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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滓洞的一个幸存者被处决的经过/晓枫
(博讯2006年6月15日)
    出于良心,出于道义,也出于维护人民共和国法律的尊严,我冒着个人安危与身家安全,将一桩己近四十年至今还未得到平反与昭雪的冤案写在纸上,以引起中央关注,给予公正合理的解决,以谢天下,以顺民心,以昭血冤,以告亡灵。我是这件冤案的受害者和经历者,也是从枪口下逃脱的一个幸存者。现在我年近七旬,生活条件优越,晚年幸福,但我不能忘记历史,忘记过去,更不忘记曾才华横溢,朝夕相处,死于所谓“四川省重大反革命”一案的杨应生和周居正两位挚友。
    
     1964年8月(可能月份有误),在四川省各地城乡人口稠密地区,张贴出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这样一张触目惊心的杀人布告,布告内容大致如下: (博讯 boxun.com)

    
    周匪居正,男,汉族,现年36岁,四川重庆人。该犯思想极端反动,一贯仇恨我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早在1957年,周犯借我党大鸣大放之机,便恶毒攻击我各项方针政策,被划为极右分子,后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改造。周犯在劳动教养中不思悔改,坚持反动立场,决心与人民为敌,进而发展到为首组织反革命集团“马列主义联盟”,自任“联盟主席”,企图推翻我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实属罪大恶极,怙恶不悛的反革命分子,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现判处周匪居正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另一名被杀者叫杨应生,布告内容大致相似,仅籍贯为四川南充市,年龄32岁,罪名反革命,职务为“马列主义联盟川南特委书记”。
    
    一、历史事实与历史真相
    
    周居正,出身贫苦,1947年在重庆秘密参加共产党,担任联络员,以教书为生,后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与《红岩》作者罗广斌等囚于重庆渣滓洞。他在狱中坚贞不屈,继续与国民党斗争。1949年9月在狱中听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在10月1日正式宣告成立,他们高兴激动,放声高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接着和罗广斌等人一起用被盖面绣了一面五星红旗作为向新生共和国的献礼(过去说是江竹筠绣的红旗,不是,是他和罗广斌等人绣的,有史料可查)。1949年11月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屠狱,血洗渣滓洞,他是十余名幸存者中的一人。在越狱时,他还身背一个三岁小孩翻窗逃跑,幸存的活了下来,至今在渣滓洞的纪念碑上,仍有“周居正志士”五字,而他至今却是一个被枪决的匪徒。我们应该怎样来回答这个问题?怎样来解释这桩血淋淋的冤案?
    
    解放后周居正曾任中共重庆市委江北区区委书记,“反右”前是中共重庆市委党校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在1957年整风中,中了毛泽东“引蛇出洞”的“阳谋”,说了几句真话,即被打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极右分子,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杨应生,四川省南充市人,农民出生,1950年初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赴朝作战,有军功,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连队党支部书记,“反右”前系四川省军区某部中尉教官,后开除军藉、党藉,送劳动教养。至于发生在四川省公安厅代号为“415”劳教支队的“反革命”组织“马列主义联盟”一事,纯系子虚乌有,仅是一些当权者用它来染红自己的乌纱帽而已。作者将如实详细的写出,以还历史本来面貌。
    
    二、何为“415”劳教支队
    
    1958年毛泽东提出“超英赶美”的“大跃进”口号,一时间举国上下一片热气腾腾的“建设景象”。按当时中央规划,四川要修一条直达昆明的内昆铁路。为了改造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的一大批“反党反人民的右派分子”,四川省公安厅劳改局调集了全省四五千名年轻力壮的“右派”,在1958年4月15日这一天,建立了四川省公安厅劳改局“415”筑路支队。支队下设8个大队,每个大队下设10多个中队,每个中队下又分4个大组,每个大组有4个小组,每个小组约12至15名劳教人员,有组长、副组长、学习记录员和安全员。
    
    我原是中共成都市委机关报——成都日报社文艺组的编辑,又是中共成都市委机关团委兼职副书记,喜欢写小说、散文和诗歌。从1953年起我以晓枫署名,先后在省内外报刊上发表过不少小说,1956年四川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我短篇小说《生活在前进》、《风水树》,一时被誉为“年轻优秀的工农作家”。1956年夏,中央号召全国作家要“干预生活”,要“敢于揭示生活阴暗面”。中国作协机关刊物《人民文学》,先后发表了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和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省文联多次组织讨论,大家都拍手叫好。于是,在这种热浪的冲动下,我根据自己解放后翻身闹革命有过的经历,一夜之间呵成了一万二千余字的小说《给团省委的一封信》,发表在四川省文联主办的《草地》文艺月刊创刊号上,得到领导和同志交口称誉,说它是四川文坛解放以来最优秀的一篇敢说真话的小说,后收入全省优秀短篇小说集《深山初雪》。1957年三、四两月,我又写了两个续篇《向党反映》和《上北京》,但均未发表,只作为省文联内部讨论稿,开始听见反对之声,说“晓枫立场有问题”,“笔下全是反社会主义创作倾向”的东西。也叫“在劫难逃”吧,“整风反右”中我被揪了出来,“香花”成了“大毒草”,加之我和流沙河等人私交关系,被钦点为四川文艺界反党反人民“七君子”集团中的“一君子”。顷刻,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从机关贴到我住地的家门口。同年7月17日省市机关联合召开了三千多人对我的批斗大会,第二天《成都日报》以一、四、三版发表了各界对我的声讨和批判文章,一版上还有批斗我的特写照片。接着《四川日报》、《人民日报》等多家报刊均发表了批判我的文章和点了我的名。我一下“声名大噪”,成了全省“大右派”,时年22岁。
    
