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评论] 页面有问题?请点击打印板-》打印版                  [推荐此文给朋友]
[博讯主页]->[大众观点]
   

与《独立论坛》网友谈“文革”/武振荣
(博讯2006年5月21日)

——或者以“文革”的话题谈民主
    武振荣
     序:黄慈萍女士的一篇文章最近在《独立论坛》上掀起了一阵子讨论、谈论、辩论“文革”的热潮,也恰恰于这个时间上,斑竹帮助我登陆了论坛,我趁机发了几个帖子,想不到还引起了几个朋友的兴趣。因而这就使我放弃了原先的写作计划,想写几篇通俗的东西,把我认为应该在“文革”研究上的一些粗陋的见解拿出来以资大家谈论。正因为这是“谈话”,所以我想到哪就说到哪,其文字也是披头散发,不成体统,还愿朋友们谅解。 (博讯 boxun.com)

    
    1、 中国人为什么要研究文化大革命?
    美国已故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曾经说道:“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惊人性”和“规模、影响与复杂性,”“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这都是一个值得世世代代长期研究下去的历史课题。”如果我们对上述话要做一个解读,那么我认为要“世世代代”研究下去的首先应该是我们中国人,其次才是外国人。这样以来有人就要问:外国人为什么也要“世世代代”的研究呢?回答是:在全世界文化大革命只有一个,因此它具有“人类”意义,这和我们中国人到今天都在研究法国大革命的道理一样简单。
    
    2、“文化大革命”这个词是谁发明的,用中国现在的行话讲,专利权是谁的?
    据《陈伯达传》一书的作者所提供的资料看,它的“发明者”叫姚溱,到目前为止中国没有人对此提出异议,我权且认可他:1966年“2月8日,彭真等去武汉向毛主席汇报之后,于2月12日把《二月提纲》印发全党。印发文件时,觉得‘5人小组’一词不明确,姚溱(中宣部副部长)临时加上‘文化革命’四字,变成‘文化革命5人小组’,在此以前,这个小组一直称‘5人小组’。……1966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到了1966年5月20日后“文化革命”又多了个“大”字,就是变成了“文化大革命”。如果宋永毅说的“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产物”的话是对的,那么这个就这个“产物”的“生产”现象来看来,不怎么样。
    
    3文化大革命可以分几个阶段?
    就时间而言,可以分以下阶段:
    第一阶段:1966年2月-1966年5月16日。(彭真阶段)
    第二阶段:1966年5月6日-1966年8月5日。(刘少奇阶段)
    第三阶段:1966年8月5日-1969年4月1日。(毛泽东阶段)
    第四阶段是有争议的一个阶段或者说是“假设”意义上的阶段:1969年4月1日-1977年8月12日。(左毛派阶段:毛、林、江、华阶段)
    
    4、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动乱”吗?
    研究上面的分段的情况后,你就会发现其中的“第三阶段”“否定”了“第二阶段”,“第二阶段”又“否定”了“第一阶段”,在短短的6月时间内,中国共产党高层就出现了如此的混乱的局面,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动乱”的话,那么我首先说它是“共产党社会的动乱”、“共产党秩序的动乱”、“共产党高层的动乱”和“共产党内部的动乱”——这是千真万确,用一句俗话讲,共产党“乱了套”!就抓住这一点,别说在40年前,共产党“乱了套”是好事,就是在40年后的今天,它“乱了套”也是好事啊!民主运动——不就是要叫“共产党乱套”吗?
    
    可是,就在我们中国,人们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却怪得出奇,有些人却说40年前的“共产党乱套”“不好”;拥护共产党的人,说“不好”可以理解,但是反对共产党的人也说“不好”,那些反对时特别起劲的、想把共产党一下子打到“十八层地狱”的人亦说“不好”,这就是“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现实”。这样的“现实”是怎样“造就”的——姑且不问,单单就这个“现实”的荒谬性看,是不是我们中国人以为1966年的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来得及“腐化”“变质”,人民就“炮打”了它,结果是“好人遭了殃”?
    
