说,批斗右派不留情,打击阶级敌人手不软,这样的人才有机会得到信任和提升,一步一个脚印地或者直升飞机式地升到最高领导核心层里来!而即使熬到了中央委员甚至政治局委员这样的位置,你还是要继续紧跟党中央,事事处处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否则即使你暂时上去了,还是会被整下来!去世不太久的赵紫阳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不论你是党员还是民主人士,或者普通老百姓,你提意见原则上是欢迎的,但是有个“度”的问题。就拿毛泽东本人来说吧。他就曾经当着数千名留苏学生的面公开承认过错误。什么错误呢?原来“除四害”运动中是包括麻雀的。后来有人提意见,说麻雀是益鸟,它们吃害虫。于是就进行了调整,不再号召消灭麻雀了。你看,谁说共产党不接受批评?像这类的错误毛泽东和党中央是很乐意承认的。
    在人大代表会议和政协委员会议上代表们也是积极提出批评和提案的。有时还可能争论得慷慨激昂,面红耳赤。比如说哈尔滨市某代表发言说:“现在,祖国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老百姓口袋里的钱多了,逛商店的多了。百货大楼、秋林公司人山人海,这是可喜的现象。可是,人们往往找不到厕所。我们的人民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像这样涉及家家户户的民生问题,却迟迟得不到解决,太不像话了。”在讲话时要尽可能自然地逐渐提高分贝,作愤怒状。接着由政府代表发言,表示欢迎,说这样的意见提得好,提得及时,打中了要害。它反映了我们工作中的拖拉作风和官僚主义。我们一定虚心接受,定期整改。从这里人们可以看出,为什么说民主党派是花瓶,为什么说各级人大是橡皮图章。共产党需要的就是这样的“花瓶”,它最希望人们向它提出的就是这样的意见。毛泽东和党中央,各级人大和政府之所以非常欢迎这类意见,就是因为它们无伤大雅,同时足以证明我们的人民和人大代表是享有充分的民主、自由的。说我们不民主、不自由纯粹是境内外敌对势力的恶意中伤。
    不妨再看一个例子。我认识一位教师。后来他调到某省政协担任秘书。他的父亲曾被错划成右派,受过许多冤屈,后来得到了改正。当时批判他父亲最积极的一位同事,现在则担任该省政协副主席。他们之间叔侄相称。有一天,这位副主席推心置腹地对他说:“你要吸取你父亲当年的教训啊!”这位朋友想不通,就反问他说:“我父亲是被错划的右派,已经得到了改正。他并没有犯错误。你要我吸取父亲的什么教训呢?”那位副主席很不高兴地说:“我是因为和你不见外,才和你说这番知心话的。你这个人怎么这样不通情理呢?”两人不欢而散。
    这个朋友心里想不通,就去找省委统战部长谈心。可是,统战部长回答他说:“王副主席的话是对的。当初他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批判右派言论,并没有错。把你父亲错打成右派,也没有他的责任。他只是按照党的政策和要求,具体负责处理你父亲的问题罢了。你不应该想不通。”这个小插曲是很有典型意义的。它说明,党的一贯政策就是要求全体党员和干部始终紧跟党中央,紧跟上级领导,即使跟错了,也没有你个人的责任。反正有党替你兜着。大家一定还记得,胡耀邦说过:“毛泽东同志的确犯过严重的错误。但是我们不能把责任全部推到他一个人身上去。作为他的学生和战友,我们也有一份责任。我们都说过违心话,做过违心事。”胡耀邦的这番自我批评应该算是最坦诚、最深刻的了吧!可是,如果追问一句:为什么会出现那种人人都不得不说违心话,不得不做违心事的局面呢?答案只能是:制度使然!你想说真话吗?你敢说真话吗?前车之鉴多的是!