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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中错的X 和周恩来 和 周总理与‘ X ’/张鹤慈
(博讯2006年5月30日)
    张鹤慈(澳大利亚)
    
     ("对此案有兴趣的人,可以上 http://hw001.gate01.com/jingwujisha/ 这个网页。可以看到有关的材料。") (博讯 boxun.com)

    
    因为中国公安机构极度的黑箱作业,又因为涉及中央的高层的人物, X 一案不但是一般人不明真相,就是我们当事人也是有太多的不解之谜。
    
    由于周国平自传的出版和周国平与曹天予的官司,使一些真像浮出水面,但跟着引出更多的问题。
    
    弄清的问题中,最主要的是, X 一案在 1963 年5 月 28 日,已经按周恩来的批示,做了处理。
    
    周总理批示:"年轻人缺乏实践,让他们去劳动。"; "对我们自己的孩子要严……"; "批判从严,处理从宽。"
    
    公安部据此决定:张鹤慈、孙经武劳动教养两年,郭世英保留学籍,去农场劳动,叶蓉青释放。
    
    问题的定性是: 1 、'X '代表赫鲁晓夫;追随彭德怀,组织修正主义的反动小集团; 2、书写反对社会主义、共产党的文学作品; 3 、企图外逃,投敌叛国
    
    引出的问题是 ;
    
    1 , 1963年 5月 28 日已经决定劳动教养,为什么 5 月 28 日还要逮捕我们?"我一直认为 5 月 28 日对我们是个重要的日子,应该是有一次会议,一次批示。"我们是在 63 年 5 月 18 日被拘留,7 月24 日宣布劳动教养,同时补办的逮捕手续,理由是拘留不能太长,当时不告诉我们,怕我们有思想负担。这些理由不能成立。当时拘留个半年一年不是什么新鲜事,就算是因为是公安部办案,有周恩来坐镇,正规合法,但当时就有小拘留半个月,大拘留 30天的说法。逮捕后二个月内不通知本人,一点也不正规合法。也不用怕我们思想有负担。"处理已定,无所谓负担,"拘留十天,接上劳教,一天不差,没有必要中间加上个逮捕。也加不上去个逮捕,已经结案了,再逮捕有什么意义?
    
    2 ,周恩来已经决定了处理方案,这个案应该是已经结案了,5 月 28 日是肯定结案了,如果没有结案,公安人员不可能也不敢对外这么说。对叶蓉青,如没有结案,不会轻易的放她回校,,放了她也应该是说:你表现不错,让你先回去,有情况再找你核实。而不是安排她回校,嘱咐她不要和学校说,告诉她学校不会给任何处理,和约定将来不要和张,孙他们接触等。这是结案后的安置,这也不会是叶一个人的结案。
    
    为什么还会继续审问下去?而且是又审了二个月。
    
    3 ,一九六三年九月, 编号 为00789 的公安部 绝密文件 中罪状和四个月前有了很大的改变,一是不提追随彭德怀,"几年前,我从宋永毅那里看到文件时,就提出了这个疑问,这在当时是非常敏感的政治问题。为什么会不提这件事,我只有猜测,没有明确的答案。"二是 X 代表赫鲁晓夫,换成了"孙经武 还说,X是俄文"赫 鲁晓夫"的第一个字母。 "孙的这句话 是中性的,如果孙的话表示 X 代表赫鲁晓夫,则下面应有详细的说明,"公安部应该就此大做文章。"如果孙的话和 X代表赫鲁晓夫无关, 公安部绝 密文件中就不应该写上这与案情无关的句话。
    
    4 , 为什么是公安部,北京公安局,总后三个单位的联合办案?"见平反文件的三个公章。" 部和局是上下关系,部已经经手,就没有必要再盖局的公章。
    
    对以上四个问题,我的看法如下:"有的只是推理,还无法核实"
    
    1公安部是在 周总理的批示: "你们难道要到边境上才去抓他们吗? "以后,动手抓的我们。这是公安部相信了曹天予的揭发: "不是一般地说说要 "出去 ",那是郭与我时不时挂在嘴上的,而是真的、马上要干、会被视为 "叛国"的那种"外逃 ""曹天予的解读"
    
    但把我们关进去后,除了在脑袋里,他们找不到任何的证据,因为我们没有任何行动,甚至是行动的准备。公安人员发觉他们莽撞了。周恩来的 "谁让你们搞得这么大?"是不是这时说的,不得而知,但公安部肯定感到压力。
    
