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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我的童年与文革
(博讯2006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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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牟传珩(山东)
     (博讯 boxun.com)

    童真时代的那种甜蜜,那种宁静,那种任性生活,骤然就被一张“炮打司令部”的 大字报轰陷了。
    
     记得我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童真时代的那种甜蜜,那种宁静,那种任性生活,骤然就被一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轰陷了。那天我从学校归来,刚踏进胡同口,就发现家门楼前聚满了人,心便突突地加快了跳动。我不顾一切地跑到家门,扒开人群,冲进院内,顿时被眼前终生无法忘却的惨景惊呆了:院里站满了烟台第四中学学生。他们都是由小姐班主任赤老师带来的红卫兵。当时他们班上流传我家“四旧”多,便来破“四旧”。那天父亲痛心疾首地站在墙边,家人都像霜打了的残叶卷在角落上,东厢屋的地主婆,躲在自家紧闭的门玻璃后,惊吓的两眼透出恐惧的目光。院子里遍地都是父亲珍爱如命的,即便家境再窘迫,也未舍得卖掉的古瓷瓶碎片和被摔破的银镦、花盆、残花等。那些被付之一炬的名贵字画、书籍和父母珍藏多年的民国时期老照片,以及父亲印有孙中山头像和民国国旗的大学文凭与律师证,被烧焦的隐火正散发着呛人的气味;那被掀翻在地的鱼缸旁,几条鳞片还在阳光下闪亮的金鱼,已奄奄一息。我忽见有条“金珠鳞”的鱼鳃似在煽动,还有气息,便心痛地想扑上去救它,但一只红卫兵的脚,猛地踏了上去,并用脚尖狠狠地一碾,血淋淋的鱼肠子飞溅在地。那一刻,我一个完整的童真世界霍然崩裂了。我受了刺激地大喊:“这是我的鱼啊,你们要干什么呀?”父亲上前一把把我扯了过去,擦着我的眼泪。但那只 “红卫兵的脚”,已深深地烙在我终生难忘的痛苦记忆里了。也许我的“自由之路”,从那时起就已经潜在我心灵的幽谷里了。
    
    从那之后,一个焚烧人性与文化的黑暗时代开始了。我每天都能在马路上见到如同袭击我家的那种景象,不时地看到有戴高帽、挂砖头,嘴角上被打出血的知识分子,在街上颤抖着挨批斗。我们胡同头上有一家市党校老师,夫妇双双不堪屈辱,上吊自尽,那“吊死鬼”的形象,让我联想起姨母讲过妖祸人间的故事情节。
    
    那是一个“红色恐怖”的年代,东厢屋的所谓“地主婆”,在街道受管制。她每天都要向专政机关交待自己或揭发他人“罪行”,整日吓得提心吊胆,畏畏喏喏。有一天她被逼的没的交待,竟编出谎言,说我们家煤池里传出发报机音响。当地派出所立即查抄了我家,掀了煤池,并将父亲带进局子。这“莫须有”的事件,惊坏了我们一家。那是我生平首次感受了“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人性的威胁和全家人为父亲担惊受怕的滋味。好在24小时后,父亲又被放了回来。
    
    在那个年代,中国的所有家庭都或多或少地受到波及,生活在令人恐惧,随时都可能陷入生命的灭失和家庭分崩离析的深渊里。在我们家最早被单位群众专政的,便是在市财政局工作的大哥,而他的“罪名”竟是爱好养花字画等“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那天他的家突然被查抄,人被关押,接着便被戴了大纸帽子,胸前挂着字画,身后拉着一地排车盆栽花,到处游街示众。那晚上,父亲急的叫来了大嫂,一家人紧张不安地聚在一起计议大哥的事,但不让我们孩子听。那种凝重而恐惧的气氛,让人想起就心跳。当时我只能从门缝里偷听。大嫂说,大哥藏在阁楼里的许多日记被抄走。那可是个“文字狱”的年代,即使一段平常文字,都会被鸡蛋里挑出骨头,何况大哥肯定在日记中发泄过对“文革”的不满。为此,父亲说得设法通知大哥,让他心里有数。二哥出主意说,在馄饨中包张布字条,借送饭的方式递进去。大家采纳了二哥的意见。后来听大哥说,那馄饨他分了一半给同关一室的同事高芳彤吃,结果字条被高吃到了。幸亏他与大哥是挚友,且一向崇拜父亲,没有告密。高芳彤曾在民国时期任过报社编辑,文学功底较深,后来成为烟台知名的剧作家。记得他当时写过《屈原》剧本,请父亲审读,父亲还读了一场戏给我听。
    