谁愿意在和平时期就因为说错话(其实并不是错话,仅仅是说的话不符合当权的一把手的心意),就落得个一败涂地,一落千丈,甚至波及自己的妻子老小跟着遭殃?相反,尽管明明知道是错的,只要你闭着眼睛,昧着良心,跟着说瞎话,不惜颠倒黑白,同意指鹿为马,你就可以顺利过关,得以再次证明你对党的绝对忠诚,证明你的可靠可信,是真正的好同志!过了若干年以后,党承认了错误,纠正了错误,到那时你依旧是你,没有人会追究你个人的责任。你会遭到什么厄运吗?不会的。绝大多数人连个降级的处分都不会有!你也完全可以自我解嘲地为自己开脱说:“就连毛主席那么伟大,尚且也犯错误;党中央这么多有识之士,都没有看出来,何况我乎?”的确可以自圆其说,没有人会因此歧视你。你呢?可以暗自庆幸,当初没有像那些因为说真话而被打倒的战友那么傻,终于保住了乌纱帽,保全了身家性命。实践证明,这是在共产党统治下的求生之道,是成功的经验,是终南捷径。因此,以后遇到新的考验,你还可以再三再四地以不变应万变。“紧跟党中央,管它对与错?反正我没错!”所以说,共产党通过几十年来的具体实践,已经完全证明,它是一个无情扼杀任何新思维的冷血组织。只准毛泽东一个人来“发展”毛泽东思想,谁胆敢说邓小平、江泽民半个不字,谁就是对党不忠,叫你吃不完,兜着走。据说,这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真民主。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件事。在美国,一个著名导演,叫摩尔,在奥斯卡电影颁奖会上发言时抨击了布什总统。他反对美国出兵伊拉克。他说:“布什总统,你应该感到羞耻!”请注意,这话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说的。结果,没有人把他怎么样。可是,到了下届总统选举,绝大多数美国人还是选了布什当总统。大家设想一下,这种事能不能发生在中国?如果在中国,有人敢说一句:“六四应该平反”或者“法轮大法好”,马上就抓你没商量。不是判刑劳改或劳教,就是塞进精神病院。这就是中国社会主义“真”民主和资本主义“假”民主的“本质差别”!中共中央不厌其烦地教育全党全国人民说,资本主义搞的议会制或总统制,都是资本主义的假民主,都是欺骗老百姓的。不论谁上台,代表的都是地主、资产阶级利益。可是,号称社会主义的一切国家,无一例外地采取等额选举制度。近年来中国搞了一点差额选举,其差额也仅仅在百分之五以下,纯属做做样子而已。而总理、副总理、国家主席、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等职务则从来没有实行过差额选举,现在更是没有一个非共产党员当得上候选人的。换句话说,即使让有选举权的代表们在两个候选人(当然都是共产党员)里面选一个,他们也不放心。我小时候看报纸总是感到奇怪,为什么苏联、中国和东欧国家每逢选举,其结果总是候选人个个得票高达百分之九十九点几。现在当然明白了其中的奥妙。前苏联流行过一个笑话,说是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在路上遇到一位农民。农民怀里抱着一只大西瓜。戈尔巴乔夫说,老乡你好啊,你的西瓜真大啊!那农民说:总统先生,你要是喜欢,你就挑一个好了。戈尔巴乔夫有点纳闷,你一共只有一只西瓜,我选什么呀?那老农笑道:“当初我们大家选你时,不也是一个里选一个的吗?”就这样,连走走形式、走走过场的差额选举都不敢实行,就连两个共产党员当政府总理的候选人都不敢实行。在这一点上甚至连中共的小兄弟越南都不如。他们却美其名曰,这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真民主!简直不知人间有羞耻二字!