    现在也不知道公安部是怎么把 X和赫鲁晓夫联系起来的。但当时, X 代表赫鲁晓夫这一发现,他们的兴奋可想而知,公安人员在 5 月18 日,抓到我们后,他们对在我的床下找到的三期手抄的 X 根本不感兴趣,认为是我们故意留下骗他们的,他们知道我们在感到危险时,几次烧了一些材料,他们要找的是曹所说的,保密规则,宣誓的誓词,成立的宣言。和与赫鲁晓夫有关的一切。他们找的不是文艺,诗歌,而是政治,反革命。是什么使他们确信了 X代表了赫鲁晓夫,现在不得而知。但当时,他们相信我们烧的东西,包含了大量的罪证。他们在没有什么过硬的证据就敢向上报告,除了他们的因错认为我们马上就要逃跑,现在他们找不到证据,无法向上面解释的压力,和解开了困扰他们的多日的难题的狂喜,"那个怪里怪气的 X 是什么意思":和抓到了大鱼的立功心切这三点外,主要是有这些烧掉的材料,他们有先入为主的构想。他们相信可以在不久的时间,从我们的嘴里能得到他们想要的证词。"他们也没有想到周恩来会不给他们时间,就草草的结案,更没有想到,后来用了两个月的反复审讯,也没能证实他们的发明和发现。"
    
    球到了周恩来的脚下,在毛泽东 62 年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在63 年,反修防修是他心中的第一大事,高薪基层出修正主义是他心爱的理论。周知道这事传到他老人家的耳朵里,将意味者什么。胡风的几封牢骚信就被打成了反革命集团。别说在当时的中国,找不到什么证据给他老人家发挥,而这件事又是那么的量体裁衣的给毛定做的一样。 X 一事对他,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他岂能放过?
    
    周一改过去的小心谨慎, 5 月28 日以前,,"审讯不过十天,罪犯还没有认罪"就草草的决定了处理方案。就草草的结了案。大笔一挥,就把X 定了案。周恩来批准了逮捕,"郭是公安部没有报他逮捕,或是周因为郭沫若而手下留情。"但没有让公安部大干一场,而是马上结案,作了处理。
    
    逮捕是公安人员,在他们认为破了大案要案,准备大动干戈的开始。周的干预使案件的审讯应该中止,为什么又审讯了,和为什么又审讯了两个月,可能是我们的不配合,可能是公安部内有不同的声音。"这不是我的 推理,在公安部长 凌云1980 年5 月21 日的信中写的:"但一九六八年文化大革命中,谢富治、李震污蔑徐子荣、凌云同志"出于反革命目的,欺骗总理",使"这些反革命分子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 就是 公安部内在X一案有不同声音的证明。" 公安部绝 密文件中,还残留的 孙经武 还说,X是俄文"赫 鲁晓夫"的第一个字母 这句话,也是 公安部内有不同的声音的证明。这只能解释为是二两派的妥协,经过了两个月的审讯,没有办法证实 X 和赫鲁晓夫有联系。这也是 X 一案没有结论的原因。
    
    不知道毛泽东在周决定结案时,是否已经知道公安部当时所认定的赫鲁晓夫和此案的关系……所以,不管是毛的授意,还是公安部激进派的敏感,"他们嗅出了腥味,他们能体会毛的意图。"总之,激进派没有理会周恩来结案的决定。对周恩来已经处理的案件,竟然接着审问。他们想钓大鱼,想挖出更多的犯罪事实,,给沉迷在反修防修的狂想中的毛泽东的梦寐以求的支持。但随着审讯的进行,事实越来越清楚,激进派越来越被动,温和派最后掌握了一切。试想。如果没有强大的温和派,这个案子是死活也说不清了。"激进派,温和派都是一种简单化的说法,但公安部门有不同的声音,是事实,而且,不是小小的不同。"如果不是两派的较量,不是三个部门的互相制约,没有周恩来的参与,公安部对我们这几个毛孩子,不是想捏成圆的就是圆的,想捏成方的就是方的,为了证明对方的错误,就只能推翻 X 是代表赫鲁晓夫的推理。
    
