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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对毛泽东的背叛/刘晓波
(博讯2006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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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中共的黑箱政治,林彪文革中的大起大落及其死亡,至今仍然迷雾重重。从中共自己公开的材料上看,无论如何,把文革的主要罪责归咎于林彪或四人帮,都有欠公允。我陈述如下史实,并非为了证明林彪多么清白,仅仅是为了尊重历史,没有毛的支持,林彪和四人帮很难在文革中风光无限,毛才是一切灾难的首要罪魁。文革前五年发生的种种暴行,毛泽东是第一罪人,林彪是第二罪人。
     (博讯 boxun.com)

    从钦定接班人到死无葬身之地,林彪之所以最终背叛毛泽东,一是因为他的性格中还有种为人仗义的倔强,二是因为他深知毛的自负、暴虐、多疑的性格,一旦被毛的怀疑,无论怎样输诚,也无济于事。所以,选择继续效忠,结果也是身败名裂;而选择背叛,说不定还有一条生路。
    
    林彪深谙伴君如伴虎的独裁官场生存术,他曾做过极为直率地坦承:“党性,遵命性也。”“遵命乃大德、大勇、大智。”“民主集中制——服从——纪律。”“勿讲真理而重迎合。”“主席就是最大的群众,他一个人顶亿万人,所以和他的关系搞好了,就等于对群众搞好了,这是最大的选票。”“决议不好也同意——头等意义,不然是书呆子。” (见冯建辉:《林彪与个人崇拜》,载于《炎黄春秋》1999年第10期)
    
    林彪践行这套奉承术,始于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为了确立自己在党内的至尊地位,极力拉拢林彪来打击他的政治对手。1942年2月8日,林彪从苏联返回延安,毛亲自接机并举行盛大欢迎会,这在当时的延安是非同寻常的高规格待遇。在此之前,象周恩来和朱德这样的元老从外地返回延安,毛都没有亲自迎接。所以,在随后为林彪举行的欢迎大会上,林致辞说:“季米特洛夫说:苏联的党,由于团结在斯大林同志的周围,而有今天伟大的联共党,中国的党,应该团结在毛泽东同志的周围,以便建设起伟大的中国党,建设起伟大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P251)
    
    1949年后,林彪在韩战问题上让毛泽东吃了软钉子,他以身体不佳为由拒绝出任志愿军总司令,使毛不得不找彭德怀填补。但在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林被毛钦定上山。他配合毛整肃彭德怀,在历史问题上对彭落井下石,由此林取代彭出任国防部长。他上任后便在军内率先发起“学毛著运动”运动,不遗余力地吹捧毛。
    
    文革之初,林彪全力配合毛泽东打倒刘少奇,并把对毛的个人崇拜推向高潮。可以说,在公开场合,林对毛的肉麻吹捧,堪称党内高官之最。他鼓吹“四个伟大”、“一句顶一万句”、“顶峰的顶峰”。中共九大,林被钦定为毛的接班人,理应继续紧跟毛,即便不能提前接班,也可以等待毛的自然死亡。但恰恰在这段关键时期,毛突然对林产生怀疑,而林也违背了独裁官场的紧跟术,不再容忍毛的多疑霸道和翻云覆雨,特别是在毛已经点名批林之后,林仍然倔犟地不肯向毛低头,极大地冒犯了毛,这就注定林的最后结局。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的相关记述证实了这一点。林彪因主张设国家主席而令毛产生怀疑,因为毛对国家主席这一职位极为敏感,大跃进的失败曾使毛不得不声称退居二线,让1959年当上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主持一线,随着刘的权力和威望的提升,毛对刘的不满也不断上升,最终发动文革将刘置于死地。帮助毛打倒了刘的林彪,在刚刚被钦定为接班人之后,马上就提出重设国家主席,必然招致毛的猜忌,毛、林冲突便不可避免。
    
    庐山会议前,在是否设国家主席问题上,毛、林的分歧已经出现,毛开始流露出对林彪和陈伯达等人的不满。1970年8月23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林彪在开幕式上发表长篇讲话,又拿出捧毛的老一套,大讲“天才论”,把毛捧为“天才的天才”。第二天分组讨论,各大组的发言都是紧跟林彪和陈伯达,支持设国家主席,拥戴毛当国家主席。因为,与会者的大多数都不知道,林拥毛当国家主席,怎么会惹得龙颜大怒。
    
    25日下午,政治局召开常委扩大会,各大组长也参加。在会上,毛突然发难,致使形势急转直下。毛作了三项指示:一、立即休会,停止讨论林彪在开幕式的讲话。二,收回华北组二号简报。三、不要揪人,要按九大精神团结起来,陈伯达在华北组的发言是违背九大方针的。毛最后就设国家主席问题气愤地说:你们继续这样,我就下山,让你们闹。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谁坚持设国家主席,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毛当面对林说:我劝你也别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去当!
    
