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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邦:极权之下无法制
(博讯2006年5月22日)
    
    法制建设成为近年来讨论中国社会问题的主题,自中共当局 1999年第三次修宪时将“依法治国”写入宪法,并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以来,中共官方的喉舌没少卖劲地为法制建设鼓与呼。一段时间以来知识界也将寻找济世救民良方的目光投向法制建设上,甚至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还提出了“政法系”救国的理想。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中国时下千头万绪的社会问题,通过法制建设最终导致中国走上现代民主文明之路,融入世界文明主流,这似乎成了时下中国较普遍的共识。然而法制建设真能导引中国走上现代民主之路吗?法制真是中国通达文明社会的桥梁吗?法制真是解决时下中国社会问题的良方吗?更直接地说中国今日的法制建设能导向法治社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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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我对极权社会的切身感受及粗浅认识,我认为极权之下的法制建设是欺世盗名、愚弄天下的反法制,是极权婊子的牌坊。当看到时下国人孜孜不倦地谈论法制建设并相信依靠法制建设来实现中国转型时,我深恐又一次陷入极权统治者布下的迷魂阵,害怕多年以后再蓦然回首发现又是一场春梦。当然在此我首先申明没有否定以法律途径寻求解开中国死结的努力,恰恰相反,我一直是力主多方尝试,肯定一切努力的应有价值的。然而我对“独一”路径确信者却表示忧虑,基于此我才冒然写下这篇文字,谈谈自己对极权法制的理解以值抛砖引玉。
    
     一、 极权下的法律是反法制精神的
    
    我们只要简单回顾一下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法制的发展史,可能就会发现法制救国不过是又一支应急于社会剧痛的麻醉剂,或深度吸毒者的又一支兴奋剂,是不可能根本解决中国的问题的,这倒不是法制自身有什么问题,而是极权之下根本没有法制可言,在极权政体下谈法制就是缘木求鱼,极权政体下的法制就是怨妇脸上的“花脂”——想涂就涂,不涂就弃的装饰。具体表现于以下方面:
    
    首先,那些好的、符合人类文明准则的、在中共建立政权之初制定的法律条款,可以随着统治者的需要任意删除,实在不便赤裸裸地删除的就给个“紧箍咒”。中国宪法中有关公民迁徙自由的入宪与摘除的命运遭际就有力地控诉着中国法律在极权下的奴婢本性。
    
    1949年9月1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 5条把迁徙自由作为公民11项自由权之一位列其中。
    
    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第 90条第2款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
    
    1957年中共发动“反右”斗争以后,政治运动成了中国社会的主旋律。在“政治挂帅”的口号下,宪法所规定的公民权利事实上被空置。
    
    1958年,由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签发的、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公然剥夺了公民的迁徙自由。这条例明显与当时的宪法相抵触,是严重违宪的立法,却得以大张旗鼓地推行。之后公民的迁徙自由完全成为一纸空文,代之而行的是违反宪法的、日益严酷的一系列户口登记管理的政策法规。
    
    1975年1月17日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竟公然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的条文从宪法中去掉。直至今日在世界除了北朝鲜与非洲的贝宁仍限制公民迁徙自由外,就是中国这个自许文明与崛起的国度还顽固坚持剥夺公民的迁徙自由权。 1982年中国新宪法产生及后来四次修宪都没有将公民迁徙自由重新纳入宪法中。
    
