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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善恶问题是实施宪政的先决问题/曾节明
(博讯2006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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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兼答张国堂先生
     (博讯 boxun.com)

     人性本善还是本恶?这本来是一个理论问题,为何在现在这个迫切需要以实际行动瓦解中共专制流氓暴政的时候提出来?因为这个问题关系到对宪政的理解:不理解人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就不能够正确地实施宪政;不理解人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就不能理解宪政的必要性,不能理解宪政的必要性,就不可能真诚地实施宪政,不能够真诚地实施宪政,即使建成了宪政体制,也会在一大帮毫无民主素养的黑道枭雄小丑混混的胡闹下,国家政权成为一个闹哄哄、乱糟糟的政治马戏团,不能解决国计民生问题,袁世凯、黎元洪、段祺瑞、张勋、曹锟、张作霖等人又要再现...最终,宪政体制下社会组织松散自由的特点,又很可能为一个类似于共产党那样的组织严密、阴险狠毒的邪教流氓集团所乘,复辟极权政治成功,毛泽东、瞪小瓶、僵贼泯的死魂灵就会再次复活。
     所以,人性本善还是性本恶的问题,是实施宪政的先决问题,对中国能否建成民主宪政体制至关重要。中共的灭亡只是时间问题,中共很快就要垮台了,从现在开始,中共政权随时可能崩溃,因为除了暴力外,它赖以统治的基础已经崩塌了,因为人心的转变,中共的暴力基础也在渐渐塌方,中共依然能够镇压人民的任何反抗,却无法镇压自身的庞大躯体。中国是个大国,人口众多,在中共近六十年的刻意毒害下,非常匮乏现代民主政治素养,而现在对大陆民众全面普及这些知识既没有条件,时间也来不及了,只能抓关键的东西,人性本善还是性本恶的问题,就是这样一个开启中国人民智的关键问题。在中共灭亡之前,让更多的人关注和理解人性的善恶问题,十分有助于中国顺利转型。
     人究竟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中国主流文化创始人孔子语焉不详,儒家二号宗师孟子明确声称:人性本善1。但不管是孔子还是孟子,走的都是一条追求圣王的道路,“天下”产生象尧舜一样圣明的君主,是儒家的一般理想;“天下”由圣明的君主(马克思称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带领,达到类似于共产主义社会的那种“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田同耕...”的“大同”境界,是儒家的最高理想。儒家的理想与共产主义的理想非常相似,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和儒家的神似和相通,所以共产邪教的毒根在中国这片土壤中滋长非常顺利,中共邪魔现世只二十八年便彻底摧毁了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百年努力成果。