    这也可以回答为什么会有北京市公安局和公安部的两个公章的问题。北京市公安局是公安部的下级,但北京市公安局是被双重领导,另一个领导是北京市委。而这时的毛泽东已经在对北京市委的廖沫沙开刀了。" 63 年 5 月 7 日,《文汇报》发表《"有鬼无害 "论》,点名批判了孟超的剧本《李慧娘》和繁星( 即廖沫沙 ) 的《有鬼无害论》。",毛泽东62 年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肯定是有的放矢,62年孙经武在部队出事,当时对我们的处理异常温和,以承认共产党这几年搞的确有些问题,难免年青人会有看法,以半否定了三面红旗为前提,原谅了我们的种种反叛。这应该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忘记了阶级斗争。在生产斗争中,毛泽东的赤膊上阵,收获了几千万的饿死的冤魂,为了能牢牢的掌握政权 ,毛泽东只能用阶级斗争来清除政敌,这时的毛泽东已经对彭真磨刀霍霍,在上海的柯庆之那里安排阳谋了。
    
    从这次弄清的情况看,公安部至少犯了两个大错,以为我们要逃跑而急急忙忙的抓了我们。和自以为是的认为他们抓到了中国的赫鲁晓夫集团。而高高在上的周恩来,又要作具体的处理工作,再加上当时动荡的政治风云,和设案人的家庭背景。 X 就办成了一个糊涂案。
    
    12、02、06 X成立46岁后的日子于墨尔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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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议报》第252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此文系本刊首发,欢迎其它各类刊物转登转发,但是请注明出处和本报网址
    
    …… 周总理与' X '
    
    孙经武(日本)
    
    
    63 年 2 月,四个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张鹤慈、郭世英、叶蓉青和孙经武结成了一个文学沙龙,三个月间出了三期自编自写自抄自订的活页杂志' X ',只在成员及少数几个朋友之间传阅。
    
    因被人告发,63-5-18 ,公安机关破获了'X ',成员悉数被捕,张鹤慈、孙经武被劳教,郭世英去农场劳动,文革中死于非命。
    
    ' X'案曾引起高层领导人的注意,毛泽东据此指示:"要整顿干部子弟",据说,毛的另一指示"要警惕我们的第二代、第三代出修正主义"也和此案有关。刘少奇曾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言及此案。周恩来则主持了' X'案的全部处理过程,并作过四次批示。
    
    一)
    
    63 年 5 月初,曹天予举报了' X ',并诬告:郭世英、张鹤慈'要跑'(偷越国境)。情报迅速上达,
    
    *** 周总理:"你们难道要到边境上才去抓他们吗?"
    
    公安部立即行动,从63 年5 月上旬末,开始对' X '成员跟踪、监控,并在63 年 5 月18 日,将' X '成员一网打尽。
    
    二)
    
    抓捕行动报告上去以后,
    
    *** 周总理不大满意:"谁让你们搞得这么大?"
    
    三)
    
    63 年 5 月28 日,张鹤慈、孙经武由拘留转成逮捕。
    
    *** 周总理批示:"年轻人缺乏实践,让他们去劳动。";"对我们自己的孩子要严……";"批判从严,处理从宽。"
    
    公安部据此决定:张鹤慈、孙经武劳动教养两年,郭世英保留学籍,去农场劳动,叶蓉青释放。
    
    罪状:1 、' X '代表赫鲁晓夫;追随彭德怀,组织修正主义的反动小集团; 2 、书写反对社会主义、共产党的文学作品;3 、企图外逃,投敌叛国。
    
    奇怪的是:结案以后,审理却继续进行,直到63 年7 月24 日,才对张鹤慈、郭世英、孙经武宣布处理决定。
    
    'X '事件以后,中央曾就此发了通报,传达到县团级。
    
    四)
    
    1965 年 5 月,对张鹤慈、孙经武宣布延长一年劳教。
    
    *** 周总理:"我就不相信,共产党的专政机关改造不好一个共产党的儿子。"(指孙经武)
    
    这四次批示,都是由公安人员和其他官方人士直接向郭世英、孙经武等传达的,对照我们的实际经历,内容吻合无间,可信度毋庸置疑。
    
    原本的小事一桩,却能上达天听,不用说是由于涉及到了郭沫若、张东荪两位名人的家系。
    
    张鹤慈的祖父张东荪,原是个有影响的人物。解放初期曾任'政府委员'和民盟主要负责人,后因涉及一场真相未曾公表的'美国间谍案'而结怨于毛,从表舞台上销声匿迹。
    
    郭世英的父亲郭沫若就不必介绍了。私人关系上大概可以算是毛泽东的一个朋友。郭沫若 与周恩来的友情更是非同一般。郭世英历来称周为'好爸爸',据说还曾有将世英过继给周的未果之议。
    
    ' X'破灭后,郭世英的弟弟郭民英曾找到周总理为' X'辩护:"他们不是反革命!".文革中的 1967年末,在北京农大的郭世英处境艰难,写信给周恩来,表示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自请开除学籍,注销北京户口,要求回河南农场做一辈子农民。可惜这最后的 SOS 石沉大海。
    
    几个月后的1968 年 4 月22 日,郭世英被迫害致死,周总理说:"这是对着我来的。"此言非虚,农大造反派的确是认为周总理袒护了郭世英,整郭世英也是要搜集炮打'周公'的材料。周总理和农大造反派的心中所指当然是'X '.
    