    在全省斗争大会上我拒不向“党和人民低头认罪”,公然在“坦白交待”中说:我出生工人,对共产党既无杀父之仇又无倒霉之怨,我不反党反人民;我是翻身童工,一生热爱社会主义和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不是“右派”,历史将会给我作出公正结论。到会领导拍桌而起,宣布我是一个坚决与党和人民为敌的“右派分子”,将会受到严厉处理。五个月后,我被开除公职、团藉送劳动教养。在戒备森严,百多人挤在一起的地铺上,外加三餐吃高粱而又吃不饱的转运站里呆了半个月,然后送到四川省汉彝杂居地峨边县沙坪农场新建的白夹林中队劳改。这个所谓的农场没有拖拉机、没有图书馆、没有食堂,也没有电话电灯,宿舍是三大间山茅草盖的长房子,四周墙壁用稀泥涂上,咧咀龇牙,穿风透雨,还不如解放前地主关牛关马的棚圈。屋里的床,是山上砍下的树棍树棒用草绳捆扎上、长长一溜上面放一层山茅草。每月待遇1.5元人民币生活费,22斤苞谷稀饭,每日2毛人民币的菜金。三餐喝(注意不是吃)苞谷水,从不用筷,把它倒在石板上狗也追不上。劳动开垦荒山,每天定额0.12亩。由于饥饿和过重的体力劳动,很多人患了水肿,此时正是共和国1958年的黄金时代啊!
    
    在这个中队里同我一起改造的有西南作家协会创作部委员刘盛亚(解放前曾有名著《三K党》),中国美协副主席、著名画家汪子美,重大电机系归国教授董时光,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王匡时,民盟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和组织部长李康与苏军,谐剧专家王永梭,应该说这些人都是民族精英,现在却成了猪狗不如的专政对象。谢谢苍天保佑,公安厅“415”筑路支队成立了,我因年青体壮而调离沙坪农场,进入“415”筑路支队第四大队19中队修筑内昆铁路云南盐津段黄桶槽隧道。而留在峨边沙坪农场的同伴,听说有百分之七十的人相继死于1959年和1960年的“自然灾害”,成了无棺而埋的野鬼。修铁路虽说劳动强度比农场大,但能吃饱穿暖,不再挨饿受冻,每月口粮54斤,一月还能吃上两次肉。可是好景不长,1959年10月内昆铁路停修,我们转战四川凉山喜德县两河口修筑成昆铁路,此时口粮降为42斤,菜里看不见油珠,饥饿再次向我们袭来,队里出现水肿病,有人在工地上瘁死。1960年3月成昆铁路下马,我们又去川北修筑广旺铁路。所谓“反革命组织马列主义联盟”就发生在这期间。
    
    三、 “马列主义联盟”案发生经过
    
    我们中队修筑的广旺(从四川广元县到四川旺苍县,是川陕铁路的一条支线)铁路快活镇一段。这里曾是当年红四方面军闹革命的地方,1932年到1934年建立过苏维埃政权。距我们住地不远的薛家大院是徐向前元帅的指挥部,不少墙壁石碑上仍依稀可见红军残留下的口号标语,诸如“打倒军阀刘湘”、“斗地主分田地,受苦大众要翻身”。
    
    我是“翻身者”,此时却作为“被压迫者”,在服沉重的无期的劳役:繁重劳动却吃不饱,改造思想无归期。大家在绝望中生存折磨中求活。突然晴天霹雳,沉沉的阴霾云层中透出一线阳光,此时正值苏共在召开二十一大党代表大会,斯大林的残暴专横公诸于天下,为世人切齿痛恨。大概是在1961年7月前后,“415”支队来了一个大调动,过去有点名气的“右派”,分别集中在四个中队,我被集中在薛家大院的2中队。此时中队下面的大组改名为分队,大组下面的小组改名为小队,除中队长是干部外,其它分队队长、小队队长全是“右派”劳教分子。铁路不修了,伙食改善了,管理干部态度好了,每天学习半天,休息半天。一天新来的中队长这样向我们讲话:“同志们,你们辛苦了,整整修了三年铁路,现在快回到原单位去。我希望你们好好学习,把身体养好,尽早和家人团聚。”大家觉得很奇怪,一下不是专政对象了,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人们纷纷猜测,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听说中国经过1957年的“反右”斗争后,举国上下无人再敢讲真话,毛泽东的极左路线给全国经济工作造成了很大困难:粮食减产,工厂关门;还听说对过去所划右派要进行甄别,凡错划的一律改正;又传说“大跃进"、“总路线”、“大练钢铁”搞错了,造成农业大幅度减产,老百姓缺衣少食,全国饿死了不少人,中央开始纠偏了……
    
    政治历来翻云覆雨。大约不到三个月,中队长又板着脸孔训人了:“你们这些右派分子,只有好好改造才有出路。”失望、绝望、不满,把有过的内心喜悦冲涮得一干二净,重重阴霾又笼罩在人生历程上。我们中队所居住的地方距旺苍快活镇大约一公里。镇上约三四十户人家,有供销社、餐厅(凭粮票供应)、茶馆。那时我们的劳动是维修公路,休息时便坐在路边或茶馆瞎侃。侃的内容大约有三:一叫精神会餐,梦想何年何月能吃上一顿饱肉饱饭,纵死也闭目闭眼;二是何日解除劳教,与家人团聚,结束别离悲苦;三是苏共21次党代表大会内容新鲜,觉得南斯拉夫的马列主义联盟比共产党宽松,铁托是位英雄。瞎侃难免要走题,有一天不知谁这么说了一句:如果有机会有条件我们在中国也发起组织一个“马列主义联盟”。又有一人说“这名称很好,老周(周居正)是地下党员资格老,有斗争经验,又当过区委书记,选他当主席,大家同意不?”一阵笑声掌声中,又确定了杨应声是“川北特委书记”,我是“联络部长”,还有不少人都赠送了“官名”。这就是“反革命组织”的由来。据我所知从无有文字纲领。
    