     儒家走追求圣王的道路完全基于对人性本善的这一判断,因为人性本善,所以人人都可以教化成为圣人,所谓“六亿神州尽舜尧”也,所以施以教化,皇帝都可以成为圣人,既然皇帝可以成为圣人,所以就可以把权力统统交给皇帝,让其“圣明”尽可能大地发挥效力,带领举国臣民早日实现“大同社会”;圣人不用监督,也不会做坏事,所以皇帝大抵也用不着监督,所以两千多年来,儒家在制约皇帝权力上束手无策,逼急了也只能“死谏”。
    孟子明说人性本善,孔子虽然没有明说,但是孔子带头走追求圣王的道路,所以孔子实际上是相信人性本善的,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对人性作出了判断。虽然儒家的另外一个大师荀子明确声称:“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矣”2,但是儒家信徒中继承荀子这一理念的很少,荀子一派的思想后来也没能成为儒家主流思想。因此,荀子的另类并不能改变儒家主体的理念,更不能改变儒家的实践,儒家主体上对人性的判断是--人性本善。
     两千多年的实践证明,儒家的这一对人性的判断是完全错误的:从西汉已降,绝大多数帝王都是些凶残暴虐、荒淫无耻、贪鄙庸碌的家伙,既不“圣”、也不“仁”;而且,随着儒家影响的深入,一个朝代比一个朝代更邪恶,一代皇帝比一代皇帝更邪恶。唐朝比汉朝更专制;宋朝比唐朝更专制;元朝实际上是蒙古征服时期,蒙古人没有接受汉礼制,因此不好作比较;明朝比汉朝、唐朝、宋朝都要专制;清朝实际上是满洲征服时期,“清因明制”,满洲人虽然机关算尽,最终却彻底汉化,因此清朝算得上中国的一个王朝,清朝比汉朝、唐朝、宋朝、明朝都专制得多,专制到头发、到衣冠,“留头不留发”,强行“剃发易服”,消灭了传承了五千多年的优美的汉服,给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造成了深远的伤害。汉朝还产生了汉文帝、汉景帝这样仁厚的君主;唐朝产生了李世民这样的英明之主;宋朝拥有宋太祖赵匡胤这样英明和仁厚兼而有之的皇帝,明清却没能产生一个能够超越文帝、景帝、唐太宗、宋太祖的好皇帝。满清的代表“康乾盛世”的两个皇帝康熙帝和乾隆帝被满清的“文字狱”和虚假的官史打造成“圣王”,实际上这两个人既不“圣”,也不“仁”,流遍无辜人的血,其德行就连明朝很多皇帝都比不了,更不要比唐宗、宋祖了。康熙帝玄烨确实是个精明果断的征服者,满清政权实际上是在他的指挥下才最终在中国站稳了脚跟,比起多尔衮来,康熙帝算得上仁慈,但是玄烨的凶残狠毒,就是连朱元璋也逊色三分,吴三桂反清失败后,玄烨不仅夷灭吴三桂的九族,也要夷灭吴三桂部将的九族,抵抗的自然诛杀,投降的马宝一列人更要凌迟;玄烨坚持始于顺治潮的文字狱玄烨,历史学家戴名世写了一本《南山集》,只是忠实地记录了南明政权的抗清历史,就被玄烨格杀勿论,当然,采取了“宽仁”的做法,将凌迟改为斩首3;玄烨嘴上一再唱要“恩养明太子”,但对朱元璋的“万子万孙”--又蠢又倔的崇祯帝的儿孙们,却刻毒备至,手下得狠狠的。前明四太子朱慈焕已隐姓埋名多年,在山东夹起尾巴做人,年逾七十五,照理说已经没了威胁,仁厚的清圣祖康熙仍然下旨将这个可怜的老农民还有他的六个儿子千刀万剐,从而将崇祯子孙彻底消灭4。这就是清圣祖玄烨“圣明”的真相,至于那个一天不砍汉族读书人脑袋就心理不平衡的清高宗弘历就更不用说了,在他手里,文字狱登峰造极,在位六十年,制造文字狱一百三十多起,和平时期杀人屡万5,业绩远远超过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弘历尤嫌不够,还要大编《四库全书》以篡改历史,结果“清人修四库而古书亡”,中国人写的《天工开物》、《扬州十日记》直到清末才从日本、朝鲜传入。乾隆帝所为,可以为中共师矣!