    名人的子弟出事,公安部重视理所当然,受到上层关注也不足为怪。然而,有了毛、周参与,具体的办案程序必然会受到一些不成文的限制。
    
    公安部抓了我们,处理了我们,却从来没有说明我们的罪状,没有向我们出示任何结论。四十三年后的今天,到手的官方文件依然很少,只有 2003 年从美国某个图书馆找到的公安部在六三年九月的结论'X 反动集团',和部分北京大学档案' 关于曹天予一九六四年定 为反动 学生 问题的 复查报告 '.但结合我们的自身经历和各位相关人士的证言,亦可对' X '案的轮廓达到基本上的了解。
    
    《投敌叛国》
    
    官方关于'投敌叛国'的记载有三次:
    
    1 、六三年三月二十六日,他 们 在张鹤 慈家里共同研究,向缅 甸或香港逃跑,确定在暑假期 间行 动。( X反动集团)
    
    2 、六三年三月三十日曹天予曾与 郭世英 进行了长谈 ,密 谋叛逃。 (北大档案)
    
    3 、六三年五月七日,又第二次密 谋逃跑,确定先到杭州,然后同去广 东,伺机逃往香港。( X反动集团)
    
    "你们难道要到边境上才去抓他们吗?"暗含的前提已经认定了'他们要跑'. 这条总理指示的时机,应当是在63-5-7 曹天予举报'他们要跑'之后,公安部 63-5-18 抓捕我们以前。在这个时间段,公安部只找过曹天予。'外逃'以及'X '都还只是曹天予的一面之辞。公安部不可能还有任何其他证据,因为所谓'外逃'根本就不存在。然而,从总理的话可以想见,公安部的报告已经把'外逃'描述成为一桩实在的迫在眉睫的危机。
    
    所谓'企图越境'原本是子虚乌有。当时我远在杭州游山玩水,一心打算回京后突击复习、准备高考。郭世英正为了感情纠纷闹得满城风雨,张鹤慈则围着世英忙得团团转。谁也没想到要外逃,客观上也没有任何需要外逃的理由。唯一与'外逃'有关的事实,是在曹天予举报'外逃'、公安部据此安排跟踪盯梢以后。公安人员的行动十分露骨,明摆着是故意要敲山震虎。郭、张何曾经历过这等阵仗,察觉后不免惊慌失措,在商量各种应对方法时,偶尔提起过'外逃',随之又迅速放弃,既没有任何计划和准备,更谈不上付诸行动。
    
    原本没有的事,从编造风传到引起公安部注意,直到最后上达总理,真是匪夷所思。组织内部的过程不便妄加踹测,仅据曹天予文章所描述的情况,他在 63-4-4 第一次写信给郭沫若举报了'X ',没看到有什么反应,于是在六三年五月六、七日间先后向组织和郭世英的母亲于立群再次举报,这回的重点是'外逃'.四月四日的举报已在三月二十六日和三月三十日两次'外逃密谋'之后,曹天予没有说明这次举报是否包括'外逃',但是可以肯定,至迟到六三年三月底,他已经开始构思'外逃'的故事。经过他一个多月精心编造,不但情节'仔仔细细''前前后后',而且据他说连郭母都' 确信此事为真 ',然则公安部即便不会完全相信,恐怕也难以彻底否定。
    
    事发突然,无法核实的情况下,不论是否确信'外逃'一事,采取措施避免最恶事态是合理的选择。从怀疑直到抓捕,公安部和总理的言行可以理解。
    
    问题在于缺乏适当的复核纠错机制。当时还没有律师,这件事也没有经过法院、检察院。从上到下完全是纵向、排他的秘密系统。哪一级出了错,只有其上级才能纠正。而上级掌握的情报又几乎全部由下级提供。一旦到了最高层,经总理认定的事,还有改正的可能吗?难!非常难!那需要从基层起,每一层都要对上级否定自己先前的情报和判断,其间只要有一级从中作梗,纠正便不可能。 因循守成符合所有参与办案人员的利益,而否定现成结论,则首先要否定自己,连带着还要否定同事和上级, 难免触犯众怒。更别说涉及到总理以至主席,简直就是逆批龙鳞。系统内部不存在自我纠正的利益和动机。 所有'外逃'的相关情节,公安部在两个多月的审讯、调查以后,想必是非常清楚的,但在结论中却还是硬要记下这一条。
    
    总理的第二次指示:"谁让你们搞得这么大?"是训斥的口吻,似乎是在责备公安部不该抓了我们。但公安部正是执行了总理的第一条指示。既然不应当"到边境上才去抓他们",那还不及早动手,趁他们没跑之前抓人?错在哪儿呢?
    
