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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网友谈“文革”(5)/武振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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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6年5月25日)
    武振荣
    
     27、自治红卫兵——党办红卫兵——造反红卫兵就是你说的红卫兵三次“变脸”吗? (博讯 boxun.com)

    
    是,一点都不错。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其所以是秘密的,因为它的存在是“非法”的,中国共产党社会智力并没有低到它只要说自己是“革命的”、“保卫毛主席的”就可以放它一马的地步,对这样“有组织”、“有预谋”的“反革命活动”共产党是要坚决取缔的,一点点的犹豫和动摇都没有,因此发生于5月29日的事情,我在陕西省内听到它时却在8月1日之后。8月1日,毛泽东给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写了一封信,肯定了红卫兵是“革命”组织,说“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听一听;老毛的口气,赵紫阳比得了吗)并且提出了66人民运动的一个主要口号:“造反有理”!这个消息当时用广播(大众媒介)向社会发表(不是象“文革”前后的的中共中央文件“逐级”下发,许多文件不是党员还没有权利看),共产党组织想捂它也捂不住(“文革”提倡“揭盖子”反对“捂盖子”)了,可见红卫兵获得了毛的公开“支持”后,才由“地下”转到1966年的中国政治“台面”上来了,变成为推动66运动的唯一的组织形式,也就是说66运动的基础是由红卫兵运动(学生运动)奠定的,就此而言,毛对红卫兵的“支持”实质上是毛同已经官僚化了的共产党体制的“较量”,不仅仅是对刘、邓“叫板”。
    
    如果说红卫兵组织事实上是“叫板”当时的共青团组织的话,那么毛对它的“支持”就挑起了他自己和共产党官僚体制“较量”的战争,因此,这个时候就产生了我说的“66结盟”。如果我们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在几百万红卫兵的狂欢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一事看成是“结盟”完成的一项正式“仪式”,那么66运动中的毛泽东同红卫兵造反派“站在一起”,而不是同共产党人和共产党组织站在一起——就是“66事变”的精华部分,就此你去研究“变化”中的毛和“造反”了的红卫兵,便不会落入“彻底否定文革”的邓小平圈套中去。
    
    28、哈,哈,哈!你说得多么妙啊!不是正好说明了毛泽东“利用”了你们红卫兵,把你们当“枪”使,你们那些瓜头瓜脑的家伙们一点都不知道,到今天为止还被蒙在鼓里,多么可怜啊!
    
    答:嘿(我不哈),几乎所有反对“文革”的人都这么说,有100个“反对”“文革”的人其中的99个都持这种观点,所以在我30年“文革”研究中的其后20年里这样的话是不绝于耳的,但是我对这种话中所包含的肤浅的思想就从来没有谦让过,我认为如果要用专制主义的思想和理论去批评毛上述的“利用”,那么你会得出毛“不道德”,红卫兵“不地道”的结论,因为所有的专制“理论”都可以说有一个“道德”上的内涵,但是你如果运用民主的理论去研究它,批评它,那么民主理论中的“政治市场论”和政治行为的“交易论”就恰恰说明“66现象”是“民主的”。毛和红卫兵实现了“交易”上的“互惠”,毛寻找到了按他“个人意向”推进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人(中国共产党人不行了,他们对毛的文化大革命“阳奉阴违”),而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也得到了在他们所在社会中按照自己意向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合法”权利;正是这种“合法”权利的运用和实行,才把所有的共产党地方当权派排挤出局,文化大革命就最后地变成了红卫兵运动了。退一步讲,毛“利用”我们铲除了反对派,而我们“利用”毛“打倒了地方当权派”,获得了解放!——1966年这样的一笔政治“交易”到今天为止,也看不出我们吃了什么亏?
    
    29、你读过李志绥和张戎的书吗?毛泽东简直就是个“魔鬼”,和“魔鬼”“交易”的人能够不变成“魔鬼”吗?
    
