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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公有制”/天林
(博讯2006年4月20日)
    所谓“公有制”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公有制”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当中国大陆开始市场经济的试验,就已经表明中国准备一步步放弃“公有制”,而当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这实际宣布中国放弃了“公有制”。“公有制”在中国已经通行了半个世纪,究竟应该如何评价“公有制”,这仍然有问题需要人们进一步探索。
    
     一、“公有制”——权力所有制 (博讯 boxun.com)

    
    “公有制”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主义社会”的基础,也是马克思“共产专制理论”的核心。何谓“公有制”?长期以来,许多不了解真相的人们,往往被共产党的欺骗所蒙蔽,以为“公有制”就是大家都有一份的“人人所有制”。为了认清这个所谓的“人人都有一份的所有制”,需要我们对马克思的“公有制理论”从本质上进行分析,对马克思“公有制理论”的提出,内容及影响做些说明。
    
    马克思的“公有制理论”,是建立在早期空想共产专制学者的“公有制理论”的基础上,马克思把此“理论”推向了一个新的极端。马克思的“公有制理论”是从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入手而建立的,马克思生活的年代,“资本主义私有制”才刚刚通过对欧洲封建与专制所有制的反叛而诞生,其数量和规模非常有限,而对当时强大和占绝对优势的“封建与专制”的财产所有制,“资本主义私有制”只是一个幼小的小苗,马克思和以往许多早期空想共产专制学者一样,把对“封建与专制”财产所有制的罪恶于“资本主义私有制”,把对“封建与专制”财产所有制的仇恨集中在这个“幼小的小苗”身上,这就导致马克思“公有制理论”其出发点的错误。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批判,是从早期活动的四十年代就开始,在他们最初写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要废除资本主义私有,代之以在全体成员联合基础上形成的共产主义所有制。接着恩格斯在一八四七年他所写的《共产主义原理》一书中又认为:“废除私有制甚至是工业发展所必然引起的改造整个社会制度的最简明扼要的说法”,“所以共产主义者提出废除私有制为自己的主要要求是完全正确的”,而代替私有制的应当是“共同使用全部生产工具和按共同协议来分配产品,即所谓财产共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二一页,第二六五页。)一八四八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写的《共产党宣言》中,把所有制问题作为反对现存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的“基本问题”,他们认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二一页,第二六五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如此仇恨,他们把共产党的理论概括为:消灭私有制。其立论依据何在?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解释道:“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统治中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承认资本主义私有制具有如此大的创造力和生产力,但是却认为伴随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后,还有生产的社会性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占有的私人性这一所谓的基本矛盾,而且这个基本矛盾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而急剧恶化,即一方面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越来越具有社会化,生产的社会联合起来越来密切,整个国民经济越来越具整体性;另一面生产资料却仍是牢牢地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狭窄的范围内。以后列宁和斯大林还把马克思提出的这个所谓的基本矛盾又具体概括为:(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不断激化;(二)资本主义宗主国与殖民地的矛盾不断加深。这个所谓的基本矛盾的急剧恶化导致“公有制”代替“私有制”。
    
    马克思认为“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这是解决和消除这个基本矛盾的途径和方法。马克思认为:“只有由社会公开地和直接地占有已经发展到了除社会管理不适应于任何其他管理的生产力”“使社会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二七二页第三二零页。),才能根除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所导致的周期性危机,贫富鸿沟等等所谓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痼疾”。到于公有制,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解释道,在进行社会革命后,“资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即“将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由无产阶级的国家“以社会的名认占有生产资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二七四页第三二零页。)而所谓的共产主义社会,则是在分工高度发展为内容的社会化基础上,实行生产资料的公共占有,并且还要消灭分工,建立一种能使劳动者先天和后天的各种能力得到自由发展的完全新型的劳动技术组织。对“自由发展”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解释道:“当社会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可以按照社会计划利用这些生产资料的时候,社会就消灭了人直到现在受他们自己的生产资料奴役的状况。”“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三三二至三三三页。)
    
