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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被上帝驯服的恺撒 被信仰征服权力—狱中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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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6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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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当政教分离完成之后,当然是各自独立,但当一个社会不具有政教分离的环境和宗教自由之时,任何宗教都与政治脱不了关系——要么是宗教臣服于独裁政治,要么是宗教为争取信仰自由而反抗独裁政治。
    

在奥古斯丁的教父时代的基督教中,强调的是教徒反抗世俗干涉的良知权利,并将天上之城与地上之城定义为绝对对立的关系。这种教徒反抗世俗压迫的良知权利,就是后来的非暴力反抗的宗教资源。
    

在11世纪,准确地说是他在1075年,教皇夺格列高利七世发动了西方历史上的著名的教皇革命,尽管他的初衷是为了扩张教会权力,在欧洲建立起一元化的教会权威,却带来了政教分离的无意识后果。这位教皇同时开始四大改革:1,完成前任遗留的神职人员的道德革新;2,收回世俗任命教职的权力;3,把全欧洲统一在由教皇统领的一个教会组织之下;4,领导基督徒的十字军东征,把圣地从土耳其人手中夺回。其中,对西方社会具有重大意义的改革,无疑是四项改革中的第二、三项。它在加强教会权力的同时,进一步要求更大的教权,格列高利七世认为,教权和俗权的二元化是亵渎神圣的混乱的歪理邪说,正统的秩序必须是一元化的,即精神必须支配物质、神权必须支配俗权、人之城必须听命于上帝之城,如同太阳支配月亮。
    

在13世纪的教会神学中,权威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修正了奥古斯丁的天上之城和地上之城的绝对对立的二元化,而是试图调和信仰与理性、启示与真理、天国与尘世之间的绝对矛盾,将二元对立变成统一的等级化秩序。尽管,在神圣启示的真理和通过理性、经验而获得的知识之间存在着差别,但二者之间却没有根本的对立,由于上帝的存在,两个真理序列之间具有先验的预定和谐,神圣真理的启示者也是自然真理的创造,。神恩创造自然,并通过将自然提高到似神的境界而完善自然;反过来,理性真理恰好见证着神圣启示的可能性。在阿奎那眼中,人们组成社会和建立政治制度,绝非奥古斯丁所言的是原罪的结果和上帝的补救,而是上帝安排的宇宙秩序的正当组成部分。人类不只是因为原罪才需要社会,更是为了践行天职才组成社会;也不只是因为补救人的罪恶才创设政治,更是为了实现人的尊严和美德才有政治。换言之,来自神学的政治学,应该给人性的每一方面留有余地,力求认识和解释人类活动及其意志、思想的整个范围和意义,并通过提供出尘世生活的伦理的法律的规则,将人性的不同方面分派到一个秩序井然的制度体系之中。
    

在神性与人性之间,上帝的启示或天恩不会贬低、否定、取消人的本性,而只会抬高和肯定人性,激励人性去自觉地追求美德,荣耀主就是荣耀人本身。在神圣的启示价值和世俗的真理价值之间,后者并不因为前者的存在和发现而丧失自身的意义。恰恰相反,尘世的价值和真理之地位,无论在神圣秩序的等级中多么低下,却具有对神圣价值做出贡献的工具性意义,并在世俗自然的意义上具有普世准则——自然法——的崇高价值。人的最高福祗是灵魂的获救,固然只在来世的天国,并通过专注于对上帝的沉思和信仰来达到,然而,每个人在尘世的今生,也能够不断地完善人性、追求真理和享受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也就是投身于努力向神的无限过程之中,未尝就不是践行天职。同时,每个人还有世俗的物质福祗,只能通过尘世社会的才能实现。所以,基督徒不应该简单地蔑视尘世的一切而仅仅专注天国的光辉,而应该在仰望天国的同时,在尘世中尽到子民的责任。
    
    

在路德的宗教改革中,如果没有众多德国王公贵族的政治支持,路德也许早就被罗马教廷烧死了。宗教改革中诞生的新教伦理,非但不能贬低教徒在尘世中的做工,反而把教徒在尘世的做工视为履行天职和荣耀上帝(马科斯·韦伯已有过经典论述)。这种尘世做工,不仅包括资本主义的经济,也包括反抗政教合一的罗马教廷的政治。
    
    
    

被上帝驯服的恺撒 被信仰征服权力

——狱中读书笔记

刘晓波
    
    一 两希精神与西方文明
    
    谈及西方历史上,不能不谈“两希精神”(古希腊和古希伯莱)对塑造西方文明的关键作用。希伯莱精神为理性的西方注入了信仰的虔诚,克服了享乐主义的放纵和悲观主义的虚无,培育出西方人直面生命悲剧的乐观勇气和直面人性罪恶的谦卑忏悔。古希腊精神为信仰的西方注入了理性的清醒和普世精神,克服了犹太教的反智主义的愚昧和魔法主义的迷信,也克服犹太教狭隘的民族主义,从而成就了宗教与科学、信仰与理性、启示和真理、普世道义与民族特性之间的竞争与平衡、贯通与圆融。
    
    罗马法学家耶林曾说:“罗马帝国曾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以武力,第二次以宗教,第三次以法律。武力因罗马帝国的灭亡而灭亡,宗教随着人民思想觉悟的提高、科学的发展而缩小影响,惟有法律征服世界是最为持久的征服。”(见《罗马法的精神》)
    
    武力征服,主要是从公元前509年罗马共和国建立到公元前146年,罗马将自己的统治扩张到希腊和北非。公元前201年-146年(与秦帝国的建立在同一时段),罗马在武力征服了希腊的同时,也被希腊文化所征服,开启了古罗马的“希腊化时代”,有人甚至说,希腊化是罗马精神达到的第一个高峰。罗马也曾抗拒过希腊文化,驱逐过伊壁鸠鲁派和斯多葛派的哲学家,禁止上演希腊式的讽刺喜剧,执政官加图也曾立志向希腊影响及腐败宣战,但最终以失败告终。来自古希腊的新神祗、无与伦比的哲学智慧和伟大的文学艺术,为这个野蛮的部落式共和国带来了文明。
    
    法律征服,在罗马帝国对外扩张和高度统一之时,古罗马的体制和法律随着恺撒之剑而传播,殖民地的政制和法律大都是对古罗马制度的移植。尽管,罗马帝国的历史上有过事实上的单一君主制时代(如奥古斯都大帝时代),但罗马制度架构在整体上绝非中国式的单一皇权专制,而是一种君主制、贵族制与民主制相混合的共和政体。古罗马共和国的诸多制度一直存在着发展着,如执政官代表君权,元老院代表贵族权力,平民会议及保民官代表民主权力。此外,还有十二铜表法、有限选举、监察制度、关于财产权的法律……等等,以罗马法为标志的制度遗产,就是混合共和制度的产儿,它对西方政治文明的演进起到过非常正面的作用。罗马法是近、现代西方法律的古代蓝本,为西方带来了“宪政法治”秩序。
    
    信仰征服,始于基督教的创建,为西方带来了精神革命。基督教兴盛于大一统的罗马帝国开始走向衰败之时。北方蛮族的入侵、内部的暴虐统治、腐败奢侈、权争阴谋和底层反抗,已经失去道德方向的罗马帝国,强大的武力只能带来更大的灾难。所以,古希腊后期所产生的悲观主义,也在其征服者身上找到了用武之地,悲观主义在帝国内像瘟疫一样流行。恰在此时,斯多葛主义、新柏拉图主义和希伯莱《圣经》的结合,向陷于苦难深渊的人们提供着灵魂的安慰。特别是,以《新约》为代表的基督教对人世的苦难和罪恶的神学解释,渗入罗马人的精神世界和生活细节之中。正是血腥战乱、征服世界和胜利后的道德堕落,为后来的基督教禁欲主义的崛起准备了精神土壤。
    
    在古罗马,人们一面注视着强权的威力,那是肆无忌惮的征服、阴谋、冒险和享乐,一面仰望着十字架上的鲜血,那是基督教所宣扬的没有尽头的苦难、忏悔和赎罪。尘世的王权及其肉欲享乐与神界的神权及其灵魂苦难,共同构成了一个颇具张力的二元世界。由此产生了理性真理和启示真理之间的较量、现实中的世俗王权与教会神权之间的争权夺利。这种二元对立的思想及权力格局的出现和形成,也就是恺撒与上帝之间的冲突及其制衡,对基督教时代的西方、也对近现代西方的制度演进具有决定性意义。而且,借助于强大的经济、先进的技术和优越的制度,基督教的信仰征服已经从西方向非西方国家扩展,而且一直持续到当代世界。
    
    如果说,古希腊人的生活还是浪漫热恋中的冒险,那么,罗马人的生活颇似婚姻中的享乐。古希腊的神并不与人世对立,天堂是现世生活的继续,以宙斯为代表的诸神都有强烈的凡人欲望,都想享受俗世的幸福生活,甚至达到纵欲的程度。接受基督教之后的罗马人,他们的神与人世对立,上帝是看不到面容的神秘存在,天堂是对现世的彻底否定。人类为上帝所造,人类只能从自己的形象中猜测上帝。人类始祖犯有原罪,人世间充满了苦难和罪恶,上帝的拯救通过替代方式降临人世——献出了自己的亲子——殉难的耶稣就是上帝的“道成肉身”:在绝望中找寻希望,在无助中得到依靠,在血光中祈祷和平,在有限中追随无限,在短暂中收获永恒,在束缚中见证自由,在死亡里成就复活……而这一切超验意义上的精神境界,全部来自耶稣的受难与复活:在十字架上发现大爱、虔信、公义和真理。
    
    同时,基督教也为西方法治传统的形成做出巨大贡献。在基督教成为古罗马的国教之后,信仰便成为法治秩序的超验基础,法律如若要形成稳定的普遍的规则:首先,法律来自上帝的意志,乃善法而非恶法,《摩西五经》是法律的原型;而法律如果仅仅来自恺撒,就很容易变成主要服务于统治者意志的恶法。其次,法律只有被信仰,才会被尊重、被自愿服从,整个社会才能具有以遵纪守法为荣的公共意愿。否则的话,法律要么变成“恶法”,只服务于统治者的意志;要么形同虚设、被法律之外的潜规则代替。再次,在技术上,教会法的创立源于罗马法,同时又反过来促进世俗法的发展和完善,两套法律的二元并存,固然要有相互的对立和竞争,但更重要的是相互的制衡、借鉴、滋养。(参见:《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第二章,[美]伯尔曼著,贺卫方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 年版)
    