     非常清楚,中国历史上的帝王绝大多数是恶棍或小人,即使有李世民、赵匡胤等几个贤明的君主,开明的统治也维持不了两代人,更不用说靠他们事先大同社会了。
     可见,儒家追求圣王的道路完全是失败的。为什么会失败?因为儒家的思想家没能提出一套行之有效制约君主权力的方案;为什么儒家的思想家没能提出制约君主权力的方案,不是因为他们的脑子不如洛克和孟德斯鸠那样聪明,而实在是因为他们没有朝制约君主权力的方向思考。因为用儒家的眼光来看,制约君主的权力,是严重违背尊卑秩序的行为,是奸贼所为,简直是大逆不道。大儒当中,只有黄宗羲置疑过君主的专制权力6,但是黄宗羲的思想从来没成为儒家的主流思想。
     儒家之所以没有朝制约君主权力的方向思考,是因为儒家相信人性本善。既然人性本善,那么对人只要施以教化手段就行了,用不着施以制约手段。儒家的这一基本特点,事实上使自己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君主专制的帮凶和卫道士。东海一枭等先生认为不是儒家巩固了专制,而是专制统治者利用了和强奸了儒家,那么,怎么解释中国的帝王们最终没有选择其他思想派,而单单选中了儒家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如果儒家本身没有迎合专制统治需要的独到“优势”,专制帝王怎么会对儒家青睐有加?儒家迎合专制统治的特点不难窥破。
     事实上,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意识形态专制方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非由汉武帝想出,而是身为大儒的董仲舒主动提出的。儒家主动投合专制帝王需要可见一斑。可以说,在历史当中,儒家迎合了专制--专制选择了儒家--儒家巩固了专制,中国靠自己始终走不出大一统专制王朝治--乱的恶性性循环,儒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儒家主导的社会容易“赤化”,却很难转型成为现代民主宪政的社会。韩国、日本的宪政民主体制由美国直接强力改造而成,台湾的民主虽然不是由美国直接建成的,却是在中共武力的严重威胁和美国的巨大压力下成就的,蒋经国主导的民主化转型,颇有些不得已的情态。纵观亚洲其他传统是儒家的社会,无一不匍匐在独裁、专制政权下:中国和北朝鲜不用多说,新加坡为李光耀李家独裁政权统治;缅甸为军政府独裁政权统治;柬埔寨先为波尔布特共产邪教流氓杀人狂集团残暴 蹂躏,又为洪森独裁政权长期统治;老挝和越南至今仍在共产专制统治下。
     以上都是明眼可查的事实:儒家和民主法制不易相处,却与专制情投意合。儒家长期是专制的卫道士,现在仍然在某些国家扮演专制卫道士的角色,新加坡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因为李光耀一贯以儒家理念治国,他鼓吹的“亚洲价值观”,实际上就是儒家价值观。因为儒家的强大影响,新加坡虽然经济已经非常发达,转型仍然非常困难。
     儒家必然会成为专制的卫道士,因为儒家认为人性本善,认为人性本善就必然会走追求圣人(王)的道路;追求圣人(王)的道路就必然是追求人治的道路;追求人治的道路就必然导致专制独裁。
     可见,认为人性本善的认识是完全错误的。为什么说“人性本善”是错的?因为每个凡人的生命都是肉身,一切肉身的生命的本性必然是自私的,肉身本能地要获取一定量的能量和营养物质,否则就不能生存;为了生存得更舒适,它还要本能地获取一定多的能量和营养物质,所以一切肉体的生命的活动本能的具有一定的排他性,人的自私性也因之而来。人因为有自私的本性,所以容易做坏事,因为做坏事往往能损人利己,满足自己的肉体欲求;而做好事往往需要损己利人,有碍于肉身的需要。因为凡人都有肉身,所以的本性自私,因为人的本性自私,所以人更容易做坏事,带有很大的罪性,用基督教的话来说:人有原罪。实际上,在人得肉身的那一刻起,人的原罪就已经定了。所以,耶稣会对彼得等门徒说:“你们的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7。”果然,彼得后来在耶稣被捕的时候,因为害怕自己也被捕,居然三次不认主8,尽管此前他一再说自己信仰坚定。认为人性本善的认识是完全错误的。
     人性是不善的。凡人因为本性自私,私心或者情绪一上来,很容易做坏事。一般情况下,小老百姓做了坏事,只能危害到其他的个别人,但是,掌握权力的人做起坏事来,就能产生普遍的危害,权力越大、危害越大,因此,非要对执掌政权的人的权力进行限制不可。在一个社会中,国家的力量是最强大的。普通的个人如果私心膨胀,别人可以不服从那个人的自私,能够抵抗,但如果当权者的权力不受限制,谁又能抵抗当权者动用的组织化的国家暴力侵害呢?
