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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黄大川:学习朝鲜学习古巴不如学习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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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6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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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大川
    
    【新世纪特稿2006年4月23日】“向朝鲜古巴学习”的内部讲话出口转内销以来,当事人和官方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对此问题有过任何证实、辩解或是澄清,有点让人真假难辨。不管是准确与否的小道消息还是以讹传讹的泛滥都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谁让你的新闻不自由呢?越是封锁严密的事情,民众知情的好奇心也越大,这是一个较为普遍的规律,何况还有许多被封锁的消息与民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不争论”的做法本身就不够科学,官方主动出来争论或辩诬是有助于澄清实事的,中国在这方面与国际接轨实在差的太远。其实,即使这一内部讲话是真实的,就目前中国的政治体制的现实状况与朝鲜和古巴根本就不具有可比性,更不用说学习了,主客观条件都决定了中国想学这两个小兄弟也学不来。倒是中国的另一个社会主义小兄弟越南从去年开始启动的一系列政治体制改革颇让人刮目相看,越南与中国的现实倒有许多可比性和相像性,如果中国能够屈尊从越南政治改革的经验借鉴一二,一定会使中国受益匪浅,而且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民主化进程对整个世界的正面影响远不是越南那个地处东南亚相对较小的国家所能比拟的。当然,这需要大国放下架子,也要放下面子。
    
    以我们鸭绿江那边的邻居朝鲜为例,在国际关系上一个臭名昭著的国家,被公开的就有走私武器、贩卖毒品、印制假钞(既有美元也有人民币)、绑架人质多项恶劣记录,以国家的名义从事这些反人类最基本道德的国际恐怖活动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恐怕也会是绝后的。已经开放二十多年加入WTO也已经四年多试图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中国会想朝鲜学习这些国际经验?显然是不可能的。其它能够被我们学习的也许只剩下内政方面了,可以将其分为社会基本政治制度和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状况(也就是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基本状况),前者又可分为软硬两手,硬的是指诸如户籍管制制度那样限制民众自由的社会基本制度,在朝鲜老百姓要外出走亲访友只要离开村子就要开路条备案,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也实行过限制普通民众外出行动自由的办法,普通居民不论是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少有自由流动的可能,只有公事出差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去外地同时也必须要有官方开具的介绍信(当然文革的大串连除外)。现在的中国在这方面已经相对进步了不少,包括农民工在内的人群可以相对自由的流动了,尽管还有暂住证等限制,但毕竟比文革以前限制自由流动的时代进步了。中国可能把人员流动的制度改回改革开放以前的状况吗?或是向朝鲜学习吗?可能性基本没有。朝鲜的内政还有软的一手,软不是指软弱而是指软环境,在这里特指国家对意识形态的控制,这恐怕才是有可能说这话的人最想学习的内容吧?这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社会主义国家的特色之一。但说总归说,自己“美好”的愿望或是理想与现实之间毕竟有很大差距的。以互联网为例,中国互联网的使用人数已经过亿,这也成为欲向朝鲜古巴学习之人的心头大患。朝鲜和古巴就少有这样的麻烦,倒也没有完全禁止,在平壤和哈瓦那街头据说也有网吧,但上网费用极贵,平壤网吧上网一小时要10美元,哈瓦那的网吧上网一小时要4个欧元,这个价钱对于当地的人来说是个什么概念呢?朝鲜普通老百姓一个月的平均基本工资就10美元左右,哈瓦那一个小时上网的费用正好是一个古巴普通老百姓半个月的平均收入,不用说网上内容的屏蔽,就是上网开销也足以吓跑所有普通民众。平壤和哈瓦那街头存在的网吧一方面是装点门面炫耀本国“自由”的形象工程,另一方面也只是为外国旅游者或记者提供方便兼赚外汇的一个特定场所。中国的某些权贵肯定也对互联网狠的咬牙切齿,至少那个被判了无期徒刑的黑龙江前任政协主席,不是互联网“恶炒宝马案”她也不会得到中纪委领导的亲切关怀,她和她的五个亲属也绝不会从封疆之地风光一时的人上人变成了人下人阶下囚。多少当权的官僚想起此事不寒而栗,多少利益中人欲除之而后快,某些当权者也只能在互联网以防止青少年沉迷网络游戏和反黄防止不良信息的名义对互联网严加控制,但对已经普及了互联网要想再彻底打压或是杜绝是万万不可能的,经济损失和政治影响都不是哪一个人所能担当得起,光是电信业的经济损失就难以估量。互联网是这样,传统媒体也是如此,传声筒和喉舌与市场化之间的矛盾总是难以调和,既想严加控制又想市场化捞取经济利益,哪有好事都让一己独占之理。尽管宣传部门还在严加控制,中国的媒体人在管制与市场化之间艰难的寻找着平衡点,但毕竟与非市场的文革以前的那个传声筒时代的媒体不可同日而语了。说这些当然不是说对中国互联网和传媒的现实比较满意,只是说明中国不可能再回到文革前的那个时代也就是类似现在朝鲜和古巴的基本状况了,更没有可能向回走学习朝鲜和古巴对意识形态的极端控制的手法。至于说朝鲜国内老百姓的基本生活,丰收之年缺粮三分之一,灾年缺三分之二,靠着国际救济还饿殍千里每个老百姓每天仅有250克口粮,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还在追求着核武,养活着110万军队(国家总人口才两千多万,一说只有一千八百万,朝鲜是世界上军队人数占人口总数比例最高的国家),国内工业企业60%是军工企业。这些中国也是学不来的,如果真正学习了对政权有影响的利益阶层都不会愿意,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中不仅普通老百姓的利益没有保障,权贵们的利益同样无法保障。总之,向朝鲜和古巴学习是一句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实实在在的空话,不管讲话的存在与否都对中国的现实都不会有什么实质影响。
    