    信仰征服的重要意义还在于维护西方世界的精神统一。在世俗意义上,古罗马帝国的统一传统与北方蛮族的分离势力之间的武力冲突,促成了罗马帝国的衰亡和分裂(东西罗马),也是民族国家走向独立的开始;但在属灵意义上,拜占庭帝国对西罗马的挑战和威胁,也促成了西方世界的团结,造就了西罗马天主教的梵蒂冈权威,教权之下的信仰及教会的统一,等于在另类意义上延续着昔日的罗马帝国统一。换言之,罗马帝国在武力上败给了蛮族,基督教却在精神上驯服了野蛮人,使之逐渐变成文明人。尽管,近代以来,欧洲各地纷纷脱离罗马帝国,取得了独立民族国家的地位,但那只是世俗政权意义上的独立,而在属灵的信仰世界,教权对人的灵魂仍然具有无远弗界的征服力量,罗马教廷在宗教上的世界性权威,代表着帝国式统一传统的延续。基督教的这种世界性的教权统一,直到今天仍然保留下来。
    
    如果说,“条条大道通罗马”,只是在世俗国家的意义上象征着昔日的古罗马帝国,那么,“座座教堂通向梵蒂冈”,历经数代而不断,至今依然象征着天主教的世界性统一。正如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领袖温斯顿•邱吉尔所言:“罗马帝国灭亡以后,获胜的野蛮人也同样被基督的福音迷住了。虽然他们并不比今天的善男信女更能克制自己的邪欲,但是他们有共同的教义和神灵的启示。一条纽带联接着欧洲各个民族。一个世界性机构遍布所有国家,它无比强大,而且是罗马时代幸存下来的惟一成为系统的机构。这一机构的首脑是罗马的主教,他在精神上或者至少以教职的形式,恢复了罗马皇帝已经丧失的权威。”(《英语民族史》第一卷《不列颠的诞生》,温斯顿•邱吉尔著,薛力敏林林译,南方出版社2003年版P83)所以,有人戏称:“梵蒂冈的世界性权威就是宗教领域的‘联合国总部’。”然而,梵蒂冈对世界各地的天主教会的权威之有效,远非纽约联合国总部对各成员国的权威所能比拟。因为,梵蒂冈的统一权威具有悠久的传统,而联合国的权威仅仅是二战后产物。
    
    犹太民族的幸运在于:普通犹太人耶稣所创立的基督教,最初只是从犹太教分裂出来的宗教小团体,基督徒象犹太教徒一样,遭遇到罗马统治者长达300多年的持续迫害,但这种发自草根阶层的宗教最终征服了罗马的统治阶层。因为,基督徒具有对一神教上帝的绝对虔诚,也具有拒绝向罗马皇帝效忠的殉道精神,所以,基督教必然征服罗马人和其他西方人的灵魂。耶稣不仅以自身的殉难和复活成为上帝的圣子,也逐渐成为罗马的贵族和普通人的新信仰。
    
    在我这个非基督徒的自由主义者看来,无论《新约》中的耶稣其人及其神迹是真是假,对于犹太人和基督教而言都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历史事实上的虚妄并不能否定和贬损精神信仰上的奇迹,犹太人耶稣个人的殉难象征着整个犹太民族的大劫难,耶稣的复活象征着几近被灭绝的犹太教通过转化为基督教的复活——信仰的复活。这一殉难和复活通过道成肉身的方式,见证了圣父、圣子、圣灵的三位一体,也见证了神圣价值的“道成肉身”,即上帝之爱在人间的显现:上帝,绝非虚幻的救主,而是人间的精神实在。耶稣之殉难,不仅是为了见证圣父的启示和象征性地传播爱、悲悯、宽容的福音,更是为了象征性地承担人世的苦难和人的原罪。由此,基督教先是改写了古罗马人的精神品质、历史进程和社会结构,继而塑造了整个西方的文化及其制度,并通过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和近、现代的殖民主义扩张,而开始了一个几百年的向全世界传播的过程。
    
    西方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既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信仰之战,更是罗马帝国企图恢复昔日大一统辉煌之战。虽然,四次十字军东征的军事结果皆不如愿,但对于凝聚和巩固整个西方的基督教权威而言则居功至伟,是欧洲人之间的认同感与日俱增,正是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之后,西方人的别称就变成了的“基督教信徒”或 “信仰基督教的同道”,“这个名词使人们首次有了自己的正式称呼,它既指基督教信仰又指整个基督教世界,很快普遍流传开来。”(参见:《牛津基督教史》第六章《基督教文明》,约翰•麦克曼勒斯主编,张景龙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更重要的是,与十字军东征平行进行的宗教改革运动,开启了制度化的教权与王权的二元社会结构,奠定了西方文明即基督教文明。
    
    文艺复兴之后的几百年间,基督教随着地理大发现而进入非西方世界,基督教占领了美洲大陆并导致了新教北美的迅速崛起,进而通过武力殖民和经济扩张向非洲和亚洲扩张。也许,对于传教士们来说,武力殖民有违于爱的福音,但世俗化的强大武力和发达经济,无疑为基督教向世界的传播提供了物质支持。所以,基督教的传播,是铁与血的历程,是西方殖民者对非西方民族的侵略、掠夺、践踏,传教士为传播福音而付出的代价和牺牲,根本无法平衡殖民地的人民所遭遇的屠戮和掠夺。这样的铁血扩张直到二战之后再有所改变,自由美国代替大英帝国而成为西方领袖,武力殖民才基本上被和平演变所取代,理性化世俗化的现代化过程,也使基督教越来越融入世俗化的自由主义价值之中。基督教在非西方世界的传播,也越来越作为自由主义价值观的一部分加入到全球化进程之中,不仅是经济的全球自由化,而且是政治的全球民主化。
    
    对于二战后的基督教推动全球自由化进程而言,特别值得提及的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前期召开的梵蒂冈第二次公会议。在此次公会议上,罗马教廷对其政治理念做出巨大修正,标志着基督教信仰与自由主义宪政理念之融合的完成:1965年,梵蒂冈颁布了《宗教自由宣言》,明确承诺放弃了关于“持谬见的人无任何权利”的信仰歧视的传统教义,把只属于基督徒的权利和良知修正为“每个人的基本人权和人人有责任追随其良知”。“这一重大的决定不仅使天主教会与新教主流教派一致起来,而且使天主教徒无论在原则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毫无保留地参加到民主社会的决策过程之中。”(《牛津基督教史》P602)
    
    也就是说,基督教及资本主义文明具有强烈的扩张性,先后造就了罗马帝国、大英帝国和二战后的美利坚新帝国,其扩张由武力的征服和占领演变为资本的扩张和福音的传播(道义扩张),基督教为西方文明的扩张意识注入了“传播上帝福音”的道义动力,其世俗化进程表现为经济全球化和世界民主化。在“资本”为了利润而进行的无远弗界的扩张中,虔诚而富于献身精神的传教士,也不惜历尽千难万险地传播福音,甚至于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西方传教士的足迹。
    
    进入20世纪之后,人类历史富于戏剧性的发展证明:自发形成于特定地区的市场经济和基督教,二者之所以具有难以拒绝的扩张性,就在于它们与人性的内在适应性。所以,西方文明逐渐显露出其普世性品质,被越来越多的其他地区和其他文明所接受,甚至演变成难以抗拒的历史大势,顺治者昌而逆之者亡。
    
    二 在迫害中崛起的基督教
    
    基督教信仰及其教义来自上帝对犹太人的默示——末日审判之日就是天国降临的秘密启示;基督教的教条和仪式来自耶稣个人的独特行迹和保罗等先知的布道福音;信徒的虔诚和赎罪观念来自耶稣殉难所带来的灵魂震撼,更来自信徒对圣子的复活及其永生的虔信——基督将降临且建立天国;基督教教会在西方的逐渐兴盛,承袭了罗马人的组织形式及其特征。
    
    然而,罗马人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接受来自犹太民族的基督教的,而是在迫害犹太人同时迫害基督徒。
    
    (一)长期遭受迫害的犹太民族
    
    武力扩张,是古罗马最重要的国策,它带来了统一的大帝国,也带来了铁血之祸。恺撒之剑所到之处,战争、掠夺和屠戮成为家常便饭。在这种帝国的穷兵黩武中,犹太人和基督徒的命运最为悲惨。现代人大都熟悉二战时期希特勒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而对人类早期历史上犹太人的屡遭迫害则很少了解。犹太人的命运,几乎就是在从未间断过的迫害中的颠沛流离,基督教就起源于底层犹太人的反抗。在古罗马之前,犹太人先后遭遇过波斯人、埃及人和塞琉人的迫害;在古罗马时代,犹太人几乎遭遇种族灭绝。大屠杀仅仅是数个世纪以来的排犹反犹运动的登峰造极而已。
    
    公元前586年,巴比伦人毁灭犹太圣殿,耶路撒冷的居民被放逐,犹太人便开始了几乎是无尽头的散居世界各地的流浪生活。先是散居在波斯帝国境内,中间经过 “王中之王”居鲁士的允许,犹太人返回故里并在耶路撒冷重建圣殿。但到公元前300年左右,埃及国王托勒密一世的战争和掠夺再次降临巴勒斯坦,更多的犹太人作为俘虏和奴隶被强制带往埃及,据估计,那时亚历山大城的犹太人高达上百万。
    
    公元前200年后,巴勒斯坦再次易手,塞琉国王安条克(Antiochus)三世控制了巴勒斯坦。他同意犹太人根据其祖先的律法来生活,并给予耶路撒冷特权。然而,安条克四世统治时期(公元前187-175),宗教宽容再次变成宗教迫害。他颁布诏令:为了形成一个统一的民族,帝国境内的所有臣民必须放弃各自的法律和宗教而服从塞琉王国,违者处死。于是,犹太教的安息日和新年遭亵渎,圣殿和祭司受污染,律法书和其他希伯莱文书籍被焚烧,私藏希伯莱书籍的人被处死。犹太人最忌讳猪肉,塞琉人偏偏要在祭坛上祭献一头猪,还强迫犹太人吃猪肉。德高望重的犹太人以利亚撒拒绝吃猪肉,塞琉人就撬开他的嘴,硬把猪肉塞进去。不屈的以利亚撒愤怒了,他把猪肉吐出来,然后昂首走向刑场,任由塞琉人鞭打致死。两个犹太妇女,只因给婴儿行割礼,塞琉人就把婴儿吊在母亲的胸前游街示众。之后,两妇女被头朝下扔下了城墙摔死。一批聚集到某个山洞里秘守安息日的犹太人,被塞琉军队抓获后活活烧死。
    
    犹太人对塞琉人进行了顽强的反抗,公元前143年,犹太人西蒙•马克贝(Simon Maccabee)利用安息、塞琉、埃及和罗马之间的战争,从塞琉国王手中恢复了犹太国的独立,他号召犹太人反抗塞琉人著名口号是:“我们不应服从国王的法律,我们一点儿也不应违背我们信仰仪式”。他被犹太大会推举为犹太联邦的军事首领和最高祭司,其职位由他的家族世袭,实行神权政治,史称“哈斯莫尼安王朝”。到公元前78年,经过两代人的征战,小小的犹太国占领了巴勒斯坦的大部分土地。
    