    仔细吟味总理指示,明确的只是:必须阻止他们到边境,的确是除了抓人还可能有各种别的办法。总理这时大概也意识到了'他们要跑'证据不足。
    
    无论如何人是抓起来了,开弓没有回头箭,一旦迈出了这一步,不得出点什么结果公安部对各方无法交待。正如在功德林监狱时审讯员所言:"我们这里从来不出废品。"已经报上去的'外逃'不论真假,都必须定成铁案。
    
    2003 年,我初次见到了公安部在六三年九月的结论' X反动集团',其中列举了我们两次外逃密谋,第二次五月七日的外逃如前所诉,郭世英、张鹤慈在被监视后曾经一时说起过'外逃'.而此前三月二十六日的'密谋',我是在看到这份文件后才首次知道。我们竟然背负着自己一无所知的这条罪状,糊里糊涂过了四十年!
    
    最近法庭公布的北大档案中记载了六三年三月三十日的外逃密谋,这是曹天予揭发交待后又经郭世英承认了的,内容十分详尽完整。对此我与张鹤慈完全不知情,是曹、郭二人之间的事。是真是假姑且不论,毕竟是一件揭发者与被揭发者一致认定的罪行,而公安部竟然视而不见,结论中一字未提,令人费解。是认为揭发者在诬告、被揭发者是屈招呢,还是有意包庇呢?是作为对告发者曹天予的奖赏,捎带着宽宥了郭世英呢,还是为保护副委员长的儿子,投鼠忌器,顺便饶了反革命的儿子呢?对比起在背后强加于我们头上的所谓三月二十六日的'密谋',真是不可思议。
    
    《X 与赫鲁晓夫》
    
    与'外逃'相比,更重要也更荒谬的是'X '的含义,它从政治上决定了本案的性质。
    
    按'外逃'报上去了,人也抓起来了,却找不出像样的证据,受到总理斥责后,公安部的处境可想而知。恰在这时柳暗花明,凭空掉下来了一个' X 代表赫鲁晓夫'.公安部绝处逢生,如获至宝,未及认真地核对论证,抓捕后不过几天就匆匆结案上报了。
    
    'X '案本来很简单,而我们的运气却实在糟糕。碰巧俄文中也有这个字母,发音'赫',赫鲁晓夫的'赫'.
    
    63 年 6 月初,公安人员说:"开始我们觉得很奇怪,怎么起了这么个名字。现在搞清楚了,' X '指的是赫鲁晓夫。"
    
    我们都是学的英文,给杂志定名'X '是取其'未知数'的含义,表达探索求知的愿望,做梦也没想过与赫鲁晓夫有什么瓜葛。不成想这却成了我们的首项大罪。
    
    63 年当时正值中苏公开破裂前夕,赫鲁晓夫已经超过肯尼迪,名列恶人榜首。对于学俄文的人来说,不管是曹天予或是什么别的人,将' X'与赫鲁晓夫联系在一起实在是再容易不过的事。只要有人提出这一点,哪怕只是嫌疑、只是猜测,能有谁敢于否定,又有谁敢压住不报?不要说事情涉及到了郭沫若的儿子,单凭这个耸人听闻的联想就足以上达中央。而这种说法一旦到了毛、周那个层面,情况即便有出入甚至截然相反,恐怕也很难再改动了。谁敢去说:"对不起,都是误会,他们几个没学过俄文……"乌纱还要不要了?一个在高干子弟中出现的赫鲁晓夫集团,无可辩驳地证实了伟大领袖'内部出修正主义'的警告,有着不容忽视的政治价值。侦破中的这个发现,无疑会立功受赏。此说一经流布,必然引发一连串的后果,事后再予以否定,岂不是太让老人家扫兴了吗?
    
