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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与解释:评郎咸平冲击波/闲话
(博讯2006年6月03日)
    
    坐实一个事实
     国有资产的流失,并不是一个新现象。管理层购买(MBO)的具体操作方式,国企老总在管理层购买中的策略人们早在谈论。郎咸平对国企老总侵吞国有资产的揭露不过是说出了一个人所皆知的现象,为什么还能激起那么大的反响呢?不得不承认,在郎咸平出来指控前,这个事实没有落实到具体的财务分析上,所以还不是一个可以作为指控依据的确凿证据。郎咸平用个案研究方法把一个泛化的现象坐实了,他把皇帝没有穿衣这件事确定了下来。 (博讯 boxun.com)

    郎咸平不仅坐实了一个事实,而且在此基础上作了指名道姓的指控。在作这样的指控时,郎咸平越出了学者身份,而直接介入了现实。郎咸平的行为,不像一个学者,而更像一个刑事侦探。学者以揭示现象为目标,按照学术规范,学者对于研究的个案要作适当处理,以保护当事人。而郎咸平把研究的结论直接作为指控的依据,直面公众、媒体,这是他的冲击力所在。郎咸平不甘做一个书斋中安静的学者,他把学者内在的社会关怀直接外化为对现实的干预。
    
    肤浅的解释
    郞是如何解释国企老总的侵占行为的呢?他说是因为国企老总缺乏信托责任。这样的解释没有错,但似乎什么也没有说。如果国企老总都具有信托责任,国有企业当然搞得好。但问题正在于:为什么中国国企老总普遍缺乏信托责任?阿基米德有句名言:如果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动地球。这无疑是绝对正确的。但问题在于,谁能给你这个支点?对郎咸平我们也可以问:国企老总怎么才能有信托责任?在中国的宏观政治经济背景下,国企老总有否可能产生这样的信托责任?
    个案分析是郎咸平的强处,但是他的局限似乎也与此有关。个案研究、财务分析、法律指控,使郎咸平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个人,这样,囯企老总的问题似乎成了他们个人的道德问题。国企老总普遍地缺乏信托责任,是可以用他们个人道德原因随便打发的吗?把社会制度原因归为个人道德原因,是简单化的解释。强调制度原因,并不是要开脱国企老总的责任,而是进一步揭示造成现象的深层原因。
    
    由批判管理者收购跳跃到否定整个产权改革
    郎咸平反对管理者收购(BMO),他所揭露的海尔、TCL、科龙、长虹,都涉及到管理者收购中的问题。管理者收购针对的是代理人信托责任问题,解决的思路是把代理人转化为所有者。管理者收购内含着这样一个预设:代理人总是要挖所有者的墙脚,代理人的信托责任是无法解决的。郎咸平以西方现代企业制度驳斥了这个预设。现代企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管理的专业化,也就是管理者与所有者分离。西方许多家族企业,也经常聘请职业经理来管理。认为只有老板打理企业最有效率,这显然不符合现代企业的基本常识。以西方普遍采用的代理人制度来看,认为国企改革必须走管理者与所有者合一的道路,显然是逆历史的潮流。
    对管理者收购的理论与实践,郎咸平作出了有说服力的批判。但是郎咸平由此否定整个产权改革,这说明他对中国产权改革的逻辑并不清楚。产权改革并不否认代理人制度,产权改革的预设是:面对无主之产,代理人不可能产生信托责任。产权改革的逻辑是:通过制造出一个有实际控制能力的所有者,达成代理人的信托责任。管理者收购只是中国产权改革(也叫私有化)的一种方式,对这种方式的合理与否,是可以讨论的,但产权改革还有许多其他方式,如向全体职工出售、以股份的方式出售给社会公众、出售给其他企业或外资企业等等。郎咸平具体批判的是管理者收购,否认的却是整个产权改革,这里有一个跳跃。
    
    简单化的中西类比
    郎咸平认为国有企业是可以搞好的,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本的判断上:代理人的信托责任与产权无关,换句话说,国企老总的信托责任可以不涉及产权改革而独立解决。
    郎咸平的思路是:既然西方企业可以成功地解决代理人的信托责任问题,中国国企老总的信托责任问题没有理由不能解决。郎咸平的所有观点都是以这一中西代理人的简单类比为基础的。确实,西方企业的代理人信托责任问题解决得很好,确实,中国国有企业与西方的企业有些相似之处。在郎咸平看来,西方企业既然能够解决代理人的信托责任问题,国有企业没有理由解决不了。正是这样的类比,使郎咸平得出了国有企业可以搞好的结论。
    不涉及产权改革,只能转向监管,加强监管正是郞咸平的结论。殊不知,这正是中国国企改革长期坚持的思路。国企改革走到伤筋动骨的产权改革,正可谓迫不得已。不动所有制,而解决国企的问题,是中国政府一向的愿望。在“搞活国有企业”的过程中,中国发展出了最繁复的对国企老总的监管措施,机构多,法规条例多,却大部分失效。为什么监管如此之多,却大部分失效呢?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比较中国国企与西方现代企业,可以发现有个重大差别。国企老总与西方职业经理都是代理人,但他们所面对的所有者是有区别的。西方企业,不管是家族企业、合伙企业,还是股份公司,所有者是明确的,而且可以发挥控制权。而中国国企老总面对的是一个名义的所有者,这个所有者没有实际的控制权,所以国企老总面对的实质上是无主之产。
    
