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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革”讨论的一封信/高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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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6年5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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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寒
     (博讯 boxun.com)

    按:
    
    此文写于5年前,系当时我与北京一个地下组织领导人的通信。现特发表此文以示对刘国凯先生“人民文革论”的支持。
    
    
    高寒 2006年5月8日
    
    ----------------------------------
    
    齐石 同志:你好!
    
    你真快,我拖了这么久才回一短信,你一夜之间就又复一篇,我的效率实在是无法与你相比呀!
    
    先简答几点:
    
    1、(从略)
    
    2、我很有兴趣与你讨论文革、毛、列的许多问题,但这得花些时间,而且涉及到相当广阔的问题。我认为,国内前一段悄然兴起的“怀毛热”发展到今天甚至有点公然的呼唤文革造反,首先得感谢邓小平的“功劳”。没有今日中国昏天黑地的腐败,人心的天平不会如此戏剧化地向毛倾斜。但是,历史不会重复,历史的螺旋不是简单的复归,而是在更高层次上扬弃自身。简单地否定毛是容易的,简单地否定邓也是容易的,正象简单地肯定二者是容易的一样。但后人不会接受任何妖魔化或天使化了的历史教程。中国在经历了毛与邓的正题反题之后,今天已到了崭新的历史合题降临的时候了。
    
    3、(从略)
    
    另外,国内现有一个电子版书店,可在网上下载所选图书,我好想去找一些考茨基和伯恩斯坦的著作,特别是他们当年与列宁的争论的中文本来研究一下。下面是网址,你去看看就会明白了:http://www.ssreader.com/
    
    这封信我想专门与你讨论文革问题,讨论文革造反派的历史地位问题,讨论文革造反与当前中国民主运动的关系问题。
    
    至于列宁和十月革命,列宁和考茨基、伯恩斯坦的争论,社会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以及它们与中国革命(包括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乃至与今天中国的制度转型的关系,则留待下封信去讨论。
    
    首先,我同意你的这一看法:“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文革史观,不过是“走资派”即文革中受到冲击的党官僚的文革史观。其中对文革造反派和文革造反所形成的绝对否定、全盘否定的评价,包括国内外那舆论一边倒的否定情形,质言之均属党官僚价值观的反映,或这种价值观的自觉不自觉的传声而已。严家祺先生的那本文革史,因赶浪头出得太早,大受其影响在所难免。76年10月政变后,当局刻意营造一种所谓“第二次解放”的气氛。而过去在毛时代因各种运动而挨整受压的不同族群,也均从自己的角度去解读这“第二次解放”之涵义。尤其是,重返政坛的党官僚基于恢复及巩固政权基础,发展经济,施惠于民的需要,当时也确实采取了若干“让步政策”(所谓“松绑”),调整了若干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从而致使其所代表的社会基础、民意基础也就比党官僚本身的狭隘利益要宽泛得多。更何况,中共党内多年来由于毛路线一派独大,致使刘、邓(或许还有周)路线一直没有一个完整的面貌呈现于世,如此也就自然让老百姓对这个“面貌不清”的邓及其新政满怀希望。加之,象中国历代王朝更迭之始亟待士大夫阶层的支持一样,此刻的党官僚也向知识精英大献殷勤,且在政策上对其大幅倾斜。这对于在毛时代老是被敲打着的这个“小媳妇”阶层来说,真有种受宠若惊、感慨涕零的感觉。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满以为他们扬眉吐气的日子自此开始,以为过去所受的窝囊气均仅系毛时代所特有而一去不复返了。这多少有点象50年代初中共建政伊始,知识分子们那一厢情愿的情形。正是在这种多少有些畸形的全国上下兴高采烈的狂欢中,77、78年那简直是近乎疯狂的空前大逮捕、大处决被漠视了、被掩盖了。后来人们所知道的王申酋、史云锋、李秀莲……这些文革中的独立思考者,其实就都是在“揭批查‘四人帮’”的大镇压中被相继处决的(顺便一提,我本人,也仅仅因为杀人权当时仅放到省一级且四川由赵紫阳当政而得以幸免。倘若四川达县地委书记李香山此刻象土改时那样手中握有杀人权,我早就成了他的刀下鬼--我当时甚至连“最后的一句话”都想好了)。
    
