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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树人”与“十年坏人”——有关人的问题之研究(一)/武振荣
(博讯2006年6月18日)
    武振荣
    一、 故事
     (博讯 boxun.com)

    50岁左右的中国人,都曾经亲眼看到过毛泽东和邓小平——这个两个中国最有代表的人物变化的经过,在起初,他俩都在很大的程度上赢得了中国人的尊敬,而且也都是在“十年”后,他俩又受到了人民的反对和诅咒,可以说都是在人民的一片骂声中死去的。1966年,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席,起而支持人民对共产党的造反行为;1979年邓小平作为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共产党的实权派人物,竟然批准了中国农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要求,于是,他俩分别在60年代中叶和70年代末,都获得了绝大多数中国人发自于内心的拥护,但是也仅仅只隔了“十年”,毛在“第一个”天安门运动中受到了人民广泛地诅咒;邓小平在“第二个”天安门运动变成了屠杀人民的“刽子手”——这样的事情就使我思考在政治上,有没有一个“十年坏人”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如果说由我个人提出来可能很费力气,那么,我顺着我们老先人留下来的“十年树人”的话,并且对它做了一个字的改动,就可以用最省力的方式去寻找我所需要的东西了。
    
    二、 问题
    
    “十年树人”中的人是一般意义上的人,通常可以是“所有的人”或者“普通人”,但是呢“十年坏人”中的人却是人中的一个特别的类。就如毛和邓这个两个人物在中国所占的地位讲,是“当权派”,因此对于我要论证的问题就应该作一个梳理,即“十年坏人”这个概念中所指的人只能够是“当权派”,普通人不包括在内。
    
    那么,是不是所有的当权派人物都会在“十年”中变坏?要证明这个问题那是非常困难的,不但在技术上存在着困难,而且在方法上也存在着人无法克服的障碍,所以在这里,最好的办法就是做出一个政治上的“假设”:所有的当权派都可能如此,而不存在例外。在这个“假设”中,人都是一样的,都是他爹妈生的,没有人是“魔鬼”下的“儿子”或者是“上帝”特选的“品种”。正因为如此,所以在政治上换人换马就是必须的、必要的,而不是可有可无的。说到在这里,我们中国人的教训就出来了,我们听人家对当权派的一吹,听当权派对我们的一番表白,我们的心肠就软了,就相信了他们是“好人”,好到了他们自己不会变“坏”的地步,而根本就忘了政治科学所做出的“十年坏人”这样的一种“假设”,以至于不求证就相信了“五条标准”和“三个代表”。虽然我们也曾经看到了和亲自参加了一级又一级的“民主选举”,但是我们认为那是个“形式”,而人的好与坏,是不可以用“形式”的东西去衡量的,就这样——民主与我们擦肩而过了。
    
    在这里,我们一定要给出民主一个“形式”上的意义,如果这样的意义给不出,或者给出了又不可能被我们坚持的话,那么就没有民主,而没有民主的事情在事实上又等于是没有“全部”的民主。如果把政治上的当权派人物进入权力机关一事比做是旧风俗中的“新媳妇”进门的仪式,那么没有这个仪式,“新媳妇”就进不了婆家的门,就没有资格变成婆家的合法成员。民主政治也一样,合法执政者必要要从票箱中爬出来,这和“新媳妇进门”是一个道理,可是,就是在这个道理上,我们栽了跤。在民主这个舞台上,我们中国人总是跳不好舞(最近网上有一个人这些说),我看是我们中国人没有注意到这个舞步的“形式主义”部分,以为没有它,民主会更“实在”一些——就是错误,而完全不晓得没有它就没有民主!
    
    民主需要一种平实的讨论问题的精神,但是眼下我们中国人显得很浮躁,因此在一种亟需要提高我们民族民主水平的时候,我们就遇到了困难:一方面有权力“指导”我们的那一小撮人他们不相信民主,因此即使他们不敢公开地象希特勒那样的公然敌视民主,和民主唱对台戏,但是他们用一把民主的“假喇叭”把一个民主的曲子“吹”成为专制的调子,却是可以坏事的(如胡锦涛此前的美国之行吧,他也说了“民主”的话);另一方面,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人在民主道路上所受到的不断的、巨大的挫折,也在很程度上“放空”了自己,使一个我们中国人本当抓住的民主,反倒离开了我们!
    
