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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心智的解放/武振荣
(博讯2006年6月23日)
    (一)
    
     2006年6月16日,我把自己写作于两年前的一篇旧文《恐毛、非毛与出毛》帖在了《独立评论》上,朱学渊学生看后批了一句话:“ 谢谢,好文章,我们自然不应该因仇恨,而放弃心智的彻底解放。 2006-6-16 17:53 ”其中关于“心智的彻底解放”的话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启发。说实在的,我写作这一篇文章的时候就已经在思考这个问题了,但是一时没有理出一个头绪来,两年过去了,现在我对这个问题多少形成了一种自己的见解,在学渊批语的启发下,匆忙地把它写出,供大家批评。 (博讯 boxun.com)

    
    2002年11月我来韩国前,没有上过任何一家民主网站,也没有阅读过象《北京之春》、《动向》、《争鸣》这样的民主刊物,因此对海外民运队伍的情况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到韩国后,当我事实上变成了韩国话中的“异见人士”的时候,就不能不“不务正业”了,于是“异见”网站和刊物就变成了我每日光顾的对象了。对于一个从来就没有接触这类东西的人来说,新鲜的感觉那的确是难以言表,但是时间一长,新鲜感觉过后,给我留下了两个字的印象:“苦”和“酸”。也正是对这两个字的咀嚼,我才朦胧地感觉到“异见队伍”中的某些人的“心智”是否“有问题”。
    
    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中国海外“异见”队伍主要由流亡海外的知识分子组成,仅就这一点去思考问题,中国知识分子在前毛泽东时所经历过的“压迫”和“改造”的痛苦历程在知识分子的话语中就不可能不会得到充分的张扬,因此,我在接受某些人的说法把前毛泽东时代看成是一个知识分子“失语”的时代,那么当这个时代在“后毛泽东阶段”套上了一个“尊敬知识分子”的光圈后,好象迎来了一个知识分子引导中国社会发展的新时代。所以就这一点去分析在1989年5月伟大的学生运动中,普通人沉默不语,而几乎是新、旧知识分子一齐“发话”的现象,你就会发现知识分子们对前、后毛泽东时代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因此,当“6-4”那赤裸裸杀人的屠刀落下之后,前毛泽东时代知识分子“思想喋血”的现象就被后毛泽东时代的“心里喋血”所替代了。因此在一个“自由”的环境中,要他们说话时,就变成了鲁迅笔下的祥林嫂,逢人便说:“我真傻,我单知道雪天是野兽在深山里没有吃的,会到村里来,我不知道春天也会有……”(注意:郭沫若曾经使用“科学的春天”形容过后毛泽东时代)。
    
    (二)
    
    造成人们心智封闭的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这些人以为自己掌握了一把“否定”的尺子,尺子的一头只是“专政”,那么另一头就一定是民主的,而完全不知道这把尺子只有由“否定”变成一个“批判”才会如此。正因为是这样,所以,这些人在站了“否定”的立场上之后,就不想着要“前进一步”了,而正是这样的“否定”的立场把一部分本身也许很有才能的人变成了前毛泽东的“苦大仇深的贫农老大爷”了。但是,真正的“贫农老大爷”因为缺乏理解历史与政治所需要的文化知识,而受到共产党人的操纵,有着一个令人“可怜”的原因,而目前这些人的情况就不同了,他们在一个相当自由和相对“宽松”的环境中,竟然从“文化”的角度方面弄出了一个新的“诉苦”的本子,其行为就有几分不令人“可怜”的了。
    