    李志绥如果真是毛泽东的“仆人”(“御医”)的话,那么,我不批评他的书,我请出黑格尔这位“权威人士”来说话,就省事得多了,在《历史哲学》一书中,黑格尔说:“‘仆人眼里无英雄’……哥德也重复说过……仆人给英雄脱去长靴,伺候英雄就寝,知道英雄爱喝香槟酒等等。历史人物倘遇到这样一个懂得心理学的仆役伺候着,以后在历史文学上记载着,自然就会显得平凡不足道了;他们被这个仆役拉下来,拉到和这精通心性的伺从婢仆的同一道德水准上,甚或在那种水准下几度……”好了,就这些;关于张戎的书,那是一本“揭隐私”的书,交代的是一位“鲜为人知的毛泽东”,和1966年运动中的“公众人物的毛泽东”是八杆字也打不着的,因此,这样的书的内容即使在西方走红,我也看不出有更多的价值。中国人骂中国人的水平,在世界上从来都是第一流的——这一点我不怀疑。
    
    1972年,毛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时,尼克松夸毛“改变了世界”,毛以他那特有的幽默说法否认自己“改变了世界”和“改变了中国”,说“我只改变了中南海这一块地方。”其实,毛的话是对的,在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他仅仅是中南海中的一个居心叵测的人和道德上有重大缺陷的人,因此,要说“中南海的文化大革命”张戎的书的内容也许可以派上用场的,但是我说的文化大革命是除了台、港、澳外的全中国运动。
    
    如果你认为“10文革”中毛和红卫兵一直是“结盟”的,你就是一个傻瓜。1969年4月1日,毛恢复了中国共产党组织的行为就意味着他自己拆散了和人民的“结盟”,我说的66运动就结束于这个时间上了,因此以后的毛,你骂他是“妖魔鬼怪”,我才不管哩。
    
    30、许多人都把文化大革命中的毛作为一个“反面人物”看待,能不能说一说你和他们同不同?但是,你好象不承认在政治上存在着一个“完整”的“毛泽东文化大革命”?这样以来,你不感觉到你的说法前后矛盾吗?
    
    文化大革命实际不是毛“发动”(是共产党“集体”发动的)的,因此把“发动”文化大革命当成一个毛的“错误”是不对的,不符合历史事实,但是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普通人对“发动”的理解往往是指毛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力排众议地要把“共产党运动”转化为“人民运动”,而在这种“转化”过程中,他正确地张扬了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当权派“造反有理”的主张,因此正确地说“发动”等于“支持”,这样以来才符合事实的真相;所以就“真相”而言,你若以为“支持”就可以使人民运动的“专利权”归毛享有,那就不对了。譬如,你“支持”我做成了一笔生意,我从中赚了100万人民币,是不是因为你的“支持”,这100万就应当“归”你呢?法律上的问题,有时候就可以这样提出。
    
    31、问:你凭什么说那种一场人民解放运动不是毛的?
    
    1966年事件的奥妙之处也在于,毛要使之实现的人民运动本身是他不知道也不明白的,他只是做了这样的一个推理:即共产党“对立面”的运动就是人民运动,如果说这样的推理没有错误的话,问题就在于毛对这个运动是心中无数的,没有任何的个人筹划,而这样的毛的“不作为”和人民运动依据自身的内在规律发展的情形正好吻合。1966年10月24日毛在一次谈话中说:“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运动,一个大串联,谁也没有想到,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弄得各省呜呼哀哉。”第二天,即25日他又说:“我闯祸了,就是批了一张大字报;再就是,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写了一封信,再,我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见《毛泽东之路》第451页)。
    
    著名的“文革史专家”金春明教授(这是正儿八经的“专家”)曾经非常明确地否认了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存在着毛的“战略部属”,不过他因为是大陆的教授,因此在表述上就特别需要讲究个技巧,不象我这样直来直去,他的原话是:“文化大革命中最时髦的口号是‘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前进!’似乎10年中的每一个重大活动都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因而紧跟这种部属成为一种普遍的时尚。但是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是什么,包括哪写内容,不仅当时没有人知道,而且至今尚未研究清楚”(《“文化大革命”史稿》第306页)。金教授的这一番话,不就是“剥夺”了被毛在生前已经窃取了的、而现在又被刘自立等人认可的“文革专利权”吗?因此我在“文革”研究中宁可假设1966年中国社会存在着一个“精神”或者“文化”上的毛泽东运动,但是却根本不承认存在着“政治”上的毛泽东运动。“政治解放”运动是“人民”而非毛的,如果说1966年有一个政治上的“专利权”可追究的话,那么毛不是它的“所有人”,“亿万中国人民”是它的“所有人”!
    
    说了上面这些多的话,嘿,伙计,我告诉你,毛泽东是我们中国人研究文化大革命道路上的 “拦路虎”,你打败了他,你就可以走上正路,怕他,打不过他,你事实上就绕了道,因此你即使写了几十本专著,写了许多的字,也不过是浪费了笔墨而已。
    
    32、你说一说在文化大革命中,你们那些红卫兵和毛到底保持着什么关系?
    