     宪政的要旨是限制当权者乃至国家政权的权力,因为这些东西是人权和自由的最大敌人。为什么要严格限制当权者权力,正是因为出于对人性不善的防范。所以,人性不善的理念是实施宪政的基础。
     张国堂先生硬说人性善是实施宪政的基础,却不能提供有力的论证,只是一味强调:宪政给予人们自由权利,因为性本善,给予人们各种自由权利才是正当的。这反映出张国堂对宪政和自由的误解。事实上,宪政是通过限制当权者乃至国家政权的权力来实现对自由和人权的保障,真正的自由权利也只能在对强权的固定化限制中才能实现,恩赐的自由可以“收放自如”,绝不是真正的自由。并且,《人权宣言》里已经阐明:天赋人权--自由权利是上帝赐予,与生俱来,不可剥夺,不是靠谁赐予才有的。它当然也不是宪政赐予的,而是因为宪政限制了强权,从而使人恢复到了本身就应有的自由权利状态。另一方面,宪政在限制强权的同时,并非容许人为所欲为。正因为人性不善,所以要以法律的手段保障个人享有一个人的自私不服从另一个人的自私的权力,以防损人利己等破坏社会行为。宪政的目的决不是鼓励个人为所欲为,为所欲为是无政府状态,无政府状态的后果是无法无天,无法无天的结果是社会崩溃,人人自危,这决不是自由。英国思想家阿克顿说:“没有秩序就没有自由9。”
     那么,能不能说“人性本恶呢?”也不能说。因为如果人性本恶,就不能解释为什么大多数人,甚至包括很多恶人都有恻隐之心;如果人性本恶,就不能解释“良心发现”的现象和恶人的转变;如果人性本恶,必然人人都很难救药,一旦离开监督就会做坏事,但仍然有一些人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仍然保持高风亮节、善始善终;如果人性本恶,也无法解释象宋太祖赵匡胤这样“不肯诛杀臣下一人”的仁厚君主,也不能解释在中共这样一个超级邪恶的邪教流氓黑社会团伙中仍然有胡耀邦、赵紫阳这样的富有道德情操和人性光辉高层人物,更不能解释戈尔巴乔夫现象:
     因为苏联不存在“老人帮”,戈尔巴乔夫当年大权牢牢在握,也没有内部的政治压力,从一切的利益上的考量,他都应该而且更有条件以像今天中国的胡紧逃这样胡混下去。因为,搞政治民主改革必然会遭到顽固派的拼死反抗、要冒巨大的风险、即使搞成了自己还可能被选下台,但是,戈尔巴乔夫“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因为他把俄罗斯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利益,至于他个人得失之上。可见戈尔巴乔夫的选择,完全是良心的选择。
    虽然世界上流氓独裁政权头子以死不悔改的居多,其中又以瞪小瓶、僵贼泯、胡紧逃为最典型,但是戈尔巴乔夫的出现,却是性恶论无法解释的。
     “人性本恶”虽然比“人性本善”更接近真理,但是如果坚持“人性本恶”的观点,很容易导致严刑峻法的社会或冷漠的社会。因为如果“人性本恶”,那么实行人道主义和一切的同情心、慈悲心都没有必要。因为“人性本恶”,所以谁倒霉了都是“罪有应得”,甚至谁死了都是死得好。如果“人性本恶”,那么人就很难教化,只能越来越依靠严刑峻法防止不良行为,这就会造成一个法律条文越来越繁琐的、严刑峻法的社会。现在美国社会有点把基督教的原罪观念极端化的味道,即越来越认同“人性本恶”,所以现在美国社会的人际关系越来越冷漠、原子化的个人主义盛行、教化起的作用越来越小,美国的法律已经很繁琐了,现在还要继续繁琐。
