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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自由与民主的一组扎记/武振荣
(博讯2006年6月07日)
    
    1、
     自由是人类一个最古老的品种,但是,民主这东西却是一个近-现代的产物。如果我们把宗教、语言、文字这些找不到源头的东西的发明,看成是人类摆脱不自由景况努力的结果的话,那么要找自由的起源,就得进入人类原始历史的研究。因此“自由-民主”的词常常被我们连在一起运用,但是它们究竟是有区别的东西,这是需要注意的。 (博讯 boxun.com)

    
    当然对于钻牛角尖的人来说,他们完全可以说原始社会的人也有“民主”,若是这样那就不好说的了。我的看法是,民主作为是一种制度虽然也有着古老的起源,但是我们现在说的民主是一种附着了近-现代观念与精神的东西,并且在通常的意义上视它为政治制度。
    
    2、
    中国古人对自由的研究有着非常高的水平,特别是庄子,在这一方面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但是对民主,他们就没有做多少值得我们后人缅怀的东西了。在庄子那里,文化这种东西被他看成是对人的自由的扼杀祸首,因此也是要“打倒”它的。他认为没有文化的人,自由得如同一匹在自然状态中生长的小马驹,但是以有了文化就完了,好象马嘴戴上了辔头,蹄子上钉了掌,丧失了天然的本性。因此庄子把发明了文化的“圣人”当成了“强盗”来诅咒,说只有他们死了,人类的自由才会有希望。现在看来,庄子好象不太错误,因为现代生活中的非自由现象已经迫使没有文化的人也好象同意了他的主张,认为人的自由越来越多地受到了限制,文明进步并没有许诺给人的自由的进步,但是在问题的另一面,许多人却承认现代文明可以给人类带来民主,因此,民主化的潮流在近300年的时间中,被名气很大的学者计算为“三波”。
    
    这就是说在现代民主国家,人们虽然感觉不到明显的个人自由的增多,甚至感觉到不自由的量在增加,但是公民手里到底还是拿到了一张民主的选票,从理论上讲,一些人认为自己拿到了手的这一张选票也可能是欺骗他们的,可是这总是一张在手中一摇可以听到风声的东西啊,是实实在在的,和自由那种空气一般的东西到底不一样。
    
    3、
    自由是人类的一种终极的价值,而民主也不过是人在没有更好的方法可以抓住时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物。
    
    马克思在19世纪说的“每个人的自由是发展一切人的自由的条件”,肯尼迪在20世纪说,“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一个人被奴役,所有的人都不自由”的话,都没错,但是要现实这种自由,或者说兑现它,那非得等到牛年马年不可!民主是另外的一种价值,如果一个国家今天民主化了,那么明天,不,甚至今天这个国家的人民就可以得着一定量的可以用数学的方式计算的民主。因此,在21世纪的今天,如果我们认为某些国家(包括我们中国)没有实行民主的条件,那就是骗人的鬼话,我们不要相信它。在上一个世纪,的确有许多的学者写作了浩如烟海的有关一个国家或者民族实行民主所必须具备的条件的书,条件中有什么文化的、教育的、习惯的、历史的,甚至还具体到公民的识字率,顶屁用,多半是废话。所以在今天,所有认为民主还需要等待的人都是吃错了药。
    
    民主这东西只要人争取就有,它和自由是有区别的。“自由”米尔顿。弗里得曼说,“是一个稀有和脆弱的被培养出来的东西”。因此一个民族的民主的程度和自由的程度并不是同等的。在我们中国,目前就有某些人这样地说,等中国人的自由发展“成熟”了,就可以实行民主,这话不是没有道理的。可是,网友五雷轰顶 说“人太成熟了,离入土就不远了!”这话我赞成。
    
