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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英:林正德《再論王治郅該挨什麼板子?》
(博讯2006年5月23日)
    歐洲導報社張英按: 2006年4月26日,博訊等發表本社供稿的中國作家、評論家林正德先生《王治郅該挨什麼板子?》一文,同時發表的還有其小說《包公斷婚案》六個短篇、評說《諸葛亮治國方略與CEO模式之比較》與《代析》,一組共四篇,“又是運用古今中外案例的精彩比較,擬放在一起發表,以饗不同口味的讀者”。
    
     5月8日,博訊等發表正德兄惠稿《未來寄託於Y一代》,乃是《代析》一文的姐妹篇,或曰“續篇”。今日發表其《再論王治郅該挨什麼板子?》,也是“續篇”。大家關注大郅,不僅王治郅是一位中國球星,而且王治郅現象成為一種社會價值觀,牽涉評判是非、寬恕、脫離或回歸體制等命題。 (博讯 boxun.com)

    
     林正德《再論王治郅該挨什麼板子?》文中,批評陸天明博客的“陸天明”先生,尚不知是否與我故友陸天明,同姓同名?我在穀歌搜索不到“陸天明的博客”,也不知他是否會玩“博客”。我那位久已失聯的五十年前國母宋慶齡創辦的中國福利會少年宮(上海少年宮)文學創作組老同學、海門小同鄉陸天明,是一位著有《 蒼天在上》、《大雪無痕》、《省委書記》、《高緯度戰慄》等長篇反腐小說的著名作家,其子陸川是第六代導演、陸丁是北大博士生(陸川幼時1973春節在他外婆家見過,陸丁幼時1980來我家過春節才見,僅比剛進中國福利會幼兒園的我女兒大一歲,而她現今則是荷蘭大學的理科博士生,——犬子更小、工程師,世事多變,環境不同,吾輩老矣)。
    
     我所熟知的陸天明是一位正人君子,十八歲時當選上海人大代表,他富有詩人“火,通紅的火”激情和正義感(《火,通紅的火》是天明二十多歲時第三部成名作),艱苦卓絕,百折不撓,原則性強;又能正直誠懇,與人為善,心地厚道,尤其寬容。兩者難免碰撞,卻常和諧統一,因而在陸天明身上,人性往往大於黨性。例如,文革十二年,我因公開反對中共中央文革、主張並實踐人民文革,多次蒙受政治冤獄;陸天明曾是新疆農七師131團團長,僅有兩回(1968、1973年)從“槐樹樟”農場“揚帆萬里”返滬(大型劇本《揚帆萬裏》是天明成名處女作,我後來有幸提修改意見而成為第一個讀者,另一大型劇本《槐樹樟》則是他第二部成名作,也是文革中敢於挑戰“八個樣板戲”的異數),探親訪友,他回家之前先對我“探監”,不怕中共副統帥林彪空四軍、中共中央文革張春橋的爪牙先後威脅,宣稱:與張某失聯已久,但對朋友要有基本肯定,他即便有思想路線問題,也決不是反革命!當時陸天明也差點被捕。“對朋友要有基本肯定”,這種政治操守,道德勇氣,也是鞭策我一貫對落難友好的座右銘。
    
     天明兄虚怀若谷,始终維護批評、反批評、再批評和自我批评的自由。倘若我發表林文批評的陸天明失言,果真是我半个世纪的莫逆之交,相信他会反思,妥善回应。
    
     現将林正德前文《王治郅該挨什麼板子?》、百姓評論《體制邊緣人王治郅的無奈》附後,供一併參知研判。
    
    再論王治郅該挨什麼板子?
    