    回到问题的起点。既然这个党选拔干部的标准是是否坚持服从组织需要,是否坚持执行党的各项政策,是否能够真正做到在思想上和政治上自觉地和党中央保持一致,那么,最后有幸登上党和国家领导人宝座的会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他们入党以后就是一贯这样做的。党对党员干部的上述要求已经被他们落实在行动上,融化在血液中了。他们是不折不扣的"Yesman",即只会重复党中央的指示的机器或者螺丝钉!既然如此,他们作为一个整体,上台以后,还能有什么新意?他们又怎么可能不要求他们的下属,怎么可能不要求全党全国人民也像他们一样服从组织需要,执行党的各项政策,做到在思想上和政治上自觉地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呢?说穿了,这就好比是近亲交配的结果,一代又一代地繁衍下去,思想越来越僵化,政治上越来越保守,对党内外的不同政见越来越不能容忍。所以,所谓的“胡温新政”仅仅短短一两年不到就露出了狐狸尾巴,是不足为奇的,在情理之中的。
    就拿六四问题来说吧,就拿对赵紫阳的评价来说吧。这些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哪一个敢于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呢?就拿胡锦涛、温家宝、朱熔基来说吧,他们好歹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我绝对不相信他们会糊涂到如此是非不分的地步。可是朱熔基说,六四不能平反;胡锦涛重申,六四平反问题不予考虑;赵紫阳被非法软禁近十六年后去世,曾庆红在他的生前病危期间去探视过他;田纪云在他逝世后去悼念过他。可是,温家宝,一个最应该去看望和吊唁赵紫阳的中共中央高官,却一直“岿然不动”,无动于衷。是真的无动于衷吗?我不相信。从温家宝担任总理以来的一系列表现,似乎还是对老百姓有一点感情的。他看到贫困地区的人民的悲惨情景,接触爱滋病患者,慰问死难矿工家属时都曾流出过同情的眼泪,不大像是作“亲民秀”。可是,这和他对待自己的老领导、老上司、共产党员赵紫阳的冷漠态度形成强烈的反差。人们记得,当时担任中办主任的温家宝曾经跟随赵紫阳一起到天安门广场看望过和平请愿的绝食学生的。赵紫阳在广场对学生的那番语重心长的劝勉不会不对温家宝产生影响。他毕竟并非铁石心肠。可是,仅仅十六年后,当上了总理的温家宝怎么会变得对赵紫阳如此绝情呢?我不信!我相信,温家宝有他的苦衷,有他的难言之隐。我手头保留着一首诗。作者潘永前,我并不认识。诗的内容讲的是十年动乱期间一颗颗被扭曲的心灵和隐藏在心灵深处的剧痛。诗名曰“笑”:
    “这是一个多么奇特荒唐的岁月,
    愤怒的权利我已不敢享受。
    我常常挂着一付谦卑的笑容,
    向着邪恶和不义恭敬地点首。
    半夜里,醒来的良心在痛苦地抽搐,
    而白天,微笑却压下了心灵的诅咒。
    我有时真想撕去这伪善的面具,
    有时却感激她把我的命运护守。
    天真的人们呵,别笑我是一个懦夫,
    渡过那段岁月,你会知道这笑的根由。
    呵,当人人脸上挂上了这样一付笑容,
    我的祖国啊,准到了哭的时候。”
    是啊,在强权政治的高压下,多灾多难的祖国大陆同胞往往不得不戴着面具生活,在人生大舞台上违心地表演,强颜欢笑。我敢断言,温家宝内心的苦痛比一般人想像的更加深沉。他活得比你我累得多!不是国务院总理的工作压力,而是良知尚未泯灭的心灵剧痛。“半夜里,醒来的良心在痛苦地抽搐”。可是,走出家门以前,必须马上戴上那付不得不戴的面具,从而得以周旋在他的同僚之间,不露马脚。
    正因为人人都不得不戴着面具生活,林彪的至理名言再一次得到验证:“不说假话成不了大事!”这是在中共中央最高层里混迹几十年的老牌政客的肺腑之言和经验之谈。他亲眼目睹,讲真话的人一个个都倒大霉。而他本人每说一次假话,就得到一次升迁,一直登上毛泽东接班人的宝座。这是何等宝贵的经验总结!不论林彪死后,人们怎么奉命批判他,可是中共党内几乎所有的有心人都暗自把这条宝贵经验奉若至宝,并且付诸实施,结果果然屡试不爽!这几乎是所有得以爬到中共中央高层的达官贵人的共同捷径,只是彼此心照不宣罢了。也正因为这样,那一丝不挂的国王才会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众目睽睽之中,视天下人如阿斗,堂而皇之地赤身裸体招摇过市!