    1976年,当文化大革命运动在由学生运动发展成为工人运动、市民运动、农民运动和普通干部的运动时,不少的人就叫嚷着:“天下大乱了!”毛泽东却一反常态地反驳道:“我看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今天我们回过头去解读毛泽东的这一句话(林彪说它“一句顶一万句”),那个“敌人”是谁呢?原来是共产党人,是共产党内的当权派,有人说毛所说的“敌人”是指“地、富、反、坏、右”,其实不对,自从“四清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来,这些人就已经被“整”得服服帖帖了,在运动的第二个阶段上这些人又被“整”的死去活来,根本不存在“乱与不乱”的问题,真正的是“乱”了共产党,除了军队师以下的机关外(部队军以上机关也造反。1968年我当新兵到兰州军区参加会议,就看到军区大院内残留的“打倒张、冼、杨,解放大西北”的标语。标语中的三位是兰州军区的最高领导)外,全国所有的共产党组织和共青团组织都被“造反”的人民给“打烂”了,当权派被人民“批斗”,党员没有处缴党费,没有办法过“组织生活”,也没有办法发展“新党员”,数以千万记的普通党员,脱去了“中共党员”的“外衣”,穿上了“造反派”的衣服,也纷纷造反……中国共产党在一夜间就“垮”了的事实,在40年后的今天也没有多少人留意啊!今天,有人喊“退垮共产党”,我不反对,但是就我们中国人的经验讲,共产党可以被“打垮”,好象“退不垮”。因此,我提醒大家把1966年的政治图像在今天复活一下,就是说,如果胡锦涛、曾庆红、温家宝——这几个人好比是当年的毛、林、周,安然无恙的存在着,而“各省都乌呼哀哉”(毛泽东语),各市、县也都跟着“乌呼哀哉了”……朋友们——这是一个什么局面?你们说一说?如果在2006年6月2日,中国再一次出现了这样的局面,你不欢呼,你不鼓舞,你不手舞足蹈,那么你才是真正的文化大革命“反对者”;反之,话又说回来了,你如果拥护它,为它的到来欢呼,高兴得流出了眼泪,那么只要你胳膊上缠个红布条,你就是红卫兵了。
    
    5、人民“炮打”当权派对不对?
    民主的回答是:“对!”,不管被“炮打的当权派”是“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的”或者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的,只要人们认为他们不顺眼(“不顺眼”是土话,用伟大的亚伯拉罕。林肯的话说是“厌倦”)就可以“炮打”——这是“中国民主革命”赋予中国人民的权利;如果在此之前中国“民主革命”已经“完成”的话,那么人民运用这种权利的行为就是合法的,按照这个意思推论,1966年人民“炮打”当权派的行为本身就具有内在意义上的“合法性”,因此毛对此的“合法”性的“认可”也是完全应当的;在这个意义上,人民不欠毛的情。
    
    6、人民“炮打”当权派的行为如果出示了一个华而不实的“理由”,其行为有没有价值?
    譬如说,事后证明刘少奇不是“工贼”,王光美也不是“特务”,邓小平不是给他(她)们“摇鸡毛扇子”的,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却以此为理由而“炮打”了他(她)们,这到底对不对?
    
    回答:如果说刘、王、邓是普通人物,和我老武一样,那么你用大字报说我是“工贼”,说我老婆是“特务”,你就在法律上“攻击”了我、“诬蔑”了我,你是要负刑事责任的;但是谁叫刘、王、邓是“公众人物”呢?如果要叫我给“公众人物”下一个“消极”的定义的话,那么也可以说“公众人物”是普通人发泄怨愤的一个出气筒。说实在的,我们大家都想做“公众人物”,但是因为“名额有限”,95%的人只能沦为普通人,这是上帝“造物”上的缺陷,也许是为了“弥补”这种“缺陷”,上帝又给普通人“造”了“嫉妒”“公众人物”的“心”,一旦普通人有了这个“心”,那么普通人因“嫉妒”“公众人物”发泄自己“心”里的愤懑,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民主。美国人的性生活是那么的混乱,但是总统搞了个女人,大家就闹着要“翻天”,一派人发誓要把总统“拉下马”——是什么原因呢?因为美国是“民主”国家。就凭这一点分析,在我们中国近57年的历史中,如果说存在着“民主”,那么“炮打”“刘、邓”时期可能是唯一的选项。我不知道我们一些中国人中了那门子的邪,偏偏要说民主就是“动乱”。
    
    因此,我的看法是:“炮打当权派”是一种公民民主的权利,正因为它是一种权利,所以在行使它的时候就不存在“理由问题”。在民主的教科书中有一种“无理由”理论,就是说一项有关公民权利运用的行为并没有“理由”的必然预设,——这就是全世界通行的民主选票上为什么只化圈的缘故,那个圈内其所以是空的,就是说“理由”进去后就化为了“O”,因此,没有理由和有理由在“O”中实现了平等。职此之故,文化大革命中人民“有”理由的“炮打”当权派和“没有”理由的“炮打”当权派是不分轩轾的。
    