     ● 林正德 (中國小說家、福州評論家 歐洲導報社供稿)
    
     前不久,我在網上發表《王治郅該挨什麼板子?》一文,這幾天,我又在陸天明的博客上看到陸先生撰寫的《但願王治郅不是軍人……》一文,閱後感到不以為然,便寫下這篇再論。
    
     陸先生在文中主要引用前一陣子報載的一事,即在朝鮮戰爭期間,有一美國軍人失蹤了,幾十年過後,發現他原來投向北朝鮮,並在北朝鮮成家生子,後來,他終於回到美國,並在美國軍事法庭接受審判。由此,陸先生認為王治郅的行為也是如出一轍的“叛變行為”,應當重懲。
    
     我以為陸先生引用的這個事例是很不恰當的,那個美國軍人是在朝鮮戰爭期間投向敵國北朝鮮的,這當然是屬於叛國行為,不過,幾十年來過後,他終於主動選擇回到自己的祖國——美國去,他的祖國也是寬宥地接納了他,只是給他象徵性的最輕懲治。
    
     而王治郅的情況則完全不一樣,他是在改革開放的年代,作為一個前所未有的特例,成為第一個到美國NBA打球的中國球員,他到美國去打球是經過特批的商業行為,他去美國就不再領取薪金(也不妨說是軍餉),他賺的是美元,可能還給國家掙了外匯,何況,他去的不是敵國,而是建設性戰略合作國——美國,是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主席都能去的美國,以胡錦濤主席的成功訪美為標誌,構建中美之間的對話、共識、互信、合作的新機制,以構築長期穩定的中美建設性合作關係的新思維,中美關係已進入了一個互利共贏、和平發展的新時代。我以為無論怎麼說,王治郅的“叛變行為”的罪名都是不能成立的,何況,王治郅滯留美國的原因是複雜的、多方面的,也不光是大郅一個人的錯。
    
     也許,《王治郅該挨什麼板子?》一文很多人未讀過,我不妨再次引用該文:“在南北戰爭期間,1863年7月1日到3日蓋茨堡戰役展開,到7月4日夜,李將軍開始向南方撤兵。當時天下傾盆大雨,波多馬克河水大漲,李將軍帶敗兵逃到河邊,而後邊是乘勝追擊的政府軍,李將軍陷入進退維谷的困境。林肯知道這是天賜良機,只要打垮李將軍的軍隊,戰爭就可以結束了。他命令米地將軍立即出擊李將軍,不用通知‘緊急軍事會議’。林肯不僅拍電報下命令,還特派信使傳訊。可是,米地將軍偏偏不執行他的命令,卻先行通知‘緊急軍事會議’,他故意拖延時間,拒絕攻打李將軍。結果,大水退了,李將軍的軍隊順利越過波多馬克河逃之夭夭。對此,林肯勃然大怒,他給米地寫了一封通道:‘我不相信你對李將軍逃走一事會深感不幸。他就在我們伸手可及之處,而且,只要他一就擒,加上我們最近獲得的勝利,戰爭即可結束。現在,戰爭勢必延續下去,如果上星期一你不能順利擒得李將軍,如今他逃到波多馬克河之南,你又如何能保證成功呢?期盼你會成功是不智的,而我也並不期盼你現在會做得更好。良機一去不再,我實在深感遺憾。’我們可以想像當米地看到這封信時會是什麼想法,不過,事實上這封信最後並沒有發出去,而是人們在他去世後從一堆文件中發現的,顯然,林肯在寫完信之後,又冷靜思考了一番,既然事情都已經發生,再把他痛駡一頓,除了發洩心中的不滿情緒外,於事無補,甚至還會造成更壞的結局,歷史的經驗告訴他:尖銳的批評和攻擊所得到的效果都是零。他最終沒有把信發出去。後任的美國總統泰德•羅斯福說過,在他當總統時,凡是遇到難解之題,就會抬頭望牆上掛著的林肯肖像自問:‘如果林肯處於我的現況,會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其實,林肯不僅對貽誤戰機的米地將軍是如此寬容,對其他屢打敗仗的將軍也是如此寬容,我在另一篇網文《田亮的疑惑:我不知道我錯在哪里?》中也道:“在美國南北戰爭期間,林肯好幾次調兵遣將,更換波多馬克軍的將領——馬克禮蘭、波普、伯恩賽德、虎克和米地,然而,這些將領都接二連三地打敗仗,幾乎使林肯陷於絕境。當時,全國大多數人都指責林肯用人不當,但他卻毫不怨天尤人,寬容地保持緘默。他的至理名言是:‘你不論斷他人,他人就不會論斷你。’我想,林肯連接連打敗仗的將軍們都能寬容,‘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正是他的博大襟懷,才使他贏得南北戰爭的最終勝利,才使他贏得美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世世代代的懷念。而我們連贏得多枚金牌的世界冠軍田亮等人都不能容忍,對第一個走出國門到美國NBA打球的王治郅,‘王者歸來’還要做書面檢查、受行政處分等處罰。”現在,陸先生還認為這樣做還不夠,“心裏卻總是酸酸的產生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滋味”(見陸文),難道非要讓大郅上軍事法庭接受審判,他心裏才會有一種甜甜的說得清道得明的滋味麼?這不是他自己所說的“極左”又是什麼?
    