    4、
    网友海壁说:“ 民主不是最好的方式,但确实是最不坏的方式”。
    这话非常正确,但是自由,我们却找不出哪怕一个坏的自由,也不存在不好的自由。因此在中国民主化中,存在着一个人对自由的期待和关切,但是如果要我们大家都变成为自由主义者,那就完全错误了,其错误之程度,就好象毛泽东当年要使中国的贫下中农变成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在这方面,我们中国人有许多的经验与教训需要总结,因此在民主自由的事情上最坏的,莫过于鹦鹉学舌。
    
    5、20世纪80年代初我的提法
    为了和共产党的“四化”对立,我提出了“自由化、民主化”“两化”概念,后来经我个人的反复推敲,我认为这“两化”不并列地的好。因为“自由化”和“民主化”同步进行是人们的一种期盼或者向往,不一定就就是事实。一般地说,自由化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缓步地进行,防止出现欲速则不达的现象;但是民主化就不能够这样,民主化在20世纪的下半叶对于人来讲,就应当有着一个时不我待的迫切感,容不得任何的懈怠,原因也在于,在时间的长河中,民主进程如果遇到了障碍,就有可能发生“倒退”的可能。
    
    举例来说。上一个世纪70年代末,共产党实行的所谓“新政策”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接受“自由”的解读:农民有了脱离土地外出务工的自由,进城的自由和在城市买房居住的自由。公民有可以开办小型企业的自由和相对的择业的自由,社会上也容忍了前毛泽东时代所完全不能够容忍的“异议言论”或“独立知识分子”,经济政策也有“私营企业”的活动空间,所有这一切,都可以看成是一种“设计”中的“自由化”现象。但是如果人们认为这样的过程就应该 和“民主化”相“配套”,就是书生议论了。因为谁都知道这个过程的开始是以消灭全国的“民主墙”为代价的。
    
    6、
    伟大的斯宾诺萨说过:“自由一旦授予人,再收回来是困难的”,但是这样的话我们千万不能够理解成为“民主”。民主的过程常常有“倒退”的现象,而在出现了“倒退”时,民主可以说是比原先的无民主时期还要坏。
    
    中国就出现了这样的两次民主上的“大倒退”。一次是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另一次出现在80年代末。这两次大“倒退”造成了中国人对民主的失望,增加了人民的挫折感,使许多人感觉到民主是骗人的,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目前我们面临的情况就是如此。民主这个东西虽然是我们现代人政治生活中的一种普通不过的制度,但是,它却有一种非常奇特的性质,就是说人们必须把它当成“神”来信,信了就有民主;不信就没有民主。于是,我们中国人常说的一句话:“信神如神在”就可以变成为“信民主如民主在。”
    
    我在《民运人士七论》的文章中说过20-21世纪中国社会上最有意义、最值得纪念的事件就是产生出了中国“民运人士”这个词和它所指的那一类人,但是,我也遗憾地说过,中国民运人士却对中国民主的历史、现状以及未来缺乏基本的、必要的研究,许多人在说中国民主的时候“借用”的是西方语式。
    
    7、
    判断一个人有无自由,这样的事情既简单却又复杂,和判断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社会有无民主的事情完全不一样。
    
    譬如,我要去美国,拿不到签证,我感觉到没有去美国的自由;我要出现一本反政府的书,它在国家禁止的事情之列,我感觉到也没有自由,但是呢?若换一个角度看问题,我们甚至连“自由人”和“被奴役的人”也分他不清。圣安布罗斯说过:“一个聪明人即使身为奴隶,也是自由的;据此而论,一个傻瓜虽然统有天下,但也仍是个奴隶。”
    
    对民主我们就不能够说上面的话了。在一个民主的秩序中人对民主的感觉、感触有一个相对的以“数学的方式”(而不是以“哲学的方式”)可以计算出来的量。因此在一个民主化的进程中,即使进行数学上的计算是多此一举,但是可计算的量并不因为明确存在不需要计算而化为乌有。自由之于人虽然也存在着计算,但是那个计算的方程式只有上帝才可以掌握。事实上,人类中就有那么一些伟大的“疯子”,一头压着他们个人的感受,一头压着全宇宙,就这样他们还认为自己的天平是世界上最好的、和最准确的。
    
