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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学渊:读万润南《我的学长胡锦涛》有感
(博讯2006年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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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家祺先生叫我去读一下万润南关于胡锦涛的回忆,说老万写得很真实,我读了也有同样的感觉。吸引人的情节自然是四十年前学生小胡与小万的交往。人都有生老病死的过程,如果用我今天的眼光去批评四十年前的青年,无异于一个老人打儿童;若任着性子去谩骂已故党人蒋南翔,仍然会予人脱离时代的感觉。 (博讯 boxun.com)

    
    问题是四十年来,中国变化很大,胡锦涛先生进步了没有?当然,文章为考察他的变化,提供了一些参照;但胡锦涛的耶鲁演讲提供了最重要的根据,他说那时他是一个快乐的学生青年。然而,四十年前是一个黑暗恐怖的时代,为什么别人不快乐,他就能很快乐了呢?老万说他“听话、出活”,也就是说他与恐怖的政治没有抵触。
    
    一个人四十年前的政治态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成为中共领袖后的立场取向,文章说他“……他曾派人去欧洲了解社会民主党的发展情况、一上台组织政治局学宪法、面对SARS的施虐公开出来讲话,力排众议纪念胡耀邦,都让人对他燃起某种希望。然而,关于学古巴、北朝鲜的讲话,又让人极度失望。”
    
    事实上,胡锦涛口口“依法治国”,声声“宪法授予人民的权利”,其实连宪法是限制政府的法也不知道;他“力排众议”纪念胡耀邦,更是有始无终。从他提出的“硬的更硬,软的更软”斗争口号,还可以看出他根本不懂得胡耀邦救活中共的要害,是取消斗争。而他说学古巴、北朝鲜,更是昏话。说到底,他还要搞那套把共产党套死了的“斗争哲学”,实在太没有见识了。
    
    当前,胡锦涛处境相当困难,原因不是别的,是他太缺乏“自主创新”的能力了。他发动“联欧”“抗美”“反日”“驱张”,事事考虑欠周,无一事能贯彻始终。他在“七斗八斗”时代能是“快乐青年”,是因为“善解人意”;如今要他领袖四面树敌的斗争形势,却非具备“其乐无穷”的斗争性格不可了。难怪老万说:“他还是那个在共产党体系里‘听话、出活’的胡锦涛。”也就是说他从青年变到老年,实在太没有长进了。
    
    附万润南:我的学长胡锦涛(《清华岁月》十四)
    
    胡锦涛是我的学长。四十年前,我们同在清华文艺社团,作为集中队员,我们吃在同一个食堂、住在同一片宿舍、组织生活在同一个支部,有过一段相当亲密的接触。听到他在耶鲁演讲开篇的一段话,别有一番感慨在心头。他说:
    
    “进入耶鲁大学的校园,看到莘莘学子青春洋溢的脸庞,呼吸着书香与空气,我不仅想起四十年前在北京清华大学渡过的美好时光,学生时代对于人的一生都会产生重要影响。当年,老师们对我的教诲,同学们给我的启发,我至今仍受用不尽。”
    
    老师们的教诲,首先是蒋南翔校长的教诲。我们刚进学校,在迎新会上,蒋校长就教诲我们:“清华培养的学生,要在二十年后的国家政治生活中起骨干作用。”当时我们很不理解,现在我们有点明白了。耶鲁三百多年来培养出了包括五名总统在内的许多英才,清华二十年内培养出了包括胡锦涛在内同时上岗的四名政治局常委,就单位时间的产出而言,清华还更胜一筹。
    
    蒋校长是如何做到这些的?主要是在培养学生干部时采用“政治辅导员”制度。当年文艺社团有四名辅导员:印甫盛、胡锦涛、李桂秋、任丽翰。他们当中,印和李冷峻、胡和任温柔。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听话、出活。他们的昵称很有意思:那三位同他们的姓名有关,分别叫老印、李桂、小翰,只有胡锦涛,大家叫他“大帅”。为什么称他“大帅”?我曾请教过老印,他也说不清楚。看来这个名字叫对了。从文艺社团的“大帅”,到共青团的“大帅”、贵州省的“大帅”、西藏自治区的“大帅”,一直到全国的“大帅”。
    
    但从当时文艺社团的四位辅导员来看,表面上老印更像“大帅”。他们四人当中,老印是支部书记,一把手;胡是团长,二把手。他们配合得很好。老印这个人很强势,说一不二;胡却谦虚随和、善解人意。开会的时候,定调做总结的,是老印;补充说明、完善细节、思路缜密的,是胡锦涛。
    