    以上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基本观点,尽管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私有制”描写为“社会的痼疾”,而把生产资料公有制描述成“社会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但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这个所谓“基本矛盾”,以及列宁和斯大林关于这个“基本矛盾”的两点概括则是无中生有和毫无根据,对所谓“公有制”的描述则是脱离实际的一种空想。
    
    从马克思提出的“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个所谓的“基本矛盾”分析来看。笔者认为,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占有的私人性并不矛盾。生产的社会性要求生产资料更加民众化和自主化,生产的社会性并不一定要生产资料的“社会”或“国家”、“全民”占有,因为“社会”、“国家”、“全民”都是一些不确定的或者含糊不清的概念,在权力猖獗的条件下,“社会”、“国家”、“全民”实际上是“权力”的代名词,这样的生产资料占有,违背了财产的民众化和自主化,使民众对生产资料缺少自主性和积极性,这就与整个生产的社会化的要求又相违背,生产的社会性要求每个民众都要能主动发挥作用,而生产资料的“国家”“以及“全民”的权力集中,使这种积极性遭到破坏,其结果并不是适应了生产的社会化,而是违背了生产的社会化。
    
    而列宁和斯大林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两点具体表现的说明则更是错误的,这两点完全是列宁和斯大林的随意臆造。尽管资本主义初期,存在着所谓“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以及资本主义“宗主国”与“殖民地”的矛盾,但是这个矛盾既不是什么基本矛盾,也不是在“不断激化”和“不断加深”。比如所谓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严格来说只是一种“富”与“穷”的经济矛盾,并不是什么你死我活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富”与“穷”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完全可以通过相互竞争,使矛盾缓和和解决,而且人类的经济活动正是通过这种“富”与“穷”的相互竞争促进经济的发展,如果失去相互竞争作为动力,人类社会只会停止不前。
    
    再比如资本主义“宗主国”与“殖民地”的矛盾,实际上这种矛盾反映的是一种“现代文明”与“保守落后”的矛盾,在现代社会里,西方是现代文明的发源地,当西方在开始“文艺复兴”、“圈地运动”、“产业革命”等等大力推动社会进步的时候,许多东方国家包括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还处在刀耕火种的封建落后时代,西方的文明要求的扩大市场,而东方的“封闭”、“保守”、“落后”与现代文明的要求格格不入,而对这两种根本相反的矛盾,西方最初的行为是带有“血与剑”的行为,尽管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带有“侵略”土族居民的行为,但我们今天纪念哥伦布则完全是从它的进步意义出发,尽管西方最初的“殖民地”的一些暴力行为是应遭指责的,但是“宗主国”带来的文明也是需要肯定的。显然把这二者作为基本矛盾的内容是片面的观点。
    
    到于马克思通过暴力革命消灭私有制,最终所建立的“公有制”为何物,马克思解释道,“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使社会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使劳动者先天和后天的各种能力能到自由发展的完全新型的劳动技术组织形式,以及“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的体力和脑力的能力的机会”,“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尽管马克思把生产资料公有制简直说成了财产最完善的形式。但是事实上生产资料公有制无论从理论上或者实践上都是错误和失败的。
    
    笔者认为,马克思的公有制的未来社会并不是如此“完美”。所谓生产资料公有制并不是一种人人有份的大家所有制,而是一种地地道道的权力所有制。在“公有制”社会条件下,表面上财产属于“国家”、“全民”、“集体”所有,其实“国家”、“全民”、“集体”并不是人人都有一份的财产所有制,“国家”、“全民”、“集体”所有制不仅产权界线不清,而且往往“权力”在“国家”、“全民”、“集体”招牌下支配所有的财产。在以往的封建与专制的社会和国家里,“国家”、“全民”与“帝王”、“皇权”都是同一词,封建帝王正是在“国家”招牌下,变“国家”为“帝王”权力所有。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有“朕即国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之说。在一些现代社会主义国家里,尽管表面上财产是属于“国家”和“全民”以及“集体”所有,但是广大民众并没有拥有对财产的支配权,而在这些国家里拥有权力的大大小小的官僚,通过权力支配着属于“国家”和“全民”的财产,而且谁拥有的权力越大,谁支配的财产就越多,甚至连广大民众的人身也被权力所支配,在权力所有制下广大民众失去了财产,成了真正的“一无所有”者,成了各个大大小小“权贵”的“奴隶”。这就是所谓“公有制”的实质。
    