    宪法中原有的体现人类普适价值的条文在极权政体下可以根据统治需要而任意去除,同样宪法中文字上得以保留的在极权之下也通常失去意义,变得形同虚设。
    
    人类文明发展所认识到的人应该享有的权利当然很多,体现于各国普遍宪法中的言论、出版、集会游行及结社的自由是人类普适的价值,然而中国宪法中在字面也有对这些自由认可的记录,但中共当局使用惯常的“戴帽”方式将这些条文禁锢于字面上,使其无法落入社会现实中。 1982年中共在拨乱反正、痛思前过、深味社会没有法制的灾难时,着手制定了新的《宪法》,然而在《宪法》的“前言”中却加入了邓小平在 1979年3月讲话提出的“四个坚持”,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到 2004年第四次修宪时又加入了“三个代表”,即中共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由“四个坚持”到“三个代表”都是统治当局强加于宪法之上的条规,是给宪法戴的帽子,这本质上体现着党权高于宪法,宪法必须臣服于极权之下,是极权的奴婢。如此一来宪法中虽有公民权利与自由的规定,但事实上变成只有拥护歌颂中共当局的权利与自由。一个立足于“四个坚持”与“三个代表”基础上的宪法,一切权利与自由都被悬空,都成为极权的装饰。
    
    其次、在极权社会中,与宪法相抵触,或是完全违宪的政策、法规比比皆是,各种侵害公民基本权利的恶法可以肆无忌惮地横行。在中国社会的所谓法制中,那些好的、符合人类普适价值的常常被抛弃、被禁止,而坏的、恶的、违反人道、违反文明、违背历史发展的法规却公行。
    
    在这方面臭名昭著的劳教与收营谴送制度就血淋淋地注释出这种极权之下法制的罪恶。
    
    195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彻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指出,在运动中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除判刑的外,对“不够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适用于继续留用,放到社会上又增加失业的,则进行劳动教养,就是虽不判刑,虽不完全失去自由,但亦应集中起来,替国家做工,由国家发给一定的工资。”从而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劳动教养概念。
    
    1956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各省、市应立即筹办劳动教养机构的指示》具体规定了劳动教养的性质、任务、指导思想、审批权限、具体管理的原则。全国各省、市相继建立劳动教养机构。劳动教养制度在中国正式诞生。
    
    1957年8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8月3日,国务院发布。劳动教养工作在法律的支持下在全国展开,这阶段劳教主要对象是四种人。
    
    1979年11月29日,全国人大批准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补充规定》,12月5日国务院发布该规定,并重新发布《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
    
    1982年1月21日,经国务院批准,公安部发布了《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共11章69条,细致地规定了劳动教养的有关问题,明确劳教的六种人。
    
    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32条规定,对赌博、制黄、贩黄又未构成犯罪的依照规定实行劳动教养。
    
    1990年全国人大《关于禁毒的决定》第8条规定,强制戒除后又吸食、注射毒品的,可以实行劳动教养并在劳动教养中强制戒除。
    
    199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第四条规定,因卖淫嫖娼受到公安机关处理后又卖淫嫖娼的,实行劳动教养。
    
    劳动教养制度是完全背离法制不经审判不得治罪的基本精神的,是完全违背宪法保护公民基本权利与自由的原则的。这样一个法规不仅存续了半个世纪,而且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恶化,其罪恶得到不扩展。从性质上看:劳动教养由最初的安置就业办法演化到一种行政措施,后来进一步发展成为一种行政处罚,一种改造措施;从对象上来看:劳动教养由最初特定的四种人,后来扩大到六种人,最后发展为十大种类人;从范围来看:
    
    劳动教养最初是家居大中城市人的特殊待遇,后来普及到城乡,甚至城乡一体化;从审批程序来看,劳教由最初的申请,发展到征求意见,继而发展到是单向行政处罚;从审批机构来看:劳教的审批级别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下放到大中城市人民政府直至基层公安机关;从审批者来看:劳教由最初的政府分解到民政、公安、劳动部门直到最后由公安一家独立操作。
    
    如此违反法制精神的恶法,在多年来不断扩展的情况下,形成广泛侵害社会的一个常态。根据 1999年《中国劳动教养》的统计,全国共有劳教场所310多个,收容劳教人员31万多人。可以肯定这还是个大大缩水的数字,因为我曾听到在司法机关工作的一位业内人士说过几乎每个县都有类似的劳教机构。如此可见规模之大,为祸之广。
    
    与劳教制度同样血腥,具有同样不断扩张、变异本性的收营谴送制度也是源于中共建政初期。收营谴送制度最初是对游民的收容,后来发展到对外流灾民、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教育、安置和遣返。 1982年国务院发布《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救济、教育和安置城市中的流浪者,最初是用来对涌入城市的无业人员和灾民进行收容救济的带有社会福利性质的措施,是一种社会救助和维护城市形象的行为。
    