    然而,犹太人的自由时光竟是如此短暂,只持续了不到百年。犹太王朝的内部分裂使罗马人得以乘机而入,从此开启了西方人迫害犹太人的漫长历史,被驱逐、被歧视、被灭绝……几乎成了这个弱小的宗教民族的宿命。
    
    犹太女王撒罗米(Queen Salome Alexandra 公元前78-69)死后,她的两个儿子——希尔卡纳斯和阿里斯托布鲁斯——为继承权而发动内战。公元前63年,罗马大将庞倍率领的罗马军团驻扎在大马士革,犹太国的内战双方都想获得庞倍的承认,争相拉拢庞倍。庞倍支持希尔卡纳斯,阿里斯托布鲁斯就布置军队在耶路撒冷城设防。但是,他对庞倍大军攻城的抵抗只持续了几个月,圣城便告陷落。顽强的犹太教徒中无人投降,1.2万人被杀,更多的人跳城墙自杀。希尔卡纳斯二世被立为最高祭司和名义上的统治者,并受到支持罗马军团的都密亚人安替帕特(Antipater)的庇护。从此,犹太国失去了实际的独立地位,哈斯莫尼安王朝曾经统治过的所有城市,皆被迫脱离犹太国而归属罗马帝国,变为罗马叙利亚行省的一部分。
    
    公元前54年,犹太人利用罗马的内斗而再度宣告独立,但很快被镇压,3万犹太人被卖为奴隶。公元43年,乘安替帕特死亡之机,安息人一路扫荡,进入犹太,立哈斯莫尼安王朝的最后一位继承人安提克(Antigonus)为犹太王,实际上完全是安息人的傀儡。而罗马的两巨头安东尼(公元前83-30)和屋大维(在位期公元前30-公元14)则任命安替帕特之子西律(Herod)为犹太王,并给予西律以军事上和经济上的支持。西律在罗马人的支持下赶走了安息人,使圣城免于劫掠。西律逮捕了安息人支持的傀儡犹太王并押送给罗马人安东尼,安提克及其所有支持他的犹太人领袖全被处死。
    
    在“西律王朝”时期(公元前37年-4年),犹太人地区获得过短暂的自治、安定和繁荣之后,又开始了屡遭罗马人屠戮的悲惨岁月,圣城耶路撒冷再次被焚毁。同时,虔诚的犹太人和基督徒也不断反抗罗马人。从西律王死后的公元前4年到公元131年期间,犹太民族起码遭到两次大劫难:
    
    一次在公元70年左右,在罗马人围困耶路撒冷城的大悲剧中,据约瑟夫斯记载,就有高达119.7万犹太人死亡。即便著名史家塔西佗(Tacitus 约公元55-120)的记载远远少于约瑟夫斯的记载,但也足够惊人,60万犹太人死于这次围城屠杀,而当时的犹太人口仅400万。最后,攻陷了耶路撒冷的罗马军团放火焚烧了圣殿。这次大屠戮标志着犹太国的灭亡,但犹太复国的梦想却一直活着。经过这次大劫难,侥幸活下来的犹太人,要么成为流离失所的难民,要么先成为俘虏、之后成为奴隶。
    
    另一次屠戮发生在公元131年左右,在犹太人的主要居住地巴勒斯坦境内,哈德良皇帝(Hadrian 公元76-138)率领的罗马军团血洗了犹太人居住地,毁灭了985个市镇,屠杀了58万犹太人,死于饥饿、疾病和大火的犹太人,又远远多于被屠杀的人。据记载,犹太人居住地全境皆变成荒地,幸存者为了活命而不得不吃死人肉,被卖作奴隶的犹太人只值一匹马的价钱。
    残酷的屠戮过后,罗马皇帝哈德良还想根绝犹太教,拔掉犹太人借以生存的信仰之根。他下令禁止犹太教的割礼、安息日和任何假日里的宗教仪式,也不允许公开举行任何希伯莱仪式;他还严格限制犹太人朝圣的集会,犹太教徒每年只有一天能够进入圣城耶路撒冷;他还在经济上剥夺犹太人,为犹太人的经济活动设置诸多限制,对所有犹太人苛以极重的人头税。最后,他还想彻底抹去犹太人对圣殿的记忆,在犹太圣殿的废墟上建起一座罗马主神朱庇特的神庙。
    
    尽管,哈德良皇帝死后,安东尼•庇护皇帝(Antoninus Pius公元86-161)出于休生养息的需要,放松了对犹太人的禁令,然而,几乎遭遇灭教灭种的大劫难之后的犹太民族,在以后的数个世纪中持续遭受到种族及宗教的迫害。特别是在黑暗的中世纪,犹太人又是首当其冲地成为迫害对象,从德国到英国,从法国到西班牙,欧洲各国纷纷加入迫害犹太人的行列。1179 年基督教召开第三次拉特兰会议(the Third Lateran Council),通过了禁止基督徒和犹太人混居的决议,以后又相继通过了强制隔离的决议,并发布法令强迫犹太人佩戴一种醒目的黄色徽章,以凸显犹太人的劣等人身份。犹太人的聚集区成为“国中之国”或“隔离之地”。每一次讨伐异教的十字军东征都要殃及犹太人,异端迫害下的最大牺牲品之一也是犹太人,就连黑死病瘟疫的罪责也要让犹太人承担,犹太人被视为“麻风病患者”,达到了中世纪迫害犹太人的高潮。随着宗教迫害而来的,是对犹太人的财产之剥夺,对犹太人经商之限制,对犹太教信仰及其文化的禁绝,希伯来文书籍被焚烧,犹太教仪式被取缔,对犹太人人身的歧视、监禁、驱逐、杀戮和灭绝。比如,在英格兰,犹太人在 1290年就被逐出,直到17世纪才得以返回。
    
    尽管,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以其杰出的头脑、经商的才能和虔诚的信仰对人类文明作出过杰出的贡献,但从古波斯人和古罗马人的接连迫害之后,作为一个民族的犹太人始终难以复原。犹太民族“无家可归”的历史,最保守的计算也长达将近十九个世纪,即从罗马人第一次焚毁犹太圣殿的公元70年到二战后的1948年以色列建国。尽管,犹太人在形式上获得平等的公民权利是在法国大革命时期,1791年9月,法国成为全欧洲第一个给予犹太人以公民权和平等地位的国家, 19世纪的欧洲各国也先后效仿法国的先例。犹太教内部的宗教改革和犹太复国运动也随之兴起。但是,实际生活中的歧视和迫害却一直延续着,最后发展为纳粹时期的种族灭绝。犹太民族以600万人的生命代价,才在以美国为首的反法西斯同盟的帮助下实现了复国理想,回到早年的居住地并建立了以色列国。
    
    (二)罗马人迫害基督徒
    
    疯狂迫害犹太人的罗马人,也同时迫害基督徒。因为,基督教是从犹太教中分离出来的信仰团体,其最初命运更为悲惨。在早期基督教的历史上,基督徒被视为双重异教徒:既被犹太教正统视为异端,又被罗马人视为异教,基督教的创始人耶稣之死,就是犹太人和罗马人的共谋:犹太人把耶稣出卖给罗马当局,罗马执政官在狂热的犹太教徒的纵容下,把耶稣送上十字架。之后的300多年的时间里,基督徒的命运也像屡遭迫害犹太人一样,在持续的迫害中坚守信仰。基督徒对罗马迫害的反抗,也是来自犹太底层的反抗。只不过,基督徒的反抗最终修成了正果,而犹太人的反抗大都无果而终。
    
    在当时的罗马,人们的信仰五花八门,罗马统治者对正统宗教之外的其他信仰,并没有采取赶尽杀绝的政策,而是在逼迫其宣誓效忠罗马统治的前提下予以宽容。所有信徒,无论你信仰什么,都要服从罗马规定:必须通过某种仪式——比如在皇帝的雕像前烧香料——来表示对罗马皇帝的效忠,拒绝效忠者将被监禁、鞭打、放逐乃至处死。在当时各种宗教的信徒中,唯有犹太人和基督徒拒绝这类宣示效忠世俗皇帝的仪式,于是,二者同时成为被迫害的对象。(如同二十世纪的极权国家,无论你信仰什么,都要宣誓效忠执政党政权一样。比如,在中国,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皆有官方操控的教会组织,各级神职人员由中共任命,不但要拥护中共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而且都有相应的行政级别,所谓“正部级主教”、“局级和尚”、“处级阿訇”,此之谓也。而由罗马天主教会任命的中国区主教则被官方视为非法,地下家庭教会也屡遭中共打击。但基督教在中国的蓬勃发展绝非官方禁令所能压制住的。到目前为止,民间初步统计的基督徒已经高达七千万)。
    
    从公元之初的罗马皇帝提庇留、尼禄、多米提安到后来的哈德良、康德茂、迪奥克里先,无论他们是昏君暴君还是明主仁君,对基督徒的迫害则一以贯之。古罗马的知识精英也非常歧视基督教,比如,著名历史学家塔西佗就认为:基督教是那些丧失理性的人们的怪诞信仰,充其量是另一个令人鄙夷的迷信崇拜。基督教的出现,为人类的可悲之处提供了又一例证。
    
    古罗马历史上的最著名的暴君尼禄(公元37-68),不但钉死了先知彼得和保罗及许多基督徒,而且发布命令:所有宣称基督徒者一律处死。多米提安皇帝(公元51-96)把基督徒驱逐出罗马;血洗过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聚居地的哈德良皇帝,在大规模的屠戮之后,还下令处决过多名基督徒,用火烧死了德高望重的主教波利卡普(Polycarp)。被誉为品行高洁的哲学家帝王奥理略(公元121-180),也逮捕并用酷刑把基督教的领袖折磨致死。他还下令:关在监狱里的犯人,凡是否认自己是基督徒的人全部释放,而凡是自认为是基督徒的人全部处死。当时,在里昂举行每年一度的庆祝会上,基督徒居然成为制造庆典高潮的活道具:基督徒犯人被带进竞技场内受审,当场表示改变信仰者被释放,而仍然坚持基督信仰的人统统被施以残暴的酷刑处死。而且,在对基督教的迫害中,受洗也是犯罪,数位基督教的主教因此而被处死或死于狱中,成千上百的基督徒被关入地牢,有的被砍头,有的被烧死在火刑柱上,有的在节假日里抛给野兽吞食。瓦莱里安皇帝先后处死过教皇西克斯图斯二世和他的四位辅祭,还砍了迦太基主教的头,把塔拉戈那的主教烧死。开明的皇帝迪奥克里先在公元302年2月下令:没收基督徒及其教会的财产,禁止基督徒担任任何公职;拆毁所有基督教教堂,焚毁所有基督教书籍,解散所有基督教集会,一经发现集会就立即逮捕并处死。
    
