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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耀杰:给王怡们上一堂宗教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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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6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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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看到《王怡致杨茂东(郭飞熊)先生的公开信》,觉得比《余杰关于与布什总统会面情况的声明》的强词夺理、傅希秋《对华援助协会就郭飞雄白宫事件的声明》的官腔官调既更加高明也更加恶劣。因为本人明年有可能招收戏剧宗教学的硕士研究生,借此机会试试手,就事论事地给王怡们讲一堂宗教课。
    
    一、不承认错误的道歉信
    
    所谓公开信,其实是只承认“伤害”却不承认错误的道歉信,王怡在开场白里写道:“5月8日中午,我与傅牧师一道,在对华援助协会的办公室告诉你我和余杰的决定,我们二人不愿与你一起前往白宫参加与布什总统的会面。做这个决定对我是困难的,但也是坚决的。我完全理解这件事对于你个人的伤害。也愿意在此公开的[地]向你诚恳地表示歉意。我愿意为此决定负担舆论和道义上的一切指责。”
    接下来,王怡便明白无误地透露出视郭飞熊为异教徒的歧视信息:“这一次来美国,参加‘中国的宗教自由与法治’研讨会,这是傅牧师的邀请函所载明的主题。傅牧师的对华援助协会长期以来关注家庭教会的维权和中国的宗教自由。尽管因为所谓‘政治化’被一些教会疏离,但海内外大多数基督徒和广泛的维权人士都尊敬和感谢他的工作。如我曾参与辩护和调查的蔡卓华案和华南教会案,都和对华援助协会的长期关注和支持有莫大关系。我和余杰来到华盛顿后,才知道你也与会。尽管略有诧异,因为你并未参与过教会的信仰维权。但我们理解是负责安排的主内弟兄希望帮助你出来走走。我在第一天也向你表示我的个人意见,希望你能在美国多呆一段,多看多听,少表态。”
    顾名思义,“中国的宗教自由与法治”本身就包含世俗层面的“法治”内容,站在最前沿以法维权或合法维权的郭飞雄,自然可以参加这样的研讨会。作为被邀请的成员,王怡、余杰与郭飞熊同样是“对华援助协会”的客人。然而,王怡通过“主内弟兄”的概念转换,“立地成佛”地达成了反客为主的企图,进而把郭飞熊一个人孤立出来并且贴上了被动地接受“帮助”的异教徒标贴;接着以主人的口吻却不遵守最低限度的待客之道,公然剥夺郭飞熊基本人权中的话语权:“多看多听,少表态。”
    在我并不一定准确的印象里,王怡受洗为基督教徒是2005年的事情,他最早“参与辩护和调查的蔡卓华案和华南教会案”时并不是基督教徒,由此可见非基督教徒帮助基督教徒维权和基督教徒帮助非基督教徒维权之间,并不存在难以逾越的天堑鸿沟。而所谓的“教会的信仰维权”,能够落实到法律层面的其实就是捍卫有信仰之人的世俗人权。“信仰”本身是不存在什么维权问题的,只要不割掉你的脑袋,你永远拥有“信仰”意义上的权力和自由。况且除了宗教信仰之外,也还有非宗教信仰和不信仰的信仰。譬如我本人就拥有既不信仰所谓“共产主义”也不信仰所谓“基督教教义”的个人信仰,或者说是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信仰。我之所以尊敬真正意义上的把十字架置放在属灵的精神世界之中并且平等爱人的基督教徒,就在于我们之间有共同的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信仰。我之所以瞧不上像王怡、余杰这样凭着舞文弄墨的小聪明在额头上涂了红墨水的十字架便要通吃天下的伪基督教,也在于此!
