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殉难者的血迹,谁能抹得去?—纪念林昭和我狱中的右派朋友/张鹤慈
(博讯2006年5月01日)
    
    张鹤慈(澳洲)
     (博讯 boxun.com)

    
    1964 年,当我在狱中第一次遇到谭天荣时,他问我,经过了我们的事,你们为什么还会这样?他的话,似乎是经过了反右,我们应该学得聪明些。我不记得我当时是如何回答他的了。我想,今天我是应该这么回答的:就是57 年北京大学的鸣放,就是那些大字报,那些辩论,使当时还不到14 岁的我,走上了反叛的不归路。我当时在清华附中上学,但清华的大字报,我没有去看过,只看过一张贴在清华二校门的匿名的小字报,内容是讲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杀死了很多的人。下学后,我是一天不落的到北大去看大字报。记忆力不好的我,对当年的大字报,仍然是历历在目。我记得在大饭厅的东门的南面的墙上,整个的墙是张元勳和沈则宜【音】合写的"是时候了"的长诗。在大饭厅的南门,挂着为镇反,肃反而屈死的招魂旗。白色的布条从高过大饭厅屋顶一直飘落到地,在路旁的布告栏里,是为胡风鸣不平的:"莫须有,何以服天下? " 和"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了!"【后来,反右时,同一个布告栏里是批判谭天荣和刘奇弟的绝食】在进入学生宿舍和哲学楼之间,是北大中文系的新拍案惊奇,古香古色的如线装书, 我记得其中的一篇是某某乱点鸳鸯谱,讲的是大学毕业生的乱分配。我和姑姑等私下谈起,认为这种文学性的文章,会是当局允许的,没想到,后来,这些新拍案惊奇的作者全部成了右派。
    
    当时的学生的大字报,很多是针对苏联的,其他的并没有一定的主题,不少是针对一些现象,但也有不少是直指制度。有的很深刻,也有的很浮浅。大字报的另一个重点,是把校园已经有了的民主,扩展的社会,要求把大字报贴到学校外面,两派为此有过不少的辩论。
    
    我看了几乎全部的大字报,晚上听辩论,我知道十几个学生的名字,那时没有什么学生领袖的说法,也没有人想争着当什么学生领袖。我知道广场,知道百花学社。但我当时不知道林昭。我第一次听到她的名字,是在劳改队,在批判北大中文系的右派学生张志华的小说时。所有的回忆林昭的文章中,我没有看到张志华的名字,我记得,他的小说里写到,他从劳改队逃跑后,到上海去看林昭。我慢慢的知道了,在那一百二十三个人的右派队,对林昭爱慕的不是一两个,敬仰者就更多了。但谭天荣没有和我提到过她,我是从别人那里知道他和林昭有过一段短短的浪漫史。
    当时的学生,就其个人的素质,学识,道德,修养,可以说是 49年后,最杰出的一代。可能是刚刚解放不久,"封,资,修"的影响没有肃清,可能是,当时的意识形态上,那些欺骗的体系还没有完全的建立,可能是,当时人们的道德,是非还残存着 49 年前的精华。那时的青年人的人格魅力,眼光胸怀,是更象一个知识分子,而不是文化匠人,技术官僚。除了学生右派,也有不少已经工作的右派,这些人大多是事业上的成功者,专家,学者。人们现在常常提起的遇罗克的父亲遇成基【音】就是水电部的右派工程师,也被劳教,还是被做组织处的处长的我的岳母经手处理的。我在狱中遇到的右派朋友中,有为冰点写信的 13个党内的老人之一的戴煌,当年也不过是三十多岁。
    
    反右时,各单位有抓右派的百分比,有硬性的任务,所以,右派中也是鱼龙混杂,但总体来说,右派是当时中国的知识精英。中国的政治,就象是西门豹里的故事,每年要用童男童女去祭祀河神,每次的政治运动,都是牺牲中国最优秀的青年。 林昭是优秀中的最优秀者。
    
