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评论] 页面有问题?请点击打印板-》打印版                  [推荐此文给朋友]
[博讯主页]->[大众观点]
   

肩上的担子 脚下的路/王德邦
(博讯2006年4月25日)

——再谈“维权与政治”兼答友人
    王德邦
     (博讯 boxun.com)

    维权与政治关系问题的探讨近来随着中国大陆维权高潮的掀起而日益浮出水面,尤其今年伴随高智晟律师发起维权抗暴绝食运动,丁子霖教授与高智晟律师就维权绝食之事发出公开信以来,如何处理维权与政治的关系?更是成为一个大陆争议的焦点,引起了参与及关心中国维权事业人士的广泛关注。
    
    维权是应该远离政治,去政治化,坚守依法维权的途径?还是维权就是政治,维权逃避不了政治,应该积极动用一切政治的手段来维权?等等的观点,互相交锋,互不相让。争议与探讨无疑对中国维权事业下一步的发展是有借鉴裨益的,只要大家本着真诚探讨,共推维权的目的。然而现实的状况却是争论后导致了相互的埋怨,竟而出现原本很弱的维权阵营的分化,出现不同观点与势力的分道扬镳,这实在是亲痛仇快的事。为了澄清一些问题,更多为了表达自己一份忧切的心情,我曾不揣冒昧写过《殷殷慈母爱 拳拳赤子情——就丁、高两先生信的言说》(首发《民主论坛》)与《积极以政治的视角面对维权》(首发《民主中国》)经一些网站转载,引起一些同道的质疑。日前博闻社刊发了友人陈永苗的长文《“爱琴海维权”
    去政治化是场“核聚变”》,文中分析中国民间对维权的观点时,概括为:“中国民间存在着三种政治化走向,一种是丁子霖老师和我描述政治法律化;一种是我的朋友王治晶(王德邦)所表达的: 既然中共的是政治的,我们也应该政治的,麦芒碰毛尖;最后一种是政治妖魔化,用无耻和说谎来对抗。第一种和第三种有些互相批评和冲突,我在《他们心中没有人民》批评的是第三种。第二种属于有些问题没有厘清。”
    
     对永苗将我列为第二种观点,我自己也说不清是准确还是不准确,或者就如他所言“有些问题没有厘清”吧。在此我就再详细谈谈自己对维权的一些思考,以期进一步厘清政治与维权的关系。
    
    一、 应该有的共识
    
    首先,从维权的缘起来看,中国大陆所发生的一切侵权案,公共权力都是祸首,都是权力直接或暗中在侵权中承担着主使的角色。中国大陆目前语境下所谈的维权应该就是指公共权力对个体权利的侵害所引起的一种抗争活动。总体而言,侵权主要表现在对公民政治权利与经济权利的侵害上。政治权利如公民信仰、言论、参政议政、选举与被选举权等等,这方面的案子如杜导斌案、刘荻案、李建平案、赵岩案、法轮功案、基督教家庭教会案、太石村罢免及选举案等等;经济权利如所有权、经营权、收益权、处置权,或一种工作权,这方面案子具体表现在大量城市建设、大的工程建设(公路、水利等)引起的城镇拆迁、农民失地及企业转制引起的下岗失业等等。当然诸此类经济侵权的案子在中国今天真是不胜枚举,如近年影响很大的四川汉源、陕西三岔湾、河北绳油村、广东南海及汕尾、陕北油田等案子,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事实上,只要我们随便拿一个侵权案出来,都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公共权力在侵权中的主导性作用。可以说中国今日普遍的社会侵权事件,无不是权力在其中为恶。制度性的侵权是今日中国最大的祸害,是今日中国最深重的灾难!对此我想在维权阵营中当不会有太大争议。
    
    其次、从维权的目的与宗旨上来看。维权通常有三个层次的目标:其一、在个案中部分或全部地讨还被侵害而失去的权利。从近几年的个案来看,通过维权完满解决被侵害的权利,在中国时下这基本上没有可能,通常的结果只能是部分讨还,甚至许多是完全不能讨还被侵害的权利。尽管如此,讨还直接被侵害的权利显然是任何维权最基本的目的。其二、通过维权使民众认识到自身权利,培养起公民争取权利的自觉意识,使权利捍卫从自发的、分散的、单一的走向自觉的、协调的、联合的维权。这是由于中国维权主体在面对强大的侵权客体时而不得不选择的路径,因为个体对抗强权的弱小客观上要求寻找联合,被侵权者的普遍存在提供着现实的联合基础。联合维权是历史所要求的必然选择。通过维权使民众走向联合这是维权第二个收获,事实上在很多案倒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一个直接权利没讨还的情况下,却在第二个目标上有了收获。其三、是通过维权最终结束导致侵权的社会政治制度,根除公权对个体权利的侵害。这是维权的最高目标,也是维权的必然旨归。只要侵权的制度不除,侵权就永无止息。侵权不止,维权不息,最后社会维权必然要集结到铲除侵权根源上,以求得公民权利的永久安全保障。对于此维权的目的与宗旨,在维权阵营中也应该不存在分歧。
    
