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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网友谈“文革”(10)/武振荣
(博讯2006年6月05日)
    武振荣
    
     65、 (博讯 boxun.com)

    作者: 季逵 老武 2006-5-31 17:37 [Click:9]
    
    既然你在韩国,先不谈什么文革,能否请你老兄先说说朴正熙女儿,能否成气候吧。前几天被“人民文革”,杀了一刀,缝了好几十珍都成了李时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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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跟帖: 季逵 : 老武 2006-5-31 17:37:02
    
    作者: 武振荣 已经成气候了!——兼论狂热 2006-5-31 18:37 [Click:0]
    
    最新消息:朴领导的大国家党已经胜出。这是我就羊倌儿提出的宗教问题加的一个帖子,韩国人在宗教上的狂热中国人是望尘莫及的,纯福音教会的赵熔基,万民教会的李载禄都是把“福音”要传遍“地极”的人物。我去过上述教会,看了他们教会在世界上的分布图,五大洲都有,那是一点不假。况且韩国是一个基督教后起国,因此对你说到的“韩国”“人民文革一刀”,我倒是笑了,佩服你能够用如此幽默的语言说非常严肃的政治问题,而不失趣味。就从那一刀说吧,可以看出韩国人政治精神之狂热,反美示威,一个青年人从美国大使馆的楼上纵身跳下,反对日本的示威,一个妇女剁断了自己的手指,在对抗政府的示威中,有的人把自己脚和手捆绑后倒掉起来……在过去,安重根击毙了伊藤博文,尹奉吉搞了上海虹桥大爆炸……在韩国,政治家因公民狂热而送命的也不在少数,金九(韩国之父)、朴正熙都命丧于国人之手,就这样的事情我在思考:人这种两条腿的动物在什么状态下才最好?我个人的答复是:狂热!一个著名的神学家说:“基督教具有革命的血统,它是在民众狂热希望里养大的”(饶申布士《社会福音集》)。
    
    
    季逵是一个想象力很丰富的人,他从一个韩国人以“破相”的野蛮方式对大国家党主席朴槿惠刺了“一刀”的事情,想到了“人民文革”,于是“狂热”——一个没有说出来的词就最好不过地概括了上述行为。上面我就韩国的宗教与政治回答了他,但是我没有涉及到“人民文革”的狂热问题,想必这个问题是反对“文革”的人的主要把柄之一。我的看法是:1966年和1966年政治运动最显著的特点可以用“狂热”二字标出,它聚集的意义和招徕的反对,也都是因为它“狂热”。
    
    作者: 海壁 狂热是政治上不成熟的表现,见林语堂《吾国与吾民》 2006-6-1 04:54 [Click:6]
    
    中国人和英国人都讲中庸之道,比较园滑,这是政治上成熟的表现。林语堂对此分析得很透彻
    
    作者: 武振荣 你读一下诺克斯传,了解一下那时代(也是英国革命时代)的英国 2006-6-1 07:04 [Click:4]
    
    人在政治上和宗教上的狂热,你就感觉到林语堂的话讲得不对了,因此,你也就理解了美国人最初的精神上的那些伟大骚动的源头了。其实,世界所有堪称伟大的民族都有一种精神上的狂热时期,或者说其民族性格皆养成于狂热时期。英国人不狂热,一个岛国会变成一个“日不落的世界帝国”吗?英国人如果和中国人一样地“圆滑”、“成熟”,他们就会在大不列颠的岛上晒暖暖,哪想着把英国的国旗插遍全世界!
    
    
    作者: 五雷轰顶 狂热是生命力的表现.麻木,冷漠的是行尸走肉的表现.太成熟了,离入土就不远了. 2006-6-1 07:57 [Click:1]
    
    
    武振荣:支持!
    
    65、再论狂热。
    
    2002年11月我和助手邓韫璧先生在韩国逃亡,举目无亲,没吃没住,于穷困潦倒之际便出没于教会,此间我们找到了一个小教会(有一次做礼拜,连我俩加上才六、七人),可是这个教会的牧师却非常杰出,他给自己的教会起了个“亚杜兰洞”的名字,坚信自己的教会在将来会走出领导世界基督教潮流的大卫,他信心是那样地坚强,话语是那样的肯定,刚开始,我还接受不了,但是后来我非但接受了,而且也希望教会能够出现这样的奇迹。也正是在这个时刻,我才体会到基督教其所以伟大,信仰他的人其所以伟大,都是因为有狂热的精神。我是这样思考问题的,如果把“伟大”比做“儿子”那么它就是由“狂热”生的。“儿子”生出后,只要能得到正确养料,那么“伟大”就可以茁壮成长!
    