    在罗马人对基督教的迫害中,马克西米安最为凶残,在他迫害下,直接被砍头、被钉死、被乱棒打死的,已经算是死的不太痛苦的基督徒了,还有许多基督徒被施以各类酷刑后才处死。有的被用箭戳穿手指,有的被长时间倒吊起来,有的被挖出眼球,有的被熔化的铅灌进喉咙,甚至把基督徒鞭打至皮开肉绽之后,把盐和醋撒在伤口上,然后把肉一块块割下来喂野兽,或者把基督徒绑在十字架上让饥饿的野兽厮咬致死,还有被四分五裂而死的。还有的皇帝把基督徒按在烧红的铁椅子上活活烤死。有的基督徒被带入竞技场受审,当众被牛角顶死。
    
    三 基督徒的殉道式反抗
    
    作为宗教民族的犹太人是极为顽强的,犹太人对罗马人统治的反抗从未停止过,基督教就诞生于犹太人基于一神教信仰对罗马人的反抗之中。自从耶稣被钉于十字架之后,这种社会底层对贵族统治的反抗,便走上了徒手信仰对暴力镇压的殉道式反抗的道路。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威尔•杜兰所言:“在历史上,为争自由而战的人民,从来没有像犹太人那么不屈不饶的,也没有那么以寡敌众的。——甚至直到我们这个时代,犹太人为重获自由而奋斗,常常失去很多人,但从未丧失他们的精神或希望。”(P714)这样的评价,自然也适用于早期基督徒对罗马人的反抗。
    
    在《圣经•新约》的记载中,耶稣仅仅是带领目不识丁的一小队底层人马,向整个世界传播上帝的福音并为此殉难。耶稣殉难标志着因信称义,即由爱到义的完成。《新约•马太福音》第十六章记载了耶稣关于献身于信仰的教诲:“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跟随我。”正是背负着十字架的耶稣成为基督教的象征:因为上帝爱人类,为人类的罪恶而操心,最后献出自己的亲子,要将子民“从罪恶里救出来。”(《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一章)
    
    耶稣殉难之后,殉难于尼禄统治时期的基督教最早的两位传道先知,也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尼禄是古罗马最著名的暴君,他颁布过“凡发现基督徒全部处死”的命令。他在位时曾发生一场大伙,烧掉了罗马城的三分之二。舆论指责尼禄是纵火犯,他为了洗刷自己,就把纵火罪栽赃到基督徒身上,对基督教进行了大规模的迫害,彼得和保罗都被尼禄钉死在十字架上。
    
    据记载,当保罗被囚禁在罗马之时,彼得也来到罗马并成为建立教会的主角,两人同在公元64年为传播福音而殉道。彼得像耶稣一样被订了上十字架。后来,就在他殉教的地方建起了圣彼得大教堂,据说,教堂里珍藏着他的尸体。彼得留给基督徒的最著名箴言是:“不以恶报恶……最要紧是彼此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新约•彼得前书》)
    
    保罗的殉教颇为曲折。保罗自称具有双重身份,既是犹太教徒又是基督徒,既是犹太人又是罗马公民,“保罗”就是他的罗马名字,他的犹太名字叫“扫罗”。他深受古希腊哲学的影响,在他还是犹太教徒时,曾参与过铲除基督教新信仰的运动。他从犹太教大祭司那里得到授权,急赴大马色逮捕基督徒,但在他快到大马色的时候,来自上天的奇光笼罩了他,为荣耀上帝而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迫害我?”上天的闪光向保罗启示了死而复活的救主,耶稣对保罗的质问是救主亲自来召唤自己的门徒,保罗从此皈依了基督。耶稣殉难于公元30年,保罗皈依于33年。皈依三年后,保罗在耶路撒冷与彼得进行了历史性的会面,他把自己如何改信基督的经验告诉了彼得,彼得向他讲述了主耶稣的事迹和教训。之后,保罗开始了他的三次传道旅行。
    
    保罗在公元47年开始第一次传到旅行,49年到耶路撒冷参加使徒会议,开始第二次传道旅行;50年从马其顿至哥林多,写下帖撒罗尼迦前书;51年在迦流被控告,52年离开哥林多,经以佛所去叙利亚;53年开始第三次传道旅行,在以佛所住了三年;56年写下哥林多前书和后书,到哥林多过冬;57年写下罗马书,并于同年来到耶路撒冷,而这是他殉教的开始。
    
    保罗来到耶稣撒冷后,受到那里的弟兄们的热情接待。当地的教会领袖劝保罗去圣殿行洁净礼,以此来证明他对律法的遵从,求得反对者的谅解,于是,保罗带着四个信徒进入圣殿。而来自亚西亚省的犹太人指责他污秽了圣殿,煽动一些人抓住他并准备杀掉他。恰好碰到一队罗马士兵来逮捕保罗,押送他到该撒利亚受审,罗马巡抚腓力斯把他拘押了两年。因为保罗是罗马公民,他要求到罗马去上诉,被允许。他搭乘一艘商船去罗马,经历了14天海上风暴。据传说,在保罗的乞福和鼓舞之下,船上所有的人都平安地上安。3个月后,保罗抵达罗马(约在公元61年),就是为了接受控告和尼禄王的审判。两年后的公元64年,他与许多基督徒一起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后来,在保罗殉难的地方,同样建起了圣保罗纪念堂。
    
    保罗在被囚禁期间,经历了许多痛苦不堪的折磨,但他用写信来调节自己,写出了四封著名的“狱中书信”。这些信件堪称经典创作,既是基督教的经典,也是西方文学的经典,它们被保存下来,广为流传。其中有许多语录成为西方著名的箴言,比如:“字句是叫人死,精义是叫人活”。特别是关于“爱”的布道尤为著名,比如:“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含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新约•加拉太书》。再如那段最著名的:“我能说万人的方言和天使的语言,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种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赒济贫困,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爱是恒久忍耐,又是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新约•哥林多前书》)
    
    可以说,耶稣教导的“爱敌人”、“毋以暴力抗恶”与保罗关于“爱”的布道,完整地凸现了基督教反抗的特质:以一种“极端的爱”来融化“极端的恨”——暴力。基督对同类的大爱的内在根据,不是人性本身的除恶扬善,更不是天生的同情心和恻隐之心,而是来自超人类的真神——上帝之爱,并以信徒对上帝的无条件的爱为终极依据。在基督教中,这根据是先验的超越的绝对的,因而不可有丝毫怀疑。因为人是“原罪之身”,无论多么善良的人和伟大的人,归根到底都是负罪之存在。
    
    在基督教反抗罗马迫害的过程中,先是耶稣、之后是圣彼得和圣保罗,做出了殉教的榜样,开启了基督教徒的殉道历史:为坚守信仰而死,就是遵循为主而死的耶稣之道,不是耻辱而是荣耀。这种徒手反抗是一种极端的绝对的“不以暴力抗恶”——左脸被打,再送上右脸;其最鲜明的例证,不仅是耶稣等殉道者,也是每一大劫难后都有一部“福音书”诞生。比如,彼得和保罗殉难后,出现了一部名为“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福音”的书,它在《圣经•新约》中被称为“马可福音”,以复活的基督之福音和为主殉难的先知事迹,鼓励基督徒在严峻的考验中坚定信仰。再如,公元70年圣城耶路撒冷被毁之后,出现了“路加福音”,记载了耶稣关于圣城被毁的预言,耶稣为耶路撒冷的哀哭和给予教徒的忠告。正是这些为苦难而作的“福音书”,构成的《新约》的主体文本。
    
    公元二世纪的最著名基督教主教德尔图良说:“基督徒们,即便在受刑将死时,仍会感谢基督。”“殉道者的鲜血乃福音的种子。”基督教也留下了著名的《殉道者行传》,其中记载了许多感人至深的殉道故事。比如,公元203年,众多基督徒在迦太基被囚期间自愿殉道,其中有位年轻的母亲,拒绝其父恳求她改变信仰,而是自愿在竞技场中受审。她被一只公牛掀翻在地,持剑的斗士却不忍对她下手,是她主动引导那位怀有怜悯之心的斗士把剑刺向她的喉咙。
    
    换言之,如何面对迫害及其死亡,在刀剑的威逼下,是还以硬性的刀剑?还是施以柔性的道义?恰是对信仰者是否虔诚的最大考验。耶稣的榜样所示范的态度是:无论遭遇怎样的暴力迫害,绝不对迫害者动刀剑,而只对迫害者坚定地说“不”,并乞求主宽恕施暴者。即便在左脸被打又送上右脸之时,仍然对施暴者说“对不起,不!”并乞求主宽恕他。
    
    最初,你施以权力、金钱、美女的诱我改信吗?“对不起,不!”
    
    继而,你施以铁链、监狱和酷刑的威吓逼我改信吗?仍然是“对不起,不!”
    
    最后,穷途末路的你拿出终极的惩罚,施以十字架上的死亡威胁,耶稣的回答不是哀求、更不是愤怒,而还是“对不起,不!”
    
    在每一次说“不”的同时,都要乞求主宽恕恶人,以爱、宽容和坚韧的柔性来克服恨、狭隘和坚硬的刚性。
    
    这个“不”,既是拒绝,也是施与。拒绝暴力的仇恨和报复,施与信仰的大爱和宽恕。
    
    所以,那些为了信仰而殉道的教徒,不仅将得到上帝的眷顾,也将得到基督教的嘉奖。所以,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在论及基督教兴盛的五大原因时,他强调的第一个原因就是“为信仰而殉难的激情。”他说:“基督教徒对这些殉教烈士出于感激之情的崇敬,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胜利的取得,逐渐进而变成了宗教的崇拜;那些最出色的圣经和先知也都理所当然地同样享受到殉教者的殊荣。在圣彼得和圣保罗光荣死去150年后,梵蒂冈路和奥斯提亚路都因为有这些精神的坟墓、或更应说是有这些纪念物的存在,而远近闻名。”(《罗马帝国衰亡史》上册,吉本著,黄宜思 黄雨石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P635)
    
    为信仰而死,不是死亡,而是殉道;殉道,不是基于煽动复仇,而是基于传播爱的福音。所以,为信仰而殉道:
    
    不是死亡,而是复活;
    不是奴役,而是自由;
    不是受苦,而是享福;
    不是终结,而是开端;
    
    在这里,爱的福音作为神赐的力量,使基督教对死亡的解释突破了古希腊的“命运论”,凸现出一种爱对复仇、良知对暴力、自由对必然的超越。当古希腊哲学的 “爱智慧”变成基督教信仰中的“爱上帝”,哲学中的理性真理就变成了信仰大爱,命运女神对生命的审判变成了上帝对人的倾顾,尘世正义变成了上天恩典,人在得到上帝之爱的眷顾并在传播爱之福音中死去,是复活,是灵魂自由。十字架昭示了“爱”的两个维度,垂直的纵向维度向上,指向人对上帝的神圣之爱;平行的横向维度向下,指向人对人的世俗之爱。
    