     二、“全民所有制”——权力所有制的高级形式
    
    “全民所有制”这是马克思设想的“公有制”的一种高级形式。关于“全民所有制”马克思的理论是这样解释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建立,是以资本主义范围内发展起来的生产社会化为条件的,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导致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建立,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适应于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力的客观要求,在全社会范围实现了公有化。而“全民所有制”的优越性表现在:全民所有制的生产资料,以及绝大部分劳动产品和收入,可以在全国范围内,由国家统一管理和支配,使它们按照全体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得到更加充分,合理,和有效的利用,在国营经济中,国家的统一计划可以得到更好的贯彻和执行,有利于整个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和高速度地发展;而国有企业的职工,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培养,统一调动使用,有利于人尽其才,更好地发挥劳动者的积极性;对“集体所有制”来讲,“全民所有制”是它的发展方向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高级形式。
    
    马克思的“理论家”们对“全民所有制”说的这些漂亮话和替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擦的这些“香粉”,其主要是为了说明如下这样一些问题:
    1、说明“全民所有制”的财产形式是顺应了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
    马克思理论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存在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而这种矛盾的解决则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全民所有制则是生产资料的一种高级形式。由上述可知,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并不是一对矛盾,表面上二者相反,实际上二者统一,因为生产的社会化所要求的是每一个具体的生产组织和企业都能主动适应经济,主动使自己成为整体经济的一部分,而且这一部分并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自主的一部分。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使生产资料的财产形式更为具体地体现在每个人和具体企业的责任上,这本身就是一种自主经济,而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全民所有制”条件下,表面上生产资料是“全民”所有,实际上“全民”是假,“权力”是真,因为任何一种财产形式都不可能是“全民”同时拥有和使用,所谓“全民所有”实际上是“全民没有”,在“全民”的招牌下,共产党的“权贵”通过自己的大大小小的官僚支配和使用这些财产,在这里“权力”代替了“民众”,代替了人们的自主,人们只能被动地服从权力,这难道不正是与生产社会化的要求的自主性相矛盾的吗?
    2、说明“全民所有制”的财产形式符合全体民众的整体利益。
    任何一种财产形式都应该符合全体民众的整体利益,但是“全民所有制”是否符合全体民众的整体利益呢 一种符合全民整体利益的财产形式,应该顺应民意发展生产,提高民众富裕程度的需要,而“全民所有制”在“全民”的招牌下,把民众手里原有的一点点“私有财产”全部集中在“国家”手里,使广大的民众失去了对生产的自主性和积极性;再者“全民所有制”对把全体民众的整体利益与民众的个体利益对立起来,似乎只要有了整体利益就有了个体利益,其实恰恰是有了个体利益才有整体利益,个体利益是整体利益的基础,一个个局部的个体利益就是整体利益。因此“全民所有制”以整体利益压个体利益,说穿了只是为了“权力”的利益,在整体利益的幌子下,来达到权力利益的目的。
    