    再次、从侵权方对维权的定位与采取的方式方法来看。近几年来,当局一直把维权作为主要的敌对势力,作为威胁它统治的主要对象,一再采取“露头就抓,坚决铲除于萌芽状态”的严打高压态势,并且将一切维权事件都直接作为政治事件来处理,严格要求各级政府站在政治的高度来对待各种维权事件。近年来一批批维权律师先后被吊销执业权、被逼出国门、被当地政府勾结黑恶势力殴打、甚至公然被抓、被判的事实一再昭示我们:维权从来就是被当局当作政权的敌人,是被不惜一切手段打压阻止的对象,是被完全政治化的。这种当局将维权政治化的现实是有目共睹的,这应该在维权阵营中也不存在什么分歧。
    
    既然从维权的缘起,维权的旨归及维权所面对的对象来看,中国今日开展的维权都难以逃脱政治的命运,都与政汉紧密相连,甚至就是中国政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么这种情况怎么能去政治化呢?我们讲的去政治化是在哪个层面而言?是想讲给谁听呢?是要达到什么目的呢?
    
    当然维权还有极其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维权的路径。前面所言在维权缘起,维权旨归、维权所面对的对象而言在维权阵营中应该是不存在原则性的分歧的。那么维权阵营的分歧究竟在哪里呢?显然维权路径问题是导致维权争执的焦点。
    
    二、 路径之争,分歧所在!
    
    中国今日维权阵营之争就是个维权路径的争论。而维权路径的争论主要应该基于安全与风险、效果与付出、延续与中断、积累与损耗、建设与破坏等方面的不同认识与考量。
    
    安全与风险。这无疑是作出路径选择的首要考虑。这个判断可能会招致不少人的非议,认为在极权政体下,要想争取自己的权利,就难免要冒风险。是的,如果这个社会争取自己的正当权利都没有风险了,那就不是极权政体了。显然在这里所谈的安全是指能够承受得起的风险的安全,它一则预示着极权政体所能够忍受的底线,同时也预示着我们个体生命所能负出的代价。它预设着抗争前提,是指在抗争风险下的相对的安全。然而这个风险怎么才叫能承受、可控制、是相对的安全呢?这只能由自己去把握,它很难说有个精确的界定。正如多年来,我一直反省八九民运一样,我常想当年是否在5月中旬时就该撤离天安门,实在不行,5月下旬撤离也还行啊。应该说那时主动撤离显然不会付出后来那么惨痛的代价,那应该就是安全的,是可承受的风险,然而在当时谁有现在这么清楚的认识呢?当然这些都是无用的假设了,然而今天面对高智晟的绝食时,我们怎么把握安全与风险这个尺寸呢?正由于没法把握的安全与风险,丁子霖教授的担忧与提醒,无论如何都是必要的,应该肯定的。这是完全基于人的关怀,是超越世俗对错、是非的功利判断的。当然同样这个没法把握,我们在对高智晟的绝食心存担忧与关注的同时,也保持着一份“说不定会有突破”的期待与尊重。
    
    效果与付出。许多朋友曾多次在我面前表示为推进中国民主进程根本不考虑安全,真是“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避趋之”,只看有没有效果,对民族有没有作用,即值不值得,别的一切在所不惜。其实这种值不值的问题回避了一个根本的现实,就是如果是极其危险的,谁能保证最后是值得的,最后所希望的效果能达到呢?效果与付出显然也是路径选择中难以回避的问题。在现实维权中,效果应该作为一个有阶段性设定的不同层次的目标。所谓付出应该是与所要达到的效果相对称的一种资源投入。任何维权都应该立足到前面所讲的三个层次性目标上,同时具体的权利要求还必须根据个案来分步骤,形成短期目标与长远目标,最低目标与最高目标的追求层次。总之任何维权必需有设定的有层次的目标,没有明确的目标就没有付出的尺度,就没有进退、收放的凭据。我认为今天高智晟律师的绝食似乎在效果与付出上缺乏一些明确的设定。如果就为了抗议暴力,那效果早达到了;如果要发动民众,能发动的基本上都已经发动了。要知道在这个信息被极权严密封锁的情况下,民众动员的途径是极其有限的,通过动态网的动员效果目前我觉得已经到了极限,而高智晟能付出的也基本都付出了。那么再进一步绝食下去还会有什么效果?这个谁都不知道。以我来看,就目前的效果与付出而言,先停一停,看看当局下一步怎么样,再作进一步打算,也许会更有利。毕竟在一定时期,付出是有限的,可望取得的效果也是有限的。所以维权的效果与付出必需要当事人自己有一个相对明确的设定。
    