    8、100个人谈自由,就会出现100个自由主义者。
    
    在100个自由主义者中,可能存在着99个“正确”的。因此,自由不是一个普通人适合讨论和谈论的问题,它是一个“专门家”的问题,和民主是普通人的而不可以为专门家独有是不一样的。
    
    目前,在我们中国情况倒是相反,许多普通想人在讨论自由上出风头(但是这样的“风头”是“出”不了的),而在普通人可以出风头的民主问题上却又“卡壳”了。我的话的意思是一个普通的工人,在他自己的工厂中可能按照自己的意愿选不出一个优秀的经理,但是他却可以按照自己的偏好成功地进行国家主席的选举。现在温总理就犯了这样的错误,他认为选举问题上中国应该是由下到上,循序渐进,先选“村官”,再选“乡官”、“县官”……最后才可以选“国家主席”,傻瓜都知道,按照这样的“程序”下去,“一万年太久”,谁知其下落,那时你去找他,他早已经是“黄泉路”上的不归之人了,“负”得了那个“责”吗?在前不久写作的《中国的民主:翻穿袜子倒穿鞋》的文章中,我已经涉及到了这个问题,此处不再赘议。
    
    9、“当民主妨碍自由的时候”——不是中国问题和中国的事情。
    
    上述问题在西方社会存在着,西方社会现代的思想家思考过这个问题,但是这样的问题在我们中国不是现实的,因此,我们中国人如果陷入了这样的思考就是牛头不对马嘴。可是在中国,“不锈钢老鼠”刘荻——一个很勇敢的年轻女性——就提出上述的问题,解决的方法是:“炮打民主!”其实抱这样思想的人在我们中国异议者的圈子里倒不少。危害就在于,许多人却把这样的异议者认为是搞民主的。
    
    在中国要保持人的自由,不是法律可以承担的任务,谁都知道中国现在的法律是什么样的法律,因此保持中国人自由的东西就只有民主,在中国没有实现民主化变革时,自由虽然也存在,也有,但是没有保证。别人不讲,就说“不锈钢老鼠”吧,2002年11月,她在网上写了一些讽刺共产党的文章,不就是失去了自由吗?如果中国有她这样一大批“炮打民主”的人出现的话,那么中国的事情就糟透了。
    
    10、在人类生活中,自由是“奢侈消费品”,民主是“普通消费品”。
    
    “猫吃糨子——在嘴上摸”的人,一般是不关心自由的,而民主却不一样,民主本身就是为普通人参与政治而设计的制度,因此,在民主制度中和民主的秩序中普通人需要改变的地方并不是如我们一些人想象的那么多。认为生活在专制政治中的人在进入民主的生活时,需要来一种“脱胎换骨”式的改造——这本身就不是民主的思想,它是共产党思想在民主问题上的一种残留物,所以我不用信它。
    
    民主不用怕“有毒的思想”,因为民主本身具有“抗毒性”,所以搞民主的人对于专制主义的东西持一种严肃、严格的批判态度和批判的行为,并不意味着这就是民主的全部事情——这一个理论上的“交”,我们如果“翻”不了,那么我们民运人士自己就认为自己背负着一个给中国人民“洗脑”的任务,事实上,这个“任务”从来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啊!
    
    在国内,我读过美国著名学者科恩的《论民主》的书,我记得他说了这样的话,在美国这个民主的国家中,公民有按照自己的意愿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列宁《国家与革命》、希特勒《我的奋斗》的自由,因为在“民主的美国”虽然存在着对于民主而言的“危险行为”,但是却没有“危险思想”或者“危险精神”。我以为,科恩的思想在我们中国搞民主的人的中间,没有引起注意,我们在反对中国不民主的制度和不民主的事情的时候,认为要必然地反对马克思主义,殊不知在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普通人到底能够享有多少的权利。在这样的问题上,我倒是认为毛的一句话说得很切中要害;“我党懂马列的不多。”事实上,中国人“懂马列”的也不多,既然是这样,我们设计一个13亿人的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运动——可以吗?
    