    9月1日,毛写了《我的一点意见》,它是批陈整风的纲领性文件;9月6日,毛在闭幕式上发表了批陈讲话,公开发泄对林的不满;到这时,与会者也都看得出,毛发起“批陈整风运动”,实际上是针对林彪的。
    
    尽管,庐山上的毛、林冲突的结果以毛的胜利告终,陈伯达做了林彪的替罪羊,但在这场力量对比悬殊的较量中,处于绝对弱势的林却始终没有顺从毛。对毛发动的“批陈整风”运动,他采取拒不出席会议的消极抵抗态度,多少还有点站在失败者一边的为人义气;对毛多次要求林认错的威逼,他表现出决不检讨的倔强。而周恩来再次扮演“为主席分忧”的忠臣角色,周曾苦口婆心地力劝林彪出面主持政治局的批陈会议,被林拒绝。周在无功而返的情况下,便充当批陈运动的前台主角。
    
    翻阅《文稿》中的相关记载可以发现,从1970年9月到1971年8月,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毛对“批陈整风”的批示高达20多次,林彪的亲信黄永胜、吴法宪、叶群、邱会作、李作鹏,先后向毛递交了检讨信,毛也多次对这些人的检讨信作了批语。1970年10月10日,毛对吴法宪检讨信的批语多达十条;15日,毛对叶群检讨信的批语也多达十二条。这些批语,无论是明确点到林彪的名字,还是旁敲侧击的点拨,实质上都是针对林彪的,每次批语的最后一条都是“林、周、康及其有关同志阅。”(参见《文稿•第十三册》P126-241)由此可见,毛让这些人检讨且做出多条批语,完全是为了给林彪看,目的是催促林也认错检讨。或者说,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毛一直在等待林主动向他检讨。
    
    然而,无论毛如何逼迫,也无论周恩来如何劝说,林彪就是不低头。他不仅拒绝主持批判陈伯达的高层会议,而且在毛的多次催促下仍然不主动检讨。这在1949年之后的中共历史上,大概还是第一次,林彪也成为敢于犯上的第一位高官。
    
    据时任政治局委员的李德生回忆:从1970年12月22日到1971年1月24日,中央政治局根据毛的指示召开批陈的华北会议,会议本想让林彪主持,但林拒绝,改由周恩来主持。这次会议,系统地揭发和批判了陈伯达的罪行,并宣布了党中央关于改组北京军区的决定:任命李德生为北京军区司令员,纪登奎为政委。毛在任命宣布前亲自和李谈了话。接着,毛又指示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会前,周恩来特意带着李德生、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去北戴河劝说林彪。周向林转达毛的指示,要求林参加即将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讲几句话,也算是下个台阶。然而,这台阶与其说是毛出于挽救林的一片苦心而为林准备的,不如说是毛为自己准备的。只要林出席并主持这次会议,就等于林向毛的屈服,毛也就保住了一言九鼎的龙颜。而林见到周一行人后,只叫黄、吴、李、邱检讨错误,而他自己却不认错,也不愿出席会议。
    
    周等人回北京后,马上去见毛,汇报了北戴河之行的情况。毛听后大怒,当面指着黄、吴、李、邱呵斥道:“你们已经到了悬崖的边沿了!是跳下去?还是推下去?还是拉回来的问题。能不能拉回来全看你们自己了!”李德生在回忆中指出:“对林彪的态度,毛主席满脸不高兴,但当时因有黄、吴、李、邱在场,他没有说什么。”“从1970年9月到1971年4月底,七个多月中,林彪对他在庐山带头搞起来的这场风波,没有作过任何检讨,毛主席多次给他机会,让他下台阶,他不但不思悔改,反而越走越远,终于发展到走向反革命道路,自绝于人民。”(李德生:《从庐山会议到“九•一三”事件的若干回忆》,载于《缅怀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尽管如此,毛泽东也还留有余地。林决不对陈伯达落井下石的仗义和决不向毛低头的倔犟,也可从他在中共庆典上的表现看出。在中共党内,凡是公开的庆典或集会,谁出场谁不出场以及出场的先后秩序,对于每个高官的仕途前景来说极为重要,特别是在党内斗争极为频繁的毛时代。
    
    1970年国庆,刚刚开过“团结胜利”的九大。一来林彪的接班人地位被写进党章,得到了正式确立,他理应随毛泽东一起登上天安门,共渡国庆之夜,以示党的团结。二来就在国庆前的9月6日,毛正式发动针对林的“批陈整风运动”,党内高层斗争已见刀光剑影,林应该识趣,利用与毛同上天安门的机会,当面向毛认错输诚。然而,林彪选择却是决不再紧跟,也不低头。
    
