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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人民和权利 ——对于某种人民概念的解释/刘自立
(博讯2006年4月20日)
    
     如何界定“人民”这个词的准确内涵,是解释社会主义国家中——专制集权性质国家中——人民真实概念的关键。哈耶克说得好,“用新自由代替旧自由 ”的涵义,就是以自由的名义消灭之。(《通向奴役的道路》)既然“自由”是被纳粹理论家这样界定的,所以毛对人民之界定,也应该也不难。这个界定的最终含义是,毛本人的意志描述了他心中的人民,而“人民”在和毛合而为一的可悲过程里,变异和堕落,成为各个时代毛之意志的最大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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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代名词从他的阶级分析开始,把中国人定义为各种阶级,定义为敌人和人民。而在所谓人民革命时期,他利用和半塑造了他的人民并且运动他的人民进行革命,以 达到他的个人取代人民,民族和国家的目的。他的做法,超过中国历代王朝保留农民土地的基本国策,将农村的精英阶层尽数毁灭,从而毁灭了五千年的中国文化, 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在这个人民革命的过程里,人民逐步消失,转变为毛的顺民,贱民和奴隶(含奴才)。正是在这个前提之下,1949年以后的中国,是一个没有人民只有敌人的国度。
    
     人民这个概念成为意识形态的空壳。不只是哈耶克谈到这个问题,许多别的哲学家同样在谈论空壳问题(见齐泽克《图绘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笼罩语言和修辞学 的时候,革命、人民、甚至科学、民主、自由一类大词,完全被颠倒本末、扭曲和抽去核心。如:“无产阶级”,成为空洞的一种象征——无产阶级,按照“无产” 之原始定义,好像的确是革命前的定义。但是,在无产阶级被利用攻克冬宫以后,他们是不是还是“无产”呢?那些无产阶级还是无产,但是无产阶级的领袖则成为 国家和财富的象征。
    
    斯大林和毛成为最大的国家财产的占有者和支配者,但是依然声称这是无产阶级斗争的胜利。在所谓改革以后,中国无产阶级的领袖的 财产变得十分富足,而他们既要垄断无产阶级这个主要词汇的解释权,还要给无产阶级之对立物资本家一个正面的解释,于是,他们容纳之。这个问题的提出,在实 际上已经有了答案。这个答案就是,领袖们先富裕起来,和资本家们可以沆瀣一气。于是,无产阶级和资本家都是正确的先进概念,就要看你学习相对论,政治相对 论的本事有多大。
    
    所以,所有关于政治辞藻的解释后面,实质上存在着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解释权究竟把握在谁的手中。而人民,不可以按照逻辑和常识 来对抗这个官方解释。如果有谁解释之,就是冒犯圭皋,违背教义,成为异端。辩论的习惯本身,就不合乎意识形态空壳化的思维稳定性。还有,关于党、国家、民 族一类大词,也成为被扣上金科玉律的大帽子的革命词汇。其内涵,和通常的解释,是不一样的。如果有人较真,则完全可以成为思维之敌,成为叛国者或者民族败 类。
    
    人民之语言上的消失,成为人民消失的第一步。内涵空洞的人民之实际存在,变得犹如一个滑稽场。人民在此场域里慢慢被销蚀,其社会地位,也就被公然的“人民儿子”们剥夺和削弱。接 下来,是观察人民文化归属和人民宗教地位的演变,被销蚀和被改造的历史。这个历史也是不堪忍受的一场荒诞剧。其重要革命成果是,作为文化载体之人民的文化 诉求,在毛式文化的蚕食下,大约在文革爆发前后,被尽数消灭。其外在的形式和内在的涵义都被强行改造和涂炭。1966年,中国没有任何普世意义上的报纸、图书、音乐、戏剧和艺术。红色经典的出现取代了中国五千年文化的积累,而这个取消,尽然可以和纳粹焚书行为一样,使得人民一夜之间进入文革的“狂欢节”。
    我 们看到,毛式革命涵盖整个革命和文革本身。毛在取消一般意义上的人民概念方面,在全世界历史上做得最为干净利落,不留余地。而斯大林和希特勒多少还保 留了贝多芬和福特文革勒,萧斯塔克维奇和姆拉文斯基,而毛连贝多芬和德彪西也要批判。经历过文革的人,都可以记忆那种城市农村一片红海样的情景,人们举着那本语录如痴如狂,歇斯底里。人民,1966年的毛式人民究竟要做什么,其实已经一目了然。人民,成为毛的替身,而毛也转化为人民——这个革命或者反革 命的载体。一个人“代表”亿万人民及其意志,这个现象,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也就是说界定人民,按照哈耶克的思路,人民一词,已经在“新人”这个 政治大词的主导下,滑向人民含义的反面,最终消失在红海样当中。
    