    随后的一段日子里,全国所有的学校都“停课闹革命”,成立各种战斗队,写大字报,批斗老师,全国大串联,积毛泽东头章,跳忠字舞,直到“文攻武围”,全面武斗,军队支左,天天游行。那真是个全民跪着造反,用奴性反奴性的疯狂时代。
    
    在“文革”的漫漫长夜中,二哥所在的烟台机床附件厂因备战所需,远迁“三线”。二哥二嫂被迫告别父母,举家随厂迁址内蒙呼和浩特市。二哥到呼市不久,便遭遇了一场政治冤狱。他所在的厂区发生了“反动标语事件”,专案小组在全厂职工中对笔迹,由于二哥没弄懂办案小组的意思,照标语的内容留了笔记,结果竟被立即关进监狱。消息传来,全家震惊,人人揪心,红色恐怖再次袭击了这个家庭。四个月后,警方破了案,二哥才得以获释。在那个年代,国家意识形态就是一台不断地加工敌人的机器,毛泽东就是这台机器的操手,任何理由都可以对人实施专政,那种人人失去尊严与自由的现实,也是诱发我从青年时代就开始劈荆斩棘在自由之路上的一种社会原因。
    
    那是个“唯成份论”的时代,我们兄弟姊妹都是“右派”子女,属“黑五类”。父亲眼见子女受他影响,政治上倍受歧视,毫无前途,整日郁忧寡欢,两鬓徒白,只有我能常常陪伴在他膝下,有时与他下棋,有时一起爬山,有时纠缠他讲《三言二柏》和历史典故。当时家中已有三个哥哥工作,但大哥二哥都已成家立业,唯三哥十五岁就早早进厂,挣钱养家,那时家境仍很清贫。父亲年岁大了,吃饭时母亲专为父亲做个小炒,见点肉丝。父亲每次都与我共享,且常把那星点肉丝捡来我吃。
    
    那年闹“深挖洞、广积粮”,家家户户都按“最高指示”的要求,在院里掏防空洞。那洞对大人们来说,意味着“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恐慌,但对孩提的我而言,却充满了掏洞的刺激性乐趣,每日抢着挖掘,不多日就与大人们一起掏下六七米深。我每每猫进那四壁黄泥的黑洞深处,都有一种说不出的神秘与历险感觉,时常点着蜡烛躲进洞里看小人书、吹口琴。当时我虽体弱多病,但依然顽皮,上攀房顶,下入洞穴,因而也导致了我一生又一次劫难。那天下午,我与几个伙伴在胡同头大院里疯闹时,不慎一头扎进防空洞内,当即背过气去。当我被拉上洞来,脖子已撞进肩梭骨里,不醒人事,邻居们急忙叫来母亲,她见我直挺挺地昏死在地上,顿时吓出泪来。第二天当我再次死里逃生,苏醒过来,已躺在烟台市立医院急诊病房。那时,我大脑一片空白,只觉得是在万马奔腾的铁蹄下被践踏着、旋转着醒过来的,大脑与脖颈交接处,剧烈痛疼,全身无法动弹,头天发生的事情,竟全然不知。随后我住了半个月的院,大夫才逐渐牵引出我的脖颈,恢复了正常。
    
    1970年秋,我自烟台八中与人对调至仰慕已久的烟台第一中学。这所中学住于当时的烟台市东郊出口处,被称之为“东口子”的半山腰上。该校历史悠久,师资与教学设施都是一流的,且操场大,院落多,整个后山都是学校辖区。这年我15岁,终于进了这所环境幽雅的烟台名校。我们班主任是个矮胖子中年男子汉,教数学,酷爱唱“样板戏”,上课前总要先为我们唱《智取威虎山》李勇奇“八年了”的段子。我到一中后虽学了点文化课,但文革中的主要课程是军训操练,学工和学农。那时我已玩的很野,文化课成绩总也不佳,但却成了班上的故事大王,每逢自由活动课或课间、放学时,同学们都争抢着围拢过来,要我讲从父亲那里听来的历史典故、民间故事和从姨母那里听来的鬼狐之类的传说,以及我自己读过的各类小说。记得我为他们讲武打章回小说《金鞭记》时,竟迷得他们放学不回家,集体把我劫持到学校后山的山洞里,一回接着一回地讲。但后来这是被同学告发,我竟成为班上散布“封、资、修”的典型,被办了半个月的“学习班”。
    