    由于郭飞熊不情愿奉献牺牲自己的一份正当话语权,于是便有了反客为主的王怡、余杰们,通过绑架傅希秋和他所代表的教会维权机构及其至高无上的惟一上帝,给予郭飞熊的宗教私刑式的审判结论:“5月7日下午在米德兰的教会,我们约傅牧师谈话,交流了对你的看法。提出既然会议已经结束,希望他不再以对华援助协会的名义,为你安排任何的见面或其他机会。我们认为因你在维权运动的作为而受到的广泛尊敬,你会得到各种机会。但我们认为教会维权机构不适宜再介入其中。”
    在中国社会里根深蒂固地习惯于包办代表别人的王怡和余杰,随后又把精神绑架或宗教绑架的黑手,伸向了“教会维权机构”之外的美国政府:“5月8日傅牧师忽然宣布布什将会见我们四人的消息,我们才知道傅牧师和米德兰的牧师联盟一直在为这样的会面努力。这是我们事先完全不曾知情的。当你在午餐酒会上讲话,宣布这是美国总统近十年来第一次决定接见‘中国民运人士’。我和余杰交流意见后,作[做]出了这个决定,如果你去,我们二人选择退出。我们不能接受这样一个捆绑的见面,我们必须对这一会面之于国内教会及其傅牧师所在机构的影响负责。我们也感到必须结束这一次会议安排的错误。这件事的严重性远远超过我们个人的荣誉和得失,这也是我们和三位牧师需要单独在一起祷告,所要仰望和寻求合一的内容。后来我下楼找到李柏光,告诉他我们的意见。请他自己决定是与你一道去白宫,或者认同我们的意见。柏光表示他会祷告,并一切听从傅牧师的安排。如你所知,傅牧师的决定是向白宫说明你的情况,请你退出并请求你的谅解。这一决定是在我和余杰坚持退出的情形下作[做]出的,理应由我们负担这一决定对你的伤害。”
    依法代表美国政府的布什要会见王怡、余杰、李柏光、郭飞熊四个人,既是傅希秋们的客人又是美国政府的客人的王怡和余杰,自然有拒绝会见的权力,而没有一厢情愿地捆绑拉扯郭飞熊的权力。然而,他们偏偏把“捆绑”的罪名扣在了傅希秋们和布什们的头上,他们自己反而变成为遭受绑架的受害人。他们解除所谓“捆绑”的方式也不是选择自动离开,反而是选择“我们和三位牧师……单独在一起祷告”的既见不得阳光更见不得上帝的秘密仪式,以上帝的名义强行驱逐了异教徒郭飞熊,之后又通过再一次做贼心虚地偷换概念,把上帝的神启降格为“傅牧师的安排”和“傅牧师的决定”。总而言之一句话:在这件事情中如果有罪责需要担当的话,至高无上的惟一上帝有犯罪的嫌疑,傅希秋和他所代表的教会维权机构有犯罪的嫌疑,布什政府也有犯罪的嫌疑,单单极力要排斥郭飞熊的王怡们,没有一丝一毫的犯罪的嫌疑。有这样好的基督教和这样好的美国政府,难怪余杰们既兴高采烈又迫不及待地发布了一条又一条的利好消息。这下子可真是苦了郭飞熊一个人。
    对于遭受神圣驱逐的郭飞熊,王怡们不仅剥夺了他的话语权和参与权,而且还居高临下地抹黑压倒了他喜怒哀乐的本能权力:“但当你得知这一情形下,当场翻脸,拒绝与我交谈,并请我出去。我感到没有办法与你交流。”
    明明是自己一方驱逐了异教徒郭飞熊并且窃取了由郭飞熊等人努力争取到的一颗并不值得如何炫耀的“果实”,王怡却倒过来反咬一口,把对方的努力妖魔化为“谋略”同时又把自己的窃取神圣化:“谋略,谋略,中国的自由民主靠的是谋略吗?信仰自由靠的是谋略吗?在我看来,靠的是对上帝之爱与公义的仰望,在非基督徒的秋风兄看来,靠的是道德力量的积累。这件事最后的结果,无论见面或者不见面,都不是出于人的手,而是出于上帝的手。我请求你的原谅,也期望你能在这件事上看见人的作为的有限与落空。我也希望我的弟兄能在这件事看见自己凡事陷在谋略之中的危险,回到对上帝的单纯的信靠上。我们都知道,在你的努力下,美国的国安会在会面前对此事作了调查和评估,也作[做]出了他们自己的决定。没有人能替白宫决定总统见什么人,但我和余杰可以决定自己是否退出。这一决定不受任何人所谓投票和民主的制约。我们的退出被理解为伤害你利益的一种威胁,并在事实上导致了你失去这一机会。这一次会议安排的某种错误,最后以我们扭转这一错误并因此对你造成伤害的方式结束。”