    1966年中国政治大事变的精华之一就是人民获得、并且广泛地运用了“炮打”当权派的权利。因此,我叫它民主的运动?除了这一个伟大的时期,我们中国人都是奴隶。在把这个“伟大”的时期“否定”之后,一大群连人都不如的“狗”尚可以在我们的头上拉屎拉尿。
    
    7、为什么不“炮打”毛泽东
    要回答这个问题被人们想象得要复杂得多,因此,我想用一个现在的人都知道的事例去说明这个问题,搞一个旁敲侧击。1989年,在学生运动兴起后,大学生们并不反对李鹏,而主要是反对赵紫阳,说他带头打高尔夫球,脱离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说他搞腐败,社会流传“总书记的儿子倒彩电”(89运动反对“官倒”)的顺口溜——这都是事实吧,但是没有过多少天,当学生们从“小道消息”中知道赵是同情学生运动,反对出兵“镇压”,怎么样呢?不要说是大学生们对赵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就是全国的工人、农民也都改变了看法,伙计,赵仅仅是“同情”,反对“出兵”,就凭这样他的事情他的政治身价在一夜间就增长了一百倍。在此以前,我是看不惯赵紫阳的,连对他的那一口带地方味的话都很反感,但是,也就在那时,我个内心中一下子就升起来了对他的敬意,好象他一突然给“伟大”起来了。人就是这样的东西,有的时候一个小时甚至10分种内,人就变得面目全非了,特别是在运动中或者大的运动中,这样的情况就更加突出,用“孙悟空72变”的话都不足于说明它。
    
    议论至此,请允许我做一个假设(你不要反对“假设”,20世纪流行的最值得纪念的思想就是“科学即假设”)进一步展开来说明我谈论中的话题:在1989年5月“21日”,赵紫阳运用他手中的权力(中国那时流行“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话,当真如此),搞了一个〈〈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学生运动的〉〉的命令,第二天,“22日”,又搞了个〈〈严禁出动警察镇压学生运动〉〉的通告,并且在电视上播放……情况会怎么样?又如果在5月18日这一天,赵紫阳不是“哭丧着脸”(邓小平语)去劝学生“别饿死自己”,而是写了一张〈〈炮打邓小平——我的一张大字报〉〉的文章,说:“……在50多天的时间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又何其毒也”(以上括号中的文字引自毛〈〈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情况又会怎么样呢?你不喊“赵紫阳万岁”才怪呢?
    
    上述针对赵紫阳所做的假设,在1966年的中国却不是“假设”,而是真正发生了的事情,1966年8月21日、22日,上述“两个通令”是毛搞的,当时中国电视没有普及,所以毛在广播上广播,8月5日他写了上述大字报,也在广播上发表。我的问题是,上述“假设”中的事情迟了23年,我们中国人认为它是对的,早了23年,我们却又认为它是“错误”的——这就是中国民主搞不起来的原因,嘿,毛病就出在了这儿。
    
    8、1966年中国人喊“毛主席万岁”是人民愚昧的表现吗?
    
    还是先从赵紫阳说起吧,若直接说毛——我们中国人耳朵里已经灌满了原先的声音,我即使说得天花乱坠,别人也听不进去,何况我说话的能力和水平根本就达不到“天花乱坠”的程度。在“89运动”中(我在过去叫它“5。13运动”),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当权派(不是实权派)赵紫阳只是“同情”(不是“支持”或者“批准”)了学生运动,反对镇压(而不是“保护”)学生运动,中国社会就出现了“国无紫阳,民无指望”的口号,如果他象毛那样地“支持”和“保护”了学生运动,中国就必然会充满“赵紫阳万岁”的口号。
    
    既然说到了“万岁”的问题,那么的确在中国有人喊“赵紫阳万岁”。〈〈北京之春〉〉2003年2月刊登载的〈〈赵紫阳是中共党内民主化的旗帜〉〉一文写到:“据说一年前,有一次”赵紫阳“趁门卫没留意溜到了灯口市的大街上去看看,……人们在见到他时,都十分警愕,激动不已,纷纷向他问候致敬,人群中还有人喊‘赵紫阳万岁’”。
    