    但是,且慢!这些人的良心真的完全“大大的坏了”吗?当然,心甘情愿同流合污者大有人在,但也未必尽然!还是看看前苏联的例子。叶利钦也好,戈尔巴乔夫也好,不都曾是苏联共产党的最高层领导人吗?他们如果没有一系列出色的表现,怎么可能赢得审查干部的组织部门和纪检部门的信任?特别是怎么可能赢得已经当上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老人们的信任?过早地暴露自己,只能是无谓的牺牲,落得像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人的结局,反而坏了大事!我想,这也是人们为什么不说中共中央高层领导中间百分之百,而只说是“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卑鄙的”的缘故!但是,话又说回来,那个被胡锦涛痛斥为苏联和苏共叛徒的戈尔巴乔夫,也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蓄意要解散苏共,瓦解苏联的。甚至当年戈尔巴乔夫提出建议取消宪法第六条的时候,他也不是自愿的。不情愿,为什么又要这样做呢?那就是形势所迫,大势所趋,不是以他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而审时度势的他,知道形势已经不可逆转,也就乐得顺水推舟,变被动为主动。
    共产党也是由一个一个具体的人组成的。我申请入党长达三十余年,始终没有能进去。我想说的是,当初我确实是怀着真诚的爱国、爱党之心要求加入共产党的。或许是因为我太爱提批评意见,使基层组织认为这个人不愿意充当驯服工具,因此不符合他们的党员标准。这是我的猜想,至少这是原因之一吧。再加上这几十年来我接触过的中共党员,不能不说是良莠不齐,不能不说其中有相当数量的优秀人才,正直之士。就拿胡耀邦、赵紫阳以及六四前后被迫离开祖国的大批所谓的“持不同政见者”来说吧,他们中间绝大部分也都曾是共产党员。所以,我坚信,即使今天,中共中央内部也绝对不是铁板一块。再说,任何人的思想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到了紧要关头,总会有人分化出来,顺应潮流,转而支持要民主、要自由、反腐败、反对一党专政、反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人民运动。借共产党的一句口头禅说:“马克思主义不是算命先生”。我不想妄自猜测,谁可能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或者叶利钦,这并不重要。但是,历史的经验和逻辑推理告诉我们,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而且,他们的伪装完全是被中国共产党内的恶劣环境逼出来的。他们有时不能不表现得比自己的同事们毫不逊色,有时甚至也干一些丧良心的事情。为的是赢得信任,不过早地暴露自己。否则,他们就和历次运动中因为讲真话而遭厄运的右派或彭老总没有什么区别了。人们不会忘记,当年韩信甘受胯下之辱,邓小平信誓旦旦地保证“永不翻案”。这叫做:“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固然可嘉,令人感叹;但是,为了更加长远的目标,能屈能伸,忍辱负重,也同样无可非议。设想一下,胸怀大志的戈尔巴乔夫如果早早暴露在一帮政治局委员(“自己人”)面前的话,他还当得上总书记和苏联总统吗?而叶利钦虽然一路顺风地当上了斯维尔德洛夫州的州委书记,可是一旦被调进中央,担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莫斯科市委书记时,他就犯了操之过急的毛病,急于发难,结果被撤消一切职务,几乎翻船。至于后来如何奇迹般地东山再起,就不在这里细说了。
    以上例子告诉我们,和苏共中央一样,中共中央绝非铁板一块。我们没有理由放弃对他们中间一部分人的争取和寄予希望。最起码的一点,在当今的信息社会,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得了真理和正义的声音。我不相信,那二十几个政治局委员会不看、不读境外的不同声音。而只要是尚存一点判断是非能力的人,就不可能不想,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共中央成了过街老鼠,众矢之的。为什么这么多不可思议、难以置信的丑闻和悲剧都会出现在中国大陆?
    “人贵有自知之明”;“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我们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这些都是毛泽东主席的“哼哼教导”,问题在于他自己未必真是这样想的,否则他就不至于一意孤行,一错再错,落得可怜、可悲、可恨的下场。从本质上看,毛病出在他那主观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自以为比别人高明,自以为比党内其他党员高明,自以为比党外人士高明。所谓真假民主之争,闹出了多少笑话,令人喷饭。
    现在轮到你胡锦涛当权了。你千万不要重蹈江泽民的覆辙,步江泽民的后尘。对待一些现代科学技术暂时还解释不了的奇怪现象,其中包括特异功能、气功、怪异现象、宗教信仰中某些说教、水变油等等,需要特别谨慎,不宜轻易下结论,以免陷入主观唯心主义。因为你们手中有权有势,你们的话往往会给争论中的一方带来压力。在这方面,前苏联的教训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中国共产党的一大特点是不断地给自己树立新的敌人,把本来并不与共产党为敌的人们一大批一大批地变成“敌人”!可是,正如毛泽东自己说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无辜惨遭杀戮的青年学生和北京市民的家属能不起来抗争吗?无辜惨遭迫害的法轮功集体能不反抗吗?面对如此穷凶极恶的极权暴力还可以光讲真善忍吗?还可以讲“你打我左脸,我把右脸也递给你”吗?不!对暴力的迁就和纵容只能使恶势力加倍的嚣张!
