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评论] 页面有问题?请点击打印板-》打印版                  [推荐此文给朋友]
[博讯主页]->[大众观点]
   

与网友谈“文革”(11)/武振荣
(博讯2006年6月06日)
    武振荣
    
     73、这一节谈我是怎样研究“文革”的。 (博讯 boxun.com)

    
    74、要说明的是:在1966年,我虽然是我所在学校和家乡运动中的一位骨干、积极分子或小头目,但是我告诉各位,我此时此刻的志向不是做一个政治家、社会活动家或者职业运动家,而是一心要作个国画大家,因此,我在66运动中的那种“积极”是运动中的普通人的积极,没有任何的“个人野心”,如果说有“野心”的话,那就是我做徐悲鸿、石鲁、刘文西之类的人物,我这样的情况和同时代那些政治上“早熟”的人(遇罗克、杨曦光、王希哲等)比较起来,我是“后觉者”。因此当我在读姚文元的文章的时候,就没有任何的“小道消息”为“佐料”可以添加的,因此在其中没有嗅出毛、刘斗争的哪怕一点的气味,对共产党内的路线斗争内幕一无所知,而在北京,那些“老红卫兵”们对此却有着特别的敏感。因此我可以说我自己是在一个“普通人”的水平上接受文化大革命信息的,对它的理解也完全是“普通人”的。
    
    “假使有人问历史学家,”哈威。詹姆斯在其《新史学》一书中说:“近代最新奇的、具有最大影响的发现是什么?他可以回答:近世最新奇、具有最大影响的发现就是我们对普通人和普通事的重要性有了认识和兴趣。我们的民主精神、和它所有的希望和志愿,就是以尊重普通人为根据;我们的科学和它所有的成就和希望,就是以尊重普通事情为根据。”
    
    75、1966年6月,我们学校出现了第一堵“民主墙”,同学们都变成了大字报的“作者”了,这时候我发现本班的部分同学贴出了“武振荣是66级乙班的赫鲁晓夫——炮打武振荣”的大字报。在看到了这样的大字报的时候,我脑海里闪出的第一个念头:这不是1964年我们学校为落实《23条》而开始的以“社会主义教育”为重点的共青团“整风”的大开门吗?在那一次“关门整风”运动中,我作为一个“在学校里大肆散布封建主义腐朽思想”的“典型”而接受了两个星期的“围攻”。想到这一点,我就怕得要命,如果说“文化大革命”“触动每一个人灵魂”的话,那么这话无论如何都是真的。看见,在我们学校文化大革命的初期,而后刘少奇在中国的命运先在我身上悠了一圈,因为我是乙班的班长。在这里,我假设“5、16通知”的精神用“四清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方式一直“贯彻执行”下去,没有发生8月5日之后出现的大变化,那么怎么可以期盼一个人民的解放运动呢?
    
    因此,这个时候上的文化大革命意义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是以往历次共产党政治运动的延伸和继续,保持的是“完整”的共产党运动性质,没有刘国凯说的“人民文革”的“人民”一份。“人民文革”的出现,是在发生了下述情况后才有的。
    
    76、问:到什么时候文化大革命才脱离了共产党运动转化为人民运动呢?
    
    1966年只有一个文化大革命——就是《16条》文件所规定的文化大革命,这个运动如果由共产党领导,那么就不会有“两个”(因为中国共产党只有一个),所以当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在被造反的人民夺取之后,而夺取的人民组织又分裂成两大派、三大派,而每一派都相信由自己推进着的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就变成了“二个、三个”的了。
    
    1967年,我是“中造司”的人,因此,我们这一派所搞的文化大革命和对方派(“兴造司”)的就不同,我们这一派认为对方派“执行的是错误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我们才是“正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代表”,因此,一个文化大革命在我们的学校就被已经分成为两派的同学们给撕成了两半——这就是我提出的66运动的最本质的东西。也正是在这个时刻,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才压迫着我们,被迫我们思考问题。一个我们后来叫做“问题的时代”就这样的姗姗来临了。在此之前,要说“革命”的话,那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些“无价的革命理论”已经把“革命的事情”设计得好好的,剩下的问题就是“落实”。共产党又操着“落实权”,一切都计划得有条有理,容不得半点的马虎与含糊,谁也没有想到1966年的毛泽东思想竟然出现了问题,在排除了共产党而由人民自治组织“落实”时便发生了“两个人分成两派”(参阅上一节的富兰克林的“寓言”)的现象,连毛泽东本人也“没有想到”啊!
    
