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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网友谈“文革”(4)/武振荣
(博讯2006年5月24日)
    武振荣
    
     22、讨论“文革”有什么意义,都是些“陈谷子烂芝麻”,有什么价值? (博讯 boxun.com)

    
    本文没有接着前面的顺序谈,而是选择了一个新话题是有用意的。其所以这样作,我得说明:这个系列文章在《民主论坛》刊登时,洪哲胜先生把第一篇中的副标题《以“文革”的话题谈民主》换成了本文的标题——这样的做法我深表赞成,表现出了一个编辑的卓越才能和辩识文字的非凡眼力。以前我在中国的时候,一个朋友就对我说过“文章要好,编辑少不了”,我还不信,现在信了。别人在讨论、谈论“文革”时站在一个什么立场上?我不得而知,要从谈论中得到什么?我也不得而知,反正我自己在谈论“文革”时,把它作为一个“民主的本子”,不,我补充一句,“中国民主的本子”却是一贯的,因此用我们中国人说习惯了的话:我不是“为了谈文革而谈文革”,是为了中国的民主而谈“文革。”
    
    我认为在“民主”的问题上,我们中国人吃的“西药”太多了,吃的“中药”却太少了,以至于“中药”里稍有苦味,我们倘以为吃了“毒药”,就得把它吐出来不可。要知道,我们中国是一个有着持续的人民运动和丰富的人民运动传统的国家,有1966年的政治大解放运动,1976年的“4-5天安门运动”、1979年的的“民主樯运动”,1989年的“伟大风波”(风起于北京,却成事于莫斯科)和1999年的法轮功抗议,因此我们中国根本不可能同前苏联相提并论,也和朝鲜、古巴、越南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截然不同,所以研究我们中国的民主,如果脱离了上述的“国情”,把它和上述的国家捆绑在一起去,不是错误的,又是什么呢?而要摆脱上述的错误,我们就得找一个时间上的点,它就是1966年。
    
    23、20世纪90年代的“苏东波”骨牌效应没有“推倒”中国的原因是什么?
    
    答:中国不是那时“专制社会主义”牌局中的一张“牌”,从1966年人民运动爆发时它就已经从“出局”了,虽然还挂着“社会主义”的招牌,却是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了,用斯大林批毛的话说:是“红皮白心的萝卜”。产生了如此深刻的“性质”变化的最根本原因就是我们现在谈论的“文革”。在下面的谈话中,我将要说到文化大革命与邓的“改革”的关系,读到它时,你就会感觉到邓小平与“文革”的关系复杂到一般人想象不到的程度。
    
    24、问:你认为目前中国“文革”研究中的最大的弊病是什么?
    
    答:许多人不知道变化,没有观察到变化,把每时每刻都在变化着的人和运动组织到一个排除了任何变化的程式中去,以至于由他们抓住了的“文革”是一种“铁板一块”的东西。如果说毛泽东对“文革”有一个定义是值得肯定的话,那就是“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我的看法是这样,人在精神僵死的状态感觉不到“灵魂”的存在(文化大革命前后的中国人就是这样,你说人有“灵魂”就等于你是“唯心论者”),人只有到生命的最活跃和人生最有成就感的时期才会感觉到“灵魂”的存在,这样以来我也就随便解释了如下的问题:文化大革命时,一个信奉“唯物主义哲学”的国家中的“亿万人民”为什么突然被“精神”、“灵魂”这样的东西激动了起来了,以至于闹了个鸡飞狗跳墙——其中的道理又有几个人去思想哩,因此,我认为探讨“文革”如果不研究普通中国人“灵魂”中发生的那些变化(它往往是“一闪念”的出现与存在)就是狂风低下说野话——被风刮去了,留不下来。
    
    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除了运动前用%严格划出来的那些5%的“可怜人”没有变化外,所有的人都变化了,变化之大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也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毛泽东在变,刘少奇在变,林彪在变,邓小平在变,各省委书记在变,县委书记在变,党支部书记也在变,共产党员在变化,共青团员在变,红卫兵在变,造反派在变,工人在变,农民在变,干部在变……大家都在变,由变化着的人的手做出来的事情也在变化,但是与这样的情况极不协调的是,我们许多人说出来的文化大革命的内容却在“变”字之外。
    
    25、问:文化大革命中的人都是毛所说的一个“无产阶级”中的人吗?
    