    由上面的事情我回想起来了1966年的往事。在中学生自治组织刚刚产生的时间上,我校初66级甲班三个同学:窦志玉、窦国俊、袁枫林结成了一个“赤遍环球战斗队”,模仿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的口气写了一篇《宣言》,别看这三个中学生,他们奋斗的目的是要叫“全世界现实一片红”!用现在人的正常目光看,这简直“狂热到顶了”,可是,在1966年,这样的狂热“正常”、“平常”得连人叫“狂热”都没有啊。关于同样的意义,写作了《伊甸园的飞龙》的作家告诉我们:“我的一个熟人说:今天在美国,假如你不是一个妄想狂患者,那你也是一个精神不正常者”。
    
    因此在所谓的“改革开放”的前20年,当“否定文革”的风气在对“文革”时期的人民“狂热”进行口诛笔伐,而带头者又都是在“文革中身受其害的知识分子”时,我这个丘八(兵)就显得孤立无援了,《66运动论说》和《对一个伟大时代的回忆与理解》写于一座清冷异常的解放军营房内。
    
    66、安徽凤阳农民造反:由政治狂热到经济狂热。兼侃66运动与改革。
    
    如果把发生了70年年代末的安徽凤阳几十个农民写 了血书,造生产队反的行为同“文革”时圆明园废墟上那十几位中学生的行为做一对比,十几个小人物所挑起来的运动在中国掀起来那么大的风浪,而中国最有权力的人都冒着“危险”对这样的行为支持一事,就是我说的中国“特色”;这种“特色”是权力最大的那个把人利用自己的权力使不合法的事物合法化,农民造生产队反的行为是“反对社会主义”,本来是该杀该剿,学生造反行为是“反对共产党党委”,也应该“坚决镇压”,但是1966年的毛泽东和1978年的邓小平都做了一种就“制度”的立场看来是绝对不容许的支持人民的事情,并且赢得了民心。整理出来了这样的一条线索你去研究中国近40年以来的问题,你便可以“出毛去邓”的了。
    
    邓的“改革”这东西你只要好好分析一下,它和毛的“文革”是一模一样的,刚开始许多人都拥护,但是到最后,人不反对也不由自己了。所以,我说朋友们:在这样的现象中,你只要看到了一个中国人民备受压抑的政治史和经济史,你就会对人民寻找政治解放和经济自由的行为表示同情,依着这种同情你就可以整理人民的历史,不会把人民的历史当成毛或者邓的历史了。因此在我的理解中,中国民主化不止是中国人民要求民主权利,而且也同时是人民要求自己历史的归属权。
    
    67、“责任田”的前身是66运动中的农民“观点”——它是“政治”上中国农民的“责任田”。
    
    如果我们在1966年的伟大运动中看见了中国农民是如何为了“捍卫”自己观点而斗争的现象,那么在这种斗争失败后,你以为一切都烟消云散了吗?不是的,伟大的斯宾诺萨曾经说过:“自由一旦授予人,再收回来是困难的”(《神学政治》)。如果说1966年中国农民在认真地“耕种”自己的“观点”的“责任田”的时候突出了一个“我”字,那么收回它就是“困难的”了。毛泽东为了“收回”它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有见任何成效,最后基本上是被消极怠工,不好好干活的农民给气死了。要知道,毛运用他自己的权威是可以“割”掉中国农民的“资本主义尾巴”的(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东西翘得很高),但是他老人家的确没有办法“割”掉农民家庭养的母鸡的“资本主义屁股”,那个东西作为“社会主义”的东西,要下“资本主义的蛋”,他就干瞪眼了。
    
    在这个时候,在文化大革命中养精蓄锐的邓小平才发话了:什么白蛋,红蛋,只要是鸡下的蛋都是好蛋。于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争论就这样的被一个蛋的问题给划上句号了。要分析这里的问题,你就会发现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在行动时虽然还喊着“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革命”、“马列主毛泽东思想”的口号,但是人民行为已经超出了上述问题的范围就是66现象的最本质的问题,也就是说语言和行为的价值已经出现了分离,看不到它,你就会为邓小平唱赞歌,象当年给毛唱赞歌一样。
    
    68、重谈“让步政策”。
    
    回想改革的初期,人们对华国锋、邓小平的“新政策”做出了向农民“让步”的解读,于是一个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被批得“体无完肤”的“让步史学”就因着对“新政策”的说明再度吃香了。在这样的风气中,刚刚脱掉了“臭老九”帽子的人就很活跃,他们为邓小平“抬轿子”时,非常卖力,那时我作为一个丘八是进不了“知识分子”的行列的,因此,我就只能够挤在和我一样的人中间说风凉话了。其实呢,我并没有批评“让步论”,只是我提醒人们注意邓小平为什么要“让步”?到底是向什么东西“让步”?
    