    在66运动中,虚岁17岁的我没有养成思考的习惯,因此,当派性冲突所带来的问题在压迫我时,不思考就不行了。我在《对一个伟大时代的回忆与理解》中把我们这一代人叫先行动而后思考的一代,不是凭空乱说的。就行动意义讲,我们在没有理解运动时就开始行动,我们是行动的一代;就思考的意义讲,我们的思考,别说在那个时代不可能出现结果,就是在40年的时间内,它的结果也是暧昧不明的。
    
    77、1967年,伙计,文化大革命的这一“宝”就被我“押”在“中造司”上了,因此,我的文化大革命的命运任何,就看这一“宝”如何地揭了。
    
    但是,后来的事实表明,我的这一“宝”给“押”错了。1967年底,我们这一派在学校的派性斗争中给“彻底的失败”了,在对方派强力的趋赶下,我们撤出来学校。就这样 我们在撤出时还吹牛:“我们是主动放弃学校的,要走毛主席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最后地夺取学校”。但是,失败却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的严峻事实。所以从撤出学校的那一刻,可以说“中造司”的文化大革命失败了!1968年2月,我参军入伍的真正动机是逃避失败了的“中造司”文化大革命,因为我曾经是它的头头。
    
    这样,在坐上了去兰州的军列的时候,我在车上叹息:“中造司”的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武振荣的文化大革命失败了!一种非常严重的失败主义的情绪包裹着我,使我离家出走的行为充满了悲剧主义的色彩。这时的我,不是一个“思想者”,但是这些事情压迫着我不得不思想之……,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在“7亿人的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事情上,我所能思想的,也只是我眼皮底下的那些事情?这些事情我不认为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重要事情,因为“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要比我这个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多出一万倍!但是,我是这样想的:我个人的文化大革命对于我来说是如此地“真实”,以至于把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比得好象是“云雾”里头的事情,如神龙一般,藏头露尾。今天,被刘自立等人认为是铁板一块的东西,在那时我的认识中,无异于水中的月,镜里的花……怎么也看不真。
    
    可就这时,我也是文化大革命中过来的一个小混混,说不到有什么“独到”的见解,对于由毛泽东正在描述着的文化大革命的意义还根本提出什么“异议”,即使这样,我总是感觉好象有两个文化大革命在我“里头”闹事、打斗、交战,但是没有认为它是问题。
    
    78、毛泽东林彪的文化大革命胜利了!
    
    1969年4月1日,被造反派的“铁拳”砸烂了的中国共产党恢复了组织,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会上,林彪代表毛泽东做了《关于我国文化大革命伟大胜利》的政治报告。全国沉浸在一片“胜利的狂欢之中”,用报纸上的话说:“群山起舞,江河歌唱!”看着这样的一幅景象,我心里头不是个滋味,自言自语地说:是的,你毛泽东林彪的文化大革命是胜利了,我武振荣的、中造司的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没有了!此刻我“心中”“两个”文化大革命了的斗争和对立好象已经分明的了。人的心就是这样的神秘莫测,难怪我们的老先人讲:“人心唯危,道心唯微。”
    
    79、本钱的获得:我在“地上”学习运动中的表现。
    
    “文革史”专家宋永毅写作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读书活动》是一份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它非常生动而又详细地介绍了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这一代造反的红卫兵中的“先觉者”们走出毛主义的历史事实,对于理解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拥护毛的人为什么变成了反对毛的人的问题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在这种转变的过程中,“地下读书活动”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客观地讲,我没有参加上述的“地下读书活动”,但是在这个活动出现不久,我参加了1970年毛泽东倡导的全民学习哲学的活动,因此我说它是“地上读书”活动是取对比的意义。在这个活动中,我迷上了哲学,于是当画家的“理想”就被“当哲学家”的愿望取代了,一个中学生从此就走上了学习哲学之路而再没有回头。刚开始是看哲学的书,但是上了瘾之后就什么书都看了,古书、线装书,甚至相书都看,到最后一法不可收拾,我变成了一个“吃书的机器”。普里尼欧曾经说:“一本书无论多么糟,总有些好处。”
    
    现在人们说,毛泽东用哲学骗人呢,你上当了。我的回答是:人在真正地学习了哲学之后,谁也骗不了他!我正是在学习哲学的过程中,才发现了毛“欺骗”中国人和欺骗我自己的问题。
    
