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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网友谈“文革”(8)/武振荣
(博讯2006年5月31日)
    
    48、66运动的伟大发现:人不自由!
     (博讯 boxun.com)

    文化大革命运动其所以闹得“天翻地覆”,以至于出现“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击”(毛泽东诗句)的现象,原因就在于它藉者一个伟大的发现:人不自由、社会不民主、人民没有“当家作主”!如果说这样的发现是针对“17年”以来共产党所“灌输”的“中国人民享受着社会主义的自由,过着民主的生活,实现了当家作主的权利”这一局面,那么伟大发现所包含的消极意义和积极意义就可以被解读出来。就消极意义讲,人民感觉到共产党骗了自己,17年以来,不是人民“翻身解放”,而是人民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压迫和剥削”;就积极意义讲,人只有发现自己被压迫时才可能求“解放”,只有发现自己被奴役时,才可能造反,正如一位神学家所言:“人在发现他的不自由时才是真有自由”(尼布尔《人的本性与命运》)。
    
    49、上述发现,不是理论上的发现,而是“事实”意义上的发现。
    
    马克思在他的世纪中,工业无产阶级作为一个呱呱坠地的“婴儿”,他就从它“出生”的社会环境、阶级关系和经济地位等发现了它是人类最不自由的一个阶级,如果说这样的发现可以看成是一个“理论的发现”的话,那么,从1949年之后,中国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中国人只知道和只熟悉有关的“理论发现”,而对非理论的发现都持一种排斥的态度,因此在今天,我们许多中国人(包括“独立知识分子”)整理不出来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们中国人民“事实发现”之意义,就一点也不奇怪。
    
    所谓“事实发现”就是说,1966年那一代红卫兵在以“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身份,要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用自己的方式,要求推进正在开展着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之行为受到来自共产党“工作组”的“打”和“压”时,他们才发现了自己不自由、被奴役的“事实”,伟大的造反运动、解放就是在这个“事实”的基础上产生的,不了解这个一点,而议论它,能够说出什么,我就不得而知的了。
    
    例一:1966年6月21日,蒯大富(全国著名的学生领袖)在清华大学校内的一张大字报上写了如下的一段话:“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了回来。现在权在工作组手里,那么我们每一个革命左派就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夺权”。就这么的一段话,就惹下了涛天大祸,他被“打成”了“右派学生”,受到了无情的打击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围攻,6月24日,在工作组的授意下,清华大学还组织了一场“反蒯”的“拥护工作组大游行”……,对此,蒯大富用绝食的方法表示抗议……。
    
    例二:在同一时期,西安交大的李世英(毛泽东批的“学生领袖”)也遭遇到了同样的命运,他认为在交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学校党委和工作组压制了“革命学生”,“转移了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方向”——就说了这样的话,他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在学校内被游街示众,打得鼻青脸肿,在走投无路时,跳楼自杀(未遂)……。
    
    50、《独立评论》毕时圆在《读书笔记:武振荣论文革(一)》一文中问道:红卫兵这样无严格意义上的政治目的组织,这样无序的、以借钟馗打鬼的形式的运动,其正面价值是什么?
    
    答:是自由,是民主!
    
    理由:我们中国人现在的错误是要运用现成的民主理论和自由学说的模子(而这些东西在今天也都是从对西方东西的模仿中得来的)去套66运动,因此,你怎么看也不合适。自由这样的东西本身就是“不自由”境况的产物,因此在任何一项自由的另一头,你都可以发现不自由的因素。66运动运动之前和之后,普通人就没有自由结社的权利,因此红卫兵组织即使没有目的(其实正确的说法是,他们的目的不是他们自己的本愿目的,或者说他们的目的是他们的手段所达不到的)其中结社行为也构成了自由和现实了自由。我们若把目光转向国外,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中学生和工人中出现了那么多的毛主义的组织,公开打着毛主义的旗帜闹事,难道你说它不是自由组织和自由行为吗?这样的自由在我们1966年的中国不但广泛存在,而且可以说是“滥觞”。最近一个网友在围绕对我的文章的议论时,提出了一个他所熟悉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他所生活的地区出现的“托儿带女战斗队”的情况,这恰恰为我的观点提纲了一个左证(我承认它的真实性)。
    