    尽管马克思的“全民所有制”被共产党的理论家说成是一种财产的高级形式,或者被吹捧为财产的“完美”形式。笔者认为,这不过是共产党理论家的自我吹捧。从目前世界上所有按照马克思的“公有制理论”建立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来看,其“全民所有制”的具体形式以及给这些国家带来的后果来看,“全民所有制”只不过是一种权力的所有制的高级形式,只不过是打着“全民”的旗帜,“挂羊头,卖狗肉”的地地道道的共产官僚的财产形式。其主要表现为:
    1、“全民所有制”的财产是表面上“全民所有”,实际上的权力所有。
    在“全民所有制”的条件下,国家的所有矿山、森林、资源、土地、铁路、公路、邮电、通讯、以及大大小小的工商企业等等,一切都在“全民”的名义下成了国家的财产,甚至连原属于个人的一点点“私有财产”,也被没收归公,国家消灭了“资本家”、“地主”这些财产所有者;那么是不是这些收归国家所有的财产就属于全体民众所有,或者由全体民众共同使用,其实并非如此,因为全民所有并非是人人都有一份的财产形式,在这里国家是通过那些“打了江山坐江山”的权力暴发户使用财产,而那些“权贵”又是通过国家来集中财产,财产“全民所有”只是挂着一个“全民”的招牌,行着共产党“权贵”财产所有之实,“全民所有”只是共产党“权贵”集中财产的一块遮羞布。
    2、民众表面上是国家的“主人”,实际上只是“国家”名义下权力的“奴隶”。
    在所谓“全民所有制”的条件下,以往的“资本家”“地主”被消灭,连原来的一些中产阶级甚至无产阶级手里的仅仅有的一点点“私有财产”,也被全部集中在“国家”手里,如果说过去的民众中间还有一些“资本家”、“地主”、“富家”以及一些中产阶级而言,他们还有一些个人的“私有财产”;而现在这些都没有了,广大民众剩下的只成了“一无所有”的赤裸裸的人身。表面上这些被国家集中的财产是大家的财产,这些民众成了国家财产的“主人”,其实广大的民众并不都是“打了天下坐天下”的共产党的权贵,自然无权支配这些财产,而且又被剥夺所有的“私有财产”,失去财产的民众活路只有一条,就是做共产党“权贵”的“奴隶”,由共产党的“权贵”们任意宰割,这就是“全民所有制”带给广大民众的真实命运。
    3、表面上是“国家力”的发挥,实际上是对民众个性的束缚。
    在“全民所有制”的条件下,表面上有一个“国家力”,这个“国家力”可以呼风唤雨,“国家力”可以集中所有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对一些重点的建设项目进行攻关,对生产可以进行“大跃进”、“人海战术”、“翻几番”的形式主义宣传,但事实上,这种“国家力”是建立在一些忽视综合和全面发展,以及压抑个性和积极性的基础上,尽管“国家力”可以带来,如国家某个局部,某个项目的“大跃进”、“大发展”,但是带给全局和整体则是浪费,平衡的破坏,积极性的丧失,以及形式主义的猖獗。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力”就已经不成其为“国家力”,而成了代表官僚意愿的“权力力”,代表共产党权贵的一种“意愿力”
    
     三、“集体所有制”——权力所有制的低级形式
    
    “集体所有制”这是马克思设想的“公有制”的一种低级形式。“公有制”为何还会分为高级形式和低级形式,这是因为在马克思的一些理论家或者继承者那里,似乎也感到完全实行马克思设想的“公有制”的高级形式,有些不现实,于是在马克思“公有制理论”的“红色实验地”前苏联、东欧、中国等等,以及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等人的理论中,又发明了一个“公有制”的低级形式,即“集体所有制”。
    
    何谓“集体所有制”?按照马克思“理论家”的解释,集体所有制是生产资料归某个集体组织的劳动人民使用的公有制形式。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相比集体所有制的生产资料是属于某个集体经济组织的劳动人民,不像全民所有制那样生产资料属于全社会的劳动人民所有。在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支配方面。全民所有制的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属于全体劳动人民所有,可以直接由国家按照整个国民经济的需要,在全社会范围内统一的合理的调拨。集体所有制的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则是属于某个集体的劳动群众公共所有,是由各个集体自己支配。国家除了通过税收形式征收集体所有制的一部分产品或收入外,不能无偿调拨它们的生产资料和产品,集体所有制也不能无代价地从国家或国营组织取得生产资料和产品。在经营方面,国营经济由国家直接领导生产和流通,基本上按照国家计划进行,集体所有制经济则在国家计划指导下,自主决定自己的生产和流通。在个人消费品方面,国营经济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以工资为主要报酬形式,集体所有制经济也实行上属分配原则,但报酬高低由各具体经济组织决定。
    