    1961年10月我因不能忍受饥饿,伙同同队的“右派”徐洪生(原系四川省军区某部上尉参谋、南下干部)、王炎(原中共四川省兴文县办公室主任、南下干部),趁为中队搬运粮食之机,将150斤重的一袋大米分而食之。旋即,四川省旺苍县人民法院以盗窃国家粮食罪判处我五年有期徒刑。我不服判决,趁外出淘河沙之机潜逃,五天后被抓获,加判五年有期徒刑,送旺苍小松岩煤矿劳改,10天后我再次脱逃远走西北。1962年5月我流浪在兰州以卖苦力为生,夜宿车站码头。一天在公园里游转,信笔在纸上写上一首《流浪呤》打油诗:“风吹孤帆出海口,水共云天茫茫流。摇船汉子苦着脸,望着乡月常发愁;哪儿能生哪儿往,何处能存何处游。问君为何不返里?眼眶潮湿摇摇头。”此诗为同一流浪者重庆大学中文系叫张剑峰的人发现,经过交谈,他告知我他母亲系重大校长,在1957年整风中划为“右派”而含恨自杀,他为母鸣冤叫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为此流浪天涯,发誓为母报仇。他还告诉我中苏发生了严重分歧,赫鲁晓夫不同意中国这一套搞法,毛泽东在重复当年斯大林专横残暴的治国之路。他还说他得到苏联某部门的支持,要策动一批有识之士的中国人从伊犁越境,问我愿不愿意去苏联?我答应去。三天后当我登车前往伊犁的时候犹豫了,原因有二:我认为我出生成份好,把我划成“右派”是搞错了,旺苍人民法院为150斤大米判我5年有期徒刑纯系冤案,中央一定会纠正;我有妻子儿女,尽管互无消息,但情感难割。张剑峰见我不愿上车,于是继续向我做工作,我沉默不语,一脸是泪,提笔写道“:“民族事大遭逢轻,岂为荣辱留骂名。宁将朽骨弃桑梓,耻为异国锦衣臣。它邦悬爵千金赏,安能背祖卖灵魂,我辈终能得宽宥,决非一生是罪人。”他读后谓然叹气:“晓枫,你不走将是共产党一世囚徒!”我惨淡一笑,又踏上西回之路。为了生计,我当过小偷,也作过乞丐,后来混进陕西一家煤矿挖煤。却不知四川省公安厅因“马盟” 事件己向全国发了我的通辑令。1962年春,我在流浪的队伍中被清查出来,由四名荷枪实弹的武装押解回成都。路上曾写有一首很长的《起解悲歌》,现还记得这样几句:天昏地沉云弥漫/普集起解返四川/朝辞武功原上雪/夜度秦岭过巴山/前接乡土近一寸/更动思潮滚滚翻/故乡常惹游子念/多少往事记心间/曾忆蜀都红旗展/年少学徒喜狂癫/破指立誓干革命/马列主义道理端/为保金瓯翻身果,出生入死几曾眠?寄语苍天问来日/生死置外梦团圆……
    
    四、故人相逢在铁窗
    
我于1962年2月押解回四川成都,被关押在省公安厅看守所。这座看守所的前身为梓桐庙,位于城西人民公园后面。这座庙解放前香火十分旺盛,信男善女络绎不绝。解放后何时改为看守所不得而知。当时关押在这里的人均为重犯,诸如国民党时代的省主席王赞绪,达赖哪嘛经师 (记不得名字了),还有共产党的高官刘吉廷和张西挺,除此便是解放后国民党从空中和海上派来的特务。看守所岗哨林立,警卫森严,电网密布,纵然肩生两翅也难飞越出去。我的代号为“411”,同时关在一起的还有三人,他们代号分别为958、332、402,经过好长一段时间才知道他们的真实姓名和身份。代号“958”的叫周迅予,黄埔4期学员,曾参加过共产党,1924年国民党“清党”时他被关押,险些杀掉,为西山会议派邓演达保留下来,此后效忠蒋介石,还先后参加过捕杀民主人士刘卢隐和处决大汉奸韩复榘的特别行动,曾任成都警备司令。解放前夕下令处决活埋于成都十二桥42名烈士的刽子手,后潜松潘草原一带,为首组织川陕甘反共救国军,被蒋介石任命为总司令。电影《猛河黎明》写的便是他。1952年他的部队被解放军击溃,同年被捕入狱。代号“332”的叫贾祥瑞,浙江慈溪人,蒋介石嫡系,解放前曾任国民党军统少将特工,直接镇压过南京学生的大游行。代号“402”的叫张兴富,是国画大师张大千的侄儿,解放后参军赴朝作战,转业后分配到一家汽车修理厂当司机,“自然灾害”中潜逃香港,以叛国罪被抓。

    
    可能由于这里关押的均为重犯,或叫有身份的人,监狱特别文明,与我呆过的地方监狱相较,真叫人道又人道。比如我一送进监舍,管理员即送来牙膏牙刷便纸与内衣,态度和霭,毫无凶相。监狱共有三道铁门,分为三个监区。第一道由武装把守的进监铁门,第二道由看守员把守的提讯铁门,第三道叫卷道铁门,铁门内为各号监舍。监舍每小间约14平方米,有四间连铺床、一张饭桌和一个马桶。每天放风一次,每次15分钟。放风为各号单放,从不聚在一起。放风除叫犯人见见阳光,便是晒衣服、上厕所倒马桶。看管武装只守候大门和岗哨,从不进大墙和监舍发威,管理员只管监视,例行每天放风时间也从不过问案情。人犯案情由专管预审员管,其它人均不得过问。每月囚粮24斤,每日每人8两粮食,早晨二两,午晚各三两,星期日吃两餐,每餐各四两。若遇月大31天,便有7天晚饭是2两,故大家最怕过大月。一月吃两次肉,每次2两,“958”和“332”每天比我们多一两,原因不得而知。监舍里无犯人组长,每天也不学习,相互也不寒喧交谈,吃了饭不是静坐默视便是在斗室里各自闲步。虽然日子过得轻松又不劳动,毕竟口粮低,油晕少,成日感到饥肠辘辘,实在痛苦。
    