    就民主的意义分析,红卫兵运动取得了反对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合法权利,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情。这样的事情在中国近57年的历史中,只有这一次。就说我自己的情况吧,把国家主席的画像踩在脚下,并且狠狠地踏上几脚,有什么意思呢?就人的本性讲,我也想当国家主席,但是当不上,因此在我把国家主席的画像踩在脚下时,就无意间减轻了我因此而受到的挫折程度,使人人都有的因此我也有的嫉妒心在发泄的行为中实现了平衡,如果说这个意义在按照它自己的意义建构发展的话,那么这种行为就表示我虽然不是国家主席,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红卫兵,但是我已经“战胜”了他,并且把他踩在了自己的脚下,这种从文学的角度上讲是典型的啊Q精神,在政治生活中却托着“平等”二字……,就此继续推理,假设这个时候我当上了国家主席,那么也可能被别人踩在脚下,于是,我又藉此而获得了安全感(因为我不是国家主席),……如此这般下去,一种心理过程的价值(恶)就可以被组织在民主的体系之中了,因此,这样的行为具有民主的意义就是可以证明的了。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中国人的民主思想都非常的“呆板”,也都非常的“生硬”,因此把那些生活中出现和发生的民主(它的“出生”的情况是非常复杂的)总是要放到已经成形的模式去,乍看都不合适。正因为这样,有的人就说,1966年,反对刘少奇不叫民主,反对毛泽东才叫民主哩,这样以来他们就把民主的种类、程度、式样、表现形式和民主与不民主的事情给混淆在一起了。如果说这样的糊涂观念是“正确”的话,那么就等于说,在1989年的民主运动中大学生反对邓小平不叫民主,反对赵紫阳才叫民主。
    
    51:
    作者: dck 文革研究没那么难吧。 2006-5-29 23:32 [Click:33]
    
    理解文革,认识文革,说难也难,其实不难。
    
    
    “文革”研究其实很难、很难(最后一节,我专门说这个问题),所有认为它“不难”的人,都是没有“入门”的人——请允许我这么不礼貌地说。“文革”是发生于40年前的事情,并且它又在极不自由的情况下被中国的当权派们定义了两次,因此对于40岁特别是30岁以下的人来说,认识它必然存在着巨大困难。
    
    我想起了2002年7月份我在中国时的一件事情,一个年轻大学生在和我讨论民主时扯到了“文革”问题上,当时他对我的“文革”话语很不理解,在他的理解中“文革”就是“打、砸、抢”,几亿的“政治土匪”“上街”抢人,因此他向我表明,他自己最“赞赏胡耀邦的‘浩劫论’”。在讨论中,他问我:“‘文革’中你喊过‘砸烂狗头’的口号吗?”我回答:“何止喊过,简直我可以说我自己就喊过一百遍,一千遍!”此大学生一听此话就楞了,他原本以为我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可能躲躲闪闪,没有想到我在回答时竟表现出来当年“造反派”的老毛病,答得如此干脆。他停了一会儿,用非常严肃的口气问:“这个是一个民主的口号吗?”下面是我的回答,其大意转录如下:
    
    首先,我得说明,“狗头”是一种“硬”的东西,在文化大革命中“专指”当权派,“地、富、反、坏、右”的“头”因为“软”得如同柿子,所以没有资格进入“狗头系列”。于是,在说到它时,请允许我把我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要“砸烂”的“狗头”用从上到下的顺序做一个排列,那就是:刘少奇(国家主席)、邓小平(中共中央副主席)、刘澜淘(中共西北局第一书记)、霍示廉(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孟昭亮(中共兴平县委第二书记代理第一书记)、高士瑶(中共兴平县文教局党组书记)、郭焕新(我所在中学的党支部书记)、武彦玉(我村的党支部书记)……。在上述系列中霍士廉以上的人和我没有个人接触,因此“砸烂狗头”的行为是一个纯粹的“精神现象”,不是我这个行为人真实行为中的真实事件,批斗孟昭亮的大会我倒参加过几次,但是在这个“等级”高了一点的批斗大会上我只是一个喊口号的小兵,除了在会场上照相机看不到的角落作出“挥舞拳头”这个动作外,就没有更多的意义了,根本谈不到“肢体的接触”;到批斗郭焕新和武彦玉时我倒是唱主角的,就是说有了“肢体接触”的可能,但是我负责任的告诉大家,我根本没有和他们进行过那怕半次的“肢体接触”……这就是说,我和我发誓要“砸烂狗头”的人保持着法律意义上的距离,在这个距离上排除了“肢体冲突”的可能,于是,“砸烂狗头”这个口号就是我一种“言论行为”,而不附有“肉体伤害”的内容(我不否认运动中出现了“肉体伤害”事件)。
    