     那么,人的本性究竟是善是恶呢?李洪志先生作了最准确的阐述。李洪志先生指出:人性本善,和宇宙的性质一样,是真、善、忍。这不是跟儒家的谬见一样了吗?完全不一样,李洪志先生指的人性是人起源时的性质,李先生指出:人这种生命起源于宇宙当中,宇宙的性质是真、善、忍,所以,人的本性也是真、善、忍的。人产生之后,起先并没有住在地球上,并没有肉身。宇宙中有很多层空间,人开始是住在某个很高层次的空间里,后来因为魔鬼的诱惑,一些人守持不住自己的心性,犯了罪,就掉到低一层次的空间,又在较低层次的空间守不住心性,又掉到更低一层次的空间...这么一直往下掉,就掉到地球上来了10......从大觉者李洪志先生的阐述中可见,人是带着罪性来到地球的,这和基督教的原罪说神奇的一致,来到地球之后,人因为有了肉身,私欲更重,更加软弱,更容易犯罪,也因此而更加痛苦。但是,地球上的人人因为其生命起源于宇宙,仍然带有宇宙的真、善、忍的性质,除非其被魔鬼完全控制。这具体表现为:绝大多数人,甚至包括一些坏人都有良知。
     由上可见,李洪志先生讲的人性本善,并非指堕落于地球上的、有肉身的凡人的人性本善。而儒家讲的人性本善决不是指人的本源(在宇宙中诞生的人)性本善,因为儒家的创始人孔子从来没有说人诞生于宇宙,孔子也没有智慧和悟性知道人起源于宇宙的真象,孔子看到人为父母所生的表面现象,就误认为人的生命得之于父母,所以他拼命地号召人们孝敬父母,以致到了“父母之命,媒灼之言,”不可违背的地步,人应该无原则的服从父母,这个传统使得中国人的父母带上了专制者的色彩。孔子本人“敬鬼神而远之”,“不语怪力神”11,这实际上是一种虚伪的态度,因为一个真正尊敬神的人不可能对神避而远之,行为最能表明人的态度,孔子口称敬重神,却对神避而远之,并且对神避而不谈(“不语怪力神”),只能表明他对神的敬重是虚伪的。虽然不能以此判断孔子是无神论者,但是可以判断他对神的信心是很不坚定的。
     明确声称人性本善的孟子也从来没有说人起源宇宙,孟子的行为和孔子一样,“敬鬼神而远之”,“不语怪力神”,因此,可以断定,儒家声称的人性本善,是指地球上有肉身的人人性本善,当然是错误的。
     张国堂先生硬说儒家和基督教没有矛盾12,却又无法解释儒家和基督教之间存在的一个显而易见的巨大矛盾:儒家尊(圣)人为大和基督教尊上帝为大的矛盾;张国堂先生硬说孔子编著的《四书》、《五经》是上帝赐给中国人的《旧约》13,却又解释不出像孔子这样一个对上帝避而远之、谈都不愿谈的注重世俗和现世的人怎么会受到上帝的悦纳,从而受到圣灵的启发呢?当然,曾经敌基督的人也可能为上帝所用,保罗就是一个,但是保罗在受到圣灵感动以后完全顺服了上帝和耶稣,怎么却没见孔子在写了《四书》、《五经》之后改变“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呢?