    为熄饥火,我成日闭目养神,反复在肚中写诗,这些诗虽属打油诗,却为实实在在的现实与生活的写照。记得有这样三首:1、饥火:成日饿得头发晕/四肢泛力少精神/做人若有牛本领/纵是谷草也能吞;2、闲话:闲话南瓜红薯/饭后停筷思量/这月是大是小/下顿二两三两;3、锻炼:饥能锻炼意志/饿能加强“修养”/为了延长生命/再喝一碗玻璃汤。有时我也觉得将诗写于纸,没有怎样去想它的后果。每次我写在纸上的诗,很快为看守员收走,他们也从不责备我。大概我先后写过这样几首诗《题梓樟宫》:梓樟宫址锦城西/香火曾经旺一时/晨昏木鱼鸦雀噪/暮鼓晨钟是僧衣/白云苍狗世迁变/金刚罗汉作春泥/和尚孤身能饱肚/我伴度日寒伴饥;《麻雀之歌》:麻雀欢喜不知愁/飞去飞来多自由/对对双双天作配/朝暮相随到白头/无君不把王法设/更无监牢关罪囚/同类之间少争斗/相互亲善把生求/但愿来生转只雀/海阔天空任遨游;《自嘲》:少年追党缚苍龙/一腔热血贯长空/性真情直焉有二/岂知风狂道不通/负屈含冤鬼掉泪/壮志沉没神悲恸/借向青云龙门路/笑指胁肩逆势从。
    
    我一关两月,也没有人理睬,好像被遗忘了。同监舍的“958”每天饭后都坐在自己的铺前,用蝇头小楷的毛笔端端正正写什么材料,如果我凑过身去看他写什么,他即刻用手盖上,十分紧张地说:“不能看,这是监规。”后来我们熟悉了,相互都清楚对方身份后,有种说不出的感概。1950年秋我离开茶厂参加革命,配合武工队在川西农村剿匪,上级曾告知我们注意搜捕叛匪周迅予,并有一张通缉照片。照片上的他身着戒装,英俊潇洒,而眼前的他却身穿一身藏服,老实结巴,没点锐气。他告诉我,自1952年被捕入狱后,成天任务就是写交待材料,只要社会上一有运动,共产党要打倒谁,批判谁,监狱领导便动员他写检举材料。这些材料一到共产党手里,便成为打倒对方的钢鞭。他还告诉我,我是反革命要犯,他是上面专门布置监视我的,每天都要向干部报告我的一言一行,甚至夜里说的梦话。他还特别提醒我要少说少写,那个“332”也是监视我的。“332”从不和我说话,每天吃了饭就剔牙齿,要不就唉声叹气,似乎有天大的冤枉。听说他在南京国民党政府任职,解放军横渡长江后,他随国民党政府东迁西跑,后来跑到成都没有挤上去台湾的飞机留了下来。解放后他主动向共产党自首,参加政训班学习,起初每周回家一次,后一月回家一次,再后就回不了家了。这座监狱就是他们修的。应了中国一句俗话:“木匠作枷自作自受。”他说当年参加“政训班”的人,有80%作了刑场之鬼,所以他十分感谢共产党再生之恩,处处争取立功,每天不停写检举揭发报告。“402”和我同系“新生反革命”,有共同语言,只要他们不注意我们就互谈案情,以及商量对策。
    
    直到我被关三个月后,一天下午我被叫出监区,问我话的是“415”支队的金支队长。他是南下干部,当时约莫40岁左右,披着军大衣,跷着二郎腿,白净净的瓜子脸挂着一付金丝眼镜,身旁坐着他毕恭毕敬的秘书。他注目长久地审视我好一会儿,以种胜利者的特有傲慢发问了:“黄泽荣,还认识我吧?”我平静地冷冷一笑:“金支队长,我们劳教队最大的官。”秘书立即纠正我的话:“现在是局长了。”我又一笑,不屑地道:“黄袍加身,局长了,恭喜恭喜。”他哼一声道:“你还是那样桀傲不驯,仇视党和政府。告诉你黄泽荣,你的同党全落网了,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唯一出路,就是彻底向党和政府低头认罪,争取坦白从宽,不要顽固不化,戴着花岗石脑袋去见上帝。”我向来是个吃软不吃硬的人,便气冲冲地回顶一句:“我从进‘415’起,就决心要戴着花岗石脑袋去见上帝,难道金支队长,哦,金局长还不知道吗?”他看从我嘴里掏不出什么,把手一摆道:“带下去叫他好好反省。”
    
    通过这次简单对话,我知道我为什么会关押在这里,可能与“415”的事有关。忽然我一下想起为什么每天隔壁监舍的人放风,只要一响脚镣声,我们监舍的风门就被管理员关闭上,难道那个戴脚镣的人与我有关系?我趁第二天放风时间,在大家不注意的情况下,我推开风门,四目相对,竟是故人杨应生!我立即在纸上写下四句诗:每闻铁镣感心惊/不知负刑是何人/今日偷窗来窥看/方知故人杨应生。
    