    三、民主政治不评判普通人
    
    草根 普通民众的民运觉悟 2006-4-14 23:18 [Click:170]
    
    普通民众,就是受过基本义务教育,不太穷也不太富,不是天才也不大笨,上班签到打卡,下班看看电视、打打麻将,喝酒的时候大家发发牢骚骂骂共产党的那种平民百姓。
    
    草根的话,是对的,为什么呢?民主政治并不必然地要求要评价普通人。就民主政治的本意讲,它需要并且喜欢政治上“积极的公民”,但是呢?对于政治上“消极的公民”它就只能够迁就了事。因此我们若以为民主政治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人的话,就没有吃透民主的本质。民主政治需要“积极公民”参与——这一点都不假,但是民主对于每一个公民的辨认却有另外的办法,那就是它认票不认人。这样以来,人的姓名所含着的那种人与人的不同分量,就在票上的那个圈中实现了O意义上的平等,于是乎,你胡锦涛的一票,就同我老武——一个真正的平民老百姓的一票就给拉平了。
    
    普通人一旦变成了当权派(民主政治没有阶级基础,充满了鱼龙变化),那么你就必然地要变成为街谈巷议的中心,因此,你在十年、或者三年、四年的时间内会不会变坏的问题就出现了。面对这样的问题,你不能够认为这是别人给你找麻烦,是小人物嫉妒大人物的伎俩,是恶意地“攻击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因此民主政治必须要建立一个“权力可以腐化人”这样的一种理念,若不是这样,你认为我们大家都不错,掌握了一个什么主义后都会好好的,就完全不对了。
    
    虽然民主政治的实行在通常的意义上可以提高公民的道德水平,但是在民主的设计中没有那种道德上的故意,也就是说民主政治没有赋给公民社会以强迫性的道德内容,就这样意思去思考问题,我们就知道了在民主政治中普通人是自由的。在古典民主理论中存在着这样的一种担心,普通人享有政治自由的这种事情会不会削弱民主政治的道德水平?现在看来,这样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民主之于普通人也寓于着教育的意义,只不过这种教育是潜移默化的。在民主政治中,政治事务对于普通人来说没有强迫的意义,就这一点看,人们把政治看成是“饭后茶余”之事恰恰是减轻了政治对普通人的“压迫”,而在这种“压迫”在专制政治中是压着“道德”上的“千钧重砣”的。
    
    四、民主政治中的“造神”与“倒神”现象:
    
    现在我们某些中国人,不说民主的话还则罢了,一说民主的话就往往走腔跑调。譬如,我们大家在批评1966年政治运动中的造毛为“神”现象时,就一口断定“民主运动中不会发生造神现象”,好象民主政治发生在用“玻璃钢”隔离的“真空”中,完美得里外晶玲透明,我个人则以为这是大谬不然。
    
    在我们中国人的看法中,美国政治是全世界最标准的民主政治,好吧,在说到民主有没有“造神”问题时,我们就说一说美国的事情吧。在美国最近的这一次大选中,是现任的总统和公民克里的竞争。在竞争中,克里由一位教师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位全世界舆论关注的焦点,其情形和中国的毛泽东在1966年的影响可以说是相媲美。无论怎么说,克里已经变成了美国的一尊“神”了,他的像,和中国的菩萨像、门神像一样地可以卖钱了,有一个聪明的华籍女商人黄娅看准了这时机,趁机大捞了一把,发了横财。我手头就有这一份资料,说黄是在加油站遇到的一件事而萌生了发财的念头,事情是这样的,她作为一个中国人在一家加油站遇到了拉选票的民主党的拉拉队:
    
    看中国MM如何赚美国总统的钞票
    http://info.china.alibaba.com 时间:2006-05-15 08:55
    黄娅笑笑说:“我不是美国选民,我不介意谁给我加油。”加油员说:“我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克里,那我就要克里给你加油吧。”说完,他把克里的“嘴”塞进了黄娅的汽车油箱。原来,美国总统人的竞选班子,为了拉选票,会想尽一切可能的办法讨好、笼络选民。前不久,克里的竞选班子找到加油站老板,要求将加油嘴改装成克里的头部卡通形状,回报是每加一公升油补贴1美分。加油站老板见有利可图,就爽快地答应了。几天后,布什竞选班子知道这件事后,当然不愿意眼睁睁地看着克里和选民“套近乎”,也找到加油站老板如此这番一般。于是,便有了布什和克里在加油站“金口大开”,向选民“口吐油水”的情景。
    
     受此启发,黄娅灵光一闪,马上有了一个主意。生产、销售印刷有布什和克里头像和姓名的太阳帽、小旗子,一定能受到广大选民的欢迎。黄娅知道,在旅游、团体集会以及各类球赛中,也有类似的“文化衫”“文化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自己的创意只是旧瓶装新酒。要想把“酒”卖出去,关键在于包装出新,要有新意、新颖独特的外观设计……。
    
    是的,黄娅的这一招的确不错,“在这一次大选中,她赚了270多万美元”。在这里,我的问题是,如果克里不是“神”的话,他作为一个在此之前世界上没有几个人能知道的教师能够在加油站“金口大开”向选民“口吐油水”吗?印着他的“头像和姓名的太阳帽、小旗子”、“文化衫”之类的东西能够变成为抢手货而被商家看准吗?
    