    其次,我要特别说明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上述系列人物中的高士瑶于1966年8月初自杀身亡,而这个时期兴平县教育局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是由他“挂帅”的,因此他是死在了自己“领导”的运动中的,不是死在人民造反时期,造反时期出现的“砸烂高士瑶狗头”的口号所针对的是死者,而不是活人;和高的情况一模一样,我的校长郭老师也是在他“领导”的我们学校的文化大革命中自杀(未遂)的,在学生造反时期他倒是“逍遥法外”(当时我们“批判”他的话)了,也不害怕了,因为县上所有中学的校长都和他一样地被“打倒”了,一个也没有剩下,大家都一样,谁还害怕呢?
    
    最后,可以这样总结:“砸烂狗头”——是我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一项“言论”,如果说“言论自由”的法律允许人对当权派这样特殊的“公众人物”享有讽刺的权利的话,那么我不过是用“粗话”讽刺了他们;如果把发表上述言论时我“挥舞拳头”的行为看成是一种政治的表演,那么民主运动需要这样的“表演”就是我整理出来的内容。客观的讲,上述“狗头”没有被“砸烂”几颗,邓、刘、霍、武等等人都毫发未损地活到了“复辟”之日。郭老师虽然受了伤,身体很快也恢复了健康。
    
    我有一个论点:文化大革命中的人都是口是心非者,他们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因此你如果用“语言和行为的一致”的传统观点在研究它时,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如果说在这个时候存在着所谓的“历史缺陷”的话,就是说人民在没有获得自己的语言的时候“借着”毛的语言搞了一场“自己解放自己”的运动,因此,到最后,当运动的意义需要人民自我独立表述时,人民就只能够说,“还是听毛主席的吧!”
    
    譬如,运动中最得劲、最有代表性的口号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种从容不迫,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毛泽东语录),你若以此口号判定人民的行为是“暴力革命”,你就太糊涂了,用陕西人的土话讲,你是好象是“吃了八辈子的糊涂饭(用面粉做的稀饭叫“糊涂饭”,吃起来粘糊糊的),眉毛和胡子都粘在一块了!”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确出现了一个“打、砸、抢”的口号,这样的口号我个人的确也喊过,但是那不是在运动展开的过程中喊的,而是在造反派演出的“文艺节目”中喊的,那是一个“豪情满怀”的男同学和一个“挺胸昂首”的女同学合说的《对口词》:
    
    男:反动派不倒——
    女:我们就打!(并且拳头由上自下的挥舞,做一个打的姿势)
    男:铁盖子揭不开——
    女:我们就砸!(同样地挥舞拳头)
    男:黑材料不交——
    女:我们就抢!(扎一个马步,并且还要做一个抢的动作)
    
    文化大革命中的3年,我的确目睹过武斗和打人的事件,但从来就没有听说过有人抢商店、抢银行,也没有听说过有组织的强奸、有组织的杀人放火,因为文化大革命时没有“黑社会”,也没有“青少年犯罪团伙”,没有卖淫的职业性妇女。郑义先生提供的广西杀人事件,我当时在陕西没有听过,我承认它是事实,但是我补充它不是人民运动中的事实,也不是1966年中国社会的普遍事实,如果说在“解放”性质的人民运动和“害人”的共产党运动之间存在着一个“交织”的问题的话,那么郑义先生的研究价值就可以被组织在“解放的代价”的体系中,别说在40年前我们中国人为此付出了代价,23年后年的“6-4”其代价不就是更惨吗?对于那些学习外国人在中国鼓吹民主、自由的非代价论的“独立知识分子”我们不用理他们,他们和我们走的不是一条道,任他们说去吧(未完待续)。
    2006-5-31 _(博讯记者:武振荣)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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