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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网友谈“文革”(6)/武振荣
(博讯2006年5月26日)
    
    武振荣
     (博讯 boxun.com)

    35、胡平反对“文革”中的“造反”,因此就出现了茉莉为他“叫好”的话:
    作者: 茉莉 先为胡平兄叫个好,再谈“造反”这个词的特定意义 2006-5-20 16:22 [Click:72]
    
    “造反”是中国历史上沿用下来的词,一般指反贪官或者反皇帝,不是要改换一种制度。“造反”只是换历史舞台上的演员,不是换根本性的剧本。而我们的反抗,是要换剧本,即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制度。这样,“造反”这个词是不适用的。“造反派”是文革中的一个特殊词汇。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河流。今天即使有人还想要造反夺权,也失去了那种特殊的环境。
    
    
    作者: 武振荣 说得不错 2006-5-20 20:58 [Click:18]
    
    是这个理,现在的问题是“换剧本”,但是就凭你、凭胡平、凭我们这些在海外逃亡的民运人士,没有人民“造反”的发生——“剧本”能换吗?也是在90年代初,苏联人民用起来“造反”的方式才换了个剧本——这难道不是事实吗?可是,在17年前,我们中国的大学生跪下来给李鹏磕头,剧本换了吗?没有换,还流了血;再说,要换的“剧本”中若没有写着人民有对当权派造反的合法权利之内容,那怎么称得上“换剧本”呢?民主的“剧本”中如果没有人民造反——这一条的话,叫什么民主,我就搞不清楚了?美国人民搞了200多年民主,现在已经把民主的制度传到了全世界,但是美国人民为什么到今天也不愿意放弃“造”英国政府“反”时所用的“枪杆子”?如果用“枪杆子”维护自由都是正当的,那么1966年中国人民用“笔杆子”“造反”错在哪里?
    
    
    作者: 武振荣 再答茉莉 2006-5-20 21:53 [Click:14]
    
    要换的“剧本”是“民主剧本”——这一点——我们没有分歧,但是你认为“民主的剧本”中没有人民对政府造反的内容,我就不同意了。在解读“民主剧本”时,如果许多人都认可“美国民主”为“正版民主”剧本,那么翻开它,谢斯“造”新政府“反”的事件谁个不知道呢?造反运动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是“造反精神”在伟大的民主主义者杰斐逊的笔下写进了剧本之事,却被你忽视了:“造反是人民保持政府健康所必不可少的良药”。在美国内战中,伟大的林肯,又写近了一页:“这个国家连同它的一切结构,都属于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一旦他们对现存的政府感到厌倦,他们便可以行使他们的宪法权利去改革它,或者行使革命权利去解散或推翻它。”如果你认为中国今后要换的那个“剧本”没有这些人民造反的内容,那么对不起,它即使今天晚上才写出来的“新”剧本,不也还是“旧”的啊!
    
    
    36、说穿了,今天的民运人士也是造反派啊。
    
    现在,我们中国有些知识分子治学往往显得很愚蠢,譬如他们在对1966年的人民造反运动的看法上就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就如上面的两位来说吧,美国人民造“民选”政府的反,因为有民主的大师的肯定,他们不敢说“不民主”,可是,轮到我们中国人民造“专制”政府的反时,他(她)们却说是“不民主”,这到底是为了什么?我就不懂了,就这样,胡平还说“民主是一种普世的价值”,如果这话是真的,那么为什么就只“普”美国人而不“普”我们中国人呢?
    
    好了,别打笔墨官司了,就是我们今天在海外流亡的民运人士(不包括异议人士)吧,也是造反派,茉莉不过是把“造反”换成了“反抗”就因为可以万事大吉了。情况是,你虽然在胡锦涛的面前不敢承认你是造反派,可是你的政治“反骨”胡锦淘早就看出来了,他那眼镜片的光亮着哩,所以你一回去,他就“法办”你。说到这里,我们比起毛泽东都退步了,他都敢说“造反有理”,我们却不敢说。这30年以来,中国民主运动为什么一蹶不振?民运人士为什么垂头丧气?民主的话语为什么佶曲聱牙?民主的旗帜为什么不能够高高飘扬?就是因为民主的队伍不是集合在“造反”的阵地上!
    