    五、 终于逃出鬼门关
    
    既然我知道杨应生关押在这里,省公安厅预审处也不愿再和我兜圈子,很快对我进行突击审讯。1962年夏天的一个上午,我正式被带到一间光线不甚明亮的小屋接受审讯。主审我的预审员叫李永林,另一预审员姓罗,此时任记录员。这两人是省公安厅五处的王牌预审员,不少死刑犯都出自于他们的笔下。他们对我很客气,既不怒目瞪眼,也不拍桌打掌,更不咋呼凶斥,连说话也细语轻言,面带微笑。我进门坐下,相互凝视片刻,李预审员首先给我一支香烟,我客气的摆手婉拒。他微微一笑,吸上烟道:“好习惯,沉沦于生活底层,仍保持着当年晓枫本色。”我用微笑作答。他用手指着窗外问道:“你看那是什么?”我极其平静地回答:“高墙。”“再看那是什么?”“电网。”“再往这边看......”“哨楼。”他深深吸口烟,意味深长的道:“感想很深吧?”“是的。”我冷冰冰地回答:“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十年前翻身闹革命的地方,而今竟是囚禁我牢狱,更没有想到......”他岔断我的话:“没有想到的事情多哟,这就叫阶级斗争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在一定条件下,革命也会变成反革命。晓枫,你很有才气,也是我们共产党培养出的第一批工农作家,由于你不注意思想改造,才写出一篇篇大毒草,唉,我真为你可惜呀!好吧,今天不谈这些了,我想问你认不认识这两个人。”我早己成竹在胸,以漫不经心的口吻作答:“你问吧。”他凝视我的脸神,那双犀利的职业性的眼睛和我对视了一下道:“杨应生?”“认识。”他略微提高嗓门:“周居正?”“认识。”“你和他们的关系?”“朋友。”他笑了,笑中透出杀气:“不仅仅是朋友吧?”我直视了他一眼,毫不示弱地反问一句:“那你说是什么关系呢?”他不正面回答我,穷追地问:“你来这里见过他们吗?”“昨天放风,我从门窗口看见了杨应生。不仅看见了,还写了一首诗。”于是把那首被他们搜去的诗吟了出来。“晓枫,我佩服你直率与胆量,算得上一个豪杰。”他说到这里,把语气一转:“我希望你能配合我们的工作。”我不冷不热地回敬道:“预审员,你走眼了,我是什么豪杰,一个地地道道的小偷。至于说到配合,现在我不是坐在这里接受你们的审讯吗?”他长久端详我,看得出心里压着一腔怒火,却又不好迸发,冷静一会儿,转过语气道:“今天不是审讯,大家放松一点,随便聊聊,不作记录。”他们收去记录本,友善地笑笑问:“你在这里习惯吗?”“很习惯。我觉得比劳改劳教队好,首先人格受到尊重。不打不骂,不捆不绑”他道:“其实从中央到地方都是一个政策,如果说有偏差,是执行人的水平问题。你有什么要求吗?”我毫不客气道:“要求每天增加二两粮食,与958、332一样。”“这个......”他语塞了,隔了好半天才道:“粮食是政策问题,我没有权利去改变政策。至于958、332他们吃多少,那不是我该过问的事。"我点点头,明知他办不到,也不再难为他。第一次提讯就这样戏剧性的结束。
    
    三天后,对我提讯加快加强了,不仅上午提讯,下午提讯,晚上也提讯。同时,提讯的屋子也不断在变换,有时大,有时小,有时明亮,有时黯淡,似乎对我在进行一次心理攻击战。我表现得很平静,大有置生死于度外的坦然。经过几次交锋,看来隔靴搔痒不解决问题,他公开把事情摊出来了:“晓枫,你和杨应生是朋友关系,你们到底是种什么样的朋友关系?”我平静道:“同吃同住同劳动,还有共同语......”“哦,还有共同语?”他笑了,像抓住什么把柄。我道:“多啦,比如我们认为劳教队管我们的干部水平太低,他们不仅训人、骂人,有时还动手打人、捆人。除此,还扣我们囚粮,把定量给我们降低,这样的干部还能把人改造好?”他很失望,但并不甘心,便暗示引诱我道:“你们都是有头脑有抱负的人,对我们出身工农的干部当然不满,这也很有自然。今天我们不讨论这些。我想再问你一个问题,你对党的大政方针呢,比如‘大跃进’、‘总路线’‘三面红旗’......”我笑了:“预审员,我一个阶下囚能说什么?不要说我们这批出身微贱的“右派分子”,就是战功赫赫的彭老总,不也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了吗!吃一堑,长一智,我不会睁着眼再去跳崖。”“晓枫,你是逆来顺受的人吗?”“过去不是,现在是了。”“为什么?”“事实己经教训了我!”我直直地回答:“一篇文章,使得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伤心啊!150斤粮食又使我含冤10年,难道还不痛苦?”他见这一枪白放了,于是另选一个薄弱点:“你和周居正呢?”“我们不同队,仅仅是认识而己。”“我知道你们认识”他岔断道:“我是问他给你许诺过什么?”我茫然地看着他:“许诺?”他点点头:“比如许诺你当书记、当部长。”我哈哈大笑:“预审员,你真会开玩笑,都是劳教人员,同为阶下囚,他能封我官?何况我自无当官之命,一生喜欢文学,无心于仕途。”“晓枫,不要把门封得太死了。党的政策历来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预审员,我更不明白了,你要我坦白什么?我又抗拒了什么?”他沉默了片刻,叹口气道:“晓枫,我们在挽救你。你和他们不一样,你是翻身的工农群众,他们是阶级敌人,两者之间有本质的区别。”“既然有区别,你们就不应该关押我,既关押我又何言有区别?”“好一张利嘴”他似乎动怒了,可他忍住了,不愧是省公安厅的王牌预审员。他吸上烟望着我笑,这笑藏着杀机。“好吧,你把你逃跑在外半年多的时间详细讲一讲,包括每天做些什么,夜晚在什么地方睡,越详细越好。”
    