    不妨问问七千万到一亿个法轮功修炼者,他们反对中国共产党了吗?根本没有!法轮功修炼者当中有许多是共产党员、离退休干部,是为党的事业立下过汗马功劳的人。人家仅仅觉得这套修身养性的功法好,能使身体健康,使人情操变得高尚。这些人可以说是共产党的统治基础!可是中国共产党不容,硬要把它打成邪教,这就引起了抗争。即使是抗争,依然是完全和平有序的,非暴力的。可是,那个崇尚武力,自以为是的江泽民却恼羞成怒,一语道破天机。他说:“我就不信法轮功镇压不下去”。于是,不惜动用全国的警力和财力,不是和真正的犯罪分子作斗争,而是全面地残酷打击法轮功这么一个主要由退休老人和妇女组成的弱势群体,一个提倡真、善、忍的善良集体。他的唯意志论和主观唯心主义的思维方式决定了他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更不愿坦然承认自己的判断错误。他怎么也解释不了,为什么在全世界七、八十个国家里都有法轮功信徒进行修炼,唯独在中国出现了所谓的法轮功信徒杀人、自杀、干坏事等等。这使人有充分的理由怀疑是不是这个撒谎成性的中国共产党再一次故伎重演了?果不其然,天安门广场的所谓法轮功信徒自焚案件闹得沸沸扬扬,结果露出了无数马脚,让天下人进一步看清了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样的人们意想不到的坏事、弄虚作假的丑事都是干得出来的。其结果是进一步人心丧尽,进一步原形毕露,进一步在国际社会里威信扫地,真正是“以损人的目的开始,以害己的结果而告终”,说它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那是一点也不假的。
    今天的中国,新闻记者被捕判刑的人数之多,占世界首位。而且大多数都是秘密逮捕,故意迟迟不通知家属,这和克格勃搞绑架毫无区别。而且,经常假借“泄露国家机密罪”迫害新闻工作者,包括我的朋友赵岩。关于这个问题,后面还会细谈。在这里,不妨借此机会也向胡锦涛老弟进一良言:你当上党和国家及军队一把手才一年,竟然获得诸如“在世界十大独裁者中间名列第四”、“世界上新闻最不自由国家的元首”等等一系列殊荣,实在是辱没祖宗,令人汗颜。据说,你还公然宣称北朝鲜和古巴政治上正确,认为朝鲜和古巴是学习的榜样!要求大家学习北朝鲜和古巴的政治正确!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又曰:同气相求,一丘之貉。西方谚语曰:告诉我谁是你的朋友,我就知道你是谁!真不知道你要沿着逆世界潮流的道路把中国带到何处去。我真的担心:你总不至于把中国带回到毛泽东时代去吧。那可是死路一条啊!
    根据中共建党以来八十五年的经验,应该总结出最重要的一条教训就是一定要广开言路、要真的而不是假的虚心听取批评意见,真心诚意承认“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你一定意识到,中共中央政治局九个常委都是清一色的工科大学生,知识面上缺乏互补,思维方式偏得厉害,思想容易变得陈腐、僵化,缺乏新意,容易陷入唯意志论的泥潭。加上中共干部的选拔标准:偏爱老实听话、一切行动听从指挥的驯服工具。这样陈陈相因的结果,就变成了一种恶性的近亲繁殖。如果你喜欢的是这样的党员干部,那么你自己恐怕十有八九也是这样的庸人。因此我诚恳劝告胡先生,要有勇气对自己说:我是无知的,我并非智商超过常人的“超人”!
    当年邓小平敢于否定毛泽东的一系列做法,你现在已经党政军权在握,不再有人掣肘,还有什么难处改弦更张呢?想想自己选择什么道路,历史怎样定位吧!我要奉劝你一句诚恳的话:希望你从一条非常危险的道路上悬崖勒马,回到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来,不要成为逆时代潮流而动的反动派恶势力的头子,到头来,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
    
    亡羊补牢,时犹未晚。愿你好自为之!
    时有凑巧,值此中共85岁诞辰之际,谨以本文向中国共产党献大礼,衷心希望每一位中共党员都有机会读到拙文。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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