     张国堂先生以“否定儒家会否定中华民族”、会打击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为由,反对批判儒家糟粕14,这是政客的巧伪手段,而不是一种讲求真理的态度,我实在告诉您:儒家不等于中华民族,中华民族也并不是只有儒家;批判儒家的糟粕也不意味着全盘否定儒家;一个民族的自尊如果是建立在对缪知陋习的捍卫上,这个民族将决不可能有真正的自尊,必将蒙受奇耻大辱;中国民族如果不愿揪出儒家中的糟粕,就如同全盘毁弃传统一样,必将继续在劫难中打滚!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人在预宙中诞生时性本善,居住在地球上的肉身的人罪性深重;又由于人源自自宇宙,所以,肉身的人人性虽恶,却仍保留了宇宙的真、善、忍本性。所以,肉身的人性既恶又善;肉身人性既不是本恶,也不是本善;肉身的人更容易作恶,却又存有良知。
    由这个结论,又可以归纳出以下的行动参考指南:
     一,人可以教化好,因为绝大多数人存有良知。即使在当前
    中共邪教流氓集团的头子当中,也只有僵贼泯、罗干等极少数人天良丧尽、不可救药,绝大多数人可以转变,尤其在利害关头。所以应该尽力争取促成中共头子转变,和平解体中共,因为和平解体中共,中华民族为进步付出的代价就最少。另一方面,由于肉身的人罪性深重,所以单靠教化很难促成中共头子顺应历史潮流,还必须辅以制裁的手段,如退党运动、讲真相、舆论攻势、全球追诉等等,中国的异议组织和团体现在正在做这些事情,其中法轮功做得最好、最充分。如果这些手段还不够,就必须着手进行政变、兵变的准备...中共头目们大多数人虽然良知未泯,但这些人更看重的是利害关系,在教化(晓之以理)和制裁威胁(晓之以利害关系)的两手作用下,他们顽抗意志很可能瓦解。
     二,中国必须建立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以能够有效限制当权者和国家政权的权力。但是中国又决不能模仿美国的总统制,因为中国的国情和民情都非常特殊:中国太大、人口太多、资源又非常贫乏,经过中共近六十年的邪教流氓统治,生态恶化、道德崩坏,整个民族没有凝聚力;中国人没有宗教传统,官本位观念根深蒂固,自古就有“天下皇帝轮流坐”的混账思想,经过中共的邪恶统治,中国人头脑中的官本位因子更是被强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现在的中国人更是家家想出皇帝、人人想当总统,黑道枭雄暗流汹涌。江西农民胡德斌,现在只是流亡丹麦的一个政治难民,无序无统,对民运事业基本没有贡献,居然公然自称是“中华正国”的皇帝;张国堂先生在著书立言上有些成就,但在组党活动中尚没有什么建树,就迫不及待地就任“中国共和党总书记”,自称“真命天子”,这生动地反映了中国人“家家想出皇帝”的黑道枭雄传统。
     因为中国这样的国情民情,中国绝不能再乱,乱则不可收拾,乱则黑道枭雄满天飞,弄不好会《黄祸》成真,社会崩溃、国家解体。而且,中国人的本性,决定了中国人宁可忍受专制奴役,也决不愿接受像当前伊拉克这样绑架暗杀不断、恐怖爆炸遍地的自由民主,所谓“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民”也。如果新建立的民主体制不能有效制止混乱,中国的专制独裁势力就很容易复辟成功。
     中国绝不能照搬美国的政治体制,因为中美国情民情差别巨大,中国转型的首要问题是稳定和秩序,照搬美国的政治体制不能够保障中国的稳定和秩序。许多发展中国家照搬美国的政治体制都失败了,伊拉克从2003年开始模仿美国的政体,结果全国大乱,现在仍然没有安定。伊拉克实际上现在仍没有自由,因为英国人阿克顿说:“没有秩序就没有自由”。
     所以,中国在建设宪政的时候,一定要从本国的国情民情出发,建立适合中国国情民情的民主政治体制。我以为,陈泱潮先生提出的新五权虚君民主建国方案,是迄今为止最适合中国国情民情的方案,它是既能够保障宪政,又能够有效的保持稳定的方案15。