    答:“宗教”的而非“政治的”。
    
    33、怎么解释?
    
    在“政治”上红卫兵、造反派组织和毛之间没有任何的隶属关系,不存在任何形式的上下级组合和科层设置,因此我说政治上我们是“自治”的是有道理的;但是这样的话并不说明我们在“精神”上也是“自治”的,而恰恰相反,我们是把毛当成为“神”看的——这就是我说的“宗教”关系,只是,你不要一听到这样的话,就一口咬定我们把毛信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其实呢?“神”——这个东西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就有些的随便,信了就信,不信了,“神”也没有办法。毛曾经说过:“中国妇女不生小孩子,就信观音菩萨,生了就不信了”。1966年的中国人也就是这样。“造反”的时候信,“造”完“反”就不信了,谁拿他也没办法。目前就有那么一部分人把我们中国人1966年这种“随便”的“信”,非要看成如基督教徒、伊斯兰教徒那样的“执着”的信,我不知道这些人的脑子里缺了哪根筋?
    
    34、问:在《对一个伟大时代的回忆与理解》的文章中,我看到你在交代你自己经历的红卫兵运动时,提到了“打老鼠”与“打老虎”的问题,你能不能再说明一下?
    
    那是我个人在66运动中亲身经历过的事情,所以我记得特别的牢,一辈子也忘不了。1996年8月初,北京城产生了红卫兵的消息以“红色电波”的形式在传到我所在的兴平县教师学习会上的时候,学习会的领导班子(县委张世龙副书记“挂帅”)立即组织成立了“兴平县教师学习会红卫兵大队部”,由当时的“教师学习会文化大革命筹备委员会”的“主任”(一个当了傀儡的普通小学教师)出任大队长,我可能是中队长。红卫兵中没有教师,所有参加学习会的学生(100%的是共青团员)都是红卫兵(这是北京城的以“高干子弟”为主的“老红卫兵”在全国各地的伸展),一个有没有缺。因此第一个红卫兵组织的“自治”性完全丧失了,是基础党组织“一手包办代替”的产物。因此这些人是穿着红卫兵服装,戴着红卫兵袖章的“假红卫兵”,在陕西省境内人们叫他们“麻花兵”(“革命”后吃党组织用公款买来的麻花吃)。
    
    这样的红卫兵在一出生时,就要表现自己的“革命性”,而这种“革命性”在一个“革命的运动”中肯定要高出共青团甚至共产党组织,而在当时,唯一能够充分表现“革命性”的就是去“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去“破四旧”、“立四新”,于是我们就“上了街”去“革命了”。现在来看“上街”是对的,因为现代民主运动就是一种“街头运动”,而要“革”的“命”却是完全错误的。迫害了社会上的一贯的不幸者:“地、富、反、坏、右”。
    
    这一段时间被人们想象得要短得多,我印象它在我们县城的持续超不过1个月,但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暴力图象”却永远地定格在它上面了,殊不知这个时候的人民政治大解放运动的浪花仅仅是拍了拍青少年人的脚面……。
    
    8月下旬,我所在的学习会上来了一群南郊中学的造反的红卫兵,他们是专门来“启蒙”我们这些受了兴平县当权派“蒙蔽”的红卫兵,他们中说,现在阻碍我们兴平县文化大革命健康发展的力量是共产党内的当权派,他们才是文化大革命的真正敌人,他们手中有权,好象是老虎,你们既然是“革命的小将”就应该“打老虎”,为什么把那些在17年的时间中已经被我们的人民打得钻到了地洞里的“小老鼠”抓住不放呢?在我们大西北,老虎是刘澜涛(中共西北局第一书记),在陕西省老虎是霍士廉(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在兴平县,老虎是孟昭亮(兴平县委第二书记代理第一书记),同学们,让我们掉转“枪口”对准他们吧!“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诸位,就这么的几句话,把我们给“煽动起来了。”第二天下午4点,我们闯入县委大院去“造”县委的“反”了!造反之后——你知道吗?那个党办的红卫兵组织也就散摊子了,和共产党组织一样地“呜呼哀哉”了。
    
    朋友,那时是一个说风便是雨的年代,人变化之大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是难以想象的,因此,昨天还是“党办”的红卫兵,今天却“造”党的“反”了,只是在许多“文革史专家”的叙述中,所有事情都僵化得象一具死尸,难道从他们嘴里说出来的“文革”有一股异味。(未完待续)
    2006-5-25 _(博讯记者:武振荣)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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