     陸先生不是愛引用美國的例子麼?如果陸先生手上一張有5元的美鈔,不妨拿出來看看林肯的頭像,想想假如是林肯的話,他會如何處理王治郅的問題,那麼,我想陸先生的肚裏或許就不會有那麼多的胃酸湧上心頭,倘若再想想要是林肯的話,他又會如何對待韓寒這些Y一代人,或許,陸先生的心境更會豁然開朗起來。
    
     《群書治要•體論》曰:“君子寬賢容眾以為道”。蘇轍《新論下》曰:“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寬容是我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我們現在提出要構建和諧社會,而要構建和諧社會的主要基本要素就是寬容、理解、包容、溝通、瞭解、寬恕。我們的母親祖國有著博大的胸懷,她是不會嫌棄自己所有的兒女的,無論長得英俊還是醜陋,無論健康或有什麼毛病,只要他願意回到母親祖國的懷抱,無論是王者歸來,還是浪子回頭,或遊子返鄉,她都將張開雙臂擁抱你,方志敏不是有一本《可愛的祖國》,母親與兒女的關係是血脈的關係,根本不應存在誰嫌棄誰的問題。
    
    王治郅該挨什麼板子?
     (博訊2006年04月26日發表)
    
     ● 林正德(中國小說家、福州評論家 歐洲導報社供稿)
    
     王治郅回家了,在美國漂泊了四年的他終於回家了,這是時代的進步和寬容帶來的結果。雖然,王治郅在機場上已經向全國人民做了口頭道歉,但據說他還得要向中國籃協寫書面檢查,並將於近日公開發表他親筆寫的道歉信,而且,還要接受八一隊的處分,究竟王治郅該挨什麼板子?還得等著看。
    
     這件事使我想起了美國總統林肯之死。1865年4月15日的早晨,亞伯拉罕•林肯碩長的身子斜躺在一家廉租房的睡床上瀕臨死亡,他是遭人槍殺的。那牆上掛著蘿沙•彭皓兒的名畫《馬集》,屋裏一盞煤氣燈閃爍著昏暗不明的燈光。當林肯咽下最後一口氣時,陸軍部長史丹唐說:“這裏躺著的,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完美的統治者。”
    