    所以,上帝之爱通过基督殉难而昭示人间,那是“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博爱,是“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尊严和自由。这种来自终极之爱的尊严和自由,才是现代法治的超验源头:“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
    
    所以,人的尊严和自由之得以确立,并不在人的理性狂妄之中,也不在人对自身力量的绝对自信,而在人对超验价值的敬畏与谦卑,在人对上帝的绝对依赖。
    
    尽管,人类本性中具有参与罪恶的先天性,但基督之爱是宽容的、无边的、绝对的(从爱邻人到爱敌人),不会遗弃任何人并体恤所有人的软弱和龌龊。由此,基督便具有的人神双重性,道成肉身是神的成人,神的成人是人的成圣,人的成圣就是以短暂、有限之生命响应永恒、无限之召唤。在这里,人与上帝之间的定约,不是功利性契约,而是信仰契约——人对上帝的绝对信任。神与人之间的内在联系,不是经验的历史的事实性联系,而是超验的终极的精神性联系。惟其如此,人对上帝召唤的响应才会成就耶稣的奇迹,这奇迹才能昭示出尘世之人心向超越价值的无限可能性。
    
    来自天父而又归于天父的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是开端,也是终结”。耶稣完成了上帝之爱的道成肉身,为世人提供了因爱称义的榜样,使基督教的核心教义变成了上帝之爱和自由权利之间的神秘关联:“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轭挾制。”(《新约•加拉太书》)正如H.J伯尔曼所言:“为美国宪法中的一系列权利条款奠定基础的,就主要不是启蒙学者们美妙的理论,而是早期基督教殉道者反抗罗马的勇敢实践,是十七世纪清教徒保卫其信仰和良心不受侵犯的无畏抗争。”(参见《法律与宗教》,伯尔曼著,梁治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四 基督教的胜利
    
    上帝的圣爱还只是一种启示或召唤,需要人的响应,耶稣殉难是开创性的最伟大的响应,以后的基督教史也是教徒的殉难史。正是在坚定的宗教信仰和殉道精神的激励下,遭遇种种残酷迫害的基督徒们,非但没有被世俗帝国的恐怖统治所降服,反而越发坚定了信仰并愈发蔑视世俗王权,不屈不饶地用信仰反抗暴力。一面是无数基督徒死于世俗统治的滥杀,一面是基督徒队伍的不断扩大和内部组织及其秩序的逐渐完善。最终,手无寸铁的信仰者战胜了仰仗暴力的世俗统治者。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威尔•杜兰所言:“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一出戏能比这伟大,这些少数的基督徒连遭数位皇帝压迫、轻蔑,不屈不饶地忍受所有的考验,默默地添加人数,当地人混乱时,他们却在内部建立起秩序,以言词对抗武力,以盼望对抗残暴,最后击败了这个历史上最强盛的帝国。恺撒与基督在斗技场上对势,胜利终属于基督。” (见《世界文明史•恺撒与基督(下)》,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P859)
    
    对此,以赫赫武功而驰名世界的拿破仑也深有体会,他曾说过:“你知道世上最令我震惊的是什么吗?就是武力的无能……最终武力总是被思想征服。”(转引自《克里姆林宫的钟声》,『美』杨菲力著,李永成等译,台湾校园书房出版社2002年版P109)
    
    在基督教徒对迫害的反抗和对信仰的坚守之中,公元2世纪中叶,《新约》正典形成;3世纪,基督教会得以蓬勃发展;公元261年,罗马皇帝加列努斯发布了第一个容忍基督徒的训令,承认基督教作为一种宗教的合法存在,下令全数归还基督徒被没收的财产。之后,又经过几十年的迫害与反迫害的拉锯战,到君士坦丁大帝统治时期,基督教之爱终于征服了恺撒之剑,不仅获得了完全合法的地位,而且被君士坦丁确立为国教。
    
    统治高卢的君士坦丁在与统治意大利的马克森提乌斯之间的争权夺利中,之所以最终取得了胜利,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他赢得了基督徒的效忠。
    
    据记载,君士坦丁转向基督教的契机颇具传奇色彩,公元312年10月27日,在罗马以北九英里外的地方,君士坦丁率领军队与马克森提乌斯的军队对阵。就在战火即将燃起之前的某天下午,君士坦丁突然看到一个发光的十字架悬在空中,上面用希腊文写着“胜利在这个标记中(en toutoi nika)。”第二天早晨,他又在梦中接到一个指令,让他在自己的士兵的盾牌上弄一个X标志,在标志中间有一条直线穿过并弯转到上面——这就是基督的记号。他起床之后,按照梦中标志做了一面旗帜(以后就成为后期罗马帝国的军旗),旗上织有Christ的第一个字母和一个十字,他就举着这面旗帜奔赴前线。他的军队中有大量基督徒,当他挥舞这面基督标志的太阳旗时,作为军队统率的君士坦丁就与基督徒发生了共患难同生死的关系,军队的凝聚力和勇敢陡然剧增,他也自然赢得了那场战争,胜利地进入罗马,成为西罗马帝国的统治者。
    
    公元313年,君士坦丁与李锡尼(?—公元325)在米兰会面,二人共商统治帝国的谋略。由于君士坦丁是在基督徒的支持下取得了政权,所以,他颁布的第一项法令就是为了巩固各地基督徒对自己的支持。于是,让基督教永远感谢君士坦丁的《米兰赦令》颁布了。该赦令不仅重申了加列努斯训令对基督教的宽容,并将这宽容扩大到所有宗教;赦令还强制要求归还基督徒被没收的财产。之后,尽管,为了稳固他与李锡尼的联盟,君士坦丁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了李锡尼,但双头统治不可能长远,二人很快再次陷于争权夺利之中。公元314年,君士坦丁率军击败李锡尼之后,除了色雷斯地区之外,罗马帝国的西部地区大都在君士坦丁的统治之下。李锡尼将自己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基督徒对君士坦丁的支持,就在自己统治的亚洲和埃及恢复了对基督徒的迫害:把基督徒赶出宫殿,逼迫士兵改信其他宗教,禁止人们参加基督教的礼拜,禁止任何在城内举行的基督教仪式,不服从的基督徒就将失去一切。
    
    基督教的护卫者君士坦丁开始帮助东部的基督徒,为此他率领13万军队与李锡尼的16万军队展开决战,最后以君士坦丁的胜利、成为罗马帝国的唯一统治者而告终。李锡尼先受降并被赦免,之后又以阴谋叛国罪被处死。统一了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大帝,召回了所有被李锡尼驱走的基督徒,归还了他们的权利和财产。对于基督教来说最重要的是,君士坦丁宣布自己为基督徒,并要求他的臣民与他一起接受这一新信仰,基督教由此成为国教。在他任内,颁布了对基督教的日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命令:
    
    1,给予基督教徒和教会的财产以合法地位,允许教徒和教会拥有土地、遗产继承权,并把殉教者的遗产全部留给基督教会。
    
    2,制定成文法,赋予了各地的主教在各自的教区内独立进行审判的权力,使基督教成为一个拥有自己的法律的审判团体,也就等于间接承认了教会法律的相对独立性。
    
    3,命令把国内钱币上的异教徒头像全部除去,重刻上与任何宗教无关的图象和文字。在某种意义上,这样的措施,等于首开政府在信仰上保持中立的先河。
    
    4,在各地兴建巍峨堂皇的基督教教堂,仅仅闻名遐尔的教堂就有:罗马德拉特兰的圣约翰大教堂(St John Latern)和圣彼得大教堂(St Peter’s),耶路撒冷的复活大教堂(又称“圣墓大教堂”the Holy Sepulchre),伯利恒的圣诞大教堂(the Nativity)。他还建立最初的基督教图书馆,让人编写第一部《教会史》。
    
    5,君士坦丁在把基督教定为国教之后,也开始迫害其他宗教信仰。禁止在新首都敬拜任何偶像,禁止异端宗派的集会并焚毁其会堂。
    
    6,在基督教发生内部的教派分裂之时,君士坦丁对建立统一的基督教做出了开拓性贡献。公元325年,君士坦丁在尼西亚城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教会性的宗教会议,确立了基督教的统一信条,为日后的教会统一性奠定了信仰的和组织的最初基础。这次会议,共有318位各地的主教前来参加。因病未能亲自与会的教皇希尔维斯特一世(Silvester)也派代表出席了会议。君士坦丁在会议上致词,呼吁基督教的团结和统一。最后,会议颁布了经君士坦丁认可的统一信条:“基督徒只信一神,全能之父,万物的创造者。耶稣基督,天父之子,乃天父所生而非所造,基督与天父同质。圣子是为拯救人类才来到人世,道成肉身而成为人,他受死,3天后复活、升天,将审判地上所有的活人和死人。”参加会议的318位主教中,只有两位拒绝签字。于是,两位主教和其他拒绝承认这一信条的教徒,不仅遭到教会诅咒,并被逐出罗马。之后,君士坦丁颁布了对基督教内部异端的禁令:凡是不符合这一信条的主张全是异端,异端的书籍一经发现必须焚毁,私藏者将被处死。
    
    公元324年,君士坦丁带领随从、工程人员和神职人员,在拜占庭港附近划出了大片土地以建新都。他招募了数千的个人和艺匠,修建行政大厦、宫殿、住宅、城墙、碉堡和豪华而巨大的竞技场;他从罗马上百个城市中征集众多著名雕刻品来装饰这座新都,广场和街道都饰以喷泉和柱廊,新都的规模只有旧都罗马可以媲美。他在解释之所以要建如此巨大的新都时说:我听命于上帝的意志,我将继续前进,直到先我而行的不可见的上帝停了下来。
    
    公元330年5月11日,“新罗马城”被正式确立为东罗马帝国的首都,此后年年举行盛大庆典。从此,异教信仰和基督教异端被中止,以基督教为标志的延续千年的中古时代开始了。史学家对中古时代的基本共识是:这是东方精神逐渐击败西方武力的时代,也是基督教信仰逐渐统治西方人灵魂的时代。
    
    但是,在政治上,君士坦丁恢复了绝对君权,他制定了以皇权为主导的君士坦丁宪章。虽然,东西罗马城的两个元老院具有审议、立法和判决之权,但皇帝对元老院的所有决定都具有否决权,元老院已经沦为皇帝的顾问委员会,高级官员的选任全部出自皇帝之手,皇帝的意志便是最高法律,他的任何行政命令都可以立法。而且,这位基督教皇帝为了显示皇权的神圣和威严,特地要获得教皇的加冕和拥戴。
    