    学习朝鲜学习古巴的实质就是回到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他们也都是中国当年伟大领袖的好学生好弟子。如今中国已经不是回不回到从前的问题了而是走到十字路口的改革何去何从的问题,在今年三月的全国人大会议上胡锦涛和温家宝已经为此下了结论:改革还得继续。尽管这一结论还有点模糊,并没有说明如何继续的问题,但这也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中共高层已经拒绝了中国新老左派回到从前的政治诉求,同时也是对向朝鲜古巴学习的一个侧面间接的否定,学习朝鲜学习古巴已经结束了短暂的政治生命成为了历史笑谈同时应该为其画上休止符。
    
    中国应该向谁学习又该怎样学习?这是1840年以来困扰了历代国人的一个话题,师夷长技是必须的,但不一定非得用来治夷,这也是我们自身发展所必要的。但总有一种“国情论”的声音说:“中国人只能吃馒头,吃面包是会坏肚子的。”且不说政治制度不是面包,退一万步讲就算道理成立,西方的成功经验和政治制度还不足以成为我们的学习榜样。最近有一个与中国国情相似,同为受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也同样进行了经济改革政策,也是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越南,从去年开始的进行的一系列的促进民主化政治体制改革的举措,中国应该从中得到些许经验和借鉴,这对中国绝对会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当然,越南国情也有与中国不同的地方,越南在二战以前长期是法国的殖民地,殖民者在当地掠夺的同时也植入了西方天主教的宗教文化,二战后又南北分治,南越又长期受美国文化的熏陶影响,国家相对较小船小好掉头,越共党内又不是很团结导致相互之间有一个相对的制衡基础,这些都是与中国相比有利于民主化进程的方面。不利的地方是越南在二战后经历了近40年战争动荡岁月,成为了两大意识形态阵营斗争的最前线,从为摆脱法国殖民统治的独立斗争到与美国为敌的越南战争,国家统一后没有几年,又以保护越南侨民为由武装干涉波尔布特治下的惨绝人寰的柬埔寨,先后有70%的青壮年男子死于战争。但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刚一和平,在国际大气候的影响下越南并没有走社会主义国家建国之初所走的极左路线,幸运的避免了一段弯路。跟在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后面亦步亦趋的搞起了他们自己的革新开放,也同样是一党领导下的经济搞活和对外开放,只是起步比中国晚了几年。如今,越南进行了二十年的革新开放也几乎遇到了中国改革开放同样面临的问题,民主的匮乏和信息的不透明,官员腐败盛行社会不公普遍存在。越共领导人显然已经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在革新(改革)道路上何去何从的问题上他们选择了相对更现实更亲西方的道路,尽管在起点上与中国相比有所落后但却有后来居上之势。从去年开始,由越共高层发起的一系列自上而下的政制举措不能不让人对这个东南亚社会主义国家刮目相看。
    