    无主之产,解决不了代理人的信托责任
    中国的国有资产是无主之产,这是国企老总缺乏信托责任的主要原因。
    宪法规定国有资产属于全体人民所有,说它是无主之财,似乎不确切。但全体人民的所有权落实不到实际的支配权,所以这个所有者权是空的、名义的。我们把全体人民称之为名义所有者。
    从国有企业实际运行的情况下,国有资产实际上是由各单位控制着。所以名义上的全民所有,实际上是单位所有(不排除国家跨单位的调拨)。单位所有制是一种很含糊的所有制形式。在法理上,单位没有被赋予明确的所有权,但实际上,单位在相当程度上拥有与所有权相关的权力,如处置权、剩余索取权等。单位所有,当然是指全体职工所有。在反对单位管理者私分国有资产时,有不少论者强调了职代会的权力,似乎与单位管理者相比,全体职工更有资格作为所有者。但是在国企中真正行使权力的,从来都是企业管理者,在职工的工资、福利、待遇各方都依赖管理者的情况下,全体职工的所有权是名义的。随着企业改革,职工名义上企业主人的称号也被剥夺了,成了名实相符的企业雇员,在这种情况下,单位所有制,实际上就是单位管理者支配一切。
    在法理上,对国企老总的约束与监管来自政府各级官员。政府与国企老总也有一层委托代理关系,政府各级官员既是国企老总的选拔者与任命者,也是国企老总的监管者。但这样的监管经常落空。原因在于国有资产并非各级官员私人财产,官员也是国有资产的代理人,他们也与国企老总一样经常缺乏信托责任。各级官员怎样选拔与监管国企老总呢?不能说全是任人唯亲、卖官鬻爵、收受贿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各级官员对国有资产的关心程度远不如真正的所有者。不能说国企老总与各级官员完全没有搞好国有企业的愿意,但不可否认的是,当他们的个人利益与国有企业利益相左时,大部分人会选择牺牲国有企业的利益。
    在各级政府的软约束下,国企老总面对的实际上就是“无主之产”,对于无主之产,实际上不可能有信托责任。国企老总最平常的是多吃多占一点,给自己多发点工资奖金、给自己买好一点的车,住大一点的房,这些行为是不违规不违法的。收受贿赂、吃回扣,虽然违规违法,也是稀松平常。即使追求企业效益,大多也是做表面文章,短期行为,政绩工程,以图升官发财。相反与上级官员搞好关系,发展个人的关系网,对他们的个人发展是更有利的。把企业真正搞好,是有很大难度的,当国企老总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方式很多时,他又何必采用这种吃力不讨好的方式呢?
    在中国,获得企业管理者的位置,就获得了国有资产的处置与支配权,因为国有资产是实质上的无主之产,相当程度上可以供管理者任意处置。国企老总的竞争,不是职业经理岗位的竞争,而是政治与经济资源的争夺。获得权力,就获得了无主之财的控制权,这也是在中国权力如此炙手可热的原因。
    中国国企老总的任命与监管方式,涉及到中国整个政治与社会体制的问题,不是可以方便改变的。在这样的宏观制度大环境下,仅靠技术性的监管措施,不可能解决代理人的信托责任问题。
    
    中国问题不简单
    在这种层层代理的关系中,国有企业搞不好,在中国大陆已经是个路人皆知的事实,而我们的郎咸平先生却站出来说国有企业可以搞好,确实是勇气可嘉。郎咸平的最核心观点是,通过监管,国企老总可以产生信托责任。而我们认为,国企最大特点是所有者缺位,而各级官员不可能形成有效的监管,所以国企老总不可能产生信托责任。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正是要解决监管的主体问题,制造出企业资产的现实所有者。只有现实的所有者,才有能力去实施有效的监管。
    郎咸平坐实了一个事实,却很肤浅地解释了这一事实。他作出了不少有违中国大陆民众常识的论断。但愿这不是出于学者的自以为是,而是由于缺乏切身体验。什么时候郎教授不再一天到晚给国企老总上课,而是放下教授身段,虚心向这些国企老总讨教,他才能更好了解国有企业的运行机制,了解国企老板的成本收益计算吧。
    郎教授在中国大陆刮起了“郎旋风”,他的言论在目前成了强势话语,确实很成功。但是,如果郎教授不仅仅满足于学术明星的效应,只有三板斧是不够的。中国的社会很特别、也很复杂,以为三言两语就能把中国的问题解释得一清二楚,未免太自信了。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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