    延续与中断。其实这是一个社会发展非常重要的方面。有朋友总结中国民主运动为什么成效甚微,关键是没有延续性,一次次被极权斩断,一次次只能另起炉灶,一次次又从零开始。的确,中国面对的现实可能是世界其他国家所没有的,极权的残酷性、野蛮性远超出人们的想象。然而正是中国的特殊性决定着中国路径的艰难性,决定着它不可完全借用他国经验。我们再回过头去看看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发现有许多让人怀念的自由,然而今天不是增多了,而是完全没有了,这说明文明的延续在不断遭受斩断。同样今天我们自以为享受到的网络部分信息自由,谁能保证明天不被剥夺呢?这样一来,什么是可以延续的?如何避免被斩断?显然这个问题也很难把握。从目前情况来看,平和的方式显然更利于延续,而激进常常导致被斩断。但高智晟绝食是不是算激进呢?说实在的,我没法确定。因此在延续性上,我们很难肯定。但我认为主动的停顿,阶段性前进,可能会更有利于延续,且能避免被极权斩断。
    
    积累与损耗。社会进步就是个不断积累的过程。如果进步力量在不断增长,那么社会就有希望。中国今日维权事业无疑也希望能积累起社会的健康力量,不断增强抗拒那些逆历史、背道义、反人类的罪恶的力量。如何实现积累?在现实的社会条件下这是维权运动中应该时刻注意的。维权运动是一场现实的启蒙运动,将人们的权利意识激发起来,同时维权显然还不仅停留在个案的权利启蒙上,还应该让大家看到导致侵权的根源,明白若不从根本上消除极权政体,侵权就永无止日。将人们从个案维权中提升起来,提高放远维权目标,让每一个个案的群体都成为社会整个维权的一支有生力量,从而实现维权的良性积累,以期促成社会的根本性变化。维权的分歧也表现在不同的积累认识上,如对高智晟的绝食有人觉得可能导致有限力量被打压,损耗过大,而高智晟却认为这广泛唤醒民众认识极权罪恶,促使极权统治内部分化,凝聚正义力量。然而究竟是怎样积累,可能也很难求得一致,只能广泛通过通过实践来摸索总结。
    
    建设与破坏。对维权运动是建设性的还是破坏性的,这也不是一个概念那么简单。能积极推进维权事业,能在力量上不断增长显然是建设性的,而相反则是破坏性的。建设性当然还表现在维权方式方法的探索上,不断开辟新的维权路径,显然也是建设性的。那些不利于团结,不利于协作的言词当然就是破坏性的,是不可取的。从这个意义而言,高智晟今天的绝食抗暴无疑为中国维权民主事业提供着可贵的、建设性的参照。
    
    维权路径是安全、高效、延续、积累、建设性的,显然是可取的,是应该坚守的,然而维权路径如果是高风险、高付出、难延续、难积累、具有破坏性的,那当然是不可取。然而怎样才算是安全、高效、延续、积累、建设性的呢?对这些问题的不同把握就形成了不同路径的选择。说实在的,中国维权之路可能一千个人有一千种看法,那么维权的路如何走下去呢?这正如英语中有句名言“ALL WAYS TO ROME”(条条大路通罗马)。在我们目标确定,面对的社会现实的环境确定的情况下,走向目标的路可能有千万条。只要我们秉持安全、高效、延续、积累、建设的原则,我们就应该大胆尝试,努力推进。
    
    我们当然还得充分借鉴中外先贤们的一切反抗极权的经验,那种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则当然是应该铭记的,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尤其在中国现实的复杂情况下,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革命”不是想来就来,但同时也不是想告别就能告别的。
    
    维权因为对各种成份的不同考虑,所选择的路径也差别很大。这原本是正常的,对于追求民主与自由的人们对此应该有更深的理解与更多的包容。然而在现实中,我们一旦牵涉到具体的问题时,就往往缺少了对多样性的理解与包容,而经常在不自觉中陷入一种非此即彼的判断,甚至于走到非我即错的境地。
    