    公元337年前夕五旬节,君士坦丁接受基督教的洗礼,有人说给他洗礼的是一位牧师,也有人说为他浇圣水的是希尔维斯特主教。受洗后不久,他便安详地去世。据说,他之所以特意安排在临终前受洗,是希望洗尽自己一生的罪恶和污秽。这位享年64岁、在位30年的伟大帝王的安葬仪式的最庄严之处,不在其奢华巨大的排场,而在于所选定的地点:仪式在君士坦丁堡的十二使徒纪念碑旁举行,该纪念碑建在城内最高山上的使徒教堂内。如此安葬,暗示着罗马第一位基督教皇帝就是耶稣的第十三位使徒,在宗教上享有与十二使徒并驾齐驱的崇高地位。
    
    从此以后,在罗马教廷看来,古罗马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只有两位,一位是将古罗马推向鼎盛期的奥古斯都大帝,另一位就是把基督教立为国教的君士坦丁大帝了。然而,基督教的胜利借助于君士坦丁大帝的庇护,也就必然使基督教的发展一直处在世俗皇权的阴影之下,在漫长的王权和教权之间的争斗中,也大都是王权占上风。所以,得胜的基督教并没有取得相对于世俗权力的真正独立。直到十一世纪的教皇改革之后,基督教才真正取得了制度化的独立。
    
    君士坦丁死后,他所建立的东西两都为帝国埋下了分裂的隐患,随着日耳曼人、哥特人、匈奴人、汪达尔人、法兰克人、萨克逊人等蛮族的相继入侵,罗马城及整个意大利遭到了大洗劫,罗马城五度被蛮族占领,三次被围攻,及至查士丁尼皇帝(公元482-565)赶走了蛮族之后,这座一度曾经有过上百万人口的最伟大城市,只剩下40万人,其中的一半人要靠教会的赈济才能活下来。米兰城曾经被蛮族毁灭,居民全部被屠杀。蛮族入侵者把罗马城的几百个雕像融化后用于制造武器。元老们大都死于战火,贵族政治失去了依托。
    
    尽管,查士丁尼皇帝在赶走蛮族之后,企图统一已经陷于分离的罗马帝国,为此不惜向教皇妥协,以达成东西教会的统一,将主要异端派别纳入统一的信仰帝国。然而,西罗马教会拒绝了查士丁尼,东西帝国的分裂已经不可避免,昔日的帝国行省也得到了更大的自治权力,现代民族国家崛起的种子随之萌生。
    
    东西两帝国的基督教之命运的不同在于:西罗马帝国开始了政教分离的过程,教会争取独立于世俗王权的不懈奋斗,在11世纪结出了教会独立的制度果实,并演变出今天的宗教与世俗的二元化。而东罗马的拜占庭帝国奉行政教合一,绝对的君主专制很少松动,更由于伊斯兰教的兴起而延续至今。尽管,从君士坦丁到查士丁尼,拜占庭帝国也有过局部的辉煌,商贸通道远达中国和印度,亚历山大城、雅典、君士坦丁堡的科学、哲学、教育也一度兴盛,特别是在艺术上的成就,留下了著名的“拜占庭风格”。然而,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在延续千年的拜占庭帝国内,政治停滞、官场腐败、民权萎缩,由继承权之争引发的太监阴谋和宫廷政变…… 便成为帝国为绝对权力付出的必然代价。
    
    六 政教分离的动力:爱人类高于爱祖国和信仰高于权力
    
    从文化史的角度看,基督教是罗马人战胜希腊人的产物,是罗马人在应对外来文化冲击过程中,将外来文明纳入自己传统的成功尝试。希伯莱的一神教不仅为西方文化注入了新的血液,而且使它在一种多元的对立中向前发展。中世纪的人与神、肉与灵的绝对对立,一方面培养了西方人的苦难意识和谦卑精神,另一方面又培养了西方人的虔诚、献身、负责等精神。对十字架的信仰中有一种纯粹的超越性追求,对上帝的忏悔中有一种绝对的忠诚。正是天堂使人类意识到了人世的庸俗、邪恶、懦弱。借助于一个绝对超验的信仰参照系,基督教贡献给人类的最宝贵的财富,就是为人类提供了自省意识,人对自身的怀疑、批判甚至否定,成功地抑止了人对自身的确信和赞美所养成的狂妄。
    
    尽管黑暗,但人类从来没有过中世纪神学中的那种虔诚和谦卑;尽管无情,但人对自身从来没有过中世纪精神中那种自揭伤疤的残酷。西方近、现代人所具有的职业精神、超越精神、忏悔精神和自我批判,大都来自“两希精神”。或者说,古希腊精神是通过基督教的改造后才传给后代的。虽然,从文艺复兴到尼采主义的风靡,西方人以古希腊精神来否定基督教文化,然而,二者已经熔铸成一体化的西方文明,渗入到西方文化的骨髓及其制度的血液之中。
    
    如果说,古希腊精神是西方文明的头脑,那么,基督教信仰就是西方文明的心脏。没有头脑就不会有创造力,没有心脏就找不到道德方向。
    
    西方人对超验上帝的如醉如痴的虔信,既有古希腊哲学的形而上学精神的注入,也不乏古希腊人的酒神精神之沉醉。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普世主义对基督教的影响,使之能够超越犹太教的狭隘性;古希腊的理性精神使基督教能够摆脱“反智主义”,避免基督教信仰陷于巫术迷信的泥潭。更重要的是,西方现代人的悲观主义对罪恶的勇敢正视和对苦难的深切体验,恰是来自教父时代的基督教的神学:“原罪”意识才是西方人的自省意识和忏悔精神的源头,也是现代的生命哲学和潜意识心理学的本体论源头。仅两点,基督教时代的精神、思想和制度,就值得人类永远珍惜。
    
    (一)基督教的普世性
    
    基督教之所以能够从一种底层的、地方的、犹太人的宗教逐渐征服了罗马帝国的上层和城市,并最终变成一种无分犹太人和外邦人、也无分高低贵贱的普世宗教,即由一种特选的宗教变成世界宗教,就在于基督教经历过一个“非犹太化”的过程。基督教保留了犹太教的一神教和绝对虔敬的传统,但又与犹太教有着鲜明的区别:
    
    1,犹太教中,只有犹太人才配作上帝的选民,上帝也只属于犹太民族,获得神恩的机会只限于亚伯拉罕的后代。而在基督教中,整个人类都是上帝的子民,上帝的恩惠遍及世界,被普遍地赐给希腊人、罗马人和野蛮人,犹太人与非犹太人,自由人与奴隶,男人与女人。耶稣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约翰福音》)圣保罗说:“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新约•加拉太书》)也就是确立了超越民族国家的普世性统一信仰及其教会。
    
    2,上帝不是嫉妒、报复和怨恨的耶和华,而是十字架所昭示的道成肉身的基督之爱。在《旧约》中,复仇的上帝代表着正义,救主大都是统治者或征服者(比如,摩西和所罗门)。而在《新约》中,爱的上帝才是正义的化身,救主是徒手的先知和殉道者,只靠传播福音来征服人的灵魂(比如《新约》中的耶稣、彼得、保罗、约翰等)。所以,中世纪神学家圣•托马斯•阿奎那(ST•Thomas.Aquinas 公元1225-1274)在论及基督教的道德戒律时指出:第一戒律是关于人与神的“尽心尽性尽意爱你的上帝”。第二戒律是关于人类自身的“要爱人如爱己”。俄国最伟大的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在1910年9月7日致印度圣雄甘地的信中说:“爱,即人类灵魂向着合一的驱动力以及由此带来的人类彼此顺服的行为,代表着最高也是唯一的人生律法,这是每个人都从他(她)的心灵深处知道并感觉到的(我们在儿童身上尤其清楚的看到这点),也是他(她)在介入人类思想的谎言系统前所明白的。这律法为所有 (印度人的,中国人的,犹太人的, 希腊人的和罗马人的)哲学所宣扬着。我认为这爱的律法在基督那得到最清楚的宣扬,……基督教国家和所有其它国家之间的区别只在于: 基督教比其他宗教更加清楚而确定地给出爱的律法,而基督教的追随者严肃地认同这一律法。”
    
    3,在《旧约》中,上帝造人和万物,而人的类始祖却偷吃了禁果,触犯了上帝,被天父判定为人的原罪,并被逐出伊甸园。上帝的震怒,甚至到了要毁灭他所创造的世界的强烈程度,决定用洪水毁灭这个已经败坏的世界,只给人类留下一叶方舟和极为有限的生灵,也就是为人类保留了向善的种子。这些种子登上唯一的救生工具诺亚方舟之后,洪水便自天而降,一连下了40个昼夜。自“诺亚方舟”的漂泊开始,人类便走上了无尽头的尘世的苦难历程。同时,上帝对人类的考验也极为残忍,让亚伯拉罕献出亲子来证明其对救主的信赖。而在《新约》中,上帝非但没有惩罚罪恶累累的人类,反而献出自己的亲子来承担尘世苦难,也为人类赎罪。所以,“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到父那里去。”(《新约•约翰福音》)
    
    如果说,《圣经•旧约》中的上帝,主要是“以色列人的上帝”和“复仇的上帝”的话,那么,耶稣和其他先知对犹太经典《圣经•旧约》做了创造性的全新诠释,主要由记载耶稣的形迹和布道的四大福音书构成的《新约》中的上帝,就是超越任何单一民族的“普世上帝”,也就是“爱与宽容的上帝”。上帝不是某一国家或某个皇帝的神,其福祗也绝不只限于某一特定的地区或某一特殊的人群,上帝是全人类的神祗,天父之光普照大地,耶稣之爱惠及所有人,从不会遗忘任何一个角落,也不会遗弃任何一个子民,哪怕是低贱者、病患者、残疾者、罪者、妓女、污吏……所以,在基督徒看来,罗马人只有狭隘“爱国心”,而没有宽广的“爱人类之心”;罗马人的信仰仅仅是世俗国家的统治结构及其仪式的组成部分,其最高道德标准不是敬畏普世性上帝,而只是效忠皇帝及其帝国。基督徒之爱却超越了任何国家或民族之爱,是一种普遍的由“爱上帝到爱人类之心”。基督教是与国家政治相分离且超越世俗社会的普世宗教,基督徒的效忠和虔敬只属于上帝及道成肉身的基督,而不属于任何统治国家的“恺撒”。罗马的世俗统治对基督徒的迫害,不是因为争夺有形财富,而是为了获得基督徒对王权的效忠;而基督徒对罗马人的反抗,更不是为了财产等世俗利益,而是为坚守自己的信仰,也就是信仰高于世俗的权力、财产、理性的效忠原则。于是,当基督徒宁死也坚持自己的第一效忠对象——天上之父而非地上之君——的时候,超验信仰对世俗权力的抗衡就已经开始。在基督徒看来,其他异教信仰的根基是建立在世俗国家之上的,而基督教信仰则建立在纯粹的宗教之上。
    