    公安部认定的各项罪状,第一项就是:'X '代表赫鲁晓夫;追随彭德怀,组织修正主义的反动小集团。总理关于处理的意见显然是对公安部这个报告的批示。公安部按照总理的第一条指示:"年轻人缺乏实践,让他们去劳动。",在抓捕十天后决定对张鹤慈与我实行逮捕和劳动教养,郭世英去农场劳动;叶蓉青比郭世英处理更轻微,释放回校继续读书,则体现了"对我们自己的孩子要严……";而像组织反动集团这么严重的罪行却不过是劳动教养,也可算是"批判从严,处理从宽。"
    
    公安部对法律应用自如,五月二十八日办了逮捕和劳教,七月二十四日才宣布,并让我们补办签字手续。"手续是完备的,怕影响你的情绪,所以当时没有告诉你。"可谓是关怀备至。
    
    何以会拖延执行已经做出的决定,真实的原因恐怕在于公安部内对'X '的解释还是不大放心。结案后两个多月间仍在反复追究'X '的含义,到最后,我觉得审讯员们也很明白:' X '与赫鲁晓夫没有关系,俄文的发音只是巧合,而且我们都不知道这一点。然而覆水难收,即经总理批复,这份内部结论已经无法改动了。这大概也是当对我们宣布劳教处分时不能出示结论的原因吧。
    
    1978 年至 1981 年间,我与张鹤慈反复申诉,经胡耀邦、陈丕显等领导人多次批示,公安部对' X '案作了复查。这一期间,我们在与公安人员谈话中强烈要求看给我们做的结论,答复是没有结论,只有内部的工作报告,属于党的机密,不能给我们看。不得已,我们只能根据审讯中涉及的问题进行申辩,最重要的当然还是' X '的含义。我明确对公安人员解释我们都不懂俄文,' X '与赫鲁晓夫无关。当年曾经参加审讯的公安人员说:"开始时的确有这个怀疑,后来你们几个都否认,所有的材料也不能证实,最后否定了这个嫌疑,没有这样定案。"
    
    还能有什么话说,怀疑是合理的,最后又能实事求是地予以否定,这个问题也只能到此为止了。虽然觉得除此之外的其他问题不至于受到劳教处分,但那不过是量刑尺度的问题,原本就不属于我们申诉的目的。
    
    当时我们对于'X '案的背景内幕知之甚少,无法作更详实的推测。现在看来,那位公安只道出了部分实情。至迟到六三年五月二十八日,公安部已经不只是在怀疑,而是确定了' X '与赫鲁晓夫的关系,把我们定性为赫鲁晓夫、彭德怀修正主义反动小集团结案上报,并且在得到总理批示后确定了具体的处理办法。在以后的审理过程中,基层公安人员们"最后否定了这个嫌疑",而此前依据错误判断做出的处理决定却没有改动。公安部是将错就错。
    
    六三年九月,在我们已被送去劳动教养两个月后,公安部签发了一份文件,也就是2003 年从美国查出来的'X 反动集团'.事后中央曾发文件通报此案到县团级,我的父亲和一些同学、朋友都跟我说起过这份通报,具体时间和内容却都说不清了,可能就是这份修正后的' X反动集团'吧。
    
    早就结了案,何必再做这份文件呢?是要给哪些人看的呢?人都处理完了,再去做结论还有什么意义呢?为什么不给我们本人看呢?又是怎么流落到美国的呢?真是迷雾重重。
    
    这些问题只有公安部才能给与解答,姑且放在一边。单只考察文件内容对于本案关键:'X '含义的解释。
    
    文件说:《组织 "X"集 团 是为 了"要求精神开 放","要求自由","发 泄不满 ,扩 大影响","追求绝对 真理".孙经 武还说 ,X是俄文"赫鲁晓 夫"的第一个字母。》
    
    处理四个月后的这份文件列举了我们组织'X '集团的各项反动目的,至于为什么会选用'X '这个字母却没有任何解释,只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地加上了最后那句话:'X是俄文"赫 鲁晓夫"的第一个字母。 '
    
    这句话本身是中性的,不过是告诉人们'X '在俄文中的发音,作为罪状实在有些勉强,最多也只是在暗示某种莫须有。为什么不直说我们就是'赫鲁晓夫集团'呢?当初不就是这么定的案吗?
    