     在南北戰爭期間,1863年7月1日到3日蓋茨堡戰役展開,到7月4日夜,李將軍開始向南方撤兵。當時天下傾盆大雨,波多馬克河水大漲,李將軍帶敗兵逃到河邊,而後邊是乘勝追擊的政府軍,李將軍陷入進退維谷的困境。林肯知道這是天賜良機,只要打垮李將軍的軍隊,戰爭就可以結束了。他命令米地將軍立即出擊李將軍,不用通知“緊急軍事會議”。林肯不僅拍電報下命令,還特派信使傳訊。可是,米地將軍偏偏不執行他的命令,卻先行通知“緊急軍事會議”,他故意拖延時間,拒絕攻打李將軍。結果,大水退了,李將軍的軍隊順利越過波多馬克河逃之夭夭。對此,林肯勃然大怒,他給米地寫了一封通道:“我不相信你對李將軍逃走一事會深感不幸。他就在我們伸手可及之處,而且,只要他一就擒,加上我們最近獲得的勝利,戰爭即可結束。現在,戰爭勢必延續下去,如果上星期一你不能順利擒得李將軍,如今他逃到波多馬克河之南,你又如何能保證成功呢?期盼你會成功是不智的,而我也並不期盼你現在會做得更好。良機一去不再,我實在深感遺憾。”我們可以想像當米地看到這封信時會是什麼想法,不過,事實上這封信最後並沒有發出去,而是人們在他去世後從一堆文件中發現的,顯然,林肯在寫完信之後,又冷靜思考了一番,既然事情都已經發生,再把他痛駡一頓,除了發洩心中的不滿情緒外,於事無補,甚至還會造成更壞的結局,歷史的經驗告訴他:尖銳的批評和攻擊所得到的效果都是零。他最終沒有把信發出去。後任的美國總統泰德•羅斯福說過,在他當總統時,凡是遇到難解之題,就會抬頭望牆上掛著的林肯肖像自問:“如果林肯處於我的現況,會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我覺得王治郅的問題跟米地將軍的問題有點相似,都是過去式,那些有關部門的領導是不是也可以像泰德•羅斯福一樣發問:如果林肯碰到這個問題,他會如何解決?
    
     現在,姚明又不幸左腳骨折,大郅就是中國男籃的頂樑柱,2008年奧運會迫切需要他去建功立業?那些批評、檢查、道歉信、處分除了掙回有關部門的面子外,沒有任何好處,難道那些批評、檢查、處分會給大郅增添好心情?會鼓舞他的鬥志?恐怕不會吧。何況,造成大郅遲遲不歸的原因是複雜的,也不光是大郅單方面造成的。
    
     《漢書•陳湯傳》曰:“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善者不疵細瑕。”寬容,是我們這個時代的進步,對大郅要寬容,對其他人也要如此。
    
     如果你手上有5元的美鈔,不妨看看林肯的頭像,試著像林肯那樣處理問題。
    
    
     《百姓》評論:體制邊緣人王治郅的無奈
     (博訊2006年05月22日發表)
    
     在外漂泊多年的王治郅終於歸國,籃協領導親自去機場迎接,成為各大新聞網站的熱點聚焦。如果簡單地將王治郅歸國視為一則體育新聞,顯然掩蓋了更多富有意味的內涵。如果把王治郅看作叛逆傳統體育體制的異數,顯然,在為數不多的“出頭櫞子”中,他是一個標誌性人物。
    
     從體制內生存轉化為向體制外遊移,通常是個體對制度產生了價值觀的分裂,或者是利益上的尖銳衝突。從田亮為拍廣告被除名,到更早的何智麗憤而退出國家隊,都呈現出一個共同點:這些曾經依賴于傳統舉國體育機制成長起來的優秀運動員,逐漸發現了體制對自身的捆綁與束縛,他們的繼續上升通道被堵塞,在享受體制保護的同時,必須接受依附於體制所要完成的種種苛刻條件。王治郅、田亮發出了不滿的聲音,並付諸於行動,立即遭到了體制的反彈――他們被開除與驅逐了。
    
     體制邊緣人的優勢在於獨立,從體制外獲得自由,無須參與與體制本身進行的的利益交換,邊緣人在制度文化創新方面所具有的潛力與自由度,正是社會文化創新的重要因素之一。但邊緣人要面臨沉重生活壓力與事業挫折感的雙重衝擊,他們容易陷入極端的自尊與強烈的自卑衝突中,表現出性格的反復與舉止的異化。
    
     王治郅正是在五年的煎熬與矛盾中,最終選擇了回歸體制。他向全國球迷認錯,也向籃協、八一隊俯首稱“是”。作為NBA的失意人,萬般無奈下他想起了傳統舉國體育體制的“保護殼”好處。舉國體制對資源的無所不包,讓叛逆者很快就發覺自身的弱小與無助,從而屈從於體制的價值標準,交還剛獲得的內在自由(即精神自由)與外在自由(即生活自由)。這究竟是誰的勝利?誰的錯?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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