    4,西方基督教的这种垂顾底层的普世精神,只讲信仰而不讲贫富、国籍和种族,也被传教士带入了中国。在此,请读者原谅我插入一断关于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简短评述,意在使国人更容易了解基督教的草根性和普世性。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也是从底层开始,中国教民的主体自然是底层民众。据记载,中国的第一个基督徒是广东肇庆人,此人因全身长满癞疮而被家人抛弃,早期来华传教的意大利耶稣会士罗明坚神父发现此人时,他正挣扎在奄奄一息的垂死之中。罗神父把他带回住所,治疗数月,终于复原。神父救人的善心感化了此人,使他成为中国的第一基督徒。以后,皈依基督信仰的国人大都是底层民众,农村中的皈依者大都是贫苦农民,城镇中的皈依者大都是被官方和士绅贬为游民的小手工业者,如挑夫、园丁、木匠、剃头匠、学徒,还有就是那些鳏寡孤独,无怪乎当时的福建将军英桂说:“各省入教者,大率无识乡愚。”李鸿章更认为:“教士专于引诱无赖穷民,贫者利其资、弱者利其势、犯法者利其逃捕。”(见《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P508、516)
    
    两位满清高官对教民的鉴定,起码从四个角度反映了早期中国教民的特点:A,满清权贵对基督教的仇视和对教民的鄙视。B,教民主要由贫困、弱势、愚昧、孤独的人和无赖、不法之徒构成。C,入教的主要原因是基于物质功利的需求,而不是基于灵魂救赎的信仰。所以,李鸿章指出的“三利”大致不错。比如,先入教的教民劝说同村人入教的理由是:“入了教就可以增寿添福,所有地粮只纳正银,不必再完耗银,一切差徭可以全免,打死人命也不抵偿,犯了寻常的罪并一切官司,县官不能传问,就可内府提审,入教的人坐着对质,不入教的人跪着听审。”(《谣言与近代教案》,苏萍著,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版P150-151)当然,利用教民身份作恶事的人也不在少数,霸田夺财、强卖强卖、欺男霸女、欠债不还、抢劫强奸……最具破坏性的中国教民之恶行,当数“太平天国”的揭竿而起,历时十年之久的征战,蹂躏了半个中国。D,基督教在中国的吸引力,是慈悲情怀和强大实力相结合的结果:为了传播福音,传教士们既有善心、钱财和技术赈济贫困、治病救人、收养孤儿、开办学校,又有来自西方列强的母国背景来对抗官府、伸张正义和保护弱者。于是,在“民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的当时中国,传教士成为弱势群体的保护者,教会成为底层民众逃避官府迫害的庇护所。
    
    还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基督徒的生存状态,不仅早期如此,现在亦如此,无神论的中共独裁政权,扶持作为傀儡工具的“爱国天主教会”,而对遍布全国各地的真正的民间教会及其教徒却进行打压,遂使中国基督教徒的绝大部分处于地下状态。
    
    众所周知,天主教是以梵蒂冈为中心的世界性宗教,只有信仰而无有国界是其主要信念之一。中共政权居然狂妄到在“天主教”前加上“爱国”的定性,这本身就有违天主教的基本教义,无异于亵渎上帝。
    
    正是这种普世信仰催生出统一的普世教会,也只有这样的具有世界统一性的教会组织,才能够具有抗衡世俗国家权力的力量,政教分离才有可能从教义变成现实,也才能从信徒的良知反抗演变出制度化抗衡。虽然,西方政教分离的二元社会结构的制度化,要等到中世纪的十一世纪格利高里七世的宗教革命才开始形成,但从基督教诞生之日起,基督徒基于信仰至上的理由对罗马世俗统治的持续反抗,早已自发地开启了西方历史上的政教分离过程。
    
    (二)上帝高于恺撒 信仰高于权力
    
    推动政教分离的信仰至上的效忠原则和基督教的普世主义,在公元五世纪的圣•奥古斯丁神学中得到了系统而权威的表述,前者被表述为“基督徒的良知权利”,后者被表述为“天上之城”高于“地上之城”,二者的结合实际地推动着现实中的政教分离。所以,美国宪政学者卡尔•J•弗里德利希认为:推动政教分离的良知权利具有现代宪政的意义。他说:圣•奥古斯丁对基督徒有义务对国王下达的有违上帝的命令采取消极不服从的观点,“这一点发展成为中世纪宪政的一个关键理论。”(见《超验正义——宪政的宗教之维》,周勇 王丽芝译 梁治平校,三联书店1997年版P19)
    
    按照奥古斯丁的神学,尘世国家只是畸形人类为了对付人性邪恶所带来的畸形后果,如果不是亚当和夏娃的堕落,国家就完全是多余之物。所以,人类如果意欲立足于不朽,就只有进入天上之城。而在地上之城中,人类除了忍受恶法秩序之外,再无其他途径能够限制人性恶的极端膨胀。这种天上之城与地上之城的差别,不是相对的而是绝对的,不是权宜的而是永恒的,不是数量上的而是本质性的:再优秀的国王也是人,不可能与上帝平起平坐,也不可能实施完美的统治,好帝王和坏帝王皆是刽子手。因为,上帝之城由天使建立,而地上之城受撒旦统治;天国的统治原则源于上帝的法律,是超验的“正义治国”,而尘世的统治原则源于人的尘世欲望,是功利的“幸福治国”。尘世统治的王国与上帝统治的天国相比,即便是最好的君王治理下的最好的王国,也是最差的统治;再好的尘世正义,也不过是“盗亦有道”。或者说,在上帝之国的对比下,尘世间的最好王国和最坏王国之间,事实上没有任何差别。坏王国是礼崩乐坏、天下大乱,好王国不过是保持罪恶人世的稳定秩序而已。二者的罪恶,只有数量上的差别,而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如兴盛一时的罗马帝国,起源于血泊而终结于衰亡。基督徒与异教徒的区别在于:基督徒知道帝王们是上帝实现其神圣意志的尘世工具,而异教徒则愚昧地把帝王当作人世救主。
    
    在西方,人类心中的最高伦理尺度是上帝,上帝的俯视为人世秩序和人的行为提供最高标准。正因为在上帝面前我们皆是罪人,所以就必须通过忏悔和行善来赎罪。这一上帝法则,不仅对所有人皆有效,而且对所有人皆一视同仁,无分贵与贱、富与贫、健康与疾病、权势者与无权者。
    
    自从罗马进入基督教时代,作为基督徒的个人就具有双重身份,既是教徒又是臣民,相应于尘世王国与宗教教会之间的紧张,臣民责任与教徒责任之间也存在着紧张。奥古斯丁认为:既然上帝之国高于国王之国,那么教徒身份也就高于臣民身份,对上帝的虔敬和服从是绝对的、优先的,而对帝王的效忠和服从则是相对的、次要的。当天国秩序与王国秩序之间发生冲突时,凡人服从上帝和尘世服从天国,犹如肉体服从灵魂。所以,作为教徒的个人只能选择站在上帝的天国秩序一边来反抗君主的国家秩序。
    
    奥古斯丁指出,作为基督徒的人性也具有双重性:人既是理性的存在,也是意志及其激情的存在。在意志与理性、信仰与知识之间的排序关系上,更倾向于“意志高于理性”、“信仰高于知识”、“启示高于真理”。意志及其激情指向对上帝的信仰,信仰是无条件的。理性指向对上帝的认识及其证明,是构成真正的信仰而不是盲目的迷信的前提。奥古斯丁认为,只认识和证明上帝而不相信上帝的信徒是不存在的,只相信而不认识上帝的真理的信徒也是不存在的。唯有意志及其情感上的相信,才会使教徒产生去认识信仰的动力;唯有理性对信仰的认识,才能使教徒的信仰避免盲目迷信。理性与意志及其激情缺一不可,二者之间的相互平衡,才是构成教徒良知的人性前提。基督徒对信仰的捍卫,不仅要有意志上的决断和情感上的沉浸,还要有知识上的雄辩。
    
    奥古斯丁还相信,在理性和意志及激情的双重性之外,作为具有道德感的动物,上帝又赋予了每个人以善恶双重性:向善的天性和作恶的本能。向善者是那些自知 “原罪”的人,也就是上帝的信徒;而作恶者是那些道德上的蒙昧主义者,不知道人的“原罪”而陷于更深的罪恶——狂妄——之中,也就是撒旦的追随者。然而,上帝的目光却具有直逼每个人灵魂的穿透力,在上帝的注视下,没有不作噩梦的作恶者,也没有不获得灵魂安顿的向善者;上帝通过信徒的甘愿受难而表现绝对的宽容,直到这宽容让作恶者自觉羞愧。所以,向善者对苦难的承受是对作恶者灵魂的最大考验,考验其灵魂是否还有获救的可能和希望,也就是能否被逼出道德上的恐惧和内疚;作恶者为恶的肆意也是对向善者的良知的最大考验,考验其良知能否在任何险境中坚守信仰而不背叛。
    
    在天国秩序与王国秩序之间,教徒的良知反抗所遵循的原则:
    
    1,坚守对天国秩序的信仰是教徒的良知,服从王国秩序是臣民的责任,但是,当王国的要求与教徒良知发生冲突之时,即,当尘世国家要求教徒违背上帝意志之时,教徒唯一的选择便是不服从,宁可违反尘世法律,甚至被宣判为死刑,也决不放弃信仰。
    
    2,反抗的非暴力原则。基督徒的良知反抗,绝不诉诸仇恨和任何暴力,而是徒手的和平的消极抵抗,也就是以基督徒的博爱之心和谦卑情怀,在坚守对上帝的效忠、对人类的爱、对敌人的宽容的同时,宁愿接受暴力镇压和恶法的审判及其惩罚,甚至不向上帝提出惩罚刽子手的要求。
    
    3,反抗的持久坚韧和始终如一。基督徒甘愿承受苦难的良知,通过殉难的持续累积(接力式反抗)和极端受难形式(被钉十字架),将对施害者的灵魂构成巨大压力。作恶者施暴的强度与受难者抗暴的韧性成正比,所谓基督教的“坚忍主义”,就是用基督徒承受苦难的毅力来对抗迫害者制造苦难的意志,用信仰给予灵魂的力量来抵抗恐怖暴力的施虐。无论遭遇怎样的不公正,基督徒的良知既不会诉诸于仇恨和暴力,也决不会屈从于暴力和恶法,而是坚持用爱来融化恨,用善意来唤醒敌对者的良知,用徒手不服从来征服全副武装,直到良知者忍受苦难的能力消耗尽施暴者的仇恨。在这样的爱与恨、徒手与暴力、良知与邪恶之间的对峙中,作恶者越残酷越疯狂,为善者就越坚定越平静;而为善者越坚定越平静,作恶者越恐惧越不安,直到作恶者的夜晚被下地狱的噩梦充满。
    
    坚信非暴力反抗的正义和力量,就是坚信上帝所启示的“天道和良心”,相信有上帝的世界必有普世正义的存在,相信历史的发展必然以普世正义为道德方向,相信普世正义对人的灵魂的感召具有无往而不胜的精神力量。既对上帝所昭示的普世正义怀有乐观的坚定信心,也对撒旦所代表的邪恶势力具有足够的清醒。在这种来自信仰的精神力量的面前,任何物质性的威逼利诱都终将失效,并现出其渺小、鄙俗和怯懦的原型。与其对施暴者发出怒吼,不如给他们轻蔑的一瞥;与其对着恶贯满盈的现实徒然悲叹,不如乐观地向邪恶说“不”!
    