    我是个欢喜写小说的人,编故事还不容易,而且会编得天衣无缝。借此机会,我把我这几年沉沦社会底层和当囚徒以来所见所闻的各种悲惨事情向他一一陈述。他屏心静气听着我的讲述,既不动怒,也不动情,有时也记上几笔。待我讲述完,他才扬眉一笑道:“晓枫,你真是忧国忧民的诗人,吊民代罪的作家。”我道:“蒙你夸奖,我是什么诗人、作家,一个为嘴伤身的小偷。”他更正我的话:“我再说一遍,你不是小偷,是小偷就不会关押在这地方。现据你讲,我们党的方针政策有这么多失误的地方,那你认为该怎么解决呢?”我道:“出于爱护我们的国家,我仅向你们反映而已。我总认为与我当年追党干革命的差距太大,如是这样我决不会离开茶厂。”无论怎样,我总不和他们诱导的事情沾边,似乎他们也没有什么办法,也无任何材料指证我参与什么“反革命”组织。这时杨应生、周居正他们每天也在提讯,相互情况不得而知,要逃过此关,只能靠自己咬牙挺住。他们对我提讯了将近一个月,未挖出所需的材料,最后给我一大叠纸,叫我写一份从8岁起的交待材料。写就写,写什么呢?我经过思考,以记述形式写了一篇近30万字的中篇小说,标题叫《写给妻子的最后一封信》,扉页有两句诗:“解得玉人心中怨,纵死铁牢无怨言。”可惜此稿现在不知去向,如果仍在不失为一篇好文章,可惜!可惜!后来,他看了这封信,气得在桌上一擂:“晓枫,你感情太丰富了。我告诉你,自从你离家后,你爱人就和别人好了,早早划清界限,己向法院提出离婚申请。”我听后酸楚一笑:“预审员,这都是‘反右’斗争的成果。这叫阶级斗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此一时,彼一时。”他们对我无一点办法,便来了个关着不放,叫你活受罪。
    
    六、 死牢含泪送友人
    
    我在省看守属于严管对象,除了同监舍有“958”和“332”监视我外,管理干部对我也防范得很严。当时这里共关押7人与“马盟”事件有关的人,除杨应生、周居正和我外,还有魏昭(原系重庆市某区卫生局的一位科长,也是右派分子,后判死缓),其它三人只记得他们的姓,一姓陈,一姓彭,一姓李,后均判处无期徒刑。我们7人分关在三个不同的监区里的7个监舍,放风均为单放,根本见不到面。7人中我和杨应生关系最好,同一中队,几年吃住在一起,彼此很了解,再有他和我关押在同一监区,相住仅隔一监舍,每天都能听见他的脚镣声。尽管狱干对我们防范很严,放风又不在一起,可是我们仍通上了消息。这信息又是怎么通的呢?
    
    自我和杨应生的关系公开后,每天放风时他们不再关风门。我一听见脚镣声便站在风门边看着他走过去,每次都四目相对。很多作家都在书中写道:“眼睛是心灵的窗户”“眼睛不仅传神而且会说话”。这时我们的眼睛真发挥了如此作用,它不仅传神,还能通过它来交换情感和告知相互的处境,再有就是手语。这种手语与盲语是两个不同的系统,它常常与眼神配合在一起,真达到了异曲同工的境界。我在前面己经写道,我们每天放风必须做两件事,一是拐个弯上厕所倒马桶(我和他均无此资格),二是晾晒洗换衣服。晾衣服的地方在监舍墙壁上,也是为管理干部不注意和想不到的地方。一次我写了张小纸条,放在衣兜中,借晒衣机会将它挂在监舍的墙壁上,然后待他放风从我门前经过时,我用手比划了一下写字,再指指衣兜,然后再指指外面。第二天我放风取回晾晒衣服,字条己不见了,说明字条他己取走。第二天我从他晾衣服的衣兜里取回他的字条,才知他为“马盟”事件己被省检察院正式起诉。他特别提醒我:“勿上当受骗,不要怕饿,要挺住!”我们就这样来回传递纸条,互通情况,从未被发现。大约到了1964年2月的一天,他在纸条上告诉我:“晓枫,我己被判处死刑,前景难以预料。”我立即通过纸条告诉他:“上诉,坚决上诉!”一周后他又告诉我“我己上诉,可能希望不大。”我回答他:“不要怕,上诉到底!”约莫两个月后,我再没有听到他的脚镣声。三天后一个中午我被换了号,关押在第一监区第13号监舍死牢里,一进门就见戴着手铐和脚镣的杨应生早己关在这里。他神情黯然默默地看了我一眼,我不禁为之一颤。为了安全,省看守所另派了两名年青的犯人来看管他,并一日三餐喂饭喂水。这里没床铺,大家都睡监舍的地板上,彼此很少交谈。此时,我己将生死置之度外,也知道他们是叫我受教育的。进得监舍我便问:“应生,怎样了?”他望着我道:“上诉被最高法院驳回......”我道:“再上诉呀!”他苦苦一笑道:“这是终审裁定!”我急了,几乎是叫出来:“你提要求呀!”他说:“在判处我死刑时我就说,我正在研究中国汉字改革方案,能否给我一点时间把这项研究完成。审判长说,他们不需要反革命的科学家,纵然你会造出原子弹我们也要杀你。”我再无话可说,只好长长地吁叹。
    