    在上述情况发生后,“自由”就被理解成搞一个“诉苦”的本子,“民主”被理解成“倒出苦水”。所以在搞民主这样的问题上,就难免不发生“转向”,好象只有把他们自己做成为“苦大仇深”的人,并且用这种“样板身份”去教育每一个要求民主的中国人,使大家同他们一样地体验共产党专政味道的“酸”与“苦”,中国的民主就有了“实现”的保证。在这样的看法中,他们忘记中国社会在性质上和前苏联社会与东欧比较接近的事实,回避了前苏联人民和东欧人民是怎样和本国的专制主义斗争的现实,而是把它单独地抽了出来,当成为德国的纳粹主义和意大利的法西斯去认识和批判,以至于他们认为对中国共产党一党专制的批判可以运用世界上现成的德国人民和意大利人民批判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方法与方式,而完全地忽视和否定了这个专制的时代同时也包容了一部刚刚走过了“社会大动乱”(1911-1949年)时期的中国人民的蒙昧史,而这一部“蒙昧史”之于人民却又意味着发展的“开端”与“起步”。在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横行的年代里,无论法西斯主义运动或纳粹主义运动都意味着德国和意大利从“民主秩序”的“倒退”,也意味着人民社会中价值的全面丧失,可是在中国呢?这一切就完全地不同了,“蒙昧主义”的东西在我们中国的传统中,它不但意味着对事物的发展的“束缚”与“压迫”性因素,同时也包含着事物发展初始所需要的条件和前提。因此,如果同样都是“启蒙”,在西方和我们中国就有不同的意义和不同的方式和方法了。
    
    因此,在我们中国,对共产党专政的历史和现实的批判,就不单单是对“坏的东西”的“否定”了,也有着一个我们如何成功地总结“人民社会”的历史经验与教训的问题,所以,我们只能是批判“专制”、“专政”,但是我们不要以为这种批判也是要同时地“否定”与“专政”、“专制”曾经联系过的所有的人和事,若是这样的话,我们的批判就走了邪路。问题的严重性也在于,在走上了邪路后,我们不以为然,好象是在走正路。
    
    与上述情况相关的是,现在统治我们中国人的东西已经不是共产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也不是前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而是“一种更古老的,也许是更持久的压迫形式:那就是什么‘主义’也不信,但掌握了权力的人所施行的统治。我补充一句,这种形式的压迫可以建立在某种所谓的市场经济和中产阶级的基础之上的。事实上,过去它一向都是这样”(美国著名法学家德沃金语)。可是呢?在批判这个当下的“统治形式”时,我们就傻眼了,我们是没有能力和水平批判那种“建立在市场经济和中产阶级的基础之上”的专制形式的,非但如此,我们中间的许多人还把中国能不能现实民主的希望之“宝”,押在了“市场经济和中产阶级”上面。
    
    (三)
    
    如果我没有发生判断上的失误的话,那么完全可以有理由这样说:现在我们批评和批判共产党的队伍中被一种现代的“幼稚病”包裹着。批评和批判共产党的运动若从1979年的民主墙时期算起的话,它已经有了30多年的历史了,可是在这么长的时间中,我们批评、批判的成果为什么不能够深入到中国广大的人民中间去呢?这样的问题,我们思考过吗?现在共产党固然是要一个劲地封锁我们对他们的批判,但是在现代条件下,这种封锁已经是强弩之末了,留学生他们封锁不住,网他们也完全不能够封锁,电台也已经不向以前那样的可以由他们完全控制了,因此传播民主消息和民主知识的途径可以说并没有被堵死,但是民主的信息为什么就不能够在中国人民中间“生根开花”呢?难道中国人民真的就那样的“顽固不化”吗?
    
    对于上述问题,我进行过长时间的思考,我的结论不是人民上了共产党的当而“顽固不化”,而是在民主的问题上,我们只是说了我们“个人”“受压迫”、“受迫害”的故事而没有提到人民的事情,因此,人民不“理”我们的“茬”就是理所应当的,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了。分析我们中间的这些人怎么想,怎么说的问题后,就会发现这其中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希望人民对共产党的“压迫”的感触应该和我们自己一样,也是又“酸”又“苦”,因此当人民对这种“味道”还未形成一种统一的表述时,我们就发牢骚说:“人民也不是好东西”。这样以来——一个中国民主的本子,就变成了我们中间的某些“个人”书写自己恩恩怨怨的本子了。难怪经他们之口说出来的故事,可以感动铁石心肠的人流出铅水一般的眼泪,却无法感动那些“无知的群氓”。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要在中国搞民主,光靠这些善于“忆苦”的人是不够的,必须要靠在这些人眼睛中的“无知的群氓”——这就是目前中国民主问题的焦点。如果说这些“一肚子苦水”的人在干民主的事情上象《三国演义》中的张翼德、赵子龙一样地可以“独来独去”地“闯”共产党“敌营”,那么培养这么的一批“英雄人物”就够了,可是呢?常识告诉我们:民主的事情是一番人民群众的事业,没有人民群众的参与就不存在民主。与这样的情况对应的是:在一个现代的环境中,“诉苦”的人多半已经变化成为“多愁善感”的“小资型”人了,只他们的桌子上有咖啡,书架上有书,沙发上坐着几位有趣味的人,“谈资”吗?就已经是满满的了。
    