    据毛的一位御用摄影师回忆:10月2日登在《人民日报》头版的毛与林在国庆之夜同登天安门的合影是假的,因为国庆之夜的天安门城楼上,林来后仅仅坐了一小会儿,就不知去向。这位摄影师只拍到一张毛与林坐在同一个圆桌前的远景照片,照片上只能看到林的侧影,而根本就没有拍到毛、林两人在一起亲密无间的镜头。这位现场见证人评述说,林出现在天安门上仅仅是应景而已,他压根就对在国庆之夜跟随毛登天安门全无兴趣,更不要说与毛亲切交谈了。在此之前,林曾以身体不好为由拒绝出席,直到国庆那天,周恩来亲临林彪住处好言力劝,林才勉强答应出席夜晚的观礼。(见《凤凰大视野:说不尽毛泽东》共10集,2004年1月1日首播)
    
    1971年“五•一劳动节”,林彪再次露一面就开溜。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上天安门,但毛万万没有想到,林彪竟然不辞而别,表现出对毛的拒绝态度。据董保存回忆:“五•一”晚上,毛泽东比较早地来到天安门的休息室,穿的中山装很不合体,帽子也没戴好。而直到焰火晚会就要开始时,天安门上仍然林彪的身影。当工作人员请毛泽东等人上城楼、毛泽东已经起身往外走时,林彪还是没有出现。周恩来很着急,叫秘书打电话询问林彪来了没有。
    
    董保存评论说:“对于林彪没有到,毛泽东肯定是有感觉的。但他依然不露声色,通过翻译和西哈努克交谈着。”林彪的身影终于出现,披一件军大衣,脸上毫无表情。他一反常态,谁也没理,既不向毛打招呼致意,也没有和外宾打招呼,就直奔那个属于他的座位,落座后也不说话。这次也象1970年“十•一”上天安门一样,林只坐了一小会儿,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就走了。董保存评论说:“这太反常了!他这是不辞而别,在这样重大的政治场合,不辞而别就是一种难以表述的东西……”
    
    周恩来没想到林会这么快离开。林走后,周再没心思看焰火了,他担心难以向国内外舆论交代。因为,毛、林同登天安门共渡“五•一”的新闻,第二天必须见报,还要有电视片和记录片。但林只是蜻蜓点水地坐了一下,除了一张光线不好的林彪个人照片外,摄影师再没有拍到任何影像资料,特别是没有林与毛在一起的影像。为此,很少向工作人员发火的周恩来,这次却向中央新闻组组长杜修贤大发雷霆。董保存回忆到:周恩来说,大家都知道林副主席身体不好,上午他参加了活动,晚上说好不来参加活动,是我亲自去请他,他才来了。这样的活动要面对全国人民,面对全国观众。你们是新闻宣传的负责人,你们记者手里拿着照相机摄像机为什么不拍呢?有人向周解释说:我们想等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谈话的镜头。
    
    周一听更火了,大声质问:“林副主席来了没有?他在这里坐了一会儿没有?你们都看见了,你们等什么?等他们讲话?什么时候规定要等领导人讲话才能开机?你们头脑里不知想什么。记者难道不懂得抢拍?新闻就是时间,新闻是等来的吗?”“人民希望党中央团结,国家安定,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天安门上和人民群众一起欢度节日,这是多么重要的宣传,这是安定人心的事情,你们回答说林副主席只来了几分钟,行吗?党中央在人民心中的形象靠你们宣传,不是解释。……你们都是有经验的新闻记者,要想到随时会出现意外情况,有应付各种情况的应急准备……你们回去总结经验教训,下不为例。” (董保存:《毛泽东最后一次上天安门林彪为何不辞而别?》;载于《强国论坛》2006年4月30日)
    
    林彪的以上种种不合作,使一直等待林主动服软的毛终于忍无可忍。于是,毛在1971年8月到9月的南巡期间,在武汉、长沙、南昌、杭州,毛一路会见当地的党政军负责人,也一路发表“倒林”讲话。毛从他所认定的九次党内路线斗争讲到庐山会议的第十次路线斗争,他说:“1970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 天才 ,就是反对 九大 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取。”接着,毛直接点了林的名字:“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指林彪在1970年8月23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起先那么大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实事嘛!……什么 顶峰 啦, 一句顶一万句 啦,你说过头了嘛。……什么 大树特树 ,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他们四个人向林彪请示问题都要经过她。”(《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纪要》,见《文稿•第十三册》P242-249)
    