    在民主的问题上,我们所能够反对的东西是有限的,因此我们想运用一种“全面开花”的战略战术是完全错误的。我们民运人士若不把精力投放到如何组织中国民主运动这一个点上,我们怎么可以打开民主的局面呢?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些东西连胡锦涛这样的人都不信了,我们为什么要反对这些东西呢?我们放着这些人不去反对,倒去反对他们挂着的招牌,划算吗?现在许多人抱着这样的信念,似乎只有战胜了马克思主义,中国的民主化才有希望,这恰恰放过了在中国今天实行专制的“什么都不信,但掌握了权力,并且决心用一切手段维护权力的人所实施的统治”(德沃金语)。
    
    11、中国现在出现了很稀有的自由主义,但是如果有人想运用它去“搞民主”,就完全错误了。
    
    我不是不相信自由主义的价值,我认为这样的价值若被组织在中国民主运动中,那就是世界上最好的事情,但是有一点和大家可能不同,就是我对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民主性的认定没有那么高。我认为在中国民主化问题上,中国也许不需要很多“文化上的黑马”,也不需要一个又一个的“小鲁迅”,而是需要能够有能力组织、发动民主运动的人物,需要一个能够说服中国人民用民主运动的方式建设中国民主制度的人物群;而这样的人物群中的人物们也可能视自己为自由主义者,也可能在文化上持激进的态度,也可能想把自己的文章当成“匕首”刺向敌人,但是他们必须先是一个有志投身于民主运动中的人,并且是想采取政治运动的方式去推翻专制政权,建立民选政府的人,也就是说他必须是“政治”中的人和“行动”中的人,而不是“坐而论道”的人。
    
    现在存在着一种误解,认为“异议言论运动”就是中国的民主运动,而根本就不知道它仅仅是为中国民主运动准备了社会气氛而已。异议言论发展到今天和中国人民已经拉开了距离——这一个现象如果不被我们重视的话,民主化运动就应该偃旗息鼓了。现在的问题是,中国普通人对异议言论的热情已经不是30年前的了,所以,用一套民主的言论去动员人民,这才是问题的最要害之处呢?
    
    12、
    
    我们可以把民主的社会比做一个“正义的银行”(小马丁路德金就这样比喻过),公民在它之中存款,握有它所开的支票,因此,如果这个“银行”没有破产,任何一张支票都是可以兑换成为“现金”的。但是对于自由,我们就不可以说这样的话,因为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人却感觉到自己的自由最少,特别是那些事实上拥有最多自由的人反而愈觉得自己的自由最少。
    
    隋文帝是中国社会上少有的明君,励精图治,很了不起,为了整肃朝纲,他象平民百姓一样地与皇后过着夫妻生活,立下了他不猎艳的规矩,可是他究竟是男人,又是皇帝,所以不久就犯规了,弄得皇后大闹宫廷,他在一气之下竟然给悄悄地溜到了鳞蝣的深山沟里去了,演出了皇帝失踪的大事件……。他的爱将高炯找着了他,劝他不必为一个女人落到这步田地,他说什么来?“我身为帝王,不得自由!”
    
    《红楼梦》中的贾宝玉生活在“簪花簇缨,锦衣玉食”之家,并且又被安排在“女儿国”中,但是他没有娶林妹妹的自由,以至于在一个花团簇锦的大观园中掉入了人间大悲剧之中,谁个救得他?职此之故,我们要使一个自由,和要使一个人民主是不同的。自由和民主不一样,虽然也可以被解读“权利”,但是这种权利的运用却是很复杂的事情,出现麻烦时,需要法官——这样的高度职业化的人——来裁判。在美国,法律专家们曾经就“言论自由”做过这样的辩论,一个人在剧院演出时,有没有“发表”“失火了”的言论?争论中,“发表”“失火了”的人显然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但是法律到底是禁止此一项言论的“发表”,还是禁止此项言论“发表”后所可能引起“行为的后果”?总之一句话,在判断一个人所享有的一向项具体的自由时,不是任何普通人的“智慧”可以应付得了的,但是在民主的“计算”过程中所有人的“智慧”都在假设的意义上被弄得“平等”了。
    