    中国维权无论是走法律的维权之路,还是政治的维权之路,可能都难免偏颇。应该说法律的、政治的手段都是维权的一方面,一种选择。在现实的维权中,每个个案具体维权能用的资源是不一样的,面对的具体客体也有所不同,虽然大的极权政体是一样的,但因具体办事人员的不同,可以选择的具体路径就可能不一样。当然维权以现行法律为依据,但不仅仅局限于现行法律,以广泛动员社会一切积极进步的力量为手段,从理论上、社会舆论上、国内国际影响上来充分施加影响,最终达到解决问题,推动社会进步的目的是目前维权的大势。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一句:我们在提倡依法维权的同时,必须警惕法律陷阱。在极权政体下,法律永远是极权婊子的牌坊,是欺世盗名的招牌。我们可以用纸面的法律条文来列举侵权的种种罪状,但绝不要指望通过法律途径来讨回公道。在几次律师研讨会上,我们都清楚地听到律师悲愤地说着不按法律能解决问题,按法律来反而解决不了问题的现实。我们参与维权一定要明白今日中国的现实,同时要告诉广大被侵权的民众,让他们也知道法律维权的有限性,使他们不要走在法律维权的陷阱中。要知中国上访维权就是当局给民众有意开出的歧途,使多少人深陷其中而迷途不知返。我们一定要警惕,绝不能再让民众陷在法律维权的迷魂阵中。
    
    当然对提倡法律途径来维权,来去政治化的目的,我是深为理解的。这可以避免政治的敏感,可以达到曲线救国,可以唤起民众,积聚力量,以图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目的,形成所谓的“核聚变”。当然这个途径我什么时候也没有否定,并且它什么时候都是极为重要的路径,然而它不是唯一的,也不能说是最有效的。尤其我们切不能以为我们这样就绕开了极权的视野,就规避了政治的风险,切不要做没瞒住敌人却瞒到了自己的事,我们不要轻看了当局的狡猾,这是个完全不守规则,没有任何底线的当局,他们对自己的罪恶与致命之处比我们更清楚,因此他们对一切文明、进步势力提防得无隙可击,由于这样,我们就不应拘泥于任何单一的路径,而是要动用一切力量与手段来维护我们的权利。
    
    三、 超越争议,各尽所能!
    
    既然今天中国侵权的缘起、维权的旨归、维权所面对的困境我们是清楚的,认识是基本上一致的,那么产生分歧的就是维权的路径。在维权路径的选择上,我们基于安全、效果、延续、积累、建设等方面的不同考虑,可能会作出不同的选择。针对自己的选择,我们肯定有充分的依据,然而我们谁能确定自己的选择就代表着正确,甚至就是唯一的路径呢?我看没有一个敢这样来断定。我们只能说自己的选择是最适合自己的,但绝不能说是最好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就应该对自己的选择有一份可能错的警惕,而对别人的选择有一份可能对的尊重。在这种不固执自己代表正确的前提下,我们对维权路径就会有一个更宽大的胸怀去面对,对出现的不同维权选择就有一颗包容的心去接纳。维权阵营就会出现争奇斗艳,万紫千红的景象,惟其如此,才能汇成蔚为壮观的气势。
    
    维权阵线中的彼此的提醒与关心什么时候都是必要的,维权中各方的声援与攘助什么时候都是不可缺少的,同样维权中的分歧也是在所难免的,这是民主自由追寻的路上所必然的现象。当我们面对分歧时,我们应该时刻掂量掂量肩上的担子,想想脚下的路。我们处在一个怎样恶劣的环境中,我们面对的是怎样的灾难?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浴血追求换来的是如此严酷的极权社会,要使这样一个被罪恶捆绑的社会走入现代文明,这是何极沉重的担子!这决不是几个人,或一批人,甚至一代人所能承担得起的重任。它已经付注了几代人的心血,然而我们这一代能否真正将这个民族带入人类文明的门槛,我们都不能保证。既然如此,若有多一个人来帮着挑一下担,来分一份重量,我们何乐而不为呢?我们应该欢呼任何维权的力量,因为任何一支维权力量的出现都无疑会分担维权阵营的一份压力,会减轻维权队伍的已有负担。同时因为中国面临的险恶环境,在维权走向文明、民主、自由的目标的路上,满布着深渊、地雷、暗堡,我们不知道自己的路是否能走到头,我们不知道脚下的地是否能通向目标,我们不知道何时自己踩上地雷,碰上暗堡,在这样情况下,多一个人的探索追寻,就多一份成功的希望,多一份找到路径达到目标的可能。如果有人大胆尝试,击中了极权的死穴,我们能享受迈入文明社会的成果,这是多么求之不得的事,我们应该由衷地欢呼与感谢。所以不管发生什么争执,只要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我们想想肩上的担子,看看脚下的路,我们有什么可以不能理解,不能包容的呢?有什么意见不能听取?有什么尝试不能尊重呢?
    2006-4-22于北京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点击这里对此新闻发表看法
   
联系我们


All rights reserved
博讯是畅所欲言的场所、所有文章均不一定代表博讯立场
声明:博讯由编辑、义务留学生、学者维护,如有版权问题,请联系我们。另外,欢迎其他媒体 转载博讯文章,为尊重作者的辛勤劳动以及所承担风险,尊重博讯广大义务人士的奉献,请转载时注明来源和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