    活着的人的日子也比死强不了太多,这方面的回忆录已经不算太少了。经过了十几年的牢狱之灾的我,对那些今天被软禁,被骚扰,就认为自己是天下受迫害最深的人,是很难有所共鸣。对今天是中国最黑暗,最野蛮的时期的提法也很难苟同。
    
    再次遇到谭天荣,是在文革已经开始不久,在清河农场。应该是 66年底或 67年初,文革不过是进行了一年,谭天荣,陈海铨,赵蕴秋等人,已经进行了文革的研究,这是我知道的最早的文革研究。在当时的环境下,风险是非常大的,他们不但是研究,而且,他们把他们的看法写了下来,这在劳改队是绝对不应该做得事。可见他们对他们的研究成果是多么的重视和珍爱,【劳改队有种种的借口,如查卫生,对人,行李等进行检查,有时连借口都不要,所以,留下笔迹是绝对危险的。】后来,出了告密者郭东海,如果不是正好敢上林彪的战略疏散,人们分别调离了不同的地方,谭天荣等如果赶上不久后的一打三反,小命可能就得交代。这事到底赔上了另一个右派熬乃松的命,他因为内疚而自杀。
    
    谭天荣,陈海铨,赵蕴秋都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把马克思的: 1848年的法国的阶级斗争。法兰西内战。雾月 18日波拿巴政变记,作为他们的老三篇。书上红笔几乎事从头到尾的画满了。
    
    他们欣赏马克思的文笔,更欣赏马克思对法国小农的分析。很多的地方,的确是适合中国的国情。总的一点是,他们对当代的中国,对毛泽东的封建性的确有不错的发挥。他们对文革分析的主要的论点是:中共从建立,就是两个不同的部分:一个是农村的,一个是城市的。一个是农民【军人】的,一个是知识分子的。一个是根据地的,一个是白区的。他们认为文革就是中共党内的,这两个原来就是不同的组成部分的分裂,斗争。这个提法,就是今天看来,也仍然是有很多可取的成分。而在当时,全国在疯狂的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时期,又是在封闭的监狱里,就更难能可贵。要知道谭天荣等人,在 57 年后,就已经失去了自由,在监狱的封闭的环境下,这几个人,在文革刚刚开始,就能有这样的看法,可以看出当年的右派的素质和追求。
    
    听过这么两句话:"国民党不许人讲话,共产党不许人不讲话。"不许人讲话的国民党,还是允许了我的祖父发表了大量的反国民党的"反动"言论。而共产党却不能允许我的祖父在 49 年后有沉默的权力。共产党要求人们发言,讨论,表态,要求人们对它想要你回答的问题,必须讲话。共产党并不在意你心里怎么想,口服心不服,他们并不在意。他们反而十分的在意,要求人们的一致的口服。劳改队的认罪,是劳改犯的第一个必修课。 林昭的可贵就是心不服,口也是不服。本来,大家对口是心非的服从,是谅解的,大家也都是这么做的。我在劳改队遇见的成千上万的人中,真正口不服的人是龟毛兔角,掰着手指头,一个手也数的过来,有时我会想到,63年,我的母亲劝我时说,大家都不说话,为什么你要说。我的回答是,正因为大家都不说话,中国今天才会这样。那么,在劳改队,认为中共就是那么一个玩意,当然不需要和他说真话,是不是一种借口?口服心不服中的口服,是不是自己求得安静,求得不受到进一步的迫害的借口?如果每个人都象林昭那样心口如一,共产党的监狱将会是天翻地覆。当然,这个假设是不可能成为现实的。但就狱中的政治犯,除了极少数的真心悔改外,大量的心不服而口服的,如我之辈,在林昭的血的抗争面前,显得是多么的苍白无力。我这里用林昭的诗,作为文章的结尾:揩吧!擦吧!洗吧!/这是血呢!/殉难者的血迹
    
    30、 04、 06于墨尔 (5/1/2006 2:17)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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