    从稍微抽象的意义上考察之,人民,作为一个集合概念,从复数悄然滑向单数,成为即 是复数,又是单数的不确定概念,而且,打破其定数的意志,在分裂和整合人民的政治游戏中可以随时转换之,玩弄之和辱没之。毛的口头语是,百分之玖拾是好的 ——这个绝对少数的绝对值虽然成千上万,但是“数字党”(亦见哈耶克),可以使人民千千万成为肉体被消灭者。斯大林说过,杀死几个人、几十个人是杀人, 杀死几百万人就是一个数字。毛们动辄就是要派出几十万人上前线。死掉几千万人,成亿人,就是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人民,这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革命人力资 源,给了毛们多大的革命便利啊!
    
    对于人民,我们看到独裁者整合之的艺术。但是,整合和分列是钱币的两面。我们看到,毛式文革在需要人民分裂—— 派性斗争,和需要人民整合时打出的是极为不同,又完全如出一辙的人民牌。我们已经说过,在一个短命的开放和大民主时期,毛得以地看到全中国分裂的局 面。他高歌这种分裂是革命的天下大乱。而后,他完成乱局的改变,让“魔鬼”回到瓶中。所有这一切,毛是打出人民之名义来完成的——而人民,在高呼毛万岁的 癫狂和残暴中,同样完成了他们的毛式洗礼。一个毛在喊“人民万岁!”一个人民在喊“毛万岁!万万岁!”
    
    亚里士多德说,“ 在依法统治的平民政体中没有平民领袖的地位,主持公务的是那些最优秀的公民;然而一旦法律失去其权威,平民领袖就应运而生了……荷马说过‘由一个人来统治众人是不好的’。但是,他在这里指的是多数人合而为一的统治,还是那些单独一人的统治尚不得而知。”(《政治学》)亚里士多德的解释也许有含糊不清的地方——对我们中国读者而言。问题是,单独一人,是以人民的名义进行统治;而人民,则简化为那个“单独一人”。这个转化的实质是人民消失,而单独者存在,或者说毛代替了人民。
    
    最值得注意的是,毛们懂得利用“人民是不会犯错误的”这个卢梭信条(阿克顿《自由与权利》),来兜售他改造过的人民意志。而人民也看到毛和主流人群高调 合一的鼓噪。他们知道的是毛和人民都“不会犯错误”。既便是要摆脱毛或者摆脱刘邓的观点,也只好制造一个毛之捍卫者的前提。天啊!他们究竟是在说毛的真 理,还是在说人民的真理呢?(这个一和多的转化很可笑,很真实——严格而论,一人,一神对于多数神,人众甚至集团的转化,就是柏拉图预言的,向一神基督的 普遍转化——而伪基督,利用了这个致命的单数!这当然是深刻得多的课题。)
    
    越过这个也许无法展开的课题,我们只是转向我们注重的毛的问题——也就 是,他的造神运动,在中国发生的问题。可惜的是,二十世纪中叶的中国人民不可能领会一个希腊人,对于他的小小城邦发出的警世之言。除去一两个也许是特别一 点的中国学者,如吴宓,他其实在一百年前就说过,让中国人学习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西方主流哲学,而非学习了马克思(加上借鉴儒家而非法家)。(见《会通派如是说》)。
    
    在西方政治哲学的分析中,除去上述对于人民实际内涵的判断之外,他们基本上纠缠于人民的多数和少数。在追求自由和民主,自由和平 等方面,西方哲学家多讲述更多的,是不可以用平等和民主来取消自由。在这个概念的区分和提示之下,他们所有争执,但是基本上在理论和实践上敉平了他们凸现 平等和民主而误伤自由的某种伤痕。
    
    他们知道,绝对的平等和没有自由的民主之危害。他们知道宗教自由,是对于信仰宗教的自由,自由本身不可以取消宗教信仰,甚至,自由本身之来源就是耶稣之精神——法国革命取消宗教自由就是取消自由本身。而文革中的人民,是不是有一丝一毫的非毛信仰可以存在呢?当然没有。如果我们不做通常的跳越式叙述,那么毛替代耶稣成为伪基督革命本身,是不是从反面来抵 制和消灭自由呢?他改造民主为“大民主”,纳粹们改造自由为“新自由”——这些手法,是不是涵盖纳粹和文革之同一性呢?在此意以上的无教无宗,无法无天之毛,之人民,是不是在杵逆东,西方千年文化的规范和准则呢?答案很清楚。(反而言之,文革七十年代主张“大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者——他尚未提到法治—— 是不是归属于毛式新民主之列,归属类似纳粹新自由之列,而不能归属于民主自由先驱者之列呢?这个容忍和宽容的拒绝,是对于人民及其概念的历史考证之必须, 无法退让。)
    