    在王怡的眼里,“上帝之爱与公义”与“非基督徒的秋风兄”所说的“道德力量的积累”是可以偶尔等同的,与异教徒郭飞熊却完全无缘:你郭飞熊只配给绑架并独占了“上帝的手”的王怡、余杰们充当牺牲品!也就是说,王怡们嫌耶稣基督的人血馒头还不够温饱和实惠,便假借着看不见的“上帝的手”拿异教徒郭飞熊另做了一餐更加生猛鲜活的人血馒头!谁让你郭飞熊不经过王怡们的允许就动用你自己的脑袋去搞什么“谋略”呢?!
    然而,王怡本人也是有他自己的“谋略”的。所谓“民主化需要的不是无原则的统一战线,而是彼此客气的市场细分”;所谓“道不同不想为谋。但我在心里仍将你视为一个朋友,如我这次对你说的,我对政治事务不感兴趣,但我和无数人一样,期望看到真正的民主政治家的出现。当某种现实的民主政治的梦想来到时,我乐意将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名誉和努力,为那些值得尊敬的民主政治家背书”;在在潜藏着他“只许自己说放火,不许飞熊说点灯”的“谋略”及杀机!!在王怡的话语里,连公然剥夺郭飞熊的人权也可以算是“彼此客气”;连“将你视为一个朋友”也只是单方面的一种恩赐,根本就容不得你郭飞熊拒绝结交如此邪恶的所谓“朋友”!
    在此我再一次联想到站在上游喝水却偏偏以弄脏河水为理由吃掉站在下游的小羊的大灰狼。鲁迅说得好,中国人从来都是吃人喝血的民族。王怡和余杰们原本是这个民族最优秀的传人或代表,只可惜当下的中国政府当局特别是胡锦涛和温家宝们,竟然没有针对他们两个人表现出足够的先进性,以至于害得两个人只好去信仰外国人的基督教,进而去拜见美国总统布什去了。难道这一切“都不是出于人的手,而是出于上帝的手”吗!?反过来倒推一下,其结论简直就是胡适说过的“中国不亡,天理不容”了!
    
    二、维权运动与政教分离
    
    在《我对大陆维权运动的立场》中,王怡写道:“近年来的维权运动则是第三种模式。这一模式把自由的积累看得比民主的指标更重要,把个人的地位看得比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等族群利益的梦想更重要。以个人诉求优先于群体诉求的自由主义立场,最大可能的[地]避免而不是引发社会骚乱。以对法治秩序的尊重来缓释对政治秩序的冲击。以对宪法人权条款的尊重表达对恶法的抵抗。以法治的程序和途径,把法律背后的专制者一步步逼到阳光下来。以直接行使宪法权利的‘公民不服从’或‘自力救济’的行为,累积未来政体变迁的压力和技术。以爱与非暴力的原则,化解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间一百年来的仇恨和戾气。我个人凭信心推崇这样的方式,在任何情况下都坚守这样的原则。作为一个基督徒,我认为民主制度若不是以这样的方式得到,民主制度就不值得争取。”