    这个基督徒之“不”,在尽心愉悦上帝的同时,满怀对人类罪恶的悲悯,但乐观不是糖衣,悲观不是放弃。
    
    (三)良知不服从的深远影响
    
    可以说,“良知的权利”这一非暴力反抗原则的提出,其影响极为深远。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非暴力不服从运动,大都是一种建立在虔信道德基础上的宗教式运动,其反抗逻辑也主要遵循着基督教式的“良知的权利:以自愿违法并接受法律制裁的道德行动来争取正义,在善待个人良知的同时,维护社会的法治秩序。换言之, “良知的权利”,不是诉诸法律保护的个人权利,而是诉诸道德操守的个人自律;既坚守个人良知——无论面对怎样严酷的威逼;又遵守法律约束——无论这法律如何。如此行为,并非道德上的怯懦,而是个人的“尽责”。
    
    比如,作为启蒙运动前奏曲的新教运动对天主教会权威的反叛,之所以不同于当时的农民起义,新教教父路德之所以一面唤醒新教徒对上帝的个人良知,在信仰上不屈从于教会权威,以此抗拒教会的霸道而腐败的权力,一面又要求信徒们的遵纪守法,以便做一个维护法律秩序的好公民;大哲笛卡尔之所以一面提出“怀疑一切” 的哲学命题,在思想上置疑和挑战所有既定权威,一面又给自己立下了严守国家法律的规矩,做一个遵纪守法的臣民;就在于路德和笛卡尔所谨守的不合作原则,来自奥古斯丁提出的“良知的权利”。
    
    在近现代西方,源于基督徒的良知权利的公民(良知)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这一概念,首先由美国作家梭罗在1848年提出,他强调公民良知对社会的良性秩序的关键作用,并说出“最好的政府是管得最少的政府”的箴言。他更以自愿坐牢的行动号召美国人反对政府的两大决策:对墨西哥的战争和继续在南方推行奴隶制。梭罗是用个人良知对抗多数决定,用公民正义感对抗国家法律。他在著名的《公民不服从》一文中指出:在政府利用权力并以国家的名义进行不义行动时,公民有责任根据自己的良知判断采取非暴力的抵制行动,凡是具有正义感的个人都应该在道德上反抗政府的不义之举。同时,非暴力反抗的公民责任中包含着服从现行法律的义务,哪怕是非暴力反抗所抵制的法律。
    
    近一个世纪后,圣雄甘地领导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以伟大的实践验证了非暴力反抗的神奇功效,甘地明确提出非暴力反抗的三大原则:
    
    1,不合作原则。只要公民的良知无法忍受某种非正义秩序,就一定要起而反抗,且必须始终如一地反抗到底,哪怕一次次失败和遭遇巨大个人风险。
    
    2,不暴动原则。只要采取了非暴力反抗,就必须始终如一地坚持非暴力方式,哪怕屡遭暴力的镇压。
    
    3,不抵抗原则。虽然非暴力反抗意在以诉诸良知的行动来改变某项非正义的制度和恶法,但这种反抗却建立在对一般法律的尊重的基础上,哪怕因坚持良知行动而违法,也甘愿接受全部惩罚。
    
    甘地以其来自信仰的近乎绝决的非暴力姿态,不仅逼出了大英帝国的良心,也唤醒了印度民众的道义勇气,并以其殉难结束了殖民统治,催生出一个独立民主的新印度。由此,甘地成为一个民族的圣雄和整个人类的典范。
    
    之后,美国的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博士,领导了世界上最发达国家的非暴力不服从运动。他像甘地一样,遵从公民良知的命令反抗种族歧视,他也提出为了践行良知而甘愿接受法律惩罚的非暴力反抗原则。最后,金博士死于罪恶的枪口之下时,他的殉难也像甘地之死一样,逼出美国白种人的良心,从政府到普通百姓的绝大多数白人,因金博士之死而站在废除歧视制度一边,他曾经发表过著名的演讲《我有一个梦》:“我也有一个梦想,我梦想有一天,新的民权法案能在参众两院通过。”而“民权法案”这一非暴力反抗运动的伟大成果,以平等对待的新制度兑现了的金博士的“终生之梦”,也可以告慰金博士在天之灵。
    
    固然,甘地和金博士之所以取得成功,与其所处的文化及其制度环境密不可分,英国殖民政府和美国政府毕竟是具有深厚的基督教传统的政府,也是在自由制度约束下的符合政治美德的政府,而在其他制度及其政府的统治下则很难成功,所有有人提出“非暴力反抗的限度”问题,也就是非暴力反抗的成功要有一定的条件:反抗的一方必须具有一种忍受痛苦和屈辱的超常能力,被反抗的一方也要具有从给他人带来的痛苦和屈辱中自觉不义、羞耻的反省能力,即一方是正义的殉道者,另一方是不义的忏悔者,是用反抗的良知来唤醒赎罪的良知。否则的话,非暴力反抗等于对牛弹琴。比如,面对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波尔不特等暴君,非暴力反抗的成功概率几乎等于零。
    
    然而,对一个缺德的制度及其政府的非暴力反抗,取得成功的难度固然大大增加,但也并非没全无可能。首先,当君子也把小人看作也具有良知、只不过其良知被暂时遮蔽之时,也许就能在某种程度上刺激出小人的恻隐之心,起码可以使小人收起赤裸裸的狰狞面目,不得不戴上“伪善”的面具,而当邪恶政权不得不用“伪善” 的面具来装饰之时,从人类政治文明演化的历史看,独裁政权的不得不“伪善”,往往是走向“善政”的开端。其次,从当下世界大势的角度讲,席卷全球自由化民主化浪潮,正在逼迫大多数独裁制度不得不“伪善”,也开始用“自由、民主、人道、人权”的说辞来装点门面,非暴力反抗取得成功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
    
    放眼在当今世界,公民的非暴力不服从运动,已经成为社会良知反抗暴政和恶法的普遍方式;以公民良知对抗恶法恶治,更成为独裁国家中的民间反抗运动的常态。之所以如此,就在于独裁制度中的政府几乎垄断了所有有形资源,而它唯一无法垄断的只有人心之向背,正如奥古斯丁所言:世俗权势者可以改变一切,却无法改变信徒的心向上帝。所以,独裁制度下的民间反抗运动可以凭靠的,主要就是直指人心的道义资源。反过来,独裁制度之所以无法长期维系下去,就在于它逐步丧失民意的自愿认同,也就是道义合法性。独裁制度其庞大的形体坍塌之前,必然先经历过一个在人民的灵魂中逐渐衰败乃至瓦解的过程。
    
    前苏联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索尔忍尼琴发出“不靠谎言生活”的号召,在生活细节上拒绝官方所强制的一切形式的谎言仪式;安德烈•萨哈罗夫以创立公民权保障委员会,以公开真相的方式坚持不合作运动;捷克非暴力反抗的精神领袖哈维尔写下“生活在真实中”的名篇,他号召捷克人用反抗谎言来化解人性和道德的危机,那就是承担做人的责任,每一个人都从日常生活出发,不放弃任何诚实表达的机会,甚至只问是非曲直而不问效果收益,即决不不奢望代价的付出能换来即可的收益;他进而指出,捷克人所反抗的甚至不是现行政权,而是一种非人性、自辱尊严的生存方式,从而建立一个具有人性尊严的和有道德的生活。这样的生活,不止是物质繁荣和技术先进,而是灵魂家园和精神归宿。总之,这些独裁制度下的道义英雄所要唤醒的反抗力量主要是个人良知——保持尊严,不怕威胁,不低三下四。也就是哈维尔所言:“最好的抵制极权主义的做法是将它从我们自己灵魂中、我们周围的环境中、我们的大地上彻底地驱逐出去,从当代人性中彻底地驱逐出去。”(《道德与良心》
    
    正是这种直指人心的良知式反抗,首先在道德上瓦解了极权制度赖以存续的人性基础,之后就出现了极权大厦瞬间崩溃的“天鹅绒革命”。正如极权时期的波兰异见者米尼奇克所言:“在一个极权主义国家,当权力而非一个超越的上帝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基督教的力量就在于,教会教导人们只能跪在上帝面前而不是世俗权力面前。这就是为什么宗教基本上是反极权主义的。”(引自《反权威的造反——丹尼•科恩-邦迪访谈米奇尼克(1987)》,崔卫平译)
    
    现在,缅甸的反对派运动也看到了取得成功的曙光,其领袖昂山素季也是诉诸于非暴力的良知反抗。她说:“打破伪善恶习的最佳方法就是和诚实的人生活在一起。”所以,当她与全副武装的军警近在咫尺地面对时,她才能从容地说:“我要感谢你们,是你们让人民表现出了他们的勇气。”非暴力的良知反抗,既可以展示道义的巨大力量,也能把暴力镇压的内在虚弱暴露无遗,最终让被统治者和统治者双方皆看到暴力强权的界限。
    
    无论是非暴力反抗漫长实践,还是对自由制度将终结历史的预言,诉诸的皆是人的属灵本性:人,不只是肉体存在,更是具有道德感的精神性存在,道德感的核心是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对尊严的看重正是正义感的天然来源。当一种制度或一个国家让每个人活得有尊严时,它们就会得到人们的自发认同,正如阿奎那对政治美德的理解一样:有德性的善政,不仅在于秩序的维系,更在于人的尊严的确立。否则的话,就将引起各种形式的反抗,良知不服从正是主要的反抗形式之一。自由制度之所以能够逐步取代独裁制度,冷战的结束之所以被视为历史终结的开始,就在于前者使人的尊严得到认可和尊重,而独裁制度却不承认人的尊严并使人尊严扫地。
    
    上帝说:相信我,恶棍将变成义人。
    
    人的天性说:守护良知,恶治会变成善治。
    
    本文主要参考文献:
    
    奥古斯丁:《忏悔录》(周士良译 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托马斯•阿奎那:《阿奎那政治著作选》(马清槐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斯通:《苏格拉底的审判》(董乐山译,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罗素:《西方哲学史》(何兆武 李约瑟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约翰•麦克曼勒斯主编:《牛津基督教史》(张景龙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四卷《信仰的时代》(幼狮文化公司译,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
    
    甘地:《甘地自传》(杜危 吴耀宗合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
    
    苏 萍:《谣言与近代教案》(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版)
    
    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1999年8月写于大连教养院,2005年1月整理于北京家中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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