    与某些朋友的理解不同,民主不可能发布“不许造神”的命令,通达事理的人都知道民主是要迁就人性的,而我们在一般情况下所说的“造神”的事情其根源在人类的本性之中。就此,我们去研读孟德斯鸠在他的时代中所说的“民主产生救世主”的话,那其中的意义是非常深奥的。所以就这样的现象讲,每一次民主的大选,在民主的社会或国家中,就等于是一场“造神运动”,其中的“候选人”哪一个不被为一心要把他推进“神殿”(政府)的拉拉队成员视之为可以掌握社会和国家的“命运之神”呢?如果说这里有一个“自由”的意义的话,可以说是公民有“造神的自由”,我的话如果说到这里便嘎然而止,别人说我是“专制主义者”,我则是百喙莫辩,但是,我的完整意思是说公民在享有自由“造神”权利的同时,亦享有自由“倒神”的权利,而这两种权利在运用过程中的对抗与平衡就造成了民主与专制的区别。
    
    就“造神”来讲,民主不是“十年树人”,而是“十天树人”或“一朝树人”,但是与之对立的“倒神”活动却在不时地提醒人们“十年坏人”!在民主的政治中,不是人不可能“神气一时”,而是人不能够“神气一生”和“神气十年”,“倒神活动”的趋势是任何一个有可能寻找终身“成神”的人都不得不面临失败的境地,这样,人对权力的贪婪的那一条“肌带”就被制度之“刀”给切断了。因此民主制度在表面上看,它就只允许“人对人”的管理,而不允许“神对人”的统治。进一步的分析认为,民主虽然可以在一夜之间把人扶到一个“神”的“高度”上去,但这绝对是有条件的事情,其行为也本身就寓设着一个“神”必须还原为人的规则。明白这个道理,你在民主政治中所发现人崇拜人的那个狂热的现象后,就大可不必为此而忧心忡忡的了。因为只有在这个时刻,你才可以知道,对于政治明星的崇拜恰恰是一个民族政治水平和政治热情的一个晴雨表。若不是这样的话,你在对比中看一看现在的中国,大家对胡锦涛、温家宝这样的政治上的“重量级”人物的出场表示冷淡,甚至嘲讽,而对刘得华、范冰冰这样的影视明星们的出现报以“火暴”的场面,那才真正是我们民族衰老、衰落的表现。就这样的意思讲,在民主的国家中,大选之日是民主国家法定的“节日”,原本是有特别的用心的。如果你研究过民俗学,你就会知道人类的所有的节日,若不是连着“神”,就是连着“鬼”。
    
    
    五、“政治经验”为什么在“治国”时派不上用场?
    
    如果要我对“治国”问题上的“政治经验”说一句话,那么,我认为它就是“坏事”的根子。古今中外的专制理论虽然有很大的差别,但是在一点上却是相同的,那就它们都强调所谓的“政治经验”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这样以来,那些因为没有资格取得“政治经验”的人就被一劳永逸地排斥在政治之外了。因此我们中国人在学习民主 这样的事情上一定要破除它。就政治经验讲,周恩来当了“一辈子”的总理,毛当了“一辈子”的主席,邓小平也“当了一辈子的大官”,顶什么用?而在他们这些“经验主义者”“治理”中国的时候在地球的另一半的美国,那儿如“走马灯”式的四年换一茬人,每一茬都是新人,他们之中的谁以前在白宫获得了“政治经验”呢?可是,瞧,人家搞得多好啊!同我们中国这一帮子“有政治经验”的人相比,美国的总统中出现了职业的军人,种花生出身的农民,电影演员和相当于我们中国社会上所说的那些“小混混”(美国人都知道小布什总统在40岁以前是一个很失败的人),但是人家美国怎么样了呢?
    