    1992年初,国务院《关于收容遣送工作改革问题的意见》的出台,收容对象被扩大到“三无人员”(无合法证件、无固定住所、无稳定收入),即无身份证、暂住证和务工证的流动人员。要求居住 3天以上的非本地户口公民办理暂住证,否则视为非法居留,须被收容遣送。此后,经过各地和有关部门的不断博弈,收容遣送制度逐渐在实践中脱离原来社会救助的立法原意,逐渐演变为限制外来人口流动,沦为一项严重威胁人权的带有惩罚性的强制措施。
    
    随著收营遣送适用对象的扩大,收容站亦都以生活费、遣送费、城市增容费等名目收费,后来沦落到滥用权力对被收营人员乱收费、勒索、非法拘禁、强制劳动。更有甚者收营站还互相买卖收营人员,甚至威逼组织人员卖淫犯罪,参与地方黑社会势力作案,直至收营站内屡屡发生打死人的情况。最后到 2003年春孙志刚案出现,在国际国内普遍的谴责、抗议下,国务院才废除了这危害社会几十年的罪恶法规。然而罪恶累累的劳教制度却岿然屹立。
    
    由劳教制度与收营谴送制度的违宪出台,到后来变本加利的日益恶化的特点,我们可以看出极权政体下恶法产生的自然与为祸的畅通无阻,造灾的持久漫长,恶性的不断膨胀的本质。
    
    再次、与在极权下好法的难产与恶法的顺产相伴随的还有更多在产生之初是中性的、不好不坏的法律,结果在运用中被一次次异化,最后变成一种极权的伪饰,甚至充当极权的帮凶,或成为极权之下权力部门获取利益的项目。这种法律的堕落通过一次次法律的修订而体现出来,如果说有些法律在立法之初还有一点合理的法律条规,那么在一次次修订后就多半只有统治工具的功用了。
    
    在这方面中国信访制度的演化可以很好地说明。 1995年中国出台《信访条例》后,形式上标榜的是为了疏导日益积聚的民怨,化解社会一些矛盾,实际却是当局给渴望法律救助的民众画的一个井,最后结果成为诱导民众在上访路上前仆后继的陷阱。后来地方财政大量钱财就用到截访、抓人上,各级政府甚至把截访变成了日常主要的工作。到 2005年国务院又出台新的《信访条例》,不管御用的法学注释者吹捧新《信访条例》多么的优越,然而上访代表不得超过 5人的规定,事实上将信访之路完全否决了,并且为当局进一步对上访的打压提供了明确的依据。更有意识的是各级政府都根据国务院《信访条例》分别制定地方性信访规则,结果纷纷将上访最多人数限为 4人,有的地方甚至限为3人。自去年出台新上访条例后,许多上访者已先后因此被抓被判。我的同学朱久虎律师就因陕北油田案上访之事而失去近四个月的自由,后来冯秉先被判刑事实上也直接起因于此。同样因新条例而受害的还有许多人,我们只要稍微留意就会发现在任何一次大的群体性维权事件中,当局无不祭出这只许 5人上访的法宝,来达到抓捕打压的目的。信访条例最终还是沦为极权的装饰,充当起了极权的帮凶。
    
    这种普通的法规最后蜕变成对民众权利剥夺的凶器,这反映着极权政体下一般法律要保持自己的本色都不可能,在运用中总表现出对公民保护性条款虚置而限制性条款却落实并被发挥到极致的现实。这种一般法规的堕落与恶法的公行形成了极权社会法制为祸社会的景观。
    
    由此可见极权社会中一方面那些反映人类普适价值的法律立不出来,就算出来了也可以随时被删除,那些没被删除的也被戴上“紧箍咒”使其成为空文,沦落成极权的装饰与统治的帮凶;另一方面那些违反法制精神的恶法却可以公行无阻,变本加利,为祸久远;再一方面那些普通的法律在施用中常常是保护公民性条款被虚置而限制公民性条款却被发挥到极致,以至最后也都难逃被异化成恶法的厄运。在如此境况下,极权的法律惟有充当极权统治的工具,成为极权统治的奴婢,这样的法律怎能体现法制的精神,怎能伸张社会的正义,怎能承担建构文明社会的重任呢?我们难以置信!
    