    死牢,无声无息的死牢,除了他蠕动的脚镣声外,只能听见相互的呼吸。它紧靠大墙,哨楼正对着它的窗户,一到夜里探照灯每几分钟晃动一次,相距不到一小时,值班狱干就要来察看。同监舍派来的两名看管犯人,按照监规他是己决犯,故不阻止我和杨应生说话。一天,我问他:“应生,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说:“有人检举我们成立了一个反革命组织—马列主义联盟”“到底有没有呀?”“太复杂,说不清楚,反正事己到此了,我能说的和你一样,我们压根儿就不反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那他们为什么要杀你?”我真有点口齿不清楚地问,他似有醒悟的回答:“出于需要,出于阶级斗争的需要。”“阶级斗争”、可怕的“阶级斗争”,斗得广大人民群众怨声载道!而毛泽东一生喜欢斗,到底为着什么啊!按照时间准算,驳回上诉十天就是执行期,但十天后却未执行,他突然问我:“怎么没消息了。”我想了一下,便随口回答:“是不是有什么变化?”他不知可不否地摇摇头,长久地陷入冥想中。
    
    求生是人的本能。当一个人明知自己会死,但只要死神还未降临时,他会有各种各样的幻觉,此时他到底有什么幻觉,我很难说清楚。每天他照样把8两囚粮吃完,早晨在别人帮助下照样洗脸刷牙,有时还倚着窗门看医书。你知道他是怎样在看书吗?他把书的一头放在肩骨上,一头放在风门边,侧着身,垫着脚跟,整个身躯成为一个倾斜的弯曲状,纵是一个正常人也很难受,何况他还是戴着反铐和脚镣的人啊!我看得不忍心,一天这样提醒他:“应生,你休息吧,何苦折磨自己。”他笑笑说:“晓枫,只要活着我就要学习,万一他们宽大了我呢?”“宽大?”这是不可能的事,但我不愿破灭他的幻想,默然地不作回答。而我的幻想却是一个轰天炸雷,把监舍炸个大豁口,然后我们从豁口钻出去,逃奔异国他乡;再不有位仙人略施法术,把我们从监狱里吸引出去,然后深藏大山悬谷,永世不再和人交往。他在幻想中等待来日,我在幻想中描绘未来,似乎都未有绝望的念头。人啊,这就是人。凡无幻想的人,法律用不着判他死刑他也会自杀。人为什么有幻想,就是因为他没有绝望,对明天还怀有希望。杨应生能把他未完成的汉字改革方案研究出来,献给中华民族,但是毛泽东统治下的共产党不要他,一定要杀死他。
    
    我们在平静又不平静中,在幻想与绝望的交替中,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也许他认为活出来了,我也认为有希望了,大约在八月的一个阴霾重重的早晨,我在睡梦中,突然听到哗啦一声监区铁门启开,整齐沉重的脚音渐渐向我逼近,又一撕心裂肺声,监舍门被打开了,昏暗中我看见四个肩挎红带的行刑手站在两侧,监刑官——一个看不清面孔的中年人厉声叫道:“杨应生,出来。”他闻声站起来,平静地看我一眼说:“晓枫,请你把帽子给我戴上。”这是一顶洗得泛白的旧军帽,也是他当年身为共产党员在省军区作中尉教官时戴的军帽,此后一直跟随他,筑路放炮,挑泥抬石,总在他的头上出现。虽然那军帽上面没有红五星了,可他心中的红五星却一直闪烁放光,他爱我们的党,爱我们的社会,爱我们的今天和明天,而爱换来的却是死亡。而今天给予他的是灾难,明天给予他的却又是这样无情。我给他戴上那顶泛白的旧军帽,他挺着腰肢,拖着沉重的脚镣,哗啦哗啦地离我而去。当日下午四点,我放风时,在狱墙看见了那张杀人布告,这张布告帖满全省各城镇。他死了,死于冤屈,死于极左,死于希望之中。他被杀于成都灌县,周居正被杀于重庆永川茶场。
    
    七、不是结尾的结尾
    
    杨应生、周居正杀后不足半个月,成都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以坚持反动立场、抗拒改造为由,加判我两年有期徒刑,合并原刑共为12年,应于1974年5月才能满刑。加刑后李永林预审员找我谈了一次话,他态度十分严厉,几乎在训斥我道:“晓枫,这次算你逃脱了,也是占了你出身成份好的光,下次再犯在我手里,定严惩不贷。”我听后不软不硬地回道:“感谢党和政府对我的宽大,我也记住预审员这份网开一面的善心。杨应生、周居正的死对我的教育很大,今后更知道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可怕啊,说错话也会杀头的。”他像嗅出了什么,十分敏感地反问我:“难道周居正、杨应生他们是说错话掉的脑袋?”我道:“我不是法官,不能妄加评说。”“好,不和你争论这些,何去何从由你决定。”这次谈话也叫不欢而散。
    
    1964年12月一个初冬的日子,我被送到四川省第四监狱去劳动改造。当时省四监狱在泸州市长庚宫,依山傍水,景色十分绚丽,难怪诗仙李白的神庙修在这里。两名武装把我押解送来,省四监狱竟不收纳我。原来这里关押的犯人全是死缓和无期,没有12年徒刑的人犯,后来他们看了我的档案才同意收押。那档案里到底写的什么,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
    