    表面上“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相比,国家的集中程度低一些,国家的“权力”因素少一些,但本质上“集体所有制”仍然是“全民所有制”在一定范围的具体体现,“集体所有制”仍然是在一定范围内的“全民所有制”,说的更明确一些就是“集体所有制”仍然是在一定范围内的“权力所有制”,是权力所有制的一种低级形式。其主要原因是因为:
    1、“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相比,其财产的权力所有本质没有改变。“集体所有制”尽管在有限的范围的土地、资源、树林、产品归某个集体所有,原属于个体的“私有财产”在“集体”的名义下,一切收归“集体”,集体内部消灭了“地主”、“富农”,甚至“中农”等这部分“私有财产者”;如此一来是不是所有的集体成员都是共同使用这些财产,事实并非如此,集体财产的使用由原来的“地主”和“富农”或者大大小小的“小私有者”手里,转到了那些“打倒地主富农”的权贵们的手里,这些权贵们与掌握“全民所有制”的“打了江山”共产党的大权贵们相呼应,支配着集体的财产,“集体”又成了这些小“权贵”们遮羞布,在“集体”下如同“全民”下一样,有权就有一切。
    2、“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相比,其集体的“主人”只是“集体”名义下的“奴隶”的实质没有变化。
    在“集体所有制”的条件下,以往的“地主”、“富农”被消灭了,连原来的一些中农甚至有一些“私有财产”的贫农都被消灭,所有的财产都被集中在“集体”手里,如果说原来民众中间还有一些“地主”、“富农”,有一些“中农”或者有一些“私有财产”,现在的民众则都成了“一无所有者”,土地是集体,产品是集体,分配归集体,广大的农民剩下的只是赤裸裸的人身,如果说原来的农民还多少有一点点“私有财产”,现在什么也没有了。面对自己赤裸裸的人身,活路只有一条,就是到了共产党这些新权贵组织的集体经济组织中去,如所谓的“公社”“大小队”的经济组织中去讨得一碗饭。而这些被共产党的“新权贵”集中在一起的民众已经不成了“小私有者”,而在“集体”这个集中营里过着集体生活的“奴隶”,与“全民所有制”的“奴隶”相比,全民所有制的“奴隶”、“国家”是靠山,而集体所有制里“集体”是“靠山”,前者是大权贵的“奴隶”,后者是小权贵的“奴隶”。
    3、“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相比,尽管“集体力”小于“国家力”,但是民众个性的束缚没有多大变化。
    在“集体所有制”里存在一个所谓的“集体力”,这个“集体力”尽管不能呼风唤雨,但是也可以移山填海,它可以敲个钟,支配全村的老少妇幼一起出工,它可以把几百亩肥料施在一块土地上,让它长出一个“十万斤”的大粮田,它可以种出一个“千斤大白菜”、“万斤大西瓜”等等,但是这种“集体力”如同“全民所有制”的“国家力”一样,它完全忽视客观规律,它压抑了个体民众的积极性的发挥,尽管在有限的范围或更为小的局部可以创造“奇迹”,放个“卫星”,但是如同“全民所有制”一样,“全民所有制”是“大呼隆”和“大锅饭”;而“集体所有制”则是“小呼隆”和“小锅饭”,两者带带给社会和国家长远和全局的仍然是浪费,仍然是民众个性的丧失。这种“集体力”也不成为“集体力”,而成了代表较低一级共产党官僚意愿的“权力力”,代表共产党低一级权贵的“意愿力”。
    