     三,新的国家必须把因拆撤中共庞大的党棍系统、“国保”“610”、“武警部队”等法西斯流氓体系而节省的庞大开支用于中国人的最基本福利保障,由国家保障每个失业的人有口饭吃、弱势群体老有所养、病有所医,色情业也必须合法化、规范化。因为人的肉体的软弱性,决定了人在最基本的本能不能满足和生存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最容易犯罪,所谓的“温饱知廉耻,饥寒起盗心”,而且,由人的本能而迸发的犯罪的能量最为猛烈、动机最为强烈。所以,在人民的福利较微薄的国家,必然社会秩序较乱、犯罪率较高,即便这个国家的经济高度发达也无济于事,美国就是一个例子,美国的犯罪率在西方国家中向来较高,主要原因就是美国的福利在西方国家中较微薄,人民压力较大的缘故。
     目前的中共国犯罪非常猖獗、礼崩乐坏,就是因为中共以身做贼,人民的福利根本就没有保障,贫富差距空前悬殊的缘故,这种状况如不改变,中国必将成为全世界犯罪率最高的国家。现在东北和广东已经成为黑社会的天堂,再这样下去,整个中国就会成为全世界黑社会的最大的天堂。
    中国的转型,秩序和稳定是最重要的,因此中国决不能模仿美国的分配模式。中国应该借鉴北欧模式,现在北欧国家的社会治安状况在全世界是最好的,这主要是因为北欧国家的福利非常好,人民没有犯罪的动力。北欧国家的人口很少,资源丰富,中国当然没有条件照搬北欧模式,但是应该力所能及的走这条路,因为“没有秩序就没有自由”,这种分配模式最能维持秩序。
     四,国家必须在充分保障宗教自由的基础上大力地资助宗教。因为人性在恶的同时,保留了宇宙的真、善、忍特性,但是,很多人的人性中的这些善性都被执著心(又称私欲,人性中的恶的动机)蒙蔽了,如何彰显人的善性?这就必须清理人性中的恶,以达到返本归真。但是,人性中的恶与本能联系在一起,人的本能的危害决不可能靠压抑消除,只能依靠道解消除;要道解人性中的恶,不能依靠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不能依靠邓小平的发展经济、也不能依靠民主斗士的口号,而只能通过对宗教的阪依和信仰修炼。
     前文已经谈到,人性因为有善的一面,所以人是可以救药的,而救世的根本在于救人;救人的根本在于救心,只有宗教信仰才能担当起救心的大任。另一方面,因宪政而来的法治本身不是目的,依法惩处人的最终目的是没有人因犯法而受惩处,即社会的和谐,法治本身是一种威慑工具,并不具有救心的作用,“法不责众”,因此单靠法治并不能达成一个社会的公义、和谐、安定的理想状态。但是在宗教的帮助下就可以达成这种状态。现在一些小而闭塞的佛教国家,如不丹、锡金,秩序很好,民风淳厚;芬兰因为犯人太少,监狱几乎不要看守,犯人也几乎没有逃跑的动机。
     鉴于宗教的重要和中国宗教传统的薄弱,国家应该出钱资助法轮功、佛教、基督教、道教,作为教育资金的一部分,因为这些宗教和信仰组织非常健康。但是国家在出钱资助的同时,绝不能干预这些宗教的事务,否则就违反了宗教自由的原则。另外,国家绝不能制定所谓“反邪教法”,因为该法很容易被滥用而危害宗教自由。这个世界上确实有许多邪教,在宗教信仰组织当中,只有煽动暴力和仇恨,或者鼓动人们服从损害生命和健康陋习的宗教信仰才是邪教。法轮功、佛教、基督教、道教都没有煽动暴力和仇恨,也没有鼓动人们服从损害生命和健康陋习,因此,法轮功、佛教、基督教、道教都不是邪教,共产党疯狂的煽动暴力和仇恨,因此,共产党才是名副其实的邪教。国家不应该裁定某某宗教信仰是邪教,但是,国家却可以通过制裁邪教具体的行为达到制裁邪教的目的。
     现在看来,人类的乌托邦理想国是决不可能通过血淋淋的斗争达成,也决不可能通过物欲横流的“发展经济”达成,而倒有可能在宗教、政治、自然的和谐相处中实现。
     曾节明 最后定稿于星期五 2006年6月2(注:索引将在正式出版时附上)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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