    9月12日,不知为什么,毛突然改变计划,秘密回到北京,在丰台火车站对前来接驾的李德生等人说:“黑手不止陈伯达一个,还有黑手。”毛还要李德生马上调一个师来南口,以便应付可能发生的政变。毛如此部署之后的第二天,就发生了震惊海外的“9•13林彪事件”。再后来,从1971年12月到1972年1月,中共中央下发了经过毛审阅批准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之一、之二、之三等文件。
    
    我相信,在庐山的九届二中全会后的批陈整风运动中,如果林顺从毛的意志,哪怕亲自主持一次批陈整风的高层会议,亲笔给毛写一封检讨信,或在党内高层会议上作一次检讨,即便林的检讨没有周恩来式检讨的自我作贱,而仅仅学习刘少奇,在被毛点名之后检讨一下,毛大概也不会“倒林”,因为“倒林”的政治代价之大,毛这样的权术老手不会不知道。毕竟,林是毛钦定的接班人,刚刚写进党章不久,如果公开倒林,无异于毛的自打嘴巴。所以,毛即便在南巡途中公开发表了“批林”讲话,但仍然留有余地。毛特别提到:“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 “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回北京以后,我还要找他们谈话。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有的可能救过来,有的可能救不过来,要看实践,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见李德生回忆)
    
    即便如此,倔犟的林彪始终没给毛下台阶的机会,正如他在韩战之初拒不担任志愿军总司令一样。正因为如此,林才死得尸骨无存。林彪之死给了毛泽东1949年以来最为沉重的政治打击,不仅是毛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加速了毛的病,更重要的是,“9•13事件”从反面唤醒了中国民间对文革和毛的权威的怀疑。
    
    在林不明不白地死后,毛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公开过作为林彪集团反毛反党的证据的“五•七一工程纪要”。这一材料的民间效应与毛的预期恰恰相反,非但无法抹黑林彪集团,反而使林彪赢得了一部分民心。因为“纪要”的主旨是否定文革毛泽东,其中的一些提法深得民。现摘录如下片断:
    
    ——关于党内斗争:“统治集团内部很不稳定,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几乎白热化。”“军队受压,军心不稳,高级中上层干部不服、不满;小撮秀才 仗势横行霸道,四面树敌头脑发胀,对自己估计过高。党内长期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击的高级干部敢怒不敢言。”“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正在受到严重威胁,笔杆子托派集团正在任意纂改、歪曲马列主义,为他们私利服务。他们用假革命的词藻代替马列主义,用来欺骗和蒙蔽中国人民的思想;”
    
    ——关于社会状况,纪要说:“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众叛亲离。”“农民生活缺吃少穿;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关于国际冲突:“国外矛盾激化中苏对立。”
    
    ——关于毛泽东的整人术,纪要说:“他知道同时向所有人进攻,那就等于自取灭亡,所以他今天拉每个时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今天拉那个打这个,明天拉这个打那个;今天甜言密(蜜)语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于死地;今天是他的座上宾,明天就成了他阶下囚;从几十年的历史看,究竟有哪一个人开始被他捧起来的人,不被到后来不曾被判处政治上死刑?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与他共事始终。他过去的秘书,自杀的自杀、关押的关押,他为数不多的亲密战友和身边亲信也被他送进大牢,甚至连他的亲身儿子也被他逼疯。他是一个怀疑狂、虐待狂,他的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戳穿了说,在他手下一个个象走马灯式垮台的人物,其实都是他的替罪羊。”
    
    纪要中最具启蒙意义的一段话是:“B-52(指毛泽东)好景不长,急不可待地要在近几年内安排后事。对我们不放心。……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把党和国家政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的家长制生活……他滥用中国人民给其信任和地位,历史地走向反面,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该纪要还提出:“对过去B-52以莫须有罪名加以迫害的人,一律给于(予)政治上的解放。”“用民富国强代替他“国富”民穷,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
    
    可以说,在文革后期的中国,林彪之死是民意觉醒的转折点,“五•七一工程纪要”是另类思想启蒙,启动了中国社会的觉醒,不仅使毛的权威迅速下降,文革正确性也遭到了民间怀疑。人们隐隐约约第感到:林彪固然不是好东西,但毛泽东未必就是好东西。如果没有“纪要”所罗列的文革罪恶,后来的“四五运动”未必会把矛头指向毛泽东,发出“秦皇的封建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的呐喊。
    
    曾亲自引领了捧毛的造神运动的林彪,却在毛的威逼下不得不选择背叛,以尸骨无存的惨烈代价,把他亲手建造的神像撞出第一道醒目的裂缝。
    
    2006年5月14日于北京家中
    
    《人与人权》: www.renyurenquan.org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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