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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研究解禁了吗?/武振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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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6年5月16日)
——读《“2006。北京。文化大革命研讨会”简报》有感

    武振荣
     (博讯 boxun.com)

    5月——在前毛泽东时代有“红5月”之说,在后毛泽东时代又以“黄金周”开始,可见它对中国人来讲,真是个不平凡的月份啊!就在这个5月,纽约在召开文化大革命研讨会,柏林也在召开,而在这一月的13日,徐友渔先生发表了他的《“2006。北京。文化大革命研讨会”简报》,告诉外界:2006年3月24-26日,在北京召开了一个“文化大革命研讨会”。读完简报的内容,我脑海里产生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大陆的 “文革研究”真的解禁了吗?我虽然对我自己提出的问题还不能够形成一个肯定性的答案,但是对这一份简报所传达的信息我却是敏感的,原因是我在写作我个人第一本研究“文革”的 书稿——《绝妙的戏》时,是冒着“杀头”的危险的,用书稿中的原话讲,“是在解剖刀悬头的情况下写作的”,因此书稿写成后,非但没有拿到出版社去请求出版,竟掘地三尺地埋了起来……,说来话长,那是32年前的事情了,因此,在今天当同样的事情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时,我对此事的感触就不可能和完全没有如此经历的人一样了。
    
    在1974 年,我认为对1966年同一个文化大革命运动或事件的“解说”不应该是众口一词,因此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理论”固然可以看成是一套“解说词”,而我的“66人民政治大解放运动”又何尝不是一套“解说词”呢?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有你毛泽东的说辞,为什么就不能够有我的说辞呢?我是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之一,因此文化大革命 对于我个人来说有一种独立的意义,这怕是人世间最基本的真理,为什么你毛泽东要压制呢?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你越压制,我越感觉自己的观点有价值,越感觉到有维护它的必要,如果说这样的品性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养成的话,那么是文化大革命运动给了我这个凡夫俗子一种“我”的品性,使我走 在我自己追求真理的路上而不它顾——这就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收获。
    
    80年代初,邓小平翻了文化大革命的案,把一个“文化大革命好”“翻”成了“文化大革命坏”,因此谁再敢说“文化大革命好”就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就要立即逮捕法办。1985 春,我在秘密状态下 写作《66运动论说》的书稿时,我所在的咸阳市一位工人因为写作了《文化大革命好》的一张大字报被判了12年徒刑的事情对我敲了个警钟:中国人,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要说出自己的独立见解是要受“法律制裁”的!毛泽东时代虽然已经翻了一个滚,但是“建立”“文革研究的禁区”的做法没有任何的改变,到2002年2月,我在向香港一家出版社询问能否出版《66运动论说》书稿时,竟然招来国家安全局的警察的盘查……。时间又过去了4年,情况便产生了变化,北京竟然举行了“文化大革命研讨会”,从“简报”介绍的情况看,这一块一贯被禁锢的领域,好象出现了一种解禁的迹象。
    
    我对北京研讨会上的其它情况知之不多,但是从“简报”上我感觉到风气是有了变化,正如“简报”所言,对于“文革”诸问题“有较大的解释的思想空间”。徐友渔先生在中国学术界很有名气,在中国生活时,我就喜欢他的文章,在这一份由他写作的“简报”中,我好象是看到了学术上的“解冻”现象,特别是在这一次会议上,流亡海外的郑义、刘国凯、王希哲(包括已故的杨小凯)等著名民运人士的研究成果,也被与会的学者们所涉及或者注意,因此我认为这个只有16个人参加的研讨会却悄然无声地开辟了一方学术上的自由之土地,所以,这一场已经谢幕了快2个月的研讨会应该受到我个人的事后祝贺。
    
    这一次研讨会的 一个特殊的现象是学者们试图在邓小平的“改革”中去寻找“文革”的正面价值,虽然这样的价值目前看来是蜻蜓点水式的,但是,我相信这样的探索有助于使人们摆脱20世纪80年代的那一阵“否定风”,“改革改变了中国”的简陋思想和观点已经“过时”,“文革改变了中国”的更为深刻的看法开始时兴,民主的肯定性精神和复杂化的思想在 中国特定的历史问题上已露端倪。“简报”上说,“文革”中,“提倡怀疑一切,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发成立群众组织,催生了中国民众的主动参政意识”——这就画龙点睛地 指出了1966年人民运动的民主性质。虽然研讨会上没有人把“文革”看成是一场失败了的政治改革,但是在破除了对“毛的文革”的迷信之后,1966年中国政治大事变对而后中国社会的巨大影响将会变成一个可以论证的问题。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如果摆脱了30年以来的“否定性”思维模式的束缚,那么中国社会进步的脚步就会越来越明显了。
    
    “文革”研究目前出现的 新动向有可能为上一个世纪80年代前后的中国“改革”勾画出一幅完全新的背景图像,这幅图像可以迫使中国共产党“否定”式历史观(后一个“否定”前一个,如共产党革命否定国民党革命,“文化大革命的10年”“否定”“文化大革命 前17年”,而“改革开放”又“否定”“10年文革”)退出历史舞台,同时对于“文革”中“7亿中国人民”的作为的研究就有可能呼唤民主的历史观,而这样的历史观如果又是在对中国人民最广泛政治参与运动的研究中形成的话,那么从严复著书、康梁变法时起,中国人在国外寻找真理的历史才有可能最后的终结。
    
    总之一句话,这一次“文革”研讨会没有因官方的扼杀而流产,给人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中国已经有了“文革”研究!诚如徐友渔所言,“大致从21世纪开始,‘文革发生在中国,但文革学在西方’的局面结束了,中国人在文革已经方面始占主导地位”。中国出现了“文革研究”——这是一个天大的变化,尽管这种变化还没有为更多的人所感知。
    
    2006-5-16 _(博讯记者:武振荣) [博讯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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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6•北京•文化大革命研讨会简报/徐友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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