    我没说过这句话,在我被捕以前根本没有这点俄文知识。审讯的最后期间,曾经连续数日专题追究' X'的含义,我始终没有承认。这句话加在我的头上,不知有何根据。想来想去也无法认为公安部单单对我会有何成见。也许重要的是必须加上这一条,至于是选张鹤慈、郭世英还是我,倒不一定有什么特殊的理由。
    
    如此行文多少反映出公安部的内心苦衷。结论早就作过了,重新做一遍只能是需要有所修正。结案后还继续审了两个月,都明白' X'与赫鲁晓夫无关,无法坚持这个错误,却又不能完全否定曾经上报并经总理批复的结论,总得留些尾巴,这份程序上原无必要的蛇足文件就做出来了,而且要替换原有文件存档。
    
    事情本来很简单,处理过程却又这样复杂,葛藤纷扰,深不可测。六八年,周总理一接到郭世英的死讯,立刻断定:"这是对着我来的。"是谁"对着我来的。"?难道周总理指的是农大造反派吗?事情当然不会那么简单。
    
    八一年,公安部发了几个文件,为我们文革中的处遇'平反'.其中说:《 但一九六八年文化大革命中,谢富治、李震污蔑徐子荣、凌云同志"出于反革命目的,欺骗总理",使"这些反革命分子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 》。
    
    有点道理。不妨设想一种可能的过程:破获了 '赫鲁晓夫集团',逻辑的下一步,当然要顺藤摸瓜,揪出其后台老板。周总理匆匆结案,难免有掐断线索,避免扩大之嫌。意犹未尽的一派不肯罢休,这才有了结案后续审两月的怪事。几经折冲,没能扩大战果,反而连结案的根本依据也站不住脚了,于是修正出来一个矛盾百出的新结论,不再肯定'彭德怀、赫鲁晓夫集团',却还要留点尾巴,介绍了' X '的俄文发音,并且坚持了原处理方案。
    
    不同的设想还能提出几个,实际的过程可能远为复杂,权位所在当事人的心理更无法言说。无论如何,' X'案显然 是从公安部到中央,组织内部矛盾的一个节 点。'欺骗总理' 之说不过是当时当地的权益之计 ,明摆着是在说总理对'X'做了错误的决定,包庇了我们。郭世英死去,总理痛切愤恨之余,一反含蓄阴柔的常态说出的那句'这是对着我来的。'锋芒所向,谢富治及其后台应当是最清楚的。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个矛盾当然不始于文革,更不会始于'X '案。自从大跃进失败,毛泽东退居二线,至62 年9 月八届十中全会时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开始反攻夺权,此后愈演愈烈 .正是在' X '案发之际, 63年 5月 2日至 12日, 毛泽东召开政治局会议,并于 63 年5 月 20 日,发布了 "前十条 ". 该 文件指出:《 "当前中国社会中出 现 了 严重的尖 锐的 阶级 斗争情况"。要求:"重新组织 革命的阶级队 伍 ","开 展大 规 模的群众运动 ,坚 决打退 资 本主义 和封建主义势 力的 进 攻", "在严 重的尖锐 的 阶级 斗争第一线 ,选 拔和培 养 党的优 秀干部。"》
    
    (刘少奇、 陈云 两位副主席和 邓小平总书记等八位政治局委员竟然没有参加。 )
    
    周总理是一边开着这次政治局会议,一边决定着对' X'的处理。'X'即令不会在会上正式提出,也难免是茶余饭后的谈资。在这样杀气腾腾的背景下,我们已经注定是在劫难逃,' X'不偏不倚,恰恰撞在了枪口上。
    
    为什么抓捕十天就匆忙结案?为什么结案后还要续审近两个月?为什么在没有任何佐证、我们又都没有承认的情况下认定' X'代表赫鲁晓夫?为什么谎称没有结论?为什么要修改结论?为什么明知'X'与'赫'无关,还要在正式结论中告诉人们'X'的俄文发音?为什么谢富治要借此对总理发难?为什么在'X'的处理文件上,公安部的公章之后,还要加盖其下属'北京市公安局'的公章?……
    
    关于' X'含义的对立解释和处理过程中各种矛盾的做法,所有这些谜团的答案应当都在公安部内以至中央的路线和权位争斗之中。
    
    《反动言论》
    
    六三年五月我们被捕,审讯一开始,某位局长就对我说:"上次便宜你了,这回不行了。很多领导人都知道了,甚至一些非常高级的领导人都知道了,再也没有那么好的事啦。"
    
    的确,我们是有前科的。
    
    我们四人是高中同学,都是些年轻人,思想、情绪都在不断地变动,个人的思想历程也千差万别。郭世英当时是团支部书记,可以算是进步的标兵。我却出于对大跃进等事件的不满,渐渐产生反抗情绪,沦为反动的典型。毕业后各奔东西,思想却渐趋一致。六一年九月到六二年三月我在部队时期,思想确实很'反动',在我们之间的通信中有不少反映。文件' X反动集团'列举了我们大量反动言论,真有的话,全是出于这一时期的通信。查一查公安部档案里这些信件的邮戳日期,既可明白。
    