    我不说别人,就说我自己吧,是地地道道的关中农民的儿子,祖祖辈辈的人都是老实巴交的种地的庄稼汉,阶级成分“下中农”,和“无产阶级”沾的什么边呢?但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倒向”人民一边时(毛提倡共产党人“站在人民一边”),我做了我自己是“革命的无产阶级派”——这样的一番“表态”,试问:我是否就因此而变成了毛的“无产阶级”中的人呢?如果说此后,我的哥哥——他那时是工人,也做了他“无产阶级”的表态,我的父亲——农民(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是我的对立面组织中的成员),亦做了类似的表态,那么你认为我的家庭从此就“无产阶级化”呢?其实,象我这样的家庭在“文化大革命”是数以千万记的普通家庭中的一个,可见这时人的“无产阶级化”是一种合法的“人”化,是对“阶级人”的一种出超,也是对由世袭的“阶级成分”造成的人在政治上的“等级身份”制度的一种破坏(破坏的结果是邓小平不得不放弃了它),质言之,是人的“还原”——看不见这一点而谈“文革”,就如同瞎了眼的鸡吃米——乱鵮(侃)。
    
    如果我们可以发现“文革”中的辩证现象的话,那么可以这样地说,共产党、毛泽东的“阶级论、阶级斗争论”已经走到了极端,因此,事物发展的内在法则使之完全地走向了“反面”,17年以来一贯的捆绑人的桎梏一下子给“粉碎”了,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人的“解放”。在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中,当每一个人都是“无产阶级的人”的时候,人的那一张“阶级”的“皮”就给“脱”掉了,人鲜活的本质就表现得淋漓尽致。但是,“了解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文学家毛姆说:“因为人不论男男女女,都不仅仅是他们自身;他们是自己出生的乡土,学步的农场或者城市公寓,儿时玩的游戏,私下听来的山海经,吃的饭,上的学校,关心的运动,吟哦的诗章,信仰的上帝,这一切东西把他们造就成现在的这样,而这些东西都不是道听途说可以了解的”。现在的情况是,我们许多研究“文革”的人还没有进入“文革中的人”的研究领域,他们一提到“文革”时期的人,头脑里不是出现“暴民运动”的图象,就是口头上冒出“愚民主义”的话,惟独他们自己有资格做人,试问:这是民主的态度吗?是民主的思想和民主的作风吗?
    
    26、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是一种吗?
    
    不,不是的,要说明这个问题,我就想到了川剧中的变脸,那个简直是我们中国戏剧里的最可以表现出“中国特色”的绝活,演员只要努力地扭一下脸,一个红脸唰地一下就会变成蓝脸,一个蓝脸变成黄脸……这种魔术般的技术给了我一个极好的提示:在1966年的中国政治舞台上红卫兵也是变了三次脸的,其方式有一点川剧味。
    
    我在21节中已经说明了第一个出世的红卫兵组织是一个自治的组织,是从共产党一党专制的“石头社会”中“蹦”出来的“石猴”,但是我没有说过所有的红卫兵组织都是一样,都是自治的、学生们志愿组织的,的确有一种背后被人操纵的红卫兵组织,就是这种组织败坏了红卫兵的名誉,使人们一提起红卫兵就想起了抄家……。
    
    我作为一个研究“红卫兵”的人负责任地告诉大家:红卫兵可以分两种:“党办红卫兵”和“自治红卫兵”。前者是专制主义中的人,后者却是民主主义中的人,因此差别之大可以 说是“十万八千里”。前者是“共产党文革”、“毛泽东文革”的“工具”,后者是民主自由的“人民文革”的担纲者和尖兵。(未完待续)
    2006-5-24
     _(博讯记者:武振荣)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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