    
    
    二、现实中的所谓执法是背离法制轨道的
    
    直至今日,在极权政体下的中国,几乎找不出一项完全落实的对公民权利保护的法制。
    
    正如前几日曾在清华召开的一个土地案诉讼研讨会上,律师一致感叹在中国土地维权的法律诉讼中,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侵权纠纷都是通过非法律途径来解决的,完全通过法律途径来诉讼的基本上是打不赢的,很多官司连立案都进入不了,因此在中国今日维权法律诉讼自身就需要救济。同样清华大学的秦晖教授在会上也极为精辟地阐述了在中国没有什么法律上规定的公民的权利是完全可以得到落实的,可以不打折扣地得到兑现的,就如农村土地承包制,既然承包了,那三十年的承包权应该给落实,而实际上根本就没有,一旦极权政府需要了,农民三天的承包权也不会给保护。如此极权政体下法律有什么意义?法律能起到什么作用?
    
    近几年来中国司法中的一系列案例,我们应该清醒看到中国法律完全是极权婊子的牌坊。如去年底四川许万平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 12年,今年初山东任自元也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十年,郑贻春因在网络撰文而遭 7年重判,这些重判的案子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找不出相应的法律证据,但当局就可以如此赤裸裸地构陷,那法律有什么存在的意义,那“依法治国”是什么意思?从这些案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是个为了打压异己可以不择手段的极权政体,在这种形势下哪有法制的些许空间?同样在近年以来发生的一系列维权案中,如土地侵权案的四川汉源、陕西三岔湾、河北绳油村、广东的佛山、汕尾,计划生育案的山东临沂,民主罢免与选举案的广东太石村,以及言论案的山东李建平、江苏杨天水、北京赵岩等等。我们发现要列举尽极权政体不按法律来治罪的案子实在太难,但更困难的是我们几乎找不出一件极权政体依法办事的案子。面对这样一个完全不守法律游戏规则的极权政体,我们谈法制建设,岂不是痴人说梦吗?!
    
    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大地上所上演的一剧剧灾难,从三反五反到反右,从大跃进到四清,从文革到清除精神污染、反自由化,从“六四”屠杀到镇压法轮功,现在到镇压维权,这等等一系列运动所导致的民族灾难真是罄竹难书,在这些事件中我们没法寻找到这个极权政体半点依法办事的影子,只发现它们口头上高呼着依法治国的口号,手上却挥舞着极权随意砍杀的屠刀。在这种状况下谈法制,我们实在不知法制以何为依托?我们更相信在极权政体上谈法制显然就是在流沙上建高楼。
    
    现实中太多的案例一再警示我们的是极权政体下只有人治,只有权大于法,在民族遭受一次次灾难时我们看不到法律救济的影子,相反我们却看到法律成为极权的帮凶,充当极权打压异己、剥夺民权的工具。这是完全背离法制自身的轨道,违背法制原则的,这样的社会执法我们怎能指望它承担社会正义的看守与维护?怎么能指望它引导这个社会走上民主文明的大道?
    
    
    