    现在,共产党虽然对民主运动的任何苗头的出现都要求必须要“消灭在萌芽状态”,运用“铁碗手段”打压民运人士,但是他们却有意识地放纵知识分子对民主的“清谈”,并且还在某种程度上好象是在诱导“清谈”之风气。作为反对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我们,不研究这些新情况、新问题,一说到反对共产党就把已经死得连共产党人自己也不信了的“死鬼”——毛泽东——拿了出来当“活靶子”“打”,这不是昏了头的表现,又是什么呢?
    
    说实在的,我们在批判毛的时候,感觉到自己有本事,有力气,可以大骂社会主义不是东西,共产党主义不是个“玩意”,并且以此来表现我们同前毛泽东时代划清了界限,但是我们对于后毛泽东时代的批评和批判就谈不上什么优势的了,因为我们所懂的民主,是一个“中产阶级的民主”,所知道的“自由”也不外是与“市场经济有关的自由”,所以现在共产党当权派在搞“市场经济”,并且也一再表明共产党社会也是要培养“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时,我们就没戏唱了。
    
    (四)
    说到这里,如果有人感觉到我的文章是反对人们诉共产党之苦的,那就是曲解了我的意思。我没有这样的想法,不但没有这样的想法而且也是主张在民主的活动中任何人都对共产党的统治有一种诉苦的权利,因此在民主的行为出现诉苦的事情是一点儿也不值得奇怪的,但是我同时指出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们把对共产党的批评和批判变成了对共产党的诉苦,那么我们就转了民主的方向,而在这个转向的时间上,我们甚至是不知不觉的。可不是这样吗?目前,在海外异议人士队伍中就有这些一部分人用骂共产党是否得力的标准来判断一个人民主水平的高与低。
    
    说到诉苦的问题,读者们如果在网上看了我的《对一个伟大时代的回忆与理解》的文章后,一定会对我自己是怎样诉共产党之苦的事情落下一个印象的。那是我刚刚入团的一年,在这个一年,我们学校的团总支在上级共产党组织的安排下进行了一次被我们程之为“预演”中的文化大革命,就是所有的团员同学都在两个星期的时间内进入“关门整风”的运动,任何人都不许例外。就在这一次“关门整风”中,我一个刚刚入团不到半年的新团员被作为团支部作为一个被“封建主义黄色毒素腐蚀”的“人”,受到了两个星期的无情地批评和批判,若不是我“检讨得深刻”,就完全有可能被开除团籍,可是那时我只有14岁啊!可是,朋友们根本不可能知道导致我变成一个批判的“活靶子”的原因是我给同学们讲了一个由我个人瞎编的《江侠传》的武林故事。问题是,我在后来的时间里,如果被这一段痛苦包裹住了,那么我怎么能够走上从政治、历史方面批评、批判共产党的这一条道路呢?就抱准对共产党的一腔仇恨,我们就可以推翻共产党的统治吗?
    
    仇恨长期积累在心里是可以破坏我们的心智的,我们的身体若是长时间地穿裹着“痛苦”的衣裳,头上带着“仇恨”的盔甲,腰里勒着“复仇”的腰带,手里若拿着“苦难”的文本,那么我们即使一个健康的人,也会变成为一个“病人”的。在共产党那里,他们对于“贫下中农老大爷”还讲一个“化仇恨为力量”的道理,我们现在却连这一点也懂啊!如果我们大家都承认了民主是一个充满了宽容精神的体制和制度,那么,我们衡量一下我们自己到底有几分的民主的度量和气量?在这样的问题上,我们不要以为中国人民是瞎子,看不来人的优与劣。
    