    就这个问题,我认为现在的人应该向伟大的1966年人民造反运动学习,从那里面找我们中国民主的“真经”,抛弃邓小平的“假经”,使民主的阵地上高高地飘扬起“造反”的大旗!如果说在过去的时间中,孙中山、毛泽东用“枪杆子造反”行为都是“历史”许可的,那么在新形势下我们人民用“笔杆子造反”,用“鼠标造反”我就看不出错在了哪里?
    
    37、由“66造反”的话题想起高光俊的“民军造反”,说到王秉璋的“军事手段”的“民运”,并从中得出“民运文革”。
    
    2004年7月,是我在网上写作文章的“学步”时期,那时高光俊的《如何推翻中共?》的书在网上走红,许多人都为中国民运人士出现的这一匹“黑马”叫好,事实上,我和大家一样,也是欢欣鼓舞,认为中国民运就应该出一大批象高光俊这样的勇气十足的人物,他在同中国共产党的正面“较量”中,敢喊出“暴力革命”的口号(66运动中我们那一代就敢喊),但是话又说回来,我的年龄到底被高光俊长几岁,比他多吃了几年干饭,因此,我在提倡发扬高光俊“精神”的同时,却严肃地、认真地、坚决地拒绝了他的方法。为此我和邓韫璧先生一口气写了7篇文章,批评了高光俊方式、方法的过时性,刊登在《中国民主正义党》网站上后,一个名叫“中国革命党”的人读了它 ,气得大发雷霆,他发了一个帖子:“武振荣、邓韫璧是中国现代保皇派的走狗,刀劈武振荣!枪毙邓韫璧!”
    
    其实,在那篇文章中,我说了,我们现在要运用66运动的方法“推翻共产党”,而不是用高光俊说 的“组织民军”,“到江河湖泊、崇山峻岭,去打游击”的方式,现在看来我是对的,快二年了,如我所料,没有组织起哪怕一个班的“民军”,何谈打败“350多万人的中共正规军”?其实,在这个之前,海外民主运动的开创者王秉璋博士也曾经有过类似的主张,在这篇谈话中我不可能过多地涉及到这个问题,我只是指出这种主张其所以在中国民运人士中间不缺少拥护者,原因在于人们没有认清楚中国人民于此之前开创的66道路,以为在66运动之后,还存在着中国人对民主道路的“选择”。因此,我顺着刘国凯“人民文革”的思路走,认为应该找出一个“民运文革”!
    
    就上述问题而言,我在民运问题上反对两个“极端”,即连“造反”的口号都不敢喊的这一极端,和一说“造反”,就要抛弃66方式,而要走“朱、毛枪杆子造反”“老路”的这另一极端。而“民运文革”的主张就处在了这两个极端的中间处,用我们老先人的话讲,叫“允执阙中”。
    
    38、在前面,你批评、和批判了“党办红卫兵”,但是你作为一个研究红卫兵运动的人,认为这一页的历史应当怎样书写?是和邓小平“否定文革”一样地写上“全盘否定”的话吗?
    
    “党办红卫兵运动”伤害了一批无辜的可怜人,严重败坏了红卫兵的声誉与名誉,是永远值得批评和批判的,在这个意义上,我并不反对王友琴博士用她那女性特有的细腻而又伤感的怜悯之心所建立起来的“文革受难者记念碑”,但是我认为这个“纪念碑”上所撰写的文字若把中国人民引导到由对旧的仇恨的非历史式回忆而呼唤出一个可能的充满仇恨的新时代的话,那就没有什么好处了,不仅如此,我还要指出这样以来,由此而耽搁了中国人民对66解放运动之原因的正确探索,而正确探索是指66运动初期的人通过政权对“一小撮人”的残酷迫害所造成的恐惧中悟出自己未来的可能命运:在每一个瞬间中,自己可能滑入“被害者”的行列,于是,一种对未来,不,同时也是对眼下的恐惧的逃避,才在人的意识、潜意识中激起了造反的浪花。因此如果1966年的“苦难”之于我们民族来说有一个积极的而非消极的纪念意义的话,把岂不是说:“人不造反就不得安生!”这样以来,那么1966年的“解放文本”就可以收藏“受苦受难者文本”的内容,而不是后一个文本可以替代前一个文本。
    