    我的回答是:对经历了66运动洗礼的中国农民“让步”。因此,我在分析“让步政策”时就没有走上“否定”66运动的道路。我的解释是66运动改变了中国农民,使得“统治”他们的人不得不对他们的已有的东西做出“让步”,“我和你不是一个观点,不能够生活在一个政治组织中”——这样的66话语在1978年的共产党改革中就变成了:“我和你不一样,你不能把我和你都捆绑在一个生产队里”的意义,如果你在这里,你没有发现变化的来龙去脉,仅仅是看到了1978年的现象,那你就根本不能够理解中国农民“社会主义”的“脸”为什么在几乎是一夜之间就变成了“资本主义”的“脸”的问题,于是你就说:“要吃粮,找紫阳”,因为赵紫阳那时就生活在中国“变脸”的发源地——四川。这样以来,你又念错了经,把一个人民的改革再一次地当成了大人物的“专利”。
    
    69、人民的历史被“一刀两断”了。
    
    1966年发生于人民社会的政治革命和1978年发生于人民社会的经济改革,实质上已经构成了“完整”的人民历史,但是这个两种历史的线索分别却是由毛和邓这样的大人物提起的,好象人民永远都是小不点。由此而形成的问题是:一个人民的历史就被大人物“一刀两断”了。我其所以对发生于40年前的这一场伟大运动紧抓不放,就在于要想把它复原、整和。这样做的时候,我清楚地看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在同时分别被毛和邓砍了“两刀”,而断成了“三截”,因此人民历史的复原与整和就意味着共产党历史的“彻底终结”。
    
    在这个意义上,我虽然是一个反对共产党很坚决的人,主张运用66造反的方式,但是,我并不认为共产党就是“妖魔鬼怪”,我是从历史特别是66历史的研究中发现了共产党统治完结的时间,因此我理解邓小平在中国实行的“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走资本主义道路”之政策是共产党穷途末路的表现,所以我不为它唱赞歌,因此联系起来看,1966年人民政治运动史,不光是一部人民创造历史的记录,而且也同时记录了共产党退出政治舞台的时间和经过。
    
    70、邓小平的改革为什么失败了?
    
    改革赢得了民心,取得了人民拥护是一个短时间内的现象,也有着偶然性,它不是一条健康的中国发展之路——这一点我在1982年写作的《改革谈九篇》已经说到了,因为中国没有出版自由,所以我的话就没有人能够听到。到21世纪,当人们发现这一场改革失败了的时候就产生了对改革的“反思”(这和在“文革”之后人们“反思”“文革”有异曲同工之妙),原来“过河摸石头”的思想本身就有问题,其实在一个科学预测学已经发展了的世纪中,人们用得着去“摸石头”吗?但是在我们中国,一个“摸”(谐音字是“没”)的“理论”却变成了“教科书”上的真理了。
    
    改革失败的原因不能够在这一组讨论有关“文革”的专题谈话中说清楚,不过我以为改革的“总设计师”把改革前中国社会上出现的政治价值“全盘地否定”是最主要的原因。于是,中国社会上的政治价值和经济价值就被人为地“对立”起来了,而任何一场人类成功的改革无不是协调这两种价值而成功。所以用“狗熊搬包谷棒”的故事(搬一个,扔一个)来说邓小平的改革那是最好不过的了。
    
    民主和自由是两种价值,如果说在“前毛泽东时代”中国社会存在着“民主”的话,那么在“后毛泽东时代”则又出现了“自由”,但是在中国共产党那里,这两种价值是冲突的,而在人民的这一边它却可以可能实现和谐。就这个意义,我说共产党气数已尽,说人民的时代的历史清晰可见就不是一句话的问题了,它体现在近40年以来的政治和经济的各种事实上。
    
    71、关于一本书的说明。
    
    去年,我在韩国一家很小的中文图书馆借阅了吴国光先生编写的《赵紫阳与中国改革》一书,读了后对赵紫阳智囊班子的有关中国改革的思想轮廓有了个大概的了解。在这一本书中出现的那些议论改革、设计改革的人当中,除了薄一波一个人在谈到改革时有时候涉及到50年和60年代的政策与传统外,其他的人没有几个人提到它或者研究它,因此给人这样的一个强烈的印象:中国的改革的“台子”就是1978年“搭”的,而“台子”是在“O”的基础上“搭”成的。事实上也是这样,书中的人物们的眼光都仅仅地盯着1978年之后的东西,就好象这些东西是邓小平、赵紫阳“用魔法从地底下呼唤出来的”(马克思语)。智囊人物的智慧我的确佩服,但是他们的目光之短浅我实在不敢恭维。
    
    结论是:中国的改革事实上起源于伟大的66运动,对66运动的“否定”看法已经弄脏了源头的水,因此你若发现改革给中国种下了祸根,把中国有可能引导到“动乱”的地步的话,那么谁在中国“制造动乱”——这个问题你就会看得非常清楚。
    
    72、这一篇谈话写在这里,按理就应该结束了,但是念起我在谈话中说了一些在别人看来是非常出格的话,因此我感觉到有必要在谈话的末尾把我在近30多年时间内从事的“文革”研究的情况简单的介绍一下,于是,就写作了后一篇《我是怎样研究“文革”的》(未完待续)。
    2006-6-2 _(博讯记者:武振荣)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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