    在政治问题上,如果剔除了“政治经验”这个拦路虎,那么理论上的许多问题就可以很容易地澄清,由此而产生的一个结果是那些以自己“富有政治经验”为借口的种种维护专制统治的理论就会出现雪崩式的瓦解。这样以来,政治替换制度上的“新手治国论”便少去了许多的麻烦。于是,政治事务的现代本质就是谁也掩盖不了的。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自己的任上干得挺不错的,可以说是积累了大量的、丰富的“经验”,但是他在8年任期满后,带着自己的“经验”离开了白宫——美国人民怎么不感觉到可惜呢?说到了这里,我发现其实在克林顿离任的前二年,一个“拉练门”事件弄得他几乎下了台。因此,在这里我们又一次地看到的“十年坏人”的问题在民主政治中是任何起作用的。如果假设克林顿再干二十年(相当于毛泽东在中国干的那个时间),那么克林顿可能比毛泽东要“坏”出一百倍就是可以预料的事情了。
    
    如果对“权力可以使人腐化”的公式给予一个时间的内容话,那么,“十年”可以说是一个期限。因此民主的制度关于政治高层的替换是有科学的道理的。在德国的制度中,民选总理没有年限的限制,科尔幸运地执了十二年政,但是在他卸任后,德国兴起了一个“追究”他执政期间贪污行为的诉讼。这样的事情提醒我们注意,在一个法律监督机制良好的国家中,“十年坏人”的现象也是不可避免的。可见,政治上的“轮流坐庄”有着这样的 一个好处,即使人的屁股在可以腐化人的“位置”上不要坐得太久。在这里,权力对除“圣人”而外的任何人都是有吸引力的,因此,对于此的唯一有效地制约也就只能是卡住“执政时间”。
    
    民主就是要卡住这个时间的界限,这就是为什么在政治上要定期换届的原因,而现在我们中国的当权派对于“换届选举”的事情仅仅是走个过场,这样的行为在很大的程度上挫伤了我们中国人对民主的积极性,也在很大的程度了破坏了他们对民主应该抱有的信念。在中国,从1952年开始就一直存在着选举,但是54过去了,选举——这个民主的最只要环节在我们中国人的心里不就是破碎得不可收拾吗?我在陕西省生活的时候,在我所参加的那种所谓的“民主选举”的闹剧中,选民在选票上填着“孙悟空”、“猪八戒”的姓名——那是一点也不假的事情啊!可见,“假选举”在这里破坏的是民主的声誉和信誉,把一个维系着人民利益、人民情感、人民判断、人民价值的东西当成了真正的“玩物”。
    
    问题的要害恰恰就在于,如果民主被专制者玩弄于股掌之上,那么这个国家和社会中的民主就必然地要出于造反、反抗之途径,因此如果说在这样的事情上当权派事实上享有一种选择权的话,那么民主化的道路和民主变更的“主动权”好象是操在统治者的手里。在这里我认为有一个问题特别需要说清楚,那就是在民主的理论库中没有一个“暴民理论”;但是这并不否认在民主化的变更中可以出现“暴民现象”,特别在那些社会分配极不公平的国家里,“暴民现象”好象是民主化运动中一个取不掉的图像了。即使这样,在寻找“暴民现象”的根源时,我们还是最终可以找出“统治者方面”的原因的,如果要解读它,“十年坏人”的规律仍然是最主要的。可不是吗?印度尼西亚的民主化过程其所以出现了严重的“暴民骚乱”,根源就在于苏哈托搞了三十三年铁一般的个人“独裁”。上帝创造了所有的民族,他老人家对每一个民族都是公平的,没有造出哪怕一个邪恶的民族来的,因此那些在某一个时期表现出邪恶性的民族都不是“造物”意义上的邪恶者,制度和人事方面的邪恶才是邪恶之根源。
    
    六、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民主政治是“开玩笑”的政治:
    
    达尔是用多元化理论解释民主的一位影响最大的学者,但是在他很有名的著作《民主理论的前言》中,他却说出了这样的话:“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通常所描绘的民主政治,只不过是开玩笑”。就这样的话,我们如果要整理出民主“玩”的意义,那么我在《民主起源的儿童游戏说之价值浅探》一文中,已经做了个交代,此处不再赘议,在这一篇文章中我只是指出,民主一方面用“一朝树人”的方法要把人一下子扶到了政治的最高处,使人飘飘然如同“神仙”一般,从而满足了人“野心”的需要,但是呢,另一方面它又采取“十年坏人”这样的一个不成文的规矩给人规定了发挥“野心”的时间,所以,在人的“野心”越来越大的时候,它用制度的方式停止了它的运做。在这个意义上,人——任何人——都变成了被民主“玩”的“刍狗”了,于是我们老先人所说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话,就可以改为“民主不仁,以人类为刍狗”。
    