    说了上面的话,我在面对“党办红卫兵”的历史应该如何书写时,就必然会说出不同于别人的话,也就是说虽然批判它,但是我不“全盘”地“否定”它,“党办红卫兵”组织的出现首先向社会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后备军”——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的“过时”性,也就是说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事情上,“后备军”用不上了;其次,共产党对这个戴着“民间自治”面具的组织的“操办”无形之中松动了共产党社会“严禁”民间自由“结社”的“螺丝”,而后的工农群众自治组织的产生就减少了“摩擦”;最后它还是1966年共产党运动和人民运动的“中介”,有了它,一个表面上“断裂”的1966年中国历史就有了一根可以连起来的“丝”了。发现这个一根“丝”(它是很细的),你在研究66事变时,就可以抓住那些细微的、不起眼的价值。
    
    39、问:我觉得你在中国历史、“文革历史”、社会主义或者毛泽东研究等方面好象都反对“否定论”,是吗?
    
    答:是的。所有坚持用“否定论”看待和研究问题的人都是道德主义评判者,在其思想的展开的过程中一开始就认为对象是“坏”的,正因为是这样,所以他们也就在研究行为的中间有意或无意地铺开了一个假设意义上的“好”,于是,对“坏”的东西的“否定”就为“假设”上的“好”准备了空间。这样以来,他们自己就站在“一贯正确”的立场上了,说到这里,伙计,不用我说,你就知道了这种立场是谁曾经站过的和目前正站着的?
    
    我在“文革历史”研究方面一直运用的是“权利”的而非“道德”的方式方法,因此,我研究的出发点是要问:1966年的人有没有这种或那种“权利”(譬如:对自己厌倦的政府和当权派的造反权,张扬和捍卫自己观点的权利,在“相同观点”的基础上自由结社的权利……等)?如果回答:“有!”那么争取权利和运用权利的事情就是“天经地义”的;对于这样的事情的批评,你即使提出了人民“错误”地运用了权利的问题,在我看来,它恰恰是人民“正确”运用权利的行为中的一种,退一步讲,“错误”地运用权利也是权利运用中的许可。一位法学家说得好:“自由亦包括做出错误选择的自由”(贝勒斯《法律的原则》)。
    
    40、问:你不怕“第二次”“党办红卫兵”运动的“重演”吗?
    
    答:不怕!因为我作为“党办红卫兵”组织中的一员,知道这类组织产生的土壤早就不存在了,别说在人民社会中已经不存在了,就是在共产党哪里它也结束了自己的存在,因此,在未来民主运动中,我设想有人去抢超市、抢银行、抢铁路、甚至杀人放火,黑社会势力趁火打劫,但是没有人去要“整”一个类似当年“黑五类”的特定人群,绝对不会有的!因此我说它“绝种”了。
    
    其实,我的上述看法是从我自己对文化大革命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的分析中得来的,不是我个人随便说的;若不是这样的话,那么我问:在1976年的“4-5运动”,你发现了运动参与者们要去“斗争”地主(那时,这些人还戴着帽子)吗?在1979年的“民主墙运动”,你发现了有人要“炮打”知识分子吗?在“89运动”中,你发现特定的人群戴着高帽子游街……被批斗吗?如果你没有发现,那么,就不会再有“党办红卫兵运动”的“重演”。我以为,认为它要“重演”的人都是吃错了马克思主义的药。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中,曾经引用黑格尔的话,说任何重大历史事件都会以“二次面貌出现”的问题被他们理解成为千头万绪的一切历史事件都有“二次”出现的机会,而他们自己根本就不知道“历史事件”并不是指“时间里”的所有事件,因此他们即使看见了“历史长河”流淌的现象,却不了解它之中的“历史泡漠”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未完待续)。
    2006-5-26 _(博讯记者:武振荣)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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