    组织发现后,对我们分别采取了措施,我曾被软禁两个多月,他们也分别被组织找去谈话。当时组织上的确是苦口婆心,诚心诚意地说服教育我们,我们也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转变。我们当然不会一下子就变成了拥护党的积极分子,但也确实放弃了反对共产党的立场。我们都感到知识欠缺,还没资格去指点江山。
    
    ' X'是文艺刊物,其中牢骚不少,清议不断,却是既没有'主义'更谈不上纲领,谁也没想再去搞政治。'X'里的文字放到今天,公开出版也不会有任何问题,至于我们的私下言论,例如对领袖终身制、学雷锋等问题的非议,虽然不符合当时的要求,却也决不能算成什么罪状。以后会如何发展,我们自己也无法预测,但在当时,我们大致就是这样一种中性态度。
    
    把我们抓起来了,' X'里面找不出问题,就拿过去已经处理过的问题顶账,说什么'上次便宜你了',如今再找补回来。这种做法不能令人信服,也违反了'同罪不二判'的法理常识。
    
    七八年至八一年,我们申诉期间,一些公安人员对我们的遭遇表示同情,并且说:"如果只是毛主席批的,我们可以给你平反,周总理批了就无法更动了。"公安部还派人去向我的父母说明复查结果,话说得更明确:"单是毛主席批的,我们给你彻底平反,一点不剩。周总理批的我们就没办法了。"
    
    当时正在批判'两个凡是',看来在这里同时又树立了一个凡是。毛的光辉黯淡了,周的余威却正在鼎盛时期。公安部为我和张鹤慈在文革中的处遇平了反,但就是在这份平反文件中,开篇就强调: 63 年'对他们的处理是慎重的,正确的。'等于是过了十八年后借平反的名义宣布了对'X '的处理。
    
    所谓'慎重的,正确的。'无非指的就是周总理亲自主持断案这个事实。要是不慎重,怎么会要总理光顾?总理亲自过问这么件小案子,怎么可能出错?
    
    几千年来,中国没有三权分立这么一回事。历史上有'刑部'、'提刑'这一类机构或官职,近现代又设立了法院、检察院,却都不是独立机构,不过是行政体系的一个部门。县太爷、知府等地方官吏都坐堂断讼,现在则是党领导一切,各级司法部门都在同级地方党组织的一元化领导之下,具体说来是直属'政法书记'管辖。全部机构奉行的基本原则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案子到了一人之下的周总理这里也就算是顶到天了,事实上不存在上诉的可能。
    
    周总理显然也自认为兼理着代天行道的次高法官,对所负责任从不推诿。
    
    劳教制度是行政法令,教养分子虽然失去自由,受到的却不过是行政处分。公安机关、政法部门以外,普通社会单位就有权决定。教养制度的法理依据以及实行几十年来的是非功过另当别论,在此制度下,周总理作为行政首脑自然有权决定对我们施行教养。
    
    周是一国总理,其睿智英明毋庸置疑。但他日理万机,不可能花多少时间仔细研究'X '案的具体内容,很难设想他能一篇一篇审阅'X '杂志里的各篇文字。他只能局限于看报告、作批示。结果是了解情况的人没有决定权,不了解情况的人却必须作决定,而且只要这个人没有被否定,即便他已死去,他经手的案中错误还是难以纠正。这种长官断案的程序结构促成了' X '成员们的悲剧。更不必说还被卷入当时的政治角逐,按路线斗争的需要判定' X '案的是非,作出荒唐的结论也就不足为怪了。
    
    这里不打算从'人权'、'法治'的角度解析我国司法的历史和现状,仅以自身经历供世人参考。请读者们想一想:党政干预甚至决定的司法,对比独立的司法,哪一种结构更有利于保证司法的正确。
    
    以上,我介绍了'X'案的来龙去脉,必须声明,我所知道的只是全案的一个侧面,所列事项可能与事实有出入,所陈看法也未必妥当,欢迎各位读者指正。拥有审查网络专门机构的公安部看到此文后或许会感到不快。我不想找组织的麻烦,更不愿得罪当局。我不是在申诉,没有任何平反、赔偿的要求,只希望当年参与过' X'案侦破、审讯而今依然健在的公安人员出面澄清事实。
    
    " 欲知详情,请看专题网页:"X沙龙"http://hw001.gate01.com/jingwujisha/ "
    
    孙经武
    
    2006-3-24 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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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议报》第252期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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