    80、“支左”:第二次“回到”文化大革命。
    
    1971年,若不是一个偶然的机遇改变了我的人生,文化大革命的事情就会在我的脑海中一晃而过了,因此在说到它时,我会同当年的“战友”们一样地摆一摆龙门阵,根本不会谈出什么自己的东西。可是,人生就充满了一些谁也捉摸不住的机遇,而这些机遇一旦被人抓住,就会把人里里外外地变一个样子。这一年7月,我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宣队”的一名成员进入陕西省石棉矿执行解放军“支左”任务。说是“支左”,其实是帮助刚刚成立的“矿革命委员会”消灭矿上的派性。那时,矿上的两大派组织早已经被解散了,但是“派性的阴魂”不散,两大派的成员还在打派性战争,以至于矿上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形同虚设,为了“彻底地打垮”派性,省军区命令我们进驻石棉矿。
    
    这样以来,我又一次回到了1968年2月逃出了去的文化大革命,但是这一次,我不是“当事人”,而是“旁观者”,于是,我眼睛里再一次看到的文化大革命就同我曾经置身于其间的文化大革命不一样的了。因此,在前几天,一位网友说我“你们这些文化大革命中的人不认识文化大革命,原因是你们在文化大革命之中”,好啦,这一下我“出”了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作为一位“军人”在“审判”石棉矿的文化大革命。这样以来,在观察文化大革命时,我换了个视角。
    
    81、由“历史教条”到“历史问题”——我对文化大革命独立思考的开始。
    
    派性的顽固从一个则面就可以看见,我参加的这一支“军宣队”是第三次进驻石棉矿的,就是说前头的两支“军宣队”分别被石棉矿工人中的派性给赶跑了。听说第二支“军宣队”的人撤走时,连铺盖卷都不敢自己拿啊!也正是有了前面的二次“教训”,我们这一支“军宣队”的工作才做得非常的特别。我们没有和前面的“军宣队”那样一进矿就表态,没有做调查研究就先发言,而是利用了3个月的时间,在调查取证的基础上搞了一份非常详细的《石棉矿文化大革命史》的材料,把石棉矿从1966年5月16日之后发生的到我们进矿的那一天,其间所有事件和事件的经过都弄得清清楚楚,特别是对于矿上的派别组织产生的历史以及互相斗争的历史基本上是全部地掌握。这样,我事实上参加了一部历史的编写工作。可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军宣队”中的人谁也没有想到要整理和写作出的这一部历史同《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史》、《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史》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在“全国”和毛的“文化大革命胜利”之后,我们事实上用“调查研究的方式”写作出来了一座矿山上发生的、真实的、失败了的“文化大革命史”。
    
    就在我参加上述《历史》的编写(执笔者是一位才华横溢但又时运不佳的团宣传股干事)工作时,我给自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你能不能用同样的方式写作出你个人的文化大革命史?你学校的文化大革命史和你县上的文化大革命史?虽然这样的任务当时没有被“落实”,但是这个思路的形成已经把我从“毛泽东林彪的文化大革命历史”中给“拉”了出来。情况是:“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史”是“铁板钉钉”的事情,根本不存在问题,“是中国社会一场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而目前我们整理出来的《石棉矿文化大革命史》和还是没有写作出来的《于阡中学文化大革命史》、《兴平县文化大革命史》却都是“派性对立史、派性斗争史和派性消解史”,也就是说它是一部“问题史”,如果说全国各地的《文化大革命史》都具有同一性质的话,那么所有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人都不得不面对这一部“问题史”,这样以来,我们中国人在研究这一段历史的时候就必然要走出以教育的方式所强加给我们的“历史教条”。
    
    问题是:在这个时刻,我们普通人的知识不足以处理“问题历史”,因为我们是受“教条历史”的束缚,但是我们是不是要一直受它的束缚,特别是我们在已经面临了“问题历史”的时候,是不能够泰然处之的,眼下的情况是:我们虽然整理不出“有问题的文化大革命历史”的意义,但是这一部历史却是我们每一个身临其境的人所熟悉的。
    
    82、由“派性史”(“错误”史)到“民主史”
    