    在正常的政治游戏里,博弈双方必须给人民之多数与少数一个同等的游戏规则。这个规则,在亚氏陶片放逐法里——即对希腊城邦里少数杰出 者,施以驱逐之的惩罚之规则里,有所体现。这个多数派对少数派的惩罚,并不被西方后来的政治哲学所认可。但是陶片法的含义,已经接近了承认多数原则这个一 般意义上的西方原则。而在一般的民主规则里,他们早也认识到保护少数之必须,之必要(见托克维尔等)。于是,人民分成多数或者少数,政权或者政府,对多数 和少数一视同仁,并就此制定游戏规则,成为普世真理。
    这个多数少数的经济和政治决定论的产生,或者说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决定存在”——也就是 经济决定论和信仰决定论——的诸多选择,来源于那种经济地位和宗教文化倾向的绝对多元的选择,不同的选择,遂导致人群中产生不同阶层和不同政治派别,宗教 派别之分野。没有这个分野,历史就变得简单划一。简单划一,却是纳粹和文革的第一原则。这是一。
    
    二,这个决定性存在的多元化被消灭,被扭曲了,纳粹式选择,成为不可以选择——毛式选择,成为唯一的选择,对于人民政治文化倾向的强迫一致化,成为一对一的选择:就是看你是不是赞成毛,赞成希特勒或者斯大林本人,否者,就是毁灭。
    
    三, 这个决定性存在再度复原,有限度复原——如中国改变某种经济性存在为先进性,人民成为资本家和“无产阶级”的累加物——这虽然很虚伪,但是还是出现了缝 隙,如外资的价值和实质产品的进入,带来的消费化和商业化。等等。我们一再强调,如果这些不同的经济和文化宗教的存在性差异被取消了,人民之多数和少数, 争执和斗争,就都指向了人民自已——因为,唯一的价值趋向是,他们是不是服从唯一一种意识形态。二十世纪,成为制造人民单一性存在的世纪。因为在历朝历 代,古今中外,这种一统天下,全民万岁的场面,是极为罕见的。而诛心之论,在1960年代,用一句“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沿袭统一的专制历史!
    
    于 是,自古以来的人民性差异,也就是所谓阶级烙印,被毛的烙铁给烫平了——巨大的哲学皱纹,成为毛厌恶的敌对存在。这个烙印给人民留下巨大的伤疤,却被他们 看成为前所未有的荣耀花纹。观点各异,情绪不一,品质不同的人民,被统一为毛式人民。尊重不同的人民,群体和派别,成为虚幻和累赘。“剃刀”所到之处,甚 至国家和族群认同,也需要在毛认同之前提之发生。古已有之的人民平等,成为毛一人高高在上,人民统统在下的横向平等和纵向的绝对毫无平等。财产和精神财产 (宗教文化)被一扫而空的国人,他们,已经成为活尸体,死魂灵。试问,我们看到的“人民文革”,是不是死魂灵和活尸体之间的机械斗法呢?这需要『动物庄 园』一类作家来刻画之,提示之。
    
    在古代希腊城邦里,选举权是和财产资格相适应的——这个传统甚至延续到法国革命时期。而一般所谓中产阶级,是法国 革命填补国家分配原则不公,而进行反抗的革命载体。但是,在中国式和苏联式的革命中,集权统治消除了一切阶级分野,人民被纳入革命这个整体机器,所有西方 意义上的阶级分野统统消失了。暴民攻克了冬宫。以后,他们把全社会转变为这架机器和机器上的零件。意识形态的空洞转变为实质上的杀戮。到处是索尔什尼琴所 说的法律和判决。强迫和诱导的迫害,使得最为高贵的人,也变得萎缩不堪和居心不良。本来的国家,变为动物园。此间没有中产阶级。没有工农“领导”阶级,只 有那些人民主人。也就是说,人民意义上的人民,转变成为人民的对立面——革命也好,改革也好,不是寄托于人民,而是寄托于主人。等等。
    
    那么,人 民又何以被党言必称之呢?因为他——人民,成为一种党的替代符号——其能指在所指的变更中被偷换。人民——实际上是指向对人民的专政和统治。这个可怜的 现实,甚至和法国革命,这样诉诸人民主体的革命,也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情。古代,自希腊和基督教时代以降,他们宣称的人民和上帝的关系,如“人民的声 音就是上帝的声音”——一类说法,在中国,根本就无法类比和定义之。显然,从古代就露出端倪,并且被古代之自由主义认可的人民,如何如何,对于中国而言, 尚是一个未来时态和未定之数。
    