    在我转入一中的那年,小姐与四哥同时初中毕业,遵照“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最高批示,城里中学毕生都要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当时政策规定,独生子女可以留城,两个子女同时毕业可留城一个。小姐高姿态,坚持让四哥先就业。于是四哥便分配到烟台港务局从工,而小姐却面临下乡厄运。当时街道整日上门动员小姐下乡,家人舍不得她走,搅尽脑汁躲过一年。1970年岁末,济南大姐所在的山东省交通厅医院,改制为济南军区山东省建设兵团医院,正巧该院内部招收工业团战士,说是去泰安军工被服厂从工。大姐来信征求家人想把小姐安排去,父母认为文革时期去兵团从工总比到农村务农好。小姐也同意去。我当时以为参加兵团如同当兵一样神奇,顿生离开父母,独创天下的豪情与幻想,闹着父亲要随小姐一同参加兵团。父亲见我去意坚决,且深知我毕业后同样难逃下乡命运,只好勉强应允了我。
    
    这年四月,我们集体乘车南下,直达离泰安尚有十里的“大河”一站下车。我们长长的一队知青,在连长甄天元和指导员齐龙华的带领下,来到泰山山脉傲莱峰脚下的杜家庄,招之一片狗吠喧嚣声。当我们用惊疑、困惑的目光,四下张望着那“圆石垒墙墙不到”的农家院落,问连长厂房在哪里时,连长竟指着远处半山腰那片乱石坡说:就在那里,但要每个人手拉肩扛,亲手建造起来。指导员说,眼前只能驻扎在这老乡家里,一面开拓荒山,建设厂房;一面在临时搭起的蓆棚里缝制军装。知青们一听,个个面面相视,愣在那里。谁能料到兵团家属内部的招工,竟是这样一个骗局。
    
    记得当时好几个女生偷偷摸泪,指导员不得不挨个做思想工作。当天下午,我们男生一个排,女生两个排,分别安顿到当地农户让出的房子里。我们男生排分在村东头一户农家三间闲房,就地围圈打了通铺,晚上围聚在一盏小油灯下学毛著“老三篇”。那时我们喝井水,吃定粮,五月份便已蚊蝇圈圈地围着转,让人时时搔痒。加之我因不服水土,遍体起满了疙瘩,奇痒难耐,苦不堪言。最让我打怵的是,连里野营拉连,时常半夜吹起紧急集合号,所有战士必须在几分钟内摸黑打好背包,列队完毕,一行就是几十里,有时急行军跑步进行,让人紧张地透不过气来。我常常在忙乱中,因打不起背包而急的满头大汗。那种生活令我这个从小任性娇惯的病秧子很难适应。我难过时禁不住夜里偷偷抹鼻子,思乡念家,想与老爸下棋,想听他讲屈原的故事,想那星点米小却“香得那样张扬”的丁香花。幸蒙小姐当时还在连队,常常帮我。小姐曾问我后不后悔,我都咬着牙硬是说:不后悔。两个月后,小姐被大姐托关系调回济南兵团教导队做了卫生员,仅把我一个不满十六岁的孩子撇在那片荒石坡上。那时,我们一面在临时搭制的蓆棚里生产军装;一面又在挖土、搬石、开发荒山。但每月仅有12元钱的生活费,常常吃不饱,生活十分艰苦。
    
    那年在艰苦的兵团岁月里,我写下不少的古体诗和散文,流露少年不得志的郁闷与不满,发泄性格扭曲的压抑与痛苦,并汇收成集,每每孤芳自赏。也正是这年,全国文革中首次实行保送加考试上大学政策。我因是全连有目共睹的学习痴迷,便被团里推荐上大学,公假复习功课并到泰安兵团司令部参加高考。高考后,我感觉良好,踌躇满志,准备一展宏图。当时好友们也都认为我必走无异,与我照相,彻夜长叙。连队也认为凭我的实力,入学已成定局。因而便给我们家写了报喜信。说来也巧,那年正巧碰上了张铁生雀噪一时的“白卷”,一夜之间,毁了我的全部希望。全国原有的考试成绩一律作废,仍要优先保送贫下中农子弟入校,而我这右派子女,被清下了名单。那是我踏上社会首次经历命运如此惨重的挫伤,差点让我一蹶不振。那段日子里,我几天几夜不思寝食,郁闷无语。当我调整心态,从痛苦中再度挺起腰板后,我曾在泰山脚下的茶馆里向战友们发誓,将终生不再谋求学院生活,而要在社会大学里自学成才,扬眉吐气,直到文革后期返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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