    象任何专制社会最高权力的更迭,都往往会给民间社会释放出若干空间来一样,粉粹“四人帮”的军事政变,也自然导向了对文革的“反思”。然而,随着在这个“反思”中的最大受益者邓小平的重新复出,“反思”的官方禁区也就成型出笼、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党官僚的文革价值观实际是靠刺刀支撑着的实质也就逐渐显露出来了。为什么巴金的“文革博物馆”倡议得不到官方的响应?为什么郭罗基的“谁之罪”之天问问不下去?虽说这一类“反思”当时其实并未超出党官僚所能允许的界限,但是,它所展示出的势头和惯性,就足以让官僚们害怕了。至此,党官僚与知识分子基于文革受压的联盟开始出现裂痕,那些愿意继续深入反思下去的知识分子们开始与党官僚分道扬镳。这也就是后来险些成为第二次“反右”的“清污”和“反自由化”的由来。如果说,当初邓小平一重新上台就彻底否定早让他深恶痛绝的“四大”而没有让多少人有遏制言论之警觉的话,那么,后来的“清污”和“反自由化”则让知识分子们逐渐有了似曾相识的感觉:看来以“同是天涯沦落人”来看待文革“走资派”这帮落难的官僚们似乎未免有点迂腐了。难道不正是他们,在文革前十七年,在文革初期,甚至有的在贯穿文革的各次大规模的镇压中,多是些面目狰狞之徒吗?至此,知识分子与党官僚基于反文革、反毛的结盟算是彻底瓦解。凡愿意继续前行的知识分子们,包括党官僚中的觉悟者--胡耀邦、赵紫阳、陆定一、周扬,等等,开始把反思、批判的矛头从局限于文革推展到整个中共建政,从对毛个人而逐渐移向中共的制度本身。由此才导致了八六学潮和八九民运。
    
    不过,这整个反思的主流,无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却基本上是实用主义的。许多人以为只要将当代西方那些个实用工具理论,包括其实用政治学和实用经济学简单引入即可解决中国的问题。而至于对孕育了这些应用理论、且含有着深厚人文价值底蕴、从而导致世界翻天覆地变化的那些自文艺复兴以来的人道主义的基本理论,他们则兴趣阙如。由此,就不难解释为何无论是体制内的改革派,还是反叛的异议者群落,都一方面痛感自己力量的单薄,另一方面却又对本是真正力量源泉的老百姓的民间疾苦熟视无睹--“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也作为毛的“极左”给反掉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那些在外界看来几可说是“荒诞无比”的这“功”、那“功”,这“教”、那“教”,由于能从基本价值观、能从终极关怀切入民间,故而反倒形成可观的民间力量,反倒填补了民间对基本价值的嗷嗷需求。不过,宗教的来世价值观毕竟难解民间现实的价值需求。于是,“造反有理”这个被邓小平为首的党官僚最痛心疾首,最切齿咬牙,最捶胸顿足,最同仇敌忾,故而在“彻底否定文革”中否定得最为彻底的文革价值符号,竟然又悄悄地死灰复燃了--诚然,这整个过程却几乎与整个中国的所谓“菁英”层,无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均毫不搭界。
    