    然而,王怡并没有把“法律背后的专制者一步步逼到阳光下来”,反而把“比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等族群利益的梦想更重要”的活生生的“个人”郭飞熊,驱逐出了与他一同被邀请的名单之中。这其中所表现出的并不是“以对宪法人权条款的尊重表达对恶法的抵抗”,而是假借神圣上帝的名义肆意践踏他自以为尊重的“宪法人权条款”。换言之,在王怡的眼里,“以郭飞雄、赵昕等为代表的职业化维权活动家”,因为在“维权运动中走得最远、最接近传统民运模式”,便丧失了作为“个人”的价值和人权。尽管在这段文字之前,王怡已经表示说:“第二种是‘民运模式’。希望提出一个全面的政治民主化纲领,形成一个政党化的领导中心,以直接的政治抗争、街头或地下运动的方式,包括组建反对党的尝试改变共产党的一党专制。这一模式起源于民主墙时代,1989年之后这一模式在主流社会和自由派知识分子中长期处于边缘化地带。我不相信民运模式能为中国带来一种有效保障个人自由与尊严的政体改造,构建一个爱与公义的政治共同体。我个人对这一模式保持距离、戒心和批判,并反对以秘密会社的方式推动中国的民主。但另一方面,即使有人组建反对党,也是宪法所列举的公民的神圣权利。我以更强烈的态度反对政府对非暴力的民运人士的镇压和审判。”
    郭飞熊有没有“以秘密会社的方式推动中国的民主”我并不知道,王怡、余杰们“以秘密会社的方式推动中国的民主”,却是昭然若揭的事实。余杰本人在与布什谈话中所强调的正是家庭教会因为没有得到政府当局的公开承认而处于地下活动状态的事实。只是相对纯正的家庭教会,是以属灵的精神诉求为第一目标和最终归宿的,而王怡、余杰们所谓的“为那些值得尊敬的民主政治家背书”,却早已走上了通过绑架上帝的借神造反及借神压人以至于吃人,而走上了政教合一的邪教歧途!在王怡还没有“以更强烈的态度反对政府对非暴力的民运人士的镇压和审判”之前,他已经针对郭飞熊给出了借神压人以至于吃人的邪恶审判!!
    关于作为欧美现代宪政民主制度的基本原则之一的政教分离,王怡的理解是这样的:“作为一个基督徒参与中国人争取言论自由和其他政治权利的宪政转型,参与基督徒依法争取信仰自由的事业,乃是为着在其中彰显基督徒的价值观和基督的荣耀,这是我所看见的职分。在政教关系上,我不认同退缩在政治社会领域之外的信仰立场,也反对教会与政治的结盟,反对基督徒与有违圣经教导的推动方式同负一轭。作为普世人权的宗教自由和基督徒的文化使命与政治密切相关,但教会的福音使命与政治无关。政治的意思是福音未得之前,基督徒与其他信仰或无信仰人群的政治合作关系。在今天,基督徒争取宗教自由的努力,属于维权运动中倾向保守主义的一部分,不能、也不应该属于反抗运动的一部分。”
    而在实际上,所谓政教分离就是宗教与道德之类不可以量化操作的属灵的东西,退回到个人的精神世界,从而把公共领域里可以被法律程度和制度规则充分量化和可供操作的社会事务,交给公共权力部门来切实可行且行之有效地予以实施。换言之,无论是宗教还是道德,都是只能对己而不能对人的精神自律。在涉及到别人的社会公共生活领域里,无论是教徒还是非教徒,所要遵守的都只是也只能是充分量化和可供操作的法律程度和制度规则。“基督徒依法争取信仰自由的事业”,其实是不能够完全排除“属于反抗运动的一部分”的。在王怡自己的同一篇文章中,所谓“以对宪法人权条款的尊重表达对恶法的抵抗。以法治的程序和途径,把法律背后的专制者一步步逼到阳光下来”;所谓“我以更强烈的态度反对政府对非暴力的民运人士的镇压和审判”,难道不正是不折不扣的“反抗运动的一部分”吗?!