    13、
    
    目前在我们中国,以民主的方式所能够提出来的自由是政治自由,根据以往的经验它可以归纳为:发表的自由、结社的自由和表现的自由。
    
    关于发表的自由,就是说公民如果对政治事务有意见的话,他就有权利发表,发表可以是口头的,也可以是文字的(写大字报和上网)。民主是鼓励人民在政治上说话,而不是压制、压抑和打击之。人说话的目的在一般情况下是给别人听的,因此除了自言自语的那一种方式外,人都喜欢他的话在外界有一种积极的反映,于是,就必然会产生出人在政治上的心心相印的情况,这个时候,民主就应当允许人的政治结社,而人只有事实上结成为了“社”(组织),那么个人在政治上的软弱和不足,就很快地得到了补偿,人才会突然感觉到自己获得了在未结社之前所根本就不会具有的力量、能力和智慧,所以1966年中国的红卫兵组织和1989年的高自联都是在结社的情况下才造就了运动。个人不能够造就民主的运动——这是现代政治的一个主要的教训,因此所有立志要做民主有的人都应当有一种结社的准备。所谓表现的自由就是说自治组织是现代政治中公民表演、表现的最基本的单位,而这样的表演和表现除了公民对自己个人负责之外,对社会不负有责任。自由的意义在这里应当是自足的,自源的,而不需要任何的法理意义上的支持。
    
    在这个意义上,你说:民主政治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台”那是一点都不错的。正因为有一个“乱”,所以谁也别想着要保持政治上“一百年不变”,让所有那些都想“登台”演出而条件具备的人都在台上蹦一蹦,就符合民主制度的本意。和专制政治相比较,民主政治必然是一个“乱哄哄”的政治,它的上面套着一幅“动乱的图象”那是千真万确的。因此所有“怕乱”的人,就别冒充自己是民运人士,安安分分地做奴隶好了。
    
    如果民主政治有一种来自于体制内的“动力”的话,那么“乱”就和它结下了不解之缘。民主政治其所以不会僵化、不会变成死水一潭,关键的原因也可以在“乱”字中寻找。于此相应的是,你若是要寻找民主政治中的公民的“积极性”,那么舍了一个“乱”字,你也会是一无所获。
    
    14、
    
    100年前,民主的话语是一个西方的语式,我们中国的先哲把它移植到我们中国来,这的确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如果说民主这东西同铁路、电灯泡这样的东西是一样的,没有一个固定的“家”的话,那么我们说它具有“普世”价值这话就没有错误,但是,在长达100年的时间内,这种“普世”的价值在我们中国没有一个“普”的结果,这样的事情就好象出了毛病。
    
    我的看法是,我们中国人在这100年的时间中,虽然在学习民主的事情上不及格,但是并不是说我们就没有得分,或者说得了个O分,因此,如果说中国的民运人士要寻找出我们民族的得分数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象异议人士那样地喊O。我的看法是,在民主的卷子上,我们中国人的得分应该是59,也就是说差1分我们就及格了,可是,功亏于一篑,就差这一分,我们就过不了民主的这一关。其实,你若是检讨我们中国人所走的这一条民主之路,那简单可以说是充满了惊心动魄的场面和感天动地的精神,因此,我预料在未来,我们中国的民主有可能是“后来者居上!”
    
    15、结论:
    
    在自由的问题上,我们作不出一个“突然”的进步,但是在民主的问题,没有一个突然出现的进步,我们就够不着民主。
    
    2006-6-7 _(博讯记者:武振荣)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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