     四、“公有制”优越性质疑
    
    “公有制”的优越性何在呢?在共产党的“理论家”、“宣传家”的嘴里,“公有制”简直成了“人间天堂”,“公有制”的财产形式简直完美的无与伦比。共产党的“理论家”和“宣传家”天天都给它们统治下的人们唱着“公有制”的赞歌。但是事实毕竟会使谎言碰的头破血流。一九一七年列宁和斯大林在前苏联用暴力建立了第一个“公有制”的实验地,全世界在前苏联的影响下,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先后出现了大批的“公有制”国家,到今天这些“公有制”国家先后一个接一个的垮台,这些“公有制”国家的垮台,足以说明“公有制”究竟如何? 从这些国家的教训可以看出,凡是实行“公有制”的国家,无一成功者,大都是失败者,这些国家在“公有制”的摧残下,不仅政治腐败,权力意志横行,而且往往都是“军事独裁”、“个人专制”,所建立的国家大都是在“国家”“全民”的招牌下,形成的“家天下”、“儿王朝”,其结果国家不仅没有发展,而且与世界的差距越来越大。但也有一些人认为,这样全盘否定公有制并不十分妥当,他们举出如下两个例子,来证明“公有制”仍然具有无比的优越性。其主要理由是:
    1、三十年代苏联经济的蓬勃发展。
    三十年前苏联是否蓬勃发展,这本身就存在着疑问?前苏联二十年代国家还处在一个战乱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也曾作为协约国参战,到了二十年代战争后患还没有消除,经济还没有得恢复,到了三十年代,共产党通过暴力已基本控制了边境少数民族,国家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苏联经过“红色的十月革命”的鼓动,人们的一种激情还没有完全减弱,这个时期表面上苏联经济增长了许多,特别是一些重工业产品和工业产品,在当时苏联共产党领导人斯大林的片面发展重工业的号召下,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这种增加仅仅是表面现象,因为重工业产品和工业产值只是一部分指针,从苏联当时整个国家民众的生活状况来看,增长并不是十分很快,相反正是苏联三十年代的经济的所谓“蓬勃发展”,则造成重工业的畸形发展。特别是三十年代推行工业国家化与农业集体化政策,形成了国家经济的空前垄断。一九二八年苏联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在苏联确立了计划体制,这些问题尽管在当时表面看来并不突出,但是以后的发展,其弊端越来越明显,特别是六十年代苏联经济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民众生活长期得不到提高,直到六十和七十年代苏联的农产品还没有达到一九一三年的水平,八十年代许多消费品还实行配给制度,这就足以说明三十年代片面发展重工业所带来的恶果。
    2、五十年代中国经济的成就。
    五十年代中国经济的成就也是值得商榷。五十年代中国走上了一条同前苏联三十年代相同的道路,而且中国所走的道路比苏联更为暴力,从五十年开始中国为了发展重工业把全部资金的大部分都投在重工业,从苏联引进的一百五十六项建设项目其中大部分项目都是重工业,特别五十年代在中国大陆也进行了工业国家化和农业集体化的所谓“社会主义改造”,从统计的工业产值和重工业的发展来看,五十年代中国经济似乎在增长,实际上恰恰因为五十年代的盲目“大跃进”,盲目的实行国家化和集体化的政策,结果到了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中国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倒退和“大饥荒”,全国仅饿死的人口据共产党官方公布的统计,就达到了三千多万左右,相当一个全法国的人口,在甘肃,河南等省有整村,整队的人被饿死。五十年代中国经济盲目国家化和集体化的阴影,一直到八十年代还没有消除,许多食品,如粮食,一直到九十年代还在实行配给制度,中国的农业基本停留在四十年代的水平上,尽管产量从绝对数量来看有所增加,但是从人口数的相对量比较来看,实际上是没有任何变化,甚至还有所下降。
    