    进一步说,王怡以属灵的个人性的宗教或道德的理由排斥诋毁“官逼民反”的正义反抗,本身就违背了现代基督教的政教合一原则。他和余杰等人不以神圣上帝的名义严格自律,却偏偏针对郭飞熊实施赤裸裸的人格伤害,更是既违犯世俗法律又违犯宗教戒律的不道德行为!
    郭飞熊身上并不是没有弱点和谬误,但是迄今为止他并没有被中国政府宣判为罪犯。即使他是一名罪犯,也容不得任何人非法伤害。王怡们在承认伤害事实的前提下,却只肯道歉而不肯认错,甚至于假借神圣上帝的名义一口咬定“我作[做]出了这一不后悔的决定,也背上了这一个十字架”,所证明的只是一点:王怡们永远不会犯错误,一切的错误和罪责只能来自于被他们所绑架的那个上帝及“上帝的手”。以此类推,参与伊拉克虐囚丑闻的美国士官,假如在虐囚之前像王怡、余杰、傅希秋那样祈祷了上帝,是不是就可以免除罪责呢?!
    只可惜像我这样的蠢货偏偏不知道如此廉价地把一个上帝或“上帝的手”供奉在自己家中替我承担一切罪责,然后再随时像王怡那样乖巧可爱地摆出“我作[做]出了这一不后悔的决定,也背上了这一个十字架”之类代上帝受过的撒娇姿态!
    
    三、再给余杰讲一段鲁迅
    
    在昨天即2006年5月21日的一个网贴中,我于愤怒中写下“我不是什么好人,要换了我是郭飞熊,当时我就砍杀他们!!”一句话,为此受到一位长者的当面批评。我承认如此表态是一种话语暴力,我更承认“砍杀”是一种严重的罪恶,一旦实施就是故意杀人罪;但是我愿意承担由此而来的所有法律后果连同道义罪责。因为我假如这样做的话,就意味着为了捍卫自己的精神尊严而伤害了别人的实体生命。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决不会像王怡、余杰们那样以自己不可求证的属灵信仰,来从事于牺牲伤害郭飞熊的正当情感和正当权利的借神卸责和借神杀人的鬼把戏!!
    借着这个机会,我还想给余杰讲一讲他在北京大学并没有学好的鲁迅研究。
    1934年的周作人,在谈到鲁迅、郭沫若之流的为人时表示说:“受不了左派的严厉批判。总之撞上左派的枪口谁都不是对手。在日本,经过明治、大正,各种外国文学都被消化过了,但中国是一抬脚飞向普罗文学。什么前提、根据都不要,只有‘革命’牵着他们的心。”
    王怡、余杰们对付郭飞熊的其实正是中国“左派”的“怪力乱神”式的邪教“枪口”,只是牵着他们的心的,已经不是“革命”而是更加时髦的基督教及其神圣上帝了。但是他们像鲁迅、郭沫若那样把自己包装打造成为和中国人乃至于全人类并不一样的超人或超动物,并且自以为高明的下流之心,却是一脉相承的。
    1926年12月16日,鲁迅在写给许广平的情书里表示说:“这里的仆役,似乎都和当权者有些关系,换不掉的,所以无论如何,只能教员吃苦。即如这厨子,……他那时的主张,是:他是国学院的听差,所以别人不能使他做事。你想,国学院是一所房子,能叫他做事的么?”
    “国学院”尽管是“一所房子”,却依然是可以触摸感知的有形实体。想到支配无产者“仆役”的鲁迅,自然不是他随后所说的“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的“无产者”。被王怡们所宣称的上帝的神旨,完全是只有他们自己知道的不可求证的无形无影之物。他们假如能够以上帝的名义与人为善,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事情。然而,一旦他们假借郭飞熊根本就不可能真切印证和把握的上帝及“上帝的手”来剥夺人权,就只能被认定为借神吃人的邪恶之举。借用鲁迅的话头:“上帝及上帝之手是无形无影的存在,能叫你们做事的么?”
    行笔至此,实在忍不住呕吐之感,既然不能够换取讲课费,只好就此打住了。
    2006年5月22日 [博讯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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