    由此我们的思维推到23年前,当共产党内的以刘少奇、邓小平代表的绝大多数人认为1966年学生运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时,毛作了那样的一番表态,公开支持了学生们按照“自己解放自己”的意愿“踢开党委闹革命的”行为,怎么能够不招致人民中间“万岁”之声呢?民主政治和民主的秩序不是不生产“救世主”、“伟大人物”——这一点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吃错了药,殊不知伟大的孟得斯鸠在他的时代就已经指出“专制政治永远是高举着的铁拳,……而民主政治才产生救世主”。1966年毛支持人民造反,人民喊他“万岁”,1976年他倒行逆施,人们骂他的“娘”——这恰恰是民主政治过程中经常出现的现象,因此,人民有对当权派造反的权利,亦有对他们三呼万岁的权利,全在于他们的作为如何影响人民。如果说真的存在着一个“10年文革”(我不相它)的话,那么在“10年”时间内,人民——中国人民——由喊“毛主席万岁”到喊“打倒现代秦始皇”——就可以读出人民在政治上的进步的里程了。民主的理论中必须假设在政治上人民知道爱谁?也知道狠谁?在这个问题上,人民不需要“老师”教导他们爱谁?狠谁?怎样爱?怎样狠?但是到目前为止一些“知识分子”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们这样“教导”人们说,1966年的中国人民爱错了,也狠错了!鬼才相这一套呢?
    
    在“民主”的本子中,没有“人民是错误的”内容,但是在现代“自由”的收藏夹中,却夹着“人民错误”的一页。因此,中国民运人士在搞民主,或者说在念“民主之经”时,不要选错了“本子”——这一点非常重要。1992年我在写作〈〈1966年的故事〉〉时就已经把“66运动”看成是继辛亥革命、共产党革命之后的又一个中国“民主的文本”。后来,我发现陈泱潮先生和我持同样见解。
    
    9、
    胡平 : 毕时圆和季逵说得对。文革中始终如一的原则是,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毛思想,谁就是反革命,就专谁的政。。 2006-5-18 20:44:50
    
    答胡平兄: 2006-5-19 02:22 [Click:15]
    