    许多实行“公有制”实验的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失败,在实践上已经完全证明“公有制”是一种脱离实际的空想实验,不仅无法促进社会的发展,相反的还阻碍着社会的发展。但由于“公有制理论”是贴着许多漂亮标签,采用许多空话和假话欺骗民众,长期以来被共产党“宣传家”和“理论家”吹捧,流毒极深,至今有相当一部分民众仍然被“公有制理论”所欺骗,被那些漂亮的口号所迷惑。这些欺骗民众的口号主要有:
    1、“社会主义公有制,消除了资本主义社会无政府状态”。
    马克思的“公有制理论”认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整个社会生产被分割为成千上万个只听命于资本家本人,而不容任何染指的“独立王国”,各个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出于追逐最大限度利润的目的,相互为了争夺利润,在企业之间,在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的是无政府状态。共产党的这些宣传听起来似乎颇有道理,其实只是一种表面分析,因为在资本主义企业不仅企业内部组织严密,通过一种利益关系把人们联合起来,而在企业外部也是通过一种利益关系,把相互企业联合起来,表面上各个企业之间为了互相争夺,争的你死我活,实际上相互之间遵循一个经济运动的内在规律,有一只“无形手”在指挥着企业的运转。
    而“社会主义公有制”所消除的并不是什么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而只是这只“无形手”,即经济规律;相反地却增加一只“有形手”,这就是共产党的权贵们之手的“权力之手”,由于这个权力之手指挥经济,使经济成了一种权力意志的反映。
    2、“社会主义公有制消除了资本主义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对抗性矛盾”。
    马克思的“公有制理论”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的扩大是以剩余价值的增加为条件的,从而是以资本主义的工资相对减少和雇用工人消费的相对缩小为代价的,这就是造成了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消费相对缩小的趋势之间的对抗性矛盾。实际上这种分析也是一种表面分析,因为资本主义企业本身就处在市场之中,市场的需求就是企业生产的目的,市场促进企业发展,企业发展反过来又促进市场发展,这二者并不矛盾。而矛盾的恰恰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全民企业”,这些企业脱离市场要求,只是根据权力的意愿,其生产只是权力意愿的反映,消费也是如此,当权力意志者热衷于生产,而忘记民众消费时生产就与消费脱节,甚至造成整个生产经常处在一种无目的“为生产而生产”的过程中,消费简直就贫乏到只能采取凭票分配的办法。
    3、“社会主义公有制否定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存在的剥削和雇佣劳动现象”。
    马克思的“公有制理论”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和生产资料都“异化”了。劳动本来是人们改造自然,以适应自己需要的活动,但是在雇佣形式下,它的结果变成了统治和支配劳动者同劳动者相敌对的力量;生产资料的中介是劳动者的“奴仆”,可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却成了工人血汗的“压榨机”,无报酬劳动的“吸收器”。马克思这段对资本主义的漫骂,恰恰是对是非的颠倒,正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劳动与生产资料的结合处在相互竞争中,无论是企业与企业,企业与个人之间都处一个经济竞争关系中,排除了权力等外在因素,都处在同一的起跑线上,它们二者的结合是一种平等关系,这种平等又如何会存在剥削呢?如何会是一种雇佣关系呢?所谓剥削是雇佣是劳动与生产资料的一种强制结果,或者是一部分人利用手中的权力对另一部分人的强暴行为,这种现象只有在社会主义权力经济下,生产资料被权力所剥夺,劳动成了权力的“奴隶”,一部分无能的人靠投机、暴力、关系等,坐了官,掌了权,与大多数人处于一种不平等的地位,靠这种不平等剥削和雇佣别人,这才是真正的雇佣和剥削。
    4、“社会主义公有制消除了物质利益对抗,形成了全社会的统一的共同利益”。