    中国党和统治者,则在继承古代极权主义传统方面,成就不菲。因为东南西北方的古代专制,虽然尚未无所不用极其,甚至 有学者提出“用专制来消灭专制”一说,但是,古代专制,毕竟启示了现代专制和独裁者。他们对于革命之所以感兴趣,是因为革命最为接近专制集权。而文革和革命,则是在凸现集权和施行专制,因为一如前述,革命之第一目标,是取消人民,把他们整合为一架革命机器。在东方,在中国既缺少人民又缺少上帝的情形下,悲 剧的发生,荒诞剧的发生,几乎是不言而喻的事情。而在此悲剧里,其实任何悲剧的正剧因素已经所剩无几,留下的,只是导致悲剧荒诞结局之因素。悲剧凸现的矛 盾冲突,在文革里,一言以蔽之,就是你们统统要变成毛,从精神到肉体。这还不够荒诞吗!甚至一切反抗,也不具备任何个性和细节,没有任何变奏和发展,一个 重复一万遍的语势就是,毛是这样说的……
    
    在这个“水至清已无鱼”的党社会里,党国家里,政治经济的国有化,伴随着思想和情感的国有化。在这类动物园中的人民,早就被驯兽师驯化为毛的一群确定,或者不确定性的半人半兽。他们在最大限度上完成了退化和堕落,使得毛式文化大行其道而丝毫毋庸收 敛。可笑的是,就像一些德国人和一些前苏联人怀念他们的前领袖一样,毛至今还是被他的子民们大肆怀念的。
    他们之所以怀念之,确实有许多因素,但是,他们膜拜毛的目的,是请他走出棺材,实行一种普遍平等。他们更加厌恶的,是对人民进行多元的解释,厌恶把无产阶级融合到资本家概念里,厌恶一些人富裕起来而另一些人却走不出毛式贫困。他们赞赏一起穷,而失望于一起富。
    
    我们曾经亲受这类文化熏陶和毒化,却由于这个文化的过度夸张和怪异,使其美学接受的可能性日益孱弱。加上政治危机的屡屡出现,毛式文化,基本上,在1973 年林彪事件以后,逐步瓦解。而这丝毫不能说明,上述人民毛化的现实没有发生,或者不是整体而是部分发生。正是由于其发生达到极致而走向反面。然而这要有个 过程。文革中,一是沉默的少数和为恶的多数,是不成比例的。正像德国新总理默克尔说过的,在德国纳粹时期,正直的德国人是少数。在文革里,正直者是多数吗?其实沉默表示失语。思想之存在,其实是人民存在的前提,而且是大前提,反之,就是人民在呐喊中的失语。文革也好,纳粹也好,其思想的国有化,已经表达了他 们消灭和塑造人民的野心。实行人民实体和拟体的实际塑造,成为文革艺术的一种——用立芬斯塔尔的话说,是要表达“意志的胜利”——这个意志,就是希特勒等 于德国人的意志。考察文革,当然要考察纳粹。一些纳粹思想家那时辩护说,人民没有思维的必要。施本格勒说,“私人是不能存在的 ”,他们是精确钟表里的零件。或者说,德国只有“公”务员——这个说法我们很熟悉——就是毛的螺丝钉论——这样的螺丝钉和钟表零件,谈何个人和个人思想 呢?连肉体也是党的……
    
    于 是,人民在这个思想言论一律的法则面前,体现了思想懒惰甚至思想堕落的特征。这个特征是,他们自己取消了思想,取消了自身辨别是非的能力,甚至肉体感知 的能力——她们,包括中学女生和小学生,也可以像最无情的刽子手一样,致人死地,而义无反顾。人民,被改造成为一群野兽。我们做出这个判断,是因为“人民 文革”者说,在文革文化黑洞之外,出现了某种维权运动的朴素萌芽。于是,如何看待这个“萌芽”,成为此争执的一个部分。
    我们的提法是,是不是因为维权,人民在那时候已经变成“人民”——我们认为,在一切没有变更以前,人民之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之选择本不存在的情形下,唯独“维权”成为可能。这个说法成立吗?
    
    前此,我们对比了十月苏联人和1949年中国人的革命或者“维权”运动。我们说过,他们的维权意识被点燃,不是因为人民本身的主体性被提升,而是他们被革命 的幻影和革命者所蒙蔽,使得主体性变成“附体性”。所有本能的反抗是存在的。旁观者绝对人数也许很多,占到一个可观的比例。但是,他们的袖手旁观和冷漠, 难道不是纵容而不是阻遏这个罪行的出现和传播吗?他们值得肯定的地方十分有限。而所谓维权意识的觉醒在于,他们必须有一个清醒的估计,知道维权的前提是 “有权”,有权,才有维护之的可能,无权,则是要争取有权——问题的提法不应该如此吗?
    
    当然,人民如何有权,谁还政于民,他们还不还,谁来主宰?这些课题很艰涩,也属于未定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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