    我关押在省市监狱1中队,身边全是死缓犯,一是重大反革命犯,二是杀人犯,在这里是杀人犯管反革命犯。可能是由于我刑期短和出身好的缘故,中队长对我特别信任,一来就叫我当学习组长,几乎不叫我干体力劳动。狱部一位姓刘的管教大概是喜欢文学,经常找我谈话,并叫我编辑全狱墙报,另外生活上对我也十分照顾,不再挨饿了。可是好景不长,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爆发了,监狱里的干部分成两派,对我好的中队长、刘管教均成了“走资派”或“保守派”,新得势的造反派便拿我开刀了,斗争批判,捆绑打吊,喷气式、挂水桶,均一一领教,然后送到井下挖煤碳、拖煤炭。这时,我真正知道了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十分霸道,不讲任何道理,说打就打,说骂就骂,说杀就杀,无一点仁慈。这时上吊的、跳崖的、杀头的,每月总有两三起。“识时务者为俊杰”,我以保命为上,很少说话,快成了哑巴。人有惊人的适应性,我总算熬到了1974年5月的满刑期。我原认为刑满后就可以回到故乡成都了,没门,管教干部向我这样作了宣布:“戴上坚持反动立场的‘反革命分子帽子’,强行留场改造。”于是把我送到了四川省兴文县新华硫磺厂烧硫磺。硫磺是一种放射性物质,对身体极为有害,其难闻的臭味,穿鼻透肺,连眼睛也睁不开。这里成日黄烟滚滚,方圆二三十里不见青山绿树,河沟里水都是金黄放亮的黑褐色,有点像人的脑花。夏天炼硫磺的炉子高达C氏50多度,人还得在上面操作,而生活待遇与犯人近同,唯一的休息日可去赶场,一年有15天的探亲假。大约是1976年2月吧,我从成都探亲回队,向人讲了一下外面的情况,不久全国掀起“追查政治”谣言,我被列为新华硫磺厂就业员中第一个追查对象,旋即被批关入小监狱。为了活命,我再次潜逃,半年后被抓回。四川省兴文县人民法院根据新华硫磺厂的指控,以反革罪判我有期徒刑8年,送到四川雷马屏农场马家湾中队劳动改造。
    
    1976年9月9日,我从广播中得知毛泽东的死讯,立即在心中写下一首诗:“喜闻雪崩冰山倒,似看春色三分娇,有欢不敢呈脸上,臂勒青纱亦嚎啕”我十分敏感的知道:中国政局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很快“四人帮”被打倒,但全国“批邓反击右侧翻案风”的运动仍轰轰烈烈。大约两年后,我在《新华月报》文摘上读到了关于1957年“反右”斗争文艺战线的几篇“毒草”的翻案文章,其中提到了我的小说《给省团委的一封信》,于是我开始写翻案文章,通过各种渠道寄给我在成都的胞姐黄泽芳和原单位《成都日报》党组织。但是此时的劳改机关仍然冥顽不化,不仅扣押我的翻案信件,还组织犯人斗争我。这时我十分勇敢,在任何高压的情况下,都说自己无罪,是冤案,一定会平反。由于我胞姐的奔跑和原单位领导的关怀,三次派出人事干部到兴文、旺苍和省四监狱查看我的案情。后来在一位中央领导的过问下,我于1980年12月得到彻底平反,回到了成都日报社,重操记者生涯。一天我专程去省公安厅五处拜会李永林预审员。这时他疾病缠身,肝硬化己近晚期,说话显得无精打采。他说:“晓枫,我感谢你不记前嫌,还来看我。唉,历史该怎么来说呢?”他深情地望我一眼继续说:“也许我过去作得太过分一点吧,今天才如此。”我笑笑,十分认真地说:“这不能怪你,你的职业就是如此,正如一个工匠,总不希望自己做出的产品是废品。不过历史是无情的,是非善恶总会清楚。”他黯然地点点头,但均未提及“马盟”事情。我以为杨应生、周居正和我一样均己平反。直到前年(2002年),当年“415”的右派朋友李才义出版了一本《天府悲歌》记事文学,才知杨应生、周居正至今还没有“平反”。我感到十分震惊,经过深入了解,才知道原因所在:
    
    一、 按照中共中央改正“右派”的规定,凡被划成右派后又被判刑者,必须先解决判刑,然后才能改正“右派”。解决判刑有三个渠道:一是本人申诉;二是家人上访;三是原单位出面。杨应生、周居正二人均不具备这三个条件。在“右派改正”的年代,他们己枉死了16年。说到家室杨应生还未结婚,无子无嗣,谁出面为他奔走呼吁?周居正虽然有妻有嗣,可自他划成右派后又以反革命被处决,家里不仅生活困难,每次运动一来,教书妻子必遭批斗,早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悬梁自尽,儿子长大成人后无工作加之不堪折磨,后投江寻短,唯一活着的女儿因未受到良好的教育,不经世事,根本无法为父亲伸冤。至于说到原单位,作领导的决无主动纠正自己的错误,为了表现他们的正确,总想保留一两个“样板”,加之他们又犯了死罪,便更显示他们当年“反右”的“英明”,又何必去纠偏呢?
    
    二、 当1978年—1980年中央平反“冤错假”案和“右派改正”这股风潮过后,要解决这些问题便难上加难了。不久中国经济发生大转折,人们观念发生大变化,世态炎凉,人情淡薄,物流成了当今社会主旋律。人们办任何事情都得借助于“赵公元帅”的能力,没有钱根本不能办事。找律师要钱,取证要钱,托关系要钱。人们常说“法律有良心”,其实这“良心”是受金钱和权力的左右,有谁愿意为杨应生、周居正豁出命去翻案?
    
    三、 现在要解决杨应生和周居正的问题只有中央的头儿出来说话,但哪个中央头儿又甘愿出面冒此风险呢?尽管我把它写出来或诉诸舆论,但是否能解决,说实话,我心里没一点把握。我唯一盼望的是真理、是正义、是奇迹的出现,但愿这复盆之冤能早日见到阳光啊!
    
     2004年1月7日于北京润园
    
    《人与人权》: www.renyurenquan.org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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