    问题的这一面是这样,它的另一面是,我们在共产党统治时代难道就没有任何自己在民主上的收获和所得吗?难道我们中国人民在56年的时间上就一直象“6-4”后的人那样的不敢乱说乱动吗?不,不是这样,我们中国人民也有造反的时候,我们的民主的“大炮”也曾经对准过共产党机关和共产党当权派,我们也曾经有过自由的结社,谁想和谁搞在一起,就搞在一起,我们也曾经有过不申请就上街游行、示威的历史……,也曾经在中国偌大的土地上造就了数百万平方米的“民主墙”,它之上也帖满了我们批评性质的话语……,我们也曾经在天安门广场诅咒过毛泽东,骂他是“现代的秦始皇”……,我们也曾经在自由化运动中发出过自己的声音,使神州大充满了自由的气氛……,我们也曾经在1989年掀起了要求民主的伟大风波,后来这场风波的西去改变了前苏联和东欧的社会面貌……,因此,在民主和自由的事情上,我们中国人不仅仅只是共产党的“玩偶”,我们也是有我们自己的东西,我们也是有我们自己的作为,只是一团“仇恨”的“火焰”烧掉了我们总结出自己的经验与教训所需要的“智慧”。
    
    (五)
    
    现在民运队伍中存在的问题是,我们对于当下压迫我们的这一种“古老”的压迫形式缺乏感触,缺乏批评,而把受压迫的感觉还原到前毛泽东时代和毛泽东身上,并且把它牢牢地定位在这个时候,好象到今天为止我们还受到毛的压迫,完全没有认识到毛的那种特殊的压迫方式,是在中国现代历史上的一个永远也不会再出现的东西,如果说中国人民的政治进步也正在那个时间上起步的话,那么人民进步的脚步在1976年的“4-5”运动中就已经把毛的那一套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也正因为是这样,所以邓小平在“否定”毛之后,他恢复的是我们中国“古老的统治”。现在,我们就没有批评和批判这种统治所需要的“资源”,而在批评和批评毛的时候,我们可以从外国“进口”它。
    
    事实上,我们中国人现在是受后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压迫,但是问题是这种压迫在很大的程度上不被我们感知,在某些场合中,我们甚至不感觉到压迫的存在,好象生活本身就应该是这个样子。这样以来我们中国人好象认准了这样的一个道理:“奴役是生活的唯一的法律。不会有其它法律被人们遵守,没有造反或者另求庇护的可能”(费尔南多。佩索阿《惶然录》)。于是,我们在寻找政治自由的有关法律时,却寻找到了一个“文学”上的自由的法律了。可见,在把我们民族萌生于1966年的伟大的“政治心脏”在剜掉之后,我们民族的生活也只能是这个样子的。就表面上,“人”好象还活着,但是他活的“动力”不是来源于他自身的。
    
    正因为这样的一种压迫不容易在人民社会直接造成如前毛泽东时代那种感知,因此,在批评和批判的立场上,我们应当“批”什么的问题都好象是说不清楚的,在今天,我们当中的有知识的人在站了出来,在说了个“后天门时代的政体稳定”时,这样的话语就和“中国历史的超稳定”性的话题衔接上了。话语的本子既然是这样的建立起来的,那么,生活不就是“活着”的同义语吗?这就是1966解放的文本在被我们的民族摈弃后所发生的现象,这些现象如果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那就是没有了精神!
    
    一个人若是失去了精神,那么他所谓的“精神生活”也就只能是对痛苦的回忆了。痛苦这种感觉对人来说,又是不一样的,同样的一种有关痛苦的刺激施之于人,感觉细腻的人感觉到的痛苦程度就大,感觉粗糙的人就感觉小一点,因此,这种不是科学方式所能够准确地把握的东西一般不应该放在民主的这一边。就这个意义讲,我们中国的民主化运动不应该接受一个“痛苦”的本子也是完全有道理的。民主——这东西不是自由,它在任何时候都是和特定社会或国家中的大多数居民有关,因此,民主的运动无论在何时何地,它都意味着只能提出和组织居民中的大多数人的诉求和要求,于此相应的是:民主的运动的参与的主体只能够是大写的“人民”。这个大写的“人民”也可能造成“专制”(历史和现实中都有),但是人类不可能因噎废食地取掉民主——就是我们这个世纪中的主要的经验与教训。也就是说如果民主有可能导致“不民主”,“解决不民主的方法,却是给予更多的民主”。说到这里,我认为,这就是今天的民主应该进入的层次,可惜一个痛苦的束缚使我们中间的许多人停留在“过去”的时间中,没有进入这个层次。
    