    民主政治的选举是“吊”每一个人想要“成神”的政治“胃口”,一旦你“成”了“神”,它又把你从“神位”上恨狠地摔了下来,摔你个七死八活——这就是民主的“不仁”,但是它仅仅是针对少数人的“不仁”,其行为却满足了绝大多数人在政治上“成仁”的“需要”。丘吉尔在战后抒发自己的情怀的时候,曾经引用古希腊普鲁塔克的话说:“对他们的伟大人物忘恩负义,是强大民族的标志”。我从这样的话中提炼出了如下的一个意思:民主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体制。在民主生活中,一个有本事的人很快就得到了人民的“吹捧”,但是一眨眼间,它又把你“踩在了脚下”。就这个意思去看,我们中国人民在1966年的政治运动中,把那些已经干了“十七年”的当权派统统地“拉下马”,是最符合民主本意的事情,而在1989年我们因为“吃错了药”,不敢去“拉”当权派“下马”,是我们的民主减少了精神的表现。1966年人民在“十七年”的时间里说了一声“靠边站”,邓小平和他的吹鼓手们却说人民“搞错”了,而真正的问题是,人民在“四年”、“八年”的时间上就应该喊“靠边站”。在民主的声音中,如果没有“靠边站”、“造反有理”、“炮打当权派”这些口号所做成的音响,那么民主就如同放了气的气球,是一个瘪的东西。
    
    现在我们中国有这些一帮子知识分子,他们在今天还把民主当成为“理想”的东西来“宣扬”,好象民主的脚步应该永远停留在一百年前的水平上才好,因此他们对于我们中国人民“实践”中的那些带着明显“缺陷”的民主,就看不上眼了,说它不是民主。这样做的结果是民主脱离了它原来的基础和历史,而不得不在一个更靠后的时间中“出世”,因此即使有了一百年的时间,它也还是象一个刚出土的嫩芽芽一样地怕见太阳。
    
    七、“十年坏人”的辩证法:
    
    在民主政治中,你说人要变坏,但是人到底却没有出现多少变坏的,而在专政政治和独裁政治中,你说人是道德的“楷模”,其结果呢?人坏得连提都提不起来——这就是政治问题上的辩证法。
    
    在过去的时代,我们中国人知道了在政治上还有一个“打预防针”的问题,是说,人在还是“无产阶级的人”的时候就要“打政治上的预防针”,防止人在放松警惕的情况下变成为“资产阶级的人”(实际上是“坏人”)。现在中国人民已经不吃这一套了,因为在大家看来,“资产阶级的人”和“无产阶级的人”比较起来都不缺胳膊少腿的,只是这个政治上的“打预防针”的事情却被我们忘记了。其实呢?民主政治才是一个真正给人“打预防针”的政治,而专制政治给人“打预防针”则是“精神出偏”(我写有《论毛泽东的精神出偏和论人民的民主立正》一文)的行为,因此如果说在民主的问题上我们中国人民需要总结经验的话,那么,我们给胡锦涛、温家宝等人“打”上“十年坏人”这个政治上的“预防针”,并且要求中国人民对他们“用药”后的“疗效”进行“观察”,那么民主不就是被我们握在了手里吗?如果他们这些人因为在政治不“成熟”,不知道政治上打“预防针”的作用,以至于我们在给他们“打针”时,他们象无知的儿童一样地乱喊乱叫,那么使用强迫的方法“打针”,也是为了他们好!
    
    在这里,如果说“十年变坏”的事情只发生在政治当权派身上,那么民主的语言就只能够是针对政治当权派人物而发,因此,在这样的语言没有倡明的情况下,我们一些人把民主的话语转到批评“人民”一边,说人民这不够格,那不适合,不就是吃错了药的吗?好家伙,我在最近的一则消息中知道,中国“每年250万人吃错药”。
    
    在民主的问题上,我不但主张同时也希望中国普通人展开政治上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但是我不主张对人民实行有计划的、大规模的批评和声讨,更不承认在民主的历史上中国人民“有罪”,需要跪下来“忏悔”,不,我不是这样认识问题的,因此,我们认为民主已经做出的而我们现在还对之缺乏认识的基本的“政治假设”是:人民没有错误!如果这个“假设”需要解读的话,那么哈林顿在他生活的17世纪中就已经说过:即使人民“有错误”,它也是“由统治者产生的”,“由统治者造成的”(《大洋国》)。
    
    2006-6-18 _(博讯记者:武振荣) [博讯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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