    文化大革命中,的确存在着你所说的那一条原则,非但是一条原则,简直可以说它是“铁则”,但是我做为从文化大革命中过来的人若对“铁则”在运动过程中如何被执行的情况的理解同那些根本就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一样,那就非常错误了。我的看法是从“理论”上讲,“谁反对毛主席……”,一定会被“专政”,这是千真万确的,如果“反对”的行为是简单的,譬如写一张“炮打毛泽东”的大字报,那么你的观点就立马成功,此人会立即被“专政”——这是必然的、毫无疑问的,但是老兄——别以为我是一个“但书”的作者——“反对”的行为如果复杂一点,并且是向我当年所参加的“中学生造反司令部”那样的“自治组织”做出的,它之上又套了个“坚决拥护毛主席”的“外衣”,那么情况会这样呢?你说“专政”,由谁“专”呢?“公、检、法”被“砸烂了”,谁来搞?你必然说由造反派组织来搞,天啦,造反派组织从一出“娘胎”就指责对方“反对毛主席”,难道你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事实上也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中,我是我校中的“中造司”小头头,对方叫“兴造司”,两派战争一直打到人民运动消解的1969年4月为止也没有弄清楚谁到底“反对毛主席”,谁到底“拥护毛主席”——这难道不是1966年中国政治大事变中的最基本的事实?这样以来,你说的那个“始终如一的原则”就不了了之了!“铁则”变成了麻花——这就66事变中的辩证法!如果说辩论要以“事实”为底实的话,那么我可以还举出以下的事实:(1)《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16条》)被公认是毛的“杰作”,“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王牌文件,其中许多话被当成了“毛主席语录”来用,反对它就等于“反对毛主席”这没有任何的含糊,同上面说的一样,你写一张“炮打《16条》”的大字报是要被“专政”的,可是,在人类生活中,“反对”的形式如果变化了一些,情况却发生了可以说是天翻地覆的变化。《16条》中明文规定:“文化大革命的权力结构……是由民主方式选举产生的……文化大革命委员会,或者筹备委员会……”,它行驶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16条》广播的当天,我当时所在的“兴平县教师学习会”(专门整老师,把人往死里整,文化大革命中的自杀事件的90%就集中发生在这个时候)就立马成立了“教师学习会文化大革命筹备委员会”……《16条》就这样给“雷厉风行”地落实了。那时,邓小平的儿子邓扑方担任了“北京大学文化大革命筹备委员会”的“主任”的事情哪个不知晓?我所说的66运动中的基层造反派的“第一炮”不是“打”共产党组织,而是“打”“文化大革命筹备委员会”——这个按照《16条》的方式产生的“权力机构”的事情没有参加“文革”的人不会知道,因此他们说不出个所以然,这有情可原,但是参加过的人如果回避了它,不就是错误的吗?那时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委员会”都被“打烂”了,连半个都没有留下,如果说它是“毛主席”为文化大革命“设计”的,自治人民运动的“反对”它不就是“反对”毛吗?(2)毛从运动一开始,就要求人民团结起来,不要搞“资产阶级派性”,谁听他的呢?我们照搞不误,他说“无产阶级内部没有理由要分成为两派”,我们听了吗?所有的造反派组织都分成为两派,这难道不是1966年中国人民运动的基本“事实”吗?就这个“事实”讲,人民是“打着毛的旗帜反毛”——这才是问题的要害,你的“始终如一的原则”在这里没有办法被人遵守,假设人在“主观”上想遵守它。(3)从1969年4月1日,毛恢复了已经被中国人民“打倒”、“打烂”了的中国共产党组织之后,消解了人民自治组织,到最后,所有的自治组织都被“消灭”了,毛又要人民“斗私批修”,挖派性的根子,人呢?能够不厌恶他吗?谁心里服呢?1971-1973年,我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宣队”的一位成员,被省军区派到陕西石棉矿去挖“工人阶级”派性的“根子”,我们挖了3年,最后哄上级说“挖完了”,其实呢?我当时就想:这怎么可以挖完呢?派性这东西根源于人性,在人真正是人的时候,派性是公开存在的,在人不是人的社会中,它是“暗藏”的——这就是我从中国文化大革命中获得的经验。美国人公开分成两大派,韩国人是三大派,中国在66运动中也两大派、三大派,从66运动失败后,我们的人民都是一派,“团结紧得”象一根绳。因此,我认为:民主、自由这东西你若不在人公开存在的派性里去找,你一万年也找不到。我设想今天早上,中国有了民主,还不到晚上,人民就又分成为两大派——这就是我为什么要主张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最主要的原因。如果你认为40年前的人民分派不对,那么今天“晚上”的分派也就不对了,道理吗?就如此简单。说得太多了,作一个小结:在最简单的“反对”毛的行为中,你的“始终如一原则”可以“贯彻”,但是问题如果稍微复杂了一点,它就不适用了,再复杂一点,它就“完全彻底”的不管用了。你如果认为中国人民反对毛的行为和形式只有一种,象“炮打刘少奇”那样(张志新就是这个方式),那么,你说得完全对,若有了二种、三种,它或者它稍微变了个相,你至少没有研究它。
    
    2006-5-20于首尔(首发于《独立论坛》未完待续) _(博讯记者:武振荣)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博讯相关报道(最近20条,更多请利用搜索功能):
  • “文革”不同于纳粹运动的九点辩识——兼与寒竹商榷/武振荣
  • 中国民运中的妇女问题/武振荣
  • “文革”研究解禁了吗?/武振荣
  • 在“文革”问题上的两种言论之分界/武振荣
  • 不要把对“文革”的回忆一直维系在“诉苦”的坐标上/武振荣
  • 第7讲:“革命权利”——一种毛坯型的人权/武振荣
  • 表现的权利/武振荣
  • 第5讲:为权利而斗争——66运动博客讲稿(5)/武振荣
  • 第4讲:关于5个伟大发现/武振荣
  • 第3讲:关于66运动中的“动乱问题”/武振荣
  •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三句话/武振荣
  • 66运动博客讲稿2:应当怎样观察和研究66运动?/武振荣
  • 第1讲:66运动中的7“没有”/武振荣
  • 人民在运动之中/武振荣
  • 文革研究三问/武振荣
  • 剑桥大学版文化大革命图像解读/武振荣
  • 66运动论说(12)/武振荣
  • 66运动论说(11)/武振荣
  • 66运动论说(10)/武振荣


    点击这里对此新闻发表看法
  •    
    联系我们


    All rights reserved
    博讯是畅所欲言的场所、所有文章均不一定代表博讯立场
    声明:博讯由编辑、义务留学生、学者维护,如有版权问题,请联系我们。另外,欢迎其他媒体 转载博讯文章,为尊重作者的辛勤劳动以及所承担风险,尊重博讯广大义务人士的奉献,请转载时注明来源和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