    三、极权下的法制是不可能将社会引入现代文明的
    
    为了寻找这个民族走出困境融入世界主流文明的路径,我们这个民族已经奋斗了一个半世纪,期间求索的艰辛与付出代价的沉重在此就无须细说了,仅仅最近二十多年来,中国社会为走上现代民主文明之路就先后尝试过文化、经济的路径。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中国人文精神复苏的时代,人文系的精英们满怀信心地期待着通过新一轮的启蒙使中国融入世界现代文明主流,使这个东方极权的大国进入民主社会,然而伴随着反自由化与清除精神污染的叫嚣,他们在艰难中挺进,最后“六四”的屠杀,中止了人文系的启蒙推进历程。“六四”屠杀当然也警醒了人文系的精英们,使他们看到在中国通过文化启蒙达至社会和平转型的不现实,明白了在这条路上有极权的屠刀在等候。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又走上了一条权力资本化之路,这是极权统治者苦心设计由一大批财经精英曲意附和而上演出的瓜分国有资产的闹剧。这场闹剧上演中就有着经济改革培养中产阶级最终实现中国民主的说辞,这在很长时间欺瞒了国际国内社会。当在这种培养中产阶级的愿景下埋头搞经济十几年后,蓦然回首发现这个民族除了形成权贵经济、两极分化外,中产阶级并没有必然地产生出来。事实上财经系的大腕们一个个除了充当极权瓜分的说客而从中分一汤羹外什么也没有做成。财经系通过市场经济使中国通向现代文明的构想成了个彻头彻尾的骗局。
    
    本世纪以来,极权当局发现经济改革的谎言日益面临破裂,于是又祭出了“依法治国”的符咒,指望用法律的幌子再招摇撞骗一回。结果许多文人又一头扎入了法制建设通往现代民主的迷途,提出“政法系”解决中国问题的大纲。对此我虽亦有期待,但是深存怀疑。我们经受的欺骗实在不少了,我们付出的期待也太多了,而我们的目标却依然遥远,甚至相对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离民主文明更遥远了。“政法系”的法制通向民主之路是否又是一枕黄粱梦?
    
    法律的确需要我们去持守,但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极权政体下法律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尤其在我们致力于维权时,我们要让每个被侵权的客体都明白最终解决侵权问题的路径在哪里?
    
    中国的根本问题是政治问题,中国今日社会一切的罪恶直接根源于极权政体(当然终极根源于人性的罪恶),要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必须首先解决极权政体的问题。在探求中国通向民主文明之路时,无论是人文系、财经系还是政法系,都始终绕不开极权政体这个坎。在这方面萧武先生有过很精辟的论述:“政法系会比人文系、财经系有更出色的表现吗?我认为不会。八十年代得势的人文系试过了文化,九十年代红火的财经系试过了市场,问题都没能解决,反而弄出了不少新问题。政法系手里的刀凭什么比人文系、财经系更锋利呢?文化没能解决的,市场解决不了,法律同样也解决不了。人文系、财经系的失败已经证明了,中国的问题必须是用政治的手段来解决其它问题,而不是相反。也就是说,必须用政治的手段来解决政治问题。”对此本人深有同感!
    
    从中共当局在 1999年修宪时就提出了“依法治国”的目标,直到今天已经七年过去了,但中国大地仍然是“人治”当头,权大过法,可以说法制的影子都没看到,权的毒害却更深远。前不久在天津发生法官在法院公然殴打律师的事,并且还大言不惭地说“在这里我就是法律,我想立案就立案 ----”同样前不久广州市领导公然鼓动警察要敢于开枪,并且还得到公安部发言人的公开支持。这些自许要依法治国的掌权者、执法者们就是这样个依法水准,我们怎能相信法制建设的真实?
    
    事实上从近几十年来世界历史演化来看,我们还找不出一个极权政体完全通过自身的法制建设使社会走上现代文明的民主宪政之路的。台湾社会虽然在法律途径上较平稳地走上了宪政之路,但台湾与大陆有着很大的不同,因为国民党政府一直就是把宪政作为奋斗目标的,而今日中国宪政还是个很敏感而带有政治危险的词。
    
    在面对中国极权政体下,法律只有沦为极权统治的装饰与帮凶时,司法完全背离法制的轨道时,我们怎么能相信法制建设就可以把这个民族引上民主文明之路?近几年、乃至近几十年来的残酷现实的铁证一再昭示我们极权统治者从来就没有讲过法制,他们从自己极权的祖宗马克思、列宁那里就是继承的“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这些根本违反人类法制精神的教条。在这样的极权政体下谈法制建设我们实在应该保持足够的警惕!
    2006年5月
    《自由圣火》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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