    (六)
    
    前几天,我在多维网上读到了王蒙一篇写得很好的文章,题目是《王蒙谈〈王蒙自传〉:不做简单的诉苦者》,这篇文章中,王蒙通过自己的自传批评了中国文学界和中国知识界发生的许多人把自己仅仅看成是社会受害者的角色的现象,提出了如何转变这种角色的问题。在这里,王蒙用自传的形式做了一个很好的现身说法:“我必须正视自己在历史中的角色,我不能简单地把自己说成是一个历史受害者,或者是仅仅被历史挟裹着的人。历史发展一段后,大家回头一看,全都变成了受害者,全都变成了诉苦者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个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因为诉苦在诉苦的同时回避了对历史应负的责任”。王蒙的上述话,如果被我们做了错误的理解,那么就可以说他是在为共产党统治开脱罪责,但是若被正确地解读的话,那其中的道理要促使我们每一个人去积极地寻找和勇敢地承担我们每一个人“应负之历史责任”,也是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训诫的脚注。
    
    谁都知道,王蒙是我们中国作家队伍中少见的天才,19岁就发表作品,但是在他人生的最好时光中被“封杀了17年”,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受苦受难”的人,就这样的一个人,对于中国的“诉苦者的角色”提出了批评,如果说他的批评也正是在我们民族的最要害的问题上做文章的话,那么最近在中国文化大革命40周年之际,一位德国“文革专家”魏格林针对“文革”时期广泛存在的知识分子诉苦现象,他发出了和王蒙先生一样的批评:“正如美国学者弗里德曼指出的,中国人至1840年以来一直把自己当做受害者来看待,这是最不应该有的观念。因为受害者把自己的这种观念一代一代传下去,就变成了对下一代人的加害者。如果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看待是牺牲品,那么这个民族是会完全丧失对历史的主体性认识与能力”(见〈〈如何面对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一文)。
    
    在说到人的仇恨和因此而产生的复仇的问题时,伟大的哲学家培根有一句明言:“一个人要是念念不忘复仇,他就是把自己的伤口常使其如新,这伤口若不是这人老是在思想复仇,是会痊愈的”(《培根论说文集》)。议论至此,我认为我们如果对于自己长期陷入痛苦和仇恨这样的事情缺乏一个应有的警惕的话,我们是做不了中国民主化这样如此伟大的事业的。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30年以来,中国民主化的局面为什么打不开的原因固然与统治者施行的残酷政策有关,但是检查我们搞民主的人自身的问题,难道就没有可以值得批评的吗?
    
    (七)
    
    本文提出的“心智解放”的问题是一个“自己解放自己”的问题,别人不会为此而提供更多的帮助。如果说中国共产党的心态、理论、历史值得批评和批判的话,那么其中就包含一个“仇恨”的问题,不过他们给“仇恨”前头加了个“阶级”二字便模糊了我们的眼睛,共产党许多迫害人的运动也都是与这个“阶级仇恨”有关的;既然是这样,我们中间的一些人主张“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就是不对的,殊不知这样的方式不是民主的方式,在许多场合下还可以引导出背离民主的行为。因此我们在推进中国民主化的变革中,就必须抛弃它,而换上民主的方式。
    
    在上述的问题上,我们中国人是有足够的教训的。譬如,在1958年,中国社会出现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所谓运动,好家伙,把诸多的神像给统统地搬倒了,这为后来的新一轮造神运动打下了基础;1978年年,中国社会又一次地刮起了“解放思想”之风,结果呢?人们在“否定”左毛派的那一套的时候,又一股脑地钻进了“倒退”的死胡同,因此到“6-4”事件发生时,政治与经济的“倒退”的苦头,中国人才给尝够了。所以,如果我们从这种大轰大嗡的“思想解放”运动中能够受到启发的话,那么目前我们所面临的这一场心智解放的事情若在“春雨一般”的“润物无细无声”的情形下展开,那一定可以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博讯首发)
    
    2006-6-22 _(博讯记者:武振荣) [博讯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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