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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晋:“文革文物”杂谈
(博讯2006年6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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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国殇日的长周末,我又窝在家里读书。看到《世界周刊》的〈文革系列专题报道〉上有篇文章《文革文物收藏热势不可挡—民间文革博物馆隐然成形》,读着读着就想起了一些尘封已久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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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7年的暮春时节,国内的政治气氛已不像以往那样风声鹤唳、剑拔弩张。一天,母亲突发奇想,叫我把家里随处可见却从未翻过的《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设法“处理处理”。我抱起一箱昔日的“红宝书”,放到自行车的后架上,箱上还盖上什么东西作遮掩,小心翼翼地出了门,拐弯抹角地来到了小巷里的废品收购站,幸好废品站里没有其他顾客。我有些战战兢兢地“亮”出“货”放到台秤上。没想到“收破烂的” 仿佛不识字似的,看到“货”却无动于衷,两眼只盯着台秤的刻度盘。
    
    我拿着卖“破烂”所得的约两块钱,如释重负地准备回家。我不经意地往旁边看了一眼,啊,那里堆积如山的全都是暂新的和我刚“处理”掉的“红宝书”一样的 “红货”,比其它什么废铜烂铁的“黑货”多得多,显然是废品收购站在“新的历史时期”最最大宗的进货。许多“红货”上面连标着“学习毛著积极分子奖品”等字样的红封套都原封未动,真是比我还“反动”。
    
    我不是“第一个敢于吃螃蟹”的,虽然有点“后知后觉”的小小遗憾,却是“理直气壮”地回家了。此后,我不时地往废品收购站跑。每次去废品收购站,照例都能看到堆积如山的各种“红货”。不到一年,家里的“红货”基本被清理干净了,显得“眼根清静”了许多,一家人皆大欢喜。
    
    在文革那“火红的年代”,单位给“先进生产者”和“下放插队干部”、学校给“五好学生”、军队给“五好战士”发放的各种奖品或赠品,朋友结婚、同学离别时送的礼物,不是《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就是《毛主席诗词》(那年代即使你有钱,想买一样好点的礼物,很可能除了钱还要这“证”那“号”的,同样令你“阮囊羞涩”。惟有带“毛”字号的“红货”,既不凭“证”也不要“号”,一律敞开供应)。所以各家各户要钱没有,要《毛选》、《毛语录》可是“大大地有”。我高中毕业时,我以前的班主任特别送给我一套全新四卷本硬皮精装的《列宁选集》,还郑重其事地题了字。起初我很感激老师破费许多以表达对我的“厚爱”,后来辗转听别的老师说那套《列宁选集》根本是别人送给这位前班主任的礼物,她只是“借花献佛”而已。她既名正言顺地“清理了门户”,又博得了政治上的好名声,可谓一举两得,看来姜还是老的辣。我从小就是个远近闻名的“书呆子”,可打开《列宁选集》,一看到诸如《共产主义的“左倾幼稚病”》之类的标题、“联共(布)…,苏维埃”之类的字眼,眼皮就开始打架,喉咙里也总像是有个呵欠在酝酿(可我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保尔和冬妮娅谈情说爱的情节时却精神着呢,不仅要“反复咀嚼”,还会“浮想联翩”,真是“孺子不可教也”)。“马列高峰”实在太难攀,我这政治上胸无大志的凡夫俗子只能“望峰兴叹”,当不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只好流落到资本主义的国度作一叶偏安一隅的“浮萍”,此是后话不提。
    
    后来还听说,77届高考因为考生太多(全国共有1,500万考生,堪称世界之最),各地印考题的纸张远远不够。教育部的负责人为此专门请示邓大人,邓大人特许动用进口的原准备印刷《毛泽东选集》的纸张印高考题。这一说法去年从网上的一篇文章中得到了证实。所以,所有77、78届高考的受益者都应该感谢在那个特殊年代敢于拍板的“小平同志”(尽管“小平同志”在“六四”中犯了“历史性错误”)。现在我想,当年如果“小平同志”和教育部的高官们得知各地废品站收购“红货”的盛况,根本不用绞尽脑汁地动用进口的纸张,只需将各地废品站收购的“红货”统统拉回造纸厂,就足够印制所有高考题用的了。
    
    八一年秋天,我去杭州作毕业实习,住在浙江美术学院内。一天,我无意间探头看后窗外,赫然发现偌大的后院几乎半人高的荒草中,静静地躺着一尊巨大的却已四分五裂的毛泽东石膏塑像,那光景比在巴格达被推倒的萨达姆塑像更惨不忍睹。素来“右倾”的我也忍不住愤愤不平:“这还是共产党执政吗?”如果连堂堂浙江美术学院都如此对待毛像,可想而知毛像在其它地方的命运了。
    
    八十年代中我去香港前,家里仍有许多大大小小五花八门的“毛主席像章”。这些像章设计制作得都很精美,代表了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很有收藏价值。我一直是个集邮迷,也很想收藏这些像章。可亲友一再说,“港英政府”是个一贯反共的政府,如果进入香港海关时被查出你携有“毛主席像章”,不仅判你“政治不正确”,被拒绝入境那可就麻烦了,所以绝不能“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无奈之下,我拿着这些精美的像章到处送人,众人却只对国外的彩电、冰箱、洗衣机有兴趣。我“循循诱导”他们:“这些东西一百年后就是文物”,可他们不屑地撇撇嘴,那意思是说,就这也叫文物?你不是诓我吗?
    
    我到了香港后没几天,一天上街闲逛时,突然在一家邮票店的柜台里看到了一排排“金光闪闪的毛主席像章”。我心里顿时五味杂陈,不是为 “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亮了英国殖民地”而激动,而是感慨“人言可畏”之怖、“以讹传讹”之害。
    
    去年上国内的“淘宝网”等拍卖网站闲逛,令我大开眼界。凡是人能够想到的文革时期的各种物品,在这些网站都有得卖,要价都不低,包括《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像章”,真不知它们都是从哪里“蹦出来”的。看着那些“似曾相识”的各类文革拍卖品,我一下子回到了从前。令我“唏嘘不已”的是,二三十年前被无数“心怀不满”的人“弃如敝履”的“红色垃圾”,如今因为怀旧和断代,因为物以稀为贵,摇身一变统统成了待价而沽的“文物”,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印证了“古董(文物)和垃圾的区别只有一线之隔”之说,令后知后觉的我大跌眼镜。不过反过来想想,叫我将“红色垃圾”保存近三十年,然后再上网“待价而沽”,至少让喜欢“眼根清静”的我先得“眼癌”,肯定熬不到大数钞票的那一天。所以,靠文物发财什么的,只能是有耐心有毅力的有心人的事,对缺少经济细胞的我却绝对是“可望不可即”的。所以,安身立命地做人最实际。(2006年6月1日) _(博讯记者:周晋)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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