    由“军宣队”搞出来的那一部《陕西省石棉矿文化大革命史》实质上是一部“错误史”,它的中心内容是说石棉矿“广大革命职工在文化大革命中背离了正确的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走上了一条与之相反的资产阶级的派性路线,使文化大革命的意义最后地表现在派性上了”。这样以来,“军宣队”所宣布的《历史》虽然也承认“石棉矿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矿文化大革命的胜利”,但是逻辑已经使“胜利”从“错误历史”的“子宫”里给“生”出来了。问题是,这个东西当时和“毛泽东林彪的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到底怎样可以联系在一起——我没有想,或者想的不多,但是70年代初的中国情况就是这样。
    
    83、林彪的“自我爆炸”炸飞了“毛泽东胜利了的文化大革命”。
    
    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把个“胜利”了的“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给“炸了锅”,于是,各级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的、陕西省的、石棉矿的、兴平县的、于阡中学的、小南大队的文化大革命可以说全都“炸锅”了。 毛主义的方式提起来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是没有意义的了,那么,用一个民主的方式去提出它,能不能成功?就变成了我思考的问题了。如果说在此之前,我学习用哲学的方式来观察和看待问题的话,我在1966年的人民行为中发现了解放,并且发现了解放后的人的派性的价值就不意外。因此到1974年4月,当我执笔写作《绝妙的戏——一个年轻解说员的话》时,毛的文化大革命就变成了我批判的一个靶子了。在这里,我告诉那些没有写过书稿的朋友们,如果你没有写过,那就好,如果你写了,那就坏了,写了一本,还想着要写第二、第三本,非把你弄成一个“书呆子”不可。
    
    从此,我的确成了我所在的部队上的“书呆子”,这样就爬不上去了,因此在别人飞黄腾达的时候,你就只能眼巴巴的看着。当了19年兵之后,我带着厚厚一摞书稿离开了部队。虽然在文化大革命、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历史等问题上我都有话可说,但是在中国人的嘴上还戴着“牛笼嘴”时,我是吃不到“香饽饽”的。
    
    情况如我以前所说过的,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好象是“七宝楼台”,被我拆了开来,就不成片段了,我的66运动的意义是我自己建立起来的,干卿何事?说到这里,我要感谢老天爷,它叫我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是一个少年而不是儿童,假设我是儿童的话,我对文化大革命的记忆若不是停留在牟传珩所说的踏在了“金珠鳞鱼”身上的红卫兵的“一只脚”上面,就会象赵达功那样地说,“我也是文革小组成员”,于是,儿时记事的真切和儿时组织事物意义之荒谬就有可能造成我研究“文革”的障碍,而要克服它,是很麻烦的;对此,我只能说:阿门!
    
    说完了,耽搁大家这么长的时间,对不起(完)!
    
    2006-6-3于韩国首尔市 _(博讯记者:武振荣)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博讯相关报道(最近20条,更多请利用搜索功能):
  • 与网友谈“文革”(10)/武振荣
  • 是改变“土壤”还是培养“土壤”?——读鲍彤的“答记者问”有感/武振荣
  • 又逢“6-4”,说点什么?/武振荣
  • 与网友谈“文革”(9)/武振荣
  • 与网友谈“文革”(8)/武振荣
  • “巫毒娃娃”何以风靡中国(续)?/武振荣
  • “巫毒娃娃”何以风靡中国?/武振荣
  • 与网友谈“文革”(7)/武振荣.
  • 与网友谈“文革”(6)/武振荣
  • 与网友谈“文革”(5)/武振荣
  • 我对近期余杰、王怡事件的看法/武振荣
  • 与网友谈“文革”(4)/武振荣
  • 与网友谈“文革”(3)/武振荣
  • 与网友谈“文革”(2)/武振荣
  • 与《独立论坛》网友谈“文革”/武振荣
  • “文革”不同于纳粹运动的九点辩识——兼与寒竹商榷/武振荣
  • 中国民运中的妇女问题/武振荣
  • “文革”研究解禁了吗?/武振荣
  • 在“文革”问题上的两种言论之分界/武振荣


    点击这里对此新闻发表看法
  •    
    联系我们


    All rights reserved
    博讯是畅所欲言的场所、所有文章均不一定代表博讯立场
    声明:博讯由编辑、义务留学生、学者维护,如有版权问题,请联系我们。另外,欢迎其他媒体 转载博讯文章,为尊重作者的辛勤劳动以及所承担风险,尊重博讯广大义务人士的奉献,请转载时注明来源和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