    文革初期,他们四位辅导员联名写了一张保卫校党委的大字报,题目是“清华党委是延安、不是西安”。也是由老印来主导,胡只是在上面签名。后来清华文革中的一些重大事件,老印都有所涉及;胡却非常低调,不再参与。老印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壁垒分明;胡却基本上没有反对他的人,谦逊、平和、与人为善,使他广结人缘。论长相,老印黝黑英俊、目光锐利;胡白净端正、温文尔雅。刚者易折,柔能克刚,所以最后胡锦涛一路过关斩将,成就了真正的“大帅”。
    
    但在当时,做事情,我更愿意跟着老印;业余活动,我更愿意跟着胡。文革期间,写大字报、搞战斗组,我都跟老印在一起;外出串联、游山玩水,我就同胡在一起。我一共串联过两次,一次是独来独往,从北京—广州—海南岛—湛江—南宁—桂林—上海;另一次是同胡锦涛,我们两个人一起从北京—西安—成都—重庆,然后一起乘船从重庆沿江而下。一路上我们很少谈文革,而是沉迷在沿途的景观:西安的古朴;成都的繁华、重庆的山城、三峡的险峻、大江的辽阔……他在南京下船,应该是回了泰州老家;我则是在上海下船,也是回家看看。一路上,都是他照顾我。他出面安排一切,又让你感觉受到了尊重,极细心也极周到,处处让你觉得舒服。
    
    胡锦涛是水利系五字班的,应该在一九六五年毕业。因为当政治辅导员,按规定延后一年毕业。这一延就到了文革,所以一直拖到一九六八年才离校。记得他是分配到甘肃刘家峡。离京前,他请老印和我吃了顿饭。老印说要敲他一下,点了晋阳饭庄。我是第一次进北京的大饭店。晋阳饭庄的店址原来是纪晓岚的书斋“阅微草堂”。院宇幽静深邃,梁柱雕漆描画,号称正宗山西味,京都第一家。我很喜欢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所以在这里吃饭,还能感到一点残留的书香。记得那天还喝了点小酒,三人不胜唏嘘,因为今日一别,就是“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了。
    
    这一别,就是十四年。一九八二年,他从甘肃省建委的任上调中央党校学习,我当时已在中科院计算中心上班。他从火车站乘公共汽车到党校报到。途经332路黄庄车站,他特地下车和我匆匆会了一面。后来他到团中央工作,各方反映和口碑都不错,我也莫名奇妙地觉得与有荣焉。
    
    再一晃又是五年。一九八七年民办科技实业家协会在贵阳开会,我创办的四通已小有名气。他正在贵州省当书记,约了时间去拜访他。会客室温馨而简朴,比我那个已经十分简朴的总裁办公室还要简朴。他还是那样谦和谨慎,谈话中能感到他同省里方方面面的关系都处得不错,这是他的强项。省科委的人在边上作陪,聊了一些科技发展规划和科技企业的事情。临走时,特地让我带走两瓶茅台。我相信,这两瓶一定是真货。
    
    然后就是一九八九年的政治风波,从此我们的人生轨迹趋于两极。但在我内心深处,还是默默地祝福他。先是祝福他能顺利接班,然后是祝福他能有所作为。当有消息说他曾派人去欧洲了解社会民主党的发展情况、一上台组织政治局学宪法、面对SARS的施虐公开出来讲话,力排众议纪念胡耀帮,都让人对他燃起某种希望。然而,关于学古巴、北朝鲜的讲话,又让人极度失望。
    
    其实希望和失望,都是我自身的问题,同他并没有什么关系。佛家禅宗有言,是心动,而不是旗动。他还是那个在共产党体系里“听话、出活”的胡锦涛。我毕竟还是凡心未泯,最近一连写了三篇文章:《和共产党分道扬镳》、《为什么共产党气数未尽》和《山坳上的共产党》,一是对已逝的长者的悼念,二是对自身思路的梳理,三也是对在朝在野双方的建言。至于别人是否听得进去,那就不是我能关心的问题了。
    
    今后我大概不会再写此类文章。那么多人在写,并不缺我这一个。我想写点自己想写、也只有我能写的东西:说我自己的故事。我计划写大约一百篇《清华岁月》、一百篇《四通故事》、一百篇《流亡生涯》。算是对自己的一生有一个交代。
    
    有人读了我最近的文章,说:“万润南,你大概是不想回去了?”是的,除了我年过八十的老父老母,那边已没有什么是我可牵挂的了。前一段,母亲急性肺炎连续发高烧39.6℃,医院发了病危通知。许多至诚的朋友帮忙安排我回去。我也说得很明白:违心的话,我是不会讲的。这个年龄了,我也不想委屈自己了。虽然没有结果,但是朋友的情谊,我是点点滴滴,都在这里心领了。
    
    此文于二○○六年五月五日做了修改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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