    马克思的“公有制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个人利益高于一切的社会,社会通行的准则是“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因此,在那里虽然也有某些局部性的小范围的利益,但不可能有全社会统一的共同利益,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消除个人利益,形成了全社会的统一和和共同利益。这种观点也是极其错误的,这是因为所谓“人人为自己”的个人利益,这是社会共同利益的基础,在一个社会里如果没有个人利益就根本不存在什么共同利益,共同利益无非是个人利益的汇合。而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片面强调共同利益,这里的共同利益并不是什么个人利益的汇合,而只是那些在“国家”“全民”的名义下的个别拥有权力的“权贵”们的利益,共同利益体现的只是“权贵”们的要求,这种共同利益越多,民众的“个人利益”就越少,民众的得到的好处就越少。
    5、“劳动者积极性的充分发挥”。
    公有制果真是劳动者积极性的充分发挥吗 劳动者是生活在一个具体社会里的人,他具有自己个性,具有利益,也具有责任,而公有制表面上将财产集中在国家,成了大家的财产;其实这种收归国有的财产成了一种“权力支配财产”,表面上劳动者成了企业和国家的主人,实际上这种主人只是体现在口头上,体现在共产党的宣传中,在一个充满了权力的社会,权力就是一切,劳动只不过成了权力附属,成了权力的“奴隶”。公有制剥夺了劳动者仅有的一点“私有财产”,剥夺劳动者自己个性和利益,这样也就等于剥夺了劳动者的责任。在斯大林和毛泽东统治的苏联和中国大陆,那个时期斯大林和毛泽东是不可一世的大人物,他们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人们不能有丝毫的疑问?请问共产党的“理论家”们,全国几亿民众不能思考问题,只有少数的一二个人想问题,在这种“个人独裁”“个人专政”下还有什么劳动者积极性的主动发挥可言呢?
    6、“计划经济显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
    计划经济是否具有优越性,目前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特别是前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抛弃了计划经济,再也没有任何国家承认计划经济具有什么优越性,就连仅剩的几个所谓社会主义的“红色堡垒”的中国,越南等等,也在抛起传统的计划经济,推行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然问题并不在于计划这种方法本身,计划作为一种管理经济的方法,应该说也有它一席之地,问题在于共产党的国家的计划经济完全把计划作为一种国家专制经济体制。而这种专制经济体制,使整个国家的经济出现了由个别人坐在办公室里空想和瞎指挥,并且把计划与市场对立起来,排挤市场经济,尽管在计划经济下表面上没有如此多的“投机倒把”没有你死我活的争斗,但是整个经济体制本身就是一种犯罪,它把整个国家经济的决策交给一二个人决策者,使整个国家处在盲目之中。
    7、“各种经济利益的合理组合”。
    这种对公有制的评价更是错误的,因为各方经济利益关系的合理组合,需要建立在一种平等的关系之上,而在公有制下,权力集中了国家所有的财产,广大的民众则成“一无所有”“国家”只是代表着权力拥有者的利益,有权就有一切,而那些没有权力的民众那里有什么利益可言?那里有什么平等可言?请问共产党的“理论家”们,在这种如此悬殊的利益下,“公有制”又是如何合理组合各方利益呢?还有人用“大河有水小河满”来形容公有制利益的合理组合,这种比喻也是极不恰当,因为“大河”与“小河”如果在权力平等下不存在利益矛盾,而在权力不平等下,只能“大河满”,“小河”根本无水流进,“民不富,国何以富也,民不强,国何以强也”?多年来中国大陆的民众正是在这种“国家利益”的幌子下,共产党的“权贵”比他们所打倒的“资本家和地主,富农”等等的心还要坏,还更黑,过去的“资本家和地主以及富农”,还提倡经济“自由竞争”,还提倡“保护私有财产”,还知道“小河满了大河才能满”的道理,而共产党的“权贵”们把老百姓剥夺的连一点人身自由都没有,成了共产党社会的现代“红色奴隶”,他们不仅养肥了共产党的大大小小的“权贵”,他们被共产党剥削的已经到了极点,共产党从他们的身上要剥下的不是一张皮,而是二、三张,或者更多的皮。这就是共产党宣传的所谓“各种经济利益的合理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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