    去年,越南党和国家领导人频频出访,在国家总理潘文凯访问美国前夕,越美两国签署了宗教自由方面的协议,并在一天之内释放了国内所有在押的宗教人士。同时,越南悄无声息的放宽了从前流放国外的异议人士回国的限制,其中就有在耄耋之年回归故土的老人。
    
    进入2006年,越南又有了新的动作,先是农历新年之后的二月和三月,越南全国的各大媒体纷纷卷入一场如火如荼的大辩论,这场辩论已经不再是诸如“真理标准”的讨论那样的哲学问题讨论,也不只是在经济层面国家政策何去何从的辩论,这场开始于二月三日,越共于当天公布了将在晚些时候召开的越共十大上提交讨论的政治体制改革报告,并邀请人民对这份报告提出意见的大辩论,甚至已经涉及针对在党内精英阶层中广泛存在的滥用职权和贪污腐败进行批评等政治体制改革等议题,不仅许多知识分子、记者、律师参与其中,就连许多有政府背景的高官也都参与其中,“政府公布的经济成就中存在大量水分,总的来说,政治体制中存在很大的问题,这是因为政策失误和领导不力。” “如果越共真的愿意实现民主,那么就必须允许人民选择自己的领导人。”这样的话语已经公开见诸报端,面对这样急风暴雨般的讨论越共当局并没有出面制止而是相反的发表声明声称“要阻止这场辩论变得‘危险和有害的’”。当然,提到辩论也一定有对立面,越共党内的保守派也公开发表文章反击那些对越南社会主义原则的置疑,并认为应该将这些问题的讨论放到内部刊物上而不是公开讨论,这会对国家有害。这已经不重要了,能够将事关政治体制的话题放到传统媒体和互联网上进行如此大规模的辩论就已经是国际社会主义国家空前的大进步了,这足以让那些在中国国内的报刊杂志撰稿时还得转弯抹角说话遮遮掩掩的国内同仁们羡幕不已。
    
    4月18日至25日越共十大的召开又有破天荒的举动,第一次在党的总书记选举过程中实行差额选举。越共中央委员会决定,将推荐党内位列第一的现任总书记农德孟(65岁)以及位列第四的胡志明市市委书记阮明哲(63岁)两人为下任越共总书记候补人选。这是党内民主的第一步,这也是稳健扎实的一步,从零到一从来都是最重要的,尽管只是一小步,但一万个零也顶不上一个一这样简单的道理是显而易见的。
    
    也许有人会说笔者对于越南的民主过于乐观,也许有人会对由一个专政的政党主导的民主化不抱信心,也许有人出于对中国前途的悲观对同为共产党一党独大的越南也有可能出现反复。就像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企盼的民主也不会一夜之间嘎然而至,按循序渐进的原则自上而下达成朝野和解的民主化进程一定是社会成本最小的最优选择,释放所有宗教人士为宗教自由提供了可能,重大政治话题的讨论为新闻自由铺平了道路,执政党内民主奏响了国家民主的前奏曲。新闻自由和宗教自由这些民主的软件措施应该走到以普选为最终诉求的民主化最前面,再加上执政党内部的民主促进作用,越南是有希望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就像中国不能学习朝鲜古巴不能回到毛泽东时代一样,一旦一个不民主的国家踏上了民主化的道路就一定是一条“不归路”,中国的经济改革回不到毛泽东时代,越南的政制改革也没有再走回头路的可能,人类社会只能离现代文明越来越近,没有人能够轻视社会平衡的重要性,也没有人不重视权利义务责任平衡的现代社会学的科学性,也少有人能够抵御现代化之于社会的诱惑,而这些都离不开人类共同的宝贵社会财富——民主。
    
    祝福越南,为中国祈祷。
    
    
    2006年4月22日 完稿
    (4/23/2006 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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