    与受“菁英”影响至深的八六、八九学运刻意要与“社会闲杂人员”,尤其要与文革“造反派”划清界限--学生们哪知道,邓小平、王震、李鹏之流是分分秒秒都将他们的争民主行为视作大逆不道的文革再现--相反,中国的老百姓则是一受到党官僚的压迫,就本能地,条件反射般地想到了文革,想到了文革造反,想到了眼前这帮作威作福的狗官们在一旦失去权力时那如落汤鸡般失魂落魄的“熊”像。与此相适应,与官方、与知识菁英层的非毛化主流意识相反,民间竟然悄然地、且愈演愈烈地兴起了一股咋一看来似乎让人难以理喻的“怀毛热”。尽管开始,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对民间的“怀毛热”抱之以不解、诧异、嘲弄乃至愤慨,但随着它在民间的顽强、持续、且不胫而走的存在,一些比较地接近民间的知识分子开始逐步地思考这一社会现象,并试图给出一种解释了。我以为,今天的民间“怀毛热”,与其说是中国的老百姓希望回到过去那“左倾”的时代,倒不如说是他们按照自己的面貌和期求,重新塑造了一个毛泽东,塑造了一个可在冥冥中呵护着他们抵御现世官僚压迫的如财神爷、观世音和红脸关公般的人格化寄托。毫无疑问,“怀毛热”的兴起,是人民对现政权的无声的抗议,它的不胫而走,就是这无声抗议的不胫而走;它的愈演愈烈,也就是这无声抗议的愈演愈烈。诚然,从对中共党内的非主流派寄托希望以期对现世苛政有所减缓、有所制衡的意义上说,中国老百姓今天的怀毛,与他们当初的怀周、怀邓、怀胡意义是一样的。如果从一种更广阔的历史视野上来抽象一下这类在中共执政期几乎带有点周期性的社会现象,就不难发现,这种以特定的社会心理形式所曲折表现出来的,不过是历史对中国政治多元化的不倦呼唤、不过是一种在当代有着顽强生命力的社会必然性罢了。这正如恩格斯所说:历史必然性通过无数的历史偶然性为自己开辟着道路。
    
    如果说,当年的怀周、怀邓导致了七六年的“四五”运动,当年的怀胡导致了更大规模的八九民运,那么,今天的怀毛,尤其是它势必要超出所有凡夫俗子们的想象而指向的重新评价文革,重新评价文革造反派,为“造反有理”正名,将会给中国带来怎样的结局呢?毫无疑问,它将会带来对毛的是非功过的大论战,带来对中国当代史之若干定论的大颠覆,带来对中国近代史的大反思,从而会大大地促进我们民族的思想大解放。但是,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历史决不会走回头路,因为,有鉴于邓路线这二十年来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可供与毛路线进行比较的全貌,两者(甚至还有第三者--蒋氏国民党)的利弊得失,个性共性、互缺互补、互为因果等关系,均已为我们今天的比较、反思、前瞻、抉择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产,因此,中华民族在经历了毛与邓的正题、反题之后,一定能为自己找到历史合题的新篇章。当然,这还得有赖于我辈的共同努力。
    
    就讨论文革而言,以上议论实际还未进入正题,还仅仅是个务虚的开篇。但就这点文字,我已拖得实在太久了。哎,成天琐事缠身,身不由己。网上的信息量很大,每天又都得去吸收消化一些,否则会按不到现实脉搏而致思想钝化。加之有时还会遇到一些“遭遇战”,你还不得不花点功夫去应付一下,故此信是写写停停、停停写写。现就先这样寄你吧。后面的再边写边寄(我还想写如何认识毛的继续革命理论,造反派的历史地位,以及我们今天与所谓“老左”、“新左”的关系,等等),好在是通信讨论,随便一些。
    
    昨天的信已收到。最近国内借“严打”扫异己,我因一直未收到你的信还真有点为你们担心呢。信中所提的民族主义问题,刘、王的讨论,等等,容我再仔细想想再作答。总部的那个声明,我觉得在“度”的把握上似乎有些问题,从而有模糊自己面目之憾。由此我深感,任何现实的当务之急要处理得当,都涉及到对务虚问题的总体把握是否得当。因此作为领导层,似应在若干理论问题(譬如:民族主义)上想深一步,先走一步。基本理论解决了,突发事件一来也就不致临时应付。
    
    另,附上前年夏就美机轰炸驻南使馆而写的一篇文稿,不知您对其中涉及的民族主义议题觉得议论得合适不?此文由于没有简单地采取美方的“误炸”说,被民运杂志北春、中春和台湾的世界周刊所拒登。
    
    请原谅我对你2月26日谈文革的那封信,现在才得以正式作复。我一直在不断地调整,希望能有更多一些自己的时间,但总难如愿。
    
    夏祺并代问同志们好!
    
    高 寒
    
    2001年5月3日 于纽约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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